一九七二年的內政和外交

甄巖

“九一三事件”，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也是黨內第十次路線斗爭的重要標志。它更加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一步證明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無比正確；它完全符合社會主義國家的客觀實際和發展規律。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后還必然要進行多次。” “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決不可喪失警惕。”（1967年5月18日《人民日報》）

毛主席特別強調：“我們已經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但是，失敗的階級還要掙扎。這些人還在，這個階級還在。所以，我們不能說最后的勝利。幾十年都不能說這個話。不能喪失警惕。按照列寧主義的觀點，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最后勝利，不但需要本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勝利，有待于在整個地球上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使整個人類都得到解放。因此，輕易地說我國革命的最后勝利，是錯誤的，是違反列寧主義的，也是不符合事實的。”（《在接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的談話》1968年10月）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以LSQ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后，又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這就進一步驗證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九一三事件”發生后，為了避免突然引起太大震動，中共中央沒有立刻公開宣布這件事，暫時將《關于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先在九月十八日傳達到黨內高級干部。二十八日，擴大傳達范圍到地、師一級。國慶期間，盡管整個北京城照例披上節日盛裝，但人們都注意到：和往年不同，“十一”當天天安門前的慶祝集會和游行以及晚上的焰火晚會都被取消，理由是“節省開支”和“戰備需要”。代替它的是周恩來、葉劍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分別在首都各大公園同群眾一起“游園聯歡”，“共度佳節”。（1971年10月2日《人民日報》） 這是建國二十多年來第一次用這樣的方式慶祝國慶。從此，毛澤東再沒有在國慶時上過天安門城樓。

　　國慶過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調整黨政軍領導機構；深入揭發林彪一伙的陰謀和罪行，清查與之有牽連的人和事；有步驟地向全黨和全國人民公布并說明林彪事件真相，保持國內局勢、特別是軍隊的穩定。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進一步向前生機勃勃的發展。

　　十月二日，周恩來請示毛澤東同意，確定由李先念、華國鋒等協助國務院工作，由李德生、余秋里、張才千等分別主持軍委三總部的工作。（周恩來給毛澤東的報告，手稿，1971年10月2日。）三日，經毛澤東批示“同意”后，中共中央同時發出兩個《通知》。

一個是：“為徹底審查、弄清林―陳反黨集團的問題，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專案組，集中處理有關問題。中央專案組由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汪東興、吳德、吳忠十人組成。在專案組領導下，設立工作機構，由紀登奎、汪東興兩同志負責進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單位今后凡向中央上報有關林―陳反黨集團的揭發材料，統請以絕密親啟件送交中央專案組統一處理。” （《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3日。）

　　另一個是：“中央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軍委辦公會議。軍委辦公會議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同志主持，并由葉劍英、謝富治、張春橋、李先念、李德生、紀登奎、汪東興、陳士榘、張才千、劉賢權十同志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軍委領導下負責軍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通知》，1971年10月3日。）

　　十月四日，毛澤東會見新成立的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他從歷史上談了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接著說：“林、陳陰謀活動，蓄謀已久，他們反黨，大的事情多得很，小的事情也多得很，目的就是要奪權。”“文化大革命，整幾位老帥，是林彪搞的。”“個人崇拜，我和斯諾談話說過了，當時搞一點也是需要的，你美國也搞個人崇拜嘛。但搞得那么多！我姓毛，工作是黨的主席，叫我毛主席，我聽了很舒服。什么‘四個偉大’，討嫌！‘頂峰’問題，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給林彪打過招呼，他不聽，還是那么寫。”

　　對葉劍英主持下的軍委辦公會議應該怎樣工作，他也作了叮囑：“軍委辦公會議，這次是叫改組，不是摻沙子。今后辦公會議要研究大事。”“凡討論重大問題，要請總理參加。下達指示，要用軍委名義，不要用辦公會議。政治局討論決定的問題，是用中央的名義嘛。要好好準備，開次軍委全會，各大區同志來參加，征求他們意見。”（毛澤東接見中央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時的談話傳達記錄，1971年10月4日）

　　對林彪事件真相的傳達范圍是逐步擴大的。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和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先后下達了《粉碎林陳反黨集團反革命政變的斗爭》材料之一和之二。對林立果等草擬的政變綱領《“五七一工程”紀要》是不是要下發，因為它用詞惡毒，政治局成員中也有不同意見。毛澤東看后說：“這一件最重要，必須下發。”（吳德：《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2期）他還主張：對外國人也無需隱瞞林彪的問題：“誰人問都應直告，不應躲躲閃閃。”（毛澤東在外交部關于向美國友人等談林彪問題的請示報告上的批語，手稿，1972年7月）

　　在清查同林彪事件有牽連的人和事的過程中，毛澤東態度十分慎重，一再強調：林彪當時是“副統帥”，許多人并不了解他的真實面目，因而同他有交往或工作關系，執行過他交辦的事情；一定要把直接參與林彪集團陰謀活動的極少數人和只是同林彪等有一般工作關系的人嚴格區別開來，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在會見軍委辦公會議成員時，他說：“對他們這個集團的一些人，高級干部，能爭取的盡量爭取，能拉的盡量拉。”同一天，他看到一件揭發南方某地領導干部過去同林彪等“關系甚密”的材料后，批示給周恩來：“對某些同志的懷疑不可盡信。”（ 毛澤東對《空軍報》社一封來信的批示，手稿，1971年10月4日）

　　他找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張國華、梁興初、李大章等談話時，有人談到林彪到處做工作。毛澤東說：“那時，誰知道他是反革命呢？是副統帥、接班人嘛！”當談到毛澤東所寫《我的一點意見》時，他說：“當時沒有題目，撇開了一些問題。中心是個主席問題，我就撇開。那個司令部要我當國家主席是假，林當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當主席，和林彪不一樣。”在談話中間，葉劍英進來。毛澤東就說：“你們再不要講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質？是他們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那個王、關、戚、‘五一六’（反對周恩來的“五一六”集團是1967年5月成立、9月被公開揭露的。），要打倒一切，包括總理、老帥。老帥們就有氣嘛，發點牢騷。他們是在黨的會議上，公開的，大鬧懷仁堂嘛！缺點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來講就好了。那時候我們也搞不清楚。王、關、戚還沒有暴露出來，有些問題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毛澤東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成員談話記錄，1971年11月14日。）

　在會見參加武漢地區座談會的曾思玉、王六生、劉建勛等時，他先對一位負責人說：“你的檢討我看過了。你們大概不是死黨，是活黨。就是說，犯過錯誤的人有好有壞。”他又說：“我們黨歷來的方針，對犯錯誤的同志以教育為主，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目前有那么一些人，跟著‘副統帥’，跟著他上當，不光彩。還是跟著黨，不要跟著個別人。統帥也好，副統帥也好，個別人容易起變化。五十年起了十次變化嘛，有許多都是跟個別的人。我跟的是路線。你領導者路線正確，我跟。至于你路線不正確，我不跟。有人提出了新名詞說‘緊跟’，我不愿聽這個話，什么‘緊跟’。”“對于犯錯誤的同志要讓他們改，表示歡迎的態度。比如對林彪下面的幾十個工作人員和秘書，那些人都不用了？我看那不行吧。要搞清楚，要教育，給他們工作做，不能不用。有些人是跟錯了人覺得面上無光。連‘八三四一’（中央警衛部隊。——引者注）在毛家灣（林彪住處。——引者注）的那個中隊也覺得無光了。這要解釋：是黨給的任務，是組織派到他那里去工作的嘛。他那時是‘副統帥’嘛，你怎么知道林彪要叛黨呢？不知道是壞人嘛。要說無光，是中央臉上無光，也是整個黨無光嘛，哪是一部分人臉上無光？他跑了之后，總理問我，我說他要跑有啥辦法嘛。后來得到消息，從天而降（周恩來插話：粉身碎骨），除了一害，對于黨和國家、人民有利，是個大勝利。”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還講到魯迅。他說：“我勸同志們看看魯迅的雜文。魯迅是中國的第一個圣人。中國第一個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賢人，是圣人的學生。”（毛澤東接見武漢地區座談會成員談話記錄，1971年11月20日。）

長期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兼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去見毛澤東，檢查自己過去同林彪、葉群等接觸中有錯誤，并交上一份書面檢查。他回憶道：“主席說：‘你接觸林彪才兩次，我和他的來往比你多。你不知道林彪搞陰謀政變，我也不知道。凡是要搞陰謀的人，他總是要搞幾個人在一起。要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提高識別真假馬列主義的能力。我們要堅持真理，而真理必須旗幟鮮明。我們共產黨人，從來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是可恥的。你這些問題檢查一下，就算了，你把心放下來，我們主要是教育。’我跟隨主席前后四十余年，主席從未嚴厲批評過我。這次對我談的這番話，也是非常溫和的。”

　　張耀祠還回憶道：在這之后，“中央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區，中央、國家機關和軍隊負責同志會議，由周總理主持，這次會議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同林彪反黨集團斗爭中犯有錯誤和有牽連的同志，讓他們有一個交待和說明問題的機會。第一天，會議有王某某同志（張耀祠書中原文如此。）等檢查和說明問題，他們的檢查非常好，講得很客觀，把問題說得清清楚楚。周總理聽后非常高興。當天晚上，周總理打電話向毛主席匯報了會議的情況。毛主席聽后問道：‘大家鼓掌了沒有？凡是在會上作了檢查交待和說明問題的同志都要鼓掌歡迎。今天會上沒有鼓掌的，明天開會要宣布鼓掌歡迎。’”（《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20、126、127頁。）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特別是毛澤東自己承擔了責任，清查同林彪事件有牽連的人和事中，打擊面比較小。

　　林彪事件給毛澤東精神上的打擊是沉重的。從這時起，他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事件發生時，毛澤東已快滿七十八周歲。他的個性很倔強。平時有什么病痛都不說，更不愿找醫生看，總相信靠自己的抵抗力就能夠頂過去。但畢竟年事日高，又受到種種刺激，盡管他的頭腦仍很清楚，體力卻越來越難支持了，不斷受著老年疾病的折磨。一九七0年九屆二中全會后，他的睡眠已很不好，不停地咳嗽，痰多又吐不出，打針也不管用，好了又犯，沒有完全止住過。有時因為咳嗽而無法臥床，只能日夜坐在沙發上。一九七一年快入冬時，被診斷為大葉性肺炎，肺部的疾病又影響心臟。九月中旬，他的心臟病發作了一次。十月八日，他會見埃塞俄比亞皇帝塞拉西時說：“早幾個星期前，我因為心臟病已經死了一次，上天去了，見了一次上帝，現在又回來了。（毛澤東同埃塞俄比亞皇帝塞拉西談話記錄，1971年10月8日。）”這種狀況，以前沒有發生過。

　　毛澤東的病情急遽變化，是在冒著嚴寒出席陳毅追悼會以后不久。陳毅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深夜因癌癥去世。他在井岡山時期就同毛澤東共事，兩人長期以來有著不平常的友誼。在文化大革命中，陳毅受到不小的沖擊。他去世后，周恩來、朱德、宋慶齡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前往醫院向陳毅的遺體告別。他的追悼會，定于一月十日下午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舉行。八日，周恩來閱改了中央軍委送來的悼詞稿，當夜又送毛澤東審閱，同時附信說明陳毅追悼會的日期、規格等。毛在悼詞稿上刪去其中有關功過的評價，并批示：“基本可用”，“功過的評論，不宜在追悼會上作”。（ 毛澤東對陳毅追悼會上悼詞稿的批示，手稿，1972年1月8日。）
    毛澤東的警衛隊長陳長江回憶當時的情景：“幾天來，毛主席精神一直不好，他吃飯、睡覺都不正常。他的臉色蒼黃，一臉陰霾，是焦躁，是困倦，使人難以琢磨。看到我們，也不像往日那樣主動說話，問這問那，而是不管見了誰，都板著面孔，沒有一句話說，他的心情是沉重的。（陳長江、趙桂來：《毛澤東最后十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77、178頁。）”

　　一月的北京，正是最冷的季節。寒風凜冽刺骨，在外面呆久一點，就使人感到肌膚僵凍。就在陳毅的追悼會舉行前一個多小時，毛澤東突然決定要去出席。這個舉動，誰都沒有想到。張玉鳳回憶當時的情況：“一月十日午飯后，照例，主席要睡一會兒。但這一天他卻沒有睡意。我勸他休息一會兒，他說到沙發上坐坐。坐下以后便隨手抓起一本書看。他顯得那么煩躁，我們不敢多問什么，做完事就離開了他的房間。過了一陣，他突然問我：‘現在是什么時間？’我告訴他：‘現在是一點半。’他馬上說：‘調車，我要去參加陳毅同志的追悼會。’主席這個突然決定我一點都沒有想到，我也不知道今天中午有什么安排。主席說要參加追悼會，我就趕緊地通知調汽車，又通知了汪東興等領導同志。這時，主席還穿著睡衣，下身是一條薄毛褲。我們拿著他平時出門見客時總要穿的那套灰色‘毛式’服要給他換上，他說：‘不要換了，我套在睡袍外面就行了。’我們給他穿好上衣，再穿制服褲子時，他便不讓穿了。弄得我、吳旭君都感到無所適從。主席只穿著薄毛褲出門，怎么行呢？可是，主席的脾氣我們是很了解的，有時候他要做的事情誰都別想阻攔，他不想做的事你動員他做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們只好在外面給他穿了件大衣。主席乘坐上五十年代蘇聯政府送給他的那輛‘吉斯’牌轎車,沿長安街徑直向西駛去。” （張玉鳳：《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炎黃子孫》1989年第1期。）

　　毛澤東到達陳毅追悼會會場時間很早，大家都沒有想到他會來，除了陳毅家屬和聞訊以最快速度趕來的周恩來外，還沒有多少人到達。毛澤東一下車便要見陳毅夫人張茜及其子女。張茜等人進入休息室時，坐在沙發上的毛澤東由工作人員攙扶著站起來迎接。張茜上前握手，哽咽著問：“主席，您怎么也來了？”看著神情悲切的張茜，毛澤東也凄然淚下。他請張茜坐在自己身邊，說：“我也來悼念陳毅同志嘛！陳毅同志是個好同志。”聽了毛澤東的話，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的張茜喃喃而語：“陳毅不懂事，過去反對過主席。”毛澤東打斷她的話，不讓她再講下去，說：“不能這么說，也不全怪他，他是個好人。”在詢問了陳毅的幾個子女的近況后，毛澤東勉勵道：“要努力奮斗。陳毅同志對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是作出貢獻、立了大功勞的，這已經作了結論了。”（同上）

　　這時，根據周恩來的安排，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如宋慶齡、朱德等陸續到達追悼會場，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夫婦也被“特別邀請”出席，追悼會的規格明顯地提高了。

　　在休息室里，毛澤東坦率地把林彪事件告訴西哈努克親王，又說：林彪是反對我的，陳毅是支持我的。”張茜說：“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毛澤東搖頭說：“不，我也要參加追悼會，給我一個黑紗。”身邊工作人員立刻把一塊黑紗戴在他的大衣袖子上。

　　追悼會由李德生主持，周恩來致悼詞。毛澤東站在前排，高大的身軀略微前傾，靜靜地聽著悼詞。此時此刻，一千五百多人的會場被哀痛的氣氛所籠罩，人群里不時傳來嗚咽聲。致完悼詞，毛澤東向在鮮紅黨旗覆蓋下的陳毅的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毛澤東離開八寶山時已無法自己上車。他的腿明顯無力，幾次邁步都蹬不上汽車，不得不依賴工作人員的幫助，才勉強登車。

　　陳毅追悼會，是建國以來毛澤東所參加的少有的幾次追悼會之一，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出席追悼會。

　　第二天，《人民日報》等報紙都在第一版用整版篇幅刊登有關陳毅追悼會的報道，通欄標題是：“首都隆重舉行追悼陳毅同志大會，偉大領袖毛主席參加了追悼會”。同時發表陳毅遺像、周恩來所致悼詞和西哈努克親王寫的悼文。此后近一個月里，新華社又連續播發了世界一些國家的政府首腦和友好人士的唁電、唁函等，悼念陳毅的活動及其影響大大超出了原先規定的范圍。

　　毛澤東這種舉動，很有象征意義。它給全國發出一種“暗示”：廣大老干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包括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的干部，他們只要作了檢查和有一定認識，就應當適時給予“解放”。這對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受到批判的老干部們來說，不能不說是企盼已久的“信號”。周恩來不久后在一次會議上感慨地說：“毛主席參加陳毅同志追悼會,使我們這些老干部，使我們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動。”（周恩來接見回國述職大使和外事單位負責人談話記錄，1972年8月1、2日。）

　　從陳毅追悼會回來后，毛澤東心情很沉重，很久沒有休息好，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況下嚴重缺氧，突然休克了。那是在二月十二日凌晨，也就是他出席陳毅追悼會后一個月零兩天。這一次生病，爆發突然，來勢兇猛，使人措手不及。發病時，護士長吳旭君正在身旁，發現他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脈搏細弱，呼叫他也沒有反應，意識到他發生休克，立刻大聲喊人。張玉鳳回憶當時那種極度緊張的情景說：“此時我正在警衛干部值班室，聽到她的呼叫，我們幾個人一起跑到主席會客廳（當時已成為臥室和治療室），給主席看病的醫生也飛快地趕到了。主席側身躺在床上，像是‘睡著了’。吳旭君同志趕緊給主席摸脈。說不清楚是心急還是緊張的關系，吳旭君同志對在場的醫生說：‘摸不到脈’。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搶救危重病人。在場的主治醫生立即采取急救措施，口述需要注射和應用的藥物。吳護士長又重述一遍藥物的名稱，再往針管里抽藥，然后再注入到主席的體內，一次一次地打針，用藥……。此時，毛主席已完全昏迷了。現場的緊張氣氛他是毫不知曉的。搶救時，在場的心臟病專家胡旭東扶起主席，用力并有節奏地捶主席背部，不停地呼叫著：‘毛主席，毛主席。’”（張玉鳳：《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炎黃子孫》1989年第1期。）

　得到消息的周恩來立刻趕來了。他的心情比別人更沉重、更著急。當坐車趕到毛澤東居住的游泳池門口時，兩腿無力，許久都下不了車。跟隨他去的保健醫生張佐良回憶道：“進了毛澤東的臥室，看見毛澤東高大的身軀，橫靠在那張特制的大床上，背后用被子和枕頭墊著。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用自己的身體頂住被子和枕頭，不使它傾倒。‘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來呀！主席，你聽見了嗎？’周恩來走到床邊，雙手握住毛澤東的一只手，大聲地呼喊著。他的嗓子有點沙啞，而且有點發顫。毛澤東沒有絲毫反應。毛澤東的臉色青紫，呼吸極其微弱，幾乎看不到胸部的起伏。房間里有幾位心臟內科、呼吸科專家，阜外醫院麻醉科專家尚德延及護士長也在場。看上去，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他們有人在給毛澤東測量血壓，有的數脈搏。”“搶救工作大約進行了二十多分鐘，毛澤東的面部由青紫漸漸泛起了淡紅色，胸部起伏的呼吸動作也隱約可見。醫生們測量血壓，發現正趨向正常，脈搏和心電圖檢查也趨正常。毛澤東的神志正慢慢地清醒過來。”（張佐良：《周恩來的最后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245、247頁。）
    毛澤東的生命力仍很頑強。經過緊張搶救，他慢慢睜開了雙眼，對周圍的一切愕然不解。當他知道自己剛才曾經休克時，平靜地說：“我好像睡了一覺。”（訪問張玉鳳談話記錄，2000年11月1日。）

　　毛澤東清醒過來后，體溫仍在攝氏三十八度以上。中央決定由周恩來、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四人負責他的醫療工作。還成立了毛澤東的醫療組，持續存在了一年多。（這是毛澤東的第一個醫療組。第二個醫療組成立于1974年。）

　　經過這次重病以后，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再也沒有得到恢復。他離不開人了，常缺氧，隨時需要吸氧。身邊人小心翼翼地不使他再受涼感冒，因為受涼感冒對他可能造成嚴重后果。他大多數時間躺在床上，有時閉著眼，不說話，陪同的人難以判斷他是睡著了，還是昏迷，只能用手到他鼻孔前試試才知道。他需要什么東西時，常常不開口，只是用手指指，例如要用熱手巾、要換墊子等。但他的品性依然那么頑強。護士長吳旭君回憶說：有什么不舒服，他從來不說。高燒到攝氏三十九度五的時候，你不知道，一摸臉和手，燙極了。他還哈哈笑。有時正在輸液，總理來了，他就說：“拔掉，用不著，我要到沙發上去坐。”扶著他走十來步到沙發旁，他還談笑風生，說我什么事都沒有。吳旭君還說：有一次他要睡又躺不下去，憋氣，我掉眼淚了。他說你哭了，我說沒有。他就說：“不要著急，我死不了。你不就怕我死嗎?我要是見了馬克思，馬克思會講你不要這么早來,會叫我回去，你這個國家鋼和糧食還很少，不要這么早來。”（ 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2001年1月18日。）

　　就在搶救毛澤東過后不久，周恩來的健康也出現了意外。這年五月，周恩來被確診患有膀胱癌。這對于大量內政外交事務都需要依靠周恩來的毛澤東來說，無疑是一個新的打擊。毛澤東的秘書觀察到：當逐字逐句地看完醫療組關于周恩來病情的報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樣沉重，這種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時很少出現過的異樣嚴肅的臉上和緊皺著的眉頭上”。（ 張玉鳳：《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炎黃子孫》1989年第1期）他叮囑這件事對外要保密。對怎樣治療，他說：“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來控制病情。”（訪問吳階平談話記錄，2003年5月28日。）并且這樣解釋：你們外科醫生動不動就開刀，開一個死一個，陳老總不是開刀死了嗎？謝富治不是也開刀死了嗎？他還要求“防止擴散，注意營養和休息”。（ 訪問汪東興談話記錄，2003年6月6日。）同年十一月，鑒于周恩來日益嚴重的病狀，醫務人員再次向中央報告有關情況。毛澤東在報告上批道：“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毛澤東對中南海門診部關于周恩來病情報告的批語，手稿，1972年11月12日。）在著名泌尿科專家吳階平主持下，經過多次檢查，決定采取“電燒”的辦法，取得比較好的效果。這以后，毛澤東每次審閱周恩來的病情報告時，總是非常認真仔細：特別在因患眼病不能親自閱看病情報告的情況下，聽讀報告時更是全神貫注。工作人員讀過的報告，毛澤東能記住周恩來每天失血的數字以及實施手術的次數等細節。為了讓毛澤東能夠及時了解、掌握周恩來的病情和治療方案，減少不必要的周轉環節，工作人員常常是從周恩來的住地或醫院將報告直接呈送毛澤東。他得知情況后總是囑咐秘書：“快去辦。”（張玉鳳：《毛澤東、周恩來晚年二三事》，《炎黃子孫》1989年第1期。）

　　毛澤東重病的這些情況，外人自然都不知道。但在這一年內，毛澤東沒有出席重要會議，沒有長篇講話，在文件上作的批示也極少。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這幾年中從來不曾有過的現象，從中反映出他當時的健康狀況。

　　現在保存下來的他在這一年內寫有批語的為數很少的材料中，絕大部分是關于解放干部的。他在原新華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的來信上批示：“歡迎進步。”（毛澤東對吳冷西來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1月29日。）在原海軍政委蘇振華的信上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毛澤東對蘇振華來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3月5日。）在楊成武女兒關于楊成武是受林彪等人政治陷害的來信上批示：“此案處理可能有錯，當時聽了林彪一面之詞。”（毛澤東對楊成武女兒楊俊生來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3月25日。）在原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子女的來信上批示：“我看廖漢生和楊勇一樣是無罪的，都是未經中央討論，被林彪指使個別人整下去的。”（毛澤東對廖漢生子女來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7月7日。）在原高級黨校校長林楓子女的來信上批示：“我意放他出來治病。林楓問題過去沒有弄清楚，有些證據不足，辦案人員似有一些逼供信。”（毛澤東對林楓子女來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8月11日。）在被迫害自殺的原馬列研究院秘書長柴沫的妻子來信上批示：“似不應除名。（逼死了人），還要開除嗎？”（毛澤東對柴沫妻子王若林來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5日。）在原鐵道部副部長劉建章的妻子來信上批示：“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毛澤東對劉建章妻子劉淑清來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周恩來隨即批示讓劉建章保外就醫，并要求公安部會同北京衛戍區再做一次徹底清查，“凡屬主席指出的‘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和虐待、毆打都需列舉出來，再一次宣布廢除，并當著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當依法懲治，更容許犯人控訴。”（周恩來對劉建章妻子劉淑清來信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18日。）
    其中最重要的，是對鄧小平和陳云來信的批示。他們兩人下放江西已兩年多，鄧小平在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陳云在江西石油化工機械廠。

　　這年四月下旬，陳云到北京參加批林整風會議，并檢查身體。七月二十一日，他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信：“請求中央根據我身體情況，分配給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陳云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信，手稿，1972年7月21日。）毛澤東在第二天閱后批示：“印發。請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毛澤東對陳云來信的批語，手稿，1972年7月22日。）
    鄧小平在八月三日同新建縣拖拉機修配廠全體職工一起，第四次聽了關于林彪事件的傳達后，當天給毛澤東寫信，再一次對自己的錯誤向毛澤東作出深刻檢查并要求工作。看了鄧小平的來信，毛澤東寫下這樣的批語：“請總理閱后，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指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引者注）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于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毛澤東對鄧小平來信的批語，手稿，1972年8月14日。）

　 陳、鄧兩人在八大以來一直是中央領導核心成員，他們同劉少奇一起犯了嚴重錯誤。讓他們重新出來工作，特別是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曾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主要人物之一、“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他的態度，直接關系對文化大革命的正確看法與評價，所產生的影響和震動是不言而喻的。下面全文引用鄧小平1972年8月3日給毛主席的信。

[附錄：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于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于陳伯達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歷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面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查覺出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們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復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復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歷史反復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對于林彪和陳伯達，我沒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發，特別是對于他們的歷史我一無所知，只能回憶一下平時對他們的感覺。
    對林彪，我過去覺得他很會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勝將軍，不打敗仗的將軍是沒有的，事實上他也不是每戰必勝的，但認為他畢竟是一個軍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覺得是一個長處。在歷史上，我知道他犯了兩個錯誤，一次是在長征時，他同彭德懷搞在一塊，反對毛主席的領導，他歷來標榜自己是反對彭德懷的，但在這樣非常困難的關頭，卻同彭德懷結成同盟，搞秘密串連，如果沒有主席的威望和堅強的領導，不知會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關頭，他又出面反對主席的極端重要的政治決策，并且拒絕到朝鮮作戰，按說他是比彭德懷要適當的人選，而他竟拒絕了，在實質上說，他是怕美國，不相信會打敗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義立場和自己的力量。這兩件事，一直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大家的自我批評的空氣中，他才輕描淡寫地說了一下。
    在全國解放后，我從一些事情中，逐漸覺得他是一個懷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這我是從他對羅榮桓、劉伯承等同志的態度中看出的。劉伯承同志在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針中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批判是應該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懷一塊，對劉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的，他們甚至說劉在二野沒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當時我曾為此說過，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治委員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記得在常委也說過），對我這個態度，林彪當然是不高興的。羅榮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戰友，按說他們應該是很好的，羅榮桓同志為人的樸實、誠懇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羅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說過，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羅，不找他。記不得是在一九五幾年，羅榮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傳毛澤東思想中，只強調老三篇，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興，從此對羅的關系很壞。至于對賀龍的關系，大家是知道的。
    對于羅瑞卿問題的處理，我是有錯誤的。在羅瑞卿問題出來前，我一直認為羅瑞卿同林彪的關系是不會壞的，我一直覺得羅是林的老部下，羅當總長又是林推薦的，應該沒有問題，所以，當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羅瑞卿問題時，性質是那樣嚴重，我的感覺是很突然的。而在葉群向我敘述羅瑞卿如何反對林彪，如何企圖奪權時，又夾著一些羅如何輕視我的話，我聽了并不舒服，我總覺得其中包含了一些個人的東西，在方式上多少帶一些突然襲擊的性質，這多少影響我在處理羅的問題犯下那樣不容寬恕的錯誤。
    對于林彪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現在看來，他的確是為的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準備奪權、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步驟，但是過去我一直認為他抓得對，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過去的最大錯誤之一，就是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但是，過去在兩點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強調老三篇，多次說只要老三篇就夠用了，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一切領域中全面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于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一是總感覺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這同樣是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特別是損害了毛澤東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對國際修正主義運動中的作用，我從阿爾巴尼亞同志的態度了解到這一點，我是贊成強調毛澤東思想對于馬列主義的繼承、捍衛和發展作用的。　　
    對于軍隊建設，我過去一直肯定林彪在這方面的作用。過去我只覺得他在強調人的決定因素的時候，忽略了軍事技術和戰術的訓練。林彪多次說，只要人不怕死就會打勝仗，這是正確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見到“毛主席締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這樣的提法，覺得有點刺眼，只覺得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別的想法，現在原形畢露，才恍然大悟了。
    對于陳伯達，他的歷史我一無所知，甚至在延安寫的三民主義概論我也不知道。我對陳的印象是，這個人很自負，很虛偽，從來沒有自我批評。他會寫東西，我從來沒有聽到他贊揚過別人寫的好東西。對于能寫的別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對胡喬木。他經常的口頭禪是“我是個書生，不行”，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評。他看不起沒有他參與過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過什么不正確的意見，而后來被批判了，他不再說就是，從來沒聽他說他在那件事搞錯了。例如，他對工業七十條說過不好，他究竟對哪些不同意呢？沒聽他說過。我只知道他在工業方面提出了兩個主張，一個是搞托拉斯，一個是要搞計件工資制。搞托拉斯，我們試驗過，這意味著工業的更加集中，對于發揮地方積極性的方針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計件工資制（他為此專門在天津搞了個調查材料）是意味要進一步地搞物質刺激，這肯定不如“計時工資與計件工資相結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說這兩個東西了。因為他提出七十條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負責修改，后來我還催問過他幾次，他始終遲遲不搞，不知他葫蘆里賣的什么藥。寫批判蘇聯修正主義一批文章時，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個班子寫的，陳伯達一直沒有興趣參加。只在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二十五條時，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積極起來。總之，這類的事，還有不少，只是細節記不起來了。陳伯達多年沒有主持過什么工作，對他這樣一個握筆桿子的人，總要原諒些，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別是九屆二中全會的事情，只是在聽了中央文件的傳達后，才知道像他這樣一個壞蛋，以往那種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陳伯達對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護，我不知會變成什么樣子的了。
    我同全黨全國人民一道，熱情地慶祝在摧毀了劉少奇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后，又摧毀了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的偉大勝利！
    關于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我歷史上最大的錯誤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該離開紅七軍，盡管這個行為在組織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極端錯誤的。在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基本上執行了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當然也犯過一些個別的錯誤。
    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在工業建設方面，我主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主席的鞍鋼憲法作為指針，因而是一個錯誤的東西。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于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我犯的錯誤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這里不再一一列舉。我的錯誤的根源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結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后，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五年多快六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完全知道，像我這樣一個犯了很大錯誤和罪過的人，在社會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眾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六十八歲了，還可以作些技術性質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補過于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萬壽無疆！
                      鄧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這封信是鄧小平委托江青遞交毛澤東的）

請看：當時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是何等深刻。“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體職工一塊，聽了關于林彪反黨反革命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證，和關于陳伯達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歷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廣大深入的群眾運動這面無比巨大的照妖鏡，這樣迅速地把這幫牛鬼蛇神的原形顯照出來，特別是如果不是主席這樣從他們的世界觀以及他們的政治觀點和陰謀活動，及時地查覺出他們的反動本質和極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們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們完全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那不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會變到資本主義復辟，而且會使我們的國家重新淪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沒有疑問的，那時，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產黨人最終會起來把他們打倒，恢復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但是這要經過多長的痛苦的歷史反復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再看，當年鄧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在一切領域中全面的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只講老三篇，不從一切領域中闡述和運用毛澤東思想，就等于貶低毛澤東思想，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一是總感覺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這同樣是貶低了毛澤東思想的意義，特別是損害了毛澤東思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對國際修正主義運動中的作用，我從阿爾巴尼亞同志的態度了解到這一點，我是贊成強調毛澤東思想對于馬列主義的繼承、捍衛和發展作用的。”

最后看，鄧對自己錯誤的態度：“關于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我另一個最大的錯誤，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別是在我擔任黨中央總書記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錯誤，一直發展到同劉少奇一塊推行了一條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總書記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沒有及時地經常地向主席請示報告，犯了搞獨立王國的錯誤。在六○、六一年困難時期，我沒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資本主義的歪風，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使不該下馬的也下了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戰略意義的三線建設。在工業建設方面，我主持搞的工業七十條，沒有政治掛帥，沒有把主席的鞍鋼憲法作為指針，因而是一個錯誤的東西。在組織上，我看錯了和信任了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這些人。特別重大的是我長期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于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

正是鄧小平有了這些深刻的檢查和認識，毛澤東根據黨的干部政策及時地解放了他，給予信任，并安排其擔任重要工作。對陳云同樣如此。

根據毛澤東關于解放干部的意圖，從這年上半年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加快了“解放”干部的進程。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經周恩來審定的題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論，提出：“要嚴格區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除了極少數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敵人和屢教不改、不可救藥的分子外，對一切犯錯誤的同志，不論老干部、新干部，黨內的同志、黨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采取教育為主的方針。”“正如得過傷寒病可以產生免疫力一樣，犯過錯誤的人，只要認真改正錯誤，善于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報》。）”七月三十一日晚，在國防部舉行的慶祝“八一”建軍節招待會上，陳云、李富春、陳再道等一批老干部公開“露面”，十分引人注目。

　　與此同時，毛澤東對經濟工作也很關心。他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批示發出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分配問題的指示。這個指示要求各地認真處理好集體積累與社員分配的關系，在增產的基礎上盡可能地增加農民個人收入；同時，反對把黨的政策允許的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去批判。在工業方面，一九七二年二月初，經毛主席審閱同意的國家計委《關于進口成套化纖、化肥技術設備的報告》中，提出從國外引進化纖新技術成套設備、化肥設備以及部分關鍵設備和材料。根據這一精神，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在當年內共批準進口十四套化纖、化肥以及一米七連續軋鋼機等成套設備，成為總價值達43億美元的進口計劃中的一部分。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設備規模最大、種類最多的項目之一，開始打破長期以來被帝國主義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我實行經濟和科學技術封鎖，使我國技術遠遠落后于發達國家的局面。

　　國內經濟形勢，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由于全國范圍內的“天下大亂”，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緩慢。然而，“抓革命，促生產”，這是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必然規律。隨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蓬勃發展，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建立，黨的九大的勝利召開，國內政治局勢日趨穩定，一九六九年開始較快發展。與此同時，毛澤東繼續注視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通盤考慮應采取的方針和對策。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在轉發國務院關于糧食問題的報告的批語中寫道：“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指出，當前國內外形勢大好，各級領導同志要謙虛謹慎，不要因為勝利就忘乎所以。毛主席講了《明史·朱升傳》的歷史故事。明朝建國以前，朱元璋召見一位叫朱升的知識分子，問他在當時形勢下應當怎么辦。朱升說：‘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朱元璋采納了他的意見，取得了勝利。根據我們現在所處的國內外大好形勢和我們所堅守的社會主義制度和無產階級立場，毛主席說：我們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毛主席的這一指示，使‘備戰、備荒、為人民’的偉大戰略方針更加具體化了。”（中共中央轉發國務院關于糧食問題報告的批示，1972年12月10日。）“古為今用”，借歷史故事或古人的話來闡釋某個道理和觀點，是毛澤東常用的一種方式。“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這幾句話，是毛澤東根據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和中國所處的國際地位和外部環境，明確提出的當前和今后工作的一個重要指導原則。

　　一九七二年，是調整國內各項政策的一年，也是打開中國外交新局面的一年。這一年，面對風云變幻的國際形勢，毛澤東審時度勢，運籌帷幄，作出一系列重要決策，取得中美關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等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實現了國家對外關系的前所未有的大發展。人民共和國外交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這里，需要作一點簡單的回顧。文化大革命最初幾年，中國面對的國際局勢是十分嚴峻的。從新中國誕生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有四十七個國家與中國建立并保持外交關系，其中絕大多數是亞洲、非洲的發展中國家以及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長期以來一直實行對新中國的敵視政策。同時，中國共產黨批評和抵制了蘇聯的現代修正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中蘇兩黨、兩國關系惡化。蘇聯政府以百萬重兵集結在中蘇和中蒙邊境，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一九六九年三月，中蘇邊防部隊在中國黑龍江省珍寶島地區發生武裝沖突，一時戰爭陰云籠罩，兩國關系降到建交以來的最低點。

　　就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提議由陳毅掛帥，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參加，“研究一下國際問題。”同年七月和九月，他們先后將《對戰爭形勢的初步估計》、《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兩份研究報告送交中央。在這兩份報告里，提出：在中、美、蘇“大三角”關系中，中蘇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于中蘇矛盾；在目前美、蘇兩國都急于打“中國牌”的情況下，中國處于戰略主動地位。

　　對太平洋彼岸的美國方面的新動向，毛澤東早已注意。一九六八年冬天，他饒有興趣地讀了有關美國總統競選的材料，并對在中國的美藉專家柯弗蘭寫的文章（其中稱共和黨候選人理查德·尼克松將當選本屆美國總統）表示“欣賞”。他還仔細閱讀了不久后當選第三十七屆美國總統的尼克松所寫的《六大危機》，認為該文“寫得不錯”。（ 毛澤東會見尼克松談話記錄，1972年2月21日。）一九六九年一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人民日報》全文刊登了尼克松在一月二十日發表的就職演說。毛澤東醞釀著要采取一個震撼世界的、具有重大影響的外交舉措——打開中斷了二十年之久的中美關系的大門。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試圖與中國領導人直接通話，商談兩國關系問題。隨后，蘇駐華使館臨時代辦稱“有話要轉達”給中方。周恩來與有關方面擬定了一份答復蘇方的備忘錄，內稱：“從當前中蘇兩國關系來說，通過電話的方式進行聯系，已不適用。如果蘇聯政府有什么話要說，請通過外交途徑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次日，毛澤東在周恩來的請示報告上批示：“同意備忘錄的立場，即準備舉行外交談判。” （毛澤東對周恩來就蘇聯領導人及蘇駐華使館同我聯系情況的報告的批示，手稿，1969年3月22日。）
    急于對付蘇聯的美國政府在中蘇珍寶島沖突后，積極地作出一系列姿態，如：宣布放寬對中美之間的人員往來和貿易限制，不同意蘇聯提出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及其他旨在孤立中國的行動，下令停止派驅逐艦到臺灣海峽巡邏，等等。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說：“尼克松、基辛格的動向可以注意。” （周恩來致毛澤東的信，手稿，1969年11月16日。）
    同年十二月三日，在波蘭首都華沙文化宮舉辦的南斯拉夫時裝展覽會上，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在眾目睽睽之下追趕中國使館官員，急切地向中方人員表示，尼克松總統本人打算同中國領導人進行“重大的具體的會談”。當天晚上看到發自中國駐波蘭使館電文的周恩來，立即將這個情況報告毛澤東，并說：“找著門道了，可以敲了，拿到敲門磚了。（耿飆：《周恩來是新中國外交的創始人和奠基者》。見《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5頁。）”這里講的“門道”，是指中美政府之間進行直接接觸的渠道。十二日，周恩來在接見巴基斯坦駐華大使時，請他轉告葉海亞·汗總統：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觸，盡可利用官方渠道。（周恩來接見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凱瑟談話記錄，1969年12月12日。）這個月底，毛澤東、周恩來批準恢復中斷了近三年的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但不久因為發生美國入侵柬埔寨事件，中美之間的接觸又延擱了下來。

一九七0年三月，長期同中國保持睦鄰友好關系的柬埔寨王國發生美國支持下的朗諾軍人集團政變，推翻了西哈努克親王領導的王國政府。美國軍隊也借機入侵柬埔寨。為了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斗爭，中國政府于五月四日發表譴責美軍入侵柬埔寨的聲明，并連續兩次推遲中美華沙會談。五月二十日，毛澤東、周恩來等出席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的五十萬人的盛大集會，林彪宣讀了毛澤東發表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嚴厲抨擊美國政府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對內對外政策，強烈譴責美軍近年來對印度支那的侵略。聲明指出：“尼克松政府內外交困，國內一片混亂，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議美國侵略柬埔寨的群眾運動席卷全球。”“美帝國主義看起來是個龐然大物，其實是紙老虎，正在垂死掙扎。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越南人民、老撾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怕美帝國主義，而是美帝國主義怕世界各國人民，一有風吹草動，它就驚慌失措。無數事實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于起來斗爭，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 1970年5月21日《人民日報》。）

筆者當時還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讀書，作為在校大學生有幸參加了這次盛大集會。親眼目睹了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周恩來和西哈努克親王等（這是我最后一次見毛主席。我曾于1965年2月10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百萬人“援越抗美”盛大集會時，我校持槍民兵連被安排在天安門城樓下保衛毛主席、黨中央，我十分幸運參加了。那次真真切切抬頭望見毛主席的一舉一動，約70分鐘，心里感覺真是又幸福、又激動。此外，在1964年國慶節集會游行通過天安門時，還有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八次接見1300萬紅衛兵時，我曾多次見到毛主席。）。

　　五月下旬，首都北京以及全國各地軍民舉行集會游行，堅決擁護毛澤東的“五·二0”聲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的抗美救國斗爭。這在某種程度上是告誡尼克松政府，中國不會拿原則作交易。毛澤東和中國政府伸張正義、援助弱小、蔑視強權的舉動，贏得全世界許多中小、落后國家的欽佩和贊譽。后來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所取得出乎美國意料的勝利，同中國這種對外政策直接有關。

　　一九七0年十月初，尼克松會見美國《時代》周刊雜志記者時稱：“如果說我在死以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話，那就是到中國去。如果我去不了，我要我的孩子們去。”十月下旬，他當面同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商量，請葉作為“中介人”，為中美關系正常化“提供助力”。隨后，借歡迎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宴會的機會，尼克松談到國際問題時“第一次有意地”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并在私下托羅領導人再次將希望美中進行高級接觸的“口信”轉達給中方。（[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憶錄》，商務印書館1979年1月版，第230頁。）

　　十一月中、下旬，中國方面先后通過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渠道得到尼克松的“口信”。周恩來也用巴、羅渠道向美方重申了中方的立場：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解決臺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國武裝力量占領臺灣和臺灣海峽，是中美關系緊張的關鍵。中國政府一直愿意以談判來解決這個問題。現在，尼克松總統表示要走向同中國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決上述關鍵問題的愿望和辦法，中國政府歡迎美國總統派特使來北京商談，時機可通過巴基斯坦總統商定。（周恩來與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第五次單獨會談記錄，1970年11月14日。）周恩來并且特別說明，這條“口信”是得到毛澤東主席批準的。十二月九日，美方正式獲悉周恩來的“口信”。

　　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在他的書房里會見美國老朋友埃德加·斯諾，談到中美關系時表示：尼克松早就說要派代表來，他對華沙那個會談不感興趣，要當面談。他是代表壟斷資本家的，解決兩國關系問題就得同他談。如果尼克松愿意來，我愿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毛主席會見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紀要》[經毛澤東審閱]，1970年12月18日）二十五日，在毛澤東七十七歲誕辰前夕，《人民日報》頭版以顯著位置刊出毛澤東和斯諾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合影照片，用含蓄的方式向美方發出信息。尼克松后來回憶道，毛澤東同斯諾所談歡迎他訪華的內容，“我們在幾天后就知道了”。（ [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憶錄》，商務印書館1979年1月版，第232頁。）
    正當中美兩國領導人頻繁傳遞“口信”、為實現雙方高級會晤作準備的時候，毛澤東想到了應該盡快恢復外語教學，抓緊培養翻譯人員。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外語院校和其他學校一樣“停課鬧革命”，教師下放，學生下鄉，外語人才的培養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一九七0年六月，毛澤東約見曾教他讀英文的北京外國語學院教師章含之（章士釗的養女兒，此時下放到北京針織總廠當紡織工人），同她進行了一次談話。章含之回憶說：“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一間大會客室里，毛主席問我：‘你那個學校停課多久了？’我答：‘從一九六六年到現在整整四年了。中間搞過幾次‘復課鬧革命’，都沒搞成。學生打派仗，沒法復課。’毛：‘過去就算了！現在我在考慮學生應當回到課堂里去了，也就是說，應當上課了。……外國語也還是要學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來是想同你商量外語教學改革的事。’他又問：‘你們外國語學院過去有多少外國教師？這些人現在在哪里？你覺得將來還需不需要請外國人來教書？’在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毛點頭說：‘有道理。學校要開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選擇地請一點外國人來教書。’他接著給我布置任務，要我向周總理報告他與我的這次談話，并請總理具體落實。同時，他還限我在半年內把教改方案搞好，準備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學。”（ 章含之：《風雨情――憶父親，憶主席，憶冠華》，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96－97頁。）
    后來，毛澤東找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王殊談話，又講到這個問題：“我們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學外國語，把外國的好的東西學過來，壞的東西不要，好的東西批判地吸收。” （毛澤東同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王殊的談話記錄，1972年7月24日。）
    在當時環境下，恢復外語教學的困難和阻力都很大。周恩來深諳毛澤東的意圖，并且早就對保存現有外語人才的問題有所考慮。他曾指示有關部門統一安排文化大革命期間畢業的外語學院學生的工作，要求接受這些畢業生的單位保證他們學習外文的時間，以免荒疏學業。章含之轉告毛澤東的意見后，周恩來連續五次召集“外語教學改革”座談會，強調提高外語師資水平、加速外語人才培養的重要性。一九七一年六月，周恩來批準北京外國語學院招收八百名新生，實現了毛澤東的計劃。

　　一九七一年春，毛主席打“乒乓外交”，小球推動了大球。是年春天，中美關系出現了出人意外的突破：三月下旬至四月上旬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賽上，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這件事引起很大轟動，被稱為“乒乓外交”。這以前不久，在三月中旬，中國乒乓球隊到日本參賽的各項準備工作基本就緒，有關方面對是否參賽問題卻產生兩種不同意見。其中不贊成去的意見還占多數，理由是獲悉國外敵對勢力企圖對中國隊參賽進行破壞活動，去了危險性很大。周恩來以很大耐心說服不同意參賽的一方，并書面報告毛澤東，提出：此次出國參賽，已成為一次嚴重的國際斗爭，故我方擬仍前往日本參加本屆比賽；我方提出“友誼第一，比賽第二”（這是根據毛主席過去的指示提出的方針），即使輸了也不要緊。當天，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報告上批示：“照辦。我隊應去，并準備死幾個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毛澤東對周恩來關于中國乒乓球代表團參加第31屆世乒賽報告的批示，手稿，1971年3月15日。）

　　從中國乒乓球隊“出征”那天起，毛澤東每天關注著世乒賽的“動態”，并派人催送新華社的參考清樣。他更感興趣的是賽場以外的情況，對中國運動員莊則棟主動同美國運動員科恩接觸一事表示贊賞。（林克、徐濤、吳旭君：《歷史的真實》，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44頁。）
    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是毛澤東決定的。四月三日，外交部、國家體委就是否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問題寫報告給周恩來。報告認為目前時機還不成熟。四日，周恩來將圈閱后報告送毛澤東審批。經過三天考慮，毛澤東終于在世乒賽閉幕前夕作出決定：邀請美國隊訪華。他的護士長吳旭君回憶道：“毛主席在四月六日那天給我看了份文件。這是什么文件呢？這是由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聯合起草的一份關于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報告。這上面，毛主席在他自己的名字上圈閱了。我當時想，這么看來，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這個大局已定，因為大家的意見都一致。主席讓我看完文件后退給外交部去辦理，辦完這件事以后我覺得主席有心事，因為我跟他相處久了，看得出來，至于有什么心事我不知道。就在四月六日那天，他要提前吃安眠藥，他要提前睡覺。晚上十一點多了，他坐在這兒，當時那兒是床，他就坐在床邊，我坐在他對面，床前面的桌子上吃飯。他因為吃了大量的安眠藥，困極了，他就腦袋這么低著，就在那兒這么低著睡，就是不肯躺。過了一會兒，他突然間說話了，嘟嘟噥噥的，聽不清楚說什么。聽了半天，我才聽出來，他要我去給王海容同志打電話，當時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長，他說要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我的天哪，我一聽這話當時就愣了。我想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我按他現在說的去辦，那跟文件的精神不符合呀，那總理和他都畫了圈的，那可能會辦錯了。再有，主席曾經跟我交待過，他說他吃了安眠藥以后講的話不算數。那么現在他跟我交待的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藥后講的，那算不算數呢？我如果照他現在說的去辦，那不就是錯上加錯了嗎？我在提醒自己，這么大的事可不能輕舉妄動。我得想一個辦法來證實主席現在到底是清醒還是不清醒。用什么辦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讓他再主動地講話。過了一會兒主席勉強地抬起頭來，使勁睜開眼睛看著我說：小吳，你怎么還坐在那兒吃呀？我叫你辦的事你怎么不去辦呢？我想這下可好了，主席可說話了，我就很大聲地問他，我說：主席，你剛才都跟我說了什么啦，我盡顧吃飯了，沒聽清楚，你再跟我說一遍。不錯，他又斷斷續續，一個字一個字地、慢慢吞吞地又把剛才交待的事重新說了一遍。我就反問了一句，我說你現在都吃了安眠藥了，你說的話算數嗎？主席就向我這么揮了一下手，說：算，趕快辦，要不就來不及了。這個時候我意識到了，毛主席作了最新的決定。”（ 吳旭君錄像談話，《大型電視紀錄片〈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42－144頁。）

　　毛澤東自己也講過：“那個文件（指關于是否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請示），我本來也是看了的，劃了圈。后來到了晚上，考慮還是要請，就叫打電話。結果那邊他們也是沒有準備，就去請示東京的大使館，馬上發護照，就來了。” （毛澤東同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王殊的談話記錄，1972年7月24日。）

　　邀請美國乒乓球隊的消息一傳到名古屋，立刻在全世界引起轟動。日本各大報紙都在頭版顯要位置登出有關報道，并大加評論。這件事產生的影響，已“超過三十一屆國際比賽的消息”。 （周恩來在國家體委關于接待美國等國家乒乓球隊的請示件上的批注，手稿，1971年4月8日。）消息很快傳到美國白宮。美國總統尼克松后來回憶道：“這個消息使我又驚又喜。我從未料到對華的主動行動會以乒乓球隊訪問的形式得到實現。我們立即批準接受了邀請。中方作出的響應是發給幾名西方記者簽證以采訪球隊的訪問。”“四月十四日，我宣布結束已存在二十年的對我們兩國間貿易的禁令。我還下令采取一系列新的步驟，放寬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貨幣和航運管制。同一天在北京，周恩來親自歡迎了我們的乒乓球運動員。”（ [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憶錄》，商務印書館1979年1月版，第233－234頁。）
    “乒乓外交”，獲得了“小球推動大球”的效果。正如周恩來接見美國乒乓球隊時所說：它打開了中美兩國人民友好往來的大門。

　　從這年四月起，中美高層接觸的進程明顯加快了。月底，尼克松接到通過“巴基斯坦渠道”傳來的周恩來的“口信”，得知中方愿意公開接待美國總統的特使或尼克松本人來北京。美方認為事情“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邁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議進行總統訪問的時間已經到來”。五月中旬，美方正式答復中方：尼克松總統“準備在北京同中華人民共和國諸位領導進行認真交談，雙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關心的問題”。并提議：“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來總理或另一位適當的中國高級官員舉行一次秘密的預備會談。基辛格在六月十五日后來中國。”用尼克松自己的話說，此時“木已成舟”，“現在只有等待周的答復，別無他事可做了”。 （[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憶錄》，商務印書館1979年1月版，第237頁。）

五月下旬，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央政治局研究了中美會談的方針問題。會后由周恩來寫出《中央政治局關于中美會談的報告》，送毛澤東審批。二十九日，毛澤東批準這個報告。同一天，中方通過巴基斯坦向尼克松發出“口信”，歡迎基辛格訪華，進行初步秘密會談，為尼克松訪華進行準備并作必要的安排。尼克松接到這個“口信”后興奮地說：“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總統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在巴基斯坦方面的配合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從伊斯蘭堡秘密啟程，飛往北京。三天內，周恩來、葉劍英等同他舉行了六次會談，著重就臺灣問題以及尼克松訪華安排等進行磋商。十六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公告，宣布尼克松準備訪華的消息。這條不足二百字的公告，立刻震動了世界。三個月后，基辛格再次來到北京。十月二十六日，雙方就聯合公報草案達成初步協議。

　　就在基辛格即將結束他第二次來華使命時，在紐約舉行的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正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驅逐臺灣蔣介石集團代表問題的提案進行表決。十月二十五日晚，當聯合國會議大廳里的電子統計牌顯示該提案以七十六票贊成、三十五票反對、十一票棄權的壓倒多數通過時，整個會場立刻沸騰起來。第二天，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收到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發來的電文，告知二十五日聯大通過的決議。此時正是“九一三事件”發生一個多月以后。對毛澤東來說，這個消息讓他感到格外欣慰。

　　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也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新中國成立當天，毛澤東就向全世界鄭重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然而，在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操縱下，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卻一直被臺灣當局竊據。建國二十多年來，中國政府始終不渝地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堅決反對“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論調。毛澤東曾在許多場合表示，臺灣當局的“代表”繼續留在安理會是完全非法的，應將它驅逐出聯合國，同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他還曾在一九六五年預計：大多數國家可能會不顧美國的反對而贊成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如果聯合國有三分之二的國家邀請我們參加，我們不會不接受。對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這件事，毛澤東一直看得很重。他對身邊工作人員多次說過：“聯合國，我們總有一天可以進去。”“世界不能始終讓美、蘇兩國霸占下去，中國人在世界上說話也得算數。”林彪叛逃事件發生后，毛澤東認為在這方面已沒有多少問題需要他思考了，而把大部分時間用到研究國際形勢和外交工作上。他廣泛收集國際上對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反映，認真閱讀新華通訊社所編的每天兩本的《參考資料》，或者要工作人員把有關消息讀給他聽，還要看大量文件、電報。那時，局勢仍不明朗，不少人對聯合國這次能否通過這項決議抱著懷疑的態度。毛澤東說：“看問題不要只看表面現象，要看實質。”接近聯合國投票時，他說：“我們就算有十億人口，在聯合國也只是一張票，一個小國也是一張票，我奉勸你不要看不起小國。”當得知聯合國通過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決議時，毛澤東很高興，說：“是黑人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 （訪問吳旭君談話記錄，2003年9月16日。）
    在聯合國大會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權利的當天下午，毛澤東召集周恩來及外交部有關人員開會，決定立即組團出席聯大。以喬冠華為團長、黃華為副團長的中國代表團很快組成。代表團離京前的十一月八日晚，毛澤東接見代表團的成員。當周恩來帶領大家來到中南海時，毛澤東站在書房門口同大家一一握手。談話當中，毛澤東興致很高，從世界大勢一直談到國內問題。他說：你們這次去聯合國可以放心了，我的那個“親密戰友”不在了。我國今年有兩大勝利，一個是林彪倒臺，一個就是恢復聯合國席位。（史實：《歷史性的勝利——中國代表團出席第26屆聯大紀事》。見《新中國外交風云》第3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99頁。）第二天，代表團啟程。按照毛澤東提出的送行規格“宜高一點”的意見，周恩來、葉劍英等前往機場送行。

　　幾天后，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首次出現在聯合國裁軍問題的大會上。會上，各國代表不顧原定議題，紛紛登臺發表一篇篇熱情洋溢的賀詞，歡迎中國代表團的到來。每天閱讀外電報道的毛澤東指示有關部門：要將聯大會議上各國代表的發言全文刊登在國內報紙上，不要只登摘要。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尼克松總統和夫人、國務卿羅杰斯和總統助理基辛格一行抵達北京機場。周恩來、葉劍英等到機場歡迎。

　　毛澤東表現出驚人的意志力，決定仍會見尼克松。尼克松來華的日子，距離前面所說毛澤東那次突然休克的危急日子只有九天，他的健康狀況仍然處在極不穩定的狀態，隨時都有惡化和發生危險的可能。能不能在這種情況下會見尼克松呢？毛澤東以驚人的毅力決定要會見尼克松。

　　尼克松到中國的當天下午二時許，便接到毛澤東要會見他的通知。尼克松、基辛格等在周恩來陪同下，來到中南海毛澤東的住地。那天尼克松在日記中寫下他初次見毛的印象：“我們被引進一個陳設簡單、放滿了書籍和文稿的房間。在他坐椅旁邊的咖啡桌上攤開著幾本書。他的女秘書扶他站起來。我同他握手時，他說：‘我說話不大利索了。’每一個人，包括周在內，都對他表示他所應得的尊敬。他伸出手來，我也伸過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約一分鐘之久。這一動人的時刻在談話的記錄里大概沒有寫進去。他有一種非凡的幽默感。盡管他說話有些困難，他的思維仍然像閃電一樣敏捷。這次談話本來料想只會進行十分鐘或十五分鐘，卻延續了將近一個小時（實際是65分鐘）。” （[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憶錄》，商務印書館1979年1月版，第249—250頁。）
    在一個多小時的談話中，毛澤東從哲學問題談起。對臺灣問題、越南問題、亞洲及世界其他地區局勢等，他說：“這些問題我不感興趣，那是他（指周恩來。——引者注）跟你談的事。”對中美關系，毛澤東說：“來自美國方面的侵略，或者來自中國方面的侵略，這個問題比較小，也可以說不是大問題，因為現在不存在我們兩個國家互相打仗的問題。你們想撤一部分兵回國，我們的兵也不出國。”尼克松說：“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來對人民共和國的立場是主席和總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們現在走到一起來了，是因為我們承認存在著一個新的世界形勢。我們承認重要的不是一個國家的對內政策和它的哲學，重要的是它對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政策以及對于我們的政策。”毛澤東說：“就是啰。”當尼克松稱贊“毛主席的著作感動了全國，改變了世界”時，毛澤東詼諧地回答：“沒有改變世界，只改變了北京附近幾個地方。”在回顧了二十多年中美關系的狀況后，毛澤東特別談到最近兩年中美接觸的過程和背景，肯定了尼克松、基辛格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對尼克松說：你當選我是投了一票的。我喜歡右派。我比較高興這些右派當政。他又說：“我們辦事也有官僚主義。你們要搞人員往來這些事，搞點小生意，我們就死不肯。十幾年，說是不解決大問題，小問題不干，包括我在內。后來發現還是你們對，所以就打乒乓球。”最后，毛澤東告訴尼克松：“我跟早幾天去世的記者斯諾說過，我們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著呢？” （毛澤東會見尼克松談話記錄，1972年2月21日。）

　　毛澤東這次會見尼克松，是舉世矚目的大事。由于擔心他在談話中隨時有可能再發生險情，周圍的人都十分緊張。吳旭君回憶道：“醫療組是挺為這件事擔心的，因為我們盡量保證毛主席按時會見尼克松。可是我們必須要有兩手準備，另一手就是我們要做好一切搶救準備，以防萬一在接見過程中發生什么意外。所以在當時，我們就在這個地方，所有工作人員都在這個門后頭，都在這兒等著，有領導，有警衛，有電工等等，工作人員都等在這兒。那個時候，這兒沒有水，上面鋪了一層木板，那頭是所有的專家睡覺的地方，這一塊是所有搶救用的物品，甚至于我們把給他用的強心劑都抽在了針管里頭。我認為，我們的準備工作是相當充分，因為要分秒必爭啦，是處于臨戰狀態。可是我們的毛主席，他又很頑強，他跟衰老跟疾病作斗爭，表現得非常頑強，也很驚人。在他跟尼克松會談的整個時候，他表現出偉人的氣魄，統帥的風度，他的思維是敏捷的，他是在談笑風生的，我想他也是在頑強地進行著斗爭。所以這一點，讓我們所有的人看到了，都非常敬佩他，也很感動。當時外交部給主席安排只是接見十五分鐘，可是主席跟尼克松談了六十五分鐘，我覺得毛主席真是費盡了心啦。”（ 吳旭君錄像談話，《大型電視記錄片〈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146、147頁。）
    會見結束時，毛澤東已十分疲勞，先在沙發上休息了三十分鐘，才上床休息。

　　第二天起，由周恩來同尼克松進行會談，就國際形勢和雙邊關系坦率而又深入地交換意見。在臺灣問題上，美方認可只有一個中國、不支持臺灣獨立、逐步從臺灣撤出美軍，但仍存在不同看法。中方重申，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解放臺灣是中國的內政，外國無權干涉。直到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中美聯合公報稿中有關措詞還沒有確定下來。這時，周恩來告訴基辛格：反正雙方觀點已經接近，我們也報告了毛主席，但還要設法用雙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詞表達。最后，這個問題以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得到了解決。基辛格又提出將公報稿中“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最后一句改為“人民要進步”。周恩來認為還是用原來的提法好，因為這一段講的是中方的立場。事后，周解釋說：我們本來也想讓一步，因為我國憲法里也有人類進步的說法。但把公報初稿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說：還是恢復“革命”這個詞。（周恩來講解《中美聯合公報》紀要，1972年3月3日。）
    在連續幾天的中美會談期間，周恩來每天深夜或次日凌晨都要去毛澤東那里匯報情況（他陪同尼克松一行赴杭州、上海時除外），交換意見，往往一談就是一兩個鐘頭。（周恩來辦公室臺歷，1972年2月22—25日。）正如周恩來后來所肯定的基辛格的說法：“中國總理的每一個步驟都是向毛主席報告的，等于毛主席參加了會談。”（周恩來講解《中美聯合公報》紀要，1972年3月3日。）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也說：這段時間里，周總理經常帶著王海容、唐聞生一起頻繁出入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地，除了向毛匯報當天的情況外，還要磋商下次談判的對策。那時，周和毛一樣睡得很少，可是周仍然顯得精神抖擻。我經常看到總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唐兩人緊跟在他身后一路小跑。此情此景真使人感覺振奮。（林克、徐濤、吳旭君：《歷史的真實》，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4、255頁。）
    二月二十七日，中美聯合公報終于談定。二十八日，公報在上海發表。

　　尼克松訪華和上海公報的發表，標志著兩國關系正常化的開始。盡管不少問題還有待此后逐步解決，但重要的是，中美關系的突破為中國打開全新的外交格局創造了必要前提。毛澤東說得很透徹：“中美關系正常化是一把鑰匙。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林克、徐濤、吳旭群：《歷史的真實》，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55頁。）

　　事情的發展正是如此。同年三月中旬，中美聯合公報發表只有兩個星期，中英兩國關于互換大使的聯合公報簽字公布。兩國之間自一九五四年起建立的代辦級外交關系升格為大使級。接著，中國同荷蘭、希臘、聯邦德國等國家相繼正式建交或實現外交關系升格。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系出現重大變化。

　　隨之而來的，是新中國同鄰國日本正式建交。中美“乒乓外交”，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尤其是尼克松訪華，給日本朝野極大震動，要求恢復日中邦交的呼聲日益高漲。一九七二年七月，日本成立田中角榮為首的新內閣。田中在就職當天聲明要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周恩來表示歡迎。在中日關系出現轉機的時刻，毛澤東提出：對中日恢復邦交問題應采取積極的態度。談得成也好，談不成也好，總之，現在到了火候，要加緊。（陸維釗：《田中訪華與中日邦交正常化》。見《新中國外交風云》第3輯，見《新中國外交風云》第3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3月版，第132頁。）在中日雙方共同努力下，田中首相一行應邀于當年九月下旬訪華，兩國領導人就實現邦交正常化問題認真而坦率地交換了意見，取得重要成果。九月二十七日，毛澤東會見田中一行。毛澤東對田中說：“中日有兩千多年的來往。歷史記載中，第一次見于中國歷史的是后漢嘛。”“你們到北京這么一來，全世界都戰戰兢兢，主要是一個蘇聯，一個美國，這兩個大國。它們不大放心了，曉得你們在那里搗什么鬼啊？”田中說：“我這次也到美國和尼克松總統進行了會談。美國也承認日本來訪中國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必然發展趨勢的。”“只要雙方不玩外交手段，誠心誠意地進行談判，一定可以取得圓滿的結果。”毛澤東接著說：“現在彼此都有這個需要，這也是尼克松總統跟我講的。”陪同會見的除周恩來、姬鵬飛外，還有外交部顧問廖承志。當廖承志講到他出生在日本時，毛澤東同田中開玩笑說：“你們如果要，把他帶回去嘛”田中也笑著說：“廖承志先生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我前天對周總理說，如果他到日本競選參議員，肯定可以當選。”毛澤東說：“那他到日本去當參議員好了，好不好？跟你開始談判吧！”（毛澤東會見田中角榮時的談話記錄，1972年9月27日。）雙方談話的氣氛十分輕松而活躍。二十九日，周恩來總理和田中首相在中日聯合聲明上簽字，宣布結束中日兩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兩國從即日起建立外交關系。中日關系由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這一年，毛主席親自領導，以打開中美關系的大門為契機，揭開了對外關系的新篇章。中國先后同十八個國家建立外交關系或實現外交機構升格，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同外國建交最多的一年，為后來逐步實行對外開放創造了重要條件。這一年，毛澤東還在七月十日會見了法國外交部長舒曼，在十一月十七日會見了尼泊爾首相比斯塔。但他的健康狀況已遠不如往年，入冬后不能得感冒，以免引起其他并發癥。十二月十日，幾內亞總理貝阿沃吉率領幾內亞政府代表團來華，要求會見毛澤東。周恩來這樣回答他：“冬天天氣冷，主席易著涼，咳嗽。上月見了尼泊爾首相以后，本月來的客人均未見。”（外交部《外賓接待簡報》485號，1972年12月10日。）對外賓作這樣的答復，以前從來不曾有過。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