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西北

甄巖

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到達陜甘，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據地，這是巨大的勝利。國民黨軍隊對中央紅軍的追擊堵截不能不告一段落。但作為一個戰略家，毛澤東清醒地看到，要實現中共中央把大本營放在西北奠基的任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十分艱巨的。

（一）陜甘革命根據地。它是30年代初，由謝子長劉志丹等領導紅二十六軍和紅二十七軍經過多年艱苦戰斗創建的。謝子長犧牲后，1934年夏，這兩支部隊在劉志丹統一指揮下，先后進行了兩次反“圍剿”戰爭，鞏固和發展了根據地。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與紅二十五軍（原在鄂豫皖地區活動，后由徐海東程子華率領到達延川，同陜北紅軍會師）會師組成紅十五軍團（由徐海東任軍團長，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程子華為政治委員）。但是，陜甘根據地當時外部環境和內部狀況都面對著十分嚴峻的形勢。

從外部環境看，隨著中央紅軍抵達陜北，國民黨當局立刻調集重兵到陜甘蘇區周圍，包括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還有中央軍的胡宗南、關麟征、毛炳文等部，直接用于“圍剿”的兵力達10余萬人。蔣介石親自兼任西北“剿匪”總司令，而以張學良代理總司令。國民黨方面的兵力比中央紅軍和陜甘紅軍要多好幾倍，正在氣勢洶洶地向根據地推進。

從內部狀況看，中央紅軍到達前，1935年9、10月間，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執行者在陜甘根據地實行錯誤的肅反，根據地的不少軍政干部被捕被殺，甚至連劉志丹、高崗等領導干部也被關了起來。很多干部群眾非常不滿，造成了陜甘根據地的嚴重危機。

這兩個問題如果不能得到適當解決，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在陜甘是無法站住腳跟的，把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也是不能完成的。

11月3日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郭洪濤（陜甘晉省委副書記）和聶洪鈞（西北軍委主席）匯報。之前，毛澤東已聽到當地干部和群眾說：陜北肅反有問題。他就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且說：“我們剛剛到陜北，僅了解到一些情況，但我看到人民群眾的政治熱情很高，懂得很多革命道理，陜北紅軍的戰斗力很強，蘇維埃政權能鞏固地堅持下來，我相信創造這塊根據地的同志是黨的好干部。”（《王首道回憶錄》P166）當省委匯報到肅反問題，他立刻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那時，中央正忙于戰役準備，先派剛擔任國家保衛局長的王首道等組成工作組，前往陜甘晉省委駐地瓦窯堡調查并糾正肅反中的錯誤。毛澤東還叮囑王首道等說：“殺頭不能像割韭菜那樣，韭菜割了還可以長起來，人頭落地就長不攏了。如果我們殺錯了人，殺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為。大家要切記這一點，要慎重處理。”（同上，P167）

（二）直羅鎮之戰。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開會著重討論當前的軍事行動。根據毛澤東提議，決定在本月內粉碎敵人對陜甘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恢復紅一方面軍建制，下轄第一軍團（即陜甘支隊）和第十五軍團。會議還決定：軍事工作由毛澤東負責；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任副主席。根據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共中央領導人暫分兩路：張聞天博古王稼祥等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先到瓦窯堡；毛周彭率紅一方面軍開赴前線粉碎敵人第三次“圍剿”。

此時，蔣介石已知我中央紅軍和陜甘紅軍會師的消息，重新調整部署，企圖圍殲紅軍于洛河以西、葫蘆河以北地區，摧毀陜甘根據地。

局勢看起來十分危急，毛澤東卻指揮若定。他和周彭決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戰，先在富縣的直羅鎮打一次殲滅戰，消滅沿葫蘆河東進的敵軍一至兩個師，再視情況轉移兵力，各個殲敵以打破這次“圍剿”。11月18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會議，作戰略計劃的報告，指出：大量消滅敵人，猛烈擴大紅軍，擴大蘇區，是三位一體的任務。戰略方針是攻勢防御。

在發起進攻前，他親率兩軍團團以上干部到直羅鎮周圍，查看地形，研究具體作戰部署。干部們看過地形后興奮地說：“這一帶的地形，對我們太有利了！”“敵人進到直羅鎮，真如同鉆進了口袋。”

20日下午，東北軍第109師在飛機掩護下孤軍深入。當晚毛澤東下達命令，按原定部署，拂曉前包圍直羅鎮。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這個仗，一定要打好！”“我們要的是殲滅戰，不是擊潰戰！”21日拂曉，戰斗打響，紅軍突然從南北山上向直羅鎮猛撲下去。全殲109師，在打援中又殲滅106師一個團。粉碎了國民黨軍隊對陜甘根據地的“圍剿”。正如毛澤東所說：“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著陜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三）糾正陜北肅反擴大化。

此后，毛澤東在紅一方面軍營以上干部大會上，作《直羅戰役同目前的形勢與任務》的報告。他分析了這次戰役勝利的原因，同時，還強調指出：在新形勢下對待俘虜軍宜采取一律不殺和優待釋放做法，既搞下層統一戰線也搞上層統一戰線（這是針對過去“左”傾教條主義領導人只主張搞下層統一戰線而不搞上層統一戰線說的）。

會后，毛澤東會見徐海東。先同他談了當前敵人動向和我們將采取的對策，然后，詢問部隊傷亡和傷員安置情況，要他好好組織部隊休整。當聽他講到在鄂豫皖根據地搞的肅反中還有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沒有作結論時，說：這些同志都跟著長征一路過來，吃了許多苦，為什么還當作反革命？要立刻給他們摘掉嫌疑犯的帽子，黨員恢復黨籍，團員恢復團籍，干部分配工作，還要徐海東親自去解釋，安慰他們。徐海東回憶道：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三百多個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復他們的黨團關系。三百多個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淚。從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實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還要被冤枉多久呢！”（徐海東：《生平自述》P47、48）

毛澤東在前線緊張地指揮作戰的同時，十分關心剛到后方瓦窯堡中共中央機關的工作。當張聞天來電向他征詢改變對富農政策的意見時，他復電表示基本同意，同時也提出，當斗爭發展，貧農、中農要求平分富農土地時，黨應贊助這一要求。富農可與貧農中農分得同等土地。過去分壞田的原則是不對的，但富農土地完全不動的原則，在蘇區尤其在南方蘇區也是不對的。在土地問題上，對富農策略同中農應該有一點區別。（《毛澤東傳》1893-1949 P373）

毛澤東更關注的是陜北肅反擴大化的問題。他和周、彭從前線致電張聞天、博古，請他們詳細考察這方面的實際情況，并且肯定地指出：“錯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實”；要糾正錯誤，但處理要慎重，要有利于領導層的團結。中共中央決定：由董必武、李維漢、王首道等五人負責審查這個“案件”。

直羅鎮戰役之后，毛主席從前線回到瓦窯堡。他和中央其他領導人一起，聽取五人小組關于審查劉志丹等“案件”情況的匯報，指出：“逮捕劉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錯誤的，是莫須有的誣陷，是機會主義，是‘瘋狂病’，應予立刻釋放。”王首道回憶說：“毛主席還號召全體干部、軍民進一步加強團結，一致對敵。毛主席的指示和劉志丹等同志釋放的消息傳出以后，廣大軍民奔走相告，歡欣鼓舞，熱烈歡呼：‘劉志丹同志得救了！’‘陜北得救了！’”

直羅鎮戰役的勝利和陜北肅反擴大化問題的糾正，使陜甘革命根據地原來面對的兩個最緊迫的問題得到了解決，使陜甘根據地真正成了中共中央的落腳點和大本營。使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能夠獲得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來考慮和處理許多帶全局性的問題。

（四）瓦窯堡會議。

1935年，中國整個時局發生巨大變動。日本帝國主義大大加快其企圖獨占中國并且不斷擴大和加快對中國的侵略步伐。它把矛頭進一步指向華北。中華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間的民族矛盾急劇上升，而成為當時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國民黨政府先后同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達成“何梅協定”等，把河北察哈爾兩省的大量主權拱手讓給日本。但日本帝國主義并不因此罷手，反而更加得寸進尺，發動所謂“華北自治運動”，企圖將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島三個特別市，脫離中國政府管轄，由它直接控制。這就是所謂“華北事變”。這進一步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中華民族開始掀起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

中共中央為了推進抗日救亡運動，在11月13日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并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中國宣言》。毛澤東在25日發表對《紅色中華》報記者的談話，重申“蘇維埃中央政府愿意與國內任何武裝隊伍訂立反蔣的作戰協定”，進行民族革命戰爭，以求中國領土的解放和完整。

隨著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也出現分化，一部分人已有同共產黨合作的可能。毛澤東冷靜地看到：集結在陜甘蘇區周圍的國民黨軍隊雖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蔣介石的嫡系。其中，第十七路軍20個團是楊虎城指揮的，他有抗日愛國的進步思想，過去同我黨和一些黨員有過友好關系；東北軍60個團雖是“圍剿”軍的主力，他們在東北淪陷后背井離鄉，流亡關內，不愿意再打內戰，而是強烈地要求抗日收復故土；東北軍領袖張學良，同日本侵略者有著家仇國恨，勢不兩立。這些，都是聯合抗日反蔣的有利因素。因此，毛澤東、周恩來等就把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重點先放在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上，從優待釋放被俘官兵著手，并寫信給他們的師長、軍長以至張學良，逐步開展對上層的統一戰線工作。

恰在此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張浩（林育英）從蘇聯回到陜北，向中共中央口頭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關于建立反法西斯統一人民陣線的決議精神（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周恩來張國燾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毛澤東朱德分別以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軍委主席的名義發表由毛澤東起草的《抗日救國宣言》，提出愿同一切抗日反蔣者訂立停戰協定，進而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

國內政治形勢發展很快。北平爆發了“一二九”學生愛國反日運動。運動迅速席卷全國各大中城市，進而學生下鄉宣傳抗日救亡，博得社會各階層的廣泛同情和支持。我黨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促進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新發展。

在此形勢下，中共中央有必要對整個形勢作出科學的分析，制定出符合新情況的完整的政治路線和戰略方針。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瓦窯堡會議。會議由張浩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精神。會議著重討論了全國政治形勢和黨的策略路線、軍事戰略。

在23日會議上，毛澤東作了軍事戰略方針的報告和結論。他首先分析當前形勢的特點：日本帝國主義企圖獨占中國和紅軍的勝利。提出1936年的軍事部署是：“正確估計敵我力量，準備對日直接作戰，擴大紅軍，發展游擊隊及白軍工作。”他歸納了十四條作戰指揮的基本原則：反對單純防御，實行積極防御；在內線作戰中，一般的是后發制人；波浪形的發展，反對冒險主義；又要打又要走，沒有固定戰線；爭取技術的提高；反對不讓敵人寸土的辦法，大踏步前進后退；集中兵力于一個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戰斗準備；統一指揮下，依照情況分工指揮；戰略方針去指導戰役戰術方針等。他提出：準備六個月后，打到山西方面去。要在戰略上擴大戰果。號召全黨學習軍事，一切服從戰爭。（《毛澤東傳》P376）會議當天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

會議進入討論政治問題時，毛澤東作了主題發言。討論中，對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可能抗日的問題，產生了爭論。毛澤東發言中提出，日本帝國主義進一步入侵華北，中華民族面臨危亡關頭，不僅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要求抗日，民族資產階級也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我們應當聯合他們抗日。博古發言仍引經據典地論證“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反對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抗日，說這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在第二天再次發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它具有兩重性，在亡國滅種關頭有參加抗日的可能，甚至連大資產階級營壘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變”失策，就在于套用“中間勢力是最危險的”這一理論。我是根據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場來分析中國問題，提出聯合民族資產階級抗日的。（李維漢：《回憶與研究》P374、375）他還憤激地說：“難道這樣做，就是對祖宗不忠？對祖宗不孝嗎？博古啞口無言”。（《說不盡的毛澤東》P371）毛澤東在討論中明確提出：“我們要從關門主義中解放出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張聞天等多數人贊成毛澤東的主張。經過認真討論，最后統一了認識。（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記錄，1935年12月17-25日）

12月25日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27日，毛澤東在黨的活動分子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

瓦窯堡會議是一次極關重要的會議，它是遵義會議的繼續發展。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克服了中央軍事領導上的錯誤。那時只能解決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黨中央到達陜北后才有可能結合當時的形勢和任務有系統地解決政治策略上的問題。毛澤東在報告中最完整地解決了黨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策略，既說明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與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地主買辦階級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統一戰線，也著重說明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能夠和必須掌握領導權；既著重批判“左”傾教條主義在政治策略上的錯誤，也提醒全黨警惕1927年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放棄無產階級領導權而遭致革命失敗的教訓，指出了蔣介石必然要破壞革命勢力的趨勢，這樣就保證了后來我黨在新環境中能夠具有清醒的頭腦，在蔣介石無窮欺騙和很多次的武裝襲擊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損失。《報告》還指出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批判了黨內在過去長時期內存在著的狹隘的關門主義和對于革命的急性病——這些是黨和紅軍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遭受嚴重挫折的基本原因。會議的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完滿地解決了黨在遵義會議未能解決的政治路線問題。

（五）渡黃河東征。

瓦窯堡會議后，毛澤東在繼續抓緊對東北軍、第十七路軍的上層統一戰線工作的同時，把主要力量放在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東征山西上。

為什么中央紅軍剛到陜北才兩三個月就要出師東征呢？這個問題在中共中央內部是有爭論的：一個是鞏固和發展的關系，還有一個是應該朝哪個方向發展。1936年1月17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作報告提出：抗日運動高漲和陜北地貧、人窮、兵員缺的特定環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鞏固求發展，而是要以發展求鞏固。我們要擴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紅軍。我們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東。“我們要下極大決心到山西”，“山西的發展，對陜北有極大幫助”。我們的軍事基本方針是穩打穩扎，背靠蘇區建立根據地，爭得東渡黃河的來往自由。（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36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隨軍東征，陜北組成中央局，周恩來主持后方工作。

會后，毛澤東等率領主力紅軍即刻從瓦窯堡出發。一月底，他在延長縣城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他在報告中進一步闡述了發展和鞏固的關系，耐心細致地做好一些干部擔心紅軍東征會影響陜北根據地鞏固的顧慮；也批評了李德所說東征是“想挑起日蘇戰爭”的錯誤觀點。會議進一步統一了思想，加快了東征的戰備步伐。

1936年2月，下了一場大雪，毛澤東心情極好，欣然作詞：《沁園春·雪》，一首千古絕唱：

    北國風光，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望長城內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2月18日，毛澤東出席團以上干部會議，作關于東征形勢與任務的報告，

強調當前首要任務東渡黃河。從2月18日晚8時開始，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分別從陜西綏德縣溝口、清澗縣河口等地強渡黃河，一舉突破閻錫山晉綏軍所謂固若金湯的黃河防線。到25日，已消滅、擊潰晉綏軍五個團，繳獲大量槍支彈藥，俘虜1千2百余人。

在紅軍勝利渡過黃河，完成東征戰略的第一步任務后，毛澤東和彭德懷會合，下達訓令：指出，方面軍有堅決粉碎敵人援兵之任務，盡快爭取居民群眾與紅軍一致，集中兵力消滅敵軍一路至兩路，取得在山西發展抗日根據地之有利條件，完成東征計劃第二步任務。同時，他和張聞天等急電周恩來：“請到前線催促紅二十八軍主力東調，如能及早趕到，定能奪取被晉綏軍占領的吳堡、佳縣、神府許多地方，而且直接援助了主力”。劉志丹等奉命率領紅二十八軍向東，勝利完成了任務，恢復了一度被晉綏軍占領的大片區域，鞏固了陜北根據地的東部地區。

閻錫山對紅軍神速地突破黃河天險，十分驚慌，立即調集14個旅的兵力，從北、東、南三個方面，準備向我紅軍發起反擊。

毛澤東一過黃河，就部署紅軍下一步行動。3月8日，他在交口縣大麥郊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分析了形勢，調整了作戰部署，決定在呂梁山地區集中兵力重創晉綏軍。10日至13日，我軍主力在呂梁山區擊退晉綏軍的第一次反擊，擊潰閻錫山部14 個團。這就為紅軍向前挺進打開了通道。為了擴大紅軍東征的政治影響，宣傳紅軍的抗日主張和有關政策，毛澤東和彭德懷聯名發布《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布告》，號召一切愛國志士與紅軍聯合一致抗日。并指出，紅軍東征的目的是為了抗日，紅軍保護愛國運動，保護革命人民，保護工農利益，保護知識分子，保護工商業。

東渡后初戰告捷，怎樣進一步發展勝利，擴大戰果，創立河東根據地？毛澤東在大麥郊召開紅一方面軍團以上干部會議，對下一階段行動作了部署。會議決定，紅一軍團并指揮第81師為一路（后稱為右路軍），擔任主攻，向霍縣出擊，再沿汾河和同蒲鐵路南下作戰，伺機向晉東南發展；以紅十五軍團兩個主力師為一路（后稱為左路軍），向靈石佯攻，掩護主攻部隊的南下行動；以方面軍直屬隊和黃河游擊師等部統歸方面軍參謀長葉劍英指揮（后稱為中路軍），鞏固現有占領區，保護黃河渡口和后方聯絡線。

這時，紅軍下一步行動已作部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已初見成效，陜北根據地形勢已經好轉，而且共產國際七大決議的文件也已到達，有必要對前一段工作進行總結，明確下一階段的任務。毛澤東和張聞天商定，在前方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

從3月20日到27日，舉行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常稱為晉西會議）。毛澤東在發言時強調：瓦窯堡會議決議是合乎共產國際七大決議案的，會后的中央工作是與國際決議一致的，事實上已經打開了新局面。他說：中國共產黨要站在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前列，集中力量反對主要敵人。“中國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他提出：“一，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對的。”我們的任務，要利用每一分鐘來爭取最大多數。

會議的第二階段，討論軍事戰略方針問題，由毛澤東作報告。他說：華北是全面對日作戰的戰場。“經營山陜，主要是山西，是對日作戰必要與重要的步驟。”我們的方針是“以發展求鞏固”。在戰略上要大膽，因為客觀環境好；在戰役上要謹慎，有利地形上以多勝少，以求減少錯誤。山西是主要的，也可以臨時到河北、綏遠去。現在在山西臨時采取分兵原則，三個集團軍采取打網式的普遍的游擊戰，求得一般的削弱敵人；我們自己則爭取群眾，擴大紅軍，而以擴大紅軍為主中之主。他在報告中還逐條批駁了李德對戰略《意見書》的錯誤，指出它的主要問題是，“革命戰爭中的單純防御路線”。他說：現在應該進攻，敵人“圍剿”來時要防御，“圍剿”打破后就要進攻，“李德則取消進攻”。此后，中共中央不再隨東征紅軍行動。

（六）東征紅軍回師陜北休整；西征。

正當東征紅軍分別南下、北上時，蔣介石為了阻攔紅軍東進，調遣10個師兵力號稱20萬大軍及其最看重的以陳誠為首的20幾員大將，進入山西，協助閻錫山作戰；并命令黃河以西的國民黨軍隊同它配合，企圖封鎖黃河，消滅紅軍，摧毀陜甘革命根據地。閻錫山也改變了過去拒絕國民黨中央軍進入山西的態度。這就使雙方在山西的力量對比發生重大的改變。

鑒于這種嚴重情況，毛澤東審時度勢，命令南下、北上兩個軍團在抗擊敵軍進攻中向晉西地區收縮集中，并命令中路軍控制有關的黃河渡口。經中共中央批準，“決定西渡”，回師陜北休整。在東征作戰中，紅28軍軍長劉志丹不幸犧牲。

這次東征歷時75天雖然因軍事形勢變化而沒能完全達到預期目的，但無論在軍事上還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功：消滅國民黨軍7個團，俘敵（包括閻部團長郭登瀛）4千余人，繳槍4千余支，炮20余門；取得渡河作戰的經驗，提高了部隊的戰斗力；迫使原來侵入山西的晉綏軍撤回山西，鞏固了陜北根據地的東部地區；紅軍擴大了新兵8千多人，籌款30多萬元，發展并壯大了紅軍和根據地的力量；在山西20多個縣開展群眾工作，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建立一些抗日游擊隊和游擊區，為以后開辟抗日根據地打下了基礎。

紅軍回師陜北后，由毛澤東朱德（以朱德的名義，因當時朱德仍與張國燾在一起，由于張國燾的破壞，此時三大主力紅軍還未會師。——筆者注）再次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即《五五通電》）。此“通電”實際上向全國宣布：黨的“抗日反蔣”政策已轉變為“逼蔣抗日”政策。這對于推動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開展起了重大作用。但蔣介石卻拒不接受，繼續加緊對陜甘革命根據地的進攻。他著手成立以陳誠為總指揮的晉陜綏寧四省邊區“剿共”總指揮部。

為了對付這種嚴峻的局勢，經毛澤東提議，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作了《目前形勢與今后戰略方針》的報告。對當前的形勢，毛澤東不是只從邊區的局部著眼，而是從全國的大局出發，作出分析：現在反日反法西斯的運動如暴風雨般地發展，工農商學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們不愿當亡國奴，要反抗，要斗爭。“群眾運動發展到不怕統治階級壓迫的狀態！九一八所激起的運動不如此次之深厚廣大。”中間分子的態度轉變過來了，落后分子也一天天覺醒了。在這種情況下，來自不同方面的對群眾爭取十分緊張。我黨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被許多人所接受。我們的任務，總的是建立全國人民的統一戰線，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具體的政治任務，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口號是爭取直接對日作戰，以紅軍作先鋒，可以轉到同東北軍一齊去干。對南京的態度，在我們方面是發一個回師宣言，主張停戰議和。紅軍東征抗日，蔣閻阻止，紅軍自動停戰，要求議和。不和，那么你是賣國賊，我們就要打賣國賊。在山西立足，從目前我們的力量來看，還有困難，或是不可能的。“東邊的路，是將來必走的，是長時期內戰略進攻的方向。”

對下一步的行動方向，毛澤東說：是要在陜南、甘肅、陜北、寧夏“四中擇一”，因為“方向在一個時期中只能一個”。他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作了比較：陜北，沒有飯吃，地域狹小，不能去；寧夏，黃河南岸不大，雖有金馬池，但從政治、經濟觀點著眼不應去，因為馬鴻逵可能爭取或守中立，軍事上此地不能守，綏遠亦然；陜南是重要的戰略區域又有紅軍，但須注意，或者去時易回時難，或者國民黨軍隊在西安、襄陽間筑堡壘，不能出東方；“甘肅是上述幾條路的必由之路。地方雖不好，但有極重要的意義。再在三邊及甘北弄它一塊。地廣人稀，敵人以后進攻困難。這是這一時期的任務。”“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則只有把蔣調到甘肅，乘其疲而擊之。糧食有了，再往東邊。”

會議經過討論，同意毛澤東的報告，決定紅一方面軍主力西征。紅一方面軍主力1萬3千多人組成西方野戰軍，由彭德懷率領，向陜甘寧邊界地區發動進攻；其余部隊留在南線、東線牽制國民黨軍隊，以掩護紅軍主力西征和保衛陜甘根據地。

西方野戰軍的作戰歷時兩個半月，共消滅敵人、俘敵旅長以下兩千余人槍，戰馬五百余匹；開辟了橫寬兩百多公里的新區，使陜甘根據地發展成陜甘寧根據地；擴大了紅軍，組建了兩個騎兵團，發展了地方武裝；征集了大批資財。這為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打好了基礎。

（七）毛澤東印象記。

當西征戰役正在進行時，一位外國朋友、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在七月初冒著生命危險進入陜甘寧革命根據地，進行實地采訪。他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見到了毛澤東。斯諾不久后這樣記下他最初見到毛澤東時的印象：

“在我看來，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復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甚至在說到自己的時候和蘇維埃的缺點的時候他也笑得厲害——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他目標的信念。他說話平易，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了起來。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這一點——大概是不錯的。然而毛澤東還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講和寫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個人習慣和外表落拓不羈，但是對于工作卻事無巨細都一絲不茍，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許多日本人都認為他是中國現有的最有才干的戰略家，這是令人很感到興趣的事。”

“毛澤東的生活和紅軍一般戰士沒有什么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的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服——包括兩套布制服。”

“我第二次看到他是傍晚的時候，毛澤東光著頭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談著話，一邊認真地在做手勢。我起先認不出是他，后來等到別人指出才知道。南京雖然懸賞二十五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毛澤東在我的印象中是一個有相當深邃感情的人。我記得有一二次當他講到已死的同志或回憶到少年時代湖南由于饑荒引起的大米暴動中發生死人事件的時候，他的眼睛是潤濕的。”

“他似乎一點也沒有自大狂的征象，但個人自尊心極強，他的態度使人感到他有著一種在必要時候當機立斷的魄力。我從來沒有看見他生過氣，不過我聽到別人說，他有幾次曾經大發脾氣，使人害怕。在那種時候，據說他嬉笑怒罵的本領是極其杰出和無法招架的。”（斯諾：《西行漫記》P61、65、66、69）

毛澤東曾經多次同斯諾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向他說明中國共產黨和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內外政策。

關于對外政策，毛澤東說：今天中國人民的根本問題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它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敵人。當中國真正獲得了獨立時，外國正當貿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機會。蘇維埃政府是歡迎外國投資的。

關于抗日戰爭的前途和戰略方針，毛澤東說：日本必敗，中國必勝。中國當前的任務是收復全部失地，不僅僅是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東三省是必須收復的。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樣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御工事的陣地戰。陣地戰雖也必需，但是屬于輔助性質的第二種方針。

毛澤東著重談到：面對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新形勢，中國共產黨的國內政策正在相應地作出重大變動。他說：在整個中國正面臨著要變為日本奴隸的迫切關頭，為著把一切愛國分子組成一個抗日的民族陣線，我們的政策在許多方面已經改變了。富農的土地是不沒收的，小地主的財產不被沒收，被沒收的地主也給他們一份土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只限于任何一個階級的參加，現在一些資本家、銀行家，甚至許多地主和許多國民黨軍隊中的軍官們，已經表示了他們為民族解放而戰的志愿，我們不能拒絕他們。甚至蔣介石，如果他一旦決定參加反日的抗戰，我們也會歡迎他參加。

針對有些人惡意地把中國共產黨說成是莫斯科在華代理人的攻擊，毛澤東義正詞嚴地說：共產國際不是一種行政組織，除起顧問作用之外，并無任何政治權力。雖然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員，但決不能說蘇維埃中國是受莫斯科或共產國際統治。中國共產黨僅僅是中國的一個政黨，在它的勝利中，它必須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決不能代表俄國人說話，也不能替第三國際來統治，它只能為中國群眾的利益說話。

當斯諾在蘇區進行了兩個多月考察后，九月下旬，毛澤東又同他談了聯合戰線問題。在解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政策為什么要改變時，毛澤東說：第一是日本的嚴重侵略，如果不同國民黨合作，我們對日抗戰的力量是不夠的；第二，中國民眾和許多愛國的官員都渴望國共兩黨為抗日救國而重新合作；第三，國民黨內的許多愛國分子也贊成同共產黨重新聯合。為了實現這一聯合，一定要建立一個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國防民主政府。這個政府的主要任務是：（一）抵抗外敵侵略；（二）給予民眾以民主權利；（三）發展國民經濟。我們反對帝國主義，但并不反對現在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

應斯諾的再三請求，毛澤東還向他詳細談了自己從童年到長征的經歷。這在毛澤東一生中，是僅有的一次。

斯諾在十月底秘密回到北平，把他在蘇區采訪獲得的豐富材料寫成書寄到英國，在倫敦出版了《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并且很快被譯成十多種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而詳實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真實情況，產生了相當轟動的效果。以后，也被譯成中文，用《西行漫記》的書名出版，在中國國內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使眾多的人們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真相。

（八）繼續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三大主力紅軍會師。

紅一方面軍西征的勝利，為紅二、四方面軍北上，實現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創造了有利條件。

當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在陜北站住腳跟并勝利展開的時候，毛澤東和黨中央一直十分關心被張國燾強令南下的那部分紅軍的命運，爭取他們早日重新北上。1935年12月2日，毛澤東等致電向他們通報直羅鎮大捷的情況，并告訴他們：“在中央正確領導下，粉碎了三次‘圍剿’，正在猛烈擴大紅軍，猛烈發展蘇區，準備迎接戰斗的勝利。”（毛澤東等致朱德等電，1935年12月2日）1936年元旦，毛澤東在復電朱德時又通報說：“國際除派林育英同志來外，又有閻紅彥同志續來。”“政治局在國際指示之下，有新策略決定”，“其主要口號為民族統一戰線，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土地革命與民族革命相結合，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相結合。”（毛澤東致朱德電，1936年1月1日）

但張國燾卻一意孤行，在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在理番縣卓木碉另立黨的第二“中央”，狂妄地宣稱：“此間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并和你們發生關系”，“你們應稱北方局，陜北政府和北路軍”，“一、四方面軍名義應取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P3）

鑒于張國燾的反黨分裂活動，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央關于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指出：“張國燾同志這種成立第二黨的傾向，無異于自絕于黨，自絕于中國革命。黨中央除去電命令張國燾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棄一切反黨的傾向外，特決定在中央委員會內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決定。”（同上）同時，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還商請剛從共產國際回來的中共代表團成員張浩（即林育英）做張國燾的工作。張浩在24日致電張國燾等，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于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并認為中國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于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他建議張國燾取消偽中央，“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關于張國燾和中央之間的原則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張浩的電報在南下的紅軍中引起極大的震動。徐向前回憶道：

“張國燾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心里著慌。特別是張浩來電，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肯定中央北進路線是正確的，高度評價中央紅軍的英勇長征，這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無疑是當頭一棒。這個時候陳昌浩也轉變了態度，表示服從共產國際的決定。孤家寡人的張國燾，被迫‘急謀黨內統一’。朱總司令和大家趁機做他的工作。我們還是老主意：取消這邊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見，待日后坐下來慢慢解決。”（徐向前：《歷史的回顧》P456）

張國燾越來越孤立，被迫在1月27日致電張浩張聞天，表示“在原則上完全同意”瓦窯堡會議決議，又提出“由共產國際暫代中央”。此時，南下紅軍在不利環境下遭到國民黨軍重兵進攻，傷亡極大，由原來的八萬人銳減為四萬人，給養困難，前途渺茫，紅二、六軍團又即將在任弼時賀龍率領下前來會合。迫使張國燾不得不在6月6日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徐向前回憶道：

“毛澤東同志說過：南下是絕路。后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這一正確論斷。‘吃一塹，長一智’。我對毛主席的遠大戰略眼光和非凡氣魄，是經過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認識到的。”（同上P476）

中央軍委即刻發布命令：紅二、六軍團和紅三十二軍（原一方面軍九軍團）組成紅二方面軍，賀龍為總指揮，任弼時為政委。在朱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關向應等力爭下，紅二、四方面軍決定共同北上，同中共中央會合。

中共中央、毛澤東得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的消息，非常興奮。7月22日，毛澤東等致電朱張任，指出：我們正動員全部紅軍并蘇區人民粉碎敵人的進攻，迎接你們北上。“二、四方面軍以迅速出至甘南為有利。待你們進至甘南適當地點時，即令一方面軍與你們配合，南北夾擊，消滅何柱國、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軍的完全會合，開展西北偉大的局面。”

蔣介石發現紅軍三大主力即將會師，立刻調集胡宗南等三個軍，企圖搶占西蘭大道上的靜寧、會寧、定西段，來隔斷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的通路。胡宗南部先頭部隊火速北上，向這一地區推進。這是一刻千金的速度競賽。針對敵情的變化，中央軍委接連在9月15到17日致電朱德張國燾，指出：四方面軍應迅速占領西蘭大道的靜寧會寧定西段，否則一、四方面軍將被胡宗南部隔斷。16到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縣舉行會議，討論紅四方面軍的行動方向問題，會議根據朱德等多數人的意見，否定了張國燾的西進主張，肯定了北上同中央會合的方針，并進行了靜寧會寧戰役部署。

可是，一向反復無常的張國燾會后立刻變卦，一趕到漳縣紅四方面軍總部，又違背中央指示和西北局決議，命令紅四方面軍撤離通渭等地，轉頭西渡黃河。朱德得知這個情況后，立刻向中共中央和軍委報告，表示堅決維護原定的靜會戰役計劃；致電張國燾，批評他擅自改變西北局的決定；同時，下令紅四方面軍各部隊暫停行動，并通知西北局各成員速到漳縣重開會議，再次討論行動方針問題。徐向前到臨洮調查后，也查明黃河以西氣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難行，人稀糧缺，渡河計劃難以實現，提出了停止西進繼續北上的意見。

毛澤東周恩來等在9月27日致電朱張，通報中央政治局的意見：“四方面軍仍宜依照朱張陳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從通渭隴西線北上，不過半月左右即可到達靖遠海原地域。”同日，他們又致電朱張徐陳：“中央明令已下，請電令通渭部隊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這樣，張國燾才被迫同意北上，同紅一方面軍會合。可是時間已延誤十天左右，使遠道趕來的胡宗南等部得以逼近這一地區，使紅軍三大主力會合時西北地區的局勢變得十分嚴峻，增加了許多原來沒有預計到的困難。

這時，毛澤東周恩來已命令紅一方面軍向南急進。10月2日，西方野戰軍的紅十五軍團騎兵團在繞過海原縣城后，連續奔襲20多小時，行程三百多里路，搶在胡宗南等部到達前，奪占會寧縣城，為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創造了條件。

至此，于1936年10月7、9、22日，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終于實現全部勝利會師。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結束了創造人間奇跡的長征，也是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的勝利。在抗日戰爭烽火即將在全國燃起的歷史時刻，三支主力紅軍會師對開展新局面的重大意義是難以估量的。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之后，張國燾仍不思悔改，繼續其反黨的分裂主義路線，這就出現了所謂西路軍的問題。

附錄：關于西路軍的問題。

筆者曾在《黨史研究與教學》2004年第2期上發表一篇論文：《還“西路軍”以歷史的本來面目》，客觀公正地敘述了西路軍的歷史。至今看來仍然是符合歷史事實的。現將全文引用于后：

還西路軍以歷史的本來面目

——對《毛澤東選集》第二版一條注釋的辨析

                      孫  煥  臻1

內容提要：《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一卷的一條注釋“西路軍”，似有不確切之處。本文引用中央文獻室公布的資料就西路軍西征的由來，失敗的經過及其原因加以闡述和辨析。

關鍵詞：中央軍委  西路軍  張國燾   西征   失敗

關于西路軍的問題，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錯誤的決定》中，已作結論：“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這個結論是客觀公正的，也是符合史實的。

《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第[25]條注釋“西路軍”（見《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一卷第241頁），其中說“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在表述上似乎給人一種與史實不完全符合的感覺。筆者想就此作一些辨析，以求教于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的專家和同仁。

西路軍西征的由來

西路軍的西征，不是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戰略意圖，而是張國燾嚴重錯誤造成的既成事實，圍繞這個問題大體經歷了三次大的斗爭。

第一次斗爭，是在1936年9月中下旬，斗爭重點圍繞紅四方面軍是北上，還是西進。

紅二、四方面軍1936年6月會師后，張國燾雖已取消第二“中央，但并沒有改變同中央對抗的立場。他企圖拉攏紅二方面軍支持他的反黨活動，遭到紅二方面軍領導人的堅決抵抗。經過朱德、任弼時，賀龍等力爭，終于迫使張同意兩軍一起北上與中央會合的行動方針。

黨中央為了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迎接全國的抗日高潮，于1936年8月，提出三支主力紅軍會師后，合力奪取寧夏的戰役計劃，明確指示：“在九月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軍的任務是在甘南活動，消滅毛炳文、王均部，發展蘇區，準備冬季新的行動。”[1]9月14日，中央軍革委又為占領寧夏，對三支紅軍主力的行動作出具體的部署，特別強調，“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軍控制西蘭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斷，并不使妨礙爾后一、四兩方面軍奪取寧夏之行動。”[2]此后中央又多次強調，“向寧夏及甘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3]“奪取寧夏是打通蘇聯、發展紅軍，開展西北局面和對日作戰的樞紐。我們一切工作都應圍繞這一環。”[4]對紅四方面軍的行動方針，中央明確指出：紅四方面軍“占領寧夏南部后，應頓住幾個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并一再強調，奪取寧夏是“決定的一環”，“在當前一瞬間，則拒止胡軍把一、四兩方面軍隔開，又是決定一環，時機迫促，稍縱即逝，千祁留意，至禱至盼。”[5]

但此時張國燾又對北上方針動搖，于9月21日命令紅四方面軍撤離通渭地區，掉頭西進，打算迅速從蘭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帶渡過黃河，進到涼州、永登地區，并認為先機占領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環”。實際仍不愿放棄脫離中央自成一個局面的企圖。經朱德等同志的堅決抵制和斗爭，并發電給中央：張不同意靜會戰役計劃，擬根本推翻，“我是堅決遵守這一原案的，如將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負此責任”。[6]又經中央的耐心說服與挽救；[7]加之在蘭州以西渡河困難，張國燾才不得不暫時放棄西進的命令。紅四方面軍繼續北上，至10月下旬，三大主力紅軍終于勝利會師。可以說，三大主力紅軍的會師，既是戰勝國民黨反動軍隊的追剿和克服極端艱險的自然環境的勝利，又是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和退卻路線的勝利。

第二次斗爭，是在1936年10月下旬，主要圍繞對待寧夏戰役，是堅決執行中央部署“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首先應集中注意力擊破南敵，停止追擊之敵，還是急于要四方面軍渡河西進？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中革軍委把寧夏戰役作為在政治上軍事上打開新局面的決定的一環，抓緊進行部署。為此，中革軍委于10月11日下達了《十月份作戰綱領》，要求各方面軍作好渡河和攻擊寧夏的準備，從11月中旬起，以紅一方面軍的西方野戰軍全部和紅四方面軍三個軍，進攻寧夏，以紅四方面軍的另兩個軍，紅二方面軍全部和陜甘寧軍區獨立師，組成向南防御部隊。[8]為了實現寧夏戰役計劃，中革軍委命令，紅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向同心城、豫旺堡地區集結；二、四方面軍轉進至黃河以東，西蘭大道以北的通馬靜會隆地區休整補充，待至11月10日前完成戰役各項準備后，開始北攻寧夏，向南防御，阻敵北援。這是一個符合實際的完整縝密的作戰計劃。

但張國燾仍對中央有二心，繼續其分裂主義路線，企圖利用執行寧夏戰役計劃的機會，將四方面軍全部渡過黃河西進，不去寧夏，而到甘肅河西走廊地區，占塊地盤，搞“獨立王國”。

為了第一步擊破南敵，給第二步北攻寧夏作準備和配合河東地區擊破南敵，黨中央于10月24日電令“三十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軍擬以暫不渡河為宜。”10月25日又電令“以九軍以外之一個軍接30軍渡河后，兩軍迅速占領黃河彎曲處西岸頭盧塘、井眼堡、大營磐、三塘驛地區之樞紐地帶及向中衛方向延申，偵察定遠營與中衛情形，準備第二步以一個軍襲取戰略要地之定遠營”。[9]此部署的一切目的在于圍繞擊破南敵，北攻寧夏作準備。而張國燾卻抓住這個機會，準備推行其四方面軍全部渡河西進計劃。從10月25日至30日，不但將30軍渡過黃河，還把總指揮部，九軍和五軍團，也陸續渡過河。中央發現后，毛澤東于10月26日電彭德懷：“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10]中央雖三令五申電張，按寧夏戰役的統一部署辦，但張終是不聽；置中革軍委命彭德懷、劉伯承準備組織的海（原）打（拉池）戰役，重點打擊南敵這個全局于不顧，擅令四軍三十一軍調離前敵總指揮部指定的作戰位置，結果使海打戰役計劃落空。由于未能擊破南敵，致使我奪取寧夏計劃被迫中止執行。對此，彭總在回憶中，曾尖銳指出：“張國燾多次破壞了作戰部署，使我們不得不放棄豫旺以西大塊土地。如果我軍當時把王均部消滅……我軍就可能控制蘭州和西蘭公路以至甘肅全省。”[11]

第三次斗爭，是在11月上旬，主要圍繞河西的四方面軍是孤軍西進至涼州，還是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則有利”？

紅四方面軍主力渡河后，迅速攻破敵之阻擊，占領一條山和五佛寺一線。當時中央令四方面軍過河的主要目的，是為實施寧夏戰役作準備，并于10月28日電示強調：“目前我們正處在轉變關頭，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則有利，分散作戰（則）削弱，有受敵人隔斷并各個擊破之虞”。[12]10月30日又電令河西部隊暫控一條山，五佛寺地區休息待機，準備在擊破南敵后繼續北取寧夏。在此，既明確指示四方面軍過河的任務目的，強調“緊靠作戰”，“北取寧夏”，又有警示張國燾，不要違背中央的意圖，擅自令四方面軍孤軍西進，被“敵人隔斷并各個擊破”。

然而，由于紅四方面軍前線領導人沒有從根本上克服張國燾路線的影響，沒有深刻的理解中央意圖，于是在11月初，即因該地人煙稀少、糧缺水咸，加上連日激戰，大部隊不能久停為由，數電中革軍委和紅軍總部請示河西部隊行動方針，并建議“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決定先向大靖、古浪、平番、涼州行”。11月3日中革軍委致電河西部隊：“所部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之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13]但張國燾卻于11月5日致電河西部隊，指令他們消滅馬步芳部為主要任務，“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時）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在此，張完全無視中央的戰略意圖和指示河西部隊的行動方針，而強調的是“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雖然張也看到被敵隔斷的可能，但仍一意孤行，電令陳昌浩等，“不可妨礙你們主力的行動。不得已時可不必留主力守渡口”，“你們應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去完成你們的任務”。[14]又是“不可妨礙”，又是“不受一切牽制”。當然是指中央“妨礙”，“牽制”。這就從根本上與中央的方針相對立。由此種下了以后西路軍失敗的根苗。

正是根據張國燾的這些指示，河西部隊于11月6日向中革軍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涼（州）戰役計劃》。至此時，木已成舟，中革軍委也只有電示“徐、陳向涼州進”，但仍強調他們：“作戰時集中兵力打敵一旅，各個擊破之。”并于8日致電張國燾并陳昌浩等，答復徐、陳等七同志11月7日來電要求組織前委和軍分會，指出：“我們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隊稱西路軍，領導機關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管理軍事，政治與黨務，以昌浩為主席，向前為副”，其余名單照來電批準。[15]

這就是西路軍稱謂和西征的由來，在這里不難看出，西路軍之形成是張國燾，對抗中央統一戰略部署的產物，中共中央軍委只好“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隊稱西路軍”。中央對張國燾的分裂路線，既要堅持原則，以大局為重進行斗爭，又要注意團結，避免分裂；往往在一些重大決策上，采取協商態度，因勢利導，甚至作出必要的讓步。而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在關于“西路軍”的注釋中，肯定地說：“十一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似有不夠確切之嫌，或者說容易引起讀者的誤解。因此在此提出與注者商榷。

西路軍失敗經過

從1936年11月上旬至1937年3月上旬，西路軍歷經4個多月浴血奮戰，終遭失敗，經過如何？

黨中央從一開始就時刻把西路軍的安危縈懷心頭，怕其被敵隔斷各個擊破。11月11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陳昌浩、徐向前，詢問：“你們依據敵我情況，有單獨西進接近取得接濟的把握否？如果返河東，有何困難的情形？你們能否解決衣服問題？”西路軍軍政委員會進行了討論，一致認為，黃河東岸已被敵人封鎖，東返同西進比較困難更大，下決心西進。12日復電中央：“我們計劃第一步進占涼州、永昌，略作休整補充；第二步進占甘州、肅州，爭取年前接通新疆”。[16]因此，就戰略方向是東返還是西進，中央一再征求西路軍領導人的意見，絲毫沒有強加之意。這時，在11月13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問題時，毛澤東在作的報告和結論中，明確指出，“紅軍行動主要是向東”，并指出：“四方面軍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調回來是個問題”。[17]以上不難看出，決不是有人所說的是“中央軍委選擇了河西作為戰略方向”。[18]

西路軍貿然西進，11月15日占領古浪，18日占領永昌，21日占領山丹，進入甘北地區。11月16日至18日，九軍在古浪一帶同馬匪五個旅激戰，殲敵二千余人，我軍亦損失近半，撤出古浪。從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紅軍共殲敵五六千人，西路軍也減至一萬八千余人。這時徐向前認為，馬匪主力并未擊潰，紅軍有生力量日減，又無根據地，難以補充，是否冷靜分析一下形勢，以正確決定今后行動方向。但陳昌浩并未考慮這一正確意見，繼續按原計劃西進。

此時，河東形勢發生了對我有利的變化。11月21日，紅軍主力在中革軍委的正確指揮下，取得全殲胡宗南部一個師的山城堡大捷，粉碎了敵對我之進攻。12月12日，西安事變發生，其和平解決，我黨與張、楊公開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黨中央又電西路軍，要其在永昌地區休整，伺機以主力東打，向駐蘭州的東北軍靠近，以便返回黃河以東。12月23日陳昌浩復電中央，認為接通新疆取得國際援助是目前“整個抗日陣線的迫切與極大要求”，西路軍雖已付出重大代價，但完成這一任務已無問題；如果東進，路程過遠，易遭敵騎兵截擊，“傷亡掉隊必大”，即便“在二十天到達蘭州，至多只能起到鞏固蘭州的作用，策應主力行動其作用不大。”12月24日，中革軍委致電西路軍，指出：從整個戰略考慮，“西路軍以東進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即可達到靜寧、會寧地區與東北軍靠近，并可有力推動時局發展。然而，陳昌浩仍然沒有認真考慮。[19]顯然，中央軍委要西路軍東進，決不單是為了策應河東主力紅軍，更重要的是從整個戰略全局著眼，也是為西路軍免遭因孤軍深入，被敵隔斷并各個擊破的安危著想。而一再堅持西進，孤軍深入，不愿東返，則是陳昌浩所堅持的。怎么反說中央在西路軍問題上“舉棋不定，猶豫徘徊”，“缺乏長遠的戰略布置，致使西路軍的任務變得飄忽不定”？[20]

為了更清楚了解這段史實，不妨重溫一下這期間中央領導致西路軍的部分電報：

11月18日，毛澤東等復電徐、陳，強調：如使東面地區為毛炳文過早進占去，紅軍回旋余地狹小不利。我們意見在現地區留住一時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險要，遠距毛炳文。同時，加緊軍事訓練，恢復體力，檢查政治工作，教育每個指揮員會做群眾工作，與人民發生良好關系……電報還指出：肅州到安西有八天壞路，人煙稀少，安西亦偏僻，將來只能去一部。同時致電張國燾等強調河東紅軍“只有戰勝胡軍才便開展局面，才是策應河西的好辦法”。[21]

11月20日毛澤東等致電徐、陳，指出：“主力在永昌，肅州之線，堅決保持東邊回旋地區，以小部進占安西、敦煌”。23日又致電，指出：遠方（指蘇聯）來電正討論幫助你們，但堅決反對退入新疆。你們作戰方法應“集中最大兵力，包圍敵之較弱一部而消滅之，另以一部兵力鉗制敵之余部。如此方能從敵取得補充，方能予敵以重創，根本消滅其戰斗力，方能使敵知所警戒。應該力避如過去一樣的消耗戰，提倡集中兵力包圍消滅其一部的消滅戰，為此方能解決問題。”25日，再致電徐、陳：“毛炳文東撤利于你們發展。在你們打破馬敵之后，主力應準備東進一步，策應河東”，“遠方接濟，三個月內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團結奮斗，打開局面”。接著，該電又具體指出了戰勝敵人的八項軍事原則。“關于作戰方面：（一）集中兩個主力軍于一個有利陣地打馬部，不管敵是兩三個團還是五六個團，概用此法。（二）敵少，則主力從兩翼包圍，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敵后。（三）敵多，則以一部鉗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圍其一翼。（四）不論敵多敵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兩翼包圍時，不可平分兵力，應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兩團以上之敵，二兄均宜親自指揮，親自看地形，親授干部以機宜。惟須十分注意蔭蔽，一切高級干部均應教育他們蔭蔽，避免無益犧牲。（七）估計不能勝利之仗不打。（八）總之，不打則已，打則必須有所繳獲。與其擊潰敵許多團，不如干凈消滅敵人一個團。望酌行之”。[22]這是打破敵包圍，戰勝敵人的行之有效的作戰原則。這些作戰原則都已為中央蘇區的五次反“圍剿”的前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所證明。可惜，西路軍的前線主要指揮員陳昌浩等并未認真實行。

從這些電報，至少我們可以看出三點：其一，黨中央極為關心西路軍的安危，擔心其被隔斷各個擊破；并且為盡力挽救西路軍免遭失敗，多次指示其行動方針，作戰的軍事原則，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原則以及著眼點放在建設根據地上；尤其強調，不要依靠外援，全靠自己團結奮斗，打開局面；其二，西進不僅自然環境不利，就是蘇聯也不支持，最好東進，至少也應保持東面的回旋余地；其三，河東、河西紅軍都應從全局出發，互相配合，互相策應；而不是單純一方策應另一方。試想，若是西路軍能不折不扣地按照中央所指示的行動方針，軍事原則和政治工作去辦，每占領一個地方，應把著眼點放在“為創河西抗日根據地而奮斗”[23]上，會“付出極大犧牲，彈盡糧絕，兵敗祁涼”嗎？

自1936年12月底至1937年3月，因形勢變化，西路軍錯過東返時機，向西越走越遠，亦愈益不利，終招失敗。12月30日占領臨澤，1937年1月1日占領高臺。這里回漢雜居，人煙稀少，群眾基礎差，難以立足。紅軍只有消耗，而無補充。加之南靠祁連山，北臨沙漠和大山。部隊就在這幾十里寬的狹窄地帶。而陳昌浩把部隊從東向西擺成一字長蛇陣，分兵防守幾個支點，被動挨打，險入馬匪的四面包圍之中。當馬匪結全部主力來決戰時，西路軍亦采取以硬對硬，準備決戰。結果，當1月12日敵三個旅在飛機大炮配合下，圍攻高臺，我紅五軍團據城堅守待援，而援軍中途遭敵阻擊，大部傷亡，至1月20日，五軍團3000英勇健兒，雖前仆后繼，浴血奮戰，終遭全軍覆沒，軍團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壯烈犧牲。這一戰，實質是西路軍走向失敗的開始。此時，西路軍已剩下不到1萬人了，全部集中在張掖縣的倪家營子。黨中央獲悉西路軍危機，遂命劉伯承張浩組成援西軍，明確指示援西軍的任務是“調動二馬，接出西路軍，共返東岸，不可向西進，因為現在已經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同時，還通過政治談判，表示愿付重金，爭取“二馬”停止對西路軍的追擊，以救援西路軍。這本是鐵的事實，而有人卻全然不顧，說什么“西路軍正是以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增加了我黨在談判桌上的份量”。[24]

2月21日，西路軍鑒于在倪家營子困守無望，遂決定回師東返，到達甘州山洞堡一帶。在此，擊潰追敵一個旅，全殲敵憲兵團800人。如果利用這一有利時機，繼續東進，仍有擺脫困境，實現與援西軍會合的希望。然而，陳昌浩卻過高估計了這一仗的意義，認為敵我力量已起了重大變化，敵人的銳氣被挫傷了，要繼續西進，重返倪家營子，占領甘北。[25]致使西路軍完全陷入不可挽救的絕境。至三月中旬，西路軍幾近全軍覆滅，遭到失敗。

這時，中央利用統戰關系竭盡全力營救被俘人員和收容失散人員，使數千名西路軍干部、戰士先后回到陜甘寧邊區。

關于戰略方向的選擇

戰略總任務，戰略方針，戰略方向三者緊密聯系，辯證統一。其基本關系是：戰略總任務決定戰略方針，戰略方針是實現戰略總任務的保證；戰略方針規定戰略方向，戰略方向體現戰略方針。戰略方向選擇錯誤，就不能保證實施戰略方針，當然，也就影響戰略總任務的完成。

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后，中共中央提出的戰略任務是：團結內部，聯合友軍，粉碎蔣介石的滅共計劃，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達逼蔣抗日，停止內戰，組成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一切抗日力量，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根據此戰略任務，1936年8月，黨中央提出的基本戰略方針是：逼蔣抗日，聯合友軍，造成西北新局面，打通蘇聯，鞏固和發展西北根據地，迫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肅以東，根據此基本方針，中央又作了具體的戰略部署，其中“四方面軍占領臨潭、岷縣、漳縣、渭源、武山、通渭地區，盡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i]至9月，中央又具體部署了攻占寧夏的戰役計劃。其中，四方面軍主要控制西蘭大道，阻止胡宗南西進，10月底或11月初進取靖遠，中衛南部及寧安堡之線，以便12月渡河奪取寧夏南部。并明確指出：“至于占領甘肅西部，候寧夏占領取得國際幫助后，再分兵略取之。”還特別強調，寧夏戰役是“對于中國紅軍之發展與中國抗日戰爭之發動有決定意義的戰略行動”，要求“三個方面軍需用最大的努力與最親密的團結以赴之”。[ii]

據此戰略部署，在戰略方向的選擇上，黨中央軍委，多次致電，反復強調，“發展重點在寧夏，不在甘西”，三支紅軍主力要緊密配合。假如一方面軍獨攻寧夏有“顧此失彼之慮”而失敗；四方面軍獨攻甘西也要失敗。如此有被敵“各個擊破之虞”。“只要集中先占寧夏方免此失”。因此，“奪取寧夏打通蘇聯，不但在紅軍發展上，在全國統一戰線，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戰上，都是決定的一環，在當前一瞬間則拒止胡軍把一、四方面軍隔開，又是決定的一環”。[iii]張國燾從其分裂主義路線出發，表面上同意黨中央的戰略部署，而背后又在搗鬼，總想把四方面軍拉到甘西去，自成局面，搞“獨立王國”，同中央分庭抗禮。因此，在戰略方向選擇上，在三支紅軍主力會師前，他企圖西進而反對北上；會師之后，張國燾又根本不顧中央的統一部署，擅令四方面軍主力西進“出涼州”而“不愿出寧夏”，致使海打戰役計劃被破壞，寧夏戰役計劃落空；進而造成四方面軍主力分兵西進甘北，致使西路軍全軍覆滅。然而，這一切，包括陳昌浩在內的西路軍廣大指戰員是不清楚的，或者說是不了解張國燾的包藏禍心的。當然，作為前線主要指揮員的陳昌浩等軍事指揮失當，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們考察西路軍失敗的最主要原因，是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這是真正歷史唯物主義的結論。當然，西路軍的失敗，對于廣大西路軍指戰員來說是沒有責任的。同樣，這也是黨中央早已作出的另一合乎歷史事實的結論。當時，西路軍廣大指揮員并不知道張國燾另有野心，還以為這是黨中央的部署，斗志昂揚地踏上了征途。他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后繼，英勇奮斗，同優勢的敵人血戰到底，表現了中國工農紅軍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氣概，黨和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35頁。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78-579頁。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92-593頁。

2004年4月

 為了總結西路軍失敗的經驗教訓和對張國燾的錯誤作出結論，同時進一步明確全黨在新形勢下的任務，1937年3月23至31日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發言中講了三個問題：

第一，關于中日矛盾與中國國內矛盾問題。他說：有許多原則有進一步明確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國內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對國內階級關系發生變化，1935年12月會議決議是估計到了，但對蔣介石的變化沒估計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在政治事變中證實了這一估計，國民黨三中全會就是一個明證。我們的政策的變化，國民黨的政策的變化，主要的根據就是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義的革命的方面，與我們現時的政綱不是相沖突的，我們應當拿起這一武器。三民主義在理論上也要改一改。（三）階級斗爭應該以照顧大局為原則，勞資兩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協商辦法，這種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現在不是主導的地位。（四）國民黨的三中全會開始了國民黨政策上的轉變，從通過的決議看，是從妥協到抗戰、從獨裁到民主。這一轉變，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擴大與我們的政治影響。從開始轉變到徹底轉變還要經過一些時間，還會有很多曲折。

第二，關于過渡階段問題。他說：第一階段爭取和平已經達到了；從西安事變到抗日開始是第二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民主問題，“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號，“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號，主要口號是“準備抗日”。為了抗日要爭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務，是這次政治局會議的主要議事日程。

第三，關于領導權問題。他說：資產階級從來都是想使無產階級服從它，做它的尾巴，這是應當著重說明的，并加緊對群眾的教育。目前形勢對我們更有利，政治攻勢都在我們方面，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平運動、民主運動，都是我們創立的。

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還討論了張國燾的錯誤。毛澤東在發言中說：張國燾路線毫無疑義是全部錯誤的。張國燾的哲學，一言以蔽之是混亂，其中主要的東西是機械論和經驗論。他只承認看得到東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論反原則的。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體，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進行科學分析，所以我們能預見運動的法則，在軍事上即是有戰略的頭腦，這正是張國燾所缺乏的。會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動。他要用槍桿子審查中央的路線，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線，這是完全不對的，根本失去了組織原則。張國燾在分裂紅軍問題上做出了最大的污點和罪惡。張國燾入黨以來，還曾有若干階段是在黨的路線下工作的，但他的機會主義歷史問題是必須要指出來的。我們應該用誠懇的態度要求張國燾轉變，拋棄他的錯誤，今后從頭干起。（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3月30日）31日，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

這個決定至今看來仍然是客觀公正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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