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二月會議到六中全會

——反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斗爭

甄巖

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怎樣對待同國民黨的關系是一個極其重要而又異常復雜的問題。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握有統治權的政黨。它有幾百萬軍隊和得到國際承認的外交地位。沒有它的參加，全民族的抗日戰爭就難以形成。抗戰開始后，它從對日妥協退讓轉為武裝抵抗，從長期的剿共轉為同共產黨有一定程度上的合作。這些都是重大的轉變。抗戰初期，他在凇滬、忻口、徐州、武漢等會戰中也有比較積極的表現。看不到這些，在抗戰中不重視國共的合作，造成雙方關系破裂，那就會犯“左”的錯誤。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面，即好的方面。

可是，事情還有另外的一個方面。蔣介石有其階級本性所決定，從骨子里對共產黨極端仇視。即使在雙方關系較好的抗戰初期，他仍然十分害怕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的發展，千方百計加以限制，總想找機會加以“溶化”和消滅。對民眾運動的興起也有著根深蒂固的恐懼心理，不僅不愿和不敢發動群眾，甚至還反過來千方百計壓制和限制民眾抗戰。他們單純依靠政府和正規軍的力量去抵抗日軍的進攻。這是他們的片面抗戰路線使然，這也是抗戰初期正面戰場局勢迅速惡化的重要原因。國共兩黨關于“全面抗戰”還是“片面抗戰”的爭論，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要是看不到事情的這一方面，忘卻以往的歷史教訓，（當時我們黨內就有人是這樣）以為國民黨已經轉變得一切都很好了，過分看重以至依賴國民黨，束縛住自己的手腳，喪失獨立自主和必要的戒備，那就會上大當，就會犯右的錯誤。

應該怎樣處理這種復雜的關系？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解剖刀，在他所寫的《農村調查》的跋中作了很好的概括：“現在的政策，是綜合‘聯合’和‘斗爭’的兩重性的政策。”“不是‘一切斗爭，否認聯合’，也不是‘一切聯合，否認斗爭’（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陳獨秀主義那樣），而是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社會階層，同他們建立統一戰線，但對他們中間存在著的投降敵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動搖性反動性方面，又應按其不同程度，同他們作各種不同形式的斗爭。”

這里，不容易的是怎樣根據變動著的情況，靈活地處理聯合和斗爭的關系，怎樣恰當地掌握好兩者關系中的“度”。沒有高度的把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方法論和認識論滲透一切運用自如的能力，沒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豐富的斗爭經驗，是很難把它處理好的。

（一）“在黨內在全國均須反對投降主義”。

1937年9月22日，也就是日本向上海發動進攻后四十天，國民黨通訊社發表了周恩來在七月廬山談判時向蔣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由毛澤東起草）。第二天，蔣介石發表談話，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團結救國的必要。這是一件大事，標志著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

對《宣言》的發表和蔣介石的談話，毛澤東立刻毫不含糊地給予高度評價。他指出：“我們宣言及蔣談話宣布了統一戰線的成功，建立了兩黨團結救國的必要基礎。”“這在中國革命史上開辟了一個新紀元。這將給予中國革命以廣大的深刻的影響，將對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發生決定的作用。”（《毛澤東傳》P500-501）同時，他也敏銳地察覺蔣介石談話中表現出的“自大主義”，表示“未免遺憾”。他指出，現在成立的統一戰線，還不是一個充實的堅固的統一戰線。表現在蔣介石方面的是：在抗日問題上的始終不肯接受中共反復提出的發動民眾的全民抗戰的政治主張；在兩黨關系上，既想借重共產黨的力量，又不肯平等相待，對確定兩黨合作形式與制定共同綱領采取消極態度。毛澤東認為，這種狀況不改變，統一戰線可能流于形式，不能真正擔負起領導抗戰勝利的責任。

《宣言》發表一周后，毛澤東為《解放》周刊撰寫《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成立后中國革命的迫切任務》（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目改為《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毛澤東在文中指出：“中國的革命，自從一九二四年開始，就由國共兩黨的情況起著決定的作用。”他說：從西安事變以來，“起了變化的東西是有的，并且是很大的，這就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但是，廣大的民眾還沒有被發動，國民黨的統制政策依然沒有改變，從而暴露出嚴重的危機。“抗日需要一個充實的統一戰線，這就要把全國人民都動員起來加入到統一戰線中去。抗日需要一個堅固的統一戰線，這就需要一個共同綱領。”“共同綱領是什么呢？這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這個十大綱領，符合于馬克思主義，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這是現階段中國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初步的綱領，只有實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國。”他還提出：“然而要實行三民主義和十大綱領，需要實行的工具，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軍隊的問題。”（《毛澤東選集》P364-370）

10月25日，毛澤東在會見英國記者貝特蘭答問中，一方面充分肯定中國抗戰的成績，同時指出：幾個月抗戰中暴露的弱點，首先表現在政治方面，“廣大的人民群眾依然如過去一樣被政府限制著不許起來參戰，因此現在的戰爭還不是群眾性的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而不帶群眾性，是決然不能勝利的。”

——這主要是針對蔣介石政府的。

他還針對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等散布“中國在打了敗仗之后再也無力抗日”的民族悲觀主義論調，提出“克服投降主義”問題。

同時，在中國共產黨內，在對待國共關系問題上，一種錯誤觀點正在滋長發展。這種“右的觀點，就是不主張區別”。他們只看到國共兩黨一致的地方，而看不到兩黨在“全面抗戰”（全國人民總動員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和“片面抗戰”（不要人民群眾參加的單純政府的抗戰）的根本問題上的原則分歧而放棄了自己的責任。毛澤東指出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傾向。他說：“如果共產黨員忘記了這個原則性，他們就不能正確地指導抗日戰爭，他們就將無力克服國民黨的片面性，就把共產主義者降低到無原則的地位，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他們就是對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戰爭和保衛祖國的任務犯了罪過。”

毛澤東十分警惕這種危險的傾向，并在實際工作中同這種錯誤傾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和必要的預防。主要表現在：其一，在中央常委會討論中共是否參加政府的問題時，毛澤東指出：“只是聘請個人參加而不宣布執行抗日綱領，我們不參加”。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作出決定：“只有將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轉變為全民的統一戰線的政府的時候”，中共才能參加。其二，毛澤東對隴東等地出現的對國民黨無原則退讓；對全國各界聯合會常務委員章乃器在上海提出的“少號召，多建議”的主張，提出批評，糾正各根據地和救亡工作中出現的遷就傾向。其三，對山西的統一戰線工作，毛澤東多次指示，要求不能參加任何倒閻的陰謀活動，但在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獨立自主’之實行，須比較過去‘進一步’”，我們的計劃要放在他們不答應不兌現不可靠時還是能夠干下去這樣一個基點上。

毛澤東還在11月12日上海陷落的當天，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全面闡述了對統一戰線和國共關系的看法，特別旗幟鮮明地強調“在黨內在全國均須反對投降主義”。

他在報告一開始就提出“目前形勢是處在片面抗戰到全面抗戰的過渡期中”。接著說：“我們贊助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抗戰，即使是片面的抗戰。因為它比不抵抗主義進一步，因為它是帶著革命性的，因為它也是為著保衛祖國而戰。”但是，“不要人民群眾參加的單純政府的片面抗戰，是一定要失敗的。因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因為它不是群眾戰爭。”毛澤東強調指出：全面抗戰還是片面抗戰，“這是共產黨的抗戰主張和現時國民黨的抗戰主張的原則分歧”。

他在這個報告中，旗幟鮮明地提出：反對投降主義的問題。他首先強調：“在黨內，反對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的任務。他分析道：“關于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在盧溝橋事變以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是‘左’傾機會主義，即關門主義。這主要是因為國民黨還沒有抗日的緣故。”“在盧溝橋事變以后，黨內的主要危險傾向，已經不是‘左’傾關門主義，而轉變到右傾機會主義，即投降主義方面了。這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已經抗日了的緣故。”

毛澤東在報告中，把洛川會議等醞釀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根本性問題，以更加明確具體的語言提了出來：“在統一戰線中，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在當前的具體的政治任務中，這個問題即是說：把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所主張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全面抗戰呢，還是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的地主資產階級專政和片面抗戰？”他明確地得出結論：“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

接著，他又提出：“在全國反對民族對民族的投降主義。”他說：“這個傾向在現時是發生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右翼集團中。”那是指國民黨內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派集團。毛澤東提醒大家：“一般的說來，他們之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分裂出去是為期不遠的。”“我們的任務是堅決地反對民族投降主義，并且在這個斗爭中，擴大和鞏固左翼集團，爭取中間集團的進步和轉變。”毛澤東向黨的活動分子所作的這個報告在黨內引起很大的震動，并收到了成效。

（二）反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斗爭。

王明（自1931年9月赴莫斯科后一直在共產國際工作。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上當選為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自1937年11月帶著共產國際指示從蘇聯回國。他一回來就推行一條與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根本對立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

中國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受到共產國際的關注。當時，蘇聯正面對著納粹德國來自西面的嚴重威脅，十分擔心日本從東面向它發起進攻，使它陷于兩面作戰的困難境地，十分希望中國抗日戰爭盡可能多的拖住日本的軍事力量，減輕它在東面的危機。中國抗戰爆發后，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曾多次開會討論中國局勢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認為：中國問題的關鍵是建立國共統一戰線，應該積極給予幫助和支持。但是，他們對中國的實際情況過于隔膜，過高地估計了執政的國民黨的力量，主要期望由它所領導的政府和軍隊來抗擊日本侵略軍，因此，生怕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的關系緊張起來，會使國民黨退出抗日戰爭。這種完全脫離實際的主觀臆斷，卻成了當時共產國際指導和關心中國問題的焦點所在。

首先，王明右傾投降主義的外因，根源是共產國際的指示。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的季米特洛夫曾經著重提出：由于共產黨力量弱小因此在國共統一戰線中不要提誰占優勢，誰領導誰的問題。應當運用法國共產黨組織人民陣線的經驗，遵循“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原則，努力從政治上影響國民黨，做到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共同發展，不要過分強調獨立自主。（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的發言，1937年11月14日）他還指出，為幫助中共實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轉變，必須有“熟悉國際形勢的新生力量去幫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樣，共產國際就選中了王明。王明回國前，斯大林會見他，談話中要求，中國共產黨全力以赴地堅定國民黨蔣介石長期抗戰的決心。

11月29日，王明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委會候補委員康生到達延安，同機回來的還有中共駐新疆代表陳云。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共中央負責人冒著紛飛的大雪，到延安機場迎接。這是毛澤東和王明的第一次會面。

王明回國后只隔了十來天，12月9日到1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常稱為十二月會議。王明在會議的第一天就作了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他有一個書面的報告大綱，在會上另有一個口頭報告。

在口頭報告中，他談了“目前的中心問題是如何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如何鞏固統一戰線，即是如何鞏固國共合作問題”，接著便危言聳聽地說：“我們黨雖然沒有人破壞國共合作，但有同志對統一戰線不了解，是要破壞統一戰線的。”“蔣介石是中國人民有組織的力量。如果不聯合蔣介石，客觀上等于幫助日本。”他進一步說：“在統一戰線中兩黨誰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上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我們不能提出要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的地位，共產黨也不能投降國民黨，兩黨誰也不能投降誰。現在不能空喊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問題，這是將來看力量的問題，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導，只有嚇走同盟軍。”這些指責，顯然是針對毛澤東而發的。

他又說：“過去提出國民黨是片面抗戰，是使他們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戰很好，要動員廣大人民來幫助，不要提得這樣尖銳，使人害怕。”這些指責，自然也是針對毛澤東的。

他在報告中還提出許許多多其他批評，例如：“沒有統一的國防軍與正規軍是不能戰勝日本的，游擊戰爭不能戰勝日本”；“我們對政權問題，不要提出改造政權機構，而是要統一的國防政府”；“要改造舊軍隊，這是不策略的口號”；“我們的斗爭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說多建議，少號召，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意義的”，等等。這些還都是針對毛澤東的指責。

王明強調：“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現在我們要用這樣的原則去組織群眾。”“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經濟，不過注意不要受到無謂的犧牲。紅軍的改編不僅名義改變，而且內容也改變了。”“要使人家一到特區，便感覺特區是中華民國的組成部分。”

由于王明說是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那時共產國際在中國共產黨內有很高的威望，對與會者自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國民黨的軍隊在上海地區進行了三個月的抵抗。會議期間，正好是日本侵略軍包圍和攻陷南京的時候，正面戰場的戰局處于危急階段。許多人對洛川會議以來的統一戰線工作作了“自我批評”。

毛澤東在會上的處境十分困難。他在會議第三天的發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說的“抗戰發動后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他說：統一戰線工作“總的方針要適合團結御侮”，“目前應該是和為貴”，“使國共合作，大家有利”。“我們對國民黨的態度要光明磊落，大公無私，委曲求全，仁至義盡。”對不同意王明的一些意見，毛澤東作了基本的辯白和正面的闡述。他強調：“國民黨和共產黨誰吸引誰這個問題是有的，不是說要將國民黨吸引到共產黨，而是要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獨立性，便會是共產黨低到國民黨方面去。”他說：“八路軍與游擊隊應當使成為全國軍隊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區別，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團結上、紀律上、戰場上起模范作用。”“共產黨在八路軍出動后，政治影響更擴大。在全國群眾中組織力量雖不夠，但不能看數量少，在群眾中力量是大起來的。”他又說：“章乃器說少號召多建議，我們是要批評的。這是只適宜國民黨現時狀況。我們要在政治上有號召。”這些，都是對王明指責的反批評。

在會議的第四天，毛澤東又專門就戰略問題發了言。他說：“抗日戰爭總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在持久戰中領土與軍隊什么最重要？軍隊較重要。軍隊失敗，領土不能保。應向國民黨提出保存軍隊是基本的，過去紅軍便是采用這個原則。”“紅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在有利條件下打運動戰，集中優勢兵力消滅敵軍一部。”“洛川會議戰略方針是對的。”（《毛澤東傳》P508）

毛澤東后來在中共七大上談到過十二月會議的情況。他說：“遵義會議以后，中央的領導路線是正確的，但中間也遭到過波折。抗戰初期，十二月會議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會議的情形，如果繼續下去，那將怎么樣呢？有人（指王明）說他奉共產國際命令回國，國內搞得不好，需要有一個新的方針。所謂新的方針，主要是在兩個問題上，就是統一戰線問題和戰爭問題。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或減弱獨立自主；在戰爭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還是運動戰。”（《毛澤東在七大的講話和報告集》P231）他在延安整風時的政治局會議上還講過：“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作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3年11月中旬）

其次，王明無論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第三次“左”傾路線，還是在抗日戰爭初期的右傾投降主義，其錯誤根源：除了上面所講的外因，即共產國際的瞎指揮之外，還有其思想根源，即內因——小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頑強反映。

王明教條宗派小集團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所推行的第三次“左”傾路線及其在抗戰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否認馬克思主義的辨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也否認從中國革命的客觀實際出發。他們信奉把馬列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指示和蘇聯經驗“神圣化”，完全不從中國實際出發，他們反對毛澤東同志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運用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通過調查研究而找到適合中國革命發展規律的正確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戰略戰術原則，他們錯誤地給毛澤東同志和凡是擁護毛澤東正確路線的同志，統統戴上“右傾機會主義”、“保守觀念”、“富農路線”等等大帽子，而加以“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

一切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之正確或錯誤其思想根源都在于他們是否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辨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出發，是否從中國革命的客觀實際和中國人民的客觀需要出發。毛澤東同志從他進入中國革命事業的第一天起，就著重于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以從事于對中國社會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強調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對了教條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危害。毛澤東同志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所規定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正是他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根據辨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具體地分析了當時國內外黨內外的現實情況及其特點，并具體地總結了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的光輝成果。但是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一切犯“左”傾錯誤的同志，是不能了解和接受毛澤東同志的做法的，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更指責他是“狹隘經驗主義者”；這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在第三次“左”傾路線統治時期更特別突出地表現為教條主義的緣故。教條主義的特點，是不從實際情況出發，而從書本上的個別詞句出發。它不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和方法來認真研究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過去和現在，認真研究中國革命的實際經驗，得出結論，作為中國革命的行動指南，再在群眾的革命實踐中去考驗這些結論是否正確；相反地，它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而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書本上的若干個別詞句搬運到中國來當作教條，毫不研究這些詞句是否合乎中國現時的實際情況。因此，他們的“理論”和實際脫離，他們的領導和群眾脫離，他們不是實事求是，而是自以為是，他們自高自大，夸夸其談，害怕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是必然的了。

在教條主義統治時期，同他合作并成為他們助手的經驗主義的思想，也是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經驗主義同教條主義的區別，是在于它不是從書本出發，而是從狹隘的經驗出發。應當著重地指出：最廣大的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同志，他們的一切有益的經驗，是極可寶貴的財產。科學地把這些經驗總結起來，作為以后行動中的指導，這完全不是經驗主義，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正象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原則當作革命行動的指南，而不把它們當作教條，就完全不是教條主義，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一樣。但是，在一切有實際工作經驗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滿足于甚至僅僅滿足于他們的局部經驗，把它們當作到處可以使用的教條，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認“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和“為著領導，必須預見”的真理，因而輕視從世界革命經驗總結出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并醉心于狹隘的無原則的所謂實際主義和無頭腦無前途的事務主義，卻坐在指揮臺上，盲目地稱英雄，擺老資格，不肯傾聽同志們的批評和發展自我批評，這樣他們就成為經驗主義者了。因此，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出發點雖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質上，兩者卻是一致的。他們都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分割開來；他們都違背辨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把片面的相對的真理夸大為普遍的絕對的真理；他們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觀的全面的實際情況。因此，他們對于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就有了許多共同的錯誤的認識（如錯誤的城市中心觀點，白區工作中心觀點，脫離實際情況的“正規”戰觀點等）。這就是這兩部分同志能夠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雖然因為經驗主義者的經驗是局部的、狹隘的，他們中的多數對于全面性的問題往往缺乏獨立的明確的完整的意見，因此，他們在和教條主義者相結合時，一般地是作為后者的附庸而出現的；但是黨的歷史證明，教條主義者缺乏經驗主義者的合作就不易“流毒全黨”，而在教條主義被戰勝以后，經驗主義更成為黨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主要障礙。因此，我們不但要克服主觀唯心主義的教條主義，而且也要克服主觀唯心主義的經驗主義。必須徹底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路線和作風，才能普及和深入全黨。

“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在思想上的錯誤產生不是偶然的，有其很深的社會根源。如同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正確路線反映了中國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思想一樣，“左”右傾路線則反映了中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是小資產階級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不但從黨外說是處在這個廣大階層的包圍之中；而且在黨內，由于十月革命以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世界的偉大勝利，由于中國現時的社會政治情況，特別是國共兩黨的歷史發展，決定了中國不能有強大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分子向無產階級隊伍尋求出路，使黨內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數。此外，即使工人群眾和工人黨員，在中國的經濟條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資產階級的色彩。因此，小資產階級思想在我們黨內常常有各色各樣的反映，這是必然的，不足為怪的。

黨外的小資產階級群眾，除了農民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外，城市小資產階級大多數群眾在中國也受著重重壓迫，經常迅速大量地陷于貧困破產和失業的境地，其經濟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現階段的革命中，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革命動力之一。但是小資產階級由于是一個過渡性的階級，它是有兩面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說來，是其大多數群眾在政治上、組織上以至思想上能夠接受無產階級的影響，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并能為此而團結奮斗，在將來也可能和無產階級共同走向社會主義；而就其壞的、落后的一面說來，則不但有其各種區別于無產階級的弱點，而且在失去無產階級的領導時，還往往轉而接受自由資產階級以至大資產階級的影響，成為他們的俘虜。因此在現階段上，無產階級及其先進部隊——中國共產黨，對于黨外的小資產階級群眾，應該在堅決地廣泛地聯合他們的基礎上，一方面給以寬大的待遇，在不妨礙對敵斗爭和共同的社會生活的條件下，容許其自由主義的思想和作風的存在；另一方面則給以適當的教育，以便鞏固同他們的聯合。

至于由小資產階級出身而自愿拋棄其原有立場、加入無產階級政黨的分子，則是完全另一種情形。黨對于他們，和對于黨外的小資產階級群眾，應該采取原則上不同的政策。因為他們本來和無產階級相接近，又自愿地加入無產階級政黨，在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和群眾革命斗爭的實際鍛煉中，他們是可以逐漸在思想上無產階級化，并給無產階級隊伍以重大利益的；而且在事實上，加入我黨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之絕大多數，也都為黨和人民作了勇敢的奮斗和犧牲，他們的思想已經進步，很多人并已成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了。但是，必須著重指出：任何沒有無產階級化的小資產階級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質上和無產階級不相同，而且這種差別往往可能發展成為對抗狀態。帶著小資產階級革命性的黨員，雖然在組織上入了黨，但在思想上卻還沒有入黨，或沒有完全入黨，他們往往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面貌出現的自由個人主義者、個人英雄主義者、實用主義者、宗派主義者等等；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但不能引導中國將來的共產主義運動達到勝利，而且也不能引導中國今天的新民主主義運動達到勝利。如果無產階級先進分子不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和這些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的舊有思想堅決地分清界限，嚴肅地、但是恰當地和耐心地進行教育和斗爭，則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圖以他們自己的本來面貌來代替黨的無產階級先進部隊的面貌，實行篡黨，使黨和人民的事業蒙受損失。黨外的小資產階級愈是廣大，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黨員愈是眾多，則黨便愈須嚴格地保持自己的無產階級先進性，否則小資產階級思想向黨的進攻必然愈是猛烈，而黨所受的損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我黨歷史上各次錯誤路線和正確路線之間的斗爭，實質上即是黨外的階級斗爭在黨內的反映；而上述“左”右傾路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和思想上的錯誤，也即是這種小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加以分析：

其一，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現為觀察問題時的主觀性和片面性，即不從階級力量對比之客觀的全面的情況出發，而把自己主觀的愿望、感想和空談當做實際，把片面當成全面，局部當成全體，樹木當做森林。脫離實際生產過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只有書本知識而缺乏感性知識，他們的思想方法就比較容易表現為我們前面所說的教條主義。聯系生產的小資產階級分子雖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識，但是受著小生產的狹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們的思想方法就比較容易表現為我們前面所說的經驗主義。

其二，在政治傾向方面。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傾向，因為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來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觀性片面性，一般地容易表現為左右搖擺。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的許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馬上勝利，以求根本改變他們今天所處的地位；因而他們對于革命的長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們對于“左”的革命詞句和口號有很大的興趣，他們容易發生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情緒和行動。小資產階級的這種傾向，在黨內反映出來，就構成了我們前面所說的“左”傾路線在革命任務問題、革命根據地問題、策略指導問題和軍事路線問題上的各種錯誤。

但是，這些小資產階級革命家在另外一種情況下，或是另一部分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也可以表現悲觀失望，表現追隨于資產階級之后的右傾情緒和右傾觀點。1924-1927年革命后期的陳獨秀主義，土地革命后期的張國燾主義和長征初期的逃跑主義，都是小資產階級這種右傾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抗日時期又曾發生過投降主義的思想。一般地說，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分裂的時期，比較容易發生“左”傾錯誤（例如土地革命時期“左”傾路線統治黨的領導機關至三次之多），而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聯合的時期，則比較容易發生右傾錯誤（例如1924-1927年革命后期和抗日戰爭初期）。而無論是“左”傾或右傾都是不利于革命而僅僅利于反革命的。由于各種情況的變化而產生的左右搖擺、好走極端、華而不實、投機取巧，是小資產階級思想在壞的一面的特點。這是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所處的不穩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

其三，在組織生活方面。由于一般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別由于中國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會和幫口行會的社會環境，小資產階級在組織生活上的傾向，容易表現為脫離群眾的個人主義和宗派主義。這種傾向反映到黨內，就造成我們前面所說的“左”傾路線的錯誤的組織路線。黨長期的處在分散的鄉村游擊戰爭中的情況，更有利于這種傾向的發展。這種傾向不是自我犧牲地為黨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黨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壞黨和人民的利用來達到個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黨密切聯系群眾的原則、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黨的紀律不相容的。這種傾向，常常采取各種各樣的形式，如官僚主義、家長制度、懲辦主義、命令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極端民主化、鬧獨立性、行會主義、山頭主義、同鄉同學觀念、派別糾紛、耍流氓手腕等，破壞著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和黨內的團結。

這些就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三個方面。我們黨內歷次發生的思想上的主觀主義，政治上的“左”右傾機會主義，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等項現象，無論其是否形成了路線，掌握了領導，顯然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之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反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正確理論和路線的表現。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將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進其無產階級化，是完全必要的。

由上所述，可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統治全黨達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傾路線以及抗戰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不是偶然的產物，而是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因此，要克服“左”右傾錯誤思想和路線，既不能草率從事，也不能操切從事，而必須深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提高全黨對于無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鑒別能力，并在黨內發揚民主，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耐心說服和教育的工作，具體地分析錯誤的內容及其危害，說明錯誤之歷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辦法。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克服黨內錯誤的應有態度。正如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指出：毛澤東同志在這次全黨整風和黨史學習中所采取的方針，即“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的方針，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克服黨內錯誤的正確態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提高并團結全黨的偉大成就。在黨的歷史上，曾經有過反對陳獨秀主義和李立三主義的斗爭，這些斗爭，是完全必要的。這些斗爭的缺點，是沒有自覺地作為改造在黨內嚴重存在著的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嚴重步驟，因而沒有在思想上徹底弄清錯誤的實質及其根源，也沒有恰當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錯誤；同時，又太著重了個人的責任，以為對于犯錯誤的人們一經給以簡單的打擊，問題就解決了。黨在檢討了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錯誤以后，認為今后進行一切黨內思想斗爭時，應該避免這種缺點，而堅決執行毛澤東同志的方針。任何過去犯過錯誤的同志，只要他已經了解和開始改正自己的錯誤，就應該不存成見地歡迎他，團結他為黨工作。即使還沒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錯誤，但已不堅持錯誤的同志，也應該以懇切的同志的態度，幫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錯誤。現在全黨對于過去錯誤路線的認識，已經一致了，全黨已經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周圍團結起來了。因此，全黨今后的任務，就是在弄清思想、堅持原則的基礎上加強團結，正如《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的第二節上所說的：“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斗”。我們黨關于黨內歷史問題的一切分析、批判、爭論，是應該從團結出發，而又達到團結的，如果違背了這個原則，那就是不正確的。但是鑒于黨內小資產階級思想的社會根源的存在以及黨所處的長期分散的農村游擊戰爭的環境，又鑒于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思想殘余還是存在著，尤其是對于經驗主義還缺乏足夠的批判，又鑒于黨內嚴重的宗派主義雖然基本上已經被克服，而具有宗派主義傾向的山頭主義則仍然相當普遍地存在著等項事實，全黨應該警覺：要使黨內思想完全統一于馬克思列寧主義，還需要一個長時期的繼續克服錯誤思想的斗爭過程。因此，全黨必須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并著重聯系中國革命的實踐，以達到進一步地養成正確的黨風，徹底地克服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等項傾向之目的。

盡管王明的錯誤主張影響了不少與會者，對工作帶來一些干擾，但從全局來看，它在黨內并沒有取得統治地位。因為經過十多年成功和失敗鍛煉的中國共產黨已經逐步成熟起來。王明提出的那些不符合中國國情的錯誤主張在實際工作中因為行不通而遭到抵制。參加十二月會議的彭德懷回憶道：“我認真聽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講話，相同點是抗日，不同點是如何抗法。王明講話是以國際口吻出現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對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戰爭中如何爭取領導權的問題，他是忽視的。”“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線辦事，那就保障不了共產黨對八路軍、新四軍的絕對領導，一切事情都得聽從國民黨反對集團所謂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敵后抗日根據地和民主政府的存在；同時也區別不開誰是統一戰線中的領導階級，誰是無產階級可靠的同盟軍，誰是消極抗日的右派，誰是動搖于兩者之間的中間派。這些原則問題，在王明路線中是混淆不清的。”“王明所說的內容，沒有解決實際問題。”（《彭德懷自述》P224、225、226）所以，有些人雖然在會上作了口頭的“自我批評”，在實際工作中并沒有真正去貫徹王明那一套。                                                            

十二月會議結束后，毛澤東多次致電各抗日根據地的首長，要求各地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同各友軍和地方士紳搞好關系，“減少摩擦，團結對敵”。他強調：“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始終是我們的中心與方針。”（《毛澤東傳》P510）同時，他也繼續注意糾正右的偏向，親自為陜甘寧邊區政府和八路軍后方留守處起草布告，揭露國民黨頑固分子破壞陜甘寧邊區人民利益、破壞統一戰線的活動，糾正了一部分干部對這種破壞活動的退讓遷就，使各根據地的統一戰線工作得到比較健康的發展。

王明十二月會議后貫徹實施其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王明十二月會議剛結束，即前往武漢，是因為蔣介石想了解共產國際對國民黨的態度而特地邀請他去的。那時，蔣氏南京國民黨政府已遷到武漢，中共中央原來要王明見過蔣后即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可是，王明離開莫斯科時就已把國民黨看得比共產黨更重要，因此，到武漢后就留了下來，把中共中央代表團和長江局合并，由他擔任長江局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

他繼續以共產國際派來的“欽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駕于中共中央之上。1938年1月1日，在《群眾》周刊第四期上發表由他起草而未經中共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同期并發表了他的文章《挽救時局的關鍵》。他還到武漢大學等處作講演，繼續鼓吹他的錯誤主張。

這時，國民黨中右翼勢力的反共活動日見抬頭。1938年1月，國民黨復興社頭目康澤、劉健群在兩黨關系委員會上公然鼓吹“一個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攻擊八路軍在華北是“游而不擊”。國民黨軍方機關報《掃蕩報》和《血路》、《民意》、《抗戰和文化》等刊物，掀起所謂“一黨運動”。2月10日，《新華日報》發表王明起草的《毛澤東先生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對國民黨這些言論提出批評。這種批評是必要的，但王明并不經過毛澤東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義發表公開談話，也反映了王明把自己凌駕于中共中央之上的心理已到了何等地步。在這之前不久，國民黨還指示幾十名暴徒搗毀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的營業部和印刷廠。這些事件對中國共產黨內正確認識國民黨的本質是一次現實的教育。

為了抗議國民黨當局的這些倒行逆施，周恩來在2月10日會見了蔣介石。對國民黨反共右派的作為進行義正詞嚴的批評。中國共產黨人的反擊，使蔣不得不承認“中共厲害，他的人愚蠢”。（《毛澤東傳》P512）

鑒于時局中出現的新情況，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接受長江局的建議，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以后被稱為三月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繼續堅持其投降主義立場。在他所作的《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政治報告中，繼續按照國民黨的腔調鼓吹“一個軍隊”。并強調“不能反對這個口號”。“統一軍隊的基本條件是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關于統一軍隊問題須在黨內外進行教育。”還進一步提出“確定和普遍地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

毛澤東針鋒相對，在第二天發言，一開始便說：“我只講軍事問題，先說戰爭的長期性。”他指出：“中國抗戰最后是必然勝利的，但必須經過許多困難。”“我認為過去中國抗戰沒有大踏步的進退，只是硬拼，這是錯誤的。只是死守一處，結果還會失守。”“正規軍分為作戰兵團與守備兵團。過去共產黨組織赤衛隊及游擊隊有豐富經驗，要告訴全國來學習。”“戰爭的具體形勢，內線外線的作戰是互相交錯的，日本包圍我們，我們在戰役上也包圍日本。”他說：“我同意要爭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強調自力更生。”關于國共關系問題，毛澤東認為，為爭取國民黨繼續抗戰，合作形式將來可采用民族聯盟或共產黨員重新加入國民黨，但是要保證共產黨的獨立性。關于召開七大，毛澤東認為“須看戰爭的形勢來決定”。他在發言中還提出要“大大發展黨員，中央應有新的決議”。“只有大黨才能提拔大批干部”。

毛澤東在會上還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勢下不能再到武漢去”。但一心只看重國民黨力量的王明執意要重返武漢。本來三月政治局會議正式通過決定：“王明同志留一個月即回來”。但只相信蔣介石國民黨的王明連這個決定也不理睬，去武漢后一直到六中全會召開時才回延安。在武漢他又自行寫了《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擅自在《群眾》周刊上發表。

為什么在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的共同主張下，毛澤東、王明之間會產生這么尖銳的分歧？王明為什么一直不顧中國的實際情況堅持他那些錯誤主張？毛澤東后來說過：“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之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引者注：指中國問題）考慮得太少了，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這真是一針見血的評論。王明考慮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就是不要得罪國民黨，求得他們不脫離抗日陣營，以免蘇聯遭受兩面作戰的危險；至于中國人民的利益和中國的實際情況，卻不是或很少在他考慮的范圍之內。其實，放棄斗爭，一味退讓不僅不利于中國人民的利益，而且也不可能使國共合作真正保持下去。

關于張國燾叛逃事件。

4月4日，當時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代理主席的張國燾借到陜西中部縣參加祭黃帝陵的機會，私自逃離，叛黨到武漢國民黨方面作軍統特務去了。12日，毛澤東等致電張國燾：“希早日歸來，不勝祁盼”。17日，張國燾不聽勸導竟公開聲明脫離共產黨，投靠國民黨。18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張國燾黨籍。毛澤東要求全黨把這件事作為教訓：“每個共產黨員應該不象他那樣，半途放下旗子，要堅定政治方向，犧牲一切而奮斗到底，反對開小差。”

（三）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被克服。

三月會議后，有三件事對克服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任弼時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蘇聯。由于共產國際長期對中國的實際情況缺乏了解，任弼時這次擔當的任務是十分重要的。他不僅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遞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并且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作了詳細的口頭報告。他詳細介紹了抗戰以來中國國內的變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狀況、黨的狀況以及八路軍的作戰情況，包括國共合作以來的特點、困難和阻礙。他還單獨向季米特洛夫作了報告。其他，還有毛澤民等同志，利用去蘇聯治病的機會，也都向共產國際的有關領導同志如實、詳細、具體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內的真實斗爭情況。這些生動具體的報告，使共產國際對中國的實際情況有了較多的了解，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

其次，七八月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帶著共產國際的新指示回到延安。9月14至27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是為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作準備的。會前，政治局常委會決定由毛澤東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報告抗戰的形勢和抗戰的總結。

會議第一天，先由王稼祥作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報告。他說：“根據國際討論時季米特洛夫的發言，認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王稼祥傳達道：中共中央“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他說：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臨走時的特別囑咐。（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38年9月14日。）

王稼祥傳達的這些共產國際指示極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這就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不斷對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說三道四的資本，為六中全會的勝利召開掃除了障礙。李維漢回憶：“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后，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P416）毛澤東也作過這樣的評價：“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P231）

在24日的會上，毛澤東作了長篇重要報告，共講了五個問題：一，這次會議的意義；二，國際指示；三，抗戰經驗總結問題；四，抗日戰爭與抗日統一戰線的新形勢；五，今后任務。他在講話中充分肯定共產國際指示對中共政治路線的估計是“恰當的和必要的”，“這種成績是中央諸同志和全黨努力獲得的”。他認為，共產國際指示的要點，“最主要的是黨內團結”。他指出，“特別是有國際的指示，這次會議的成功是有保證的”。他在講話中總結了抗戰以來的經驗，指出武漢失守的危險是存在著的，武漢失陷后抗日戰爭將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從軍事意義上講是戰略相持階段。黨的任務是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堅持統一戰線，以團結全國力量，準備反攻。毛澤東著重闡述了統一戰線中統一與斗爭的辨證關系，他說：“統一戰線下，統一是基本的原則，要貫徹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記統一。同時，不能不輔助之以斗爭的原則，因為斗爭正是為了統一，沒有斗爭不能發展與鞏固統一戰線。適合情況的斗爭是需要的，對付頑固分子，推動他們進步是必要的。”

會議的最后一天，毛澤東再次強調，今后中央領導同志之間要真正的互相尊重，互相信任。鑒于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以來一系列嚴重違背組織原則的做法，毛澤東建議在六中全會上通過一個中央工作規則。正如毛澤東所肯定的，這次會議取得了“偉大的成功”。它從政治上、組織上為六中全會的召開怍好了準備。

其三，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六屆六中全會，是9月29日在延安橋兒溝天主堂召開的。

會議第一天，選出了以毛澤東為首的全會主席團成員。毛澤東宣布會議議事日程。此時傳來武漢情況緊急的消息。大會主席團決定以毛澤東的名義給蔣介石寫一封信，鼓勵他堅持團結，堅持抗戰到底。10月4日毛澤東的這封親筆信由周恩來帶到武漢送給蔣介石。

10月12日到14日，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向六中全會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報告共分八個部分：（一）五中全會和六中全會；（二）抗戰十五個月的總結；（三）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四）全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五）長期抗戰與長期合作；（六）中國反侵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運動；（七）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八）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毛澤東在報告中首先明確指出：中國抗日戰爭將進入一個新階段，它的基本特點是一方面更加困難，另一方面更加進步。在抗日戰爭的新階段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必須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才能應付戰爭的新局面。“這種新姿態，就是統一戰線的廣大的發展與高度的鞏固。”他說：“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力求團結與進步——這就是十五個月抗戰的基本教訓，也就是今后抗戰的總方針。”毛澤東的報告使許多與會者感到豁然開朗。參加會議的張文彬在會上說：“最初有人看到《論持久戰》，還不了解我們如何才能停止敵人的進攻，此次毛主席的報告具體指出了過渡階段的困難和克服困難的辦法。”

為了使全黨切實擔當起自己的歷史重任，毛澤東號召大家要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研究民族的歷史和當前運動的情況與趨勢。他說：

“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該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P534）

這段論述是毛澤東從親身經歷中國革命失敗的痛苦教訓中，從同黨內各種錯誤傾向進行的斗爭中得出的重要結論。他提出的“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論斷是他對中國革命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它不僅指導了抗日戰爭的勝利，而且對后來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都有深遠的意義。

11月5日、6日兩天，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結論，著重講了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問題、戰爭和戰略問題。

他強調了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極端重要性，他批評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他說：“為了長期合作，統一戰線中各黨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需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用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戰爭，就是說使階級斗爭服從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爭，這是統一戰線的根本原則。”他批評“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說：“中國的情形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揮各黨聽它一黨的命令。我們提這個口號，如果是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辦？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

關于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從中國歷史的角度進一步強調武裝斗爭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在中國，離開了武裝斗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因此，“全黨都要注重戰爭，學習軍事，準備打仗”。毛澤東在總結中再一次從許多方面論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意義。針對王明在發言中表現出的對革命的鄉村能否戰勝敵占城市的懷疑，毛澤東說明中國的情況跟資本主義國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有必要也有可能走鄉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抗戰時期，黨以主要力量在敵后開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建設抗日民主根據地，這實際上是中國革命在民族戰爭的條件下繼續走鄉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他指出：“在中國，主要的斗爭形式是戰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但要爭黨的兵權和人民的兵權。在兵權問題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點東西。

他在結論中還說：“團結的要點是政治上的一致。此會上一切主要問題無不是一致的，這就保證了全黨的團結。”由于這些主要問題上的是非已經分清，毛澤東對十二月會議以來同王明在政治上的分歧著重用正面說理的方式來進行總結。

對王明本人，毛澤東采取溫和的同志式的幫助態度， 希望他能改正錯誤。毛澤東說：王明在全會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報告”，“王明在部分問題中說的有些不足或過多一點，這是在發言中難免的。這些問題已弄清楚了。王明在黨的歷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積極，他是主要的負責同志之一，我們應原諒之。”后來，毛澤東對這樣對待王明問題做過解釋：“在六中全會的文件上，在六中全會的記錄上，看不出我們尖銳地批評了什么東西，因為在那個時候，不可能也不應該提出批評，而是從正面肯定了一些問題，就是說在實際上解決了問題。”（《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P163）

對歷史上處理干部問題中的錯誤決定，毛澤東提出“應予平反”，沒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他說：對蕭勁光公審和開除黨籍是“豈有此理”；對瞿秋白何叔衡等的處罰“皆不妥當”；對周以栗、余澤鴻在政治上組織上的打擊是不對的，對鄧小平的打擊“亦應取消”；對陳毅曾山張鼎丞等所受的批評、處罰“皆應取消”；羅明路線除個別人外，被處罰者應“宣告無罪”；四方面軍犯過錯誤的同志應與張國燾有區別；博古、羅邁只要承認錯誤“則無問題”。（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的發言記錄，1938年11月6日）

會議通過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準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克服了王明右傾錯誤對黨的工作的干擾。全會確定把黨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戰區和敵后。

毛澤東從抗戰以來一直堅持的正確主張，在這次會上得到絕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擁護。有同志在發言中說：“領袖是長期斗爭經驗總結的，是長期斗爭中產生的。毛澤東的領導地位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

在抗日戰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重要歷史時刻召開這個會議，取得這樣的成果，意義是十分重大的。毛澤東后來在黨的七大上說：“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

（四）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有計劃地培養大批新干部，是中國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勝利的關鍵問題。

經過六屆六中全會，統一了黨的思想和路線，急需要培養一大批新干部。毛澤東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斗任務。”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與持久抗戰的需要，抗日前線和迅速擴大的各抗日根據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干部去開展各項工作。但現有的干部隊伍，無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遠遠不能滿足這種需要。這就把迅速培養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的任務，提到中國共產黨的面前，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又一個異常突出的大問題。

毛澤東比較早就意識到這項工作的緊迫性。抗戰爆發前夕，他曾向全黨呼吁：“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這些干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于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

抗戰爆發后，毛澤東花了很大力氣，親自來抓這項工作。他一方面要求各地迅速恢復被打散的組織，尋找舊的關系；另一方面，更重要是，在延安開辦各種類型的學校，來培養各方面的干部。

那時侯，在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急呼喚下，大批愛國人士特別是知識青年經過長途跋涉，歷盡艱難，從全國各地紛紛涌入延安。為什么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生活艱苦的延安會對要求抗日的人們產生這么大的吸引力呢？有一位青年這樣說：盧溝橋事變時“我在上海，立刻我就去南京投效工作。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沒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屢屢總是叫我們在一個辦事處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來。很多人是這樣走掉了。”“我們中間的許多人，都覺得頂好只有向第八路軍學習。延安的領袖們有偉大的政治經驗，而且特別精于游擊戰術和民眾運動。我們到西北來學習這些東西。”（貝特蘭：《華北前線》P93、94）

一走進延安，許多人立刻看到一個充滿生氣和活力的新天地，看到一種真摯而平等的新的人際關系，覺得自己的選擇是正確的。攝影家吳印咸回憶道：

“深厚堅實的黃土，傍城東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聳入云的古寶塔，以及那一層層，一排排錯落有序的窯洞，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鮮。特別是這里的人們個個顯得十分愉快，質樸，人們之間的關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現在延安街頭，和戰士、老鄉嘮家常，談笑風生。”“我被深深地感動了。我覺得我已經到了另一個世界，這正是我夢寐以求的理想所在。”（《延安文藝回憶錄》P267、268）

毛澤東非常珍視這批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人，把他們看作革命隊伍中的新鮮血液，提倡開辦各類學校，把他們培養成各方面的專門人才。他常常說：“出人是要緊的事，出了人便可以派出去。”這是一件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措施。

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在延安親自領導開辦的學校有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陜北公學、青年干部訓練班、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黨校、中國女子大學等。

“抗大”，專門培養抗日軍事政治干部，是延安最有影響的學校。它的前身是“中國抗日紅軍大學”，1937年1月20日改此名。抗大的學員，一部分是從部隊中抽調的紅軍軍政干部；一部分是從全國各地來到延安的知識青年。毛澤東和黨中央為學校配備了一批經歷過戰爭考驗、具有軍事或政治工作經驗的干部到校工作，如林彪、劉伯承、羅瑞卿、徐向前、張際春、滕代遠、何長工、李井泉、彭紹輝、許光達、莫文驊、李志民、胡耀邦等。同時，又從大后方請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學者到抗大任教。毛澤東親自擔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他認為“這是共產黨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緊抓好。

毛澤東為抗大制定了“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等，都被列為抗大的必讀教材。

毛澤東和黨中央一些負責人，經常為抗大講課。毛澤東后來回憶：“那時我可講得多，三天一小講，五天一大講。”他講課的內容十分廣泛，包括政治、軍事、哲學、歷史等，其中主要是談戰略問題。毛澤東強調要“提高戰略空氣”。他說：“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當的安置小東西。即使當個排長也應該有全局的圖畫，也才有大的發展。”他要求學員們在政治上要努力學習馬列主義，在軍事上要努力學習軍事理論，這些都是戰略問題。

有一個學生在畢業后給毛澤東寫信說：“過去未到這里以前，在外邊（指非特區）看過很多的書報雜志，五花八門，懂得了不少，可是抓不住中心，摸不著方向。但是到了這里之后，就學到了中國社會性質是什么，知道了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毛澤東看后非常滿意，認為他所學到的是“重要的中心的一點”。

每當抗大舉行開學典禮或結業式時，毛澤東把它看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通常都要到會講話，鼓勵學員在學校里要好好學習，走出校門要向社會學習，指出“那是無字之書”。毛澤東常常告誡他們，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樣曲折蜿蜒，要準備走“之”字路，走“之”字路，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發展的原則。毛澤東的講話有很強的感染力。劉白羽回憶道：“當講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時候，毛主席安詳而沉靜地朝前望著，舉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推去，這是推動歷史前進啊！這時你的心情特別莊嚴，什么艱難險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話下，就是付出生命，也會馬上站起毅然決然走上前去。”

毛澤東很重視在政治上關心知識青年，勉勵他們進步，并注意在他們之中發展黨員的工作。毛澤東對各隊黨組織的負責人說：這批革命青年千里迢迢來到延安不容易啊！從西安到延安走了八百里，這就是一個考驗，政治上不堅定是走不到的。要好好教育培養這些人，盡快發展他們入黨。在抗大學習和工作過的李志民后來說：“現在我們再回顧四十多年前這段歷史，就更感到當年黨中央、毛澤東同志對待知識分子大膽信任、大膽使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如果當年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孤家寡人’的關門主義，把從國民黨統治區來的知識青年，或是在政治歷史上沾點‘灰塵’的青年統統拒之門外，我們就組織不起來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鞏固不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中共黨史資料》13輯P227）

但是，對于抗大中的黨員干部，毛澤東則要求十分嚴格。他們中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的，不管過去有多少斗爭歷史，一定嚴懲不貸。1937年9月，參加過井岡山斗爭和長征的抗大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因逼婚未遂而槍殺了陜公女學生劉茜。案發后，毛澤東在抗大校長羅瑞卿寫的報告上很快作出批示并于十月十日給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雷經天寫信，認為應該對黃克功處以極刑。他在信中說：“正因為黃克功不同于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毛澤東書信選集》P110）

抗戰八年中，抗大先后辦了八期，總校和分校共培養出二十多萬干部，大多在各條戰線上成為骨干力量，對爭取抗戰勝利，對以后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隨著形勢的發展，來到延安的青年越來越多。一所抗大已不能滿足需要。中共中央決定創辦一所新的學校——陜北公學。

這所學校由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張云逸、成仿吾等人籌辦，艾思奇、何干之、何思敬等著名學者任教。李維漢回憶說：“陜公是在黨中央和毛澤東的親切關懷下創立的。特別是毛澤東，他在繁重的工作中，還常對學校的任務、辦學方針等關鍵問題，給予及時的指導。”（《回憶與研究》P398）

陜北公學是一所統一戰線性質的學校。學員來自五湖四海：有共產黨員，也有國民黨員；有工人，也有農民；有漢族，也有少數民族；有紅軍，也有來自國民黨統治區的干部；有十幾歲的青年，也有年過半百的老人。毛澤東對陜公有很高的評價，他說：“中國不會亡，因為有陜公”。陜公是全中國的縮影，“陜公是代表著統一戰線，陜公是一幅進步的縮圖”。陜公前后辦了近四年，培訓出一萬多名干部。

魯迅藝術學院也是毛澤東傾注了不少心血的一所學校，是由毛澤東發起創辦的。這是一所培養抗戰文藝干部和文藝工作者的學校。

毛澤東非常欽佩魯迅，說自己“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1936年，中共中央派馮雪峰到上海去工作。行前毛澤東和他長談了一次，囑咐他一定要好好團結魯迅先生，因為他是一面大旗，能夠喚起民族的抗戰熱情。毛澤東經常用魯迅的精神來教育青年和文藝工作者。他說：魯迅具有政治遠見、斗爭精神和犧牲精神，這三個特點形成了偉大的“魯迅精神”。（毛澤東在陜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記錄，1937年10月19日）他還說：“今天第一條是一切愛國者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二條才是我們自己藝術上的政治立場。”“我們并不用馬克思主義來排斥別人。排斥別人，那是關門主義，不是統一戰線。但在統一戰線中我們不能喪失自己的立場，這就是魯迅先生的方向。你們魯迅藝術學院要遵循魯迅先生的方向。” （《毛澤東文集》P122）在漫長的八年抗戰中，魯藝培養出一大批文藝干部，創作出一大批宣傳抗日、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學藝術作品，對發動和組織群眾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澤東還經常到中央黨校、馬列學院以及由他提議創辦的中國女子大學等學校講課。

到六中全會召開時，這些學校已培養了幾十萬干部，其中共產黨員達到二十五萬人。在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把培養干部的問題提到更高的地位來看。他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因此，有計劃地培養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們的戰斗任務。”（《毛澤東選集》第2卷P526）他從抗日戰爭一開始，就花了這樣大力氣，自己動手來抓這件事，是十分有遠見的，效果也是極為明顯的。

大批知識青年來到延安，也給這里帶來了蓬勃朝氣。每天傍晚，在寶塔山下，延水河畔，都會有年輕人的歡笑聲和歌聲。“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一曲抗大校歌凝聚著千萬顆青年人的心聲。毛澤東常常出現在他們中間，無拘無束，談笑風生。

1938年秋，賀子珍不聽毛澤東勸阻離開延安一年后，毛澤東同由上海地下黨派到延安學習的江青結婚。這是一個偉大的結合，特別是在無產階級文藝革命和最后十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至于那些反動的“走資派”、政治流氓和文痞、“精英”們的惡意誹謗和攻擊，不過是由他們逆歷史潮流而動的反動本性所決定，是不足為怪的！

（五）中外友好人士訪問延安。

抗日戰爭前，由于國民黨當局的封鎖和“圍剿”，中國共產黨在很大程度上被迫處于同外界割斷的狀況下。抗戰爆發后，中國共產黨的種種主張令世人感到耳目一新，引起國內外廣泛的關注。許多人來到延安訪問。

梁淑溟回憶他當時去延安訪問的動機：“自日本侵略中國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張，特別是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現在國民黨方面令人失望了，共產黨方面又怎么樣呢？百聞不如一見。”（汪東林：《梁淑溟問答錄》P61）抱著這樣的目的和心情，一些關心中國命運和抗戰前途的中外人士絡繹來到延安。毛澤東認為這是了解社會情況、大眾情緒和宣傳黨的主張的極好機會，在繁忙中抽出許多時間接見來訪人士。

梁淑溟是中國鄉村建設派的領導人，1938年1月到延安后，就抗戰前途和階級斗爭等問題同毛澤東交談了八次，每次時間都在兩小時以上，最長時通宵達旦。半個世紀后，梁淑溟還能清楚地回憶起同毛澤東交談的情景：“他說得頭頭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這樣說，幾年來對于抗戰必勝，以至如何抗日，怎樣發展，還沒有人對我作過這樣使我信服的談話，也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章。蔣介石的講話、文告，我聽過看過多次，個別交談也有若干次了，卻沒有象這一次毛澤東那樣有這么大的吸引力和說服力。”對階級斗爭等問題，雙方有著不同看法，但毛澤東并不把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梁淑溟說：“他不動氣，不強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 （汪東林：《梁淑溟問答錄》P64）

毛澤東會見平民教育會派來延安參觀的諸述周時說：政治問題，主要是對人民的態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作朋友，還是站在老百姓的頭上壓迫他們，只要和他們接近，和他們打成一片，他們自然相信你，隨你要他們的錢，要他們的命都可以辦得到。只要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何愁沒有人上前線，何愁沒有人抗戰？（諸述周：《毛澤東先生會見記》1938年6月14日）

1938年4月17日，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從前線返回內地途經延安時，受到毛澤東和延安軍民的熱情歡迎。毛澤東就合作抗戰等問題同他廣泛交談。這次延安之行對衛立煌產生了很深的影響。陪他同行的秘書趙榮聲回憶道：“自此以后，衛立煌對于延安出版的書籍、雜志看得多些了，不只是看看標題，而且翻閱一部分文章。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叫我陪他細讀七月七日發表的毛澤東同志的名著《論持久戰》。這本書不但對于衛立煌的‘速勝論’、‘唯武器論’等頑癥有很好的療效”，而且使“衛立煌對于八路軍打獨立自主的游擊戰，深入敵后建立根據地有所理解、有所同情了”。（趙榮聲：《回憶衛立煌先生》P93）

將來抗戰勝利后中國的前途是許多人關心的問題。1938年5月11日，毛澤東會見國民黨老黨員施方白，就這些問題作了回答。第二天還為他題寫贈言：

“中國目前階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徹底戰勝日寇與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國。中國將來階段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即實現更進步的更完滿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完成這兩個革命都要堅持統一戰線政策，只有好好團結一切革命勢力于統一戰線里面，才能達到目的。”

來延安訪問的人中有一些外國朋友，毛澤東非常重視同他們的交往。

加拿大共產黨員白求恩是位著名的外科醫生。1938年3月底，為了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他率領加美醫療隊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延安。毛澤東在會見時熱烈支持他建立戰地醫療隊的提議。后來，白求恩赴晉察冀邊區工作，在一次為傷員施行急診手術時受感染而逝世。毛澤東十分悲痛，寫下著名的文章《紀念白求恩》，高度贊揚他“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國際主義精神。

有些美國軍人對延安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埃文斯·卡爾遜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在去延安前說：“如果我能親眼看看，我就能證實真實的情況。”1938年5月，卡爾遜到延安，同毛澤東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毛澤東對抗戰必勝的堅定信念和對美好未來的憧憬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毛澤東還會見了大批中外記者，其中包括英國記者貝特蘭、美國記者王公達、中國記者舒湮、鄧靜溪等。毛澤東向他們詳細介紹了中國抗戰的形勢、前途，以及八路軍、游擊戰爭在持久戰中的重要作用。一位記者這樣評論毛澤東：“他的外表很象樸實的農夫，但他的舉止卻似文雅的書生”，同毛澤東談話“聽起來似乎覺得‘平淡無奇’，過后想起來卻又‘雋永有味’”。（鄧靜溪：《毛澤東先生會見記》，1938年3月24日）事后，這些記者將延安之行中看到的情況介紹出去，毛澤東被國內外越來越多的人所了解了。

綜上所述，經過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以毛澤東為核心統一了全黨的領導，正確分析了抗日戰爭的形勢，規定了黨在抗戰新階段的任務，為實現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進行了全面的戰略規劃，推動了各項工作的迅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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