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高教改革是社會進步的里程碑

　　后天就是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發表43周年的紀念日了。

　　1968年7月21日，在全國山河一片紅，全國人民喜迎黨的“九大”勝利召開的新形勢下，毛主席站在社會歷史的制高點上，發出了高教改革的重要指示：“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和農民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毛主席的這一光輝指示，如春風，似雨露，滋養和吹開了植根于社會主義土壤中的教育革命的新芽，“七·一二”工人大學、共產主義勞動大學，以及經過洗禮改進后的各類社會主義新型大學，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一批批來自農村、廠礦、部隊的工農兵學員，迎著燦爛的陽光，肩負黨和人民的希望，從祖國的四面八方，匯集到繼續革命的新戰場，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大學。

　　我生長在湖北農村一個“家大口闊”的貧困家庭，母親早逝，父親是生產隊普通社員，幼時輟學三年;1968年7月初中畢業回鄉務農，同年年底在社員大會上被選為生產隊會計;1970年春進入鄂城縣廟嶺高中讀書，被選為學校團委書記;1972年春高中畢業，被學校和區黨委推薦到華中師范學院數學系深造。

　　那是一個光華燦爛的早晨，和著熱烈奔放的《工農兵學員之歌》的旋律，在老師和七一屆老生的歡迎下，我們跨入了華中師范學院大門。數學系黨委召開隆重的歡迎大會，系主任和科任老師到寢室看望新學員，系團委舉辦新老學員籃球賽和文藝聯歡晚會，院團委統一組織新學員參觀毛主席故居和農講所舊址，參觀武鋼、武重和武漢展覽館。而后考試分班。新學員間的考試成績差別不大，按分數分在三、四兩個連隊，不久改為七二(一)級和七二(二)級。每連三個排，我編在四連五排，不久改為7205班，全班28名學員。新學員的中學屆次構成是30%左右的應屆高中畢業生，10%左右直接從華師-附中、漢陽鐵中等重點高中選拔的定向培養生，余下為往屆高中畢業生和部分六六屆﹑六七屆初中畢業生。從農業生產第一線入學的同學大都當過中小學民辦教師。各屆次的學員在一起恰似水乳交融，按當時的說法都是革命同志，從日常生活到聽課、討論、做作業、體育鍛煉，從未感到有什么群際之間的差異和隔閡。1974年下半年我祖母去世，同班的方華榮同學還給我家寄去過15元錢;平日里同組女同學李景華、馮金蓮幫我上過被子;我為班上編創文藝節目時，劉端林同學幫我抄過稿子;陳德洲和丁昌金同學還相約到我老家去玩。

　　當年大專院校均實行供給制度，工礦和部隊學員帶薪學習，其他同學按每人每月13.5元的伙食標準發一大張進餐券，另發5元錢零用。此外還可以憑學生證免費看病，到學院澡堂洗澡。

　　當年大學的校園生活既緊湊又活躍。每天凌晨六點廣播起床號;六點半鐘全班集合做廣播體操，之后是晨讀;八點上課，中午午休;下午兩點上課或自學;五點半鐘以后課外活動。課外活動是同學們發揮和鍛煉各自特長的第二課堂。每當第一課堂的下課鈴聲一響，整個校園頓時沸騰了起來，大多數同學到操場跑步、打籃球，在房前屋后的空地和馬路上打排球、羽毛球;有的值班打掃寢室、衛生間、教室、樓道和校園;有的寫字、畫畫、辦墻報;有的唱歌跳舞;我和班上另兩位同學參加數學系管弦樂隊的排練。每星期四上午政治學習，到大禮堂聽院長做政治報告，聽政治系、中文系、歷史系教授做儒法著作的學習輔導報告，或分組讀報和討論;每星期六下午到本院南湖農場搞農業勞動，順便觀看將軍村的女兵操練和排練文藝節目;星期六晚上是同學們最歡樂的時刻，早早吃過晚飯，我們就背著寢室里的靠背椅，三三兩兩到學院電影場占位子，談天說地，看電影。星期天休息一天，有的在寢室忙活，有的上圖書館看書、寫文章，有的上街閑逛，有的會老鄉。逢年過節請省歌舞劇團、省說唱團、武漢歌舞劇院、武漢雜技團、勝利文工團、省軍區宣傳隊到學院大禮堂演出。重大紀念日出專刊，組織院、系文藝會演，組織代表隊參加市、區紀念活動。我愛給專刊寫稿件，參加過1972年6月武昌區紀念毛主席民兵“三落實”指示發表十周年的肩搶操演比賽和1974年7月武漢市紀念毛主席7•16暢游長江八周年的橫渡長江活動。每年7月24日和8月24日放暑假，有的留校攻讀，有的回家自習和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春節放10天寒假，過完年就返校上課。

　　當年數學系的課程設置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學教改的需要，以服務工農業生產為落腳點，注重培養學員正確的思想方法，注重專業理論的學習和專業技能的訓練。公共課開設的主要課程有哲學、政治經濟學和歷史、地理。其中哲學課除講授馬哲原理之外，還針對專業特點專門開設了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和馬克思的《數學手稿》的講座;歷史課側重于中國數學史的講授。專業理論課的主要教材有《中學數學研究》(兩冊)、《數學分析》(四冊)、《高等代數》(兩冊);應用數學課的主要教材有《常用數理統計》、《畫法幾何學與機械制圖》、《農村測量》、《算法語言初步》、《最優化數學方法》各一冊;同時還針對數學與力學、機電及無線電的密切聯系，開設了力學、機電、無線電等課程。學習方式除課前預習、課中聽講、課后討論和練習外，還結合本院工廠、農場﹑實驗室的生產和實驗進行對照學習，到廠校、社校掛鉤的廠礦和社隊聆聽專場講座和參加“三結合”攻關試驗。這樣設置的好處是既能鞏固學員所學的理論知識，也能增強其實際操作能力，使其除具備一般大學生的專業知識之外，還能勞動、會測算、制圖、測量、開拖拉機、裝收音機等，更重要的是保持勞動人民的本色。

　　臨畢業的那一學期，先由系主任和幾位與企業技術部門長期合作的老師開過幾個應用數學講座課，而后便奔赴全省各地實習。我們小分隊共9人，我是聯系人，教高等代數的周教授隨隊指導。我們先到漢口新華路紅星制革廠推廣優先法，并用正交式驗幫助該廠解決了皮革涂料的配方問題，接著便深入到黃陂縣蔡店公社農機廠、紅蘇大隊、蔡店高中和農中實習，向工人、農民和一線的教師學習生產經驗和教學方法。白天參加工農業生產勞動和教學，同工廠的技術小組和生產隊的植保小組成員一起研究技術和辦墻報，晚上批判資產階級法權、排練文藝節目、開聯歡晚會。期間還應邀到黃坡縣氣象站幫助分析氣象資料，完成了蔡店公社計劃修建的紅蘇渠工程的測量和設計任務。

　　我在華師數學系學習成績一般般，最多算個中等，但自認為教專科數學或工科院校的高等數學、工程數學的功底還是有的。畢業后分配到鄂城師范函授部，負責高師數理函授工作。報到僅一個月，縣教育局就通知辦一期正交試驗培訓班，各公社高中數學組長、骨干教師或函授站長40多人參加培訓，由我主講5天的理論課，鄂師另一位數學教師帶學員到田間講半天實踐課，在鄂城數學界一炮打響。接著在本縣汀祖、旭光兩個公社各辦了一個高師函授班，各有30多名初、高中數學教師參加學習。我每個星期三和星期六趕到這兩個點上各上一天課，講數理統計和最優化數學方法，很受學員歡迎。1977年初冬恢復高考時，我又被抽去給應考社會青年復習班講高中教學，之后還教過1978、1979兩屆高中畢業班數學，被遴選為全縣數學示范課教師。1980年5月參加中國社科院全國統考，除考外語、馬列主義基本理論之外，還考歷史唯物主義與社會學、高等數學、統計學原理等，被湖北省社科院錄取為社會學實習研究員。

　　劃時代的工農兵上管改，猶如“文革”星空上的一顆劃過的流星，僅實行了七年就開始墜落……在中國的紅色土地上，她的意義和作用如同巴黎公社一樣，雖敗猶榮、猶著。她是工農兵占領上層建筑領域的一次成功的嘗試，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一大壯舉，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一個里程碑。她之所以空前絕后，是因為她的存活必須具備兩條極為苛刻的社會條件。

　　一條是完善的社會主義制度。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是馬列主義理論與我國歷史文化傳統相結合的產物，是吸取包括我國革命根據地和蘇聯社會主義政權建設經驗在內的一切優秀成果的產物，是迄今人類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其精髓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基礎上的人民當家做主和為人民服務，按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發展社會生產，舉辦各項社會公益事業。這是其本質性的一面;另一面是因其脫胎于舊中國剝削階級的社會基礎和政權體制，或多或少地帶有一些舊的痕跡，如家族資本經營、單干耕作、鄉政村治、家長制作風等。怎樣使新的經濟基礎和政權組織形成更好地適應人民國家的本質性要求，革命的共產黨人一直在進行探索，經過一波三折，直到1965年才基本定型。如“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業生產組織體制;以全民所有制為主體，以集體所有制為補充的工礦商貿企業生產經營體制;取消按資分配，實行按勞分配;取消軍銜制，實行官兵平等;反對性別歧視，實行男女平權……但在人民當家作主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觀念和實際行動上還沒有完全解決，如干部決定一切還是人民群眾決定一切?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在城市還是放在農村?高等教育、文學藝術是為少數精英服務還是為人民大眾服務?還需要一場靈魂深處的革命和組織機制的完善。

　　三年文革的疾風暴雨對人們的靈魂是一次極大的洗禮，最明顯的變化是人民群眾提升了主人翁的意識，愛評議國家大事;人民群眾不僅能進 “三結合”的領導班子管理國家事務，還能寫大字報監督干部;干部從眼光向上的決策和向下的發號施令變成了“事事看群眾臉色”。茲后七年的繼續革命，在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同時，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干部進五七干校學習鍛煉、城市醫護人員下鄉巡回醫療、文藝工作者爭創歌頌工農兵的文藝節目等為人民服務的制度和機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直接為工農兵服務、為工農業生產服務的組織機構體系，形成了與工農業生產第一線的生產勞動崗位相適應的科技文化和業務管理的崗位體系。

　　就農村而言，直接為農民服務的除有縣、區、社衛生院醫生、中小學公辦教師、文化館(站)的文藝工作者及竹木家具廠、供銷社、食品站的人員崗位外，還有公社、大隊的民辦教師、赤腳醫生、代銷員、文藝宣傳隊員崗位;直接為農業生產服務的有縣、區、社農場、林場、養殖場、知青點、建筑公司、運輸隊、搬運站、農科所、林科所、畜牧獸醫站、農業技術推廣站、植保站、排灌站、農田水利建設規劃設計的專業技術崗位，以及大隊、生產隊植保員、農機員、電工崗位;直接為農業機械化服務的有縣、區、社農機廠、農機修配站、生資門市部的技術崗位;直接為提升農業生產管理水平服務的有縣、區、社各類機構的業務干部崗位及大隊生產隊長、會計和小隊財經隊員、會計、倉庫保管員、記工員崗位等。

　　就城市而言，直接為工業生產經營服務的有各大中小企業內設的科研院所、設計院室、技術處室、生產處室、供銷處室、財務處室及工宣教機構的專業技術崗位;有國家和地方設立的各類科研設計院所、交通流通部門、質檢標準化機構的專業技術崗位。直接為市民和城鄉人民群眾服務的有防疫站、醫院、療養院、商店、糧店、銀行、學校、文藝團體、文化場館、電臺、電視臺、報刊雜志社、出版社、公益福利機構、公交水電燃料公司等專業技術崗位。直接為維護人民利益服務的有公、檢、法、公安、警備部隊的專業技術崗位。直接為提升工業生產和城鄉管理水平服務的有各級各類企事業單位和黨政群團機構的專業領導崗位等。

　　完備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體系和工農業生產體系及分布其間的專來技術崗位體系，既是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源頭活水，也是工農兵學員畢業對口分配工作的廣闊天地。若打掉這一體系，農村各級各類機構和單位的專業技術崗位便首先不復存在，城市專業技術崗位體系也會隨之七零八落，剩下一點雜碎連七大姑八大姨都照顧不過來，加之國內高端企業都被外資壟斷，諸多專業技術崗位還輪不到咱中國人。如此這般，大學生、研究生畢業不甘于失業，或不甘于與民工搶活干，就只好送錢去國外“留學”打洋工，或像舊時科舉考試那樣，再過考公務員的獨木橋，甚至像八旗子弟那樣到隊伍上去吃糧當兵!

　　有人說造成現在這一“畢業等于失業”的問題是擴招后大學生過多造成的。舊中國的大學何其少，每個省一兩所，邊遠省份還是空白，且普通大學只有幾百名乃至百十名在校生，清華大學1947年在校生也不過2000人，除去留學美國，也是畢業等于失業!關鍵的問題還是要有健全的工農業生產體系結構和城鄉社會結構。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再一條是端正的社會風氣。推薦各條戰線的優秀青年上大學，必須要風清氣正。如果黨風不正，社會風氣很壞，選人標準就會被扭曲，選人程序就會被搞亂，有權、有錢、有勢的人就會利用職權、金錢、美色拉關系、找門路、做交易，甚至動用警察和黑社會，將自己的子女、親屬、關系戶塞進各類院校，工農子弟眼睜睜地被忽悠、被冒名、被警閉、被殺害。精英們會站出來證明弱勢群體的子弟“底子差”和愛仇富，不能為突出他們而剝奪官二代、富二代的“人權”，對那些想吃天鵝肉的“無賴”，只能用刀子捅他八刀，這樣才能加快發展;賤民不服就用天價維穩，警察﹑保安不夠用武警，武警不夠用軍隊，還怕翻天不成?結果是越維越糟，世道人心陷入一片混亂……這是任何政權、任何社會都不敢輕易嘗試的。只有在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極大提高，各級干部為人民服務和接受人民群眾有效監督的社會環境中，才能有條不紊地進行。

　　當年在工農兵中推薦優秀青年上大學，按現在人的眼光，根本沒法搞。一者招生的數量少，二者歷屆初高中畢業的人數多，如果都為“自我”去擠這座獨木橋，無疑會擠壞身子，打破腦売，踩死人命。可“文革”中從1970年開始推薦了七屆工農兵學員，除張鐵生交過一張白卷之外，沒有發生過一起糾紛事件。這不能說不是一個奇跡，奇就奇在當時的風清氣正上。

　　我當年就讀的高中畢業班分到兩名上大學的指標，華師數學系招1名男生，外語系招1名女生。學校推薦我和班上表現和學習均不錯的另一位楊姓男生上數學系;外語系女生初選也照此辦理。負責我縣二區片招生的武漢鋼院谷老師分別找我校的班主任、科任老師和曾校長談話后，通知我和楊同學返校，谷老師分別找我和楊同學談話面試，決定將我和一位姓羅的女生列為初選人員報到區委。我們所在的生產隊、大隊、公社都出示了被推薦者的家庭和本人的鑒定意見，區教育組考察同意后，讓我們到葛店區醫院接受體檢。

　　當年體檢這一關也把得很嚴，國家花費大量錢財培養一個病號是不合算的。我區經初選共去4人參加體檢，除兩名應屆高中畢業生外，還有一名被推薦上湖醫的赤腳醫生，一名被推薦上華工的下鄉知識青年。體檢結果前兩名通過，后兩名未通過。補上并不困難，因有一至兩個備選人員，換符合條件的人再去體檢。

　　體檢合格報到縣招辦復審通過后，再報到地區招辦與招生院校一道審批，招生院校還有最終的否決權。在當年的被推薦人員中，有被縣招辦和地區招辦審查下來的。我的一位內弟是老八路的后代，有體育專長，還會點武功，高中畢業下鄉后勞動表現不錯，被推薦上武漢體院。報到縣招辦審查時，了解到他在下鄉期間幫知青朋友打過群架，被退下換了別人。

　　推薦上大學后也不算完，若群眾有反映，也可能落下。我的一位姓謝的高中同學，畢業后在鄉教了三年書，因工作勤奮被推薦上了北京工學院。有人向區招辦反映說該同學曾有過摸人的“流氓”行為，招辦找當事人核實后，將己上學兩個月的同學追了回來。

　　1974年8月底，中央某帥借南京大學一部隊學員自曝“開后門”的傳聞發火，要在全國各大專院校進行清查。華師3000多人、武大4000多人、華工5000多人被列為武漢地區的清查重點。查來查去，沒有查出一個人是開后門上大學的。怎么向某帥交待呢?于是就退而求其次，說應屆高中畢業生生直接上大學是“回朝”，要全部退回原藉。我當時己在讀三年級下學期，對這種形而上學的做法極為反感，便挑頭寫了一張反對“清退”的大學報，在桂子山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反對和駁斥的大字報貼滿了長長一排立在馬路邊冬青樹叢中的墻報欄。我沉著應戰，針對有代表性的觀點先后寫了7篇辯駁文章，爭取了大多數同學的支持。后來雖然沒有被清退回去，卻把進校時系黨委宣布的將理科由上兩屆三年改為四年的學制弄成三年半就讓我們畢業，以后幾屆再也沒招應屆高中畢業生直接上大學……這對當年正在逐漸走向完善的高教改革是一次嚴重的干擾和破壞!

　　“文革”中的高教改革既是社會主義文明發展到一定高度的產物，也是社會主義文明進一步發展的推動器。相對于其他的社會形式而言，她具有不可逆性。即社會主義在一定條件下可以采取推薦制度，也可以像其他社會形式那樣采用高考制度;而其他的社會形式可以采用高考制度，如老佛爺的清政府那樣腐敗無能，還能一本正經地開科取土，但絕對不可以采取推薦制度。她的社會進步意義主要體現在下述三個方面：

　　1.確立了工農兵在上層建筑領域中的主人翁地位。全國解放后，以工農兵為主體的人民大眾從被剝削被壓迫的奴隸變成了新社會的主人，他們在工農業生產和國防建設中是當之無愧的主人翁，但在教科文衛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還處于邊緣化的位置。工農兵上管改，是打破這個傳統知識分子的“一統天下”，改變上層建筑主體結構的重要舉措。只有通過這一改造舊大學的同時培養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隊伍，而后通過其占領其他一切上層建筑領域，才能真正確立工農兵在上層建筑領域中的主人翁地位。

　　當年大專院校各項工作的重心是“為工農兵服務”，工農兵學員既是受教育者，也是教育改革的生力軍。上管改不像后來有人想象的那樣亂搞一氣改別人，而是首先從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入手，在政治學習、尊師互愛、星期天義務勞動、整理內務、清掃校園、幫廚幫困中錘煉自己的思想品質，然后才是在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破除封建關系、提教改意見、改進學校管理中發揮主觀能動作用，改造客觀世界。

　　工農兵學員這一同傳統觀念和習慣勢力徹底決裂的新生事物，自其誕生之日起，就受到一些形左實右思潮的非議和干擾。其中在七十年代末的四個標志性人物的言行上反映最為集中。按照他們的相互畫像：一個是從未進過大學校門的“情況不明決心大，胸中無數辦法多”的人，說什么工農兵大學生在學校只學了一個斗走資派專業;

　　一個是從未圓過工程師夢的設計師，說什么：“入學不考試，清華大學就叫清華中學好了” ﹔兩個哼哈二將，一個“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一個“要吃糧，早指洋”。社會上的一些人為顛覆工農兵在人民國家中的主人翁地位，借機生事，指東打西，擰著勁兒妖魔化工農兵學員，把工農兵學員糟踐得一錢不值，直到人們一提起“工農兵”的字樣，就渾身起雞皮疙瘩……

　　還是時光造化人啊!盡管他們通曉權術，會抓主要矛盾，通過妖魔化紅衛兵達到了抹黑文革的目的，通過妖魔化的“大鍋飯”達到了否定社會主義的目的，通過妖魔化計劃經濟達到了搞亂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的目的。現正在通過妖魔化毛澤東，以達到否定共產黨的目的。試問這些人有沒有想過，這是一柄雙刃劍呀!老是這樣否定來否定去，最終否定的利劍會揮舞到誰的頭上?會不會像現在大學里所有的專業真的都弄成了一個專業-------撈錢專業，清華大學真的變成了留美預科中學一樣成讖了啊?看看前蘇聯的舞臺坍塌后，戈爾巴喬夫算個神馬東西------騙子、小丑、喪家犬，還是靠帝國主義基金活命的乞丐?

　　2、建立了突出政治、產學研有機結合的教學體系。辦什么樣的學校，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是一個貫穿教育全過程的政治問題。教育不為社會主義服務，不為人民服務，就必然會為帝國主義服務，為剝削階級服務。

　　當年大專院校抓馬列主義學習，用毛澤東思想武裝頭腦，在革命大批判中明辨是非，是學員重要的修身課和成長課，是光明正大的做人課，與表面堅持、暗里洗腦的韜晦課恰成鮮明對照。

　　當年的專業課程設置緊扣為人民服務、為工農業生產服務的主題，在各重點院校動用一切資源，組建“三結合”教材研究審查組和骨干教師編寫組，深掘專業基礎，拓展專業內涵，突出專業應用，經日積月累的探索，建成了一套嚴整的專業課程體系，并通過一線生產檢驗和教學實踐的檢驗，進行不斷完善。這是能真正使學員學有所長、學有所用的專業教育，與為評職稱和賺銀子你編一本書，我編一本書，東搬西套，拾洋人牙慧的所謂瞄準市場需要的稀松教育恰成鮮明對照。

　　當年在教學方式方法上倡導產、學、研結合，以“產”引導教學，以“學”深化對生產規律的認識，以“研”服務生產和鞏固所學的專業知識，變象牙塔為三大革命的前沿陣地。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如袁隆平在湖南懷化農校教書期間提出雜交水稻的試驗課題，便是由該校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學員幫其搞成的。這樣的教學能有效激發學員的學習動力，有利于把學員培養成為有思想、有專業素養的新型勞動者，與盡在教室里東扯西拉、空對空地培養精神貴族的教育方式恰成鮮明對照。

　　3、培養了一大批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堅力量。“文革”中大專院校共招收了七屆工農兵學員，約有2300萬人;全國各地大中型廠礦創辦的七•二一工人大學和各縣創辦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共招收的學員也不下2000萬人。前者畢業后70%回其原來所在的廠礦、市縣、部隊從事專業技術工作，30%由國家分配到中央和地方教科文衛事業單位和黨政群團機關從事相應的專業技術工作。后者畢業后大都回原廠礦、公社、大隊從事相應的專業技術工作和管理工作。他們歷經30多年的風風雨雨，大都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任勞任怨，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業績。

　　我就讀的華師數學系7205班的28名同學畢業后，有20名同學一直在高中、師范和職業院校從事數學教學工作，其間大多數同學擔任過數學組長、教務主任和校長;余下8名同學中，1名同學留美歸國成為數學家，2名任大學數學系正副教授，1名任大學自然辯證法教授，1名任社科院社會學研究員，1名任大學人事處長，1名任縣長，1名任省直機關副廳級干部。

　　工農兵學員因其“出身不好”，長期處于異類和邊緣化的位置。比較典型的是在北大和華師為百周年校慶所編寫的校史中，均把“文革”期間工農兵學員的歷史做空白處理，好像什么都沒發生，卻不妨礙他們仍將這空白的七年算作他們“辦校”的年頭。對此，我曾在一本書的序言中憤慨地說：這些自詡為以社會良知為社會代言的名校，連自身的歷史都不能善待，還能指望他們去善待人民共和國的國史和中共黨史?但工農兵學員群體畢竟是從工農兵中選拔出來的優秀分子，加之其所受教育的底蘊，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多，自輕自賤的少;普通勞動者多，精神貴族少;任勞任怨的多，投機取巧的少;靠專業吃飯的多，靠巧取豪奪暴富的少。

　　1980年5月中國社會科院在全國院統一招考研究人員，應考者包括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二十幾屆大中專畢業生，有的還是研究生和留學生，連西藏活佛也參加了考試。考試結果全國錄取了360名。在湖北考區錄取了25名，其間大專院校畢業的工農兵學員7名，中專畢業的工農兵學員1名。這8名工農兵學員除1名被中國社科院錄取赴日留學，1名中專工農兵學員后來留美歸國之外，其余6名均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直面慘淡的人生，以驚人毅力攀登理論文化高峰，俱取得了正高職和擔任過處級以上的業務領導職務。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是靠非毛反社反共捧洋屁起家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春光年年駐人間。工農兵學員隊伍歷經30多年風雨的洗禮，也涌現出了一大批頂尖人才。如中科院院士、衛生部長陳竺、物理奇才徐依協、數學家陳明祥、自然辯證法專家盧翼翔，經貿教授陳人康、特色經濟學家樊綱、播音員敬一丹、軍事評論家張召忠、作家梁曉聲、賈平凹，宛如天上的星星，數不勝數;還有部分學員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如習近平、李源潮、王岐山、強德江、王滬寧等，地方各級領導就更多了。中專畢業的工農兵學員出了廣州市社科聯主席李明華、中國社會科學院特色經濟學家鐘朋榮等。之外也有極少數負面人物，如中科院院士張啟發、旅美華人女作家張二鴻、氣功大師嚴新。他們也是從工農兵中選拔出來的優秀人才，卻解脫不了特色年代名韁利鎖的羈絆，以致由南橘變成了北枳。

　　“文革”中的高教改革是繼清末科舉制度改革、新中國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改革之后的第三次偉大的改革運動。她的理論和實踐在中國和世界的教育史上產生了深運的影響。如英美的“職業教育”、印度的“赤腳學院”，都有我國“文革”高教改革的影子;改開以后曾在一些重點高中實行過由學校推薦優秀畢業生上大學的做法，也有“文革”高教改革的影子。

　　“文革”中的高教改革的大方向即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方向，她探索積累的理論原則和實踐經驗是中國乃至全人類的寶貴財富，她的操作失誤和遭受干擾以后妥協放任的教訓也必須深深記取。就對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而言，總結教訓比宣揚成績更為重要。如多少年來只知對張鐵生交白卷上大學起哄，不細致分析其來龍去脈就是一例。就張鐵生自身的文化條件和工作能力而言，應該不差，否則不會在中學時學習成績名列前芧和下鄉時在生產隊當隊長;當時并沒有讓他上理工科類的普通高校，而是上相當于共大性質的社來社去的農學院。像張鐵生這樣的條件不經過考試上這類的大學并沒有什么不妥。

　　當年的工人大學和共大因其是在工廠和公社的“熟人社會”中招生，相互之間了解較深，誰行誰不行人人心中有數，若放著好的不推薦卻讓劣的上，誰受得了大字報的一頓暴曬?個人也有自知之明，就是硬擠進去了學不了，不遭人笑話?往后怎么在單位混下去?況且去學的又都是大家熟悉的老本行，內行看門道，只要按標準一一對號的推薦就行，用不著考試就能擇優錄取，還能避免“一考定終身”的缺憾。現在的各類職業院校將來非走這條路不可，要改進的只能是操作辦法。但在“文革”中發展到后來不分青紅皂白地取消各類普通高校的必要考試和測試，這是值得商榷的。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當年若能進行分類處理，在普通高校一些理論性較強的基礎專業和前沿專業的招生中堅持推薦與考試相結合的做法，除工人大學和共大可以將招生指標直接分解到工廠、車間、公社、大隊和知青點之外，普通高校的這些專業則以該校的招生范圍為界，先推薦和體檢，將推薦面放寬到1：10左右，而后通過考試擇優錄取;堅持有特別需要的院系專業直招應屆高中生入學的做法;堅持文科和農林、工技等專業三年學制及理科、外語和工、醫的部分專業四年學制的做法……改開以后唯一一個“出彩”的恢復高考，就不會產生那么大的震撼力。

　　工農兵上管改制度還沒有完全定型就遭夭折，加之在其一波三折的探索過程中不便放手招生，難以做到野無遺賢。當年的賢者也應該對此有最大的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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