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的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歷史上的各個朝代就是在這種得與失之間不停地更迭著，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　　

秦滅六國，一統天下，建立起中國第一個封建王朝。為了讓秦的江山能千秋萬代長久下去，秦始皇采用了三種辦法：一是建立起強大的軍隊，對敵對勢力進行武力征服；二是制定嚴刑峻法，對治下的百姓嚴加管制；三是 “焚書坑儒”，消滅“異質思維”。做了這三件事之后，秦始皇稱自己為始皇帝，想當然地把他的子子孫孫稱作秦二世、秦三世、以至萬世，哪里能想到剛傳到第二世，貌似強大的秦朝就被陳勝、吳廣兩個名不見經傳的草民給捅了個底朝天。　　

還有的皇帝為了防止朝代更替，相信所謂的讖言和夢境，并提前做好了防備：　　

比如曹操就做了一個“三馬同槽”的夢，這個夢讓他非常不安，于是加大了對“三馬”（馬騰、馬超、馬岱三父子）的打擊力度，哪里知道“三馬”指的根本不是馬氏父子，而是后來的“三司馬”父子——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曹氏的天下最終被“三司馬”所奪。　　

再比如秦始皇。當時民間流傳一句讖言，叫做“亡秦者胡”， 秦始皇以為“胡”指的是“胡人”，因此他不惜加重人民的賦稅徭役，在北方硬是建起了一條萬里長城。但他沒有想到這個“胡”竟然指的是他的兒子胡亥，秦朝短暫的生命也真的就完結在胡亥的手里。　　

就連李世民這個歷史上有名的明君，也因為“女主武王”這句讖言而擅殺了大臣李君羨。李君羨當時的身份是玄“武”門守將、左“武”衛將軍、“武”連郡公、“武”安人，已經是四個“武”字了，更要命的是身為武將的他竟然叫了個非常女性化的名字——“五娘子”。這個“女”加上前面的四個“武”，終于讓李世民起了殺心。但是李世民哪里知道后來“主”他大唐天下的竟然是他身邊的武則天。　　

另外，歷史上有的朝代為了防止外戚、宦官專權，還特地制定了宦官、外戚不得問政的規矩。甚至在漢武帝時為了防止外戚專權，有“立子殺母”一說——漢武遺詔，立太子劉弗陵（昭帝），而殺其生母鉤弋夫人。當時有人就對此提出疑問，漢武帝解釋說：“往古國家所以變亂，往往是由于主少母壯，女主沒有什么力量可以制約”。再比如清朝汲取明朝宦官亂政的教訓，自開國以來就對太監屢申禁令等等。　　

然而，無論是秦始皇、曹操、漢武帝這等雄才大略的君主，還是李世民這樣的明君圣主，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沒能起多大作用，他們的江山長則幾百年，短則幾十年，都沒能走出“黃氏周期律”的范圍。　　

直到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下午，終于有人成功地解答出這一歷史難題，這個人就是毛澤東。　　

那時新中國尚未成立時，毛澤東邀請黃炎培到楊家嶺窯洞家中作客。黃炎培提出了那個著名的“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 的“黃氏周期律”。
    毛主席當即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　　

其實，毛澤東的民主思想早在五四之時就已經初具雛形，而后一直貫穿于建黨、建軍、建立根據地政權的整個過程中。不論搞學潮罷工，還是后來的減租減息、打土豪分田地，我們看到毛澤東從來都不逞個人英雄主義，也不尋求上層權力支持，他走的是一條無一例外的群眾路線——相信群眾、組織群眾、發動群眾，這就是毛澤東最樸素的民主思想。　　

進北京前，他加緊對黨員干部進行政治思想教育，要求廣大黨員干部不要被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所侵蝕，不要被糖衣炮彈所打倒，要把進京當成趕考，堅決不做李自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在資產階級的腐蝕和影響下，政府機關中的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現象嚴重滋長，有的干部墮落變質。為此毛主席又在全國發起了一場“三反、五反”運動，有力地抵制了資產階級腐朽思想對革命隊伍的腐蝕，清除了干部隊伍中的蛻化變質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提高了干部和廣大人民的社會主義覺悟，并在社會上樹立了廉潔樸素的社會風尚。　　

毛澤東深知，只有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監督黨員干部，才有可能從根本上防止“黃氏周期律”的發生。于是在“三反、五反”之后又接連推出了四清、反右以及后來的文革等政治運動。　　

為了讓這個紅色江山永固，毛澤東晚年不惜與他的許多老戰友們分道揚鑣。其實，這個江山長久不長久，跟他毛澤東有什么干系？要知道他毛澤東又不是封建皇帝，這個江山并不是他毛家的。退后一步講，即便毛澤東是封建皇帝，他也沒有可以繼承江山的兒子，因為毛岸英早已犧牲在了朝鮮戰場上。而那些老戰友的兒子們一個一個活得好好的，何以他們不急，你毛澤東一個人急？　　

但從另一方面來說，毛澤東確實在保自己的江山。毛澤東從來沒有把自己凌駕于人民群眾之上，他認為自己就是人民群眾中的一員，廣大人民群眾才是國家真正的主人。所以他保的確實是包括自己在內的廣大勞動群眾的紅色江山。　　

毛澤東在他的生前致力于普及他的民主思想，致力于防止興旺交替周期律的出現。毛澤東深知封建等級特權思想的頑固性，他試圖通過勞動改造和思想改造相結合的方式把權貴階層改變過來，但沒能成功。公仆又做起了老爺，人民又做回了草民。　　

以前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沖突時，我們的黨員干部都是舍小家顧大家，放棄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在個人利益與群眾利益沖突時，共產黨員往往是選擇群眾利益，而自愿放棄個人利益。正因為如此，《暴風驟雨》中的郭全海自愿把自己的好馬換給別人。正因為如此，當年的陳永貴自愿放棄條件較好的“好漢組”而加入“老少組”。　　

反之，一個人如果自私自利，只考慮自己得失，那就要被斥責為“老落后”。《暴風驟雨》.中的老孫頭，就是一個老落后，他的自私在分馬一節表現的最為突出。《沂蒙》中的李忠厚也是個膽小怕事、明哲保身的老落后，但就是這個老落后最后卻犧牲在了支前路上。　　

再看看現在，當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國家利益沖突的時候，人民群眾無一例外地都站在了個人利益一邊。為什么近年來總是不斷爆發群體事件？難道群體里的這些人的個人利益都受到了侵犯？顯然不是！但當某個人的個體利益受到侵犯時，一群本不相干的人突然高度一致地站到了一起，于是就釀成了群體事件。　　

錢會云事件就是如此。當時死的是錢會云一個人，關那些村民什么事啊？但是，那些平時膽小怕事慣了的村民此時偏偏不再膽小怕事，偏偏要替錢會云主持公道，為此他們甚至不惜與警方對抗，還打傷了幾個民警。　　

甕安事件也是如此。本來甕安的百姓都是局外人，與這個小姑娘的自殺事件扯不上任何干系。可是這次事件竟成了甕安的廣大百姓向政府宣泄不滿的火山口，霎時間，聚合起幾萬人的隊伍來，縣政府大院也遭到攻擊。　　

還有內蒙莫日根事件，撫州錢明奇事件等等。幾乎在所有群體和突發事件中，老百姓的心都不是向著政府的，因為他們覺得這個政府已經不再是他們的政府，而成了某些“黨員”和“官員”的政府！　　

我的一位上級領導說：“當年蘇共下臺，老百姓沒有一個站出來為蘇共說話的。”今天，中共是不是也要步蘇共后塵？到時候還有沒有人能夠站出來替中共說上一句話？我看相當困難！　　

為什么在毛澤東開出了正確的“方子”后，共產黨還是不能走出“黃氏周期律”？　　

其實答案非常簡單，那就是因為當今的黨沒有能夠“照方抓藥”。民主與“官主”（也有稱為“黨主”的）從來都是矛盾的：官主了，民就不能主了；民主了，官就不能主了。只要有官在，這個周期律就將繼續下去。　　

所以，當今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把官改造為民。怎樣把官改造為民？還是毛澤東的老辦法——思想改造加勞動改造。要把官員的特權全都去掉，去掉高工資、高福利、公車私用、公款消費，并從重從嚴懲治腐敗、消弱公權力等，直到有那么一天，官員與百姓沒有任何區別了，也就不會再存在“黃氏周期律”了。　　

但愿當今的共產黨能夠拋棄官員，回歸人民，擺脫“黃氏周期律”！　　

                            二0一一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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