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銅錢到鈔票：中國古代的通貨膨脹

余治國（《世界金融五百年》作者）

• 中國古代繁榮的貨幣經濟　　

• 兩漢時期的通貨膨脹　　

• 戰爭是古代通脹的禍首　　

• 從貨幣到紙幣：世界上最早的紙幣經濟　　

• 通脹由銅錢時代的百倍到紙幣時代的億倍：金朝不穩定的紙幣經濟　　

• 面對紙幣，南宋皇帝難以安眠　　

• 紙幣成為蒙元貴族搜刮財富的工具　　

• 中國古代紙幣經濟的黯然謝幕　　

　　從銅錢到鈔票：中國古代的通貨膨脹

余治國（《世界金融五百年》作者）

• 中國古代繁榮的貨幣經濟　　

通脹猛于虎。在物價普遍高漲的時代，社會中下層辛辛苦苦存下的錢迅速被通脹這頭怪獸所吞噬。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房產、黃金和股票等資產的投資門檻太高，他們用血汗積累的財富大多都只能存入銀行。但由于通脹，各種商品和資產的價格不斷上漲，貨幣隨之不斷貶值，老百姓最終只能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存款漸漸縮水。而那些富人和權力階層擁有足夠的財富，可以在國內外進行各種投資，他們的身家在高速通脹下不僅不會縮水反而會增值。結果，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當通脹達到天文數字時，改朝換代將不可避免的到來。亂世人不如太平狗，人命如草芥成為司空見慣的常態——這便是惡性通脹所導致的嚴重后果。

絕大多數人一看到物價上漲，就會不由自主地說這是因為紙幣印刷太多，所以錢越來越不值錢。還有人會引用一些經濟學家的名言來說明通脹是紙幣超發的原因，比如“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商品”。那少印鈔票不就能解決通脹了嗎？

其實，現代社會的貨幣經濟并非是人們想象的那樣純粹的紙幣經濟，而是一個極為復雜的貨幣與信用循環的大系統。紙幣印刷過多導致惡性通脹的現象在現代社會從來就不存在。常識往往是謬誤，這種現象恰恰在古代社會才真正出現過。因此，要分析通脹的原因，就要從機理較為簡單的中國古代貨幣經濟談起。

自鴉片戰爭以來，很多中國人被西方的堅船利炮嚇破了膽。言必稱希臘羅馬，自己不爭氣卻怪祖宗墳上不冒煙。其實，中國古人的聰明才智會讓我們現代人汗顏。現代人以為古人交易時所用的錢是金銀與銅錢，甚至于還有人以為，中國古代是自給自足、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或顧名思義稱之為自然經濟。

實際上早在戰國時代，中國就領先于西方的古人——希臘人與羅馬人。在古希臘與古羅馬，金銀是貨幣的主要材料，而在中國最遲在戰國時便以銅為貨幣了。金銀價值比較高，不可能給老百姓用來購買油鹽醬醋茶。金銀只能在貴族或大商人之間的流通，涉及的一般都是奢侈品的大額交易，尤其用在古代地中海地區的對外貿易上。銅錢價值比較低，可以用在老百姓吃穿住行的小額零售交易上。由此我們推斷，貨幣經濟在當時就已經深入到普通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中國的商品經濟與貨幣經濟比希臘羅馬要發達得多。

現代人總是說中國古代重農抑商。其實戰國時代的大商人權勢熏天，甚至能獨霸一方，只手遮天。陶朱公、范蠡、呂不韋、計然、白圭，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古代商人都是鼎鼎大名的歷史人物。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個都會的　封　君，有巨萬家財的富翁便　能同國　君一樣的享樂。”即使是所謂的千古一帝秦始皇面對巨商大賈也不敢怠慢。

現在一提到甘肅，就想到貧困地區。秦代的甘肅卻是出了名的富裕。甘肅平涼、固原一帶是秦朝的北地郡烏氏縣，當時該地聚居著大量的戎族，稱為烏氏戎。烏氏戎有位叫倮的人（烏氏倮）是聞名全國的的大商人，也是中國最早的少數民族企業家。現在的富商權貴是三多，房產多、鈔票多、女人多。烏氏倮只有一多，牲畜多，多到用簡單的頭、匹計數已無法統計準確，只能用多少“山谷”的牛羊來計數。烏氏倮提供大量戰馬給秦始皇，為秦國一統天下立下汗馬功勞。秦始皇給烏氏倮以等同于王侯的待遇，他可以和秦國大臣們一樣，進宮朝見，參議國家大事，享有商人、貴族與官員的三重地位。

重慶涪陵出過一個中國最早的女企業家，史書上叫寡婦清。她早年嫁給一位青年企業家。但不幸丈夫早逝，寡婦清主持起丈夫留下的開汞煉丹業。她的生產銷售網絡遍布全國，成為當時富甲天下的壟斷企業。秦朝對民間進行刀具管制，任何兵器不得私藏。但秦始皇卻對富甲天下的寡婦清格外開恩，允許她豢養一支龐大的私人武裝，來保護其遍及全國的商業網絡。寡婦清晚年將全部財富捐給秦始皇修長城，還為秦始皇修建驪山陵墓提供大量的朱砂和水銀。秦始皇封她為“貞婦”并詔她住進皇宮，給以公卿王侯的禮遇。富貴如此，夫復何求啊？

戰國貨幣由商人組織鑄造，作為籌碼在市場上循環流通。商人用銅鑄造的各種式樣的錢向農業與手工業的生產者購買商品，這些生產者又作為消費者用錢來購買消費品。當時各個諸侯國的貨幣式樣百出，各國之間的商品流通極為不便。

秦始皇統一天下也統一了貨幣。現在看來，一國使用一種貨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其實，貨幣的統一卻不是那么輕而易舉的事情。想一想歐元的艱難歷程，想一想現在要把全世界的各種貨幣統一為一種貨幣將有多么困難，就知道秦始皇的壯舉是多么的偉大！

秦始皇實行的是金錢本位制，金是黃金，錢是銅錢。黃金是上等貨幣，黃金僅限在于帝王的賞賜和貴族之間的饋贈。銅錢是下等貨幣，用于民間的日常交易。銅錢的鑄幣權在秦代收歸政府所有，政府統一規定銅錢的重量與式樣。當時銅錢以重量為單位，規定1兩為24銖，一枚銅錢的法定重量為12銖，因此秦錢又俗稱半兩錢。半兩錢內方外圓，所謂孔方兄的銅錢式樣自秦一直流行到清末。

西漢初年，政府只負責規定銅錢重量與式樣，鑄幣權下放給私人，銅錢可由私人自由鑄造。這種自由只是貴族、豪強和富商們的自由。他們占有銅礦山，擁有雄厚的資本和專門的技術。那些既無錢又無權的平頭百姓卻無力享受這種自由。

私人鑄錢的代表人物是鄧通。越是有權勢的人越迷信命運與鬼神。漢文帝也不例外，他信鬼神、好長生。有一天，文帝做夢夢到自己要飛升上天，但怎么都飛不上去，這時有一個黃頭郎推了他一把助他登天，他回頭看到黃頭郎穿了一件橫腰的單短衫，衣帶系結在背后。夢醒后漢文帝四處尋找夢中之人。恰好四川人鄧通的衣著打扮正合此夢，而鄧通阿諛奉承的功夫十分了得，甚得文帝這位領導的歡心。于是本是船夫的鄧通扶搖直上，官至上大夫。又一次，文帝讓算命先生為鄧通相面。算命先生說：“鄧通命中注定會窮困餓死。”文帝不信：“能使鄧通富有的在于我，怎么說他會貧困呢？”皇帝一言九鼎，說到做到。文帝將四川的銅山都賞賜鄧通他，準許他鑄錢，鄧通也因此成為大富商。

貴族鑄錢的代表人物是吳王劉濞。吳王劉濞占據東南沿海的多銅地區，鑄錢30多年，富甲天下。劉濞是做總理的好材料，十分善于治理國民經濟。他治下的吳國百業興旺、舉國繁榮，老百姓無須交稅也不需要服勞役，劉濞因此而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免除農業稅的統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最不愿意看到地方勢力的坐大。漢景帝采納了御史大夫晁錯的建議，準備削奪諸侯封地。劉濞以“請誅晁錯，以清君側”為名，聯合劉氏諸侯起兵造反，史稱“七國之亂”。叛亂很快被平息，劉濞兵敗被殺。景帝趁機將各諸侯國的行政大權收歸中央，并在公元前144年頒布法令，禁止民間私鑄貨幣，只準諸侯國鑄幣。這樣，西漢政府才初步控制了鑄幣權。

直到漢武帝時代的公元前118年，西漢政府才完全掌握了鑄幣權，統一鑄造并發行歷史上著名的五銖錢。五銖錢是中國歷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貨幣，作為全國統一的法定貨幣沿用了700多年。

自此，中國古代貨幣發行與流通的渠道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那是沒有現代銀行，貨幣是通過官員工資、獎金的發放或政府的其他開支從國庫流入到官吏和商人的手中，官吏手中的貨幣也通過購買商品流入商人手中。商人購買農業與手工業小生產者的產品使得一部分貨幣流入普通老百姓手中，普通老百姓購買生活消費品和生產資料又讓這部分貨幣回到商人手中，最后通過稅賦的形式流回國庫，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循環過程。

• 兩漢時期的通貨膨脹　　

翻開中國幾千年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我們赫然發現，金屬貨幣并不能阻止惡性通脹的發生。當然，現代通脹的結果無非是財富縮水、老百姓生活水平下降，而古代的通脹意味著老百姓是生存還是毀滅。兩漢時期就發生過四次要人命的的惡性通脹。

第一次要數漢初通脹。千百年來，人們都津津樂道于帝王將相史，但平頭百姓的痛苦卻被忽略不計。秦末戰爭持續十幾年，大小戰役百余場，死傷幾百萬人。項羽火燒阿房宮，大兵所到之處，玉石俱焚。劉邦稱帝連四匹同色的馬都找不到，大臣們只能乘坐牛車上朝。平民生活更為艱辛凄慘。戰亂使當時的社會生產大倒退，各種物資均短缺，尤其是糧食和馬匹極度匱乏，物價必然普遍上漲。

長安的皇帝們非常清楚，通脹最主要的原因是生產倒退、供給不足。漢初幾代皇帝都堅持將農業作為立國之本，積極推動農業發展來保障供應，穩定物價。經過70余年的休生養息，到漢武帝即位時，米價降到1石10余錢。當時普通人的家庭財產約10萬錢，能購買近3萬斤米，生活水平比漢初提高了300多倍。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擁有雄厚財力的漢武大帝踏上了北擊匈奴的光輝歷程，標志著了漢匈戰爭的正式爆發，同時也導致了兩漢的第二次大通漲。

游牧民族幾千年來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大敵，他們無數次侵擾中原，甚至在元清兩代還入主過中原。游牧族強悍善戰的主要原因在于其生活生產方式。游牧生活居無定所，生產不易受戰爭的破壞。游牧族以戰養戰，一旦得勝便可以搶掠巨量的中原財富，即便遭遇大敗，無非是換個地方繼續騎馬牧羊。出身事弓馬，少年有膽氣，游牧族全民生長于馬鞍之上，平時的放牧活動訓練了他們馬上作戰的能力，粗劣的游牧生活鍛煉了他們勇猛善戰的習性和孔武有力的體格。

中原王朝正相反。中原人以精巧的技術、高深的學問與溫文爾雅的行為為榮，以好勇斗狠、粗獷剽悍為恥。中原王朝社會結構復雜，勞動分工精細，大部分人從事于各種生產活動，只有少數人適合當兵打仗。中原王朝的生產和軍事是背離的，強大的經濟實力無法有效轉化為軍事實力。要將中原武士的戰斗力提升到匈奴人的水準，中原王朝必須要花費巨額的財富。中原王朝的軍隊在進攻游牧民族時，必須要依靠中原的財富來支持對外的戰爭。冷兵器時代的通訊、物流技術水平與現在無法相比，中原王朝一旦對游牧民族發動大規模戰爭，必將在后勤補給上耗費海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武帝北擊匈奴就面臨著這樣的難題。

戰爭高于一切，武帝絞盡腦汁地籌措軍費。公元前119年，武帝打算將72.5萬的關東貧民移民到北方邊境屯田戍邊，但國家卻沒錢來組織這個戰略行動。于是，武帝下令鑄造白金來支持大規模的移民活動。白金分為龍幣、馬幣和龜幣，分別值3000、500、300錢。但白金作價過高。就拿其中的龍幣來講，重8兩，每兩合375錢，當時的銀價最多才值125錢。

漢代白金不是鉑金，而是一種銀錫合金。但政府未規定銀錫的比例，這對于盜鑄者是一種極大的誘惑。漢律規定盜鑄者死，但人們仍然前赴后繼進行盜鑄。白金發行五年后，因盜鑄錢幣被殺的人有幾十萬，私下相互告密被殺的不計其數，但盜鑄之風卻仍然無法遏制。盜鑄白金就像現在的房地產一樣，房產暴利讓越來越多的人將資金從實業抽出轉而投向房地產，結果實業不振，生產者日少而投機者日眾。當時的民眾要么當兵打仗，要么從事盜鑄白金的投機生意，要么逃亡為盜。整個社會生產的秩序已無法維持。這導致物價飛漲，通脹嚴重，比如馬的價格從每匹5千多錢上漲到20萬錢。

為了控制通脹、平抑物價，武帝任用理財高手桑弘羊為大司農。大司農是主管全國財政經濟的官員，相當于現在的發改委主任兼財政部部長與商務部部長。桑弘羊在全國推行了均輸、算緡和平準政策。均輸政策，就是地方上交中央的貢品，一律按當地市價折合成當地出產的實物，交納國家后，由政府統一調運到缺乏這些產品的其他地區出售。中央政府利用地區之間的產品差價能獲得高額利潤。

算緡政策有點類似于現在的財產稅。算緡中的1算為200錢，1緡為1千錢。凡從事工商業者，都要如實向政府呈報財產數，2緡抽稅1算；小工商業者可以減半抽稅。凡平民乘馬車者，一駕馬車抽稅1算，運貨的馬車抽2算，船長5丈以上的抽1算。隨后，武帝推出告緡令，鼓勵大家告發瞞報財產的人，經調查屬實者，被告人戍邊一年，所有財產一半充公，一半獎勵給舉報人。告緡令推出后，中產以上的家庭紛紛破產，而政府搜刮了無數的的民間財富。

均輸和算緡政策實行之后，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物資，桑弘羊開始推行平準政策來控制通脹。平準是設在在長安的政府機構，它通過國家掌握的物資在市場上貴賣賤買，以穩定物價。這就好比建立一個中央銀行進行宏觀調控，使國民經濟得到適當的控制與調節，通脹最終被控制住了。武帝之后的幾代皇帝，物價都較為平穩。直到喜好折騰的王莽上臺后，才發生了兩漢的第三次惡性通脹

剛開始，天下太平。但王莽卻是一個不甘平淡的穿越者。他發明過游標卡尺，還親手解剖過人體。曾有能工巧匠發明了飛行器，王莽親自接見并給予資助。他制定過類似于今天的廉租房政策。在長安城中投資建設200個廉租房小區，供貧民居住。王莽擁有一顆正義之心。他曾規定，從皇帝到官員全都實行浮動工資制：如果糧食豐收，皇帝與百官就享用全額的生活費，如果出現天災人禍，就按比例扣減生活費。這在古代實在難以想象！

西漢后期的貧富差距急劇拉大，豪強大族田連阡陌，窮人無立錐之地。這自然入不了王莽的法眼。為了打擊大地主，王莽強行規定，土地一律國有，不許買賣抵押。男口不足8人而土地超過900畝的人家，把多出的土地無條件地分給九族、鄰里、鄉黨。無田者按一夫百畝的制度受田。有敢違抗者，流放四夷。既得利益者怎么會放棄自己的利益呢？改革被豪強大族有意扭曲，良法變成了惡法。社會中下層不僅沒有得到土地，反而被禁錮在國有土地中當牛做馬。

王莽以節約鑄幣成本為名，廢止五銖錢，宣布黃金國有，并用龜、貝、銀等物品做貨幣。他鑄造新幣，以小易大，以輕換重。比如其所鑄“大泉”銅錢，重不過12銖，只相當于五銖錢的2.4倍，法定價值卻是五銖錢的50倍。他意圖通過這種方式將豪強大族的貨幣財富收歸國庫。但過快過猛的貨幣改革擾亂了正常的貨幣流通秩序，農民失去了土地，商人丟掉了生意，正常的生產秩序被打亂，商品的流通也停滯了。高速通脹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米價上漲到1石1萬錢。

既得利益者自然不會放過翻身的機會。各地豪強紛紛率眾反叛，在起兵首領中，平民出身的僅占29%，而豪強地主與商人出身的竟占到了71%。偉大的改革家王莽被推翻了，豪強大族在東漢時代再次控制了政治與經濟的雙重統治大權。

東漢時期的匈奴被徹底打垮。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西北地區的羌人部落逐漸替代匈奴成為東漢朝廷的心腹大患。為了平定西羌，政府耗費了240億錢的巨資，相當于整個西漢時代鑄錢的總數。兩漢的第四次大通漲終于發生了。物價打破了歷史紀錄，一石米賣到幾萬錢，一匹馬要賣200萬錢。遍布全國的餓民走投無路，紛紛揭竿而起，國家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持續幾十年的豪強內戰——三國時代，千里無人煙、白骨蔽平原，物價漲到糧食比黃金還貴。在那個時代，漲價事小，保命事大。只要能活著，就是一種幸福。

• 戰爭是古代通脹的禍首　　

從經濟學上講，貴金屬貨幣不會發生惡性通脹。假如只使用黃金做貨幣，貨幣流通過程中存在的金幣數量，完全取決于對貨幣的社會需求量的大小。當社會需求量提高時，金幣的數量因需求增加而通過采礦鑄造或從國外進口的方式隨之增加；當社會需求量降低時，相同數量的金幣所用購買的商品數量減少了，用貶值的金幣購買商品得不償失，人們便會將金幣儲存起來，流通的金幣數量隨之減少。因此，金銀的購買力會長期保持穩定。當然，某種商品產量的驟然變化比如糧食因某一年的歉收而導致的價格上漲，并不代表所有商品價格都上漲。通貨膨脹意味著物價水平的普遍上漲。

但以銅為貨幣卻不是這樣。金銀是古人最主要的窖藏對象。一旦政府鑄造銅錢時，以小充大，以輕代重，人們不僅不會窖藏銅錢，反而急于將銅錢脫手，于是貨幣轉手的頻率大大提高，換而言之，貨幣的流通速度大為增加。社會流通的所有貨幣加在一起的總量，稱之為貨幣存量。貨幣存量要遠小于整個社會財富的總量。好比一個國家所有財富加在一起價值10000億錢的銅錢，但實際流通的銅錢數量也許只有1000億錢。在古代，只有商人的財富才以銅錢為主，絕大部分人的財富主要以土地、稻米或絲絹等實物的形式體現出來，銅錢的持有數量只要能保證日常開支就足夠了。因此，在商品種類與數量變化很小時，貨幣流通速度越高，物價就越高，通脹就越嚴重。

與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不同，古代社會發展的速度慢，商品種類與數量長期保持穩定。只要沒有天災人禍，即使統治者驕奢淫逸，通脹的程度也不會太嚴重，老百姓依靠自己勤勞的雙手仍然能過上安定的生活。縱觀歷史，只有戰爭才是通脹最主要的原因。這是因為，只有戰爭才能迫使政府財政支出急劇上升，統治者必然飲鴆止渴，采用以小充大、以輕代重的鑄幣方式，隨之而來的便是惡性通脹。

就拿那個傳說中寬厚仁慈的劉備來說，他在真實的歷史中絕非善類。天府之國四川在劉璋統治時期使用蜀五銖錢，民殷國富，物價平穩。而劉備治下的荊州卻物價沸騰，粟米與黃金同價，連養兵的錢都捉襟見肘。沒錢只好搶，劉備打下四川后縱兵大掠，隨后便發行直百伍錢打劫老百姓。直百伍錢的重量只有蜀五銖的3倍，卻作價100枚蜀五銖。劉備有意降低銅錢價值，只用了幾個月時間就將四川的財富洗劫一空充作軍費。四川步荊州之后塵，物價普遍飛漲。蜀漢統治者卻毫不在意，連年興兵伐魏，政府財政赤字連連。

三國時代各國的物資交流十分頻繁。當時，魏國賣馬，吳國賣礦、蜀國賣錦。作為蜀國貿易對象之一的吳國，財經狀況也很糟糕。為了吸收蜀國的銅錢，吳國采取貨幣貶值的策略。蜀國不甘人后，兩國貨幣爭相貶值以防止本國銅錢大量流失。到蜀漢末年，直百五銖的分量只有最初鑄造分量的1/20，物價上漲根本無法控制。蜀亡前一年，吳國使蜀的大臣　向吳國　君主報告說：“蜀國政治黑暗，風氣不正，老百姓皆面露菜色”。荼毒人民的政權必然垮臺，蜀漢再次證明了這個道理。

到了三國歸一于晉后，由幾十年的大混戰，西晉時代生產停滯，人民生活困頓，貨幣經濟發生了嚴重的倒退。古代貨幣發行渠道主要是官吏的俸祿和政府的其他開支。兩漢官員俸祿主要是銅錢，西晉官員俸祿幾乎全是實物，包括糧食和布匹。當時政府鑄造和發行的貨幣相比兩漢要少很多。老百姓大多采用物物交換的方式，銅錢的購買力相對較高。

西晉末年，五胡亂華，神州大地分裂為無數個小國家，他們連年爭戰不已，老百姓生不如死。那是中國歷史中最為動蕩與黑暗的時代之一。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統一南北朝，結束了中國南北分裂的局面與長期的戰亂。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偉大的里程碑。歐美漢學家認為，隋文帝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皇帝。這種觀點雖然夸張，卻也不無道理。

除北魏孝文帝這樣的特例外，北朝上層貴族都熱衷于胡人文化，蔑視漢文明。當時有一錢漢的說法，意思就是一個漢族男人只值一錢。大儒顏之推在《顏氏家訓》中說，北齊漢人為了做官都竭力學習鮮卑語討好鮮卑貴族。隋文帝登基后大力復興漢文明，讓中華文明避免了西方的羅馬帝國在蠻族入侵下所遭受的厄運。在文帝的統治下，物價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整個國家蒸蒸日上。文帝所造的長安城是當時世界第一城，面積是明清故宮的1.5倍。隋朝外部最大的威脅是突厥。文帝拉攏分化突厥，使其耗于內戰，最終各個擊破。602年，隋軍大破突厥，奪回了河套地區，把邊界擴展到陰山以北。強大的突厥汗國分裂成東西兩部，并都臣服于隋朝。西方漢學家認為唐太宗對付突厥只是收拾殘局、乘虛而入，主要功勞還是隋文帝的。

文帝死后，被人誤解千年的隋煬帝即位，定年號大業，大氣磅礴的年號表明他試圖建立一個曠古未有的偉大帝國。表面上看，大隋四海安寧，但政治統一并不牢固。經過數百年的戰亂與分裂，中國南北方在文化、經濟上并未有真正統一與融合起來。南人認為北人粗鄙無文，北人則視南人膽小懦弱。兩地相視，幾如異族。大運河工程與煬帝下江南的舉措，目的在于融合南北。尤其是大運河工程奠定了中國一千多年的的政治、經濟的規模和格局，大運河促進了南北經濟與文化的融合，迅速將大隋王朝的統一從形式升華為精神。

煬帝建設東都洛陽，從當時的戰略地位和政治來看，正適應了中國政治中心東移和經濟中心南移的需要。在隋煬帝的治下，隋朝民戶達到890萬，人口總數達到4603萬人。號稱中國第一盛世的唐太宗時代的耕地數量還不到煬帝治下的1/3，人口不到煬帝治下的1/2。哈佛大學　費正清　教授曾給出這樣的評價：“在隋文帝和隋煬帝的統治下，中國又迎來了第二個輝煌的的帝國時期。大一統的政權在中國重新建立起來，長城重新得到修繕，政府開鑿了大運河（這為后來幾百年間的繁華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偉的宮殿，中華帝國終于得以重振雄風。”

在對外關系上，煬帝集成了乃父的遺愿，繼續奉行擴張政策。605年，隋軍大敗契丹，遏制住了契丹崛起的勢頭。608年，隋軍消滅西北強國吐谷渾，開疆數千里。從西域東部到整個青海地區都實行中央直接管理的郡縣制，正式將這一地區納入了中國版圖之內。隋軍還在東南地區大肆征伐，使疆域擴大到安南（越南北部）、占婆（越南南部）及臺灣等地。但隋煬帝卻沒有讓民眾休養生息、喘一口氣，而是馬不停蹄地投入到征服高句麗的大規模戰爭中。

高句麗占據今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北部，是東亞地區僅次于隋朝的第二大強國。從軍事角度來看，高句麗兼營農耕和游牧，擁有農耕民族的筑城攻防和游牧民族的機動騎射優勢，存在與隋朝相抗衡的潛力。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高句麗己在東北亞建立霸權地位，形成了俯瞰中華的態勢，一旦中原有亂，南下席卷中原，易如反掌。

消滅高句麗的戰略原本是非常正確的，但煬帝卻好大喜功，急于求成。612年，隋煬帝出動幾乎全國的青壯年從今天的北京向高句麗進發，宋代司馬光評價到：“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煬帝以為傾全國之力，以大擊小，必令高句麗膽寒，最終將不戰而勝。哀兵必勝，驕兵必敗。隋軍被打得大敗而歸，30多萬的人死在了高句麗。戰爭不僅損兵折將，天文數字的戰費最終得由老百姓來承擔。迫于無奈，很多民眾，甚至一些豪強巨富，都開始私自鑄錢。私人所鑄的錢質量越來越低劣，從剛開始的1000錢重2斤漸輕至1斤。到最后甚至裁剪鐵皮，外面糊上紙來當錢用。貨幣經濟伴隨著整個社會經濟正在走向絕望的深淵。

隋煬帝卻不為所動，又于公元614、617年兩次親征高句麗。但饑寒交迫的民眾再也無法承受這樣的壓迫了。私鑄銅錢不如揭竿而起，許多人紛紛占山為王，反抗暴政。與此同時，已被滅國的吐谷渾趁機恢復國土，還屢次侵擾隋朝邊境。早已臣服的突厥也渾水摸魚，謀求獨立。615年，隋煬帝北巡長城，東突厥始畢可汗率領幾十萬騎兵將其圍困于雁門（山西代縣）。在各地勤王之師的幫助下，僥幸脫險的隋煬帝卻仍逃不了3年后在揚州身死國滅的悲壯結局。連年的戰爭毀了隋朝的貨幣也毀了文帝開創的大好局面。

•從貨幣到紙幣：世界上最早的紙幣經濟　　

唐高祖上臺后，廢除了流通700余年的五銖錢，鑄造開元通寶，并規定每10文重1兩，每1文的重量稱為1錢，相當于現在的　4克　左右。開元通寶成為唐以后歷朝的鑄幣標準，沿襲近1300年。但開元通寶在唐代早期流通并不廣泛。經過隋末大亂，中原經濟遭受嚴重打擊，甚至到唐太宗時代都沒有恢復元氣。唐太宗在平定突厥后，曾打算到泰山封禪，魏征卻諫言道：“現在從伊水、洛水以東，直到大海和泰山之間，荒草蘆葦叢生，沼澤遍布，茫茫千里，人煙斷絕，聽不到雞犬的聲音，道路蕭條，來往艱難。怎么能把蠻夷引到這里，暴露我們的虛弱？就是竭盡財力賞賜，也滿足不了蠻夷的欲望。”由魏征的話可以想見，當時的社會經濟已經衰落到什么程度了。

當時實物交易盛行，貨幣經濟落后。官員俸祿與政府其他開支主要采用米、絹等實物形式發放。一直到唐玄宗時代，官員俸祿才開始用銅錢。當時貨幣的購買力極高，貞觀年間的米價每石僅30-50文，到了唐玄宗開元年間最高才不過100多文。然而好景不長，安史之亂將盛唐打入地獄。唐王朝分崩離析，無力平叛，只好用金錢贖買回紇等少數民族幫助平叛。西北邊境的重兵皆調入內地，造成邊防空虛，西邊吐蕃乘機而入，盡得隴右、河西走廊，西域隨之全部丟失。中晚唐時期，吐蕃咄咄逼人，把唐朝打得無還手之力，長安都好幾次淪陷于吐蕃。

連年的戰爭開支浩大。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公元758年，唐肅宗實行通貨貶值政策，鑄造大錢，稱乾元重寶，1文當開元通寶10文。次年又鑄重輪乾元重寶，重量為開元通寶的3倍，卻作價開元通寶50文。結果物價普遍上漲，酒價從每斗10錢漲到300多錢，絹價從每匹110錢漲到1萬錢，米價最高時每石漲至7萬錢，以至于餓死者相枕于道。在格雷欣法則的作用下，價值較高的開元通寶被人們收藏起來，而市場上流通的都是價值較低的乾元重寶和重輪乾元重寶，結果通脹的勢頭更為猛烈。

飛錢又稱便換，錢無翅而飛，故曰飛錢。商人先到官方開具一張憑證，上面記載著地方和錢幣的數目，之后持憑證去異地提款購貨。此憑證即飛錢。雙方所持紙券相合，核對無誤，即能拿到現錢。最早的飛錢出現于四川。蜀道難，難于上青天，通過飛錢，四川商人與四川地方政府就不必艱難地在四川與長安之間轉運銅錢，只要運輸四川出產的實物到長安即可完成兩個地區之間的經濟循環。

中原王朝的軍事與經濟一向脫節。中晚唐時的經濟發展迅猛，銅錢不敷使用，錢荒在各地頻繁發生，飛錢迅速擴張到全國。806年，唐憲宗規定：天下各道（唐朝的行政區劃，相當于現在的省）商賈販運貨物至京師后的所得款項只能使用飛錢。所謂進奏院，相當于現在的各省駐京辦，是藩鎮在長安設立的辦事處，專門負責呈遞奏章，向朝廷請示匯報。私人錢商也辦理飛錢。他們在長安開設總店并在全國各地設立分店，建立起遍布全國的匯兌網絡，向商人發放票據，只要將票據在分店核對無誤后便可領取現錢。

歷史學家陳寅恪說過：“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兩宋是中國古代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的頂峰，宋朝工商業的繁榮空前絕后，在北宋時期，農業稅僅占國家財政收入的30%，工商稅卻高達70%，南宋則更甚。當時出現了種類繁多的工廠，如造船廠、火器廠、造紙廠、印刷廠、織布廠、官窯等。和現代一樣，廠中的工人按期領取薪水。在城市，各種店鋪星羅棋布。從北宋保存至今的清明上河圖，我們能看到當時汴梁的繁榮舉世無雙，而南宋的臨安與汴梁相比則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農村中，小販、貨郎走街竄巷，各地集市人潮洶涌，農村商品經濟之發達亙古未有。經濟的繁榮帶動了市民文化的形成。大批的手工業者、商人、小業主構成了宋朝的市民階層。富庶安逸的生活使宋朝的城市居民善于消費，敢于消費，這極大地刺激了茶坊、酒店、娛樂業等第三產業的迅猛發展。每當夜幕降臨后，宋朝的城市燈火通明，攤販的叫賣聲直到天明，娛樂場所中百戲競演，市民欣然前往觀看。無怪乎很多當代人夢回宋朝。　　

工商業的空前繁榮帶動了貨幣經濟的大發展。飛錢終于在北宋演化成了紙幣。無獨不有偶，紙幣又誕生于四川地區。宋代四川流通的是鐵錢。鐵錢價值較低，10文鐵錢才抵得上1文銅錢，交易時非常不便。當時四川的一匹絲羅要賣鐵錢2萬文，重約130斤。宋朝的1斤相當于現在的　0.598公斤　，約合現在的　77.74公斤　！

群眾的智慧是無窮的。為了便于交易，四川老百姓發明了交子。北宋初年，成都出現了專為攜帶巨款的商人經營鐵錢保管業務的交子鋪。存款人把鐵錢交給交子鋪，交子鋪把存款人存放鐵錢的數額臨時填寫在紙質票據上，再交給存款人，存款人憑票提款時要付3%的保管費。這時的交子不能在交易中流通，還不是紙幣，而是一種存款和取款憑據，相當于現在的支票。

由于交子使用輕便，迅速受到青睞。商人之間的交易，干脆直接用交子代替鐵錢。交子鋪在經營中發現，只要不是所有客戶同時取款，交子發行數量超過實際寄存的鐵錢數量不會傷害交子的信用。于是，實際流通的交子數量開始超過了能兌換的鐵錢數量。這樣，交子演變成了代表鐵錢價值的符號，開始真正成為信用貨幣，即可兌換成鐵錢的紙幣。

作為紙幣的交子本身并沒有什么價值，如果沒有鐵錢做準備金，其本身就變得一文不值。交子流通功能的實現在于人們相信它能兌換為有實際價值的鐵錢。但在經營中，很多錢商惟利是圖，貪得無厭，濫發交子，惡意欺詐，甚至挪用客戶存款經營自己的生意。天有不測風云，做生意總有風險。一旦生意失敗，交子便無法兌換成鐵錢，從而激發了社會矛盾，制造了社會不穩定因素。這引起宋朝政府的重視。

為了保證交子的幣值，政府精心遴選了信用與財力俱佳的16戶富商，作為發行交子的特許經營商。為保證交子的自由交換和隨時兌現，政府嚴格監督交子的印制、發行和經營。當時還出現了紙幣防偽技術：“同用一色紙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鋪戶押字，各自隱密題號，朱墨間錯，以為私記”。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那些富商仍然挪用存款來經營商業店鋪、田產等其他生意。時間一長，由于經營不善，他們發行的交子經常不能兌現。交子信用一落千丈。

與其讓私人經營，不如政府直接發行。公元1023年，宋仁宗禁止交子鋪發行交子，已流通的交子全部回收，同時設立官營交子機構——益州交子務。交子發行權從此轉移到政府手中。為了保持幣值的穩定，政府規定了兌界，交子每用2周年，就統一以舊換新，全部更新。每界發行1256340貫，準備金是36萬貫鐵錢，準備金相當于發行量的28%。就像現在的人民幣分各種不同面額一樣，交子面額分別是500文、1-10貫。到宋徽宗時，改交子為錢引，改交子務為錢引務。錢引和交子類似，只是流通區域比交子更廣一些。

宋朝政府對紙幣的信用特征和易于仿造和濫發的弱點有著充分而清醒的認識，有50多年的時間都很嚴格地按照規定控制發行量，絕不濫印、濫發。直到宋神宗時，為發動對西夏的戰爭，將每界交子的流通時間延長到4年，兩界并用相當于交子多發行一倍，即2512680貫。這引起交子的輕微貶值，交子幣值下降不到10%。總的來說，交子的幣值穩定大約維持了70多年的時間。

和私商一樣，政府一樣不能保證紙幣的購買力。一旦政府需要籌措巨額款項，將不得不濫用政府信用，過量發行紙幣，最終必然造成通脹。宋哲宗時代，為了給陜西邊防軍購買糧食和募兵，政府將每界交子發行量增至1406340貫，由于兩界并行，相當于每界發行2812680貫。后來又將每界發行量增至1886340貫，仍因兩界并行，相當于每界發行3772680貫，這是宋神宗以前發行量的3倍。交子隨之貶值。到宋徽宗時代，錢引（交子）濫發的情況更為嚴重，總共發行了53112680貫，為宋神宗以前的42倍。交子從流通工具變成了朝廷斂財的工具，通脹和紙幣信用的喪失隨之而來。到北宋末年，面額1000文的錢引只能換十幾文。北宋這座看似豪華的大廈已搖搖欲墜，女真蠻族的南下只是提前結束這個腐朽政權的生命而已。

• 通脹由銅錢時代的百倍到紙幣時代的億倍：金朝不穩定的紙幣經濟　　

公元1127年，女真滅亡北宋，徽、欽二宗被擄到東北，靖康之恥成為中國歷史上一道穿越記憶的傷疤。金朝建國之初，殺戮生靈，劫掠財物，驅虜婦女，焚毀房屋產業，四處屠城，以破壞中原經濟為己任。史籍記載，當時北到內蒙、南到淮河的中原地區尸積如山，有些地方的尸臭味能傳到幾百里外。女真蠻族入主中原以后，千方百計將中原人貶為奴隸。一般女真家庭擁有奴隸幾人到幾百人不等，而大奴隸主則有幾千甚上萬人。1129年，金朝下令剃發易服，凡不改為女真發型與服飾者，當街處斬，以儆效尤。

中原在金朝的殘暴統治下，貨幣經濟急劇倒退，流通的都是北宋或遼國的舊銅錢。直到女真人逐漸漢化，海陵王完顏亮遷都北京后，中原人民才有了盼頭。遷都的第二年，金朝仿效北宋發行自己的第一套紙幣——交鈔。交鈔面額以銅錢為單位，最高面額為10貫，以七年為一界，期滿兌現或換新鈔，也可繳納一定手續費在政府制定的地點與銅錢兌換。

海陵王平生有三大志向：第一，天下大事他說了算；第二要率師攻打敵國，把敵　國　君主抓來，在他面前問罪；第三，得到天下最美的女人做妻子。要做到這三點，攻滅南宋是必要條件。1161年，海陵王對宋朝發動大規模戰爭。當時的金朝已經漢化成中原王朝，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以戰養戰了。女真人當年劫掠的無數財富在海陵王的南征過程中消耗殆盡，銅錢也不例外。當時金政府因缺乏銅錢籌辦軍衣，只好從國庫中拿出1萬匹絹在開封以物物交換的形式換得衣、襖、穿膝一萬件作為軍隊補給。

出師未捷身先死，海陵王后死于部將之手。試想海陵王如果滅亡了南宋，是不是也會被后人贊頌為統一中國的一代英主呢？當然，歷史不能假設。史稱“小堯舜”的金世宗趁機篡位，自立為帝。金世宗繼承的大金帝國，百業待興卻缺少銅錢。中國銅礦資源主要分布在西藏、遼吉黑東部、西南地區和華東地區，其中西南和華東占中國銅礦資源儲量的60%以上。以當時的技術，金朝開礦鑄造銅錢的收益竟然連成本收不回。金世宗即位時，需要1000萬貫銅錢，而國庫卻只有區區200萬貫。可見當時在整個金國蔓延的錢荒嚴重到什么程度。

金朝對付錢荒的策略有兩條：其一，吸收南宋的銅錢；其二，用紙幣代替銅錢。為此，金朝在貨幣制度上采取了“一國兩制”的方法。以北京為中心的黃河以北地區使用銅錢，以開封為中心的金朝經濟最發達的黃河以南地區使用紙幣。從1154年到1186年的32年間，格雷欣法則起了作用。銅錢在河南（黃河以南地區，不是河南省）被紙幣排擠，退出流通領域，大量流向政府國庫。

在世宗時期，紙幣流通期限一旦超過7年都被有規律地贖回，政府也嚴格堅持著固定的紙幣發行額度，幣值相當穩定。但是，世宗的貨幣制度為金朝后期的大通脹以埋下了隱患。世宗時的本位貨幣仍是銅錢，交鈔只是大額銅錢的代用券。交鈔由國家保證能隨時兌換為銅錢，并且本身方便攜帶，交鈔在河南地區的大額交易中代替銅錢獲得了主幣的角色。但是，能兌換銅錢才是交鈔流通的根本，其支撐條件就是政府手中有足夠多的銅錢。一旦政府喪失紙幣的承兌能力，紙幣經濟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危機。

金政府走在鋼絲繩上。要保持紙幣穩定必須要源源不斷地把南宋銅錢吸收到河南地區，隨后再轉移到河北的中樞地區。在河南地區銅錢輸入穩定的情況下，金朝紙幣經濟才能維持，政府財政支出才能保持穩定。一旦情況有變，政府只有兩條路可以走：要么濫發紙幣，最終市場上流通貨幣量超過市場需求的貨幣量，政府沒有足夠的銅錢回收超出貨幣需求量的交鈔；要么政府財政長期處于赤字狀態，政府手中的銅錢大量流失，無力兌換交鈔。這兩種情況互為因果，一旦出現就會形成惡性循環，不可遏止，最終紙幣經濟與政府財政將不可避免地同時崩潰。

1190年，新登基的金章宗全面廢除了紙幣的流通期限限制，增加了紙幣的發行量。接著，他又向全國推行紙幣。紙幣由河南地區的地方貨幣變成了全國性貨幣。章宗初期，北方連年遭受各種自然災害，流民日增，土地荒蕪，稅收減少。北方蒙古蠻族不時侵擾邊境，鐵木真的崛起也隱隱可現。南宋韓侂胄倡議興兵滅金，不斷出兵攻擾金朝邊境。金朝雖依仗軍事上的強大在南北兩個方向上均獲得勝利，但損失也非常慘重，軍費開支用掉銀70萬兩，絹5萬匹，銅錢100萬貫。尤其是戰端一開，河南難以吸收到南宋銅錢，紙幣經濟的穩定性基礎動搖了。同時由于連年的災害與戰爭，金政府的財政入不敷出，把國家只好大量發行紙幣。紙幣貶值隨之而來，貨幣流通的穩定性遭到破壞。軍隊的官兵俸給與軍需成了難以應付的問題。金政府隨即發行20和100貫面值的紙幣，很快，200和1000貫的紙幣也開始流通。由于紙幣幣值急劇下降，民間開始用白銀做貨幣，拒收紙幣。

為了抑制紙幣貶值的速度，金政府招數迭出。1192年，頒布法令規定流通中的紙幣不能超越可兌換的銅錢量，但隨著財政負擔的日益加重，最終不了了之。1193年，一些先前用銅錢來繳納的稅種改為用紙幣來支付，擴大紙幣的流通量。由于格雷欣法則的作用，市場上流通的銅錢越來越少，為了讓民間藏錢進入市場，一面限制民間蓄錢，一面提高稅收吸收民間銅錢。為此，1194年，規定漢人最高只能蓄錢2萬貫，女真人最高1萬貫，但當時的人都不遵守限錢法，收效甚微。1197年，鑄造銀幣，規定　28克　銀等同于2貫銅錢。大量發行以銀幣為本位貨幣的小鈔，希望借此取代銅錢的地位。在全國規定官俸、兵餉、軍需的支付一半用銀幣，一半用紙幣。在東北地區，規定了所有涉及到超過1貫銅錢的交易都必須用銀幣或紙幣來支付。但相對于銅錢，銀幣與紙幣的價值都被高估了，格雷欣法再次生效，銅錢均被收藏，而銀幣被大量盜鑄，銀幣與紙幣的信用大跌。

所有措施都是為了維持紙幣經濟，提高社會對紙幣的需求量。不過這遠遠無法抵消濫發紙幣造成的后果。不管怎樣，增發紙幣是金朝皇帝們迫不得已的舉措，他們并非不知道幣值穩定的重要性。1206年，政府努力回收了最大面額的紙幣；1207年，政府下令某些稅種的1/3可以用大面額紙幣來支付，以后這個比例被放寬到了2/3。全國范圍內超過1貫銅錢的商業交易被勒令用紙幣支付，小額紙幣也被允許在全國范圍內流通，紙幣全面替代銅錢成為主要貨幣。

實際上，章宗時代的紙幣正在變成不可兌換紙幣。而章宗對穩定紙幣經濟做出的種種嘗試，始終無法突破一個最大的障礙，就是國家沒有足夠的財力來維持一個銅錢本位制的紙幣系統。

福無雙至，禍不單行。1211年，40萬金國主力部隊與9萬成吉思汗率領的蒙古軍在河北野狐嶺決戰。金軍人心渙散，一戰即潰，紛紛逃走。蒙古軍窮追不舍，直追擊到河北萬全縣的會河堡，殺得金軍伏尸百里，戰死30余萬人。這場戰役的親歷者波斯人拉施德說：“金兵被殺戮之多，致使尸體到后來還使草原散發出很大的臭氣。”

金朝當兵打仗主要是猛安謀克，猛安謀克是女真人組成的軍戶。在1191年之前，金政府規定，嚴禁猛安謀克與漢人通婚。這40萬金軍集結了當時猛克謀安幾乎所有的精兵強將。野狐嶺一敗，金軍精銳皆沒于此。女真人南遷中原，侵占土地，與中原人產生了巨大的矛盾。數十萬遼國遺民在金國受到最為嚴重的歧視與民族壓迫。他們都趁金國喪亂之際蠢蠢欲動。外有蒙古，內有叛亂，金朝的統治開始走向衰敗。

一邊是軍事上的失利，一邊是紙幣經濟的搖搖欲墜。紙幣泛濫，一發不可收拾。1210年，整整84車的紙幣被運往陜西前線慰勞士兵。到1214年金宣宗遷都開封時，先前發行的紙幣幾乎已喪失了原有的價值，幣值跌到面值的千分之一以下。

1215年，蒙古軍攻滅北京，黃河以北地區與陜西陷入戰亂。同年，金朝政府廢除舊紙幣，發行新紙幣——貞佑寶券，同時禁止了銅錢的流通。由于戰事的不利與生產的破壞，財政虧空日益暴漲，紙幣難以控制過量發行，新紙幣迅速貶值，第二年面額1貫的紙幣暴跌到連銅錢1文都不值，連工本費都收不回來。1217年，這些紙幣以1000：1的兌換率被更換成另一種新的紙幣——貞佑通寶鈔。

1218年，南宋軍隊配合蒙古軍發動了對金朝的戰略進攻。金朝陷入蒙古軍、宋軍與北方漢族起義軍的多重打擊中。金政府為調撥軍需，不得不飲鴆止渴，打死增發紙幣。既要加大紙幣發行量，又要控制物價，金政府處于兩難境地之中。他們希望通過提高稅率，來大量回收紙幣，縮小紙幣流通量，提高民眾對紙幣的需求量，從而保證紙幣的價值。但是，在當時那種政治衰敗、軍事不利、人為回收紙幣的方法是無效的。因為紙幣的信用是國家背書的，但由于連年戰爭的失敗，國家信用正在趨于崩潰，即使紙幣流通量降低，紙幣信用也毫無保證，其幣值仍會下降。

到了1222年，1貫貞佑通寶鈔的價值就跌至相當于1文銅錢，金政府不得不再次發行新紙幣——興定寶泉，以1：400的兌換率更換了貞佑通寶鈔。但很快在第二年，興定寶泉的價值就跌至面值的千分之六左右。同年，金政府最后一次更換紙幣，以1：50的兌換率更換興定寶泉。如果用白銀來計算，從金章宗初年到1223年，金朝物價以紙幣來計算漲了30億倍！在銅錢為主幣的時代，這是不可能發生。只有在紙幣經濟中，才有以億計算的通脹率！

在金朝茍延殘喘的最后幾年，政府財政窘迫到連印刷紙幣的材料和費用都不足的程度了，紙幣經濟與政府財政已經完全崩潰。1232年，拖雷率蒙古軍在河南三峰山與金朝最后的主力部隊決戰，金軍35萬人戰死。金政府再也無力組織力量抵抗蒙古軍。1234年，蒙宋聯軍攻破蔡州城，金朝宣告滅亡。在蒙金戰爭中，整個中原死亡3000萬人，減損85%，女真人也遭遇了滅族之難，僅在河南遺存數千戶。真可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啊！

• 面對紙幣，南宋皇帝難以安眠　　

現代人看古代史，總覺得古人的種種決策與行為非常愚笨。如果我們能夠設身處地站在古人的角度，想其所想，行其所為，就會恍然大悟，原來古人所面對的問題，若讓現代人取而代之并不一定做得更好。南宋政府的紙幣膨脹政策便是這樣看似荒謬，卻是當時唯一可行的選擇。

宋室南渡之后，南宋與金國在各個方面都展開了斗爭。從軍事上看，西至川陜、東到江淮的廣大地區，宋金兩國展開了打打、談談、停停的長期的軍事拉鋸戰。從經濟上看，由于古人都將銅錢視為財富本身，金朝采用各種策略從南宋吸引了大量銅錢，受到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朝鮮和東南亞等地也大量吸收南宋銅錢。13世紀上半葉，日本鐮倉幕府政權名義上最高長官太政大臣西園寺公經，曾派遣船只以超低價傾銷日本產品，一次就帶走10萬貫南宋銅錢，相當于南宋全國一年的鑄幣量。在這種情況下，紙幣的推行無疑成了維持南宋小朝廷的強心針。

南宋紙幣經濟條塊分割，極為復雜。雖然南宋偏安于中國南方，但它狹小的國土上卻分成不同的紙幣流通區域。在四川地區，繼承于北宋的錢引仍然通行。為了阻止銅錢流到金國，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陜西東南，推行不兌換紙幣——湖北會子，在江淮地區，采用以鐵錢為本位貨幣的地方性紙幣——淮南交子，并嚴禁湖北會子與淮南交子用于長江以南。這種條塊分割的紙幣經濟目的無非有兩點：其一，保證邊防軍的軍需；其二，維持南宋統治核心地區的經濟穩定。

南宋統治核心地區是經濟最發達的以杭州為核心的東南地區，政府財政收入多取之于東南。東南地區的貨幣需求量很大，但銅錢量卻極為不足，本身錢荒就非常嚴重。1149年，富有擴張野心的海陵王稱帝，他營建開封，征調并整訓各路兵馬，準備吞并南宋統一中國。風聲鶴唳的宋高宗政權秣兵厲馬以應對金國的戰爭。

打仗就必須要有財政支持。為了解決財政問題，南宋政權于1161年在杭州設立行在會子務發行兩宋流通量最大的紙幣——江南會子。行在的意思是天子巡行之處。南宋政權為顯示收復故土的決心，在杭州設立臨安府，稱之為行在，京師永遠是汴梁開封。和長安的長治久安之意正好相反，臨安為臨時安頓之意。金亡之后，南宋甚至派遣軍隊進入中原，意圖恢復故都。直到元代，杭州仍被人們稱為行在。可見在古人心中，杭州從未做過首都。

會子以銅錢10萬貫為發行準備金，不設定發行限額，也沒有到期以舊換新的設界制度。會子上印有兌換銅錢的地點，每次兌現收取2%的手續費。但金國吞并南宋的企圖雖被阻遏，但南宋為了解決軍費，卻在會子發行之處便濫印濫發自1661年到1666年，共發行2800多萬貫會子，紙幣嚴重貶值。宋孝宗即位后，多次表示，時機成熟時一定要廢除紙幣的流通。他極為擔心紙幣大幅貶值所帶來的經濟崩潰與政權不穩定的后果，史書記載，宋孝宗面對紙幣曾發出過這樣的感慨：“朕以會子十年睡不著”。

孝宗以皇帝私產銀錢200萬兩，回收近500萬貫紙幣，然后當眾焚燒，以恢復了會子的信用。為了限制會子發行量，孝宗又于1168年宣布紙幣定界發行，每3年一界，每界1000萬貫，每界交子使用6年，這相當于北宋交子發行額的6倍以上。同時，規定會子可用于除四川外的南宋全境。就在這一年，宋孝宗還做出了一個世界金融發展史上里程碑式的壯舉——會子不再與銅錢兌換，成為與現代人使用的紙幣幾乎沒有差別的不可兌換紙幣。北宋發行的紙幣是一種可兌換紙幣，它以銅錢和鐵錢為本位貨幣。而南宋的不可兌換紙幣是國家強制流通的，不受金、銀、銅或鐵準備金的限制，成為純粹的貨幣符號。

但紙幣由可兌換紙幣變成不兌換紙幣，也為南宋中后的通脹埋下伏筆。銳意進取的孝宗處在那樣一個戰爭頻繁、銅錢匱乏的時代，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南宋政權所面臨的財政與軍費問題，唯有依靠紙幣發行來彌補財政虧空。這是因為不可兌換的紙幣失去了價值之錨，政府發行紙幣變成了一種向老百姓轉嫁財政危機的變相稅收。

孝宗皇帝與當時的大臣們十分清楚，要想讓老百姓接受不可兌換紙幣，必須要維持會子的價值。會子本身是幾乎沒有價值的廢紙，政府必須通過征稅來收取會子。或者說，不可兌換紙幣的流通是建立在政府稅收愿意接受的基礎之上。南宋政府自然非常希望財政收入中的銅錢能多于會子，財政支出中的銅錢少于會子。但是，一旦財政收入中的會子比例降低而支出中的會子比例提高，會子的信用大幅下降，通脹將隨之而來。

在這種情況下，南宋政府采用了錢會中半制。所謂錢會中半，是指國家對銅錢、對會子不偏不倚，一視同仁，政府財政賦入與支出實行銅錢與會子數量對等的制度與原則。換而言之，政府將銅錢和會子視為地位平等的法償貨幣，這樣才能提高會子得到老百姓的接受。從此，南宋的本位貨幣從銅錢逐漸轉變為紙幣會子。

會子發行早期，南宋政府采用了各種維持會子貨幣信用的措施。1174-1189年，世面上流通的紙幣高達2400多萬貫，會子貶值，物價瘋漲。孝動用金銀回收了過多的會子，恢復了紙幣的價值。會子幣值在孝宗時代雖有一些振蕩，但大體上保持了幾十年的穩定，物價上漲的幅度不大。在孝宗時代后期，浙江、湖南一些局部地區甚至出現了軍民不要銅錢卻要會子的現象。

到了12世紀90年代，由于蒙古部落的崛起，宋金之間戰端又開。宋寧宗乘蒙古攻金之機決意收復北宋舊土。1206年，韓侂胄貿然舉兵伐金，但被金國打得大敗而歸。1208年，宋金簽訂和約停戰。金國被蒙古打得節節敗退，竟然采用北退南進的政策。金政府認為，金軍雖然不低蒙古軍，但對付南宋軍尚綽綽有余，因此北方雖然喪土割地于蒙古，但可以通過占領南宋獲得補償。1217年開始，金國向南宋川陜、湖北、江淮地區發起線進攻，被宋擊敗。一直到1224年，金國才停止對南宋的戰爭，全力阻止蒙古南下。

戰爭的進行產生了大量軍費需求，南宋政權瘋狂發行紙幣，流通的紙幣竟有1.4億貫，不過會子購買力只有輕微的下降，東南地區只下降了10%，其他地區下降了15%左右。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在這段時期內會子流通范圍的擴大與南宋貨幣政策的改弦更張。會子從東南地區覆蓋到整個南宋國土，紙幣在南宋第一次全面替代了銅錢的主幣地位，紙幣流通量的擴大部分抵消了紙幣貶值的壓力。而南宋政權也不再以金、銀、銅錢回收過剩紙幣來恢復會子價值，而是直接承認會子貶值。通過印造新會子以1：:2的兌換率兌換舊會子，再以新會子向富戶強行征購糧食以充軍餉。實質上這仍是變相地增發紙幣，無非是讓貨幣貶值被轉嫁到老百姓頭上，以暫時保持紙幣經濟依的穩定。

不過政府把它的一部分固定支出用增發紙幣來滿足。盡管紙幣在境內的擴散速度也許暫時跟得上紙幣的增發速度，然而紙幣最終會流通到整個帝國而紙幣的增發卻不會停止。終會達到這么一個臨界點，屆時額外增發的紙幣就會造成貨幣價值的降低。這個危險的臨界點出現在金國滅亡之后。南宋政權認為，金國滅亡后，中原空虛，可以趁機恢復舊土。1234年，宋蒙聯軍攻破蔡州，金國滅亡。按照事先約定，宋軍和蒙古軍在滅金后各自撤退。當時河南便成了無人占領的空白區。結果因糧草短缺，十幾萬宋軍精銳被蒙古軍殲滅。南宋開始直接面對蒙古鐵騎的壓力。

隨著戰爭的失敗，會子價值一落千丈。1247年，南宋政權取消了會子流通期限的限制，發行永久性的不可兌換紙幣，通脹一發不可收拾。南宋初年1石米僅售錢3貫，此時1石米已經賣到了1000貫，貨幣貶值超過300倍。南宋的紙幣經濟和政府財政幾乎瀕臨崩潰的邊緣。

1259年，所謂的“奸臣”賈似道上臺，他是南宋杰出軍事家孟珙的弟子。孟珙曾與蒙古聯軍攻滅金國，后又多次戰勝蒙古侵略軍，是南宋幾十年屹立不倒的擎天一柱。俄羅斯歷史學家沃爾科戈諾夫將孟珙與二戰德軍元帥曼施泰因相提并論，稱其為13世紀偉大的“機動防御大師”。孟珙認為賈似道之才可大用，極力向南宋政府舉薦賈似道作為自己的接班人。賈似道在1238年就針對南宋政治腐敗、國家財政被貪官污吏大量吞噬的現狀，提出過通過懲治贓吏以改善財政狀況的建議。由此可見，賈似道并非天生是個貪贓枉法、茍且偷生之輩。

賈似道解決紙幣貶值與財政虧空的辦法與王莽十分相似——打擊豪強地主的土地兼并。賈似道推行起公田法，按各級官員級別規定其所能占有的田地限額，超限部分必須撥出1/3由朝廷買回出租，租金充作軍隊糧餉。比如某官的田地限額為200畝，而他實際田產為1400畝，那他必須拿出1200畝的1/3即400畝賣給政府。賈似道預計政府可買回公田1000萬畝，每年價值600-700百萬石米的租金充作軍餉，從而達到彌補財政虧空，杜絕紙幣濫發，平抑物價的目的。

賈似道以身作則，交出1萬畝充為公田，然后向當時最大的權貴巨富——宋理宗皇弟趙與芮開刀，命他獻出1千畝良田，以示改革的決心。公田法在東南部分地區進行了一年的試驗。試點結果非常成功，朝廷買回約1000萬畝的公田，當年收到米600多萬石，可以補充軍隊一年的糧餉。

但是，改革的愿望是好的，改革的過程卻十分曲折艱險。無論之前的王莽、王安石，還是之后的張居正，歷史上的改革者很少能得善終。賈似道的改革亦然。豪強地主與官僚階層原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個既得利益階層。對于這種侵犯自身利益的改革，他們奉行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賈似道規定，無論田地的肥沃程度，政府都以每畝40貫的價格征收。官僚地主們有的是鉆空子的方法。他們有的用未開墾的荒地來套取征地費，有的以次充好，有的謊報征收畝數，甚至有些地方政府的官僚強迫農民賣田，不愿賣田者將處以極刑。結果大量農民破家敗產，社會秩序蕩然無存。

政府財政緊張依舊，無奈的賈似道只有濫發紙幣這一條路的選擇。物價隨之愈加暴漲，紙幣變得一文不值。賈似道既得罪了權貴階層，又得罪了社會中下層，結果兩頭不討好。現在通脹不僅沒有解決好，反而更加嚴重。賈似道縱使有三頭六臂也阻擋不了改革的失敗了。當時，200貫會子還買不到一雙草鞋，物價從會子發行之初算起漲了多少萬倍以上，紙幣經濟已土崩瓦解。賈似道對于通脹和財政已無能為力。1274年，蒙古軍向南宋發動全線進攻。1275年，賈似道統兵在安徽蕪湖魯港迎戰蒙古軍。但宋軍的范文煥、范文虎等主要將帥均是大地主之出身，因公田法他們早就對賈似道恨之入骨了。他們趁機投降蒙古，倒是賈似道提拔的李庭芝等人以身殉國，宋軍此戰精銳盡失。不久，南宋王朝便亡國了。

• 紙幣成為蒙元貴族搜刮財富的工具　　

魯迅曾說過：“蒙古人的征服‘斡羅思’，侵入匈、奧，還在征服全中國之前，那時的成吉思還不是我們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資格比我們老，應該他們說‘我們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國，是我們最闊氣的時代’的。”其實，蒙古部落在滅金之前就已征服了中亞與西亞的一些國家，在滅宋之前又征服了俄羅斯等東歐國家。魯迅的家鄉紹興屬南宋地區，他的這一說法倒也不算大謬。

孟珙在《蒙韃備錄》中說：“所謂生韃靼者，甚貧且拙，且無能為，但知乘馬隨眾而已……今韃人甚樸野，略無制度。”和金國、南宋高度發達的文明相比較，蒙古部落的文明程度甚為粗陋。蒙古滅亡金國與南宋，是典型的落后文明對先進文明的征服。但勝利者并不具有管理先進文明的能力。于是，蒙古人吸收相對文明的色目人，充作管理中原的幫手。色目人包括中亞、西亞乃至歐洲各族人，常見的有波斯人、黨項人、畏兀兒人和吐蕃人。色目人在元朝大量進入中國，他們的政治經濟地位在元朝僅次于蒙古人。

蒙古部落以征服者自居，將中原看成殖民地，依靠色目人大肆掠奪中原財富，以至于當時有“窮極江南，富稱塞北”的說法。色目人則成了蒙古人搜刮民脂民膏的幫兇。元代是中國歷史上唯一實行過包稅制的朝代。包稅制是一種源于古希臘的古老財政制度，主要是指國家將政府的征稅權包給包稅商，包稅商只需事前付給國家額定的租金就可以擁有該定額之外的所有稅收，多收的錢則落入包稅商的口袋，成為他們的利潤。蒙古在所征服的各個地區均實行包稅制，如金帳汗國統治俄羅斯期間也常以包稅制的形式征稅。

在蒙古軍南征北討期間，色目商人為蒙古的大汗們提供巨額貸款來支持軍費。蒙古人為了犒賞色目商人的忠誠與幫助，授予他們包稅的特權。充當稅官的色目商人把征稅權發揮到最大效用，盡一切可能向人民收稅。他們在中原地區橫征暴斂，苛捐雜稅層出不窮。

中國自古以來很少用金銀做貨幣。而在中亞與西亞地區，從巴比倫、腓尼基和以色列等古國到東羅馬、波斯時代，金銀一直充當主幣的角色。尤其白銀更是充當了主幣的角色。阿拉伯人8世紀創建的阿拔斯王朝，其領土西面是東羅馬舊土，主要采用金本位制，其領土西面是波斯舊土，主要采用銀本位制。

色目商人還為蒙古貴族充當經營高利貸的中間人，稱之為“斡脫”。“斡脫”是蒙古語“合伙”的音譯。蒙元時代，蒙古大汗以及諸王、公主、后妃等蒙古貴族提供本金，委托色目商人發放高利貸，從中坐收高額利息，榨取人民膏血。據孟珙的記載，當時斡脫高利貸的年利息是100%，利滾利后，1錠銀10年之后竟能收回本息合計1024錠。當時的中原人民向斡脫商人借白銀來繳納稅租。很多人為償還年年劇增的債務，不得不出售田地，賣妻鬻子，即便如此，還是有人無法償清債務。斡脫商人仗著蒙古貴族的袒護，極為蠻橫猖狂，大量農民被逼的破產流亡。這嚴重動搖了蒙元統治的根基。

在這種民失其業、白銀萎縮情況下，紙幣成為蒙元政府最佳的選擇。1260年，忽必烈即皇帝位，依照中國傳統建年號中統。同年7月，蒙古皇帝發行紙幣——中統元寶交鈔，簡稱中統鈔。中統鈔沒有贖回時間，可以無限期流通。中統鈔以銅錢為單位，面額分別文和貫，但卻以黃金、白銀為發行儲備金，每2貫紙幣等同1兩白銀。因此，中統鈔本質上是以白銀的重量為貨幣單位。這改變了中國以銅錢為本位貨幣的歷史，后來的明清時代均以白銀作主幣。

1262年，蒙元政府下令禁止金銀充作貨幣，中統鈔變成了不可兌換紙幣。人們可以用紙幣從政府兌換出買到金銀，但只能作為工藝用途而不能用作貨幣。在紙幣發行初期，蒙元政權嚴格控制發行量。1260年政府發行紙幣7萬多錠，1261年發行紙幣3萬多錠， 1269年發行紙幣2萬多錠，紙幣在這段時期的總發行量為70萬錠。1275年，元朝滅宋后，禁江南行用銅錢，中統鈔開始在江南流通。盡管紙幣發行量逐年增長，但就像南宋紙幣的早期時候一樣，當新幣逐漸擴散到蒙古帝國全境時，對新幣的需求量能夠跟得上穩定增發的紙幣的數量。當時中統鈔發行總額一直在160多萬錠左右。同時忽必烈政府擁有著大量搜刮來的金銀儲備，盡管這些儲備并未全部作為準備金來穩定紙幣，但政府擁有大量儲備的本身就起到了一種良好的穩定人心的效果。在20多年的時間中，中統鈔幣值穩定，具有良好的信譽，民間甚至出現了視鈔重于金銀的現象。

歷史大家孟森說過：“自有史以來，以元代為最無制度，馬上得之，馬上治之……于長治久安之法度，了無措意之處。”蒙古帝國對中原采取間接統治，重搜刮而輕治理，始終沒有一套系統有效的財政稅收制度。蒙元統治者熱衷于對內斂財，沒有給民眾修生養息的時間，中原地區的元氣大喪。蒙元雖然模仿中原王朝建立國家，但其落后的奴隸制仍繼續存在著。大量民眾隸屬于蒙古貴族，無須向中央政府繳納稅務。即便是中央政府所收的賦稅，其中大約一半都賞賜給大大小小的蒙古貴族。與此同時，蒙元政權在一統中原之后對其他蒙古汗國連年征戰，軍費需求居高不下，財政支出無度，只好濫發紙鈔填補漏洞，這樣就在忽必烈時代的后期造成了通脹，中統鈔開始貶值，民間開始流通金銀。為了維護中統鈔的主貨地位，1283年，蒙元政府規定，私人之間不論出于任何目的的金銀交易一律禁止。但紙幣貶值嚴重了，朝廷禁令無人遵守，到1285年，金銀禁令被取消。

1286年，中統鈔的流通量相對1260年最初發行時的147倍，物價上漲幾十到十幾倍。中統鈔在民間幾乎被視為廢紙了。1287年，忽必烈發行了新紙幣——至元寶鈔，1貫當中統鈔5貫，等于是承認了中統鈔的貶值。2貫新紙幣法定價值1兩白銀， 20貫新紙幣法定價值1兩黃金。為了促進新紙幣的流通，私人金銀交易再次被禁止。而中統鈔卻未被廢除，這一年的紙幣流通量增加了40%。實際上政府還是想讓新鈔取代中統鈔的。公元1288年，政府毀掉中統鈔的印刷設備，不再印制中統鈔。

但新紙幣的發行并未緩解財政壓力，政府支出年年遽增。蒙古貴族原本生在苦寒貧窮之地，中原的花花世界對于他們來說無非是搶掠的戰利品，他們并未因財政困難而勤儉度日，仍然保持著奢侈無度的生活。蒙古人以騎射為長，但當時射手拉弓的扳指卻由實用性極強的皮革改為毫無實用性的金玉。由此可見蒙古軍隊的腐化程度。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過度享樂導致名震世界的蒙古騎兵戰斗力銳減，這為明朝的興起埋下了伏筆。

蒙元政府因各種賞賜對政府財政造成了巨大的壓力。有時候，為了填補這個無底洞，蒙元政府為了賞賜各路蒙古貴族竟然大肆動用紙幣發行的白銀儲備金。1300年，蒙元政府將存放在全國各地的白銀準備金悉數調運北京以賞賜貴族們。這一年全國財政支出需紙幣500萬錠，但賞賜的白銀竟達到100萬錠，價值1060萬錠的紙幣。大量動用白銀準備金最終只能讓紙幣信用一落千丈。紙幣信用的降低致使紙幣幣值下降，從而導致政府財政虧空更加嚴重。為了彌補財政赤字，又只能超量發行紙幣，引起物價大幅上漲，紙幣更為貶值，從而形成了一個紙幣貶值與財政虧空的惡性循環。到1329年，紙幣流通量是1286年增的8、9倍，是1260年的1400-1600倍。紙幣貶值已經到了極其危險的程度，蒙古帝國的掠奪式經濟陷入難以為繼的困境。

元順帝即位后，又一種新紙幣至正鈔被發行，其面值不是以銀來衡量，而是以銅來衡量。蒙元政府試圖回歸中國傳統的銅錢本位制來維持自己在中原的統治。但這些舉措為時已晚。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以紅巾軍為代表的農民起義在全國爆發。從此，神州大地，狼煙四起，烽火遍地，英雄逐鹿。蒙元政府為了鎮壓起義，唯有印制大量紙幣才能應付軍費開支的劇增。但是，隨著局勢的日益混亂，蒙古貴族逐漸失去了對社會的控制，禁止使用金銀的法令變得越來越難以執行，對貨幣的需求越來越多地由金銀來滿足，結果紙幣貶值的速度超過了紙幣印制的速度，紙幣購買力一瀉千里。

人們都把紙幣看成劣質貨幣。在蒙元的政治中心北京，用紙幣都很難買到糧食，其他地方要么采用以物易物的方法要么重新采用金銀做貨幣。到1356年，所有紙幣都變成了廢紙，喪失了流通性。而蒙古部落在中原地區的統治也隨之在1368年終結。縱觀蒙元這個盛極一時的大帝國，外無強敵，內無包袱，幅員之遼闊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兵馬之強壯堪稱冷兵器時代之王，但卻因為采用掠奪式的殖民統治而亡于內憂。而紙幣在其中既是蒙元貴族進行財富掠奪的工具，也為蒙元統治的崩潰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 中國古代紙幣經濟的黯然謝幕　　

濫發紙幣導致整個貨幣經濟體系的崩潰是蒙元帝國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明朝的貨幣政策卻未吸取蒙元的教訓。洪武大帝朱元璋創建大明王朝后，于1375年發行新紙幣，也是終明一朝唯一的紙幣——大明通行寶鈔，簡稱大明寶鈔。新紙幣是典型的國家壟斷的不可兌換紙幣，它沒有發行準備金，也不能兌換成金銀或銅錢。新紙幣最小面額100文，低于100文的用銅錢。1388年，洪武帝又增造面額10文至50文的小面值紙幣替代銅錢。

為了推行紙幣，金銀被禁止作為貨幣使用。民間的金銀可向政府兌換紙幣，1兩銀換1貫寶鈔，1兩黃金換4貫寶鈔。但反之則不可。金銀單向地從民間流入政府國庫，政府變相地搜刮了民間的金銀。這樣國家擁有的金銀越來越多，而民間金銀等貴金屬日趨匱乏。明朝紙幣未設換界制度。換界是政府回收紙幣的有效方法，紙幣發行有一定的數量限制，紙幣流通有一定的時間限制，可以有效地防止紙幣增發過多導致幣值波動。一旦取消換界制度，這就意味著紙幣變成了政府的財政工具，可以印制任何數量的紙幣投放出去。

明初，洪武帝發動統一戰爭，連年派大軍東征西討。由于蒙元百年的搜刮，民間金銀與銅錢的儲量很小，再加上元末大混戰的原因，人口大量死亡，生產遭到嚴重破壞，龐大的軍費只能依靠不斷增發的紙幣來維持。到了1386年，金銀與紙幣的兌換率上漲了5倍。按理講，這時應該會發生嚴重的通脹。但奇怪的是，自發行紙幣之后的20多年中，物價仍然保持穩定。其原因有政府努力的因素。洪武帝努力保持紙幣幣值的穩定性，他規定，商業稅收的30%用銅錢繳納，70%用紙幣繳納來回收紙幣。洪武帝還打擊貪官污吏，保持政治清明，盡量不讓財政開支過于膨脹。他采取休生養息的政策，充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生產逐漸得到恢復。

但是，這些政策都只是次要原因。我們將紙幣增發與明朝開疆拓土的進程聯系在一起看，就知道為什么紙幣能保持20余年的穩定了。1368年明朝初建時，僅占有長江中下游地區。同年，明軍北伐占據華北。1371年，明軍入川，四川平定。1381年，明軍進攻云南。1382年，攻破大理，完成了南方的統一。1387年，明軍平定遼東。同年，明軍消滅北元殘余勢力，蒙元政權被徹底根除。在明朝開疆拓土的過程中，紙幣流通迅速向新征服的地區擴散，只要新征服地區的財力足夠，紙幣增發的速度不超過擴散的速度，紙幣幣值就能保持穩定。換句話講，通過紙幣發行再擴散到新征服地區的方式，明軍的戰爭經費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新征服地區的民眾承擔的。這邊是明初紙幣能保持價值穩定的原因所在。

但是，就像歷代一樣，一旦達到臨界點，紙幣發行量不斷增大，其流通地域區域穩定，紙幣流通范圍的擴張速度小于其增發速度時，通脹就要來臨了。在14世紀90年代，洪武帝基本統一全國核心地區后，明朝達到了這個臨界點。1392年，一些地方的紙幣開始貶值，尤其是南方的江浙、江西、福建一帶，面額1貫紙的幣只能換160文銅錢，物價上漲了6倍。隨后，紙幣在全國范圍內大幅貶值，物價普遍上漲，大通脹終于來了。

為了維持紙幣經濟，1393年，明政府下令禁止銅錢流通，紙幣成為法定的唯一貨幣。在中國古代，無論是金銀或銅錢，表面上是以集權于一己之身的上天之子——皇帝的名義發行的。因此，任何人都不得拒收或貶值使用皇帝這一最高掌權者發行的紙幣。但中國古代中還有獨夫民賊人人得而誅之的傳統。很多時候，即便是皇帝也只能順勢而為，無法拂逆民意、一意孤行。金銀、銅錢依然在民間流通，紙幣幣值依然下降。1400年，紙幣已經跌到只有面值的3%。

到明成祖即位后，他繼承洪武帝的遺志，五次征伐蒙古，兵鋒直抵貝爾加湖，五上黑龍江，在黑龍江口修永寧寺，駐屯于庫頁島，建立治理西藏的政府機構，冊封各地藏族政教首領，統一了西藏。明朝疆域一時擴張到1100多萬平方公里，幅隕之廣，遠邁漢唐。但是，這與洪武帝的武力征服性質完全不同。當時中國的邊疆地區地廣人稀，經濟落后，貨幣需求量很少，成祖時代的紙幣不僅無法隨著版圖擴張的進程而擴散，反而因軍費需求日益過剩。

除了軍費之外，成祖還營建了北京故宮、天壇、太廟等規模宏大的建筑，同時進行萬里長城的修建、京杭大運河的疏通以及《永樂大典》的編撰等大規模澤被后世的公共項目。這些都造成了巨大的財政負擔，解決的方法唯有超發紙幣。通脹與紙鈔貶值日益嚴重。米的價格從1375年的每石1貫紙幣漲到30貫。到成祖駕崩時的1424年，米價達到每石50貫，紙幣價值已經跌到面值的1%-2%，政府不得不允許民間采用實物交易。

但是這些措施僅獲得了暫時的成功。政府以支付官員俸祿、發放軍餉、興建公共項目、賞賜臣民、采購物品的方式每年都投放大量紙幣，稅收的增加只能回收其中一小部分。結果年年發行的紙幣無法回流國庫，絕大部分都滯留在民間，最終導致通脹到紙幣經濟崩潰的局面。1444年，米價漲到每石100貫紙幣，紙幣已經嚴重貶值也當然不可兌換，政府開始停印紙幣并允許民間用銀。明朝紙幣經濟的崩潰并不是由于失控的印鈔機，而是政府放棄了維持紙幣經濟的努力。

明朝主幣逐漸變成了白銀和銅錢。到15世紀中后期，1貫紙幣只值1文銅錢。史書記載，當時把無人看管的成堆紙幣放在鬧市中，都無人問津。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的弘治、正德年間，紙幣實際上已廢止不行，成為了賞賜外邦與文武官員的象征物，紙幣經濟名存實亡。明末時，政府曾討論過重新發行紙幣的政策，但始終未付之闕如，沒有印過一張紙幣。清初雖曾印制過數量可以忽略的紙幣，但卻是中國古代紙幣經濟的回光返照，很快便被廢止。

明朝中后期經濟繁榮，商業發達，對外經濟聯系極為緊密。當時，歐洲對中國的瓷器、絲綢、棉布、茶葉等商品有著強烈的需求，而中國對歐洲商品的進口微不足道。歐洲通過向亞洲出口美洲白銀來平衡長期的國際收支赤字。反過來，白銀則成了中國貿易順差的結算手段。同時，中國的白銀價格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地方。16世紀，中國的金與銀比價是1：6左右，而歐洲約為1:12，因此中國白銀的價格是歐洲的2倍。歐洲人趁機套利，將大量出口白銀到中國來賺取高額的匯率差價。結果，美洲白銀大量流人中國。歐洲人在美洲的殖民地共生產了約10-11萬噸的白銀。其中5.1-7.7萬噸流入中國，留在歐洲的僅5.9萬噸。

由于有充足的白銀，張居正掌權后，規定白銀為政府唯一法定的繳稅貨幣。自此，幣紙幣經濟在大通脹中黯然謝幕，而白銀變成了在中國流通的主要貨幣。自北宋至明初，中國人在使用了500余年的紙幣后，最終還是放棄了紙幣，回歸到了金屬貨幣與私人錢票并行的貨幣制度。

縱觀中國古代貨幣經濟，我們能發現其中的一些紙幣流通與通貨膨脹的規律。銅錢攜帶不便，交易困難。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人們對貨幣的需求量日益增加，缺銀少銅導致錢荒蔓延，紙幣便在這個時候粉墨登場了。但是由于財政上需求，紙幣日益增發。如果這個王朝處于擴張期，紙幣流通范圍也隨著軍隊而擴散，紙幣幣值尚能保持穩定。如果王朝版圖沒有變化甚至像金朝一樣日益縮小，紙幣流通范圍也隨之縮小，紙幣幣值必然日益下降。如果再有戰爭不利的影響，即便紙幣流通量沒有增加，人們對紙幣背后的國家信用產生懷疑，也會讓紙幣幣值逐漸下降。當人們在日漸貶值的紙幣與金融貨幣之間做出選擇時，格雷欣法則發生作用了，他們一定會盡快地用掉紙幣而保留金屬貨幣，于是紙幣流通速度越來越快，紙幣貶值的速度隨之也越來越快。金屬日趨取代紙幣，紙幣流通范圍越來越小。此時，即便政府并未超發紙幣，只要政府允許人們自由選擇，人們也會立即舍棄紙幣。

當然，在相對溫和的通脹期間，由于人們長期使用紙幣，已經形成了紙幣幣值穩定的錯覺，因此金屬貨幣替代紙幣的過程需要一段時間。當大部分人都開始意識到紙幣正在并將繼續貶值時，將會選擇儲備土地、銅錢或金銀來保值。這時，作為流通媒介的紙幣才開始逐漸被取代。如果要讓紙幣繼續流通，政府就必須要開動國家機器來禁止人們使用金銀與銅錢。這樣違背民心的政策不會存在太久。隨著紙幣通脹日趨嚴重，政府官員本身也和普通老百姓一樣違反政策，原先的政策越來越無法得到貫徹執行。最終，政府不得不放棄維持紙幣經濟的努力，允許民間使用金銀或銅錢。隨后，紙幣在流通貨幣中所占的份額繼續縮小，政府發行新的紙幣變得毫無意義。即便政府繼續印鈔也無法阻止紙幣經濟的崩潰，通過大印鈔票來搜刮民間財富變得比增加稅賦還要困難。或許明朝的皇帝們就是因為吸取了前幾代的教訓而放棄紙幣經濟的吧！

主要參考文獻（略）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