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和中國的赫魯曉夫們的歷史大罪和人民審判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 總裁
馬恩在世,列寧和斯大林在世時期的修正主義思潮和人物,在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第三國際時期都有或多或少的危害,都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形成一定的影響,但總體說來危害是極為有限的。這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經典作家和世界領袖的高超斗爭藝術,同國際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社會主義陣營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同國際社會主義同國際資本主義相對甚至絕對優勢是分不開的。毛主席在世,毛澤東的領導藝術、斗爭方略、革命品格等等,毛周朱幾十年的大體穩定的核心領袖集團,中國幾十年艱苦卓絕的武裝斗爭和社會主義騰飛發展,有效地遏制了修正主義的滋生、蔓延和形成氣候。斯大林的大清洗,為當代俄羅斯杰出學者揭示出,有效地瓦解了國際第五縱隊在蘇聯的臥底,為衛國戰爭的勝利,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掃清了內部障礙,但卻未能清除生前口口聲聲再生父親,身后暴君詛咒,掘墓鞭尸,竭盡丑話、謾罵、污蔑之能事,徹底顛覆,無情修正,絕對解構,不妥協地拋棄的新生代修正主義頭目和分子。毛主席對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對中央出修正主義高度警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地進行思想、路線、組織、制度、策略上可謂全方位的反修防修,特別是文化與靈魂深處的全面的反修防修。他甚至意識到了、指出了經濟存在和社會基礎,甚至舊社會遺留問題,但卻依然未能阻止中國的赫魯曉夫們的倒行逆施。
改革開放不等價于中國修正主義上臺和資本主義復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宣誓也不等價于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起碼說來,改革開放的始發動機是良好的,也大體說來來自于人民大眾,至少是一部分的自下而上的變革要求。此外,改革開放幾十年,中國社會各個階級與階層的艱辛奮斗和犧牲奉獻,也是中國經濟增長和發展的中流砥柱。但如果改革開放不能在未來的五到十五年期間,即大體上經過三個五年計劃,基本上把基尼系數重新壓縮并始終控制在.020-.25左右,徹底根治貧富兩極分化,基本上形成穩定有序健康向上的共同富裕,并在主要經濟機制和政策結果上,形成公有經濟和理性計劃規劃與指導經濟管理體制,甚至對國民經濟主要體系和部門,實行強制和約束性的計劃經濟,從而共同富裕的結局來自于制度和機制自動生成,而不是臨時性政策和潮流變動,也就是共同富裕成為可持續的,則改革開放勢必變成中國近代第二次洋務運動。中華民族的復興則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不大可能完成。相反,中國重新由強烈依附而漸進迂回地變成隱形殖民地的可能性大為增強,甚至幾乎變成必然的結果。由此可見,改革開放以來造成了大面積的赫魯曉夫們的催生。所有被揭露出來的和依舊處于隱蔽狀態的相當級別的黨政軍腐敗分子,都是清一色的赫魯曉夫。此外,在重大的政治選擇方面栽了跟頭的,幾乎全部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也都是赫魯曉夫分子,他們都是黨和革命的真正的叛徒。
赫魯曉夫們,從蘇聯的源頭上看,主要的行為或顛覆瓦解作為是什么呢?什么是赫魯曉夫的基本特征?赫魯曉夫的主要歷史性罪責有哪些?
第一,赫魯曉夫開啟了非斯大林化,通過妖魔化手段,引發了由對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領袖、統帥、舵手和旗幟們的形象和尊嚴的顛覆,從而為全面妖魔化、顛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價值、制度和文化,撕開防線,打開缺口。
赫魯曉夫的政治無恥和下作,超過了西方政客們。對本集團領袖、導師,對國父,世界或普世通行原則是“敬若神明”,永遠紀念。沒有任何人,更不必說政治家膽敢隨意挑釁這一基本底線。中國之所以有袁騰飛、茅以軾、辛子陵、李銳等等跳梁小丑,一再挑戰國人的倫理與道德底線,都是因為這樣的赫魯曉夫們的思想混亂和政治倫道的顛覆。否則,就是借給他們一萬個膽子,他們也不敢。否則,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民鐵拳必將讓這些民族敗類,革命敵人粉身碎骨。即令走過迂回曲折道路,最終的歷史結局依舊會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和人民大眾的民意,會排山倒海,將一切妖魔化無產階級偉大領袖的民族、國家與政黨的敗類,掃進垃圾堆。
但赫魯曉夫們造成的歷史迂回,給社會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的傷害是巨大的。無論是秘密報告,還是公開決議,只要公報私仇,錯誤地對偉大領袖妄加判斷,形成社會輕騷風潮,則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狂熱與狂妄,就會沿著陰謀家、兩面派的誤導和煽動,形成從象征解構而走向告別革命,瓦解革命與解放,為資本主義的政經復辟和文化顛覆開辟道路。這就是819事變二十周年歷史老人的清醒結論。
第二,赫魯曉夫開啟了所謂社會主義改革的政治把戲式的思潮,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制度、體制和文化建構,當成其高高在上,竭盡私欲之能事,將個人與小集團的政治癖好或偏好變成我行我素的實驗場,通過政治程序游戲規則及其游戲本身,將其變成黨政軍的現實政治經濟管理,特別是高級領導權及其機制的選擇。這就把幾千萬烈士,幾代人為之奮斗,幾代超級天才的思想大家的畢生的理論創造,當成他們這些官僚政客的可以任意把玩,隨意編造的理由甚至謊言,就可以加以改變的政治權謀游戲。從而在事實上,導致了社會主義制度和國家在改革名義下的流氓政治家的無賴把戲,也就為西方資本主義策反、和平演變提供了絕好的各方面的合宜配合。他的所謂工業黨、農業黨等等的體制改革,不低說是一場十足的蹩腳的政治鬧劇甚至丑劇;他的強行命令摧毀自然草原植被,耕種玉米,實實在在的造成了蘇聯的生態災難和農業巨大損失;他的條塊管理改革完全就是為改革而改革,甚至為奪權而改革的政治雜耍。他獨斷專行,膽大妄為,沖動勝過理智,不學無術又專橫跋扈。他指責斯大林坐在辦公室里指揮農業。他自己到處亮相,滿天飛,但無疑是個豬腦子,好斗的公雞,粗野的鄉巴佬,比之沉穩、精明、博學(見丘吉爾對斯大林的評價)、精力充沛的斯大林大元帥,相差不低十萬八千里。
第三,赫魯曉夫開啟了三和一少的國際修正主義路線的大轉變,把國際共產主義的世界格局變成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國際投降主義的依附、從屬歷程,從而為西方資本主義或發達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或資本主義全面復辟,西風壓倒東風,人權攻勢東西戰略大轉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全世界范圍內的價值衰落,造成了政治與文化先機。為尼克松以降的西方霸權的不戰而勝奠定了基礎。赫魯曉夫同尼克松的廚房辯論完全是欺人之談,欺世之談。他哪里懂得什么是共產主義,他何曾信仰過共產主義。除了對權力和發泄欲滿足,他壓根就不知道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為什么。周恩來面對他試圖以周總理的出身來羞辱總理,義正詞嚴地告誡他:我們都各自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土豆燒牛肉的虛假共產主義顯示出他的理論矮子的淺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這是國際共產主義的永恒召喚和偉大動員。在客觀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同時并存,尤其是資本主義以其歷史先機形成世界市場和國際分工體系情況下,社會主義國家不應該處于完全的自我封閉狀態,應該同世界經濟發生未來。鐵幕政策是不可去的,也是行不通的,但一般性的國際經貿和技術往來絕不意味著放棄獨立自主原則,更不意味著進行自我麻醉和欺騙人民的和平競賽,從而和平過度,從而取消革命。
第四,赫魯曉夫開啟了政治倫道綱常乾坤大顛倒,以反個人崇拜開始,以自我崇拜為終,結果圣雄或偉大領袖崇拜變成了狗熊崇拜,進一步演化成職位崇拜,權勢崇拜,當世崇拜,把社會主義的政治權力學變成了官僚政客把戲,把共產主義信仰變成了市儈哲學,把無產階級的理想正氣變成了實用主義的丑陋和卑下。他赫魯曉夫以反斯大林個人崇拜為名,大肆煽動對斯大林的仇恨。開始人們誤以為他是要建全和端正黨風建設。而事實上,一當他大權在握,羽翼豐滿,屁股坐穩后,就開始肆無忌憚地大搞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實事求是地說,斯大林崇拜,基本上來自于對斯大林軍事統帥,行政組織天才,理論駕馭能力,精明強干,安如泰山的個人優秀領袖品質的敬重和愛戴。而赫魯曉夫則完全是一介魯莽的庸俗政客。斯大林個人崇拜是外界加給斯大林的。若說斯大林有錯誤,僅僅是自我清醒意識不足,反對的不夠堅決而已。而赫魯曉夫們的個人崇拜卻是小丑自我要求,自我標榜,有意引導放縱的結果。這是兩種決然不同的崇拜。對真理、權威或正確的東西,“必須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缺乏領袖魅力和資格的反對個人崇拜的基本上都是在骨子反對對別人崇拜,反對對真理的崇拜,而要人家崇拜他們自己。毛主席的這些論斷對此已經說到家了。
第五,赫魯曉夫開啟了社會主義的巫毒政治學,巫毒經濟學,巫毒新聞學,巫毒文化學,巫毒史學的文化與歷史顛覆歷程,使得虛無主義,陰謀算計成為社會思想準則。由此開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逐漸“土崩瓦解”,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禮崩樂壞”,話語權主導,輿論方向,由所謂的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為借口,轉化成自毀長城的社會主義的精神自殘。憑借著赫魯曉夫的那一點學識和理論水準,他無論如何也難以勝認任何的學說與學科的鼻祖甚至一般學術代言人。然而,也恰恰是由于這樣的無知才會釀成如此的膽大妄為的無知者無畏。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主義的經典作家可都是才華橫溢,光照千秋的大家、大師、天才理論與思想家。成為一位馬列毛主義的理論家,或哪怕是典籍學問家都不容易,《馬恩全集》幾十卷,《列寧全集》幾十卷,《毛澤東文集》、《選集》和各種著作、文電、信件有2000萬字之多,就是安50萬字一卷也有幾十卷。通讀了幾本馬列毛的小冊子,就趾高氣揚地要發展馬克思主義,豈不是南柯一夢?無恥的無賴政客口子一開,強權就開始強奸真理。從此,無賴政客同無賴學者就開始狼狽為奸,開始了“上嘴唇夠著天,下嘴唇挨著地”的不要臉的創新勾當了。有赫魯曉夫開路先鋒,茅以軾、辛子陵、李銳們自然就小巫見大巫了。君不見,貴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蔣正華,靠著擺弄幾個漏洞百出的人口計量模型,就愣是編造出中華人民共和國1700萬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墳冢來。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清清楚楚地專門104萬人口非正常統計數字專著公布不用,非要相信計量模型的統計推斷。人命關天,一個就是一個,豈能當兒戲。人口統計是對應于大樣本,全樣本的人口普查而言,由于成本而不得不借助于抽樣,才符合概率科學的。有了具體詳盡的資料,傻瓜才會相信誤差極大的統計推斷。蔣正華們的做法,就好比對地球上的經典力學范圍內的火車運動規律,他非要舍棄經典力學不用,非要炫耀自己的“高深”知識,非要用恩因斯坦相對論不可。特別是時代,如此卑下的學術氛圍,高鐵不出事故那才叫邪門?特別是年代的學術荒唐就是這樣同政治倫理崩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自赫魯曉夫以降,修正主義的新鼻祖不再是理論家和思想家,而是不學無術的政客、官僚和無良學者。實踐性的修正主義加上各種各樣的老革命、老資格、實干家的背景,操刀動手,煽動御用文人,形成新修正主義的烏七八糟的赤裸裸的離奇古怪的所謂創新。如同在政治操守領域圣雄不見了,剩下的只能是無老虎山中稱王稱霸的賴猴子大王。
沒有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只能成為蘇聯歷史上一個窩窩囊囊,唯唯諾諾,胸無大志的無名政客而老死加被遺忘。如果赫魯曉夫時期修正主義的頭子有些單打獨斗的味道,勃列日涅夫則進一步把修正主義的把戲同共產黨的組織原則和策略方式有效結合起來,開啟了第聶河邦山頭主義或黑幫利益集團的這種罪惡史。赫魯曉夫就是憑借有意巴結逢迎,竭力在斯大林妻子面前表現而得到一步步提拔、重用的。赫魯曉夫的權謀計量在勃列日涅夫則進一步發揚光大。黑后學不再是無恥的東西,個人崇拜直接演化成當權官僚崇拜。于是英雄崇拜變成了赤裸裸的狗熊崇拜。民族和國家,政黨和領袖也就被癟三政客搞得烏煙瘴氣,不再具有宏觀、宏大的倫理道德影子。精明強干的安德羅泊夫已經幾乎回天無力。老邁昏庸的契爾年科恰恰給八面玲瓏的戈爾巴喬夫上臺鋪平了道路。螳螂撲禪黃雀在后,表面上彪悍的葉利欽早就等在戈爾巴喬夫之后了。只要開啟了巫毒政治學,則無賴政治就只能是無賴政客的角斗場。
可笑的西方崇拜的什么經濟學家們,當他們大講市場經濟的奇妙時,從來不會忘記競爭壓力的“法力無邊”的功效。可當他們轉向政治領域時,則恰恰忘記了,沒有以階級斗爭為綱,如何才能保證政治權力領域的足夠社會競爭甚至人民斗爭壓力機制的存在?當然,馬列毛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及其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所包含的要遠遠超過政治競爭壓力機制問題。
關鍵不在于對號入座的蘇聯和中國的赫魯曉夫們,而是系統清理他們的政治經濟文化垃圾。馬恩列斯毛遺產是最為寶貴的法寶和利器。
清算路線比清算直接歷史人物更為要緊。清算文化可能比之直接清算路線更加具有長久的價值與功效。清算社會基礎,變更社會經濟機制,糾正經濟基礎蛻變比之思想、路線、文化,甚至人員組織清理更加重要。當然,它們都或多或少相互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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