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和平發展?在當今世界，和平只能靠斗爭來求得，靠斗爭來保衛。放棄斗爭，乞求和平，只能是天真爛謾的幻想，是一廂情愿。鐵的亊實是，馬、列、斯、毛關于“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論斷并沒有過時。請看美國對外用兵與對外戰爭頻率統計：建國至二戰前，1776——1945年的169年間，美國共參加了全球9場戰爭。不計持續時間，平均每18.8年巻入或發動一場戰爭。二戰后，1945——2008年的63年間，美國共參加了全球30場戰爭，不計持續時間，平均每2.1年巻入或發動一場戰爭；冷戰期間，1945——1991年的46年間，美國共參加了全球18場戰爭，不計持續時間，平均每2.6年卷入或發動一場戰爭（其中與中南美洲毒品開戰計入冷戰結束前）；冷戰結束后，1991——2008年的17年間，美國共參加了全球12場戰爭，不計持續時間，平均每1.4年巻入或發動一次戰爭。
搞什么“發展是硬道理”。這本是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破壞、扼殺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企圖。他們制造過一個“理論”，說什么民族解放運動己進入了以所謂經濟任務為中心的“新的階段”：“從前，斗爭主要是在政治領域展開；現在，經濟問題已經成了‘中心任務’和進一步發展革命的根本環節”。（1963年9月17日《真理報》《有損于各國人民的斗爭》）停止“輸出革命”那是腳踏實際的行動，實質上是害怕別人革命，反對別人革命，進而葬送別人革命。
曾經很有聲色的東南亞九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只剩下越南和老撾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其余印尼、馬來西亞、北加里曼丹、泰國、柬埔寨、緬甸和菲律賓等七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都相繼遭到慘敗。2009年7月2日，蘇奇科夫曾在《紅軍在線》發表過題為《離開革命的日子——‘改革開放’年代的中國與東南亞革命》一文。為了節約篇幅，本人對其中一些段落和內容作了刪節加以轉載。下面，讓我以有良心的中共黨員的名義，呼吁我的同志們、戰友們和全國的老百姓都爭取能夠讀到這篇文章，都來傾聽東南亞印尼等七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血淚訴說。讓我們髙唱：
“起來，饑寒交廹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滿腔的熱
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斗爭！......
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東南亞先后出現印尼共產黨、馬來亞共產黨、北加里曼丹共產黨、泰國共產黨、老撾共產黨、柬埔寨共產黨、越南共產黨、緬甸共產黨、菲律賓共產黨至少九個共產黨。
一九八五年，從馬共分裂出去的馬來西亞共產黨副總書記黃一江來到中國。黃一江的此次中國之行被認為是為兩年后放下武器，走出叢林埋下了伏筆。
二十年前的一九八九年，緬甸共產黨在遭遇政變后解體。緬共根據地內的果敢彭家聲部、佤幫鮑友祥部，以及一○一軍區等武裝力量相繼宣布“脫離”緬共，成立了果敢、佤幫等四個“特區”。緬共主席德欽巴登帶領失去了全部根據地的緬共中央殘余力量退入中國境內，并在此后結束了政治活動，迅速退出了歷史舞臺。少數不愿意去中國的老兵，以及想繼續革命的緬共成員，堅持留在了中緬邊境的瑞麗、騰沖等地。
同樣是在二十年前，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日，陳平為首的馬來亞共產黨（成立于一九三○年四月三十日）“中央派”在泰國合艾與泰國、馬來西亞政府共同簽訂了《合艾協議》，放棄長達四十一年之久的游擊戰爭，走出叢林，回歸“正常生活”。此后，馬來亞共產黨也結束了政治活動。
根據中國中共黨史學會的資料，這一年，泰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也基本被撲滅。此前的一九八七年四月，泰共遭到巨大破壞，領導人陸續被捕，游擊區也已喪失。 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資料稱，一九九○年十一月，北加里曼丹共產黨也與政府簽訂了和平協議，放棄武裝斗爭，“在國家憲法和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開展活動”。
上世紀八十年代前，東南亞共產黨的命運與中國緊密相連。它們大多有代表團被派駐北京，眾多高級干部及其子女在中國學習或受訓。革命失敗后，其中一些人回到自己的祖國，另一些則繼續流亡在中國或海外。 $TXt];Y6sh 一九七○年，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的女兒伊芭魯麗和妹妹伊利亞從蘇聯來到了北京。此前，艾地的弟弟梭布倫•艾地長期居住在中國，并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擔任印尼語高級講師。一九七五年前后，伊芭魯麗等二十多名印尼共成員化名后，從北京、南昌等地來到緬共根據地，學習武裝斗爭經驗。
e印尼《國際日報》的報道稱，一九七九年，伊芭魯麗離開緬甸回到中國，后又輾轉澳門、日內瓦等地，最后前往法國。與伊芭魯麗類似的離開，一直持續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一九八三年前后，滯留中國的印尼共產黨人也陸續移居歐洲，包括梭布倫•艾地。梭布倫•艾地在巴黎開了家印尼餐館，餐廳里聚集著一批印尼共成員。他還出版了一本印尼語小說《以餐廳來抗爭》，書中記述了這批印尼共成員在法國艱難地學習語言，嘗試各種不同工作等經歷。伊芭魯麗也在巴黎拿到了法國護照。盡管需要同時在禮品店、養老院等地打工，但因為不再需要不斷更換姓名或是受人照顧，伊芭魯麗反而覺得更加自由。曾經棲身緬共的其他印尼共成員大多也移居歐洲，他們中的一些帶著曾經是緬共成員的妻子，如今定居在了瑞典、荷蘭等國。二○○七年二月，梭布倫•艾地在法國去世，葬在巴黎。《國際日報》的報道稱，梭布倫•艾地很想回到印尼定居，但始終不被印尼政府允許。由于妻子的骨灰在北京，梭布倫•艾地還曾經希望自己能夠回到北京和妻子葬在一起，但同樣未能如愿。梭布倫•艾地的支持者為其設立了一個印尼語紀念網站。網站上載有他的遺像，以及他所有的小說、詩詞等著作。網站上寫著：“梭布倫•艾地同志一路走好！您的著作將永遠溫暖我們的心！”
一九八○年之后，更多的兄弟共產黨成員陸續離開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一些尚未離開北京的東南亞共產黨人士變得頗為落寞。北京依然為他們發放生活費，但不再允許他們從事政治活動。這對一個革命者來說，恰恰是最受不了的，就像變成了聾子和瞎子一樣。
一九八一年，在中國居住、受訓的菲律賓共產黨二號人物卡多•馬來也離開中國前往荷蘭。卡多•馬來離去時，大陸已不再支持東南亞革命。一九五○年，兩歲的丘瑞良隨父母一起從馬來西亞來到中國。丘瑞良的父親是馬共成員，到中國學習。丘瑞良姐弟三人則進入中共中央直屬的育英小學讀書。育英小學畢業后，丘瑞良先后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附中以及解放軍三○一醫院護士學校。另一馬共子弟，后來成為丘瑞良丈夫的李居強，則受到了更加專業的教育。一九七四年，李居強和丘瑞良一起，應召從中國回到泰國南部的馬共根據地。一九六七年，李居強和其他七名馬共后代，在北京高層的特批下，進入沈陽的解放軍高級通訊學院學習。兩年后，李居強回到北京，再從北京來到湖南，負責位于湖南益陽的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臺。這座當時中國最大功率之一的廣播電臺用漢語、馬來語、泰米爾語、海南話、福建話、廣東話等多種語言進行對外宣傳，覆蓋整個東南亞，遠及澳洲和歐洲。一九六八年，十七歲的李居強以馬共代表團成員身份，參加了當年的國慶宴會。
一九八二年初，在機關總部工作的李居強被告知，中共即將停止對馬共的支援，中國境內的馬共電臺也將在半年后關閉。與此同時，與馬共作戰的政府軍方面也在制造輿論，宣傳中共不再支持馬共。一些東南亞共產黨人對此時中國停止支持頗有怨言。李居強也感覺到那時候與中共有些“不愉快”。此后，一批革命之聲的工作人員回到泰南的馬共根據地，與李居強一起建立了新的馬共民主之聲廣播電臺。根據馬共總書記陳平《我方的歷史》一書中的回憶，此前的一九八○年，鄧小平曾召見他，要求馬共配合中共實施國際關系上的“戰略轉移”，放棄武裝斗爭。《合艾協議》簽訂后，泰南大約一千一百八十八名馬共成員中的約四百人回到馬來西亞，七百多人留在泰南的四個“和平村”，過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此前放下武器的馬西共成員則住在了泰南的五個“友誼村”里。遺留在中國的馬共成員，此后大多回到泰南和平村、曼谷等地，其中少數人退出了馬共，成為“普通的”中國人。李居強因為出生在中國，無法回到馬來西亞，于是留在了“和平村”。進入森林之前，李居強生活在70年代的中國，走出叢林后，已經是一九八九年的泰國。完全不同的社會形態令李一度感到迷茫。李居強需要重新給自己定位，建立新的生活信念。時至今日，李居強夫婦依然堅守著共產主義信仰，即便身邊四十歲以下的人已經沒有誰信仰共產主義的了，但李居強還是會研究馬恩的著作。
_一九八五年，從馬共分離出來的馬來西亞共產黨副總書記黃一江來到中國。黃一江此行原本是希望中國能夠給予經濟支援，但遭到了拒絕。二○○五年，黃一江在接受馬來西亞《中國報》采訪時稱：“這一趟中國之行對我和阿達而言是一個震撼。通過與我們會面的中國代表的談話，已經確認：他們不會給予我們任何的經濟協助。那位官員強調中共的路線是‘和平斗爭’，即是說，他們放棄武裝斗爭。”失望之余，黃一江又向中方接待人員提出，是否可以讓老弱殘兵回到中國生活，這一要求同樣遭到拒絕。黃還向媒體回憶了一些細節。在中國期間，黃等人參加了官方舉行的文娛晚會。晚會上，革命歌劇只有稀稀落落的掌聲，而給予流行音樂的掌聲和歡呼聲卻此起彼伏。此情此景，令這些革命者的情緒降到了“冰點”。黃感慨萬千：“一個我們一直敬仰和視為榜樣的國家，竟變成這樣！”
一九八九年十月，緬共發生政變。政變后的緬共各派力量，人員、地盤變化不大，與緬甸軍政府“和談”后改為數個“特區”。共產主義革命理想被徹底拋棄了！“脫離”了緬共的果敢、佤幫等各支勢力，在與緬甸政府談判后，成立了“高度自治”的四個“特區”。如今，一些地區致力于“發展經濟”，另一些地區，則仍在從事毒品的種植和貿易。而被“禮送出境”到中國的前緬共中央，則成為唯一至今仍被中共大批收留的前東南亞共產黨“遺族”。
進入中國后，緬共剩余的力量再一次面臨瓦解。
一九五○年前后，曾有一批緬甸共產黨軍人和一批代表團進入中國，并在貴州、四川兩地接受訓練和生活，后再重返緬甸戰場。他們被稱為“貴州老兵”和“四川老兵”。“貴州老兵”和“四川老兵”則因為早年大多與貴州、四川當地女子結婚，被安排重新回到貴州和四川生活。少數不愿意去中國的老兵，以及想繼續革命的緬共成員，堅持留在了中緬邊境的瑞麗、騰沖等地。三百多名“貴州老兵”來到了貴州凱里，他們被安排在凱里市郊的幾棟樓中。這些樓被稱為“緬共樓”。“貴州老兵”的子女最終成為了“中國公民”，盡管普遍黝黑的皮膚令其與當地人看起來差別很大。有關方面為老兵發放退休工資，甚至為他們報銷醫藥費。但政府同時要求他們“保持沉默，不要對外界提起往事”，并在二○○九年“多次開會強調了這一點”。 E@)luR“四川老兵”被安置在成都、內江等地后，同樣獲得了退休工資和不同級別的福利。而滯留在中緬邊境的老兵，一些人回到了緬甸，另一些則一度成為“令中國頭疼”的對象。北京“堅決反對”緬共在中國境內繼續“從事政治活動”，并“多次抗議”。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期，依然有境外的前緬共人員收到來自中國境內的政治傳單。
緬共高層，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以及軍區領導，則被分散安置在了全國各地。德欽巴登被安置在長沙市。另一些人則被安排在成都、南昌、昆明等城市。
與貴州一樣，昆明也有一棟“緬共樓”，位于市區一片巨大的住宅小區里一棟普通的住宅樓中的一個“單元”。它與周圍的無數個單元并無區別。一些前緬共高層在這個普通的單元里成為上下樓的鄰居。中國方面為他們設立了專門的總機電話，并為每個人“編制了代號”。“如果不是親友打來的電話，總機將不會轉接”。其中，鄭生，前緬共中央委員，他的代號為二三三二；古方，前緬共副主席，代號二三三七；王仁，前緬共人民軍東北軍區副司令員，代號二三三九。政府為他們每月發放一千多元的工資，每人一百三十平米左右的住房。幾位老人還集體出資，由外事部門出面，為自己雇傭了保姆，以照顧衛生和飲食。北京同樣給予了他們子女的中國公民身份，但他們本人卻“不能擁有中國護照”。這導致他們無法離開中國。古方就曾經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流露出去走走的想法。除了在蘇聯留學，古方大半生都在叢林和農村作戰。他告訴身在海外的老部下，很想去香港、東南亞的大城市看看，無奈始終未能如愿。時至今日，昆明“緬共樓”中依然健在的前緬共高層僅剩二人，成都也僅存四人。二○○六年，古方去世時，一些緬共遺族為他舉辦了追悼會。在追悼會上他們被“堅決制止”了花圈和挽聯上有關古方身份和職務的表述，只寫了“古方叔叔”，或是“古方同志”。“政府希望我們徹底忘記那些事情，永遠不要再提。”一位參加了追悼會的“遺族”這樣無耐地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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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利永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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