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認識文革動機，科學評價毛澤東

——兼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前之浮想

毛澤東晚年對自己一生的事業，總結為“做了兩件事”，其中第二件事就是領導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一輕描淡寫的概括，恰好體現了他舉重若輕的恢宏氣度和指點江山的戰略家氣概。可惜，這第二件事就在他逝世之后不久，通過一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被“權威的理論”徹底地否定了。從那時起，社會上涌動著一股非毛化的暗流。接著這股暗流逐步與國內外一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潮流匯合在一起，大肆丑化毛澤東和他所領導的偉大事業，大有要顛倒乾坤，重寫歷史，改朝換代之勢。

歷史總是遵循著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規律前進的。對任何歷史過程和歷史事件，搞絕對的肯定或徹底的否定，都是站不住腳的。特別是對在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領導下黨的偉大事業，采取草率的、反辯證法的徹底否定，其結果不僅追求不到、堅持不了真理，還會被新的實踐所檢驗和辯證的再否定。

歷史是人民寫的。人民的歷史是最公正的裁判。30多年過去了，毛澤東不僅沒有在非毛化逆流中被否定，反而越來越被人民所追思和懷念。毛澤東熱不僅沒有隨著文革的遠去而降溫，反而越來越升溫。以歌頌社會主義、歌頌黨、歌頌毛澤東為基調的群眾性唱紅活動在全國各地的興起就是標志。堅持實踐的真理標準，在這一新的社會現象面前，難道我們不應該有一個公正的評判嗎？

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革，根本動機和愿望是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確保黨的政權和社會主義事業千秋萬代不改變顏色。回顧歷史，放眼世界，比照現實，對這一動機、愿望和出發點，我們如何以實踐的真理標準去再檢驗呢？

一，文革的發動，不是臨時動議的草率之舉，而是深思熟慮的鄭重決策，它所要解決的，是繼革命勝利之后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又一重大歷史課題。從延安時期在著名的“窯中對”中提出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對策，到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強調的兩個“務必”，再到進京時的“趕考”姿態和表示“決不當李自成”的決心，表明毛澤東對革命勝利后，如何防止重蹈李自成和太平天國農民革命從勝利走向失敗的覆轍，早已深謀遠慮，綢繆在胸，文革則是他長期思考形成的認識付之于實踐。與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即革命的結束不同，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此后還要以政權為依托，繼續完成經濟上、文化上革命的任務。這就需要有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這是馬克思主義在前進中面臨的一個重大而嶄新的歷史課題。毛澤東以對歷史興替規律的熟練把握為依據，以巨大的理論勇氣探索和破解了這一課題，這是史無前例的偉大壯舉，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歷史性貢獻！

二，文革的發動，是應對西方敵對勢力對社會主義國家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根本對策。二戰結束后，歷史走進了一個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世界形成了兩大陣營相對陣的格局，并一度呈現了“東風壓倒西風”的態勢。在變化了的形勢下，西方政治家們推出了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為代表，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三、四代領導人的身上。事實證明，帝國主義以戰爭手段對付社會主義國家，從來沒有沾到便宜，50年代初以美國為首西方國家侵朝戰爭的慘敗就是例證。但是，和平演變戰略卻打中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軟肋”，說明西方政治家們對毛澤東所擔心的“歷史周期率”也很有研究，并在實踐應用中顯示了實效。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蘇聯解體和東歐國家的劇變，就是例證。用這一例證去檢驗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理論和動機，我們應該得出什么樣的判斷呢？

三，文革的發動，是從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到全面推行修正主義路線事件中得到的警示。在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做了一個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這是共運史上的一個嚴重事件。這一事件后，在世界范圍內欣起了一場反共、反社會主義熱潮。以此為發端，社會主義陣營內也逐步欣起了一場大論戰，并導致了陣營的解體。在赫魯曉夫執政期間，打著改革的旗號，全面推行修正主義路線，逐步把蘇聯導上社會帝國主義軌道，社會主義蘇聯已經開始改變顏色，執政的蘇共越來越背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政府和官員越來越脫離人民群眾，西方推行和平演變戰略的作用越來越顯示了出來。到了90年代初蘇聯的解體和蘇共喪失政權，其前因實際上就是始于赫魯曉夫。赫魯曉全盤否定斯大林和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對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嚴重的警示，一系列迫切的現實問題要他去思索，去解決。比如今后中國會不會發生赫魯曉的秘密報告事件？如何防止中國出現赫魯曉夫？如何培養、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如何確保革命前輩打下的江山千秋萬代不改變顏色？對這些問題的憂慮和探索，并由此提出的對策，就是他領導和發動文革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來胡錦濤總書記反復向全黨強調要有憂患意識，指出黨內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消極腐敗危險的嚴重性，其中所包含的思想和憂慮與毛澤東當年所思考和擔心的問題的性質是一脈相承的。

四，文革的發動，要解決的是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根本問題。建國后，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特別是武裝斗爭已經過去，但是斗爭形式的改變并沒有改變斗爭的性質，圍繞著政權的鞏固，圍繞著堅持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斗爭，從來就沒有止息過。尤其是在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較量，誰勝誰負的問題并沒有最后解決。從建國初狠下決心殺劉青山、張子善，到三反五反運動；從反右斗爭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農村的“四清”運動，這些斗爭的重點都是在思想戰線上展開的，任務是教育干部和群眾，宗旨是在思想上分清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界線，達到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目的。文化革命實質上就是這些斗爭的繼續。這場革命之所以稱之為文化革命，主要是相對于政治革命（中心問題是奪取政權）、經濟革命（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而言，解決的是思想文化領域的問題，達到與傳統的私有觀念實現“徹底決裂”的目的。比照當今社會思想多元化的復雜變化，比照新自由主義對社會主義的影響，比照黨內一些黨員和干部理想信念動搖，比照權力腐敗的嚴重現實，我們以實踐的真理標準去檢驗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又應該得出什么樣的判斷呢？

五，文化革命是偉大馬克思主義者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次偉大的探索。毛澤東發動文革，原來打算一年為期，通過群眾運動，搞大民主，實現干部群眾的自我教育，揭露黨的陰暗面，尋找一條從根本上防止黨變質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途徑。可是閘門一打開，群眾運動失控了！結果不是一年，而是在曲折中延續了十年。中間出現了許多沒有預見到的復雜情況，比如：群眾運動裂變為派性斗爭，大民主演變為踢開黨委鬧革命，揭露黨的陰暗面演變為打擊一大片，甚至發生了武斗，一度干擾了社會生活和生產的正常秩序。在這場斗爭中，我們黨“播下的是龍種，收到的是跳蚤”，良好的動機沒有收到應有的果實。文革后期毛澤東也認為問題和成績是“三七開”。文革的負面現象使人民產生了厭倦情緒，也為徹底否定者提供了把柄。從文革最終被徹底否定這一事實，我們應當承認文革失敗了。但不能以成敗論英雄。實踐上的失敗不等于理論上的錯誤。在社會和科技發展史中，正確的思想之花沒有如愿結出實踐的成功之果是經常的事。因為動機和目標之間還存在許多需要解決的路徑和具體措施問題；從理論到實踐之間還存在許多中間環節。文革之所以出現了一些問題乃至亂子，主要是路徑、措施和中間環節的操作層問題。首先，這是一場史無前列的探索，由于經驗不足，不可能有一整套成熟的方案；其次，這是一場深刻的革命，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壞人和各種錯誤思想的干擾和破壞；再次，毛澤東年事已高，不能事事親臨指揮，也有認識和實踐上的局限性，甚至會發生被蒙蔽受騙的情況。但是，文革畢竟是破解馬克思主義前進中的大課題、大難題，在探索中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失敗的教訓，都將是后人寶貴的精神財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發生了國內外兩大風波，我們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經受住了考驗，不能說不得益于黨和人民群眾在文革中經受了教育，增強了對資本主義識別和抵制能力；三十多年來，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經受住了長期執政、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和復雜國際環境的考驗，不能說不得益于正確總結了文革的經驗和教訓。我們今天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和文革時強調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提倡革命化、大眾化，反對特殊化、反對脫離群眾、反對官僚主義的反修防修精神是一致的。沒有文革的考驗，就沒有我們黨今天的堅強和正確。正確評價文革和正確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是分不開的。文革十年是黨90年歷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黨的執政史中是具有承上啟下意義的組成部分。毛澤東一生中做的第二件事，對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對于保證黨的社會主義事業千秋萬代不改變顏色，對于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將越來越顯示出它的重大戰略意義。我們總結文革十年，應該有的立場和態度，好比是母親給孩子洗澡，最后倒掉的是臟水，留下的是漂亮、健康的寶貝，而不能像蠢人那樣把臟水和小孩一起倒掉。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一個正確的命題，但是，承認這一命題的正確性是一回事，能不能正確把握真理的實踐標準又是另一回事。追求和堅持真理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不竭精神動力。但是，當真理觸及到一些人的利益的時候，即使像幾何公理那樣確定無疑，也是會遭受反對的。真理的道路是一條崇高的道路，同時也是一條充滿著風險的道路。堅持實踐的真理標準，說時容易，做時難。要把握好這一標準，第一要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做到一切以事實為依據，一切從實際出發；第二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堅持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尊重群眾的意見，聽取群眾的呼聲；第三要做到不唯書，不唯上，服從真理的權威，不以權威的“真理”為轉移；第四要跳出個人和小團體的利益圈子，做到服從大局和服從真理的一致性，勇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當一種主張、口號很盛行的時候，人民擁護它，反對派也會鼓吹它、利用它，甚至叫得更加響亮。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時候，有人就唱著“堅持實踐的真理標準”高調，導演了一場非毛化的鬧劇。此外，還有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和發展是硬道理等也是近30年來盛行的口號。在以這些口號為基調構成的時代大合唱中，老實人總是心口一致，言行一致。而別有用心的人則是口是心非，唱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樣。他們唱高調奉行的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策略，以便掩人耳目，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對這種人，我們不僅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正確堅持用實踐的真理標準去檢驗他，識別他，向人民揭示他們唱高調、走歪路的真實面目，從根本上剝奪他們以唱高調騙人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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