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建立新中國，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就在復雜多變的國際風云中搏擊奮進。曾經積貧積弱的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世界民族之林昂然站立起來，不僅解決了挨打和挨餓的問題，而且已成為一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世界大國。今天，面對國際上“中國威脅論”的喧囂，中國堅定地發出了做“負責任的大國”、“和平發展”、“和諧世界”的聲音。

　　新中國60多年的歷史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不可能關起門來實現的，尤其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同時，外交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內政，中國選擇什么樣的發展道路，與國際大環境和國家的對外關系緊密相關。

　　在中國共產黨90誕辰之際，回顧黨的歷史，不能不回顧新中國的外交史。60多年中國外交經歷了怎樣一個演進過程？外交戰略如何服務于國家利益？在每一次重大外交決策的背后，有著黨的領導人怎樣的時局判斷、理論指導和利益考量？在中國經歷了60多年的獨立自主與和平發展，經過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從“請進來”進而開始“走出去”經略世界的今天，中國外交面臨著哪些新情況、新問題？

　　瑪雅：外交戰略是與國家利益相聯系的。比如美國，它的國家利益包括國家安全、持續成長的經濟、傳播其所謂的“普世價值”，以及由美國推進的國際秩序。美國的外交政策始終圍繞它的國家利益展開。那么在您看來，中國的國家利益是什么？

　　章百家：中國自近代被卷入世界體系以來，長時期是一個充滿革命性變化的國家，每次政權更迭，都會引致對外關系的變動。即使是在1949年以后，中國的外交戰略也不乏戲劇性的變化。但是從跨越百年的歷史進程中，我們可以發現幾代中國人不懈奮斗所追求的目標，這些目標反映的就是中國最基本的利益訴求。

　　這些民族目標或中國人認定的歷史使命是什么呢？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四項：第一，實現現代化；第二，恢復大國地位；第三，完成國家統一；第四，實行社會變革。這四項目標決定了中國基本的國家利益，構成了支配著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大戰略的要素。中國領導人在考慮國家的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社會、文化各方面的問題時，這四項目標的影響幾乎無所不在。就對外關系而言，這四項目標也是推動其發展演變最主要的內在動力。

　　瑪雅：關于60多年的中國外交史，通常的觀察是以領導人的代際來分階段。作為一名研究者，您如何看待中國對外關系的演進，又是怎樣劃分階段的？

　　章百家：著名外交家喬冠華曾總結說，中國外交是“十年一變”。即50年代“一邊倒”，60年代“反兩霸”，70年代“一條線”。這當然是大致而言。從那以后，我看可以再加上80年代“全方位”。從這時起“十年一變”的周期也被打破了，中國外交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穩定和連續。

　　瑪雅：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邊倒”，主要是因為中共與蘇共之間的歷史淵源？

　　章百家：有歷史原因，更主要的是現實原因。“一邊倒”所根據的主要是領導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形勢的判斷。二戰后期，毛澤東、周恩來最初估計，美蘇繼續合作將是戰后國際形勢發展的大趨勢。在此條件下，國內可能出現國共合作、和平建國的局面。因此他們主張，中國應與美蘇都保持友好關系，成為“美蘇之間的橋梁”，緩和它們在亞洲的沖突，從而維護世界和平與合作。然而，戰后不久，美蘇關系嚴重惡化，國內也爆發了內戰，黨的領導人不得不重新判斷形勢，選擇新的外交戰略。

　　1946年下半年，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了“兩個陣營”、一個“中間地帶”的理論。他認為，戰后世界將分為以社會主義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和以美國帝國主義為首的反動陣營；在美蘇之間隔著一個遼闊的中間地帶，由歐、亞、非三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構成。美蘇之間不會爆發戰爭，美國極力突出美蘇矛盾的目的是力圖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國在內的中間地帶國家。

　　這一理論隨后成為新中國制定外交方針的指導思想。1949年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對形勢的基本估計是，中國革命所具有的反帝性質和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力量的增長，使我們可以采取和應當采取有步驟地徹底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控制權的方針，而帝國主義決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這是他決心采取“一邊倒”戰略的重要原因。

　　瑪雅：我讀美國外交史了解到，新中國成立后，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在分析中蘇關系后推斷，中蘇盡管意識形態相同，最終必將分道揚鑣。美國只有放棄蔣介石，承認中共政權，才能有效利用中蘇矛盾，對蘇聯加以遏制。杜魯門政府曾一度表示，將不再干涉中國局勢的演變。然而，就在此時，朝鮮戰爭爆發了。美國警覺地意識到，蘇聯支持的北朝鮮一旦勝利，將導致所謂“自由世界”和共產世界在亞洲的力量對比傾向于蘇聯。美國如不采取軍事行動，必將助長蘇聯的進一步擴張。美國隨即調整了遏制戰略，將遏制蘇聯的目標擴大為遏制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共產主義世界。這一政策調整，給中美關系帶來了嚴重后果：美國和中國之間22年的尖銳對峙。

　　章百家：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的一個短時期，美國采取的是觀望政策，“等待塵埃落定”。就是說，當一棵大樹倒下時，塵土會揚起來，一時什么都看不清，需要等待。但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就不再觀望了，而是立即采取行動，這就導致了“一邊倒”格局的固定化和長期化。如果沒有美國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和中美在朝鮮交戰，“一邊倒”的局面可能不會持續那么長時間。美國的行動后果是嚴重的。它在關鍵時刻打斷了中國統一的進程，使中國失去了解放臺灣的有利時機；美軍在朝鮮又越過三八線，將戰火燒到中朝邊界，中國被迫應戰。中美關系由此持久地陷入僵局，中國與其他西方國家的關系也難以取得突破，中國對外經濟聯系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圍內。在這個過程中，冷戰大格局的影響是主要的，中國實行“一邊倒”只是一個相對次要的因素。

　　瑪雅：我的印象是，新中國成立初期，中美關系先后有幾次可能出現緩和，但都“陰差陽錯”地失去了機會。

　　章百家：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美國的對華政策確實出現了搖擺，但當時美國承認新中國的可能性其實很小。一個基本原因是，美國不可能在歐洲實行反共的遏制政策，而在亞洲卻與一個新生的共產黨政權妥協。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中國革命的任務就是要取得徹底的民族獨立，肅清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因此，中國共產黨也不會謀求同美國妥協。

　　朝鮮停戰后，黨的領導人最初的估計是國際局勢將趨于緩和。為此，中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動。周恩來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和1955年萬隆會議上都明確地向美國作出了緩和的姿態。1956年8月，毛澤東在審閱黨的八大政治報告時專門加了一段話：“為了和平和建設的利益，我們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建立友好關系。我們相信，這一點總有一天會做到。”中美大使級會談開始后不久，中國政府宣布取消不讓美國記者進入中國的禁令，又在大使級會談中就消除兩國的貿易障礙、促進人民往來和開展文化交流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和草案。然而，中國政府的這些努力，沒能得到美國政府的回應。

　　瑪雅：美國這種態度，主要是意識形態的原因？

　　章百家：可以這么說。冷戰時期，兩大陣營都把對方視為敵對的國際勢力，那種敵對不同于我們現在也會遇到的兩個國家之間的矛盾。在冷戰大環境下，美國的意圖是牢牢控制住臺灣，制造“兩個中國”。在美國看來，臺灣對它整個東南亞的防御作用非常重要。從海洋地質來說，臺灣以內，中國大陸沿海基本是淺海，過了臺灣就是深海。從軍事上說，臺灣的價值非常高。所謂臺灣是美國“不沉的航空母艦”的說法其實是一種誤讀。美國人說的是，如果新中國得到了臺灣，那共產主義世界就得到了向東南亞擴張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美國認為，中蘇已經捆在一起，一時半會兒分不開了，而且很擔心共產主義擴張，所以盡管中國作出了緩和姿態，美國仍然拒不承認新中國。

　　八大以后，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很快改變了黨的領導人關于國際形勢正趨于緩和的判斷。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蘇伊士運河事件，促使中國共產黨提出要重視“國際階級斗爭”。1957年，由于美國沒有意愿同中國緩和關系，毛澤東決定放棄緩和嘗試，表示對西方主要國家，我們“現在主要是和他們斗爭”。中國穩妥、務實的對外政策向充滿革命豪情的政策轉變。

　　瑪雅：這樣說來，“一邊倒”格局的形成，不僅是新中國根據形勢所作的政策選擇的結果，也是外部世界對中國革命所作反應的結果？

　　章百家：是的，這種格局的形成是一種互動的結果。不過，我想補充說明，作為具有全局意義的大戰略，“一邊倒”的提出有著復雜而深刻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新中國成立前后，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是，選擇什么樣的對外戰略才能有利于新生政權的建立和鞏固。在這方面，民國初年中國外交所遭受的兩個重大挫折，給了黨的領導人深刻的歷史鏡鑒。

　　辛亥革命后，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在對外政策方面有兩個目標：一是爭取世界各主要國家對中華民國的承認；二是使各國逐步免除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這兩個努力都遭到了失敗。孫中山于1912年2月清帝宣布退位后的第二天，辭去了大總統職位，讓位于被列強看中的袁世凱；中國在收回國家權利、廢除不平等條約方面遭受的挫折更為慘重，最突出的事件是1919年在巴黎和會上的失敗。

　　這些失敗給中國對外關系帶來兩個結果：一是經過十月革命建立的蘇聯日益成為對中國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二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要求逐步演化成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帝革命運動。中國革命者把自己的期望轉向俄國是毫不奇怪的。1919年，正當中國人為在巴黎和會上遭到的屈辱義憤填膺而又感到孤立無援之時，列寧領導的蘇維埃俄國表示，愿意放棄沙皇政府同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盡管這些允諾后來并沒有兌現，但強烈的對比使中國人相信，蘇俄是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摯友。

　　新中國成立之時采取“一邊倒”方針，一方面，強烈地反映出中國共產黨要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告別百年屈辱歷史的決心。黨的領導人認為，新中國要建立起獨立自主的新型的對外關系，就必須迅速割斷同舊中國屈辱外交的聯系，肅清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洗刷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留下的烙印。可以說，中國革命的本質決定了，新中國和西方大國之間的沖突是難以避免的。

　　另一方面，黨在外交上面臨一些急需解決的問題：得到國際社會對新生國家的承認，為恢復經濟取得必要的外國援助，保障新生國家的安全。在美國仍在頑固支持國民黨，不可能轉而承認新中國的情況下，解決這三個問題，只能爭取蘇聯的幫助。把同蘇聯的關系置于首位，主動站在蘇聯一邊，就成為最有利也最有可能獲得成功的政策。

　　然而，如果把“一邊倒”僅僅理解為“倒向蘇聯”，那就過于狹窄了。毛澤東說的是，新中國將“倒向社會主義”。在他看來，“一邊倒”不是單純的外交方針，而是一項總攬全局的大政方針。“一邊倒”所要回答的關鍵問題是，新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將走什么樣的道路。

　　瑪雅：您如何評價這一戰略？

　　章百家：這一戰略總的來說是成功的。在“一邊倒”的格局下，中國所尋求的主要外交目標基本上都實現了。新中國不僅很快同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交，還先后和十幾個民族獨立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建交。1950年初，中國與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解決了國家安全和外來經濟援助問題，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和肅清其殘余勢力的工作也很快完成了。中國取得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隨后又參加了日內瓦會議，以大國的姿態登上國際舞臺。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階段，中國在加快工業化建設、建立新型外交關系并重返國際舞臺、推進國家統一、實現社會變革四個方面都取得了重要進展。

　　當然，就長期發展而論，“一邊倒”客觀上也造成了外交戰略上的不平衡，不利于中國同世界各國的普遍交往。新中國對外經濟的主要對象是蘇聯和東歐各國，是發達國家中不太發達的和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那一部分。這種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明顯地體現出來。

　　瑪雅：進入60年代，隨著中蘇矛盾不斷激化，中國外交從“一邊倒”進入“反兩霸”時期。這也是一種因應時局變化的戰略選擇？

　　章百家：與“一邊倒”不同，“反兩霸”并不是在對形勢作出冷靜清晰的判斷之后作出的戰略選擇，而是在中美關系僵持、中蘇關系不斷惡化的過程中形成的。

　　瑪雅：為什么這么說？

　　章百家：當時，中國對國際形勢的估計出現了明顯的偏差，主要是高估了世界革命的可能性，高估了美蘇合作的可能性和爆發世界戰爭的可能性。1966年8月，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提出：“當前正處在世界革命的一個新時代”，世界形勢的總趨勢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10月，中國報刊公開呼吁：“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現代修正主義，打倒各國反動派，一個沒有帝國主義、沒有資本主義、沒有剝削制度的世界，一定要建立起來。”對國際形勢的這一判斷使中國完全以現存國際秩序挑戰者的姿態出現在世界舞臺上，削弱了作為中國外交政策基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領導人一貫重視的國際統一戰線也受到干擾。

　　這個時期，中國的外交戰略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中國自身的基本需要，外部壓力同中國的反應之間形成了惡性循環，中國的安全環境明顯惡化了。但無論如何，中國領導人在這一時期為堅持獨立自主、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所做的斗爭又是必須加以肯定的。正是因為中國敢于同時與美蘇兩個大國對抗，才得以在冷戰的大環境下逐步成為世界舞臺上一支完全獨立的力量。

　　瑪雅：從積極的方面看，可不可以說，這種獨立自主、不畏強權的國際形象和地位，為后來的外交戰略調整奠定了基礎？

　　章百家：的確。70年代初期的外交戰略調整，是中國第一次作為一支主要的國際力量積極參與調整，而不是被動地卷入其中。調整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緊迫的國家安全問題。經過50年代后期以來十余年的發展，中、美、蘇三方的關系發生了變化，蘇聯取代美國，成為對中國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脅。1969年的中蘇邊界沖突促使毛澤東、周恩來重新思考外交戰略問題。按照他們的布置，葉劍英、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四位元帥研究國際形勢和戰略問題后，向中央建議：利用美蘇矛盾，緩解中美矛盾，打開中美關系的大門，在尋求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礎上，聯合美國，抗御蘇聯霸權主義。

　　瑪雅：美國人說，是尼克松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事實上，打破中美關系僵局是一個雙向選擇，中國并不是被動的。

　　章百家：1973年，毛澤東提出聯美抗蘇的“一條線”戰略；次年，又提出“三個世界”的思想。這是毛澤東生前提出的最后一個大戰略。這一外交政策的轉變具有廣泛而深遠的意義，中國外交活動的范圍從此擴展到整個國際舞臺。這一轉變也具有深刻的國內政治意義，是此后一系列國內政策轉變的先導。更重要的是，當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進程啟動之時，中國邁入現代世界體系的進程也同時啟動了。

　　瑪雅：在一般人的概念里，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與世界接軌的進程。按您的分析，毛澤東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從而開啟了中國邁入現代世界體系的進程？

　　章百家：我是這么認為的，道理很簡單。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就希望和西方經貿往來。50年代公私合營的時候，凡是有外貿能力的企業，特別是跟西方有生意往來的老企業，黨的領導人設想都先不改制，而是利用它們的關系繼續和外國人做生意，但后來因為西方對新中國實行封鎖和禁運做不成了。而蘇聯和東歐只和國營企業做生意，而且實行計劃經濟。這對中國的路徑選擇影響非常大。1954年日內瓦會議后，毛澤東提出向美國學習，向西方國家派留學生，掌握先進技術。可那時難以實行，首先是美國不愿意。后來，一些西方國家的政策有所松動，但中國由于國內政治的原因，也沒有把握住機會。當然，那個機會也不是很大。

　　70年代的外交戰略調整，客觀上為后來的開放政策創造了條件。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承上啟下的轉折，很難設想“文革”結束后，中國能迅速而順利地實行改革開放并更加積極地廣泛參與國際事務。假如不是毛澤東把中美關系這個扣給解開了，中國要實行改革開放也沒那么容易。

　　1978年鄧小平主持外交工作后，仍然堅持毛澤東的“一條線”戰略。鄧小平做出了兩個決斷：一是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二是實現中美建交。這不僅僅是為了保障國家安全，也是為即將實行的改革開放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

　　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國國會通過了《與臺灣關系法》。從1980年起，中國就開始考慮放棄“一條線”戰略。1982年8月，鄧小平在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時強調，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中國屬于第三世界，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是中國對外政策的主要內容。此后，中國開始致力于建立均衡的對外關系，逐步改善與蘇聯的關系。

　　瑪雅：鄧小平時代中國已經放棄“一條線”戰略，開始了“全方位”外交？

　　章百家：放棄“一條線”就是向“全方位”轉變，但這是個逐步的過程。80年代中期，鄧小平認識到，世界大戰可以避免，并提出當代世界的主要問題是“和平與發展”的論斷。這一論斷為改革開放和建立全方位對外關系提供了有力支撐。早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周恩來就把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概括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反復重申并堅定地奉行了這一政策。

　　80年代末90年代初，雖然發生了國內政治風波、美國等西方國家對華“制裁”、蘇東劇變、海灣戰爭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國的對外政策卻沒有出現大的波動，保持了前所未有的穩定和連續。

　　1991年夏天，經過對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的觀察思考，江澤民等中國領導人提出：兩極格局已經終結，世界正朝著多極化的方向發展；和平與發展的主題沒有改變，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爭取一個良好的國際和平環境和周邊環境是可以實現的。這種認識使得中國外交朝著更加務實的方向發展。

　　從1992年至世紀之交，與改革開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進一步發展并結出累累碩果。在這個階段，國際、國內兩方面因素都對中國外交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國際方面的兩個主要因素是冷戰結束后國際政治格局的調整和經濟全球化的加速，國內方面的兩個主要因素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香港、澳門回歸。與此同時，大陸與臺灣的關系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兩岸人員往來頻繁，經濟聯系日益密切。至世紀之交，中國基本構筑起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外關系格局，既考慮到同大國和發達國家的關系，也考慮到同周邊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既重視發展雙邊關系，也重視多邊外交活動。

　　從推進四項歷史使命的角度看，這個階段取得的進步是無與倫比的。中國的現代化進入了起飛階段，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已基本具備了一個大國所應有的實力，國家統一取得重大進展，中國社會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瑪雅：回顧60多年新中國外交的發展，有哪些經驗教訓值得今天借鑒？

　　章百家：從60多年的歷史中，可以總結出兩條基本經驗：

　　第一，成功的大戰略必須兼顧四項歷史使命或目標，即現代化、大國地位、國家統一和社會變革；而在確定階段性戰略目標時，又必須對自身的定位和能力有清醒的認識。外交是大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配合大戰略的實施；但外交本身并不能承擔起如此重任，而只是實現目標的手段之一。中國的經驗表明，最重要的是把國內的事情做好。即便與外交關系最直接的大國地位，它的確立也要以現代化的實現、國家統一的完成和中國社會的進步與和諧為基礎。

　　第二，對國際形勢的清晰、準確的判斷是制定大戰略的關鍵。國際形勢是時時變化的，但在這種變化中，哪些是量變，質變何時出現，必須判斷清楚。中國的經驗表明，作為大國，只要把握住國際形勢發展的大趨勢，就能夠制定出成功的大戰略。而中國的主要教訓是，一旦將形勢中的量變視為質變，急于做出反應，頻頻進行政策調整，就會付出沉重的代價。另一個主要教訓是，由于近代屈辱歷史的重負，中國傾向于高估外來威脅，并為此付出過極其沉重的代價。

　　瑪雅：新中國經歷了60多年獨立自主與和平發展，已經成長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世界大國。今天，中國從30多年改革開放的“請進來”進而開始“走出去”，通過和平發展、互利共贏來創造財富，也讓世界分享我們的成功。在這個時候，中國外交面臨哪些新情況、新問題？

　　章百家：我認為，有以下三個新情況最值得注意：

　　第一，冷戰結束后出現的一超多強的局面雖然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但世界發展的不確定性增加了。從80年代末起，引起國際格局變動的不是世界大戰，而是非戰爭重大事件——蘇聯解體、“9·11”恐怖襲擊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這些事件發生前幾乎都沒有被預見到，產生的影響在短期內也難以估量，今后也難保不再發生類似重大事件。

　　第二，國際形勢不再是“外部環境”，我們在研判國際形勢的發展時，必須加入中國自身的因素。對外國人來說，中國的崛起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中國的一舉一動都引人關注。中國已成為當今世界形勢中最重要的變量，至少是最重要的變量之一。

　　第三，中國改革開放進入了關鍵時期，國際格局仍在變動之中，這樣一種內外變動的重疊使中國處于一個敏感期，中國將長期處在一個安全瓶頸之中。一方面，隨著改革的深入，中國面臨著不少前所未遇的新問題，實現改革發展穩定相統一的內部壓力增大；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其他國家正在重新審視中國，外部壓力也必然增大。這就增加了中國處理戰略問題和外交問題的復雜性。

　　面對這些新情況，在探討我國大戰略和現階段發展目標時，應著重注意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改革開放仍是中國必須堅持的大戰略。無論外部世界怎樣，本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的目標在國內，這就是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提出的：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中國的戰略與外交必須圍繞這兩個宏偉目標的實現而展開。現今中國的改革開放與上個世紀已經有所不同，改革所針對的主要是由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新問題。改革的難度加大，并且是在高度開放的條件下進行的，這使得堅持改革開放，與時俱進地調整戰略與外交必須結合四項使命，找準重點，并注意各方面的平衡。

　　第二，中國“發展中大國”的雙重身份。從經濟總量來看，中國名列世界第二位，但按人均計算，中國仍屬發展中國家。由于這種雙重身份，一方面，我們必不可免地要承擔更大的國際義務，但必須量力而行；另一方面，我們要強調自己發展所需的利益，而這種利益又要得到其他國家的承認。這將是一個長期磨合的過程。

　　第三，合理設置我國的外部目標。中國經濟體制的完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待大幅提高，國家統一尚未完成，政治文化方面的軟實力也需要進一步發展。中國應該以國家的發展繁榮、人民的幸福安康、世界的和平和諧為目標，走“和平發展”之路。

　　（章百家：中國外交史專家、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瑪雅：《鳳凰周刊》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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