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近半個世紀以來，宋代歷史的研究己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注意，甚至在國際學術界出現了宋史熱，形成了宋史研究的國際性合作的局面。其中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說道，宋朝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其根源在于中國經濟的生產率顯著提高，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對外貿易量也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期。
國外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宋的資本主義已經發生發展。一些中外學者這樣描述宋的經濟奇跡。
一千多年前全世界只有中國有人口超過百萬的大城市，當時十一世紀的歐洲倫敦、巴黎、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羅倫等城市的人口都不過萬。而中國首都一百五十萬，超過二十萬的城市有六個，十萬以上人口的有四十六個。一千年前的中國城市就巳經有施藥局、慈幼局、養濟局、漏澤局等等福利設施，這是城市“高級現代化”的特征。
一千多年前中國華北的鋼鐵年產量一百二十五萬噸。公元一七八八年，歐洲工業革命開始，英國鋼鐵年產量也就才七萬六千噸。
一千年前（十一世紀）中國開始使用紙幣，而歐洲十七世紀，即公元1661年瑞典才發行紙幣。
一千年前中國的經濟總量最高的時候占世界的百分之八十。當時世界與中國的差距不是一倍，而是十幾倍，一千年前中國的經濟遙遙領先于世界。
有不少學者認為，宋朝獲得龐大的財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對農民的剝削。構成財政的主體已不是農業，而是工商業。農業社會已開始走向工商業社會。直到清末才再一次出現工商業收入超過農業稅。
宋還擁有一百六十萬軍隊。這已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
按理說，落后才會挨打，宋總該強盛了吧，不該挨打，不該亡國了吧。為什么卻恰恰相反，經濟和軍事居世界首位的宋，卻開創了華廈首次被異族整體滅亡的先例！
當時宋的敵國有遼、西廈、金、元等。雖然宋不能征服這些敵國，但從力量對比總不至于最終潰不成軍且窩窩囊襄地亡國。對于宋富而不強反而走向亡國的原因，眾多歷史學家有三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宋朝在邊境進行消極防御，而把防范重點放在對付內部可能發生的意在推翻朝庭的農民起義。宋太宗就曾明確說明了這一態度。他的邏輯是：“國家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擾不過是邊事，都可以預先防備。只是奸邪難以覺察，若為內患，深為可怕。帝王合當用心于此”。所以，只要哪個地方出現饑荒，朝延就迅速從京城派軍隊開到那里駐扎，隨時準備鎮壓可能發生的饑民暴動釀成的農民大起義。與此相反的是，在邊境對來犯之敵卻反應遲緩，完全采取消極守勢。歷史上把這一政策概括為“守內虛外”。同時，朝廷為了防范軍隊作反，崇文抑武，文人精英掌控軍隊，而武將沒有軍隊管理權，以至軍隊不尚武、無以能戰，一觸即潰。
第二個說法是社會頹風盛行，高度的富裕不能轉化為提高綜合國力，而是從上到下沉于聲色犬馬，歌舞升平。
第三個說法是宋朝茍且偷安，予“歲幣”與敵國議和，花大把的銀兩出錢買和平。宋朝與遼、西廈、金、元等鄰國普遍實行出錢買和平，這一政策模糊了人們對民族危機的認知，造成了民族心理的脆弱，最后不經一戰而亡國。
多么沉重的教訓，多么令人震撼的歷史！
宋的亡國給我們帶來太多的思考。
——宋的經濟、科技、社會制度、文化等，其先進和強大，在世界上可以說是無以倫比的，但宋的亡國是不是應當引起我們重新認識什么是“強大”？或者說，我們是不是應當對“落后就要挨打”里的“落后”這一涵義進行更深刻的反思？
——宋的經濟、文化、科技、社會制度、等等方面的發達，當然離不開眾多的世界一流的文人精英的作用和貢獻，同時也肯定造就了大批的文人精英。而且宋也走向了文人精英治國，甚至軍隊也交給了文人精英。但是，為什么一個強悍的民族居然會變成沒有血性呢？這與文人精英治國有多大關系呢？或者說，以民族強大狀態為要求的話，那么與之相應的文化是不是必須具有血性呢？如果這些問題是有必要思考的話，那么我們是不是已經明白當今時代的我們的文化血性呢
——對于宋史的研究，自古以來在歷史觀上都出現了嚴重的不足或錯誤，甚至在當今主流學者那里，還普遍適用著“拼圖式”的方法，忽略了文化的血性。比如說，2007年1月出版了一本《宋史》，“被學術界譽為斷代史研究的抗鼎之作”。在對于我強敵弱而簽訂花錢買和平的“澶淵之盟”作出這樣的評價：“澶淵之盟后，宋的北方州縣得以安定，生產有所恢復和發展，‘生育番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識干戈’，這一和平局面維持百年之久。另外，宋開放對遼的榷場貿易，利用經濟優勢，賺回大批錢物，以補償對遼的歲幣損失。
……澶淵之盟有它積極的一個方面”。顯然，這種因畏敵而出錢買來的“和平”并不是我們普遍理解的和平。雖然對敵國的“歲幣”損失可在加強與敵國貿易中“補償”，但這種認識實際上是以商業邏輯來衡量民族的根本利益，更何況澶淵之盟本來僅僅是宋真宗投降情緒或畏敵的結果。這部《宋史》把“澶淵之盟”評價為“有積極的一面”，掩蓋了宋真宗的投降畏敵情緒，而且讓人感覺到花錢買和平的國策有可能具有積極意義。我的觀點是，對于喪權辱國花錢買來的和平，敵國認為這個“和平”是因為他們的軍事行為的結果而大長志氣；而自己的邊民卻“不識干戈”，這對民族的前途毫無“積極”可言。我認為，把“澶淵之盟有它積極的一個方面”改為“宋茍且偷安的澶淵之盟，給宋遼邊關的經濟帶來了畸形繁榮”。這里不能有“和平”和“積極”用語，因為事實上不正是這個“和平”、“積極”醞釀著宋最后的亡國嗎？！
很顯然，我們的文化觀和歷史觀出現了問題。這是非常要命的！
我們的文化觀和歷史觀應當具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則，那就是要維護民族的健康心理和文化的血性！
摘自曾罡《臣人落地抓把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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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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