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人民民主的新西藏——漫談毛澤東治藏思想　　

中央政府行使對西藏地方的行政管轄權以來8個世紀的漫長歲月里，從國家最高領導者的角度來看，真正稱得上花費了心血并在其制度條件下取得了最大成效者，只有兩位，一位是清朝時期的乾隆，一位就是新中國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主席。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共產黨的治藏政策和策略、甚至其方式方法，在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無不深刻地打上了毛主席個人的烙印，談中國共產黨這個時期的治藏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談毛澤東治藏思想。　　

毛澤東為政行事風格　　

黨內高級干部中，曾經有人比較過周恩來總理與鄧小平同志的為政行事風格，基本的評價是，周恩來是舉輕若重，鄧小平則是舉重若輕。周總理自己也曾感嘆，希望能夠做到舉重若輕，但是做不到。在這方面，似乎沒有人對毛澤東主席進行評價，事實上，也很難用這樣的方式來對毛澤東主席進行定位。　　

作為一位卓越的戰略家，毛主席在原則性重大問題上，自然是舉重若輕，同時在不同時期的具體問題上，既有舉重若輕的一面，也表現出細致、慎重的一面。也就是說，毛澤東主席把一些看起來似乎是小的事情放在全局高度去看，當作大事進行處理。　　

在“十七條協議”簽訂之前，毛澤東主席對于與和平協議簽訂有關的各項事宜，均親歷親為。當時英國、印度、巴基斯坦都已經在外交上承認了新中國，“接手西藏問題”的美國，“不便”公開插手，我國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相對有利，毛主席適時作出了“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的重大決策。　　

昌都戰役之前，毛澤東主席向西南局發出了如此一個詢問電報：“（一）甘孜到昌都一段很長道路是否能隨軍隊攻進速度修筑通車；（二）昌都能否修建機場及是否適于空投；（三）一個師進攻昌都是否夠用，藏軍似有相當強的戰斗力，必須準備打幾個硬仗，這方面你們有足夠估計否？”這可以視為舉輕若重的一個突出的例子。　　

和平進軍西藏任務基本實現后，毛澤東曾經三次明確指出，有關西藏的重要問題由中央處理。第一次是1952年4月8日，“中央并決定嗣后關于我方和藏方發生的政治、軍事、外交、貿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均集中由中央解決，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報告，同時告知西南局。”西藏地方黨委和軍區內部事宜，則仍由西南局和西南軍區主管，“西藏工委凡關與藏方發生交涉事件及對印度、尼泊爾等國的外交事件，均應每事報告請示，方能辦理。”并指出，“最近在拉薩創辦小學一事沒有報告和請示，是不對的。此外似乎還有一些事也未事先報告和請示。”　　

第二次是1952年5月19日，“再一次指出，你們和西藏人相關的各項工作，每項均須事前報告中央，經過批準，然后執行。此點工委應向所屬各機構發一嚴格的通知，責令遵行，不得忽視。”　　

第三次是1952年12月29日，毛主席在西藏工委關于成立西藏農牧部未報中央的情況和檢討給中央并西南局的報告上批語：“根據中央過去規定，我黨委和軍隊一切與西藏人民和西藏政府有關的重要問題，都須報請中央處理，不歸西南處理。西藏工委和軍區有些事并未遵守這一條規定。請（西南局和中央統戰部）引據規定原文給以再次指示。”　　

在處理1952年“人民會議”事件中，毛主席指出，這一過程中，“必會發生許多新情況，請你們在采取每一個步驟時隨時向我們作報告，其中重要者須得中央批準，然后執行。你們已經有了確定的總方針，在采取具體步驟時就須要又堅決、又慎重，才能準確地打中敵人的要害，爭取廣大的群眾。因此，寧可花費一些時間和中央交換意見以后再去動手為有利。”。　　

一般地說，對于一支部隊主要任務側重點的安排，應該屬于小的方面，比如說十八軍部隊進軍西藏第一年的主要任務是以修路為主還是以生產為主的問題。協議簽訂后，毛澤東曾專門問過這支部隊的軍事主官張國華，張的回答是應該以筑路為主，他是認為在1952年內即可修通到拉薩的公路，糧食問題可以很快得到解決。對這一回答，毛澤東仍然持一定的懷疑。在部隊進軍的過程中，毛澤東對能否在較短的時間內修通公路予以了很大關注，關注的結果是“明年修通是不可能的，也許需要兩年至三年才能修通。”為此，毛澤東專門給西南局領導交代，“定為生產與筑路并重，即令甘孜到拉薩沿途所駐部隊以一部分擔任生產，以一部分擔任筑路，在生產季節以較多的人從事生產，在其他季節則以全力筑路。此點在現在（信件日期為9月13日）就應確定，以便在冬季有所準備。”進軍西藏后的一項中央決策由是確定下來，而實際上，公路修通至拉薩已是1954年年底了。　　

閱讀《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毛主席“舉輕若重”的一面表現出了鮮明的歷史階段性特點。　　

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經營西藏”提上議事日程之后，第一個“舉輕若重”時間段主要圍繞和平解放協議簽訂和進軍西藏的安排；第二個時間段是1952年3-4月，也就是班禪一行正在進藏途中，還未到達拉薩之前、人民解放軍和工作人員還未完全站穩腳跟時所發生的“人民會議”事件；第三個時間段是1956年底到次年上半年，即達賴一行出訪印度發生風波時期；第四個時間段則是1959年西藏叛亂時期。文稿未能反映的還有1962年中印自衛反擊戰時期，這也是一大關注時間段。　　

對于每一個關鍵時間段，當工作走上正軌之后，毛主席會將“繼續”的工作，放手讓相關人員和部門去做，比如說西藏叛亂時期，到1959年5月11日，毛澤東主席總結了一個時期以來的工作包括對印度的政策與策略，對于一些大的方面作出安排以后，他的“主要精力又轉移到糾正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左’的傾向上來，不讓西藏問題干擾我們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不過，一旦出現重大事件和形勢出現大的轉變，毛澤東主席也會將目光轉移過來，比如說，1959年達賴一行出逃印度之后，印度方面挑起邊界問題沖突，毛澤東主席再次在一段時間內把精力放在這個問題上。（吳冷西《十年論戰》P203、210-215）　　

“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　　

毛主席對于西藏發展歷史目標的把握，有著長遠的思考，這是作為新中國的締造者高于其他人的地方，甚至可以說，什么時候從原則上把握，什么時候需要連具體細節也要進行關注，取決于某件事情在全局中的地位與作用。這一基本著眼點就是“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　　

他始終處于這樣的大背景下推動西藏地方的轉化的。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是一項完整而系統的工程，到西藏自治區正式成立告一段落，以后則納入到國家的整體運行之中；把西藏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成為了西藏革命和建設的根本落腳點。　　

毛澤東在1950年1月2日的電文中首次提出提出這一思想，他指出，解放西藏就是要把西藏“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1956年12月16日，再次指出，如果發生重大的叛亂事件，“那就有可能激起勞動人民起來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　　

對于“人民民主的西藏”，他有著具體的目標設定。和平解放之前，是“統一的富強的各民族平等的新中國大家庭中的一分子”以及“西藏的解放”、西藏人民與內地人民的“團結”。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后（1956年4月）是“更加團結和進步”。　　

從政治上著眼統籌考慮問題　　

西藏和平解放之前，毛主席即指出，1950年內占領昌都，“對于爭取西藏政治變化及明年進軍拉薩，是有利的”，“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當然也有別種可能）。”　　

在處理1952年“人民會議”事件中，毛澤東指出，“我們在政治上必須采取極端謹慎的態度，穩步前進，以待公路修通、生產自給并對藏民物質利益有所改善之后，方能談得上某些較大的改善。”　　

在民族聚居地區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這是《共同綱領》中確定的基本方針。西藏地區解放之后，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當然不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了，不過，當時還只是確定了基本原則，如何有效地實行這一創新制度，還處于摸索階段。對此，毛主席向中央領導同志鄭重提出，“區域自治問題，牽涉很廣”，“問題甚多，需加統籌”。　　

對于社會制度改革等重大問題，在還具備條件的情況下，毛主席為創造必要條件所實施的工作，歸結起來就是兩方面：影響和爭取群眾工作（這里的群眾主要是指廣大的農奴，也可以包含上層在內）以及上層統戰工作。其實上層統戰工作也是廣義上的影響和爭取群眾工作。毛主席在分析形勢時指出，“我們在目前不僅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物質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上層基礎，勉強實行，害多利少。”進藏部隊和工作人員要站穩腳跟，“達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內逐步地改革西藏經濟、政治的目的”，就必須解決生產（努力做到自給）和貿易（與印度和內地打通貿易關系）兩個問題。　　

毛主席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形成了一系列戰略思想。在重大的斗爭中，有一點體現得十分鮮明：做最壞的打算，爭取最好的結果。部隊進藏初期，由于內地運輸糧食和物資的公路未通，糧食主要借道印度運入和直接從印度購買運進。毛主席在制定和平解放初步實現后的工作時，對西藏工委提出了要立足于生產自給，除了以此來影響群眾的考慮外，還強調指出，“我們的立腳點，應放在將來有一天萬一印度不給糧物我軍也能活下去”，這一點成了到1954年底公路通車前的工作重點。雖然這一時期沒有出現印度在糧食問題卡我們的情況，但是從壞的方面打算仍是必要的，而且也確實爭取到了最好的結果。　　

在西藏，宗教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始終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大問題。毛主席在論及在西藏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時，有幾點十分重要的具體化，一是這一政策的含義不僅僅在于信仰宗教自由，更有不信仰宗教也自由；二是這一政策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我們的長期政策；三是信教自由不能搞不同宗教之間、同一宗教不同教派之間的厚此薄彼；四是對于宗教信仰問題采取尊重的態度、保護的態度，不是認同與接受唯心主義體系的態度；五是只要人民還信仰，就不能人為地去取消宗教。這一政策包括其一些具體內涵，至今仍舊是毛主席當年確定下來的。　　

和平解放基本實現后，著眼于將來在進行改革中需要有大批民族干部的考慮，在改革還遠未提上議事日程的情況下，就提出了這一戰略任務。“每年還可以選送一些青年來內地學習，長期學習和短期學習都好。因為這樣可以更多地培養一些建設西藏的民族干部”。后來，在執行“六年不改”政策，實行大收縮的同時，大規模地培養干部就開始了。　　

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　　

在處理西藏問題上毛主席確定了幾條基本原則，“西藏是中國領土，西藏問題是中國內政問題。人民解放軍必須進入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應速來京”。對于前一點，“西藏為中國內政問題，任何外國無權過問”，“中國軍隊是必須到達西藏一切應到的地方，無論西藏地方政府愿意談判與否及談判結果如何，任何外國對此無置喙的余地”；有的國家把它與中國進入聯合國這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聯系起來，是不能接受的。在涉及國家主權、內部事務問題上，剛剛站立起來的中國人民的那種自強、自信的姿態，很多人在時隔半個多世紀之后，在毛主席的這些言論中，深深感受到了。　　

對于后者，1950年5月24日指出，“西藏代表必須來京談判，不要在港談判”，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談判地點的問題，直接關系到從一開始就有著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影響的問題。　　

用和平方式解決西藏問題，是毛澤東主席一以貫之的思想。這一思想在西藏和平解放、提出“六年不改”政策、民主改革（對未叛統治階級人員實行贖買政策）、穩定發展、社會主義改造各個時期都得到充分的體現。　　

雖然制定了主要以和平方式處理西藏問題的方針，但這并不意味著徹底放棄非和平方式，否則，和平方式也就有可能難以達到目的。對于可能出現的復雜局面有足夠的準備，規模不大的昌都戰役就是這種原則性與靈活性體現的典范。作為一位杰出的戰略家，毛主席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基本原則下，審時度勢，用局部小規模戰爭來促進和平解放的實現，“這對于爭取西藏政治變化及明年進軍拉薩，是有利的。……如我軍能于十月占領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團來京談判，求得和平解決（當然也有別種可能）。”　　

和平解放時期毛主席提出“慎重穩進”的工作方針就是和平改革思想的反映。1951年5月23日，也就是簽訂“十七條協議”的當天，毛主席就對即將率領部隊和平進軍西藏開展西藏工作的張國華軍長（也是西藏工委書記）說：“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這兩件大事，一切工作必須慎重穩進。”　　

“十七條協議”中，提出了暫時維持西藏制度現狀的條款，這是基于西藏地區宗教影響很深，缺乏立即進行社會改革的群眾基礎和上層基礎而作出的安排。提出這一政策，也是為了消除上層疑慮和社會的對抗情緒，與清朝初年“立即宣布承認黃教大喇嘛原有的社會地位”（張羽新語）的做法有相似之處。　　

毛主席在多次談話和文稿中一再強調，這并不等于西藏地區不要改革，改革是不容置疑的。“十七條協議不實行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一定要實行。但其中哪一條你們現在不愿實行，可以暫時不實行，可以拖。因為協議上并沒有說哪年哪天一定要實行。已經拖了三年，如要拖，可再拖三年。三年過去后，還可拖三年，拖它九年也可以。不能干人家反對干的事情，要等待人民的覺悟。我們相信人民一定會覺悟。”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說：“西藏由于條件還不成熟還沒有進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條協議，社會制度改革必須實行，但是何時實現，要待西藏大多數人民群眾和領袖人物認為可行的時候，才能作出決定，不能性急。現在已決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不進行改革。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內是否進行改革，要到那時看情況才能決定。”（P160-161）社會制度的改革必須進行，這就是協議中“暫時”一詞的本意。　　

對于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制度改革，毛澤東主席提出的基本方針是和平改革，“條件不成熟，不能進行改革。一個條件成熟了，其他條件不成熟，也不要進行重大的改革。……沒有群眾條件，沒有人民武裝，沒有少數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進行任何帶群眾性的改革工作。”對于西南局所擬的與西藏地方代表談判的條件，毛澤東主席之所以強調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處理改革事宜，就是和平改革思想的體現。　　

為達到和平改革的目的，毛澤東主席從各個方面付出了極大的心血，舉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1952年8月到1957年，西藏組織了13批1000多人的致敬團、參觀團、觀禮團等，毛澤東主席多次親自接見。“參觀團的參觀很有益處，大家應當相互交流經驗。”（1956年2月12日與藏族人士的談話）也是為改革創造條件的重要工作。　　

在處理“人民會議”事件中，原則性與靈活性統一體現得很明顯，“我們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勢，責備此次示威和請愿的無理（破壞協定），但在實際上要準備讓步，等候條件成熟，準備將來的進攻（即實行協定）”，強調“不要自縛手腳”，“為了完成軍事準備及利于持久，你們要加緊儲糧集彈，筑工事，此外油鹽及柴火也要儲集”。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成功地處理了“人民會議”事件。　　

堅持區別對待的政策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想給民族關系帶來了危害，毛主席在批判它時，不同時期的重點是不同的。1953年時，國內主要是大民族主義思想的影響，毛澤東主席為此專門起草黨內指示，要求進行認真教育，逐步解決這一問題，同時“進行公開的批判，教育黨員和人民。”　　

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它的前提是要對人、對事要看到和抓住本質。以“人民會議”事件為例，其提出的“請愿”意見多種，如果只看到具體的意見，就無法從全局角度去認識，更難以妥善地處理。毛主席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也不是對協議中某些條文的實行步驟和方法提出建設性的意見，而是根本反對實行協議。”對于以兩司曹為首的分離主義勢力幕后操縱搞“人民會議”事件，提出要讓廣大的官員、上層僧侶充分明了兩司曹的罪惡所在，在社會面的基本認識上，做好輿論工作，促進西藏工作轉入正常的軌道上來。　　

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也表現在辯證地對待發展的速度問題上。在與達賴談話時，就指出：對于西藏的發展事宜，“是不能性急的，性急反倒慢了，不性急反倒會快。現在在西藏上層反對改革的人較多，如果勉強去辦，你就會孤立。改革的事，沒有多數人贊同是辦不通的。”　　

關注西藏革命和建設的階段性　　

西藏革命和建設事業，具有鮮明的階段性。這就要求我們做工作的時候，考慮這一特點，適時調整和提出階段性的目標任務。　　

和平解放基本實現，人民解放軍和進藏工作人員站穩腳跟，初步打開工作局面后，毛主席就提出了新的工作方向：“我們的方針是團結進步，更加發展。”　　

自治區籌委會成立前后，1956年2月12日毛主席在接見在京藏族人士時說：“西藏現在不是搞合作社的問題，而是進行民主改革的問題。什么時候進行，由你們自己去決定。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后，可以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要由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下決心，要由西藏的僧俗官員和寺院的喇嘛、堪布們決定。要有一個醞釀的時期，一年、兩年、三年，通過討論，打通思想。有人贊成，也有人反對，兩方面的意見都可以講。多醞釀、多討論有好處，大家都講，慢慢地就講通了。”　　

　1956年12月16日　，毛主席在修改中央給西藏工委的復電中明確作出“六年內不改革”的決策：“改革一定要得到達賴、班禪和僧侶領導人的同意，要各方條件成熟，方能實行。現在無論上層和人民條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幾年都不能實行改革。”與此同時毛主席還估計到另一種可能：“如果受外國指揮的反革命分子不通過協商而一定要通過反叛和戰爭破壞十七條協議，把西藏情況打爛，那就有可能激起勞動人民起來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毛主席把這個復電加發給正在印度訪問的周恩來。十二月三十日，周恩來把這個決策向正在印度參加釋迦牟尼涅槃兩千五百周年紀念活動的達賴喇嘛作了傳達。　　

認識到階段性特點，并不意味著工作中的無所作為，要積極努力推進下一階段條件的轉化，不失時機地推進西藏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加快發展。“要有計劃地、逐步地創造改革的條件，如增強互相信任，培養人才，進行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建設工作。”　　

　1959年1月22日　，毛主席指出：“在西藏地區，現在及今后幾年內，是敵我雙方爭奪群眾和鍛煉武裝能力的時間。幾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總要來一次總決戰，才能徹底解決問題。西藏統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現在他們有了一支斗志較強的萬人叛亂武裝，這是我們的嚴重敵人。但這并沒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為有可能最后用戰爭解決問題。但是（一）必須在幾年中將基本群眾爭取過來，孤立反動派；（二）把我軍鍛煉得很能打。這兩件事，都要在我同叛亂武裝的斗爭中予以完成。”　　

三月十二日，正在武昌的毛主席致電中央說：“照此形勢發展下去，西藏問題有被迫早日解決的可能”。同時指示西藏工委：“目前策略，應是軍事上采守勢，政治上采攻勢。目的是分化上層，爭取盡可能多的人站在我們一邊，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內，使他們兩派決裂；教育下層，準備群眾條件。”還說：西藏工委爭取在拉薩打一大仗更為有利。“如果達賴及其一群逃走，我軍一概不要阻攔，無論去山南、去印度，讓他們去。”同時提出兩種處置辦法：“（一）宣布為叛國者，以后只有在他悔過認罪之后，才可以回來；（二）宣布為被人挾持者，仍然希望他設法脫離叛眾，早日回來，羅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給他留著。”　　

1961年“四二一”指示，是在毛澤東等的多次談話指示的基礎上形成的。“從今年算起，五年以內不搞社會主義改造，不搞合作社（連試點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改革搞徹底，讓勞動人民的個體所有制穩定下來，讓農牧民的經濟得到發展，讓翻了身的農奴群眾確實嘗到民主改革給他們帶來的好處。在這五年我們在西藏的一切政策包括經濟政策、財貿政策、社會改革政策、民族政策、對上層人士的團結改造政策、宗教政策等等，都一定要力求穩妥，都要防左防急。”　　

注：文中的引文，多自《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編，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2008年7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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