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反修防修的戰略高度出發，

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甄巖

（一）前言。

毛澤東同志在中共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科學地總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見《中共九大政治報告》）毛主席提出的這條基本路線，經過半個世紀的社會歷史實踐，反復地證明了它完全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它的確是我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生命線。

后來恰恰是因為，沒有按照毛主席的路線辦，沒有正確地理解和處理好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沒有正確地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結果使社會主義國家出現變質。

（二）毛主席發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自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斗爭以后，毛主席從中國社會現實的國情和“反修防修”的戰略高度出發，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場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一個發展過程。對毛澤東來說，對全黨來說，這個運動應當怎么搞，并不是一開始就有了一套具體的方針、政策和方法。這些都是在社會實踐中，通過不斷總結經驗，逐步探索出來的。

毛主席在指導中蘇論戰的同時，又指導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兩件事關中國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運的大事，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并且進一步推動著，使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發展到一個更高的階段，直到在中國大地上興起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

八屆十中全會之后，由于種種原因，絕大多數省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沒有搞起來。1962年冬和1963年初，毛主席在杭州、南昌、長沙、武漢、鄭州、邯鄲等地，分別找來一些省委負責人談話，只有湖南省委書記王延春、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向他匯報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情況。毛澤東感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問題并沒有引起各地負責人的高度重視，感到問題嚴重，決定在1963年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講一下。

中央工作會議于2月11日至28日在北京召開。會議決定，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增產節約和“五反”運動。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

“五反”運動，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方式之一，只限定在城市中進行。農村中如何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會議沒有作什么決定。而毛澤東所關心的恰恰是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他印發會議的兩個文件都是農村搞社會主義教育的，一個是湖南省委的報告，一個是河北省委的報告。毛主席稱贊這兩個報告“都是好文件，值得引起全國各地、中央各部門的同志們認真研究一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257）

2月2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談農村工作問題，劉少奇、鄧小平參加。他說：“各省農村情況究竟如何？王延春、劉子厚同我談過，他們都寫了報告。但劉子厚的報告沒有寫清楚。對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講什么？他們原來寫了提綱，按提綱講碰了釘子，后來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講。誰講？我看從省委書記到縣委書記，凡是年輕力壯的都要到公社去講。”這個時候，“四清”的問題還沒有提出來，在農村搞社會主義教育主要是宣講十中全會的三個文件（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公報、《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毛主席在談話中講了一段意味深長的話，他說：“在農村要加強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義。現在的事情，實際上是上一個朝代傳下來的，是上一個朝代孕育的。”

建立什么制度，采取什么具體措施防止修正主義呢？這時毛主席也還沒有具體方案。他主要強調要靠教育，并且渴望了解下面提供的實踐經驗。

在中央工作會議最后一天會議上，毛主席專門講了社會主義教育問題。他強調指出：“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他說：“我跑了這么多省，兩個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長沙，劉子厚同志在邯鄲）突出地跟我講這個問題。干部教育中，要保護大多數，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來，也不是洗泠水澡，也不是洗滾水澡，而是洗溫水澡。然后，他們去和貧下中農積極分子結合，團結富裕中農以及或者已經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殘余、富農分子，打擊那個猖狂進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風’的歪風邪氣、牛鬼蛇神。”

他說：“現在又證明，我們的干部，包括生產隊長以上的這些不脫離生產的以及脫離生產的，絕大多數不懂社會主義。他們之所以不懂責任在誰呢？在我們。我們沒有教育嘛，沒有教材嘛，沒有像‘六十條’這樣的東西以及階級教育。十中全會公報是很好的一個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還得照湖南、河北現在的辦法。請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這些報告，參考你們自己的經驗，加以研究。要走群眾路線，保護大多數干部，又使他們放下包袱，又解決問題。只要五個晚上，歪風邪氣、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不需要多少時間。”毛澤東問王延春：“只要五個晚上，是不是這樣？”王延春答：“是這樣的，可能有的多一點。”毛主席接著說：“這個教育問題，提出來還只有一兩年，從‘六十條’起，還只有兩年，從去年七千人大會著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一年多。再有幾年，我們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個個拿來槍斃，不能用那個生硬的方法。像劉少奇那天講的斯大林那個辦法，動不動就殺人，那不解決問題。”

“刮五風”那幾年，毛主席也曾經批評干部不懂得社會主義，主要是指他們不懂得按勞分配原則和價值法則，違反和破壞了這些原則。現在毛主席又說絕大多數干部不懂得社會主義，主要是指干部不懂得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這是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中極其重要的問題。

最后，毛主席還特別囑咐大家，要抓緊社會主義教育同今年的經濟工作。他說，今年如果能夠再增產150億斤到200億斤糧食，棉花再增產若干，油料再增產一些，工業的調整再有一個進步，那就很好了。（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3年2月28日）

這次會議對于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來說具有標志性的意義。會后，各地紛紛行動起來，把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當作一件大事來做，并且初步總結了一些典型經驗，上報中央。

2.毛主席對這些經驗極為重視，選其重要者，及時批轉各地，催促參照執行。

二月會議后，毛主席批轉的第一個文件，是山西昔陽縣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這個材料以中央文件名義于3月23日轉發，原題目是《中央轉發一個調查材料：昔陽縣干部參加勞動已形成社會風尚》。毛主席審批時，覺得標題太平，不足以引起注意，重新擬寫了一個標題：《山西省昔陽縣，縣、社、大隊、生產隊四級干部全體參加生產勞動的偉大范例》。

4月間，毛主席又先后收到幾個報告。主要有：（1）4月4日保定地委關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報告。這個報告第一次提出“四清”問題，即“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工分、清理財務”。這是保定地委在農村貫徹“六十條”、貫徹勤儉辦社和民主辦社當中提出來的。他所針對的主要是農村干部中大量存在的多吃多占、賬目不清、貪污盜竊等現象。報告認為這些都是損害社會主義、損害集體經濟的行為，并且寫道：“事實再一次證明階級和階級斗爭確實是存在的。兩條道路的斗爭是激烈的。在生產隊開展‘四清’實際具有農村‘五反’性質。這是又一次反擊資本主義向集體經濟進攻的社會主義革命斗爭。”毛主席4月8日南下路過天津時看到這個報告，當即予以肯定，說不搞“四清”怎么搞社會主義？隨后路過濟南、南京時，向山東省委和江蘇省委負責人推薦了這個報告。（2）4月10日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兩個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提出用村史、家史等對青年進行階級教育。（3）4月15日河南省委關于當前農村社教運動情況的報告，匯報了中央二月會議以后，對全省社教運動的部署。

毛澤東對這幾個報告都很重視。到了上海，4月25日在同周恩來、鄧小平等討論對蘇共中央3月30日來信的復信稿時，特地提請他們注意這幾個報告。但當時大家的心思都不在這里，沒有怎么討論。毛澤東覺得，這么重要的問題，沒有引起注意，實在有加以強調的必要，于是便找彭真來，幫助起草轉發這些報告的批語。

3.毛澤東很快覺得，指導全國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僅僅依靠一個一個地批轉典型材料已經不夠了，需要中央作出一個決定，全面闡明指導整個運動需要解決的一系列思想認識問題和具體的方法、政策，使全黨統一認識，保證社教運動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他指定彭真（后加陳伯達）具體主持決定的起草工作。這個決定后來定名為《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

自5月2日至12日，毛主席在杭州召開討論和修改《決定（草案）》稿的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彭真、陳伯達、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另外，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和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也參加了會議。

會議期間，毛主席繼續閱讀各地送來的關于農村社教運動的報告，選出一些重要的印發會議并加寫批語。毛主席在主持討論修改文件時，發表了許多重要意見。這些批語和意見，以及印發的材料，成為形成決定草案的思想指導和基本素材。

5月2日（即會議第一天），毛主席親自起草對宋任窮的報告和河南省委的報告的批語。在征求中央其他領導同意后，于5月10日發出。批語指出：“河南報告說明，他們在中央二月會議以前是沒有根據十中全會指示的精神，認真地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沒有抓住問題的要點，沒有采用適當的方法。二月會議以后，他們抓起了這個工作，并且抓住了問題的要點，采取了適當的方法。”批語在肯定河南的試點工作后指出：“總之，必須團結絕對大多數（百分之九十幾）的干部和群眾，適當地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即解決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關系問題，組成有領導的廣大干群隊伍，以便一致對敵。對壞人壞事，也要有分析。輕重不同，處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須以教育為主，以懲辦為輔。真正要懲辦的，只是群眾和領導都認為非懲辦不可的極少數人。”批語向全黨推薦了宋任窮報告中講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廠史教育青年群眾的做法，認為是普遍可行的。批語最后指出：“社會主義教育是一件大事，請你們檢查一下自己在這方面的認識和工作，檢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點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適當，查一查是否還有很多的地、縣、社沒有抓住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話（看來一定是有的），應當在農忙間隙，在不誤生產的條件下，抓住進行。”這個批語，毛主席特地用中共中央指示的形式下發，意在大力推動全國農村的社教運動。同時，在工作步驟和政策上，采取了較為穩健的方針，強調：“特別要注意分步驟的方法、試點的方法和團結大多數、孤立極少數的政策”。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296-297）

5月7日，毛主席主持討論決定草案第一稿。他對這個稿子提出了指導性的修改意見。說不要那么長，要短些，嚴肅些。要寫些這樣的問題，如認識不一致的問題。他說，他走了十一個省，只有王延春、劉子厚滔滔不絕地向他講社會主義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講。三級干部會開了，社會主義教育沒有抓住要點，方法不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要點就是：階級、階級斗爭，社會主義教育，依靠貧下中農，“四清”，干部參加生產勞動這樣一套。這時，毛主席對社教運動的內容已經形成一個基本規定。

然后，他進一步闡述了對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一些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他說：各地都要試點，試點很要緊。凡是一般化的，不觸及洗手洗澡，不觸及貪污盜竊，就不能抓住問題。我們在農村中十年來沒有搞階級斗爭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1957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現在這個方法。現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溫水澡。說精神愉快，那是結果，要有點緊張，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緊張。有些人實行了退賠，就不戴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來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貪污，二不叫盜竊，傷人不要過多。十年來，“四清”就沒有搞清楚過。“四清”是人民內部矛盾，敵我矛盾就是敵人的破壞，投機倒把，貪污盜竊。要用現在這個方法，使多數人洗手洗澡，輕裝上陣。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團結教育過來，發動群眾，打擊極少數貪污盜竊分子。要使多數人有敵我觀念，把階級隊伍組織起來。

他又提出：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會上總是一分為二，對立的統一，沒有貪污盜竊，不成世界。不然辯證法就不靈了。

毛主席與大家一起進餐。他舉杯祝酒：“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義根子的勝利干杯！”他接著說：“有人有顧慮，無非是兩條，一是怕耽誤生產，一是怕傷人太多。要使階級斗爭和社會主義教育有利于生產。‘四清’、‘五反’的結果，一定會有利于增加生產。”

飯后，繼續開會。他說：干部參加勞動問題，請大家注意一下。昔陽的材料很好，你們看了沒有？那個縣的干部每年參加勞動，至少有六十天。那是一個在山上的縣，很窮。越窮就越要搞社會主義。富了就不搞了嗎？！各省都有這樣的材料，浙江搞了7個。請每個省都搞一批。干部一參加勞動許多問題就得到了解決。修正主義的根子就在這里。支部書記參加勞動了，大隊長、隊長、會計就會參加，整黨整團就好辦了。這樣，修正主義就少了。縣、社兩級干部也要參加勞動。我希望在幾年之內，分期分批，辦到昔陽那樣的程度。

說到組織階級隊伍問題，毛主席認為，“六十條”中對階級隊伍問題寫得不突出是一個缺憾。他說：農村里貧下中農大約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組織起來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條”時，還沒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誰的問題。依靠誰，總得有階級，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較貧苦的。（《毛澤東傳》，1949-1976下，P1314-1318）

5月8日，毛澤東又向會議印發并推薦了湖南省委的兩個報告：關于農村社教運動情況的第二次報告和關于樹立貧農優勢的報告。

當天晚上，毛澤東又召集會議。在彭真匯報文件還沒有寫好時，毛主席說：“你們的文件就是平淡，邏輯性也不夠，有的長，有的短。”當有人說，看到一些報告受到了啟發，毛主席說：“啟發就是河南的這兩個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陽的報告，寫得很好。浙江的七個材料我都看了。”

毛澤東提到的河南的兩個材料，指的是在《中南通訊》上刊登的《偃師縣三級干部會議的做法》和《巨陵店區三級干部會議》。同時刊登的還有另外兩篇，湖北的《五里界區四級干部會的開法和效果》和湖南的《花明樓公社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受到毛主席的稱贊。毛主席向全黨推薦了這四個材料，并給了很高的評價。他在批語中寫道：“這幾個文件很好，看到了問題，抓起了工作，正確地解決了大量的人民內部的矛盾和敵我之間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確的，因而大大地推動了農業生產。可以作為各省、地、縣、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工作的光輝的榜樣，應當組織干部學習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都需要收集這種又有原則，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階段、有過程、有結論的文件，請你們注意這件大事，認真調查研究，是為至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285-286）

當彭真匯報到對階級斗爭調查研究做得不深入時，毛主席說：“什么是調查研究的范圍？一個生產斗爭，一個階級斗爭，一個科學實驗。不然，哪有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不參加生產，是總結人家的生產經驗。我們這些人年紀大了，不能勞動了，就靠總結人家的生產經驗。現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參加生產勞動。階級斗爭和生產同時搞就不行？一邊開會，一邊生產，生產勁頭就來了。階級斗爭可以促進生產嘛。”

有人談到，北戴河會議后認識仍不一致，大家要求兩三個月就在主席處開一次會。毛主席說：“噢！就是‘不唱天來不唱地，只唱一本香山記’。”（這句話，出自一本流行于民間的說唱書。）毛主席接著說：“你們中央局就開這樣的會。注意這種會不要傷人。傷人只傷少數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還要縮小，還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罵。有些事不要搞絕了。過去幾年沒有管，要在幾天就解決，恐怕也困難，還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壓服不行，壓而不服，一定要說服，說服就要有一個過程，一次誰都認識不了。現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暢。貧雇農不起來，幾股黑風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夠心情舒暢嗎？干部心情不舒暢，貧下中農也不能心情舒暢。要反對修正主義。要不這樣搞，地富反壞就要反攻倒算，投機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來，不出修正主義才怪！”

談到整黨時，毛主席表示：“整黨，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階級斗爭，不搞生產，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貧下中農組織搞起來，整黨怎么搞得起來？這些事，兩年做好就不錯了。”

本來，會議已經完了，毛主席又接到周恩來來信，希望向他匯報關于“躍進號”失事的處理情況，同時就便在杭州與各中央局書記談談糧食、精簡和農業生產問題。毛主席又征求各中央局書記的意見，大家都表示留下來等總理。

5月9日這一天，毛主席又轉發了浙江省委辦公廳印發的《一批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他一口氣寫了1300多字的長篇批語。毛澤東把干部參加生產勞動看作是一件具有“偉大革命意義”的極其“重大問題”。他希望爭取在三年內能使全國全體農村支部書記認真參加生產勞動，城市工廠支部書記也應當是生產能手。他寫道：

“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是使無產階級能夠和廣大勞動群眾聯合起來，實行民主專政的可靠保證。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

關于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和意義，他是這樣寫的：

“這一場斗爭是重新教育人的斗爭，是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向著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作尖銳的針鋒相對的斗爭，把他們的反革命氣焰壓下去，把這些勢力中間的絕大多數人改造成為新人的偉大的運動，又是干部和群眾一道參加生產勞動和科學實驗，使我們的黨進一步成為更加光榮、更加偉大、更加正確的黨，使我們的干部成為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不是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而是同群眾打成一片、受群眾擁護的真正好干部。這一次教育運動完成以后，全國將會出現一種欣欣向榮的氣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類出現了這樣的氣象，我們的國際主義的貢獻也就會更大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293-294）

毛主席這個極其重要的批語，對于反對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陰謀，對于反修有極其偉大的現實意義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具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毛主席逝世之后，至今30多年的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一再地證明了毛主席這些重要指示的客觀真理性！

然而，鄧小平之類馬克思主義政治騙子一上臺，馬上背叛了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使中國徹頭徹尾地按照美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調子跳舞，使毛主席在世時的偉大的、令無產階級和億萬勞動人民群眾無比自豪的中國，而今卻成了美國帝國主義的小“伙伴”、小走卒，多么令人痛心疾首啊！

毛主席所預言的“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么危險的情景啊！”現在是不是真真切切地變成了血淋淋、活生生的現實呢？！

5月10日和11日，毛主席集中兩天時間修改《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先后修改了四稿。

決定草案共十個問題：（1）形勢問題。著重說明整個你吃的形勢和農業生產的情況是好的，而且一年比一年好。（2）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否還有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的問題。重申了八屆十中全會公報和毛主席的有關論述。（3）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斗爭情況。列舉九個方面的事實，來證明這一論斷。所列舉的這些事實中包括：被推翻的地主富農分子伺機反攻倒算，進行階級報復，千方百計地腐蝕干部，篡奪領導權，進行恢復封建的宗法統治的活動；雇工剝削、放高利貸、買賣土地的現象也發生了；出現了新的資產階級分子，靠投機、剝削，大發其財；在機關中和集體經濟中出現了一批貪污盜竊分子、投機倒把分子、蛻化變質分子等等。（這些在今天中國社會和廣大農村幾乎普遍地變成了現實，而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筆者注。）（4）我們的同志對于敵情的嚴重性是否認識清楚了的問題。其中引用了湖南省委報告中的一段話：“政治上和平共處，組織上稀里糊涂，經濟上馬馬虎虎，怎么能建設社會主義？”（5）依靠誰的問題。強調依靠貧下中農是黨在農村中要長期實行的階級路線。（6）目前農村中正確地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政策和方法問題。引用了毛主席在二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話“階級斗爭，一抓就靈”。強調一定要分步驟，一定要經過試點。（7）怎樣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的問題。（8）“四清”問題。指出目前社、隊普遍存在四不清的矛盾，這種矛盾主要是干群之間的矛盾，必須予以解決。黨的方針是：說服教育、洗手洗澡、輕裝上陣、團結對敵。（9）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問題。提出黨的基層組織，必須放在積極勞動的先進分子手里。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對于社會主義制度說來，是帶根本性的一件大事。（10）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進行調查研究的問題。中共中央認為，以上十個問題，是當前農村中的根本問題，是關系黨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和經濟上的幾項基本建設。決定草案附了經毛主席批轉過的20個材料。

毛主席在修改時加寫了具有前言性質的一大段話，回答了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這個哲學觀的認識論問題。他寫道：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從事各項斗爭，有了豐富的經驗，有成功的，有失敗的。無數客觀外界的現象通過人的眼、耳、鼻、舌、身這五個官能反映到自己的頭腦中來，開始是感性認識。這種感性認識的材料積累多了，就會產生一個飛躍，變成了理性認識，這就是思想。這是一個認識過程。這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第一個階段，即由客觀物質到主觀精神的階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階段。這時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論、政策、計劃、辦法)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外界的規律，還是沒有證明的，還不能確定是否正確，然后又有認識過程的第二個階段，即由精神到物質的階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階段，這就是把第一個階段得到的認識放到社會實踐中去，看這些理論、政策、計劃、辦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預期的成功。一般的說來，成功了的就是正確的，失敗了的就是錯誤的，特別是人類對自然界的斗爭是如此。在社會斗爭中，代表先進階級的勢力，有時候有些失敗，并不是因為思想不正確，而是因為在斗爭力量的對比上，先進勢力這一方，暫時還不如反動勢力那一方，所以暫時失敗了，但是以后總有一天會要成功的。人們的認識經過實踐的考驗，又會產生一個飛躍。這次飛躍，比起前一次飛躍來，意義更加偉大。因為只有這一次飛躍，才能證明認識的第一次飛躍，即從客觀外界的反映過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論、政策、計劃、辦法等等，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此外再無別的檢驗真理的辦法。而無產階級認識世界的目的，只是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無別的目的。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現在我們的同志中，有很多人還不懂得這個認識論的道理。問他的思想、意見、政策、方法、計劃、結論、滔滔不絕的演說、大塊的文章，是從哪里得來的，他覺得是個怪問題，回答不出來。對于物質可以變成精神，精神可以變成物質這樣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飛躍現象，也覺得不可理解。因此，對我們的同志，應當進行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克服困難，少犯錯誤，做好工作，努力奮斗，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偉大強國，并且幫助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廣大人民，完成我們應當擔負的國際主義的偉大義務。”（根據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乙種本)》刊印。）

這個“前言”，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闡發，較之《實踐論》，更為簡潔概括、通俗易懂，也更加大眾化。毛主席反復地強調：要“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他的這篇哲學名篇《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率先為哲學家們作出了榜樣！

關于這篇文字寫作的由來，毛主席的衛士張仙朋有個回憶。他說：

“一九六一年年底，有一天我到主席辦公室。毛主席突然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問我什么叫思想，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對主席提出的問題，我一時答不上來。主席笑了笑說：這樣簡單的問題，有些人并不懂得。他對我解釋說，人的正確思想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自己頭腦里本來就有的，而是從社會實踐中來的。毛主席告訴我，他正考慮在他的《實踐論》的基礎上，根據社會主義時期的實際情況，再寫一篇哲學著作。……現在搞社會主義，這還是一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要想使人的認識從必然王國飛躍到自由王國，這里有很多條件，就像你們游泳也有個規律，也要有條件一樣。……學游泳必然要喝幾口水，只有喝上幾口水，才能認識水的特點和掌握游泳的規律。搞社會主義也是這個道理。接著毛主席又意味深長地說：人們常說，‘虎死了留皮，人死了留名’。我這個人啊，只要為人民留點文就行了。”（張仙朋《為了人民……》，見《當代》雜志1979年第2期）

1961年底，中共中央正在工作會議，為七千人大會做準備，總結建國以來主要是1958年以來的經驗。毛澤東也正在思考這個問題，并想從認識論的哲學高度加以總結。當時，他雖然沒有專門系統地講述這個問題，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東西，但在七千人大會的講話中已經涉及這個問題。他強調，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飛躍，必須經過反復的實踐，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才有自由的活動。可見這個“前言”是醞釀已久的。

毛主席對決定草案第十條也加寫了一段話，強調學習和普及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必要性，提出要“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

5月11日晚，毛主席將決議草案改好后，在住地召集會議，再次討論。周總理參加了這次會議。

毛主席說：這個文件還是個草案，因為在座的常委還不到半數，還要拿到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去議一議，討論決定。請總理明天帶回去議。彭真同志可到南方幾個省跑一跑。他對在座的各中央局第一書記說：你們明天可以把草案帶回去，每個省也可以發一份。開會的方法，可以先發材料，要先看這二十個材料，看個三天五天，議一天，引起議論。不要使大家對中央的東西先有一個框框。

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做法，他說：不要性急，橫直準備搞他一年、兩年，兩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時還搞不了，就不要勉強搞。可以允許兩個辦法，一個搞，一個暫時不搞。這樣一來，就防止了急。總之，這一次要搞得穩一點，分期分批，一個縣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試點，可以有先有后，允許參差不齊。這樣就做得好。

在大家對決定草案討論時，周恩來提出：“是提團結百分之九十幾，還是寫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有人說，“是否寫百分之九十五好些”。毛主席說：“我看可以這樣說的，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經批的文件，都改過來。”

周恩來問：“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的順序，要改成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還是怎么寫都可以？”毛主席說：“按社會科學來講，首先是生產斗爭。科學實驗是講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不好搞。”

關于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三者關系的問題，后來毛主席曾作過專門分析。他說：“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三者必須結合。只搞生產斗爭、科學實驗，不抓階級斗爭，人的精神面貌不能振奮，還是搞不好生產斗爭、科學實驗的。只搞生產斗爭，不搞科學實驗，行嗎？只搞階級斗爭，不搞生產斗爭、科學實驗，說擁護總路線，結果是假的。我說石油部作出了偉大的成績，既振奮起了人們的革命精神，又搞出了六百萬噸石油，還有一百萬噸的煉油廠，質量是很高的，是國際水平。”（毛澤東聽取薄一波、譚震林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64年3月24日）

毛主席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很重視生產斗爭，但他更重視階級斗爭。因為，不搞階級斗爭，人們的精神面貌振奮不起來，還是搞不好生產。這的確是一個科學的真理。你不抓好革命、抓好階級斗爭，來振奮人們的精神，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就不可能推動生產的發展。只有抓好了革命，抓好了階級斗爭，解決了人們的思想問題，振奮了人們的精神面貌，才能夠更好地推動生產的發展。這就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他特別強調要“抓革命，促生產”的道理。

在討論中，有人提出：搞社會主義教育還要注意不同地區，例如新疆就不同。毛主席說：“要注意不同地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的做法要有不同。西藏、新疆做法要有不同。甘肅、青海、寧夏也要注意民族地區的特點。”

在前一次談話中，毛主席曾經形象地把階級斗爭現象比作“螞蟻”，說大踏步走路就看不見螞蟻，一蹲下去就看見了。這主要是批評忽視階級斗爭的傾向。這一次談話又強調了另一面，說：沒有“螞蟻”的地區就不要去找“螞蟻”，比如那些一類隊，一定要搞階級斗爭就不一定。那些地方，過去注意了階級斗爭，注意了社會主義教育，就不一定采取這些方法去搞。但是，人民內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講到干部退賠時，他說：贓物贓款，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過不去也不好，群眾過些時候也會同情他的。

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做法，毛主席說：從基本上說，不是派人去的問題，而是依靠群眾，依靠省、地、縣、社的廣大干部。把廣大干部群眾發動起來，這是最主要的。用這種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來辦好人民公社。（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談話記錄，1963年5月11日）

決定草案就要提交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一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即將在全國逐步開展。鑒于過去歷次運動的教訓，毛澤東這一次顯得特別謹慎。反復思量，徹夜未眠。第二天（5月12日）一清早，又把各中央局書記找來談了一次。中心意思是：不要性急，要搞穩一點，不要搞亂了。

他說：還有些話，又把你們找來了，談談總結經驗這個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7月20日北戴河會議以前再開一次小型的會，總結總結這一段的經驗，搞得天下不是大亂，中亂小亂也不好。你曉得地委怎么樣？摸一摸底，不然，寧可不發動。要自覺的，不要勉強的，要他懂得這是怎么一回事。準備一年、兩年搞完，搞好。不要傷人，傷了人，敵人又搞不準。“四清”我們從來沒搞過，過去有許多運動，搞出毛病，后邊還要平反。對于干部要著重說服，說服不通的，就用實際證據再說服。老口號不行，沒有貧下中農來說服不行，那些頑固的，你們說不行，他就是聽群眾的。總之，中央局要看情況，如果蠻干一氣，你就開會，把蠻干的說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亂了。毛主席強調指出：對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實行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這一條。手腳不干凈的要檢討。要講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鋪開的不算不名譽，不然他力爭上游，一哄而起。就怕傷人，搞過了頭。（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談話記錄，1963年5月12日）

5月18日，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5月20日正式下發，成為全國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導文件。

（三）制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后十條”。

杭州會議以后，各地開始進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試點，城市的“五反”進一步展開。1963年9月，中央機關的“五反”運動基本結束。

毛主席最擔心的是農村社教運動出亂子，搞過了頭。雖然，毛主席多次打招呼，三令五申，但在試點中仍然發生了混淆兩類矛盾、打擊面過寬的問題。 

在一線負責這項工作的彭真，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從5月15日到6月15日，用了一個月時間到一些省份視察，發現了不少問題。7月4日，向毛主席黨中央寫了一份情況報告，提出“不要重復老區土改整風時‘搬石頭’、‘跳圈子’的錯誤”。同時，各地陸續報來一些材料，反映農村社教中出現的一些偏差和問題，提出要劃清一些具體的政策界限。為此，中央決定，由鄧小平、譚震林主持起草《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具體工作由田家英組織的一個起草班子負責。這個文件也寫了十條，簡稱“后十條”，五月間下發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

“后十條”首先肯定“前十條”，是“一個偉大的具有綱領性的文件”，并肯定了毛主席關于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問題的論述，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提法。兩個十條的核心內容是一致的。但“后十條”主要是針對前一階段試點工作中出現的偏差和問題，從政策上作出一些具體規定，著重劃清一些政策界限。

9月6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議程之一就是討論“后十條”。會議通過了這個文件，同時提出一些意見。

會議最后一天，毛主席發表講話。在講到國內問題時說：我們現在搞農村十條（這里指“前十條”。——引者注），城市“五反”，實際上是在國內反對修正主義，打下基礎。這中間，要包括意識形態方面，除了文學之外，還有藝術，比如歌舞、戲劇、電影等等，都應該抓一下。現在各省都在抓，多數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還沒有大注意。要推陳出新。過去唱戲，凈是老的，帝王將相，家院丫頭，保鏢的人，黃天霸之類，那個東西不行。推陳出什么東西呢？陳就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要把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東西推出去，出社會主義的東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舊形式要搞新內容，形式也得有些改變。總而言之，老是帝王將相，劉、關、張，凈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現在經濟形式已經改變了，是社會主義經濟了；上層建筑應該適應這個經濟形式，上層建筑的形式也應該有所改變，內容也應該有所改變。（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63年9月27日）

毛主席的這個講話極為重要，他把在國內，反對修正主義和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有機的統一起來，不僅要搞城市“五反”，抓黨和國家機關、上層建筑，還要搞好農村的“四清”，搞好經濟基礎，同時，還必須要抓好意識形態方面的斗爭，特別是文藝領域。他越來越關注文藝領域的問題。過了兩個月之后，他于12月12日，寫了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批示：

“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于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436-437）

又過半年，1964年6月27日，毛主席又寫了語言更為尖銳的關于文藝工作的第二個批示：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貝多芬俱樂部那樣的團體。”（《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P91）

新中國建立以來，毛主席在抓好經濟戰線上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總是注意抓好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為什么毛主席在領導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城市“五反”、農村“四清”)的同時，也特別注意抓好意識形態方面的斗爭，為什么文化大革命要從文藝領域作為突破口，其意義就十分明顯了。“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這是辯證唯物論的世界觀的一個基本問題。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如果不知道這樣處理問題，其結果就必然要走到邪路上去。新中國60多年來，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教訓，還不清楚明白地說明這個問題嗎？！

中央工作會議后，“后十條”經過多次修改，10月5日報送毛澤東。毛主席拿到稿子后，沒有表態，也沒有立刻看。他帶著“后十條”，于10月10日晚，離京南下一路分別向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廣東五省的省委、一些地委和中南局的負責人征求意見。隨后，又到華東同華東局和華東地區各省市負責人商量。在討論中，大家一致認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應當點面結合去做最有利。毛主席采納了這個意見，在文件上加了有關點面結合的一段，同時還作了其他一些修改和補充。隨后，他于10月25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印發和宣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的兩個文件的通知》。《通知》肯定“后十條”是一個重要文件。指出：由于“后十條”對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部署作了修改，“前十條”通知中的規定要作相應的改變。原先規定，暫不搞社教運動的縣、社和大隊，“前十條”暫不傳達；現在改為：“前十條”和“后十條”兩個文件向農村每個支部發兩本，由縣、區、社的黨委領導干部向全體黨員和全體社員宣讀。城市工廠、機關、學校、街道以及軍隊，都照此辦理。民主黨派成員發給他們閱讀。對地、富、反、壞、右也要向他們宣讀。“總之，要使全國人家喻戶曉，做一次偉大的宣傳運動。這樣一來，一切黨內外干部，一切戰士，一切人民，都會大進一步；地、富、反、壞、右的大多數人，也會受到教育，得到改造。”（《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386-388）

之后，毛澤東批示給劉少奇等人，要他們開會討論。經過幾次政治局會議的討論修改，11月上旬，毛主席又召集劉少奇、鄧小平及柯慶施與華東各省委第一書記，再次討論修改“后十條”。11月14日，最后通過“后十條”，與毛主席起草的中共中央通知一起下發。

毛主席十分重視“雙十條”的宣講工作。各省市區的宣講工作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軍隊方面還沒有什么動靜。12月14日，他在給林彪的復信中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說，軍隊如能照地方的做法辦理，也一定會好的，會成為一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政策教育運動。由團、營合組宣傳隊伍，向連隊宣講。高級首長，例如羅瑞卿、肖華、楊勇、廖漢生、許世友、黃永勝、劉亞樓等同志，也應選擇一二個連隊去做一二次講解。

毛主席這封復信，不僅推動了軍隊的宣講工作，也進一步推動了地方的宣講工作。從中我們可以很好地學到毛主席是怎樣領導和發動群眾，做好工作的。

（四）學習解放軍，加強政治思想工作。

正值此時，毛澤東收到冶金部長王鶴壽關于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報告。報告說，他們在企業里學習解放軍的政治工作，發揚《鞍鋼憲法》的精神，“找到了做好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范例，而且解決了許多過去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工業部門學習解放軍，這正是毛澤東幾年來考慮的一個問題。這個報告來得適逢其時。報告是12月9日寫的，毛主席11日就批給國務院副總理兼經委主任薄一波：“此件請你看一下。別的工業部是否也抓起了思想政治工作，請你查告我。看來學解放軍，并且調一些解放軍好干部到工業部門工作，是一個好辦法。請你考慮一下這個問題。”（《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432）后來說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毛澤東總是念念不忘：“要感謝王鶴壽，他給我寫了一封信，說要學習解放軍，從上到下都成立政治部。”（毛澤東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關于“三五”計劃初步設想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64年5月13日）

薄一波13日收到毛主席的批示，15日致信毛主席，說我正遵照你的指示，召集工業各部的同志，查詢各部學習解放軍和石油部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情況，并討論怎樣加強工業企業的思想政治觀點問題。學習解放軍，調一批解放軍的好干部到工業部門工作，確是加強工業企業政治工作的好辦法。

毛主席收到薄一波信后立即（12月16日）致信軍隊的幾位主要負責人林彪、賀龍、聶榮臻、羅瑞卿、蕭華，向他們正式提出工業部門學解放軍的問題。信中說：“國家工業各個部門現在有人提議從上至下（即從部到廠礦）都學解放軍，都設政治部、政治處和政治指導員，實行四個第一和三八作風。我并建議從解放軍調幾批好的干部去工業部門那里去做政治工作（分幾年完成，一年調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樣。據薄一波同志說：現在已有水利電力部、冶金工業部、化學工業部正在學習石油部學解放軍的辦法在做。我已收到冶金部學解放軍的詳細報告，他們主張從上到下設政治部、處和指導員。看來不這樣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個工業部門（還有商業部門，還有農業部門）成百萬成千萬的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請你們考慮一下是否可行，然后我和中央常委同志同你們談一下（有個別管工業的同志參加。林有病可不出席），把方針確定下來。這個問題我考慮了幾年了，現在因為工業部門主動提出學解放軍，并有石油部的偉大成績可以說服人，這就到了普遍實行的時候了。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后，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因而更便于工業部門采用和學習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454-455）

毛主席作批示之后，各工業部門從機關到企業紛紛學習解放軍，學習石油部，抽調一批解放軍好干部，加強政治思想工作。這一做法迅速擴大到所有機關和企事業單位。這對于加強政治思想工作，貫徹執行黨的政策，振奮人們革命精神，促進生產發展，起了極好的作用。這對于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政策，起了極其重要的組織保證。

（五）吊羅榮桓同志。

12月16日，羅榮桓同志在北京逝世。羅榮桓跟毛主席的親密關系，是從1927年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開始的。多少年來，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無論是毛澤東處在革命的順境，還是逆境中，羅榮桓總是緊跟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按照毛主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和政策，忠心耿耿、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一絲不茍地認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軍事工作和所擔負的其他一切工作。深得毛主席的器重和信任。噩耗傳來，毛主席沉浸在無比悲痛之中，他不但親自去與羅榮桓同志的遺體告別（這是新中國以來極少有的），同時還吟成了一首悼念詩《七律.吊羅榮桓同志》。

七律.吊羅榮桓同志

記得當年草上飛，紅軍隊里每相違。

長征不是難堪日，戰錦方為大問題。

斥鷃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

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

羅榮桓去世的當天晚上，毛主席同劉少奇、鄧小平等在頤年堂聽取聶榮臻匯報十年科學技術規劃。會議開始，他提議大家起立，為羅榮桓默哀。接著，他深情地講了一段話。他說：羅榮桓同志是一九0二年生的。這個同志原則性強，表里如一，對黨忠誠，對黨的團結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對同志有意見，背后少說，當面多說，不背地議論人，一生始終如一。一個人幾十年如一日不容易。他還說：黨內要團結。黨內不純粹，這是社會現象。打麻將，即使“清一色”，還有一萬、兩萬、三萬的不同。黨內有各色各樣的人。要團結多數，做到比較一致。允許少數同志犯錯誤，公開犯錯誤也可以，不許秘密搞鬼。

（六）聽取科學技術十年規劃的匯報會上，毛主席的重要插話和談話。

1963年12月16日，在聽取聶榮臻匯報十年科學技術規劃的會上，毛主席不斷插話。

當匯報到蘇聯撤走專家以后我們的科學技術發展更快了的時候，毛主席高興地說：這等于抗日時期何應欽不發餉，各根據地生產出來的比發的要多得多。他說：社會科學也要有一個十年規劃。社會科學也要投一點資。有一本雜志叫《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中間停了很久，現在復刊了，復刊了就好。

（毛主席很看重和喜歡自然科學，他更重視和喜歡社會科學。他批評《人民日報》登學術文章太少。1964年1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他曾提出，《人民日報》要發表學術方面的文章，包括哲學、經濟學、歷史學、文學、藝術等方面的文章。他說，現在報上政治新聞太多，盡是送往迎來，這個會議那個會議。這些事情不登也困難，但可以少登。要多登學術方面的文章。（吳冷西《憶毛主席》P143）為此，他專門作過批示：“《人民日報》歷來不注重思想理論工作，哲學、社會科學文章很少，自然科學文章更少，把這個理論陣地送給《光明日報》、《文匯報》和《新建設》月刊。這種情況必須改過來才好。現在他們有了改的主意了，請書記處討論一下，并給他們解決干部問題為盼！”（《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P20））

當匯報到用二十年趕上世界先進水平時，毛主席強調說：“要有革命精神和嚴格的科學態度。”

匯報說每年進口國外圖書要花四百萬美元，毛主席嫌少了，說可以花一千萬美元。

他聽說科學方面的文章、圖書稿費較低，當即表示：“給科學家的稿費可以高一點。”

在談到十年科技規劃要有30億投資時，毛主席說：“每年三億，不多嘛。”

談到利用激光技術搞反導彈武器時，毛主席說：“死光”（指激光），搞一批人專門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飯不做別的事，專門研究這個。沒有成績不要緊。軍事上除了進攻武器外，要注意防御問題的研究，也許我們將來在作戰中主要是防御。攻擊武器，比如原子彈的數量我們比不贏人家。戰爭歷來都是攻防兩手，筑城、挖山洞都是防嘛。秦始皇的萬里長城，沒有多大用處。要搞地下工廠、地下鐵道，逐年地搞。

聽完匯報，毛主席講了一段富有遠見的話。他說：

“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過去我們打的是上層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建立這些上層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產。搞上層建筑、搞生產關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系是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

“科學研究有實用的，還有理論的。要加強理論研究，要有專人搞，不搞理論是不行的。要培養一批懂得理論的人才，也可以從工人農民中間來培養。我們這些人要懂得些自然科學理論，如醫學方面、生物學方面。”（《毛澤東文集》第8卷，P351）

（七）毛主席把國際反修而開展的中蘇論戰，和國內防修而開展的社教運動，有機地統一起來。并把主要注意力從國際反修轉移到國內防修上來。

1.1964年1月上旬，毛主席在審閱中央統戰部的一個文件時，加寫了一段極其重要而又極具深遠意義的話：“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而被修正主義者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要走一段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

請同志們現在看一看毛主席所加寫的這段話是多么深刻、多么深遠啊！你們看我們中國現在，不正是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領導權，而復辟了資本主義嗎？！

2.毛澤東會見外國左派共產黨領導人談反修防修問題。

1月5日，毛澤東會見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聽濤克己時，也談到中國國內反修防修問題。

他說：“如果我們中國也像蘇聯那樣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義。我們現在每隔幾年要進行一次整風運動。最近我們有兩個有關社會主義教育的文件，你可以看一看。人是會變化的，革命者也會發生變化。沒有群眾監督和揭露，他們可能進行貪污、盜竊，做投機生意，脫離群眾。”“現在我們還不能說目前中國所采取的辦法一定能夠防止出修正主義。但修正主義要在中國占統治地位是很困難的。是否能夠防止，要過幾十年后再看。”“修正主義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舊社會母胎中的產物。就算沒有赫魯曉夫，難道蘇聯就不會出修正主義？我看很有可能。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而是一定的社會階層的反映。”（《毛澤東傳》，1949-1976下，P1338）

1月30日，毛澤東在會見越南勞動黨訪蘇代表團時，曾向客人提出了很尖銳的問題：“如果中國產生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蘇聯產生了修正主義，你們反對。如果中國產生修正主義，你們也要反對。”（《毛澤東傳》，1949-1976下，P1338）這個話，毛澤東又反復地向日本共產黨、新西蘭共產黨、印尼共產黨的領導人講過。

（八）從1963年11月開始在全國宣講“雙十條”以來，毛主席就一直關注著這件關系到反修防修的大事，緊緊抓住不放。

1.1964年3月22日，他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通知。要求在全黨組織干部宣講隊伍，把全黨全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到底。通知提出：“我黨從一九六三年開始的全黨全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必須進行到底，需要幾年才能完成（至少要三年到四年）。地方要學習解放軍的經驗，解放軍也要學習地方的經驗。中央的三個社會主義教育文件（五反指示，決定草案，規定草案），除五反指示限于城市及縣以上機關以外，其余兩個（即所謂雙十條）應在幾年內分幾次在城鄉全黨全民中宣讀，講解，發問，答問，由粗到細，由淺入深，結合當地實際情況，深入調查研究，直到確實解決問題。為此要組織宣講隊伍。”“從中央委員到縣委市委委員與縣一級相同的黨委委員以及其他有相當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體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們充當宣讀員，至少一次到兩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極怠工分子。這樣做，于己于人，好處極多，能使全黨全民獲得社會主義教育，首先是各級干部獲得這種教育，免除官僚主義、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危害。”（《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P43-44）

這個通知一下去，各級領導干部，從軍隊到地方，紛紛下鄉宣講“雙十條”，形成高潮。

2.毛主席離京南下視察工作，繼續了解農村社教情況，對運動中提出的問題作調查研究。

3月28日途經邯鄲，毛主席召集山西、河北兩省負責人和河北省五個地委負責人開會，主要聽取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林鐵的匯報。

聽說山西全省從去年12月以來，在面上普遍宣講了“雙十條”，點上正在公社搞“四清”試點，毛主席關切地問：“你們這樣做，究竟妨礙了生產沒有？生產情況如何？”并說：“每一步驟都要緊密結合生產。”

當匯報到有人說階級斗爭是共產黨挑起來的，毛主席說：什么挑起來的呀，共產黨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貪污、反浪費、反多吃多占、反對反革命破壞。因此才寫了“五反”指示，才出了“雙十條”，然后發下去，到工廠、農村去念，看他們贊成不贊成，有無修改。你說這些東西是天上掉下來的？是主觀挑起來的嗎？說是共產黨想出來的，為什么群眾歡迎？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時，四類分子躍躍欲試。地主用歸宗圖教育他們的后代，還要搞階級斗爭，他們用送禮、美人計拉攏我們的干部，是誰挑起來的？階級斗爭確實存在。不能把沒有說成有，也不能把有的說成沒有。

他了解到一些人想降低“四清”標準，貪多求快，立即表示：革命要革到底。我看從去年算起，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緊了不行。現在全國有點苗頭，就是太急。要什么今年搞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明年要搞完，何必那么急。勁頭上來了就急，我看寧可慢一點。無論“五反”也好，“四清”也好，時間長一點，搞好一點。急了就不能達到目的。當然也不是說要慢騰騰地搞，現在不是慢騰騰的問題。現在的問題是在另一方面，就是太急。

匯報中，陶魯笳介紹了陳永貴的經驗。說他們在依靠政治掛帥、防止出現高工分階層問題上，解決得好。有制度，不繁瑣，有差別，不懸殊。毛主席第一次聽到陳永貴這個名字，問到：“陳永貴是哪幾個字？他識字不識字？你們有他的材料沒有？《人民日報》那篇文章我沒有看。”（《毛澤東傳》，1949-1976下，P1340）

陳永貴領導大寨大隊，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改變了那里的面貌，引起毛澤東極大的注意和興趣。他經過仔細了解和調查研究，不久，發出了全國農業學大寨的號召，這對改變中國農村農業落后的面貌，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3月30日，毛主席到達鄭州，召集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陜西省委負責人李啟明、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以及河南幾個地委負責人開會，聽取他們的匯報。

一開始，毛主席接連提出幾個問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粗一些好，還是搞細一些好？時間長一些好，還是短一些好？他說：中央最近發了一個指示，提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必須進行到底。要搞徹底，至少要搞三年到四年時間。

關于社教運動從何人手的問題，他在聽了大家的議論后說：“現在各地做法不一樣。看起來，一般的還是先解決人民內部問題，先解決‘四清’問題，然后再解決敵我問題為好。如果領導權被敵人篡奪了，就要先奪權，解決敵我問題。”

毛主席再次強調：“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絕不能著急，一定要搞徹底，不要滑過去。兩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過去民主革命沒有搞徹底，現在要補課。社會主義革命如果滑過去，將來又要補課。”

他要安徽、河南兩省負責人匯報黃河下游的排水問題。河南、河北、山東、蘇北、皖北五個地區，由于以前執行以蓄為主的方針，下游各省到處筑壩，大雨一來水排不出去，地下水往上漲，土地鹽堿化。他向兩省負責人了解情況后，囑咐說：“要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不要再互相‘打仗’了。”

4月2日，毛主席來到武昌，當天下午，聽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匯報。湖北當年計劃百分之五十的社隊完成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主席問：“你們是不是要求太急了？這樣做，會不會走過場？”又問：“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做法，是從對敵斗爭人手，還是從‘四清’人手？”了解了湖北的做法后，毛主席提出，下一批是不是可以從干部洗澡放包袱搞“四清”人手？

毛主席還問王任重，你們是不是向群眾宣講過兩個十條？王任重回答：“省委、地委、縣委大多數同志都去宣講過了。我自己還未去講過。”毛主席說：“你為什么不去？你又不老，又沒有病，應當親自向群眾去宣講兩個十條。”

之后，王任重隨毛主席到長沙。4月18日，毛主席聽取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等人匯報。張平化告訴毛澤東，陶鑄和王任重讓他向主席請示一個問題，城市街道是否可以成立勞動人民協會，進行階級劃分。這個問題之前在湖北的談話中，王任重曾經提出過，毛主席沒有表態。這一次他作了明確的回答：“我贊成。農村有階級，工廠有階級，城市無階級，那是全民黨、全民國家了。城市也有階級，過去沒有劃就是了。”

4月21日，毛主席在南昌聽取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等人匯報。楊尚奎認為，社教運動對干部的處理總的方針還是偏嚴了。毛主席說：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搞好為主，不要趕時間。要多花些時間，工作隊要經常進行整頓。不要冤枉好人，又要教育人，把壞人搞出來，把壞人制服，“四不清”變成“四清”，不勞動變成勞動。領導要強，要依靠貧下中農群眾，干部和群眾密切團結。生產要發展。如果生產搞壞了，下降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是失敗了。我們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應當比土改時搞得更深入細致一些，因為土改時干部少，沒有經驗。以生產好壞衡量社教運動之成敗，這是毛主席一直強調的一個問題。

4月28日，毛主席在杭州聽取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和省委其他負責人霍士廉、林乎加等人匯報。林乎加說，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們搞得慢一些，是全國最慢的。毛主席說：那不要緊。你們經驗不足，“無證民不信，不信民不從”。搞典型才有證據，才能說服人。林乎加提出，過兩年“六十條”是否修改一下，他認為“六十條”對社辦企業的勞力投入的限制有問題。毛主席說：“是否暫時不改，到大多數公社、大隊都有了社辦企業或大隊企業、公共積累，‘六十條’再承認既成事實。”他還說，自留地不要動，自留地生產的糧食不要算口糧。自由市場不要動。浙江還有恢復蠶桑、桐油、茶葉的問題，要訂出計劃。

從上面的談話，我們可以看出，毛主席始終注意農業生產和農業政策的穩定，他深刻記憶著大躍進中由于劉鄧等人刮“五風”農業遭受的嚴重破壞，意味著什么。他總是擔心搞社教而影響農業生產和農業經濟的發展。

本來毛主席準備在杭州過了“五一”節后，經上海返回北京，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后接到北京電話，幾個副總理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薄一波要來匯報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設想。因為這個問題要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李富春等的這次匯報，隨著毛主席北上的路線，從5月10日到13日先后在南京、蚌埠、濟南、天津連續進行。毛主席就一些問題發表意見，除經濟問題外，還談了社教方面的問題。

在匯報到依靠貧下中農問題的時候，毛主席說：要依靠大多數，依靠貧下中農，把他們組織起來。看你站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這一邊，還是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邊，要算這個基本賬。他說：“我們這一輩子忘不了貧下中農，有時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會忘記了。我們許多人中間，地委書記也忘記了，他們現在豐衣足食了。”他囑咐說：“你們做計劃工作的也要注意絕大多數，注意貧下中農。”

在談到階級問題時，毛主席說：“工業、農業、商業都要劃階級，學校、機關軍隊、文化團體也要劃階級。此外，街道、小市鎮也要劃。劃階級主要是把壞分子清出來。階級成分和本人表現要加以區別，重在表現，唯成分論是不對的。問題是，你是站在原來出身的那個階級的立場上，還是站在改變了的階級的立場上，即站在工人、貧下中農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義，又要團結大多數。地富子弟要團結，連地主富農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團結。反革命分子、破壞分子只要愿意改造，就應該要他們。我們在工廠中劃階級，主要是把那些國民黨的書記長、反動軍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壞分子清查出來。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為了查剝削階級出身的技術人員。他們過去有的是為剝削階級服務，只要現在表現好，就要信任他們。即使表現不大好，也要改造。這個問題，我是首先看了西安在工人中查階級的報告才提出來的，去年轉發了給大家。”

毛主席最后提出了搞好社會主義教育的四條標準：“第一，要看貧下中農是真正發動起來了，還是沒有發動起來；第二，要看是增產，還是減產；第三，發現地、富、反、壞分子，是將矛盾上交，還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參加了勞動，還是不參加勞動。”（《毛澤東傳》，1949-1976下，P1341-1344）

毛主席這幾天談話的意見，為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作了思想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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