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廬山會議的具體情況，我起初是一無所知。當時在空軍，只有一個中央委員和一個候補中央委員。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是八屆中央委員，副司令員劉震是八屆候補中央委員。他們兩個上山參加了后來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
廬山會議前，空軍黨委決定我和副司令員王秉璋共同去大連休假。8月16日晚上，我突然接到劉亞樓從廬山打來的一個電話，就在這個電話中，他給我傳達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彭德懷在廬山發(fā)生了問題。
劉亞樓告訴我，彭德懷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代表，在廬山會議上對黨中央、毛主席發(fā)起了攻擊。毛主席已經(jīng)決定要林彪出任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接替彭德懷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林彪還提議要羅瑞卿當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說到這里，劉亞樓興奮地說：“這是一個好消息！”
他還告訴我，雖然由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但由于林彪身體不好，工作起來很勉強，只能在原則上進行主持，許多具體工作不能親自參與，必須要找別人來代替他做一些日常性的工作，因此林彪選擇了羅瑞卿。是林彪親自提出，要羅瑞卿來出任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的。林彪選擇羅瑞卿，不僅因為他有才干，而且因為他身體好，能組織實施許多具體的工作。
從電話里聽得出來，劉亞樓當時非常高興。劉亞樓當時為什么這樣高興呢？我想主要是因為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劉亞樓和彭德懷的關系不那么好；第二是劉亞樓和林彪、羅瑞卿的關系非常好。
說到劉亞樓和彭德懷的關系，這里我說一件事情。在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時候，1955年，空軍后勤部的一個助理員丟了一個工作筆記本，在這個筆記本里記錄了空軍后勤部一部分“五年計劃”。這個筆記本丟了以后，空軍黨委專門開會作了討論和研究，并進行了認真的追查。同時，我們也老老實實地報告了軍委和總參謀部。沒想到，就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幾次三番地受到主持軍委工作的彭德懷的責難。彭德懷說：“這還得了，丟了‘五年計劃’，就是泄露了國家機密，一定要追查到底。”這一查，不但追查了劉亞樓，還追查了當時的公安部長羅瑞卿。
在這之后不久，我陪同彭德懷去東北檢查空軍部隊的工作，準備先到丹東志愿軍空軍指揮所駐地去看看。我過去從來沒有陪同過彭德懷，這是第一次。開始的一路上，彭德懷要我同他下象棋，大家說說笑笑，一直都很好。車到沈陽東站時，因火車頭加煤上水需要一個多小時，他還動員我到市里去看看，對我非常關心。可沒想到，車到丹東的那天早上，彭德懷突然翻了臉，就在車廂里指著我的鼻子大罵：“你們空軍丟了那么一個重要的本子，根本不在乎，到現(xiàn)在還沒有找到，把國家的機密都泄露了，你們怎么一點都不感覺到痛心。”罵了一通后，他又氣哼哼地說，要撤劉亞樓的職，空軍司令應該讓劉善本來當，劉善本是個內(nèi)行。這是我頭一次領教他的脾氣，還真有點嚇人。
不知道彭德懷當時因何故對劉亞樓不滿。當然，他當時說要撤劉亞樓的職，只不過是借機發(fā)發(fā)脾氣而已。實際上，要想撤掉劉亞樓的職務，并不是一件簡單和容易的事，更不是彭德懷一個人所能決定的。
劉亞樓知道這件事情以后，情緒很不好。他當時身體不好，于是就要求去休養(yǎng)，差不多前后休息了一年。
因為羅瑞卿是公安部長，這個丟筆記本子的事情，后來了牽涉到了他。在一次軍委會議上，彭德懷當著我們的面大罵羅瑞卿：“空軍丟了這么一個重要的本子，你這個公安部長為什么不去追查？為什么要袒護空軍？你不破這個案，我拿你是問！”接著，他又罵劉亞樓和我。
其實彭德懷也是小題大作，真正的原因不在這個本子上。一個公安部長應該破的案子比這個多著呢。彭德懷之所以如此，實際上可能是因為他在歷史上和羅、劉有些恩怨。關于這一點，我在后面還要談到。
為了丟筆記本的事情，我兩次挨罵，實在有些想不通，于是就跑到我的老領導、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那里去訴苦。我跟他說：“彭老總怎么那么厲害呀！為了一個本子，要撤這個，要撤那個，把羅部長也牽進去了。”羅榮桓聽了我的話，只是叫我不要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這之后不久，彭德懷在毛澤東那里開會，向毛主席匯報軍隊的工作。由于劉亞樓還在休養(yǎng)，我去參加了這個會議。沒想到會開到最后，當著毛澤東的面，彭德懷又說起空軍丟了本子的問題。他還說：“我這個人是高山上倒馬桶，臭名遠揚。但是我主持軍委工作，一定要公事公辦，對什么問題都要一查到底。”當時弄得我十分緊張。
那個筆記本到最后還是沒有找到。筆記本究竟丟在了哪里，又對國家造成了多大的損害，到現(xiàn)在還是一個迷。
坦白地說，因為這個本子的事，當時我對彭德懷的印象是不太好的。后來在劉亞樓休養(yǎng)期間，空軍的工作暫時由我主持，有關空軍的問題也就由我直接向彭德懷匯報和請示。另外，時間一長，慢慢的我的看法就有了一些改變。我認為，彭德懷秉性剛直，炮筒子脾氣，好訓人、罵人，有話就說，憋不住。但是真正辦起事情來，對部下還是很關心的。
與此相反，劉亞樓同林彪及羅瑞卿的關系一直都很好。據(jù)我所知，劉亞樓與林、羅二人的關系，是從紅軍時期開始的。大革命失敗后，羅瑞卿被派到閩西去開展武裝斗爭，從而認識了閩西人劉亞樓。閩西暴動以后，羅瑞卿成為閩西紅軍的領導人之一，劉亞樓則在閩西紅軍中初露鋒芒。1929年7月，閩西紅軍被編為主力紅軍紅四軍的第四縱隊。一年以后，林彪接替朱德?lián)渭t四軍軍長，從此羅、劉二人便開始在林彪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并先后分任11師和12師政委。1931年，羅瑞卿在林彪任軍團長的紅一軍團任政治保衛(wèi)局長。那時的保衛(wèi)局在建制上是和軍團司令部、政治部并行的。因此，羅瑞卿當時也是紅一軍團的領導人之一。一直到長征結(jié)束，林彪和羅瑞卿的關系是非常好的。他們天天在一起，行軍騎馬，走在一起，住在一起。
那時軍團下面的建制就是師，劉亞樓先在紅一軍團2師當政委，后來又在1師當師長。紅軍到了陜北以后，劉亞樓又回到2師當了師長。隨后，林彪、羅瑞卿、劉亞樓一起到了延安，進了紅軍大學。紅軍大學改為抗日軍政大學后，林彪任校長，羅瑞卿任教育長，又抽調(diào)劉亞樓任訓練部長，專管軍事訓練。當時，林、羅、劉三個人的關系是非常密切的。
抗日戰(zhàn)爭開始以后，劉亞樓被派往蘇聯(lián)學習并治病。不久，林彪也因為負傷去蘇聯(lián)治療和休養(yǎng)。抗日戰(zhàn)爭勝利以后，林彪被毛澤東派到東北，擔任東北民主聯(lián)軍總司令。此時的劉亞樓，正作為蘇聯(lián)紅軍的一名少校軍官，在蘇聯(lián)紅軍遠東方面軍司令部任情報處處長。日本投降后，劉亞樓隨蘇軍來到了大連，并堅決要求回中國工作。不久，經(jīng)過林彪的提議，劉亞樓出任東北民主聯(lián)軍參謀長，成為林彪的得力助手。
1948年10月東北解放后，在平、津戰(zhàn)役中東北的第四野戰(zhàn)軍和華北野戰(zhàn)軍并肩戰(zhàn)斗共同完成平、津戰(zhàn)役的重大任務。在戰(zhàn)役進行過程中，林彪、劉亞樓和當時任華北軍區(qū)政治部主任兼二兵團政委的羅瑞卿，在共同的作戰(zhàn)中更加深了彼此之間的情誼。
建國以后，林彪、羅瑞卿、劉亞樓三人雖然不在一起工作，但卻經(jīng)常見面，關系依然如故。所以，林彪接替彭德懷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以后，羅瑞卿自然成為了林彪的助手。正如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以后，就把總參謀長粟裕撤掉，而讓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黃克誠來當總參謀長。毛澤東說過：“黨外有黨，黨內(nèi)有派，歷來如此。”這話一點沒錯。
關于粟裕被撤職這件事，我認為彭德懷的作法是欠妥當?shù)摹＜t軍時期，彭德懷一直是紅一方面軍三軍團的主要領導人。黃克誠也是紅三軍團的，是彭德懷的老部下，兩人的關系一直都不錯。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以后，為了用起來順手，就必然要把黃克誠調(diào)來當總參謀長。本來，當時的總參謀長粟裕，也是我們軍隊中一位非常有名的戰(zhàn)將，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軍事人才。林彪這個人自視甚高，但他卻非常看重粟裕，很重視粟裕的意見和建議。然而彭德懷不光一下子把粟裕撤掉了，還給他戴上了好幾項政治上的大“帽子”。這幾項大“帽子”一壓就是好幾年，最后在粟裕逝世時也沒能完全拿下來，以至成了他的一件終身憾事。
對黃克誠本人，我是很敬重的。他是一個堅強的共產(chǎn)黨員，在抗日時期，我一直在黃克誠的領導下工作。我認為，黃克誠是位好領導，好老師，尤其在個人品格方面，是我學習的榜樣。對于他的一生，我們黨中央已經(jīng)在對黃克誠同志的悼詞中作了公正的評價，我認為他是當之無愧的，愿他的在天之靈，能原諒我在他生前曾對他有過的不敬。
對彭德懷也是一樣，我對彭德懷也一向都是相當敬重的。在彭德懷的問題徹底平反之后，我們黨對他的一生的功績也作了公正的評價，這些我都基本同意。但是，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我也認為，彭德懷的“山頭主義”也確實是存在的。不承認這一點，也就無法理解他撤換粟裕總長的理由以及有關空軍的一些事情。
附文1：吳法憲談軍委擴大會議批斗彭黃
1959年8月16日晚上，我接到劉亞樓從廬山上打來的電話，得知了廬山上發(fā)生的重大事件。第二天一早，我接到北京的電話通知，要我和王秉璋立即返回北京，參加軍委擴大會議。接到這個通知，我同王秉璋當天下午就乘機返回了北京。我還記得，那天下午北京下了一場大雨，飛機在南苑機場降落以后，我們坐車回家的路上，看見到處都積滿了水。這場雨整整下了兩天，一直下到了8月18日。
我們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也就是8月18日下午，賀龍、劉伯承與彭德懷、黃克誠同坐一架飛機，從江西九江返回北京。把賀龍與彭、黃二人放在同一架飛機上的安排是周恩來決定的，實際上是一種監(jiān)視。
那天，按照空軍黨委的規(guī)定，我正在機場指揮所值班。賀龍、彭德懷等人乘坐的飛機從九江機場起飛后，飛到濟南上空時，因為北京正下大雨，飛機不能降落。于是，根據(jù)當時的氣象預報，我要求賀龍等人的飛機在濟南機場降落，暫住一晚。8月19日，飛機才從濟南起飛回到了北京。得知飛機從濟南起飛后，我隨即去南苑機場迎接他們。
我剛到機場，飛機就降落了。機場上，除了我及賀龍等四個人的司機以外，沒有任何其他的人來接機。第一個走下飛機的是賀龍，他和平常一樣面帶笑容。第二個是劉伯承，也是神態(tài)祥和。第三個是彭德懷，他的臉色陰沉，很難看。第四個是黃克誠，也是面無表情。我走上前去，向他們一一敬禮。他們分別和我握了握手，但誰都沒有跟我說一句話，上了汽車就走了。我本是黃克誠的老部下，和他非常熟悉，但這個時候他也沒跟我說話。我看到黃克誠那種樣子，感到情況不好，心里非常難過。我不知道在廬山上究竟發(fā)生了什么事情，然而在這種場合下，我不好問，也不敢問。
8月21日上午，軍委擴大會議正式開始，會場設在中南海懷仁堂，毛澤東沒有到會，但以劉少奇為首，朱德、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粟裕、陳賡、譚政、蕭勁光、張云逸、羅瑞卿、王樹聲、許光達等都到了會。除了將要被批判的彭德懷、黃克誠和患病的徐海東以外，所有的元帥和大將都在主席臺上就坐。參加這次會議的，有駐京各部隊、各軍事機關、各軍事院校和京外部隊選派的1061名師以上干部，以及500余名有關列席人員。這么多人擠在一起開會，把整個懷仁堂擠得滿滿的。
會議由林彪主持。我記得好像是羅瑞卿先傳達了廬山會議的精神，但傳達得很簡單，連彭德懷7月14日給毛澤東的信都沒有全部念。彭德懷的這封信一直沒有公布，也沒有在會上印發(fā)。會議上什么文件都沒有，只是聽羅瑞卿傳達說，廬山會議出了一個“反黨集團”，并且點了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的名字，說他們四個人組成了一個“反黨集團”和“軍事俱樂部”，猖狂向黨中央和毛澤東進攻，是“右傾機會主義”的代表。
接著是劉少奇講話。他說，彭德懷對當前形勢的估計，是一種“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這是彭德懷犯錯誤的思想基礎。從政治上說，彭德懷有個人野心，想奪權。
再下來是陳毅講話。他說：“彭德懷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在廬山公開跳出來反對毛主席，應當徹底批判。”他還說：“林彪這個人在井岡山時我就知道，有一次他在朱沙沖，一下打了一個殲滅戰(zhàn)，把進攻的敵人消滅了。以后到紅四軍、一軍團，都打了很多勝仗。我一直很崇敬林彪同志，所以由他來主持軍委工作，我們是完全可以信任的。”然后，主席臺上的其他人一個接著一個發(fā)言，其內(nèi)容都是批斗彭德懷，并表態(tài)擁護林彪出來主持軍委工作。
林彪在最后講了話，主要是號召大家繼續(xù)批判彭德懷的“軍事俱樂部”的錯誤。在林彪的講話中，還講到了一件事給我的印象很深，林彪說：“彭德懷這個人有野心。他以前的名字叫彭得華，就是說，他要得整個中華。”
會議到了最后，羅瑞卿宣布，將所有到會的師以上干部，劃分為兩個大組，分別在兩個地方揭發(fā)批判彭德懷和黃克誠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還宣布，了解彭德懷的人參加斗彭德懷的那個組，了解黃克誠的人參加斗黃克誠的那個組，我和劉震則被分配到了斗黃克誠的那個組。對斗爭彭德懷的情況，我不完全清楚。前幾年看到1981年出版的《彭德懷自述》，在這本書中，對當時的斗爭情況有這么一段描述，我認為是如實反映了當時歷史面貌的。
彭德懷在《自述》中說：
在會議發(fā)展過程中，我采取了要什么就給什么的態(tài)度，我就是持這種態(tài)度，趕回北京來作檢討的。對自己的錯誤，作了一些不合事實的夸大檢討。唯有所謂“軍事俱樂部”的問題，我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對于這個問題，在廬山會議期間，就有追逼的現(xiàn)象。特別是以后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期間，這種現(xiàn)象尤為嚴重。不供出所謂“軍事俱樂部”的組成、綱領、目的、名單，就給加上不老實、不坦白、狡猾等罪名。有一次我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檢討時，有一小批同志大呼口號：“你快交代呀”，”不要再欺騙我們了”，逼得我當時氣極了，我說：“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吧。你們哪一個是‘軍事俱樂部’的成員，就自己來報名吧。”有幾個同志就說我太頑固，太不嚴肅。
在我們那個斗爭黃克誠的那個大組會議上，大家出于對毛澤東的無比信任，也是斗得非常起勁。這個大組里，是蘇振華、劉震在主席臺上主持會議。有些人在臺上大喊大叫，非常積極，真有點像以后紅衛(wèi)兵的那種勁頭。我想當時出的會議簡報，是會真實記錄下一些人的歷史形象的。
批斗黃克誠的過程中，一開始我沒有發(fā)言，后來有的人看我不發(fā)言，就對我說：“你跟他在一起工作了那么長的時間，了解的事情不少，怎么不講啊？”我一看，大家都在積極發(fā)言批判，我如果什么話也不說，肯定是過不去的。于是，我就說了關于他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說黃克誠打仗有點往“右”偏，有點保守。由于他的這一指導思想，抗日戰(zhàn)爭時期新四軍3師在蘇北有些仗打得就不是太好。到東北后，他又認為沒有前途，一定要在平原地區(qū)建立根據(jù)地。
第二件事，是說黃克誠有“本位主義”思想。這件事說的是，他把新四軍三師的一些剩余的黃金，走到哪里帶到哪里。他先把“小金庫”帶到東北，繼而又帶到天津，最后竟帶到湖南去了。
第三件事，是說黃克誠一件任用自己侄子的事。我們在蘇北的時候，黃克誠有一個侄子叫黃楚三，原在國民黨軍李明安的部隊里當情報科長。來到三師后不久，就由黃克誠和洪學智介紹，在齊齊哈爾入了黨。入黨后，就當了師特務團的參謀長。我認為，黃楚三的職務提升得太快了，不妥當。
那次會議上，我對黃克誠就揭發(fā)了這三件事。對廬山上的黃克誠的所謂錯誤，我一句也沒有說。不過，受到當時會場氣氛的影響，說到最后，我也對黃克誠拍了桌子。
我當時想，這幾個問題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情，揭發(fā)出來，既能讓我安全過關，也不會對黃克誠有什么大的損害。我萬萬沒想到，我所說的第二個問題，竟然被人利用，成了一件讓黃克誠十分痛心的事情。
199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黃克誠自述》中，有關于這件事的兩段文字，現(xiàn)抄錄如下：
斗爭會上對我的揭發(fā)中最聳人聽聞的是莫須有的“黃金”問題。提出此事的是空軍的吳法憲。這一來又像是爆發(fā)了一顆炸彈，會上一片嘩然。我一向被認為是清廉、克已的人，忽然間似乎成了大貪污犯，人們感到意外。但了解我的同志都不信。
所謂“黃金問題”，是指新四軍3師奉令從蘇北開到東北時所帶的一部分經(jīng)費。當時數(shù)萬大軍千里出動，當然不能不帶錢。但當?shù)氐目箮胖荒茉诒镜厥褂茫浑x開根據(jù)地就不能用了。3師在蘇北根據(jù)地經(jīng)營了好幾年，經(jīng)濟情況較好，大軍出去時，除換了些法幣外，還設法換了些黃金，以備緊急情況下使用。由于用得節(jié)省，一直到東北根據(jù)地建立、部隊改編時，師部所帶的金子還有一些剩余。我取得組織同意，將這一部分經(jīng)費，帶到西滿軍區(qū)。東北解放后我出任天津市軍管會主任及市委書記。那時這剩余的黃金，仍在負責保管它的翁徐文之手。翁問我怎么辦？我當時已知將到湖南任省委書記，湖南的烈士很多，從前是老革命地區(qū)，現(xiàn)在又是新解放區(qū)，我一向多考慮困難，怕有特殊需要，就讓翁徐文請示并取得李富春批準，把這筆錢又帶到湖南。到湖南后，開始還用過少許救濟軍屬、烈屬。但省的經(jīng)濟情況較快好轉(zhuǎn)，問題均能解決，這筆錢就用不著了。于是我讓翁徐文將這筆錢上交給湖南省財政部門。這筆款項由始至終，均由翁徐文經(jīng)營。我雖有批用權，但從沒有直接經(jīng)手過。
當時我的確沒有想到，我在會上說的這個“本位主義”問題，竟然在那種場合下被人曲解為黃克誠有貪污行為，并導致了羅瑞卿等人以后對這一問題的調(diào)查。雖然以后的調(diào)查證明，黃克誠在這個問題上沒有任何徇私的問題，但對于一向注重自己廉潔名聲的黃克誠來說，這件事已經(jīng)對他造成了較大的傷害。因此，這些年來，我每當回想起這件事，總是感到深深的痛心和內(nèi)疚。
不過話又說回來，直到現(xiàn)在我也仍然認為，我在批斗黃克誠會上所說的三個問題，除了在第一個問題上因受到當初華中局不正確看法的影響，對他有所誤解，說得不對之外，其它兩個問題，包括這個所謂的“黃金問題”，都沒有什么大的差錯。就拿這個“黃金問題”來說，他的這種行為，的確有些值得商榷。部隊已經(jīng)整編，就應該把剩余的黃金交由上級部門去處理。可他不僅沒有及時將這些黃金交給上級部門，反而將這些黃金帶到西滿，帶到天津，帶到湖南。不管他當時是怎么考慮的，我還是認為，他這樣的做法，多少有一點“本位主義”的味道。
毋庸置疑，黃克誠是一位黨性強、作風正派、堅持原則、廉潔奉公和敢于堅持自己意見的好同志，也一直是我尊敬和感謝的人。抗日戰(zhàn)爭時期，我很長時間都在他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對他是有一定了解的。我認為，黃克誠是一位好領導、好老師，是一個堅強的共產(chǎn)黨員，在他的身上，我學到了很多東西，尤其在個人品格方面，他更是我學習的榜樣。關于他的一生，中央已經(jīng)在他的悼詞中作了評價，我認為這些評價是當之無愧的。但話又說回來，在這個世界上，任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點缺點也沒有，黃克誠也一樣。所以，一些小小的缺點，絲毫不會影響黃克誠的形象。
當然我必須承認，我當時在會上的“揭發(fā)”，不論我自己是出于什么樣的用心，事實上都給黃克誠帶來了較大的傷害，使他蒙受了不應有的屈辱。在此，我再一次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愿他的在天之靈，能原諒我在他生前曾對他有過的不敬。
就這樣，斗爭黃克誠的會議，開了五、六天后，大家該說的也差不多都說完了，就沒有什么人發(fā)言了。就在這時，羅瑞卿突然來到批斗黃克誠的會場。他一來就直接站到主席臺前，厲聲責問道：“黃克誠，你在三軍團時就造我的謠，說我在長征后期，在三軍團當政治部主任的時候，殺了三軍團的一些人。我殺了什么人呢？你的根據(jù)是什么？”
聽了羅瑞卿的責問，黃克誠很快就回答：“不錯，是我講的，是鐘偉告訴我的。他現(xiàn)在也在會場上，你可以問他。”羅瑞卿當場指名，要鐘偉出來作證。鐘偉馬上站起來說：“是的，有這回事。三軍團從哈達鋪編隊出來，隊伍很疲勞，減員大，掉隊多。到最后，有的人實在走不動了，我們又沒有條件把他們抬走，你怕他們被追上來的國民黨軍隊抓去受折磨，就下令打死了好幾個。這是我親眼所見，后來也是我告訴黃克誠的。”
羅瑞卿說的這件事，是長征后期的事。1935年9月，中央紅軍于哈達鋪改編以后，毛澤東派當時任紅軍北上先遣支隊（陜甘支隊）政治保衛(wèi)局長的羅瑞卿，到由紅三軍團改編的第二縱隊兼任政治部主任，又將劉亞樓調(diào)到第二縱隊任副司令員。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雖然同屬紅一方面軍，而且經(jīng)常在一起配合作戰(zhàn)，但我們紅一軍團長期在毛澤東、朱德和林彪的直接領導之下，軍政訓練、作風紀律甚至作息時間等各方面都抓得很嚴，而由彭德懷指揮的紅三軍團在這些方面則與我們有些差距。因此，當羅瑞卿和劉亞樓兩人到了第二縱隊，并且用紅一軍團的管理方式來管理第二縱隊以后，曾引起一些干部、戰(zhàn)士不滿。于是有的人就通過各種途徑反映到了彭德懷那里，因而引起了彭德懷對羅、劉二人這種行為的猜疑，認為這可能是在消除他在紅三軍團的影響。
羅瑞卿之所以對這件事始終耿耿于懷，就是因為當初鐘偉把這事告訴黃克誠以后，黃克誠又告訴了彭德懷。彭德懷本來就對羅瑞卿和劉亞樓在紅三軍團搞整頓不高興，知道了這件事后，更是非常生氣，不但借機把羅瑞卿狠狠地痛罵了一頓，還將這件事告到了毛澤東那里。也正因為這些事，彭德懷也同羅瑞卿及劉亞樓結(jié)上了怨。造成了彭德懷對羅、劉二人的長期不滿和隔閡，這才有了以后他主持軍委工作期間的一些事情。
說實在的，我當時真的很佩服鐘偉的這份坦誠和勇氣。其實，鐘偉講的這件事情，我也知道。那還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在蘇北根據(jù)地，黃克誠在一次和我閑談中，就說起過。處于當時的壓力，很少有人有鐘偉這樣的勇氣來為黃克誠辯解。當然，在那個年代，講真話往往是要付出代價的。這之后，鐘偉就被解除了北京軍區(qū)參謀長職務，發(fā)配到安徽省去當農(nóng)業(yè)廳副廳長去了。
我雖然當時沒有起來為黃克誠辯護，但我內(nèi)心里對羅瑞卿的話很不以為然。那都是幾十年以前的事情，現(xiàn)在又搬出來，和廬山會議又沒有什么關系，這種算老帳的作法，沒有多大意義。
會議就這么亂哄哄的斗了黃克誠半個多月。以后不知怎么回事，斗著斗著又把鄧華也扯了進來。鄧華也跟我一樣，是紅一軍團的干部，以后又在四野工作，本來與彭德懷沒有什么直接的關系。1950年夏，為了籌組入朝作戰(zhàn)部隊，根據(jù)林彪的提議，把四野十五兵團與十三兵團對換，由本任十五兵團司令員的鄧華轉(zhuǎn)任十三兵團司令員，率十三兵團赴朝鮮參加抗美援朝。抗美援朝戰(zhàn)爭期間，鄧華先后出任志愿軍副司令員、第一副司令員兼第一副政委、代司令員兼政委。朝鮮戰(zhàn)爭期間，鄧華與任志愿軍司令員兼政委的彭德懷關系較好。也許就因為這個原因，他才被扯進了所謂的“軍事俱樂部”里。
由于我與鄧華的關系，我又被叫去批判鄧華。紅軍時期，我在鄧華的直接領導下工作過兩年多。解放戰(zhàn)爭時期，又在一起工作有半年左右。在我南下打獵負傷時，他還曾對我悉心照料過。但大部分時間，我們可以說是各處一方。這次，我雖然參加了會議，但確實是沒有什么意見可提。后來有人揭發(fā)說，鄧華在沈陽軍區(qū)任副司令員的時候，曾主張組織野戰(zhàn)軍的機動兵團，主管全國性的機動作戰(zhàn)，以此證明鄧華有野心。我對這件事情作了說明，說鄧華的確提出過這個建議，我當時也參加了討論，但我認為這只是正常的問題討論。
附文2：吳法憲談廬山會議后林彪主持的新軍委
1959年10月，廬山會議后新組成的中央軍委，在北京三座門召開了第一次常委會議。毛澤東和朱德沒有出席會議，但其他八位元帥：林彪、劉伯承、賀龍、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全部到會。軍委各總部和各軍、兵種的負責人都列席了這個會議。我以空軍政委的身份也列席了這次會議。
會議一開始，林彪首先宣布：“新的軍委已經(jīng)組成。軍委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常委毛澤東、林彪、賀龍、聶榮臻、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羅瑞卿、譚政。新軍委實行集體領導，一切問題經(jīng)過討論研究后，報毛主席審定。”
接著，林彪正式宣布了軍委常委的分工：軍委日常工作由林彪、賀龍、聶榮臻三人負責，劉伯承主管軍事院校，葉劍英負責軍事訓練和科研，徐向前負責民兵工作，陳毅分管軍事外交，羅榮桓主管軍隊政治工作。
林彪在會上還說：“我的身體不好，具體處理日常工作有困難，我就委托羅瑞卿、蕭華和譚政他們。總而言之，具體的事情由他們管，需要的話我過問一下。重大問題要集體討論，最后都要請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希望各位元帥、各位常委給予支持。”
林彪講完后，其他幾位元帥輪流發(fā)言，紛紛表態(tài)支持林彪的意見。陳毅還表示：“除了國務院的工作以外，一定積極參加軍委的工作。軍委開會，通知我，我必到。”
元帥們的講話，都表示出新軍委的團結(jié)一致。從1949年以來，我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么多老帥在一起開會。聽到老帥們的講話和表態(tài)，劉亞樓和我都非常高興，覺得今后我們空軍的工作好做了。果然，從這以后，空軍的工作更加受到了重視。應當說，空軍的工作一直都是很受重視的。剛剛組建空軍的時候，許多工作就是毛澤東親自抓的。連空軍的裝備，也是毛澤東親自過問；同蘇聯(lián)的談判，則是周恩來親自抓的。當時，空軍副司令員王秉璋主管這方面的工作，他曾經(jīng)常到周恩來那里去開會。不過，在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以后，空軍的工作就更加受重視了。
據(jù)我所知，廬山會議以后，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羅瑞卿去辦。軍委的工作，實際上是羅瑞卿在那里具體主持。大大小小的事情，以及每次召開的各總部、各軍、兵種負責人的辦公會議，都是由羅瑞卿主持，另外還有蕭華在一旁協(xié)助。在當時，一些事情他們不點頭，就辦不通。林彪實際上沒管多少事情，但他只有一條，就是對毛主席完全畢恭畢敬。毛主席說東他決不說西，只要是毛主席批了的，他一定劃圈，同意照辦。一直到后來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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