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此文是今天在選舉與治理發布的一篇文章，從作者的觀點來看，或許正像他自己說的一樣“問題多多”。但其中列舉的一些事實論據，但請諸君參考。

從目前見諸書刊的材料看，建國后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問題上。根據其時間和程度的不同，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分歧的發端。發生在七屆二中全會后至黨的八大召開前這段時間內。

　　1、關于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構想

　　進城前夕，毛澤東和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共同勾畫了革命勝利后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宏偉藍圖。在1948年9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劉少奇就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構成、主要矛盾以及如何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等重大問題發表了看法。毛澤東贊同劉少奇的意見，并囑托他對新中國經濟成分的分析做進一步的思考，草擬文件提請二中全會討論。(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22頁。)七屆二中全會以后，劉少奇根據毛澤東關于新民主主義的基本理論，本著七屆二中會的精神，針對當時中國革命處于大轉變時期的實際，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基本構想，這一構想的基本點是：第一，從中國的實際國情出發，即中國是一個剛剛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到新民主主義的國家，現代化經濟十分薄弱，生產力水平很低，科學文化落后，國家和人民都很貧窮，在這樣的條件下實現社會主義，不能操之過急，必須經過相當長時期的艱苦努力。第二，根本的問題在于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這是需要全黨和全國人民集中力量來進行的最根本的任務。在春藕齋講話中，劉少奇明確提出了“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第三，國民經濟得到恢復之后，應以主要力量發展農業、輕工業及必要的軍事工業;然后建立和發展重工業;最后依靠重工業再進一步發展農業和輕工業。他認為，只有先發展農業、輕工業，才好安排生活，積累資金，我們才有可能集中最大的資金和力量去建設重工業的一切基礎。第四，在商業生產不發達，經濟十分落后的情況下，必須利用資本主義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因素，發揮個體小商品經濟的生產積極性，以便增強國家的經濟力量，滿足社會和人民的需要。他反對過早地“動搖、削弱、指導否定私有制”和過早地采取社會主義步驟。他認為，在農村對私有制“又動又不動是不對的。太歲頭上動土。你去動搖一下，削弱一下，結果豬牛羊殺掉”，是對生產力的破壞。(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59-60頁。)第五，通過適當發展資本主義來加強社會主義，最后達到消滅資本主義的目的;通過適當加強小生產者的力量來加強壯大國營經濟的力量，最后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這樣看起來是象是后退，實際上是更好地前進;看起來象很慢，實際上是更快;看起來象是麻煩，實際上是更加順利。在春藕齋講話中，他把進入社會主義的條件更加具體化了：“過了這個時期以后，工業大大發展了，農業也有了大發展。國家經濟的領導更加強了，變成絕對的了，經濟管理工作的干部成熟了，數量也多了，黨的技術干部也有了，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在政治上經濟上都鞏固了，那時，就會要采取進入社會主義的步驟”。

　　毛澤東對劉少奇關于鞏固新民主主義構想的基本觀點在大的方面是贊成的。但是，在某些具體問題上，劉少奇有些觀點與毛澤東也有不盡一致的地方。比如，肚帶私營工商業，毛澤東在強調要利用的同時，比較突出強調節制資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的一面;劉少奇則在贊成限制的同時，更強調發展和利用的一面，以至在天津講話中講到“剝削”問題時走了“火”。在農民問題上，毛澤東強調組織起來，走合作化道路;劉少奇則認為不能過早輕易動搖農民的私有制，提出先有機械化、后有合作化，不要怕農民冒富，黨員也可以當富農。在實行工業化問題上，毛澤東主張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安排好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比例;劉少奇的主張(如前所述)則與此相反。(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61-62頁。)到了1952年，我國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民主革命遺留的任務特別是土地改革的任務徹底完成，工人階級在經濟政治和思想上的領導地位已經加強。按照“當一個任務完成了的時候，就要趕快提出新的任務，以免松懈下來”(《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06頁。)的領導原則，同時又依據列寧關于過渡時期的某些觀點和蘇聯實行國家工業化、農業集體化的經驗，毛澤東對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產生了新的考慮。1952年9月，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上講到：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10年以后才過渡到社會主義。從這時起，毛澤東開始醞釀過渡時期總路線，到1953年6月正式形成比較完整的表述。對此，劉少奇則主張多搞一段時間的新民主主義，待條件成熟后再轉入社會主義。為此，毛澤東在1953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和“確保私有財產”等觀點，否定了劉少奇的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構想，從而使全黨的思想轉向執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軌道上來。

　　2、關于山西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的爭論

　　土地改革完成以后，我國農村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東北地區一小部分經營良好的農民添了馬車，有的顧了長工，買進或租進了土地。另有一部分人因缺乏勞動力或疾病災害，或因缺乏生產資料或好吃懶做，經濟生活下降，他們中一小部分人出賣出租土地，或借糧借款。有的農村黨員開始雇傭長工。面對這一新的情況，黨中央負責人之間圍繞著是鞏固土地改革后的成果、繼續保護和發展農村生產力，還是否定現狀、立即采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步驟這一問題展開了一場爭論。

　　問題是由山西省委1951年4月17日向中央和華北局呈送的一份題為《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引起的。針對山西省委提出，要把互助組提高一步組成合作社，用積累公積金和按勞分配的辦法逐步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戰勝農民自發因素的意見，劉少奇指出，這種現在就想從實際上來提社會主義改造，使我們中國的農業直接走到社會主義的主張是不現實的。因為僅僅依靠農村的條件不能搞社會主義，農業社會化要依靠工業。有了國家工業化，才能供給農民大量的機器，然后才有可能實行土地國有化、農業集體化。以為目前組織合作社就可以改造中國的農業，使個體的小農經濟走上社會主義的農業區，那是幻想。(《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上冊，第31-32頁。)1951年7月3日，在將山西省委的報告印發給黨內的負責同志和馬列學院的學員時，劉少奇加了一段批語，尖銳地指出了黨內有一部分人害怕資本主義的發展，企圖用平均主義去戰勝資本主義的錯誤。批語說：“在土地改革以后的農村中，在經濟發展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開始表現出來了。黨內已經有一些同志對這種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圖去加以阻止和避免。他們幻想用勞動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的辦法去達到阻止和避免此種趨勢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應該逐步的動搖、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礎，把農業生產互助組提高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以此作為新因素，去‘戰勝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時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

　　針對劉少奇的講話和批語，毛澤東的思路恰恰相反：他公開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見，批評了劉少奇的觀點。他說：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則中國的合作化，依靠統一經營形成新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行的。(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119頁。)毛澤東的講話使劉少奇放棄了他的觀點。在多次黨的會議上，劉少奇就這個問題作了檢討。

　　第二個階段：分歧的擴展。發生在八大以后至八屆十中全會以前這段時間內。

　　1、關于主要矛盾

　　隨著三大敵人的被打倒，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勝利后的主要矛盾作了預測分析，他說：“現在點明一句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七屆二中全會確認了這種主要矛盾的分析。但是，新中國成立時，民主革命的任務尚未完成，主要矛盾并沒有象預測的那樣立即轉變。到1952年，隨著恢復國民經濟任務的基本完成，毛澤東也恢復了它關于民主革命勝利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國內主要矛盾的觀點。1952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一個批語中寫道：“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毛澤東：《對<關于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草稿)>的批判》，1952年6月6日)

　　建國前夕，劉少奇在對國內主要矛盾前瞻性分析上與毛澤東的觀點是基本一致的，都認為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對三大敵人殘余的斗爭取得勝利，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將會成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新中國建立后，劉少奇對這一問題認識的目光似乎更深更遠。他在承認這一主要矛盾的前提下，強調要把發展社會生產力提到重要位置上，并在1951年寫的《國營工廠內部的矛盾和光輝工作的基本任務》的筆記中，首次提出了大體近似后來毛澤東所提的兩類矛盾的思想和人民內部不矛盾的概念，并預測到人民內部矛盾必將成為我國社會生活中的主要矛盾。相對說來，毛澤東則更專注于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他對土改后農村自發勢力的增長城市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限制與反限制斗爭的日益尖銳感到憂慮?；谒?952年6月6日在那個批語中對國內主要矛盾所表述的觀點，到1952年9月，毛澤東便以此作為理論依據，開始醞釀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提出要對生產資料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三大改造完成后，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在八大政治報告中鄭重指出：“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鞍舜蟆标P于主要矛盾的論斷是完全正確的，它雖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但劉少奇的貢獻卻是杰出的。毛澤東對這一認識雖然贊同，但有保留。到八屆三中全會，毛澤東在會議結論性講話中說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475頁。)他還說：七屆二中全會指出國內基本矛盾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現在看來勢非常正確的。(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的總結講話稿)全會一致通過了毛澤東的觀點，對于這樣一個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會上盡管有爭論，但最后還是毛澤東的觀點占了上風，從而輕率地否定了八大關于國內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

　　劉少奇在八大后的一段時間內是堅持“八大”關于國內主要矛盾的論斷的。但是，1957年反右斗爭后，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劉少奇在主要矛盾的認識上也發生了反復。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報告中他贊同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關于國內主要矛盾的提法。隨著大躍進的挫折、廬山會議上的黨內斗爭等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劉少奇對國內主要矛盾問題進行了反思。1959年11月，劉少奇在海南島對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進行了研究。在討論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發言中談到國內主要矛盾時他講：社會主義社會中，總的矛盾是生產和需要的矛盾。還講，新的與舊社會殘余的矛盾時存在的，思想戰線上的斗爭還很激烈，但逐步縮小。多種經濟變成單一社會主義性質后，主要是生產與需要間的矛盾，就是這種矛盾促進生產的發展。他的這一認識，在表述上雖欠準確，但反映其認識已向“八大”關于國內主要矛盾論述回歸。可見，在國內主要矛盾問題上，若毛澤東和劉少奇在1959年冬之前兩人的認識在基本一致的基礎上只有側重點不同的話，那么，劉少奇通過海南之行的學習后，兩人認識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

　　2、關于“三面紅旗”

　　對于“三面紅旗”，劉少奇在開始階段是真誠擁護和積極執行的。但是，在具體的貫徹執行過程中，劉少奇作為中央一線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便很快覺察到了問題。

　　1958年底，黨中央發現前一時期在農村所有制和工農業生產指標中已經出現了問題，便開始著手糾正。劉少奇在參與領導糾正工作的同時，對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進行了深入的思索，并試圖從理論上尋找答案。例如，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劉少奇在一次小組會上向會議提出了三個引人深思的問題：一是，從當時黨內的思想狀況看，“左”和右這兩個問題，哪一個是主要傾向?二是，1958年北戴河會議之后的三個月里，是不是犯了路線錯誤?是不是“左”傾盲動主義?三是，當時把鋼產量落實到1300萬噸，算不算右傾機會主義?希望大家就此展開討論。(馬云飛：《劉少奇與六十年代的國民經濟調整》，《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5期，第8-9頁。)劉少奇提出的這三個十分尖銳的問題，實際上已經觸及到了黨內在思想認識上的敏感點。盡管他本人以及會議在當時還不可能做出完全實事求是的結論，但可以預見，如果按照這個思路進行深入討論，對認清黨的失誤和糾正工作中的偏差是會起積極作用的。令人遺憾的是，廬山會議沒有按照原來的預定方針進行下去，這一糾正錯誤的積極嘗試也就被迫中斷了。對此，劉少奇深感痛惜。他后來多次說過，廬山會議犯了錯誤，那個時候應該繼續反“左”，不應反右，結果失去了一次糾正錯誤的機會。

　　廬山會議后，我國經濟戰線有一次陷入了“大干快上”的盲動主義的熱潮中。與此同時，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中的問題也暴露得越來越多，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1960年6月，劉少奇受黨中央委托在上海召集有各大區、各省市和一些主要部門負責人參加的經濟問題座談會。在這次座談會上，他再一次提醒全黨：今年上半年發生的問題是嚴重的，在經濟工作中要注意防止“計劃偏大”和“浮夸作風”的傾向，要“實事求是”、“冷熱結合”，“如果現在的狀況繼續下去，現在是一個指頭，將來可以慢慢擴大的，可以擴大到兩個指頭，三個指頭。”

　　1960年下半年，黨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翌年初的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但是，在形勢的判斷和調整的決心上，黨內在認識上并不統一。針對這種思想狀況，黨中央和毛澤東在1961年初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要求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一切從實際出發，在調查中取得“發言權”。劉少奇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為全黨做出了表率。

　　1961年4月至5月中旬，劉少奇到湖南省寧鄉、長沙兩縣，在農村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調查。兩個月后，他又北上東北和內蒙古林區，對我國歷經農業生產情況進行了近一個月的調查。在調查中，劉少奇對“三面紅旗”尤其是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進行了再認識，開始對“三面紅旗”持某些批評態度。在家鄉調查的那段日子，劉少奇看到鄉親們饑餓浮腫的面孔，心情十分沉重。他對鄉親們說：“回來了，看到鄉親們生活還很苦，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對你們不起”?！坝腥苏f士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災。恐怕旱有一點影響，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錯誤?！?金春明：《建國后三十三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26頁。)對當時認為是“社會主義陣地”的公共食堂，他通過調查解剖，認為“食堂沒有優越性，不節省勞力，不節省燒柴，這樣的食堂要散?！?呂星斗編：《劉少奇和他的事業》，中央黨史出版社，第549頁。)

　　在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了書面報告?！秷蟾妗吩诜治鰩啄陙砉ぷ髦性斐扇秉c錯誤的原因時指出：“一方面，是由于我們在建設工作中的經驗還很不夠;另一方面，是由于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能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指標過高、要求過急等缺點、錯誤，又助長了這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不民主的錯誤作風。這樣，就妨礙了我們黨及時地盡早地發現問題和糾正錯誤?！?/p>

　　會議過程中，劉少奇在對書面報告的主要內容作說明講話時，又進一步分析了造成困難形勢的原因，他認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從而突破了一概說主要是天災的框框。對于成績與缺點錯誤的關系，劉少奇說：“過去我們經常把缺點、錯誤和成績，比之于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系，現在恐怕不能這樣到處這樣套?！行┑貐^，缺點和錯誤不止是三個指頭。如果說這些地方的缺點和錯誤只是三個指頭，成績還有七個指頭，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是不能說服人的。”從而突破了總把缺點錯誤與成績說成是“三七開”的框子。對于“三面紅旗”，劉少奇一方面指出，其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則是正確的，同時又說：“三面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面紅旗而奮斗?，F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經過5年、10年以后，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耕進一步地租出結論?！彼€用“一個大馬鞍形”來評判“大躍進”。這些都表明劉少奇對毛澤東極力倡導的“三面紅旗”是心存疑慮的。

　　對于劉少奇的這些觀點，毛澤東是不能贊同的。他一直堅持認為“三面紅旗”是完全正確的，如果說有缺點錯誤的話，那只是由于人們在實際工作中造成的。由于受這兩種絕然不同的思路的支配，毛澤東和劉少奇對“三面紅旗”認識的分歧也就不可避免?；仡?967年5月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所說的一段話，對我們進一步了解這個時期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是會有很大幫助的。毛澤東說：自1962年七千人大會以后，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在我們黨內的斗爭表現是：形“左”實右與反形“左”實右，反對階級斗爭存在于強調階級斗爭存在，折衷主義與突出無產階級政治，等等。(王年一：《文化大革命的由來》，《爭鳴》<南昌>，1989年第1期，第60頁。)這表明，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圍繞“三面紅旗”評價問題的不同觀點，是他們之間的分歧向公開化和尖銳化擴展的重要轉折點。

　　第三階段：分歧的激化。發生在八屆十中全會后至“文化大革命”發動的標志《五·一六通知》的制定和通過前這段時間內。這一階段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四清”運動問題上。

　　關于在農村開展一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從1957年反右派斗爭開展以后，毛澤東和黨中央就多次提了出來。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關于階級、形勢、矛盾的講話，認為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并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這個精神——后來被概括為“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構筑了“文革”時被稱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基本核心?！八那濉边\動，正是八屆十中全會這一精神的直接產物。

　　具體說來，毛澤東發動“四清”運動的目的主要有三。第一，抓好階級斗爭，大腿階級敵人的進攻。1957年7月，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中，就提出要在農村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他說：“我贊成迅即由中央發一個指示，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批判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義思想，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和個人主義思想，打擊地富的反革命行為?！?963年2月23日，即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期間，毛澤東在同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的談話中，明確指出了開展城鄉“四清”運動的原因和目的，他說：無論農村城市，資產階級分子在活躍。有貪污分子，投機倒把分子，現在我們正在制定一個文件，要反對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可以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如果不加整頓，他們就猖獗起來了。在5月召開的杭州會議上，毛澤東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即《前十條》)?！肚笆畻l》對于當前的階級斗爭一共列了九條表現，明確提出“任何時候都不可忘記階級斗爭”，并引用毛澤東在2月中央作會議上介紹湖南、河北經驗是說的話，公開提出“階級斗爭，一抓就靈”。毛澤東在修改這個溫家時還特別加上這樣的男人：“當前中國社會中出現了嚴重的尖銳的階級斗爭情況”，“被推翻的地主富農分子，千方百計地腐蝕干部，篡奪領導權。有些地方，社、隊的領導權，實際上落在他們手里。其他機關的有些環節，也有天命的代理人”。這樣，搞好階級斗爭，打退階級敵人的進攻，便成了發動“四清”運動的直接目的。其次，是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除了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和城市“五反”以外，還專門印發了一個“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斗爭問題”的材料，劉少奇還就這個問題作了專題報告。毛澤東在劉少奇講話時插話說：我們出不出修正主義，一種可能，一種不可能，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義根子。2月26日，他在對大區書記的談話中說：貧下中農組織一定要搞好，在農村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義。2月28日，他在會上的講話中再次提出：要“反對我們內部的修正主義，資產階級這些牛鬼蛇神”。這樣，反修防修就成了“四清”運動的第二個目標。第三，是為了解決干部中存在的“四不清”等問題，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分散主義、官僚主義等不良現象，健全各項制度，整頓干部作風，解決干群矛盾，建設一個好黨和完美的社會。

　　對于“四清”運動，劉少奇自始至終是熱心支持和積極參加的。更有甚者，在《后十條》修正草案下發前后，劉少奇為運動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在實際工作中加劇了運動的向“左”逆轉。當運動進入到后一階段的時候，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歧?！胺制缰饕憩F在兩個問題上，一是當時的主要矛盾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二是運動的搞法?！?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128頁。)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的主旨是總結和研究社教運動中的問題。會議一開始就討論了社教運動的性質和主要矛盾問題。12月底，會議制定出《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紀要》(即《十七條》)，《十七條》對社教運動的性質統一規定為“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對于這一規定，劉少奇是不贊成的。在12月20日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劉少奇說：主要矛盾就是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毛澤東不同意劉少奇的這一提法。但是，這一次與往常相反，劉少奇沒有輕易放棄自己的觀點，他堅持認為：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運動的性質就是人民內部矛盾跟敵我矛盾交織在一起。為了否定劉少奇的觀點，毛澤東在1965年1月5日的談話中強調：從七屆二中全會以來，一直是講國內主要矛盾是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的矛盾，從杭州會議以來整個運動是搞社會主義教育，“怎么來了個四清與四不清的矛盾，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什么內外交叉?這是一種形式，性質是反社會主義嘛!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130頁。)毛澤東把四清運動的重點確定為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一觀點的提出為后來“文化大革命”中把斗爭的矛頭指向黨的各級領導人在客觀上作了理論和輿論的準備。

　　關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搞法，在運動開始時，毛澤東提出的一些方式方法還是比較客觀實際的。后來，隨著對階級斗爭形勢的估計越來越嚴重，劉少奇便越來越強調“扎根串連”，并且強調要扎“真正的根子”，對基層干部開始認為都不能依靠。此后，劉少奇又提出大兵團作戰的方法。這種“人海戰術”，大轟大嗡的做法，當然是要出問題的。對此，毛澤東在1965年1月3日晚的一個小型會議上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他說：“四清”工作隊集中大批人員，是搞“人海戰術”;學習文件四十天不進村，是搞“繁瑣哲學”;反人家的右傾，實際“自己右傾”;不依靠群眾，扎根串連，結果“冷冷清清”。(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1132頁。)

　　另外，在12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之前，鄧小平以為這是一般的匯報會，曾說過，毛主席身體不好，可以不必參加。毛澤東聽后很不高興。再加上，在12月20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在討論社教運動性質時發生了爭論，這使毛澤東更為不快。12月28日，毛澤東自己拿著《黨章》和《憲法》參加會議。他生氣地說：一個(指鄧小平)不叫我參加會議，一個(指劉少奇)不叫我講話。(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02-604頁。)這樣，12月中央工作會議帶來的一個深遠影響的直接后果，便是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關系的根本變化，即：毛澤東喪失了對劉少奇的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對于這個變化，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常委分一、二線，搞書記處，是我建議的;再嘛，又過于信任別人，引起我警惕，還是23條那個時候。1970年12月28日，毛澤東在回答美國友人埃德加·斯諾提的“你什么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要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倒?”的問題時，說道：“那就早羅。1965年1月，《23條》發表?！?3條》中間第一條是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當場劉少奇就反對。”(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第605頁。)這表明，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到“四清”運動的后期已達到無法彌合的程度。(1970年12月18日美國記者斯諾訪問毛澤東后在他自己的書中評論說：“毛澤東把他同劉少奇最后決裂的日期定為1965年1月，但這樣一種準備期卻是開始于1959年獲更早的時候”。見金春明著《建國后三十三年》第225頁。)盡管后來劉少奇為他在12月20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與毛澤東就社教運動性質發生爭論這件事作了檢討，但毛澤東對于這個檢討很不滿意。在他看來，劉少奇的問題不是對他個人尊重與否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與修正主義之間的矛盾。正是出于這種錯誤估計，毛澤東在《五·一六通知》中才作了一下錯誤判斷：一大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混進了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里，“他們是一大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到這一點。”黨內、國內的形勢既然如此岌岌可危，那么，出路何在?毛澤東認為：“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1967年2月3日在上海接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時的講話)因此，只有發動“文化大革命”，用這種大“破”大“立”的方式，才能打倒以劉少奇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挖出睡在身旁的赫魯曉夫，才能重新奪回被走資派奪走的權力，“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才能建立他在《五·七指示》中所描繪的理想社會主義。

　　注：

　　1、發此文于建黨90年。

　　2、此文節選自我的碩士學位論文《論建國后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分歧與“文化大革命”的發動》(1994年4月)。

　　3、此文寫于17年前，今日觀之，問題多多，敬請列為讀友批評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