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論戰(zhàn)（下）

甄巖

1963年7月23日，毛主席親自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確定中央書記處的分工，寫文章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事由康生負責，書記處各同志轉到抓工業(yè)。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的名義發(fā)表，共九篇，通稱“九評”（本來是打算寫“十篇”，因發(fā)表了《九評》之后，1964年10月16日赫魯曉夫下臺了，因之，稱“九評”。）。

毛主席在開始準備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時指出，由于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是公開指名攻擊我們黨的，這使我們得到解放，可以在回答他們時也公開地指名道姓地批評蘇共領導，特別是可以指名批評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毛主席說，這也是沒有辦法的，因為數他講話最多，出頭露面最多，而且他的這些講話又是前后矛盾，邏輯混亂，漏洞百出，語言粗野，有時甚至胡說八道。豺狼當道，焉問狐貍。評論緊緊抓住《公開信》，直接指名蘇共領導。對其他兄弟黨的反華言論暫不置理。擒賊先擒王，矛頭對準赫魯曉夫，他是急先鋒，講話也最多，最惡劣。評論有嚴肅的辯論，也有抒情的嘲諷，有中國風格和氣派，剛柔相濟，軟硬結合，我們的評論可以寫得很精彩。中央確定寫作班子的方針是放手批判，集中批赫魯曉夫。對于其他攻擊過我們的兄弟黨，一概暫停答復，但他們的反華言論，仍應摘其精彩者登報，掛一筆賬。

（一）蘇共中央《公開信》簡介。

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十分冗長，達33000多字，共有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講中蘇兩黨分歧的由來，但是它并不講分歧是中共一方和蘇共一方，而是講“中國一方”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各兄弟黨一方”。其實，它所講的實際上是我們同蘇共的分歧，尤其是同赫魯曉夫的分歧。它從1960年4月我們?yōu)榧o念列寧誕辰90周年而發(fā)表的《列寧主義萬歲》三篇文章講起，講到布加勒斯特會議，為蘇共領導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對中國發(fā)動突然襲擊詭辯，說什么這是對中共的“同志式的幫助”。《公開信》還歪曲1960年81個兄弟黨代表會議的情況，說什么在這個會議上，絕大多數黨都反對中國黨的意見。其實，對蘇共起草的聲明草案，我們黨和其他好些兄弟黨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見，刪除或修改了他們的絕大部分錯誤意見。最后只是為了照顧整個會議能夠取得成果，我們在一兩個問題上做了讓步。這些前面已詳細作了介紹，此不多贅述。《公開信》還為1961年的蘇共22大辯解，說什么我們策動阿爾巴尼亞反蘇，其實是赫魯曉夫在22大上帶頭發(fā)動公開攻擊阿黨。更可笑的是，《公開信》說什么是因為中國把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使中蘇兩國貿易減少了。它根本不敢講1960年蘇聯(lián)撤走全部在中國的蘇聯(lián)專家，撕毀所有的協(xié)定、合同，把兩黨意識形態(tài)上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方面，這才是造成中蘇貿易額下降的根本原因。

第二部分是講中蘇分歧的實質。它列舉了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社會主義體系的作用問題、反對個人迷信問題、世界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斗爭的戰(zhàn)略策略問題。《公開信》說，分歧的實質是中共在這些重大問題上采取了一條“獨特的路線”。它根本不談，正是在這些重大問題上，還有別的一些問題上，蘇共領導怎樣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違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違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革命原則。《公開信》特別在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上惡毒地攻擊毛主席關于原子彈是紙老虎的觀點，同時抵賴他們提出的“三和”路線是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總路線的修正主義的實質。它極力為赫魯曉夫在加勒比海危機中先是冒險主義、后是投降主義的行動辯解。

第三部分是關于斯大林問題，即所謂“個人迷信”問題，為蘇共全盤否定斯大林辯解。它歪曲事實到這種地步：說什么中國黨過去完全贊成蘇共20大反斯大林，現在又反對，前后矛盾。其實，早在1956年4月起，毛主席和周總理，還有其他中央領導人先后多次指出他們全盤否定斯大林是不對的。只是因為照顧當時蘇共領導的處境，沒有公開批評他們。但人們只要看過我黨發(fā)表的《人民日報》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編輯部文章（1956年4月和12月），就不難看出我黨是不同意蘇共全盤否定斯大林的。

第四部分是關于和平過渡問題。前面已多次講到中共中央不同意蘇共和平過渡問題的觀點，并且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上還專門交給他們一個不同意蘇共觀點的關于和平過渡的備忘錄。《公開信》仍然在這個問題上不知羞恥地極力為蘇共領導的錯誤辯解。

第五部分是總結。主要是繼續(xù)宣揚他們的“三和”的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歸納為五項原則，并且一切兄弟黨都要按照赫魯曉夫的指揮棒轉；繼續(xù)攻擊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是教條主義的路線。

對蘇共中央這樣一封《公開信》，我們不僅公開發(fā)表了，而且還用英語、俄語、日語、德語、法語五種外國文字廣播了。同時我們也再次發(fā)表了6月14日給蘇共中央的《復信》，即《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對照起來，讓全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各國人民都來分析、比較、評判。我們把這兩封信輪番廣播，連續(xù)廣播了一個月。用毛主席的話來講，這是為了讓全世界共產黨，以及關心共產主義運動的各國人民，來共同分析、評價這兩封信究竟誰講的有道理。我們不怕辯論。我們相信，我們自己的觀點是合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是合乎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利益的，而赫魯曉夫的路線是完全錯誤的。我們相信各國共產黨員、各國人民是能夠分辨是非的。

（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

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九篇文章，都是經過常委討論修改，由毛主席審定的。毛主席對這九篇文章，提了許多重要意見，并作了許多重用修改。

1.9月6日我們發(fā)表了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第一篇文章，題目是《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fā)展》（簡稱《一評》），是用《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的名義發(fā)表的。這篇文章是講蘇共領導同我們的分歧從何而來。這是因為，一方面蘇共《公開信》的第一部分是講這個問題，另一方面在莫斯科的中蘇兩黨會談中，我們代表團的第一次發(fā)言，談的也是這個問題。這個發(fā)言稿是代表團在去莫斯科之前，中央領導同志審定過的，以這個發(fā)言稿為基礎，稍加補充、修改，很快定稿，作為《一評》，9月6日就發(fā)表了。文章把中蘇兩黨自1956年蘇共20大以來的矛盾和分歧，及其發(fā)展、升級和擴大的過程，公之于眾。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評了赫魯曉夫，并且指出，目前國際共運的大論戰(zhàn)，是由蘇共領導一手挑起和擴大起來的。

《一評》經毛主席審定、修改，最后說，中國共產黨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曾經反復地、幾十次地考慮，對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怎么辦。我們曾經設想，是不是也可以跟著蘇共領導走，一切照他們的意見辦？可不可以對蘇共領導的錯誤保持沉默？我們認為，我們不能這樣做，如果我們這樣做了，那我們豈不也成了修正主義者嗎？如果我們對蘇共領導的錯誤緘默不言，豈不也放棄了捍衛(wèi)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責任嗎？我們也曾經幾十次地在內部會談中間，特別慎重和耐心地對蘇共領導提出同志式的勸告和批評，但是都沒有用，都沒有能夠使他們迷途知返。蘇共領導越走越遠，對我們的好意勸告的報答是施加越來越大的壓力，越來越粗暴的攻擊。迫不得已，我們只好同他們進行由他們發(fā)起的公開論戰(zhàn)。

2.毛主席對《二評》作了很重要的修改。

還在《一評》發(fā)表之前，中央寫作班子就開始起草《二評》。毛主席在修改中，把原先的標題“為什么甘當斯大林的敵人”改為“關于斯大林問題”。在文章開頭加寫了一段話：“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大問題，曾經引起了世界各國一切階級的反響，至今還在議論紛紛。各個不同的階級，代表各個不同階級的政黨或政治派別，意見不同，估計在本世紀內，這個問題還不可能作出定論。但是，在國際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范圍之內，多數人的意見其實是相同的，他們不贊成全盤否定斯大林，而且越來越懷念斯大林。就是在蘇聯(lián)，也是如此。我們同蘇共領導人的爭論，是同一部分人的爭論。我們希望說服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進革命事業(yè)。這就是我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

在文章中凡是毛主席修改的地方，都用黑色宋體字標示出來：

“中國共產黨一向認為，赫魯曉夫同志利用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錯誤的，是別有用心的。”在這里，毛主席強調指出：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是“別有用心的”。

 “中國共產黨歷來認為，斯大林是有過一些錯誤的。這些錯誤，有思想認識的根源，也有社會歷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確的立場，采取正確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確實犯過的錯誤，而不是憑空加給他的所謂錯誤，是必要的。”此處，毛主席明確地指出，應當如何正確對待斯大林確實犯過的錯誤，而不是憑空加給他的所謂錯誤。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問題上，離開了辯證唯物主義，陷入了形式主義和主觀主義，因而有時脫離了實際情況，脫離了群眾。他在黨內和黨外的斗爭中，有的時候，有的問題上，混淆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和處理這兩類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領導的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確地懲辦了很多必須懲辦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錯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經造成過肅反擴大化的錯誤。”

在談到斯大林的錯誤和對他一生的評價的地方，毛主席特地加寫了一段話：“對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錯誤方面，應當作為歷史教訓，使蘇聯(lián)共產黨人和各國共產黨人引以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這也是有益的。正、反兩面的歷史經驗，只要是總結得正確，合乎歷史實際，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對于一切共產黨人，都是有益的。”

“倍倍爾、盧森堡等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遠不能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個歷史時代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的領導人，對他的評價，應當更加慎重些。”

如何正確地對待斯大林的錯誤，使中國革命引以為戒呢？毛主席曾作了如下修改：“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個三十年代，然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錯誤的影響，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終于把中國革命引導到勝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錯誤主張，是被某些中國同志所接受和實行的，中國人自己應當負責，所以我們黨進行的反對‘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的斗爭，從來只限于批評我們自己的犯了錯誤的那些同志，而沒有把責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們進行批評的目的，是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訓，推進革命事業(yè)。對于犯錯誤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們不改，也可以等待他們在實踐經驗中逐步覺悟過來，只要他們不組織秘密集團，暗中進行破壞活動。我們采取的方法是黨內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正常方法，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fā)，經過批評或斗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們認為，這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不是敵我矛盾，所以應當采取這樣的方法來處理。”

“絕大多數蘇聯(lián)人，不贊成這樣謾罵斯大林。他們越來越懷念斯大林。蘇共領導人嚴重地脫離了群眾。他們時時刻刻感覺到斯大林的陰魂不散，在威脅著他們，其實是廣大人民群眾對于全盤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滿意。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至今不敢拿出來同蘇聯(lián)人民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見面，其原因就在于這個報告是一個見不得人的報告，是一個嚴重脫離群眾的報告。”（請同志們對照今天我們國家黨內和國內的情況，反革命的走資派和修正主義分子，以及那些完全喪失了人性的李銳、茅于軾、辛子陵之類政治流氓、文痞們是如何‘反毛’、‘非毛’的？幾乎和赫魯曉夫那個時候的情形完全一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筆者注）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蘇共領導人在百般咒罵斯大林的同時，卻對艾森豪威爾、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罵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國歷史上最大的獨裁者’，卻恭維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都‘得到絕大多數美國人民的支持’！咒罵斯大林是‘白癡’，卻歌頌艾森豪威爾和肯尼迪‘明智’！”

“斯大林做錯了事，是能夠做自我批評的。例如，他對中國革命曾經出過一些錯誤的主意，在中國革命勝利以后，他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對于清黨工作中的一些錯誤，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聯(lián)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也是承認了的。”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蘇共領導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蘇共領導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

“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不論是中央委員會委員，還是地方委員會委員，是在階級斗爭中、在群眾的革命運動中產生的，是對群眾忠心耿耿，同群眾有血肉聯(lián)系的，是善于把群眾的意見正確地集中起來和堅持下去的。這樣的領袖，是無產階級的真正代表。這樣的領袖，是群眾公認的。”

“我們勸告赫魯曉夫同志一句誠懇的話，希望你迷途知返，從完全錯誤的道路，回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道路上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369-375）

9月13日，《二評》——《關于斯大林問題》發(fā)表，進一步系統(tǒng)地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在斯大林問題上的一貫立場、中蘇兩黨在斯大林問題上的原則分歧，對赫魯曉夫在這個問題上的言行作了揭露和批駁。《二評》真憑實據，把赫魯曉夫駁得淋漓盡致，堪稱難得的政論佳作。

3.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fā)表重要講話；多留新疆同志一天，談新疆的工作問題。

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主要討論1964年國民經濟計劃、農村社教和農村工作、關于工業(yè)發(fā)展的決議、國際問題。在27日大會上，毛主席作了重要講話。他著重講了國際形勢問題。

幾天前，9月21日，蘇聯(lián)政府發(fā)表了一個聲明。法新社評論說，這個聲明“使中蘇爭論進入一個新階段”。9月25日，中國駐蘇聯(lián)大使館給中央發(fā)來一個對蘇聯(lián)政府聲明的分析報告。

毛主席先讓楊尚昆當場念了這個報告。報告認為，蘇聯(lián)政府的聲明，除了答復我9月1日的聲明外，還企圖回答我最近對它的揭露。對我公布內部文件非常害怕，流露了其立場虛弱、怕我黨揭底的心情。報告還認為，蘇聯(lián)領導人近來比較集中地攻擊我制造分裂，是在為全面分裂作準備。目前，蘇聯(lián)方面正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造成一種要求“停火”、“談判”的輿論，企圖阻止我新的反修攻勢，并想“找借口嫁禍于我”。

念完后，毛主席說：“大使館他們在前線，這個分析很近乎事實。大家擔心的是形勢問題，尤其是國際形勢。有些同志擔心美、蘇合作對我們不利。我總相信《紅樓夢》上王熙鳳說的那句話，‘大有大的難處’。現在，美、蘇兩國都很困難。美國政策委員會主席羅斯特曾發(fā)表一篇文章，基調是說美、蘇都碰到了許多困難，而且是沒法解決的。我也不認識這個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謀而合，差不多。美國不論國內、國際到處都碰釘子，赫魯曉夫也是這樣。不要忘記這一點。還是《紅樓夢》上冷子興說的，‘百腳之蟲，死而不僵’。美國《錘與鋼》雜志也說：美國像一株空了的大樹，里邊已被蟲子咬空了，外邊還枝葉茂盛。”

毛主席在講話中提出兩個中間地帶的問題。他說：“我看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日本、加拿大對美國是不滿意的。以戴高樂為代表的，有六國共同市場，都是些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東方的日本，是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對美國不滿意，對蘇聯(lián)也不滿意。東歐各國對蘇聯(lián)赫魯曉夫就那么滿意？我不相信。情況還在發(fā)展，矛盾還在暴露。過去幾年法國人鬧獨立性，但沒有鬧到今天這樣的程度。蘇聯(lián)與東歐各國的矛盾也有明顯發(fā)展，關系緊張得很。什么緩和國際形勢，不要信那一套。蘇、美達成協(xié)議，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許多國家也不會贊成美國。戴高樂到處說法國不當衛(wèi)星國，他們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爭。赫魯曉夫說我們同戴高樂站在一條戰(zhàn)線上，其實我們同戴高樂也沒有見過面。我們無論國內、國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國領袖。靠人民靠得住。”談到目前對蘇共的方針，毛主席說：“我們的方針是確定的。去年在這個地方少奇同志講了一篇話，今年小平同志講了一篇，剛才總理又講了一篇。還是這個方針，叫做堅持原則，堅持團結，堅決斗爭，留有余地，后發(fā)制人，反對分裂。我們按照這樣幾句話去做。每一篇文章總是留有余地。現在蘇聯(lián)也學我們，它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氣勢洶洶的，你不要看它氣勢洶洶，其中有問題，外強中干。它不敢發(fā)表我們的東西。只看這一條，就知道它怕。究竟我們怕修正主義厲害些，還是修正主義怕我們厲害些？我看，它怕我們怕得厲害些。它有三怕，一怕帝國主義，二怕‘教條主義’（就是我們），三怕人民，老百姓。”（《毛澤東傳》1949-1976下，P1288-1289）

毛主席特別關心處在反修斗爭前線的新疆，在中央工作會議最后散會時，特地把新疆自治區(qū)委第一書記王恩茂留一天。“今日下午，我想請王恩茂、羅瑞卿、賀龍、肖華、謝富治、周總理、朱德、陳毅、楊成武共九位同志談一次話，討論新疆反修和軍事準備問題。”

在談話中，毛主席對新疆工作作了極其重要的指示，他說，新疆反修工作主要還是經濟問題。農業(yè)要一年比一年增產，經濟要一年比一年繁榮。要有積累，但不要過多，要征購，但不能過重，人民負擔要減輕，商品供應要比別處充分些，特別是布、茶、糖和其他少數民族群眾生活必需品要多供應些。新疆人民生活要改善，要比蘇聯(lián)還好。要在生產發(fā)展、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改善的基礎上，加上政治掛帥加強思想政治教育。中央發(fā)表的反修文章一定要譯成少數民族文字，組織干部好好學習，依靠提高馬列主義水平解決問題。一定要搞好關系，團結絕大多數人。要發(fā)揮少數民族部隊在反修斗爭中的作用，要組織民兵，依靠貧下中農。要注意解決好漢族勞動人民參加邊疆建設同少數民族的關系問題，漢族勞動人民到新疆來滿腔熱忱地參加建設，他們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難，要好好安置。要加強邊防，警惕修正主義顛覆破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378-379）

正是因為，在毛澤東時代，毛主席為新疆制定了一條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新疆各族人民一直非常安定團結，發(fā)展生產，經濟繁榮，反修防修，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然而，毛主席逝世不過幾年、十幾年、幾十年，就因為走資派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破壞，結果什么新疆“獨立”、“分裂”呀，“反革命暴亂”呀，一股腦兒來了。“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毛主席講得何等好啊！難道不是嗎？新疆前后三十年的鮮明對比，還不清楚地說明這個問題嗎？！

4.繼續(xù)發(fā)表對蘇共中央《公開信》的評論。

《三評》，題目是《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在此文中提出了一個重要論點：國家性質是否改變決定于國家政權的性質有沒有改變。從南斯拉夫的情況來看，一個國家政權可以通過和平演變的途徑蛻化變質的。

此后，國慶節(jié)期間，對蘇共中央《公開信》的評論，停止了將近一個月，到10月下旬，又發(fā)表了《四評》——《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

《四評》，著重批駁蘇共領導在對待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運動上的修正主義路線。文章重申，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工人運動，是當代兩大革命潮流。亞非拉是當代世界各種矛盾集中的地區(qū)，是帝國主義統(tǒng)治最薄弱的地區(qū)，是目前直接打擊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qū)。這是《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提出的一個基本觀點，是毛澤東同志近年來反復強調的一個基本觀點，他在會見外國客人，特別是眾多的亞非拉國家的外國客人時，總是講這個觀點。

11月19日，《五評》——《在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發(fā)表。毛主席在審閱這篇文章時，加寫了一個名句：“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這是對真理標準問題所作的完備表述，這是哲學發(fā)展史上，對客觀真理認識標準問題，也是世人所公認的，一個最科學、最經典的概括。有的人篡改毛主席的這個著名論斷，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所謂“社會實踐”，是指無產階級和千百萬人民群眾的實踐。而僅僅講“實踐”，你某個人的干或行動，都可以看做為實踐。實踐是有革命實踐和反革命實踐之分的。1979年，胡耀邦發(fā)起的那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那個“實踐”，就是以胡耀邦為代表的走資派和反革命修正主義者煽起的，以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反對毛主席繼續(xù)革命理論的反革命實踐。這跟“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完全是根本對立的兩回事。特別是又經過這三十多年來，走資派們猖狂反對毛主席繼續(xù)革命理論和實踐，導致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面經驗的慘痛教訓的檢驗，更加證明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真理性。有同志提出：應該把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上的第三個階段的毛澤東思想，稱之為毛澤東主義。我認為這是非常正確的！

《五評》共六個部分。在第一部分“歷史教訓”里，回顧了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關于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上的主要論點，以及列寧對這些論點的揭露，指出赫魯曉夫在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上的觀點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翻版；第二部分“最大的騙局”，揭露了赫魯曉夫對于美國所報的種種幻想，指出美國是當代侵略和戰(zhàn)爭的主要力量，以及他們推行“和平戰(zhàn)略”的企圖；第三部分“關于防止新的世界戰(zhàn)爭的可能性問題”，詳細闡明了毛主席關于新的世界戰(zhàn)爭可以防止的論點，同時又強調要消滅戰(zhàn)爭就必須消滅帝國主義的觀點；第四部分“核迷信、核訛詐是現代修正主義的理論基礎和政策指南”，著重批駁蘇共領導關于“核武器改變了以前關于戰(zhàn)爭的概念”的種種論點；第五部分“是斗爭還是投降”，闡明了毛主席關于針鋒相對的斗爭策略，指出只有依靠人民群眾，同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zhàn)爭政策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才能有效地保衛(wèi)和平；第六部分“保衛(wèi)和平的道路和導致戰(zhàn)爭的道路”，是對全文的總結，總結了中蘇兩黨在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分歧，是既取得革命勝利又贏得世界和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同適應美國“全球戰(zhàn)略”、助長戰(zhàn)爭危險的修正主義路線的對立。

5.蘇共中央來信，要求“停戰(zhàn)”。我們不忙答復，還是繼續(xù)寫我們的評論。

《五評》發(fā)表后不久，蘇共中央11月29日來信（由赫魯曉夫簽名，致毛澤東同志的信），其中心意思是要求停止公開論戰(zhàn)并提出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他們在信里首先大講了一番好聽的話，說他們希望改善和加強中蘇兩黨、兩國的關系，并表示，第一，要加強經濟、科技合作聯(lián)系，可以增加訂貨，可以供應成套設備，特別是石油和采礦設備；第二，如果中國需要的話，可以派專家到中國來幫助建設；第三，在制定新的五年計劃的時候，希望兩國能夠協(xié)調，互助合作；第四，對中蘇邊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過談判解決分歧。

毛主席在12月初，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指出，考慮到我們對他們7月14日《公開信》還沒有答復完，他們發(fā)表的兩千多篇反華文章還沒有開始答復，還有42個兄弟黨發(fā)表的大量的攻擊我們的決議、聲明，我們也都沒有答復。在這種情況下，對于他們呼吁停止公開論戰(zhàn)，我們不忙答復，還是繼續(xù)寫我們的評論。

毛主席談到蘇共中央在來信中，提出有關中蘇國家關系的幾個問題時說，關于貿易問題、關于五年計劃問題，無非是想做生意，現在也沒有完全斷絕貿易往來，無非想增加一些。關于邊界問題，可能他們也想談一談，摸摸我們的底。至于專家問題，那真是豈有此理，他們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現在又想再派人來，我們并不是傻子。當時中央要求有關部門把這些問題研究研究，先不急、不忙，觀察一個時期，研究一個時期再說。

毛主席在常委會議上交代，下一篇講和平共處問題的文章，要說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們首創(chuàng)的，是一貫堅持的方針并身體力行。要把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同列寧在蘇聯(lián)建國初期主張的和平共處加以比較，說明赫魯曉夫篡改列寧學說。我同蘇共領導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本質是和平共處是否是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全部，是否是總路線，是否只有退讓才是和平共處，還要不要同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擴張作斗爭；能不能因和平共處而放棄進行或支持民族獨立運動和各國人民革命斗爭。要引用杜勒斯的話，戳穿美國所謂和平共處是搞和平演變。據此，寫作班子重新布局并對原來的文章作了較大的修改。

12月12日，《六評》——《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發(fā)表。文章概述了列寧和斯大林的和平共處政策，把列寧關于和平共處政策的基本思想概括為五條，強調同帝國主義國家和平共處是靠斗爭得來的，強調列寧所說的社會主義國家對外政策的根本原則不是和平共處而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強調被壓迫階級同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同壓迫民族不能和平共處。文章闡明了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持和豐富了列寧的和平共處政策，在國際事務中，對于不同類型的國家，對于同一類型國家的不同情況，采取區(qū)別對待的方針：把社會主義國家同資本主義國家加以區(qū)別，把新獲得獨立的民族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加以區(qū)別，把一般資本主義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加以區(qū)別，以及對不同的帝國主義國家也區(qū)別對待。文章指出，中國政府堅持和平外交政策，1954年倡議了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國外交政策的總目標是，“以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無產階級為核心，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廣泛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文章逐條批駁了蘇共領導人關于和平共處問題的主要觀點。

6.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開始研究如何處置1963年11月29日蘇共中央的來信。

1964年元旦過后，毛主席連續(xù)召開了兩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怎樣處置蘇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來信。歸納起來，毛主席和中央常委有以下看法和意見。

對于蘇共中央為什么來這封信？首先，是赫魯曉夫害怕公開論戰(zhàn)。大論戰(zhàn)的火是他點起來的，現在引火燒身。毛主席說，赫魯曉夫現在也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對于公開論戰(zhàn)中我們和其他兄弟黨對他的揭露十分恐懼。

其次，是過去跟著赫魯曉夫指揮棒走的那些黨發(fā)生分裂，他們黨內不少人不同意跟著赫魯曉夫的指揮棒轉，不同意赫魯曉夫對社會主義國家、對民族獨立運動、對帝國主義國家所采取的那種修正主義的政策。許多過去跟著赫魯曉夫走的黨，現在內部吵得一塌糊涂，甚至分裂出左派的黨，而沒有分裂的黨，認為這樣爭論下去不得了，要求赫魯曉夫設法停止公開論戰(zhàn)。

再次，是美國正處在一個過渡時期。因美國總統(tǒng)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被人暗殺，使美國處于軟弱的過渡期，難于果斷處理美蘇關系。赫魯曉夫寄希望于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幻想遇到更大困難。

其四，是蘇聯(lián)內部發(fā)生困難。赫魯曉夫搞的什么工業(yè)黨、農業(yè)黨、大開荒，效果都不好，內部思想混亂，不滿情緒增長，這是赫魯曉夫不能不考慮的問題。

由于這些原因，赫魯曉夫企圖用增加貿易，可以供應工業(yè)設備，甚至說可以派專家等等，引誘我們停止公開論戰(zhàn)。

毛主席指出，赫魯曉夫這封信是逼出來的，是公開論戰(zhàn)的結果，是斗爭的結果。赫魯曉夫本來就一怕革命人民、二怕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三怕帝國主義，現在又增加一個怕，即怕公開論戰(zhàn)。但是，也應該看到，他的這個做法有兩面性，一方面固然是表明他要應付那些過去跟他一起走而現在對他不滿的人；另一方面他采取這么一個步驟還包含嫁禍于我的企圖，說中蘇關系惡化，在于中國不贊成停止公開論戰(zhàn)。

毛主席指出，現在總的形勢是赫魯曉夫一天不如一天，作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發(fā)展的最高峰是蘇共22大，那是他走到頂點，從此以后就走下坡路。我們雖然在1962年底、1963年初寫了七篇文章，進行反擊，但是一直到1963年6月14日我們發(fā)表《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的答復信，在表面上似乎我們是處于被動的地位，實際上是誘敵深入，等待時機。我黨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提出以后，我們形式上也轉入主動，擺開全面出擊陣勢。從那以后，我們又抓住蘇共《公開信》轉入戰(zhàn)略反攻。現在正是展開全面反攻的時候，正像國內解放戰(zhàn)爭時期，1947年7月劉鄧大軍南渡黃河、逐鹿中原，我軍戰(zhàn)略反攻開始那樣。因為有蘇共中央《公開信》這個靶子，我們就可以放開手腳，堂堂正正地進行公開大論戰(zhàn)了。

毛主席認為，現在的情況對我們非常有利。我們不急于答復他們這封來信，更不同意停止公開論戰(zhàn)，召開國際會議更談不上。我們還要繼續(xù)寫文章，現在已經寫了六評，還要寫七評、八評、九評、十評。但是，我們也要認真地準備回答他們的來信。

關于公開論戰(zhàn)，毛主席還指出，我們要做一個十年計劃，因為文章太多，決議也很多，答復起來很費時間。我們現在才發(fā)表了六篇文章，七評、八評、九評、十評還沒有發(fā)表。平均起來，大概一個月發(fā)表一篇。因為我們是采取認真的態(tài)度，嚴肅的態(tài)度，是擺事實、講道理的，所以要費一些時間。做一個十年計劃差不多。如果他們繼續(xù)發(fā)表攻擊我們的文章，我們奉陪到底，也許不止十年，還要更長一點時間。毛主席說，這點道理，我們要向兄弟黨講清楚，對左派要講清楚，對中間派要講清楚，甚至對一些跟著赫魯曉夫跑的兄弟黨也要講清楚。要把丑話說在前面。（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下，P659-661）

中央要求，外交部、外貿部、財貿口、文教口、計委和總參謀部（因為蘇方來信里談到邊界問題）都認真研究如何答復蘇方來信中提出的問題。關于停止公開論戰(zhàn)的問題，由秀才班子考慮怎么樣答復。

7.根據中央常委會議精神，寫作班子開始起草《七評》，題目是《蘇共領導是最大的分裂主義者》。

毛主席說過：《七評》搞了兩個多月，修改了十八次，在文章發(fā)表的前兩個星期才想出了一個題目《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據吳冷西回憶：“這篇文章原定是講兄弟黨關系的，多次改變題目，改變結構，寫得比較吃力。”（《毛澤東傳》1949-1976下，P1294）

在修改過程中，毛主席提出講兄弟黨關系要從辯證法講起。世間事物都是對立統(tǒng)一，一分為二。《三國演義》開篇就說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也是在分分合合過程中發(fā)展的。從第一國際到第三國際都是如此。要把這個規(guī)律結合當前實際，大批赫魯曉夫搞分裂活動。黨的分裂是從思想分裂開始，然后才有組織分裂。修正主義是思想分歧，長久下去，勢必導致組織分裂，修正主義就是分裂主義。然后講清楚各國黨不論大小都是平等的，獨立自主，聯(lián)合是斗爭的需要，相互關系應有準則。搞大黨主義就會損害團結制造分裂。（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下，P662）

經毛主席這一指示，寫作班子才豁然開朗。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不但批判赫魯曉夫的分裂主義，徹底揭露赫魯曉夫是最大的分裂主義者，而且還要把他的分裂主義放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背景上加以考察，從理論上和實踐上作詳細的分析，為左派和中間派對赫魯曉夫最后分裂國際共運做思想準備。

《七評》發(fā)表前，毛主席在審定1月28日稿時，有兩處增補。一處是在“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部分，加寫了“蘇共領導的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是國內資產階級因素泛濫和增長起來的產物”。另一處是在“目前的公開論戰(zhàn)”部分，加寫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科學，科學是不怕論戰(zhàn)的，怕論戰(zhàn)的不是科學”。前者代表了毛主席通過對蘇聯(lián)變化的觀察和中蘇論戰(zhàn)得出的一個重要認識，這也進一步驗證了，他在黨的北戴河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的黨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他用這個重要認識來觀察中國國內的問題，進而觀察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很自然地就聯(lián)系到：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要進行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在國內必須進行“四清”、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到最后找到一個最好的形式——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的發(fā)動群眾，來揭露我們黨的陰暗面。后者表達了毛主席對這場反修大論戰(zhàn)的自信和將這場論戰(zhàn)進行到底的決心。

《七評》于1964年2月4日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

《七評》開門見山地指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由于現代修正主義思潮的泛濫，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受到嚴重的威脅，國際共產主義隊伍面臨著空前嚴重的分裂危險。維護團結，反對分裂是全世界共產黨人、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當前的迫切任務。中國共產黨為此做了堅持不懈的努力。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的立場是堅持原則，堅持團結，消除分歧，共同對敵。

《七評》最大的特點，是縱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分析馬克思列寧主義同各種各樣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斗爭。評論指出，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貫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同機會主義的斗爭，貫穿著維護團結和制造分裂之間的斗爭，一國范圍如此，國際范圍也是如此。《七評》在總結從1848年起到1919年第三國際成立這一段歷史教訓時指出：第一，國際工人運動同世界任何事物一樣，總是一分為二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產主義隊伍中來，不可避免地發(fā)生機會主義以及由此而發(fā)生的分裂活動，馬列主義和國際工人運動正是在這種對立面的斗爭中發(fā)展起來的。第二，在共產主義運動發(fā)展的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維護團結和制造分裂的斗爭，實質上是馬列主義同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的斗爭，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是分裂主義的政治和思想根源。第三，無產階級的團結是在同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斗爭中鞏固和發(fā)展起來的。文章深刻地論述了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領導已經成為現代修正主義的主要代表，也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大的分裂主義者。

文章揭露了蘇共強加于人的老子黨作風和把本國利益凌駕于兄弟國家利益之上的大國沙文主義，并駁斥了加給中共的種種罪名，如所謂“反蘇”、“爭奪領導權”、“抗拒多數的意志”、“支持兄弟黨的反黨集團”等等。文章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于加強國際共運團結的主張。

8.中共中央準備答復蘇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來信的復信，并同兄弟黨商量。

《七評》發(fā)表之后，毛主席和中央常委開始研究對蘇共中央去年11月29日來信的復信。寫作班子已經準備好一個經過多次修改的初稿。中央為了把復信搞得更好，決定同兄弟黨進行商量。

首先，鄧小平率領的我黨代表團秘密訪問越南。有兩項任務：一是準備給越南20億元援助，幫助越南打下自力更生的經濟基礎，主要是幫助它搞好農業(yè)和輕工業(yè)；二是征求越南對我黨答復蘇共中央來信的意見。鄧小平說，在他們來越南的同時，黨中央已邀請金日成到北京，征求朝鮮黨的意見；凡是能夠接觸到的亞洲黨、歐洲黨、大洋洲的黨，以至美洲的黨，都想征求他們的意見。

越南黨中央領導人一再感謝中國對越南的這次援助，并說來得正是時候。對我黨給蘇共中央的復信，提了些意見，他們強調，停止公開論戰(zhàn)的問題要提出一些條件，要蘇共方面切實停止公開論戰(zhàn)，不僅蘇共，其他兄弟黨也要停止對中國黨、阿黨的攻擊。要蘇共跟其他兄弟黨商量，保證做到這一點。他們贊成中國黨在復信中的意見，就是要達成一個公平合理的協(xié)議才能夠停戰(zhàn)，不能蘇方要停就停，蘇方要攻就攻。關于兄弟黨會議問題，越南停止特別強調說，為了召開兄弟黨會議，首先要中蘇兩黨會談談好。否則開起會來大吵一頓，不解決問題。

其次，毛主席會見金日成率領的朝鮮黨代表團。

在第一次會談時，毛主席跟金日成說，蘇共中央在去年11月29日給我們來了一封信，我們對他們過去7月14日發(fā)表的那個《公開信》還沒有答復完，所以我們當時決定不急于答復，拖了將近三個月。最近我們中央決定，要答復他們。因為這封信關系比較大，提出了比較重用的問題。有一些是中蘇兩國、兩黨之間的問題，有一些是關系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問題。所以我們想請你們來商量一下，在內容上、步驟上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毛主席說，從內容上來講，去年11月29日蘇共中央的來信連中蘇兩黨繼續(xù)會談的問題都沒有提，而我們這次復信準備鄭重其事地答復他們，提出一個積極的謀求團結的建議。我們想在這個信里提出三點建議：第一，重新舉行中蘇兩黨會談，作為1963年7月那次沒有結果的會談的繼續(xù)。第二，召開17國的共產黨會議，也可以叫做起草委員會，為召開全世界的共產黨代表會議做準備。第三，召開全世界81個或者100多個黨的代表會議。我們提出這三點積極的建議，請你們考慮，看妥當不妥當。

毛主席說，按照我們的設想，中蘇兩黨會談的時間，原來想在7月舉行，現在已是2月底，準備來不及，擬改在10月。這樣，蘇聯(lián)方面可能說太遲。我們想，如果他們覺得太遲，可以提前到9月，如果他們覺得還是太遲，也可以提前到8月，但7月不能舉行，太倉促了。我們是這樣考慮的，也請你們考慮一下，妥當不妥當。因為如果現在就舉行中蘇兩黨會談，毫無準備，肯定談不好。要談就要先有文件草案，起草文件需要花時間，所以7月來不及。

毛主席說，過去1957年和1960年召開的兩次兄弟黨會議，文件都是他們起草的，我們只在他們的基礎上修修補補。這一次我們想提出一個綱領性的文件，或者是一個宣言草案。這次要開全世界兄弟黨代表會議，總要開得比1960年81黨會議要好一點，不能退步。很可能是他們提一個草案，我們也提一個草案。我們希望，這兩個草案在中蘇兩黨會談中能夠通過協(xié)商形成為一個共同的文件草案，然后提到17黨起草委員會上去，這樣最好。如果不行，就把中蘇兩方的文件一同提到17黨會議上去。如果17黨會議達不成協(xié)議，那就休會一個時期，再來開第二次會議，反正起草委員會要達成共同的協(xié)議以后，才能召開全世界共產黨代表會議。

毛主席還談到，這個月（2月份）發(fā)生的兩件事情值得注意。一件事情是蘇共中央開了中央全會，并作出了決議，說要對我們進行“堅決反擊”。再一件事情是，蘇共中央在2月12日寫信給兄弟黨。內容是什么？不外乎是要對中國黨采取所謂“集體措施”。對于這封信，我們在2月20日曾經寫信給蘇共中央，要求他們把這封信也給我們。但是過了兩天，2月22日他們來信說，我們的信說“要求”而不是“請求”他們，他們不給。我們又在2月27日寫了一封信，在信里說，過去我們說“要求”你們不給，那么現在我們就根據你們的說法，我們“請求”你們把這封信給我們。毛主席說，估計他們也可能不給，也可能給，不給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金日成說，他到中國來之前，蘇聯(lián)駐朝鮮大使館要求見他，交來一封蘇共中央給羅馬尼亞黨的信。在這封信中提到要對中國黨進行“堅決反擊”。金日成說，我曾經問他，不知你們所說的“堅決反擊”是什么，我們想了解一下你們對中國是怎么樣反擊，然后再給你們復信。你們的堅決反擊到底是什么？難道能把中國開除出社會主義陣營嗎？不管你們開除不開除，中國仍然存在。那么你們要同中國斷絕貿易關系嗎？斷絕外交關系嗎？除此以外你們還有什么？金日成說，當時蘇聯(lián)大使只說要公開發(fā)表蘇共中央全會的決議譴責中國，其他沒有多談。

金日成說，我看他們這一套沒有什么，只不過重復過去的老一套就是了。我告訴他們，你們以不要威脅人家的態(tài)度為好。蘇聯(lián)大使還講到，他們最惱火的是中國2月4日發(fā)表的那篇文章（即《七評》），罵蘇共是最大的分裂主義者。我就勸他們，你們還是要有耐心，你們發(fā)表上千篇文章罵中國，中國僅僅發(fā)表幾篇文章，怎么就沒有耐心了呢？你們現在說要給中國一個堅決的反擊，你們一發(fā)起反擊，那么中國勢必還要自衛(wèi)，還要答復你們。這樣，公開論戰(zhàn)到什么時候才能停止呢？

毛主席說，看來蘇共領導現在搞兩手：一手是他們開中央全會說要“堅決反擊”，給兄弟黨的信說要采取“集體措施”。這是采取高壓的辦法，甚至可能采取公開分裂的步驟。另一手是要羅馬尼亞派代表團到中國來，由羅馬尼亞出面調停。羅方本來說很快就來的，可是在我們同意他們來以后，他們又拖了半個月，將在3月1日動身，2日到北京，而且還放空氣說談不好不走。羅馬尼亞黨代表團要達到什么目的？無非是調停，無非是要我們讓步。但是，我們怎么好答復他們呢，因為我們還沒有看到蘇共的“堅決反擊”、“集體措施”是什么，我們讓什么步呢？

毛主席說，現在要跟朝鮮同志商量一下，我們對羅馬尼亞同志采取什么樣的方針。估計他們是為調停而來的，首先是為要求停止公開論戰(zhàn)來的。當然，為著照顧羅馬尼亞，公開論戰(zhàn)稍停一下也是可以的。毛主席說，這個問題我們中央還要討論，也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金日成表示，能夠照顧一下，稍微停一下論戰(zhàn)是可以的，條件應該是我們停止論戰(zhàn)以后，如果赫魯曉夫再攻擊中國黨，那么羅馬尼亞同志要站在我們一邊反對赫魯曉夫。毛主席說，你提的這個問題可以考慮。不知道羅馬尼亞同志愿意不愿意。

毛主席說，看來赫魯曉夫現在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了。他原先設想公開論戰(zhàn)對他有好處，結果公開論戰(zhàn)起來了他又怕，怕我們揭他的底，怕我們戳穿他的修正主義面目。但是，這個人很難捉摸，他很可能惱羞成怒。我們有過這樣的經驗，1960年他撤專家，撕毀一切合同、協(xié)定，就是一個例子。（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下，P671-675）

鄧小平率領的訪越代表團回來后，當天（2月28日）晚上，毛主席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鄧小平簡單地談了一下訪越情況，然后就商量對即將來華的羅馬尼亞代表團采取什么方針。常委經過充分討論，最后，毛主席歸納大家的意見，決定我黨和羅馬尼亞代表團會談的方針是：

第一，在停止公開論戰(zhàn)問題上寸步不讓。堅持要求所有發(fā)表過文章、做過決議攻擊我們黨的，公開承認錯誤，宣布撤銷它的決議。如果做不到就不能停。但是，為著對羅馬尼亞表示禮貌，在中羅兩黨會談期間，我們不發(fā)表批評赫魯曉夫的文章。只是在這個期間不發(fā)表，過了這個期間我們繼續(xù)發(fā)表。

第二，我們答復蘇共中央去年11月29日來信的復信，要在羅馬尼亞代表團到達中國之前發(fā)出，不要在它在中國期間發(fā)出，也不要在它離開中國之后發(fā)出。因為我們的答復信提出了積極的建議，是我們早就決定了的，同羅黨無關，這樣我們更加主動。

第三，對羅馬尼亞黨和國家應該繼續(xù)采取加強友好合作的方針，要體諒他們所處的困難地位，要爭取同他們共同行動，抵抗赫魯曉夫的大國沙文主義。

第二天（2月29日），毛主席和金日成進行第二次會談。會談開始后，毛主席先要鄧小平向金日成介紹他去越南的情況。

鄧小平扼要地匯報了中越兩黨會談的情況。總的會談情況是好的，他們很贊成我們的復信。黎筍還表示要把反修斗爭干到底。在我們談到窮寇要追的時候，他們有些顧慮，希望我們在中蘇兩黨會談之前保持一個良好的氣氛。我們已給越南同志講清楚，我們爭取拖，但是不怕破。拖，就是保持目前這種不破裂的局面。

這時候，毛主席對金日成說，我作過一首詩，是講解放南京的。這首詩里面有那么兩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現在我們對赫魯曉夫還是要追窮寇，而不是莫追窮寇，跟那時對待蔣介石一樣，但不是真刀真槍，而是筆墨官司。

金日成表示，看來蘇聯(lián)方面很怕公開論戰(zhàn)。

毛主席說，在去年他們發(fā)表7月14日的蘇共中央給全體黨員公開信之前，我們很難公開指名批評他們。我們在去年6月14日給他們的那個關于總路線的建議的信里都沒有指名。一直到那個時候，我們都沒有公開指名批評蘇共和赫魯曉夫。只是在他們發(fā)表《公開信》以后，那我們就可以指名了。過去很難指名，因為它沒有指我們的名。而他們發(fā)表《公開信》公開指名攻擊我們，那樣我們就可以公開指名答復他們。現在看起來，我們6月14日講總路線問題的那封信，我們的論點是同他們針鋒相對的，那樣刺激他一下很有好處。他忍不住了，他公開跳出來大罵我們了，那樣我們就解放了，我們也可以公開指名批評他了。

接著，雙方就如何接待羅馬尼亞黨代表團問題交換意見。

通過討論，毛主席說，我們給蘇共的復信，準備在羅馬尼亞代表團到之前就發(fā)出。我們在信里建議中蘇兩黨會談在10月舉行。他們可能說太晚。那么我們第一步讓到9月，第二步讓到8月，讓了兩步就不能再讓了，因為需要時間做會談的準備。這樣，從現在到8月還有四個月的時間。

毛主席還問金日成，他們對復信還有什么意見。金日成說，意見已談了，再沒有什么意見了，復信寫得很好。

在談到如何對待羅馬尼亞代表團的問題，毛主席說，同赫魯曉夫談判好辦，同羅馬尼亞代表團談判就要采取比較謹慎的方針，對他們不能采取對待赫魯曉夫那樣的態(tài)度，不能讓他們空跑一場。那么我們能夠給他們什么呢？當然不能拿原則做交易，但是在不那么違背原則的情況下，出于禮貌，可以考慮在一個短時間內，在他們來的時候，在中羅兩黨會談期間，我們不發(fā)表公開論戰(zhàn)的文章。這樣也有好處，可以讓秀才們集中力量，準備將來中蘇兩黨會談時我方提出的宣言草案，這樣做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我們可以對羅馬尼亞同志說，我們也響應赫魯曉夫的號召，我們并不是像公雞那樣好斗，并不是每一天都斗，我們半年多才寫了七篇文章，現在可以暫停一下。

毛主席接著請金日成在北京留一段時間，待羅馬尼亞代表團到來后幫助我們做做他們的工作。金日成表示，如果有需要幫助的，他可以留下，其他負責同志可以先行回國。（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下，P678-680）

9.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的復信。簽署的日期是1964年2月29日。蘇共中央3月7日又復信中共中央。

我黨2月29日的復信共分五個部分：

第一，關于中蘇邊界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一貫認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中蘇兩國邊界問題，可以由兩國政府通過談判加以解決，在未解決之前，應該維持邊界現狀。十多年來我們一直是這樣做的。如果蘇聯(lián)政府也是這樣做，那么雙方在邊界上本來是可以和睦相處、保持安寧的。但是近幾年來蘇聯(lián)方面不斷地破壞邊界現狀，進占中國的領土，挑起邊境事件。更嚴重的是，蘇方在中國境內的新疆地區(qū)進行大規(guī)模的顛覆活動，誘騙和脅迫幾萬名中國公民跑到蘇聯(lián)去。現在，兩國政府的代表團已經在1964年2月25日在北京開始舉行邊界會談，如果蘇聯(lián)方面也采取同中國政府同樣的態(tài)度，本著平等協(xié)商、互諒互讓的精神，我們相信中蘇邊界問題的解決應當是不困難的。

第二，關于援助問題。中國對蘇聯(lián)在斯大林領導時期開始提供的友好援助，從來給予恰當的評價，并且多次表示感謝。但是，你們老提這個問題，我們就不能不指出，蘇聯(lián)對中國的援助其實不是單方面的，更不是無償的，而主要是通過貿易的方式進行的。對于蘇聯(lián)向我們所提供的成套設備和物資，包括用貸款的形式提供的設備和物資，連同利息在內，我們都是用物資、黃金、國際貨幣來償付的。而且我們從蘇聯(lián)進口的東西，比起國際市場的價格來說要貴得多。應該說，這十多年來，一直到1962年為止，我們向蘇聯(lián)提供的糧食、油料和其他食品有21億新盧布，提供的礦產品和五金有14億多新盧布，用這些錢來償還蘇聯(lián)給我們提供的設備和物資，也包括償還貸款。這里附帶說明一下，關于蘇聯(lián)給中國的貸款，其中絕大部分是軍事物資的貸款，這些軍事物資大部分是用在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間的。在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中國負擔重，損失大。而蘇聯(lián)在這場戰(zhàn)爭中用貸款的形式向中國提供的軍事物資也不是無償援助的，而是要中國按半價購買的，甚至還要計算利息。我們一直是按原來的規(guī)定逐年償還。據周總理計算，在過去十幾年中間，我們一共欠了蘇聯(lián)74億多盧布的債，到1964年3月，我們已經償還了71億多盧布，還有3億盧布未還清。經過1964年整年的努力，我們到年底也全部還請了。

第三，關于蘇聯(lián)專家問題。蘇共中央來信說可以向中國派專家。我們復信說，過去在中國的蘇聯(lián)專家始終得到中國政府和人民的歡迎、尊重和信任，而絕大多數蘇聯(lián)專家是積極工作的，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是有幫助的。對他們那種辛勤勞動，我們一向給予很高的評價。你們應當記得，在蘇共領導違背雙方協(xié)議，單方面決定召回在中國的全部蘇聯(lián)專家之后，我們曾經表示愿意挽留這些專家繼續(xù)在中國工作，希望你們重新考慮。但是你們斷然拒絕了我們的要求，背棄了國際關系的準則，在一個月的短時間內，悍然撤走1390名全部蘇聯(lián)專家，撕毀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除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蘇聯(lián)這樣做，給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你們乘人之危采取這樣嚴重的步驟，完全違背了共產主義的道德，也違背了國際關系的準則。你們現在表示可以派專家，坦白地說，中國人民是信不過你們的，我們不愿意再上當了。

第四，關于中蘇貿易問題。復信指出，近年來中蘇貿易的確是減少了，真正的原因是蘇聯(lián)方面把思想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方面，撤走全部蘇聯(lián)專家，撕毀了幾百個合同，使我們的建設進程和生產安排都受到嚴重的影響。所以我們不能按原來條約的規(guī)定，進口那些設備和物資，因為你們條約都撕毀了，專家都撤走了，難道我們把這些東西買下來堆在那里讓它們長銹嗎？所以說，近年來中蘇貿易的減少，原因完全在蘇聯(lián)方面。

第五，關于停止公開論戰(zhàn)問題。我們曾多次努力，希望中蘇兩黨和各兄弟黨應當共同努力，尋求合理的基礎，以便達成一個能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關于停止公開論戰(zhàn)的協(xié)議。我們的這個建議再一次遭到你們的拒絕。你們不顧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忠告，在中蘇兩黨莫斯科談判期間，竟然在7月14日發(fā)表了給你們全體黨組織和全體黨員的《公開信》，發(fā)動了空前規(guī)模的反華運動。據我們不完全統(tǒng)計，從1963年7月15日到10月底的三個半月時間里，你們在蘇聯(lián)的報刊上發(fā)表了近兩千篇的反華文章和材料，你們還登載了42個黨的反華決議、聲明和文章。就是在你們11月29日來信以后，你們和你們的追隨者的反華宣傳也一直沒有停止過。

你們發(fā)表了那么多反華材料和文章，我們到現在為止，才寫了七篇答復你們《公開信》的文章。我們對你們《公開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還沒有答復完，對你們其他反華文章提出來的問題也根本沒有開始答復。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設想：你說要公開論戰(zhàn)就公開論戰(zhàn)，你說要停止公開論戰(zhàn)就停止公開論戰(zhàn)呢？怎么能設想，我們會聽從你的指揮棒，放棄答復權利，聽任你們在全世界散布許多謠言、謾罵、誣蔑、捏造呢？那不是要我們中國共產黨向你們修正主義路線投降屈膝投降嗎

復信義正詞嚴，措辭嚴厲，揭露了赫魯曉夫集團把中蘇兩黨意識形態(tài)的分歧，發(fā)展到撕毀合同、撤走專家和中蘇邊界問題，成為關系國家關系的嚴重的政治問題。

復信最后對停止公開論戰(zhàn)提出了四點建議。第一，必須經過中蘇兩黨和其他有關兄弟黨，進行各種雙邊的和多邊的會談，通過協(xié)商，找出一個能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辦法，達成共同的協(xié)議；第二，在舉行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之前，應當做好準備工作，使這個會議成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原則的基礎上團結的大會；第三，中蘇兩黨繼續(xù)舉行會談是開好兄弟黨會議的必要準備步驟，建議在1964年10月10日到15日在北京繼續(xù)舉行兩黨會談；第四，在中蘇兩黨會談之后，舉行阿爾巴尼亞等17國參加的會議，為各國兄弟黨代表會議作進一步的準備。

3月7日，蘇共中央又復信中共中央，對2月29日中共中央的復信，提出的各點逐條批駁，并指責中共“只是為了讓自己占有‘老子黨’的地位”。復信同意在北京舉行兩黨會談，但要求把會談的時間從10月提前到5月；同意舉行有部分兄弟黨參加的籌備會議，并建議在1964年6、7月間召開，但不贊成中共提出的17國名單，堅持要由參加1960年莫斯科會議起草委員會的所有26國組成籌備會議；同意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召開的時間為1964年秋。

10.羅馬尼亞代表團到達北京。在中羅兩黨代表團會談的基礎上，毛主席作了亦莊亦諧的談話。

羅馬尼亞黨的代表團3月2日路經莫斯科到達北京。這個代表團名義上是由國務委員會副主席毛雷爾率領，他公開的地位僅次于喬治烏.德治，跟他一起來的，是他們黨內的二、三、四、五把手都來了。后來事實證明，這幾個人中間跟喬治烏.德治最接近的、最活躍的是齊奧賽斯庫。他是喬治烏.德治的接班人。

我黨參加會談的代表團團長是劉少奇，成員有鄧小平、彭真、康生、伍修權和吳冷西。

中羅兩黨代表團經過六次坦率而又激烈、友好的會談和交換意見，彼此都加深了了解，兩黨代表團都表示，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繼續(xù)發(fā)展兩黨、兩國之間的友好關系。

3月10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老北京廳會見羅馬尼亞黨代表團。雙方代表團成員都參加了。毛主席先問了一下劉少奇會談的情況。之后，毛主席作了亦莊亦諧的談話。

毛主席說，他們（指我黨代表團的同志）這些人都是好戰(zhàn)分子，而且包括我在內。我是“好戰(zhàn)”出了名的。聯(lián)合國叫我是“侵略者”，說我們“侵略”了朝鮮。赫魯曉夫又封了我們“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分裂主義”、“民族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等，還有“假革命”、“跟帝國主義站在一起”，說我們這么壞。如果我們真是這么壞那他們應該攻擊，應該批評。如果他們不批評，那他們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蘇共中央的2月全會作了決議。你們羅馬尼亞同志說不讓他們發(fā)表，我看辦不到。他們中央委員會開會有6000多人參加，在會上批評我們一通，并且做出決議。你們要把它壓下來，要他們不批評我們，這能辦得到嗎？毛主席接著說，做了決議而且公開發(fā)表的，一共有40多個黨，現在我看他們這些人下不得臺階，你們說他們怎么辦？要下臺階可以，那他們得公開承認錯誤，撤銷決議。否則總有一天我們是要回答的。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其實，你們也不用那么著急，這不過是打筆墨官司，有什么要緊呢，寫寫文章、講講話，有什么要緊呢。

毛主席說我們這些人也不是那么好戰(zhàn)。我當過小學教員，從來沒有進過軍事學校。在座的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這些人，都沒有進過軍事學校，原來都沒有想要打仗。是誰要我們打仗呢？那就是過去我們的那個朋友，叫做蔣介石，是他教我們打仗的。他的背后還站著美帝國主義。他用殺人的辦法，逼得我們沒有辦法，只好照他的辦，只好打仗。這叫逼上梁山，官逼民反。這么一打，就打了25年，因此我就成為“好戰(zhàn)分子”，成了“侵略者”。這是講的打武仗。現在不是打武仗，現在是打文仗，打筆墨官司，寫文章。這件事情還比較輕松愉快。你看，打了這么幾年，沒有死一個人。武仗可以打，文仗為什么不可以打？其實，你們知道我們也不是想打的，我們對打這個文仗也沒有精神準備，誰想跟蘇聯(lián)鬧翻呢？

毛主席說，鬧翻的是開始于1958年，還不是1960年在你們布加勒斯特召開的那個會議。在1958年赫魯曉夫要搞所謂中蘇共同艦隊，要占領我們全部海岸線。那個時候，赫魯曉夫為建立中蘇共同艦隊到中國來。我對他講，要么是中國全部海岸線都交給你，要么是中國全部海岸線由我管，要么就是劃一部分給你，這三條隨便你選擇。赫魯曉夫說，要是全部交給蘇聯(lián)那你們干什么呢？我說，我總有工作做，我可以去打游擊。他說現代戰(zhàn)爭中打游擊不頂事。我說，那把一部分交給你，你們再回到旅順、大連去好不好？他說已經撤了，再回去影響不好。我說，那中國的海岸線還是全部由中國管，蘇聯(lián)幫助我們建立海軍。赫魯曉夫不干，他認為還是搞共同艦隊好。我說，不行，要么全交給你，要么是全部由我管。這就鬧翻了。他是想控制中國。

毛主席又說，在這之后還有1959年的事。赫魯曉夫到美國去之前，先發(fā)表一個塔斯社聲明，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站在印度那一方面，反對中國。到了美國之后，他又跑到中國來，勸我們放棄臺灣，還勸我們釋放一批被我們關起來的美國犯罪分子。我說這都不行。他說，他要離開美國到中國來的時候，艾森豪威爾跟他講，你到北京去是白跑一趟。毛主席說，赫魯曉夫那次確是白跑了一趟。你們這回是不是又白跑了一趟？

毛主席這么滔滔不絕地講了很長的一番話，實際上是告訴給羅代表團：你們要來勸中國停是不行的，你們勸赫魯曉夫停也是不會有結果的，就是說調停是不行的，除非他們認錯。

然后，毛主席說，請你們去告訴赫魯曉夫，中國人就是這樣頑固的，叫做寸步不讓，寸土必爭，針鋒相對。赫魯曉夫最近給我們來信，說他不跟中國搞針鋒相對。他搞針鋒相對也好，不搞針鋒相對也好，反正我們是要搞的。蘇聯(lián)的兩千多篇文章，每一篇都要答復的。還有40多個黨做出的決議，我們也要答復的。無論做決議也好，沒有做決議也好，每一篇文章，每一個決議統(tǒng)統(tǒng)要答復。中國人就是“頑固分子”。“頑固分子”不只是鄧小平他們這些人，首先是我。有時候我比他們更“頑固”一些，更“好戰(zhàn)”一些，更“侵略”一些，但也有時候他們比我更厲害一些就是了。

毛主席又重復地說，剛才我講過，我們也不是愿意公開論戰(zhàn)的，公開爭論是赫魯曉夫他們挑起來的。既然已經挑起來，就需要有一個公平合理的解決辦法。而且我認為，這種公開爭論不要緊，不要那么緊張。第一條不死人，第二條天不會塌下來，第三條山上的草木照樣長，第四條河里的魚照樣游，第五條女同志照樣生孩子。這五條，除了公開論戰(zhàn)不死人這一點以外，后邊四條我都跟蘇聯(lián)大使講了，他們在去年11月29日的那個信里面也承認我講的這些話是正確的。所以我們認為公開論戰(zhàn)還要繼續(xù)下去，我們還要答辯，大概還要十年才能答復完，因為他們有兩千多篇文章。他們還要采取什么措施隨他去。火是包不住的。你們叫他不要發(fā)表決議，我看赫魯曉夫總有一天要發(fā)表的。我不相信他不發(fā)表。他發(fā)表更好。如不發(fā)表，那個病毒不發(fā)作，病就好不了。他是否已經說夠了呢？反正我們還沒有說夠，因為我們對兩千多篇文章只答復了七篇，還差1993篇。這還不講其他四十幾個黨的，只是蘇聯(lián)的就有兩千多篇。

毛主席說，我說赫魯曉夫闖了個大禍，他把妖魔鬼怪統(tǒng)統(tǒng)放出來了。這些妖魔鬼怪，我們中國黨算一個，現在不只我們一個，還有十幾個、二十幾個黨都是妖魔鬼怪，都反對他，都是他放出來的。我們原先并不想爭論，不知道在內部談了多少次，少奇同志也談了幾次，周恩來同志又談了幾次，小平同志談的更多，勸他們不要搞公開論戰(zhàn)，但是他們一定要搞，這一搞，好了，天下大亂了。

毛主席接著說，我們中國人沒有什么陰謀，我們搞的就是陽謀。過去一個星期里面談的那些都是真心話。我們代表團跟你們談了一個星期。今天我們又談，我又講了這么一大篇。我不裝和事佬，裝著好像我自己還文明一點，沒有我們代表團其他同志那樣野蠻。我跟我們代表團的其他同志一樣，有時候比他們更不文明一點，這叫做公雞好斗。赫魯曉夫說我是公雞，他自己是母雞嗎？其實斗也不是我們要斗，是赫魯曉夫先斗起來的。這次你們來得好。我們的共同觀點比較多。你們跟赫魯曉夫不同，你們可以跟我們發(fā)展友好合作。

這個時候，毛主席已經談了一個多鐘頭，于是說盡是我談不行，羅馬尼亞同志們，你們也談一談吧。

毛雷爾先講，作了友好坦誠的講話。最后他說，經過這么一個星期，看來我們沒有能夠把你和你的同志們說服，也正如你們也沒有能夠把我們說服一樣。

此時，齊奧賽斯庫插進來說，公開論戰(zhàn)造成許多損失，甚至也造成一些犧牲，有許多在艱苦條件下進行地下工作的共產黨，不得不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毛主席就問，有什么不可彌補的損失？齊奧賽斯庫說，分散他們的力量，把他們組織搞垮，使他們不能夠集中力量來進行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

這個時候，我們代表團的好幾位同志插進來問齊奧賽斯庫：四十幾個黨中大多數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黨，他們沒有取得政權，但是他們跟著赫魯曉夫向中國發(fā)動進攻，攻擊中國共產黨，可見他們對此并不感到困難。如果他們感到困難，那為什么跟赫魯曉夫發(fā)動對中國共產黨的攻擊呢？并不是中國共產黨首先攻擊他們，是他們發(fā)動對中國黨的攻擊，可見他們并不困難！因齊奧賽斯庫幾次講話不公平，我們很不滿意。有的同志甚至指名質問他：你為什么只說我們答辯不好，不說他們首先攻擊我們不對？這是公平嗎？這時齊奧賽斯庫臉都紅了。

看到這種情況，毛主席說，你們是不是要打架？我們代表團的同志說，就是不公平。毛主席說，還是請齊奧賽斯庫同志繼續(xù)講。

齊奧賽斯庫接著說，我們很早以前說過，也告訴過這些黨，他們攻擊中國共產黨是錯誤的。毛主席說，你們有沒有要求他公開取消那些東西？如果他取消對我們的攻擊，我們就不來答辯，不再批評他們了。齊奧賽斯庫說，我們的建議只是要創(chuàng)造一個條件，暫停幾個月。停幾個月不發(fā)表論戰(zhàn)文章，天也不會塌下來，婦女也照樣生孩子。幾個月時間應該是能夠等待的，你們是很有經驗、很有耐心的。

毛主席說，這不對，你講要想到工人階級、各國人民的利益，那么，他們過去是不是想到這些呢？是不是因為想到這些，他們才公開批評我們呢？如果過去沒有想到，現在才真正想到，那么他們應該公開發(fā)表聲明承認錯誤。只要他們不做到這點，我們就要回答。不是我們欠了他們的債，而是他們欠了我們的債。你說他們有困難，他們有損失。他們現在知道有困難了，現在知道有損失了，現在就這么講了，但當初批評我們的時候，他們?yōu)槭裁礇]感到困難，沒感到會有損失呢？現在我們還沒有回答他們，還來不及。只有幾個黨我們回答了，大多數黨沒有回答。我們只批評了美國黨一篇、法國黨一篇、意大利黨兩篇，一共只有四篇。我們還沒有批評他們中的大多數，他們有什么困難呢？他們過去講，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要公開批評我們；現在我們講，我們?yōu)榱斯と穗A級的利益就要回答他們，只是現在還來不及回答他們就是了。因為時間來不及，寫不出那么多文章來，要做十年規(guī)劃。我們現在也只是寫文章，就是那些秀才們，一個報紙叫《人民日報》，一個雜志叫《紅旗》，由他們寫文章來回答。我們中央沒有做過決議，我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沒有做過決議，我們地方黨委也沒有做過決議。而蘇聯(lián)呢，他們從中央到地方組織都通過決議，攻擊我們。要講平等，我們要廢除不平等條約。要講對等關系，兄弟黨之間應該講平等。

毛雷爾看到這種情況，就想收場。他說我們如實地記著毛澤東同志剛才所講的話。我們也如實地記住中共代表團在會談過程中間所講的話。我們有這樣一個想法，如果再重復我們在會談過程中講過的話，那會使人感到厭倦，因為在停止公開論戰(zhàn)的問題上，我們的看法是不相吻合的。

毛主席就接過他的話說，是的，是不相吻合的。但是跟你們過去的觀點是相吻合的，你們過去也是贊成公開論戰(zhàn)的。毛雷爾說，那是對的。毛主席說，那么，我們贊成你們過去的觀點，不贊成你們現在的觀點。毛雷爾表示，我們懂得這一點，我們贊成公開論戰(zhàn)的時候我們做錯了。

齊奧賽斯庫也插進來說，那個時候我們也是不贊成公開論戰(zhàn)的。我們黨的領導在內部討論過這個問題。毛主席就問，那你們?yōu)槭裁从止_贊成論戰(zhàn)了呢？劉少奇說，在22大的時候，你們都贊成公開論戰(zhàn)，都批評我們，說我們不贊成公開論戰(zhàn)的立場是不正確的。

毛主席說，我看你們還是回到你們過去的立場比較好。毛雷爾說，假如我們認為我們做錯了，那為什么回到原來的立場呢？毛主席說，但是你們沒有公開聲明，沒有公開地在你們報紙上宣布你們過去做錯了。毛雷爾說，對的，我們在報紙上沒這么宣布。毛主席說，為什么不能宣布呢？

接著，大家都議論紛紛，談東歐一些國家的黨代表大會，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情況。伍修權特別提出，齊奧賽斯庫和斯托伊卡出席過這些會。齊奧賽斯庫趕忙說他們沒有攻擊中國共產黨。伍修權馬上說，我有記錄。當時我們不贊成公開論戰(zhàn)，你們羅馬尼亞同志不贊成我們的態(tài)度，你表示遺憾。

毛雷爾這時出面想把空氣緩和一下。他說，毛澤東同志，我們在過去的五天里邊，以我們所擁有的東西都轟擊了你們代表團，你們代表團也用所擁有的東西轟擊了我們。毛主席說，兩個堡壘都沒有攻破，原封不動。毛雷爾說，是的，我看交換意見是一件好事。毛主席表示贊成。毛雷爾又說，這次交換意見，在一系列問題上表明我們的想法是相同的。毛主席說，對，我們彼此更好地了解了，更直接相互了解了，彼此把話都講出來了。你們轟擊他們（指我黨代表團），他們也轟擊你們，但是并不傷害我們中羅兩黨之間的友誼。

毛主席說，我看我們先吃飯吧。我們可以達成協(xié)議，反對那些狂妄自大、揮舞指揮棒、要控制別國的那些人。毛雷爾說，我們也有相同的看法。毛主席說，在東歐，你們的朋友還不夠多，你們還要做別人的工作。我看人民是會逐步覺悟起來的。包括波蘭，也許還有匈牙利，甚至保加利亞這些國家，你們都可以去做工作，使他們跟你們的觀點接近。我講的所謂接近的觀點是什么觀點呢？不是講停止公開論戰(zhàn)這個觀點，而是講反對那些狂妄自大、揮舞指揮棒、干涉別國內政的人這一點，在這一點上，我們是跟你們接近的。毛雷爾也表示贊成。

這次毛主席會見羅馬尼亞代表團，就是在這種熱烈的，也可以說是激烈的但最后是友好的氣氛中結束了。（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下，P712-723）

11.毛主席召開中央常委會議，研究對蘇共中央3月7日信的復信和給赫魯曉夫祝賀70大壽問題。

3月16日，毛主席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對蘇共中央的復信。常委會先聽取周總理匯報了訪問亞非10國的情況；然后，毛主席提出蘇共中央3月7日來信的問題。請大家議一下，看看怎么答復。大家經過充分討論，毛主席看大家議論差不多了，他歸納大家的意見說，赫魯曉夫這個人是非常粗暴、非常性急的，估計等不到我們八評、九評、十評發(fā)表，他就會發(fā)表他們二月全會的決議，會發(fā)起一個反華運動。因為他看到羅馬尼亞的停戰(zhàn)要求被拒絕，我們的立場很堅定，毫不妥協(xié)，只有他認錯才能停止公開論戰(zhàn)。他能認錯嗎？他不會認錯的。這次公開論戰(zhàn)，我們已下決心要繼續(xù)下去，而赫魯曉夫、蘇共領導，這個決心大概也下了。

毛主席說，蘇共中央這樣急如星火，就是要開國際會議，對我采取“集體措施”。這似乎是下決心準備破裂。信中提出中蘇兩黨會談，開起草委員會、開國際會議、從5月到秋天（可能在十月革命節(jié)）辦完這幾件大事，顯然是要走過場。我們在上次復信中提出了這三個會，他不好不提，但并非要解決分歧。看來赫魯曉夫如意算盤一是應付我，也敷衍反對分裂的兄弟黨；二是為公開分裂做準備，把分裂責任推給我；三是轉移國內對他的不滿。

毛主席說，蘇共3月7日的信要答復，但是只是簡單地答復就行了。主要講，蘇共中央二月全會的文件沒有公布，蘇共給兄弟黨的信也沒有給我們，我們不知道你們要怎樣的“堅決反擊”，要采取什么“集體措施”，在這種情況下，中蘇兩黨怎么會談呢？看來中蘇兩黨會談定在今年10月也不行，要推遲到明年5月。至于起草委員會，要到明年秋天才能開，后年再開全世界兄弟黨會議。他越急，我們越要慢吞吞地渡方步。中國人從來是有耐心的。這個意思可以寫到復信里邊去。

毛主席還說，兩黨來往的信件要考慮發(fā)表，但是要看看赫魯曉夫對我們這次復信有什么反應，然后再考慮發(fā)表。我們目前還是繼續(xù)評論蘇共的《公開信》。現在已經發(fā)表七篇文章再有三篇就十篇，也就差不多了。以后繼續(xù)寫文章，除了寫過去已經定的題目以外，還要就一些根本理論問題，對蘇共的錯誤提出批評。比方說，現代修正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問題、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問題，這兩個是大題目，可以寫文章。還有，在最近召開的國際民主組織的會議里，蘇聯(lián)跟我們的爭論越來越頻繁。在這些會上，他們占多數，但是亞非拉一些國家是贊成我們的，所以爭論很激烈。這表現了兩條路線的斗爭。在國際工聯(lián)、國際青聯(lián)、國際學聯(lián)都是這樣，世界和平大會也是這樣。所以怎么樣說清楚在國際民主組織里面的兩條路線斗爭，也可以寫文章。（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下，P731-733）

第二天（3月17日），毛主席繼續(xù)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

毛主席說，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魯曉夫斗爭中，現在應該再轉到國內問題上來，聯(lián)系國內反修防修問題。在會議過程中，還是談了同赫魯曉夫斗爭有關的兩件事。

第一，決定答復哥穆爾卡的來信。哥穆爾卡3月中旬來信中勸我們停止公開論戰(zhàn)，同時還說他也寫信給蘇共，要求蘇共也停止公開論戰(zhàn)。毛主席說，我們的復信里面，要表示欣賞他說我們有權利答辯這一點。至于他呼吁我們停止論戰(zhàn)的問題，我們可以把我們跟羅馬尼亞黨談了什么告訴他，用這個辦法來答復他。就是說，我們跟羅馬尼亞黨是這樣講的，跟你哥穆爾卡也是這樣講。

第二，毛主席提出，今年是赫魯曉夫的70壽辰，我們可致電祝賀。毛主席說，電報不能完全是禮節(jié)性的，應該講點實質問題。赫魯曉夫越要大反華，我們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態(tài)，他要堅決反擊，我要堅決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團結。這樣我們就處于主動地位，爭取國際同情。進可攻，退可守。這樣他可能發(fā)表，也可能不發(fā)表，我們要爭取他發(fā)表，讓蘇聯(lián)人民和全世界知道我們的態(tài)度。

毛主席離京南下之前，3月26日和27日又連續(xù)召開兩次政治局常委會。常委會主要談到同赫魯曉夫的斗爭和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問題。但毛主席更多的是談到赫魯曉夫的問題。

毛主席說，我所以提議要發(fā)一個給赫魯曉夫祝壽的賀電，還考慮到有這么一種可能，就是在赫魯曉夫內外交困、大家對他很不滿的情況下，他有可能被宮廷政變推翻。要考慮到這個可能。（這不幸被毛主席言中！到1964年10月赫魯曉夫即隨著我國原子彈爆炸的轟隆聲，被趕下了臺。）而推翻以后，上來的人可能比赫魯曉夫好一些，但應從壞處著想，即也可能比赫魯曉夫更壞，大國沙文主義更厲害一些。依我看，赫魯曉夫還不是最壞的人，有比他更壞的，比他搞大國沙文主義更厲害的。赫魯曉夫搞大國沙文主義毛手毛腳，引起強烈反抗。換上一個人來，可能比他謹慎一點，但也可能搞的更兇一些，更厲害一些。要估計到兩種可能性。所以我們致電祝賀赫魯曉夫70大壽，要考慮對赫魯曉夫本人表現一點友好之意。

毛主席說，赫魯曉夫在3月7日的信里表示，要在秋天開國際會議。看來也可能是一種訛詐，估計不至于馬上公開破裂，我們要采取拖的方針，推遲這個破裂，但是要準備這個破裂。我們力爭推遲就是了。

毛主席說，我們對蘇共3月7日來信的復信已經有了草稿，要做一些修改。一是要說明中蘇兩黨的會談，不僅今年5月間不能舉行，今年10月也還太早，要推遲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5月，較為適宜，而且還要加上這樣的意思，即到那個時候，如果中蘇兩黨任何一方認為時機不成熟，還可以繼續(xù)推遲舉行。就是說要采取拖的辦法，因為沒有一定條件，會談中大吵一架，沒意思還不如不會談。

毛主席說，再一個意思是，要說清楚我們提出的17黨參加籌備會議的意見還是要堅持，要指出蘇共要求26黨參加籌備會是沒有道理的。1960年那個時候是26黨，但是當時只是籌備1960年的會議，這26黨并沒有世襲權，不能說那個時候當籌備會議成員，以后也是當然成員。沒有世襲的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會是要經過協(xié)商的，而我們認為17黨是妥當的。

毛主席還說，關于全世界兄弟黨代表會議，要講清楚如果赫魯曉夫他們不是急于分裂，就不應該急于今年秋天召開，我們勸他們還是遲一點開好。我們建議到明年秋天再說，到時候再考慮是否召開。可以考慮推到三年之后再開，也可以不定這個時間。因為我們建議中蘇兩黨會談推到明年5月間，兄弟黨會議籌備會什么時候開也沒有定，國際會議就可以更不定時間。

毛主席還說，在復信里還要增加一段，提出我們要求他們考慮我們2月29日信里面提出的停止公開論戰(zhàn)的建議。還要重新建議：中蘇兩黨達成一個協(xié)議，雙方在自己的報刊上，對等地發(fā)表對方批評自己和自己批評對方的、已經公布和將要公布的文件、文章和材料。復信中要指出，他們在3月7日的來信中拒絕我們的這個建議的理由是站不住的，我們還是請他們再考慮我們提出的這個公平合理的建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咬住不放，說糾纏不休也可以，理在我們這邊。這也是拖的辦法。

《八評》的稿子毛主席已經看過了，可以基本定稿。毛主席說，如果《八評》發(fā)表以后，蘇共發(fā)表二月全會的決議，掀起一個反華運動，那我們要考慮把過去幾個月以來沒有發(fā)表的我們同蘇共來往的雙方信件公開發(fā)表，而且要求他們也這樣做。現在要做準備，到時候再說。

毛主席最后還說，關于給赫魯曉夫的祝壽信，要在北京準備好。我過一天就到外地去，傳給我看了以后再發(fā)出。賀信要用四個人的署名，這是黨、國家、人大常委會、國務院聯(lián)合賀信，用毛、劉、朱、周四個人的聯(lián)名簽署。

毛主席這時又講起故事來。他說，大家都看過《水滸》，《水滸》的第一回叫做“張?zhí)鞄熎盱烈撸樘菊`走妖魔”。現在赫魯曉夫就是洪太尉。《水滸》第一回里面講，洪太尉領了皇帝的圣旨到江西信州上龍虎山上清宮去請張?zhí)鞄焷黹_封禳災。因為當時天下鬧災，瘟疫盛行。這個洪太尉到了龍虎山上清宮，沒有見到張?zhí)鞄煟匆娨粋€大殿，大殿的名字叫做“伏魔之殿”，殿門上貼滿了封條，還鎖得非常嚴實。洪太尉問領路的真人，里面是什么？為什么不可以打開？領路的真人是一個道師，他對洪太尉說，從大唐祖師開始，里面就關了一大批妖魔鬼怪，一直到現在已經八九代祖師了，都不敢開，而且每一代祖師都要在門上貼一次封條。據傳說，一打開就不得了，妖魔鬼怪都跑出來，天下就要大亂。洪太尉不相信，硬是叫人把封條扯開，把鐵鎖也給砸爛，打開大殿的門。門打開以后，看到一塊石碑，石碑下面是一個石龜，碑上有碑文，刻著四個字，叫做“遇洪而開”。洪太尉看到這四個字，心想我不是洪信嗎，我就是洪太尉。碑上刻著“遇洪而開”，正是碰到我就開了。因此他叫人挖開石龜。道師趕忙來勸，說動不得，動不得，動了就不得了了。洪太尉不聽，挖開石龜，底下還有一塊大青石板，洪太尉又叫再挖，不石板挖開了。挖開以后，底下是一個很深的、見不到底的地洞，里面哇喇哇喇的響，響過以后，一道黑氣一下子從洞里滾起來，一直沖洞口而出，沖到大殿，沖到半空中，化作百把道金光，向四面八方散去。嚇得大家都倒下，洪太尉也嚇得發(fā)抖，面色如土。他問道師，這究竟是什么東西呀？道師說，你不知道呀，這里邊鎖著36員天罡星，72座地煞星，一共是108個妖怪。你把他們放出去就不得了了，天下就要大亂了。

毛主席說，赫魯曉夫就是洪太尉，他發(fā)動公開論戰(zhàn)，就是揭開石板，把下面鎮(zhèn)著的108個妖魔放出來，天下大亂了。108將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漢，我們就是赫魯曉夫這個洪太尉放出來的妖魔鬼怪。我們四個人都是，我們常委都是，我們中央都是。不過我們常委里沒有直接跟赫魯曉夫交鋒的人還占多數。我是交過鋒的，但是內部談話，公開的沒跟他交過鋒。少奇同志是交過鋒的，在莫斯科會上交鋒的，但是也沒有公開地在報紙上跟他交鋒。恩來嘛，我們總理是交過鋒的，赫魯曉夫耿耿于懷，說我們總理給他上大課，在1956年底訪問東歐的匈牙利、波蘭這些國家，經過莫斯科的時候，跟他談了一通，把我們的意見，對他們20大、對斯大林的問題都講了。赫魯曉夫把這說成是總理給他們上了大課。總理在22大上致詞時也不指名地批評了他。還有小平同志，我們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魯曉夫吵。我們都是妖魔鬼怪。但是現在這個洪太尉赫魯曉夫混不下去了，日子不好過了。我們還得感謝他把我們放出來，可以跟他進行公開論戰(zhàn)，因此要給他發(fā)個賀電。

毛主席說，我們講過，赫魯曉夫現在內外交困，也可能被人推翻。但推翻他之后，一個可能是出來一個比他好一點的，還有一個可能是出來一個比他更壞的。從現在情況看，出來比他壞的這種可能性更大，所以我們現在還要拉赫魯曉夫一把，盡量推遲中蘇分裂，用拖的辦法。現在中蘇會談沒有什么好談的，是談不攏的。與其談得破裂，還不如推遲談判。今年不談，明年再談，明年談不攏再推遲，盡量推遲分裂。但是我們思想上也得準備，準備赫魯曉夫貿然搞分裂。不分裂最好，看起來也比較困難，但推遲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下，P734-739）

12.3月31日，《八評》發(fā)表，題目是《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

《八評》的開頭一段話，是毛主席加寫的，說明為什么要寫這篇文章。“本文想討論一個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問題，這就是所謂‘和平過渡’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來，是由于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提了出來，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用綱領的形式加以系統(tǒng)化，以其修正主義的觀點，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又重彈這個老調。”（《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P36）

文章起草班子還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在《八評》末尾一段增加以下的一些話：“我們愿意奉勸蘇共領導同志，過去有多少機會主義者和修正主義者都被丟進歷史的垃圾堆，你們何必一定要跟著他們的腳印走呢？”“‘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冒牌的社會主義是死亡了，但是科學社會主義卻充滿著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寬闊的步伐向前邁進。”

文章從蘇共20大講起，由此聯(lián)系到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聯(lián)系到列寧對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批判，聯(lián)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國際共運內部主張“和平過渡”的一些代表人物，著重批駁赫魯曉夫的“議會道路”和“和平過渡”的觀點。文章重申了關于暴力革命的思想，闡述從蘇共20大以來中蘇兩黨在這個問題上的分歧。

這篇文章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給赫魯曉夫戴上了修正主義者的帽子，言詞更加尖銳激烈并且更具說服力，也更加刺痛了他們的要害處。

4月3日，蘇聯(lián)方面公開發(fā)表了蘇共中央2月全會決議和蘇斯洛夫在全會上的長達8萬字的反華報告，《真理報》還配發(fā)了一篇反華社論。這是蘇共中央反華升級的一個重要步驟。

13.給赫魯曉夫祝壽電。

4月12日，毛主席在長沙的住地召開了“秀才”班子會議，參加的有鄧小平、彭真、康生、吳冷西，還有王任重（中南局第二書記）、張平化（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等人。

毛主席說，赫魯曉夫70壽辰的賀電要修改。他不贊成這樣寫法。他說，這個賀電應該爭取蘇聯(lián)發(fā)表，使他能夠發(fā)表。寫的內容要從這么一個設想出發(fā)。因此不能多談分歧和爭論問題，什么公開論戰(zhàn)不能停呀，要達成公平合理的協(xié)議才能停呀，等等，這些問題不能多談。但可以說盡管我們還有分歧，我們還是要加強團結之類的話。毛主席說，要點出這么一個意思：說盡管我們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們兩黨會團結起來的。

毛主席說，這個“一旦有事”，是指對赫魯曉夫不利的事情，而不是講別的。就是說，你遇到麻煩的時候，我們還是可以幫你的。要含有這么一個意思，但不要說得那么露，可以意會，不可言傳。

毛主席說，我在北京說過，赫魯曉夫在蘇聯(lián)領導集團里邊，還不是最右。與其讓比他更右的人上臺，還不如現在我們同赫魯曉夫建立某種形式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我們同赫魯曉夫打交道十年，對他比較熟悉，也比較容易對付。他搞的那一套，我們的估計八九不離十。所以我們要在賀電里面要暗含這么一個意思，一旦有事，我們還是能夠團結起來對付的。這是主席講的第一點意見。

第二點意見，毛主席說，赫魯曉夫是怕爭論的，從世界工聯(lián)北京會議起，他們就怕，現在是越來越怕。22大的時候，他到了頂峰，他發(fā)起對阿爾巴尼亞的公開論戰(zhàn)，從此以后走下坡路，氣勢一年不如一年。

這次他們發(fā)表的二月全會的報告、決議，看起來形式上似乎氣壯如牛，但內容很虛，沒有什么新的東西，真是色厲內荏。我們要準備發(fā)表，中央一級報紙全文發(fā)表，省一級報紙則要壓縮一下，摘其要點，約為十分之一，還要向國外廣播。毛主席說，摘要要摘其精彩的。我們不怕他放毒。讓大家看一看他究竟有什么貨色，讓國內群眾、干部都了解赫魯曉夫究竟放了什么屁。

第三點意見，毛主席說，我們在北京定稿的那封復信，要推遲發(fā)表。因為現在他們二月全會的文件公布了，情況變了，所以要改寫后才能發(fā)。發(fā)出這復信以后，我們就可以把從去年11月29日他們那封來信起，一直到我們將要給他們的復信，這中間雙方幾次來往的信件，全部公開發(fā)表。

第四點意見，毛主席說，《九評》、《十評》要抓緊。之后還要組織一批文章，題目我在北京講了一些，你們再想想看，還有什么題目。

此外，毛主席還談了一些事情，要鄧小平告訴總理。毛主席說，中蘇貿易談判，要減少進口蘇聯(lián)的東西，要堅持順差，否則我們只還賬，用我們出口的物資來還賬。如果他們不要，那就把賬掛起來。但是，我想他們還是要我們東西的，這是還賬。不進口你的東西，那是因為我要的你不給，我不要的你給，我何必要進口呢。

當天晚上開始，秀才班子改寫賀電。因為有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稍微詳細一點好，一種意見認為簡單明了說兩段就行了。于是就起草兩個不同的稿子，一長一短。討論后送主席。

主席收到兩個稿子后馬上開會。毛主席說，原來北京起草的稿子太長不好，但現在搞得太短也不好，還是稍微多說一點的比較好，不要太潦草。因為我們是把這個當作重要的策略步驟來看待的。

毛主席基本上同意第一個稿子，就是稍微詳細一點的那個稿子，并且作了修改。

毛主席在開頭的地方加了“親愛的同志”幾個字。毛主席在“在你70壽辰的時候”之前加了“親愛的同志”。用意是很明顯的，就是表示我們這個電報是一個和解的電報，而且使他能夠發(fā)表。同時，毛主席在最后的地方又加了“讓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在我們的團結面前顫抖吧，它們總是會失敗的。”

賀電修改好以后，毛主席要我們馬上電發(fā)到北京，請劉少奇和周總理再過目，如沒有意見就照這個稿子發(fā)出。同時，毛主席還要鄧小平告訴總理，賀電發(fā)出以后，在一個星期內，我們不發(fā)表反修的文章，任何反修文章都不發(fā)表，以表示友好，也滿足一下那些說我們老是好斗的人的愿望，中國不是那么好斗，也不是永遠斗下去的。我們還是講團結的，就看對方怎么樣了。這個賀電不僅對赫魯曉夫有這么一個作用，而且對各兄弟黨，不管是中間派，不管是右派，也有這個作用，就是告訴他們，我們還是堅持團結的。

毛主席說，這個賀電甚至連越南黨這樣的左派看了也會高興的。因為分裂總不是好事，我們盡量推遲分裂也是這個原因。能夠維持某種即使是表面上的團結，也是有好處的，比起公開的、完全的分裂要好。

毛主席還談到，要準備赫魯曉夫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我們一切要從壞的方面準備。最壞的準備是他片面地召開國際會議。不管中蘇兩黨會談是否達成協(xié)議，不管籌備會議是否達成協(xié)議，他硬是秋天召開國際會議，對我們采取“集體措施”，開除我們，公開分裂。所謂公開分裂就是公開把我們開除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像過去情報局對南斯拉夫那樣，像后來赫魯曉夫對阿爾巴尼亞那樣。我們要做這個準備。

毛主席說，如果赫魯曉夫召開國際會議，我們要考慮堅決不參加，但同時也要準備另一手，萬一需要參加怎么辦。我們說中蘇兩黨會談推遲到明年5月，還提出兩三年以后再開國際會議。雖然我們這樣提了，但是我們還是要準備萬一他提前開，萬一他不顧是否達成協(xié)議硬要開，我們要考慮參加會議同他斗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準備一個綱領草案，提交國際會議討論，同時針鋒相對。讓各國共產黨看看，他的綱領是什么綱領，我們的綱領是什么綱領，要貨比兩家。這樣，即使會議破裂，對我們也有利。因此我們要準備兩手。

毛主席親自主持修改的給赫魯曉夫的祝壽電，4月16日凌晨發(fā)到莫斯科；16日晚上新華社廣播，17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賀電全文。毛主席原來批示暫停一個星期，不登反修文章，實際上停了十天。

14.4月27日，《人民日報》編輯部加了按語，公布蘇共中央二月全會的反華文件（蘇斯洛夫反華報告、決議及《真理報》社論）和赫魯曉夫反華言論。

這個按語是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寫的。按語說：“半年多以來，蘇共領導一面空喊停止公開論戰(zhàn)，一面繼續(xù)公開反華，而且威脅中國，要對中國共產黨實行‘堅決反擊’、采取‘集體措施’，耍兩面手法。現在雖然還不知道他的堅決反擊、集體措施是什么東西，但是二月全會文件的發(fā)表終究是看到一點眉目了。蘇共領導的這些文件和講話，徹底暴露了他們大叫停止公開論戰(zhàn)之日，正是他們加緊部署反華運動之時。”按語還說：“我們早就料到，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領導是拿不出什么像樣的貨色來的。果然如此，他們這次公布的文件，充滿了陳詞濫調，根本說不出為什么自己是正確的，為什么對方是錯誤的，活像個潑婦罵街，實在不夠論戰(zhàn)的水平。根據我們粗略的統(tǒng)計，文件中間歪曲事實、顛倒黑白、造謠說謊的地方，就有一百四五十處之多。這些謊言有許多早已經被我們在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八篇文章里面批駁得體無完膚了。”按語還說：“赫魯曉夫講話的內容也差不多，除了更加粗野以外，只不過增加一些拍桌子、跺腳、揮舞拳頭、咬牙切齒等表演而已。”

按語還指出：“蘇共領導這一次特別集中地攻擊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妄圖詆毀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不過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按語還講到，這三個反華文件和赫魯曉夫各次講話的反華部分，不僅本報全文發(fā)表，而且省一級的報紙也都將刊載這些文件、講話的摘要。我們不僅向國內廣播，而且還用各種語言向全世界廣播，讓全世界人民看一看，從這些反面教材中間認識修正主義的丑惡面目。

按語提出一個明知故問的問題說，我們全文發(fā)表你們的反華文章、講話了，你們以后所發(fā)的一切這類反華的言論，我們還要繼續(xù)發(fā)表。你們敢不敢發(fā)表我們答復你們《公開信》的八篇評論呢？我們斷定你們是不敢的，因為你們害怕真理、害怕陽光、害怕人民群眾識破你們的原形。

按語最后說，我們聲明，蘇共領導公布的這批反華文件、講話和文章，以及在此之前和在此以后公布的一切反華文件、講話、文章，我們都要在對蘇共中央《公開信》答復完畢以后，依次給以回答。

這是在論戰(zhàn)中“立此存照，將來再議”的通常做法。

15.經毛主席審定，5月7日發(fā)出蘇共中央3月7日來信的復信。

毛主席“五一”前夕返回北京，隨即在家里開會討論對3月7日蘇共中央來信的復信的修改。毛主席說，赫魯曉夫現在步調亂了，指揮棒不靈了，不僅意大利、波蘭這些黨不贊成開會，還有瑞典、挪威一些西歐、北歐的小黨也不贊成開會。現在贊成開會的不到十家。看起來赫魯曉夫這個國際會議開不成，他可能也看到開會對他不利。

毛主席說，這個國際會議我們要堅決反對開。不開好中蘇兩黨會談，達不成協(xié)議，就不能開17國籌備會即起草委員會。沒有開籌備會，就不能開國際會議。這個立場絕不能動搖。因此這個復信里原來提出召開國際會議的時間需要兩三年的準備，現在看來兩三年不行，要四五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毛主席要我們再修改，要把這個問題講得更明確一些，把國際會議不能開的理由講得更充分一點。他在稿子上作了修改，并加了三小段文字，其中一段說：“請問，在這種情況下，中蘇兩黨會談和各兄弟黨國際會議怎么能夠開始呢？有什么好說呢？還不是吵架一場，無結果而散嗎？或者是從此各方分裂，各走各的路嗎？難道你們決心要今天分裂嗎？”

5月3日，毛主席又召開常委會，對復信又作了具體修改。他認為原來信中對赫魯曉夫要開國際會議是非法的這方面講得不夠，他已經改了，加強了。毛主席說，對赫魯曉夫這樣的人，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曉以利害。要著重講明，在目前這種沒有充分準備好、沒有達成協(xié)議的情況下，召開國際會議不是導致團結，而是導致分裂。這個道理要反復地講清楚。要指出：如果不是急于公開分裂，蘇共領導就不應當急于在今年秋天召開國際會議。要勸他們平心靜氣地想一想，還是遲開比早開好，甚至不開比開好。因為開起來就要分裂，不開還能維持某種形式的團結，不至于完全破裂，這比公開破裂要好。

毛主席在復信中還親筆加了兩句話，一句是：“如果你們違反兄弟黨協(xié)商一致的原則，片面地決定召開全世界一切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那么，這樣做是非法的，是完全錯誤的，會引起嚴重后果的。”另一句是：“你們愿意走這樣的絕路嗎？我們現在把這種誠心誠意的、利害昭然的話講在這里，勿謂言之不預也。”

當時會上還議論到我們復信什么時候發(fā)表，毛主席說，索性整整兩個月的時候發(fā)出，就是說，他們是3月7日來信的，我們5月7日把復信給他們，5月8日晚上廣播，5月9日見報。

與這封5月7日復信同一天全文發(fā)表的，還有中共中央1964年2月20日、2月27日、2月29日給蘇共中央的三封信，和蘇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1964年2月22日、3月7日給中共中央的三封信。

我們黨中央在這些復信里面所表示的態(tài)度，以及采取公布來往信件的措施表明，根據當時的情況，不能停止公開論戰(zhàn)是很清楚的了。至于究竟是否召開中蘇兩黨會談、兄弟黨國際會議的籌備會議以及全世界共產黨代表會議，這些問題，從當時的形勢看，也是比較遙遠的事情。所以從復信發(fā)表以后，毛主席和黨中央的主要注意力轉移到國內問題上來，并決定于5、6月間召開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主要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1966-1970），中心是關于一、二、三線建設的戰(zhàn)略部署和國內反修防修問題。

（三）關于國內反修防修和三線建設問題。

5月15日至6月17日，毛主席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主要議題有兩個：一是制定以備戰(zhàn)為中心的“三五”計劃，提出大三線建設的問題；二是國內反修防修問題，提出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接班人的問題。這些都是毛主席心目中頭等重要的大事。

1.關于三線建設問題。5月27日，毛主席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根據中央工作會議的討論，決定把“三五”計劃重點放在“三線建設”上。所謂第三線國防工業(yè)基地，是指按照我國地理狀況和戰(zhàn)略構想，中央大致規(guī)定：國防第一線為沿海邊疆地區(qū)，第二線為京廣路沿線中部地區(qū)，第三線為云貴川陜甘青等腹部地區(qū)；并決定在改進常規(guī)武器的同時，著重研制核武器和導彈。這就是要加強戰(zhàn)備。

2.關于反修防修問題。

毛主席在會議上指出，這兩大問題是從同赫魯曉夫的多年斗爭中引起的。從赫魯曉夫大反華的趨勢看，我們要考慮到萬一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竟然把戰(zhàn)爭強加在我們頭上。因此我們必須下大力氣加強抵抗武裝入侵的準備。同時，赫魯曉夫從蘇共20大以來的行徑表明，社會主義國家會產生修正主義，甚至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因此，我們必須在我們黨內、國內反修防修。

毛主席還提出，鑒于上述情況，我們對蘇共中央《公開信》的評論，要認真總結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經驗教訓。毛主席說，《九評》總結蘇修的教訓時，可以考慮：第一，從十月革命講起，說明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首次變?yōu)閷嵺`；第二，分析蘇聯(lián)社會狀況，分析其矛盾、階級和階級斗爭；第三，剖析蘇共領導集團的變化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產生、形成和發(fā)展；第四，批駁全民黨、全民國家的謬論，這是赫魯曉夫篡改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的核心；第五，論證赫魯曉夫搞的是假共產主義。

6月8日，毛主席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除常委和中央一些有關同志外，還有各大區(qū)中央局第一書記參加。毛主席在談到從中央到省一級黨委的第一把手要抓軍事時，又提出赫魯曉夫是慣于搞政變的人。他說赫魯曉夫上臺以來搞了五次政變，一次又一次把同他意見不同的人打下去。先搞掉貝利亞，接著又搞掉所謂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反黨集團”，接著又搞掉朱可夫，還有伏羅希洛夫、布爾加寧等一批人，都被他打下去了。這個教訓值得重視。

中央工作會議期間，6月16日，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庫管理處會議室召開一次會議，發(fā)表了關于培養(yǎng)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接班人問題的重要講話。他說：

“蘇聯(lián)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yǎng)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條：

第一條，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說，要搞馬列主義，不搞修正主義。

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不是為少數人，不是為剝削階級，不是為資產階級，不是為地、富、反、壞、右。沒有這一條，不能當支部書記，更不能當中央委員。赫魯曉夫是為少數人的利益，我們是為大多數人的利益。

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所謂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不管他是哪個山頭的，不要記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們的經驗證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確的團結方針，我們的革命就不能勝利。對于搞陰謀詭計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饒、彭、黃（黃克誠極為正大光明，至死都沒有翻廬山會議的案，都沒有反對毛主席；相反竭盡全力捍衛(wèi)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激起走資派對他的怨恨。所以，人的認識，要經過社會實踐的反復檢驗，才能夠證明其客觀真理性。——筆者注）等人。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陰謀，他要搞，有什么辦法，現在還有要搞的嘛！搞陰謀的人，是客觀存在，不是我們喜歡不喜歡的問題。

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的統(tǒng)一。五個指頭，四個指頭向一邊，大拇指向另一邊，這才捏得攏。

完全的純是沒有的，這個道理許多人沒有想通。不純才成其為自然界，成其為社會。完全的純就不成其為自然界，不成其為社會，不合乎辯證規(guī)律。不純是絕對的，純是相對的，這就是對立的統(tǒng)一。掃地，一天到晚掃二十四個鐘頭，還是有塵土。你們看，我們黨的歷史上哪年純過嗎？但是卻沒有把我們搞垮。帝國主義也好，我們黨里冒出來的修正主義也好，都沒有把我們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崗、饒漱石、彭德懷，搞垮了我們沒有？沒有。搞垮我們是不容易的，這是歷史經驗。

人是可以改變的。有少數人變不了，吃了飯就罵人，各省都有一點，是極少數，不變也可以，讓他們去罵。對那些犯錯誤的人，要勸他們改好。要幫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認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評沒完。

要團結廣大群眾，團結廣大干部，團結這兩個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條，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要充分醞釀，要聽各種意見，反對的意見也可以讓他講出來。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一開會就自己講幾個鐘頭，不讓人家講話。不要開會時贊成，會后又翻案，又說不贊成。共產黨人要搞民主作風，不能搞家長作風。

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一個指揮員指揮打仗，三個仗，勝二個，敗一個，就可以當下去。打主意，對的多，錯的少一點，就行了。不要總是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總是認為只有自己才行，別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沒有自己，地球就不轉了。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是按照自己的規(guī)律前進的。無產階級的大人物，像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嗎？世界革命還是在前進。

但是，接班人的問題還是要部署一下。要準備好接班人。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毛主席論教育革命》，P18-21）

（四）關于《九評》。

1.7月5日起，毛主席召開幾次會討論《九評》修改稿，逐段邊討論邊修改，他自己也動筆修改。毛主席所講的修改意見，主要有以下幾點：

毛主席說，在講到蘇共領導集團一步一步走向修正主義時，還要補充說明蘇聯(lián)共產黨、蘇聯(lián)人民的偉大業(yè)績和功勛。毛主席強調，列寧締造的蘇聯(lián)共產黨和偉大的蘇聯(lián)人民，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表現了開天辟地的革命首創(chuàng)精神；在戰(zhàn)勝白匪軍和十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中，表現了艱苦卓絕的英雄氣概；在工業(yè)化和農業(yè)集體化的斗爭中，取得了史無前例的光輝成就；在反對德國法西斯的衛(wèi)國戰(zhàn)爭中，是贏得了拯救人類偉大勝利的主力軍。

毛主席說，除了這些要講以外，還要講到，甚至在赫魯曉夫集團的統(tǒng)治下，蘇聯(lián)共產黨的廣大黨員和蘇聯(lián)人民，是不滿赫魯曉夫為非作歹的，莫洛托夫等人只是反抗的冰山之巔。

毛主席說，必須明確表達我們堅決相信列寧創(chuàng)造的蘇聯(lián)共產黨的絕大多數和蘇聯(lián)人民中間的絕大多數堅持社會主義方向，而且在文章結尾時還要重復這個意思。我們歷數了赫魯曉夫的錯誤，還要對廣大蘇聯(lián)共產黨人和蘇聯(lián)人民寄予厚望。

根據毛主席的這個思想，我們對原來起草的稿子作了補充。在《九評》的最后部分補寫了一大段：“偉大的蘇聯(lián)人民的歷史功勛照耀千秋萬代，絕不會因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背叛而失掉光彩。蘇聯(lián)廣大的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廣大的蘇聯(lián)共產黨人，終將克服前進道路上的一切障礙，而走向共產主義。”

毛主席還強調闡述民主和專政的關系，要求我們在講到全民國家問題時，要講清楚民主的階級性。毛主席親自作了修改，增加了一段：“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的民主，有無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一個消滅另一個，只能如此，不能妥協(xié)。更多地、更徹底地消滅資產階級的民主，無產階級的民主就會大為擴張，這種情況在資產階級看來，就叫做這個國家沒有民主。實際上這是興無產階級民主，滅資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的民主興起來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被滅掉了。”

《九評》最后一段講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毛主席強調，在這一段里要指出，一切新生事物，無產階級專政也一樣，都要經過長期的、反復的、曲折的過程，中間有成功，也有失敗。他說，我們現在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既要看到那種遭受到資產階級武裝鎮(zhèn)壓和失敗的無產階級專政，像巴黎公社、匈牙利蘇維埃那時的樣子，又要看到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復辟，而這是更應該值得我們注意的，更值得引起我們警惕的危險，這就是和平演變。毛主席說，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在蘇聯(lián)搞和平演變，是向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我們中國在內，向所有共產黨包括我們中國共產黨在內，敲響了警鐘。帝國主義對我們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沒有指望了，但它們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變，杜勒斯輩就是這么公開說的。因此我們要準備后事，要培養(yǎng)革命接班人。后來，毛主席把他6月16日關于培養(yǎng)革命接班人的五個條件，經過他的親自修改潤色，寫進了《九評》。

毛主席還說，分析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形成的原因時，著重講內因，列寧、斯大林領導時，外部情況比赫魯曉夫時代嚴峻得多，但都頂住了。赫魯曉夫受內外因素相互影響，發(fā)生了質變，外因（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政策）通過內因（新資產階級分子的產生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侵蝕）起作用。特殊地說這又同赫魯曉夫本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有關。必然性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這些原因要在《九評》中逐一加以分析，使人有一個系統(tǒng)的清晰的概念。

“秀才”班子根據毛主席的意見，經過從頭到尾反復地修改，基本搞好了。最后，毛主席看過這些修改以后，又把文章的標題改了。原來用過經過標題：《赫魯曉夫在蘇聯(lián)復辟資本主義》、《赫魯曉夫的歷史教訓》等。最后，毛主席把標題改成《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經過這么一改，就突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全世界革命史上，以至世界歷史上都是一個重要的教訓。這樣一個題目，使人立即感到文章的宏大氣派、理論光彩、歷史意義和深遠影響。

此外，鄧小平也要求寫作班子對毛主席最近兩年來關于反修防修問題的論述加以系統(tǒng)整理，寫入《九評》中去。這就是，后來寫進《九評》，經過系統(tǒng)整理的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理論的15條。

《九評》在7月12日，由毛主席親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大家在會上逐段議論并修改。在這次定稿過程中，毛主席對新增加的15條中的第二條又作了修改。這一條基本上是他自己重新改寫的。他改寫后的全文是：“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單有在經濟戰(zhàn)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并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zhàn)線上和一個思想戰(zhàn)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斗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得容易些，寧可看得困難些。這樣想、這樣做，較為有益，而較少受害。如果對于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下，P777-784）

2.《九評》的主要內容及其偉大意義。

《九評》包括七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講社會主義社會和無產階級專政。文章從理論上說明社會主義社會是共產主義社會的初級階段，它不可避免地帶有資本主義社會遺留下來的痕跡。從這個基本國情出發(fā)，說明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因此需要無產階級專政。

第二部分是講蘇聯(lián)存在著敵對階級和階級斗爭。文章列舉了很多具體事例，來說明赫魯曉夫掌握蘇聯(lián)黨和國家領導權以后，推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義政策，變本加厲地助長了資本主義勢力的發(fā)展，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在蘇聯(lián)重新尖銳起來。

第三部分是講蘇聯(lián)的特權階層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主要闡明，由于赫魯曉夫實行修正主義路線，現在在蘇聯(lián)的新資產階級分子不僅在數量上空前的增長，而且在社會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變化。在赫魯曉夫上臺之前，他們在蘇聯(lián)社會上并不占統(tǒng)治地位，而在赫魯曉夫上臺之后，隨著赫魯曉夫逐步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新資產階級分子在蘇聯(lián)黨、政、經濟、文化等部門占據了統(tǒng)治的地位，形成了蘇聯(lián)社會上的特權階層。這個特權階層，就是蘇聯(lián)資產階級的主要組成部分，就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主要社會基礎。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就是這個特權階層的政治代表。文章說，由于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偉大的蘇聯(lián)人民用血汗創(chuàng)立的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正面臨著空前嚴重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第四部分是駁斥所謂的全民國家。文章著重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結合現實情況，闡述只要階級還存在，國家不可能是超階級的，不可能是全民的道理。如果階級不存在、全民一致了，國家也就消亡了，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消亡了，無產階級民主也就消亡了。

第五部分是駁斥所謂的全民黨。文章對赫魯曉夫集團列舉的蘇共是全民黨的四條理由逐條加以駁斥。文章指出，如果像赫魯曉夫集團所宣傳的那樣，蘇聯(lián)黨之所以變成為全民黨，是由于蘇聯(lián)黨代表全民的利益，是由于蘇聯(lián)全體人民接受了共產主義的目標，是由于蘇共的隊伍是由工人、集體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優(yōu)秀代表組成的，是由于蘇聯(lián)黨的活動是采取民主的方式、是符合全民性質的。文章說，如果這四條理由正確，那么，蘇聯(lián)共產黨從它成立的第一天開始就應該稱為全民黨了。可見這些理由沒有一條是站得住腳的。文章指出，蘇共當前的問題，根本不是什么全民黨的問題，而是蘇聯(lián)共產黨面臨著從無產階級政黨蛻化為資產階級政黨，從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蛻化為修正主義政黨的嚴重危險。

第六部分是講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文章作了各方面的分析后，得出的結論是，赫魯曉夫所說的共產主義，實質上就是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一個變種。

文章最后一部分是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這一部分著重是講前面已經提到的毛主席關于要防止資本主義和平演變的論述，即后來稱之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理論和路線，在這里一共歸納為15條：

第一條，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對立統(tǒng)一規(guī)律來觀察社會主義社會。文章指出，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處理的方法也不同。如果不能正確處理好這兩類矛盾，就不能夠正確地處理無產階級專政。

第二條，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毛主席在這一條中增加了前面說過的他親自寫的那一大段文字。

文章指出，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才能夠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為過渡到共產主義準備條件。

第三條，無產階級專政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lián)盟為基礎的專政。這個專政是對反動派進行專政，對人民內部實行民主集中制。這種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

第四條，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堅持群眾路線，放手發(fā)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

第五條，不論在社會主義革命中，或者社會主義建設中，都必須解決依靠誰、爭取誰、反對誰的問題。

第六條，必須在城市和鄉(xiāng)村中普遍地、反復地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第七條，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發(fā)展社會主義經濟，必須在發(fā)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

第八條，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兩種形式。

第九條，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fā)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我們要經過文化革命，經過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的革命實踐，建立一支廣大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隊伍。

第十條，必須堅持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

第十一條，絕不要實行少數人的高薪制度。

第十二條，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武裝部隊，必須永遠置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監(jiān)督之下，永遠保持人民軍隊的光榮傳統(tǒng)。

第十三條，人民公安機關，必須永遠置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和人民群眾的監(jiān)督之下。

第十四條，在對外政策方面，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和民族利己主義，必須真正實行全世界無產者聯(lián)合起來和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民族聯(lián)合起來的戰(zhàn)斗口號，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

第十五條，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必須同無產階級專政一起存在，在一切部門中都必須實行黨委領導的制度。黨必須保持和發(fā)展它同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密切聯(lián)系，保持和發(fā)揚它的生氣勃勃的革命風格，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本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原則，堅持反對修正主義、反對教條主義和反對一切機會主義的斗爭。

文章在講完這15條以后，全文抄錄毛主席的一段極為重要的話：“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如果不這樣辦，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克思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接著，《九評》還論述毛主席提出的培養(yǎng)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接班人的問題，并列舉了革命接班人的五個條件。

《九評》最后說，蘇聯(lián)人民和社會主義各國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必須從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背叛中吸取有益的教訓。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斗爭中，已經變得，并將繼續(xù)變得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強大。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的前途，從來抱著革命樂觀主義的態(tài)度。我們堅決相信，無產階級專政的光輝、社會主義的光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光輝，必將普照蘇維埃的大地，無產階級必將贏得整個世界，共產主義必將在整個地球上獲得完全的、徹底的、最后的勝利。

毛主席總結的這十五條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理論和路線具有極其偉大深遠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特別是他提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誰戰(zhàn)勝誰的問題要一百年到幾百年才能解決。他還講到，在這中間要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防止和平演變。如果我們不注意抓好階級斗爭和搞好反修防修，那么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這些觀點，已經被毛主席逝世后的社會實踐完全證實：毛主席逝世不過三年，就提出要改變毛主席的路線和政策；不過七八年，基本上就實行了農民個體私有制、解散了人民公社；不過十幾年、二十幾年，整個國家的國民經濟中私有制經濟就占據了絕對優(yōu)勢，約占80%以上；工人失業(yè)，由毛澤東時代的國家主人、領導階級，重新淪為雇傭奴隸、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變更，上層建筑基本上成了維護外國資本家和中國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的工具。

如果說在1956年毛主席根據蘇共20大、蘇波關系、匈牙利事件的教訓，主持寫出了《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么，可以說這次發(fā)表的《九評》，即《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這篇文章，是1956年以來的反修斗爭中積累的經驗教訓的總結，是第三篇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文章。在這篇文章里，不僅包含了前兩篇文章的觀點，而且加以發(fā)展了。特別是跟蘇共公開論戰(zhàn)開始之后，赫魯曉夫沿著修正主義的道路越走越遠，總結怎么樣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防止和平演變，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建設社會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培養(yǎng)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接班人，這些重大問題上，的確是極其重要的。關于培養(yǎng)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接班人的重大戰(zhàn)略意義，毛主席指出：“總之，這是關系我們黨和國家命運的生死存亡的極其重大的問題。這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的百年大計，千年大計，萬年大計。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根據蘇聯(lián)發(fā)生的變化，也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們一定要使帝國主義的這種預言徹底破產。”這篇文章的發(fā)表已經過去了47年，社會實踐完全證明了它的客觀真理性。正是因為，赫魯曉夫那樣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陰謀家，利用陰謀手段篡奪了我們黨和國家的領導權，結果使帝國主義預言家們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在中國變成了血淋淋、活生生的現實。這是多么慘痛的教訓啊！

這篇文章挖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根，揭了他的底，在國際上震動很大。因為，它在全世界共產黨人面前，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人面前，提出了怎么樣反修防修，怎么樣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怎么樣防止社會主義和平演變成為資本主義這么一個重大的、歷史性的理論和實踐的問題。

這篇文章發(fā)表的第二天（7月15日），毛主席又召開了一次常委會。在會上談到《九評》的問題時，毛主席說，《九評》發(fā)表以后，他又看了一遍。里邊講到社會主義社會里邊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的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反復的。但是不能說這個斗爭越來越尖銳，不能像斯大林過去曾經提的那樣。而應該看到，這個斗爭是高一陣低一陣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有時又比較緩和，總之是波浪式的。這一點應該明白。（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下，P784-791）

《九評》發(fā)表之后，原先還準備寫《十評》，由于赫魯曉夫的下臺，《十評》沒有發(fā)表。

（五）關于給蘇共中央6月15日來信的復信。

《九評》發(fā)表之后，毛主席召開常委會，考慮答復蘇共中央6月15日的來信。在7月25日的常委擴大會議上，毛主席提出，現在要對反修斗爭的形勢作通盤考慮。從蘇共中央6月15日來信看，現在赫魯曉夫處在進退兩難的境地。他們是不會跟我們商量的，因為他把中蘇兩黨會談和召開籌備會議及國際會議脫鉤了。所以看來他們很可能鋌而走險。

赫魯曉夫之所以急于這么搞，是因為內部不穩(wěn)。現在連米高揚也排擠，把他放在最高蘇維埃主席的位置上，實際上是明升暗降。蘇聯(lián)的經濟狀況也不好。他為了穩(wěn)住對他最不滿的老年人、老布爾什維克，最近要給他們提高養(yǎng)老金，還答應普遍提高工資。以此收買人心。

至于跟其他兄弟黨的關系，赫魯曉夫的處境也比較困難。羅馬尼亞跟我們談了以后，對蘇態(tài)度比過去強硬。赫魯曉夫要壓他們，但壓不下來，也不聽羅馬尼亞的意見。波蘭也表示反抗，東德對蘇共也不滿意，捷克斯洛伐克也跟蘇聯(lián)不完全一樣，匈牙利最近對我們的態(tài)度看起來也不壞。在這種情況下，赫魯曉夫的現行政策，特別是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采取的大國沙文主義政策，面臨眾叛親離、四面楚歌的危險。南斯拉夫和意大利這兩個黨，最近也不贊成召開國際會議。以后我們不要再批評南斯拉夫了。要盡量多做羅馬尼亞和波蘭的工作，這樣來孤立赫魯曉夫。我們的反修文章，要集中攻擊赫魯曉夫，對其他人一概不問，不僅對其他兄弟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對蘇共領導集團中的其他人，也一概不問，這就是首惡必批、脅從不問。毛主席說，我們的方針原來就是豺狼當道，焉問狐貍，集中批判赫魯曉夫。現在形勢對我們采取這樣一個方針更為有利。

關于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經過充分討論，毛主席認為，對于國際會議，我們現在要采取激將法，激他開，激他承擔公開分裂的責任。但是，估計赫魯曉夫不敢開，至少最近不敢開，也可能只開籌備會議，不開國際會議。我們可以用點兒激將法，讓他犯錯誤，犯下去，犯到底。這樣他就更加暴露，更加被動，更加遭到反對，會有更多的人反對他。

最后討論對蘇共中央來信的復信稿。經過毛主席和其他中央常委多次審閱并提出修改意見，之后經過多次修改，基本上可以定稿。毛主席根據前述激將法的意思，在復信的末尾親自加了兩段話。

毛主席對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復信稿的批語和修改（其中的黑色宋體字是毛主席的親筆修改），如下：

在7月15日的復信（初稿）上，毛主席的批語：（一）還要多講幾句，以駁（剝）奪他的什么召集權。（二）另外要寫一段自共產國際解散以后，十多年沒有國際會議，而各國革命卻勝利了，各國共產黨卻發(fā)展了。

毛主席的修改：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給你們的信中表示“衷心支持召開兄弟黨會議的主張”，并且指出，要使會議取得成就，“有賴于事先克服許多困難和障礙，有賴于進行許多準備工作”。你們是忘記了這兩句話，或者是沒有看懂這兩句話吧。如果是忘記，這就表現你們的記憶力是何等低下；如果是沒有看懂，這就表現你們的理解力又是十分的不行。我們不是明明寫著，要使會議取得成就，“有賴于事先克服許多困難和障礙，有賴于進行許多準備工作”嗎？

當復信稿寫道：你們最喜歡拿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0年聲明提到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那段文字，當做自己的資本。但是，你們明明知道，中國共產黨一直是反對這段文字的。在兩次兄弟黨會議過程中，你們再三請求，說是如果不寫上這一段文字，你們的日子就十分不好過。為了照顧你們的困難，我們才作了妥協(xié)。在一九六0年會議上，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曾經聲明，這是最后一次照顧。現在，你們竟然把這段文字當作推行你們的修正主義路線的護身符，當作打擊馬克思列寧主義兄弟黨的棍棒。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為什么一個黨的決定，硬要一切黨都服從呢？為什么不服從就算犯了大罪呢？請問這是什么邏輯，什么兄弟黨之間相互關系的準則呢？

這封復信最后，毛主席親自加寫和修改的幾段話：所以我們說，“在目前這樣的情況下，兄弟黨國際會議還是遲開比早開好，甚至不開比開好。”過去十四年不開兄弟黨國際大會，沒有什么壞處，反而很好，為什么現在要這樣急急忙忙地開會呢？

你們現在要召集分裂大會，不，應該說是分裂小會。因為全世界共產黨人中，真正相信修正主義的人，就共產黨人總數來說，不過是一小撮人，而且這些人肯定是要失敗的。世界上的修正主義者們，十分不團結，意見不一致。真正死心塌地跟著你們指揮棒轉圈子的人，有一些，但是越來越少了。所以，你們不經過協(xié)商，不取得兄弟黨的同意，就要片面地、強制地召開的所謂大會，歷史將證明，只是一個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極其渺小的會議，就像當年第二國際為了反對列寧主義所召開的一些所謂大會一樣。

你們既然下定了決心，大概就得開會吧。如果不開，說了話不算數，豈不貽笑千古嗎？這叫做騎虎難下，實逼處此，欲罷不能，自己設了陷阱自己滾下去，落得個一命嗚呼。不開吧，人們會說你們聽了中國人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勸告，顯得你們面上無光。要是開吧，從此走入絕境，再無回旋的余地。這就是你們修正主義者在現在這個歷史關節(jié)上自己造成的絕大危機。你們還不感覺到嗎？我們堅信，你們的所謂大會召開之日，就是你們進入墳墓之時。

親愛的同志們：我們愿意再一次誠懇地勸告你們，還是懸崖勒馬的好，不要愛惜那種虛偽的無用的所謂“面子”。如果你們不聽，一定要走絕路，那就請便吧！那時我們只好說：“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一冊，P105-108）

這封復信經過毛主席多次修改，特別是加了最后那么兩段話，嬉笑怒罵，自成文章，的確是大大地挖苦了赫魯曉夫這些豬狗們！這封復信，可以看作是對蘇共中央公開信九篇評論文章的繼續(xù)，借著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這個話題，著重批駁蘇共領導人慣于對兄弟黨發(fā)號施令、指手畫腳的老子黨作風，揭穿赫魯曉夫等人以兄弟黨國際會議作為“指揮棒”，讓兄弟黨服從于自己，把自己黨的綱領強加于人的大國沙文主義作風。當然最根本的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兩條路線的對立，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和以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叛徒集團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路線的對立和斗爭。

（六）赫魯曉夫孤注一擲。

1.毛主席說過，赫魯曉夫這個人一觸即跳。果然如此。7月28日發(fā)給蘇共中央的復信，只隔了兩天，7月30日，他就匆忙復信了。在這封信里，蘇共領導斷然拒絕了我們的勸告，而且下了死命令召開籌備會。復信說，蘇共中央邀請26個共產黨的代表，在1964年12月15日前到達莫斯科，以便籌備國際會議的實際工作。這就拒絕了我們黨建議，也不跟其他兄弟黨協(xié)商，赫魯曉夫孤注一擲了。

他們的復信還提出國際會議在1965年年中非開不可，不管這個黨或者那個黨拒絕參加，都不能成為拖延召開國際會議的理由。這說明赫魯曉夫是下定決心，要開分裂會議。赫魯曉夫孤注一擲，使形勢急轉直下。

2.我們的方針是激赫魯曉夫召開分裂會議。8月4日，毛主席在北戴河召集鄧小平、彭真等人開會，討論這封信。毛主席說，我們估計對了，赫魯曉夫一觸即跳。我們28日發(fā)出的信，他30日就來信答復了，把文章做絕了。效率很高，是早就準備好的預謀。現在既沒有中蘇會談可談，也沒有什么國際會議和它的籌備會議需要考慮了。所以，我們現在只要對他的來信簡單地答復就行了。

過了兩天，毛主席又開會，講到既然赫魯曉夫決心要開分裂會議了，因此我們要考慮，在他開分裂會議之前，我們和朝鮮、越南等左派各黨用不著商量，也不要搞什么綱領草案。因為我們決不參加這樣的會，他開什么會我們都不參加。接著，毛主席對吳冷西說，你們秀才現在可以在北戴河游泳、休息，醞釀寫《十評》。綱領草案不搞了。既然沒有中蘇會談，又不參加籌備會，更不待說國際會議，還要什么綱領草案呢？

幾天后，越南勞動黨總書記黎筍從朝鮮回國時，途經北京，到北戴河見了毛主席，講到朝鮮勞動黨接到蘇共的信，他們準備發(fā)表一個聲明拒絕參加這個籌備會。黎筍還說，他已跟國內商量好，在朝鮮黨發(fā)表聲明之后，越南黨也發(fā)表聲明，也拒絕參加26黨籌備會。當時，毛主席對黎筍說，等你們兩家發(fā)表聲明以后，我們也發(fā)表聲明，支持你們兩家拒絕參加蘇共召集的26黨籌備會。

之后，毛主席又幾次召開會議，大家一致同意堅決不參加蘇共召集的26黨籌備會，即使只剩下中國黨和阿爾巴尼亞黨兩個黨，我們也決不參加，在這個問題上決不后退。當時的中蘇關系實際上已陷入僵局。

8月30日以后不久，毛主席要離京到外地視察“四清”運動。臨走之前，他又召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議。會上，毛主席提出要繼續(xù)發(fā)表反修文章。要繼續(xù)準備《十評》，在發(fā)表之前，可以陸續(xù)發(fā)表左派兄弟黨的反修文章。

會上，談到左派各兄弟黨的態(tài)度，大家分析了朝鮮、越南、日本共產黨、印尼共產黨、阿爾巴尼亞黨的態(tài)度。毛主席指出，大概現在中國、阿爾巴尼亞、朝鮮、越南、日本、印尼這幾個黨反對蘇共召開國際會議是不成問題的。再加上新西蘭黨，一共有七個黨。還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共產黨也不贊成開會。據說，陶里亞蒂為這件事專門到蘇聯(lián)去。當然他身體也不好，要在蘇聯(lián)克里米亞休養(yǎng)。他先是跟蘇共中央的一些同志會談，是跟蘇斯洛夫還是誰，不大清楚。他表示不贊成開這個會。后來他說他要跟赫魯曉夫直接談，而且他還準備了一個談話提綱。這個提綱后來發(fā)表時叫做備忘錄。在這個備忘錄里，意大利黨的意見是不贊成開會。大概一方面因為這個事情跟蘇方吵得很厲害，一方面身體也不大好，陶里亞蒂很快在蘇聯(lián)去世了。現在意大利黨還是堅持陶里亞蒂的方針，不贊成開會。這就引起了西歐一些黨重新考慮他們的立場，因為陶里亞蒂在西歐的影響比較大。北歐一些黨雖然在這個問題上有動搖，不那么堅決反對，但是也提出要開就開一個團結的會。歐洲黨的這種情況對我們有利，這可以使赫魯曉夫在決定是否開會時不得不加以考慮。

毛主席說，我的意見還是讓赫魯曉夫召開會議好，那樣他最后一張牌就打出來了，再也沒有什么牌好打了。因為開會無非是開除中國黨，像斯大林主持情報局開除南斯拉夫黨那樣，這是公開分裂，責任完全由赫魯曉夫承擔。現在中蘇關系陷于僵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社會主義陣營保持形式上的團結，但實際上是存在著嚴重的分歧，距離分裂只隔一層紙。我們的方針就是讓赫魯曉夫自己去戳穿這層紙。

3.關于國慶15周年慶典。這次常委會議還提出了國慶節(jié)15周年慶典的問題，是否按照過去逢五逢十的慶祝活動規(guī)矩。周總理提出，可以考慮都請社會主義國家派代表團來，也請一些亞洲、非洲國家的領導人，其他兄弟黨，能夠來的也可以請他們派人來。開慶祝會的形式，就是我們自己講話，其他兄弟國家發(fā)來賀詞、賀電，我們在報上發(fā)表；在慶祝大會上，所有外國人都不講話，這樣就可以避免在會上吵起來。毛主席說，看來可以這么辦，大家再考慮一下，因為還有時間。按慣例，逢五逢十是大慶，今年因為有公開論戰(zhàn)這么一個因素，是不是還照樣大事慶祝，可以再研究一下。

接著，周總理還談到，因為今年是國慶15周年，專門委員會（即負責研制核武器的委員會）已認真討論，準備在國慶節(jié)前或者國慶節(jié)后，爆炸一個核裝置，就是首次核試驗。技術上的準備已經完成，什么時候爆炸，這決定于氣候的因素。總理說，雖然這個核裝置不大，但是一旦爆炸，就說明我們第一次核試驗成功，自己會做原子彈，成為世界上繼美國、蘇聯(lián)、英國、法國之后，第五個能爆炸核裝置的國家。這也向全世界顯示：盡管蘇聯(lián)不給我們樣品，把專家撤走，把資料、圖紙拿走，但是我們還是自力更生搞出來了。這對赫魯曉夫也是一個示威。

總理問：是不是可以在國慶節(jié)前后實現爆炸？毛主席說，主要看準備情況，不要勉強，要一切都準備好，萬無一失，然后爆炸。不要搶時間，寧可在國慶節(jié)之后，甚至遲一個星期、兩個星期都可以，不要匆促行事。

15周年國慶慶典，有8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3000多外國貴賓，來北京參加我們的慶祝活動。從我國領導人會見西哈努克、剛果（布）總統(tǒng)、馬里總統(tǒng)和非洲、拉丁美洲學生代表團的情況看，他們的反帝情緒都非常激昂，他們對中國的友好、欽佩之情令人十分感動。他們還非常不滿意赫魯曉夫所實行的同帝國主義勾結、要民族獨立運動服從于他跟美國搞大國外交的政策。

4.毛主席與毛雷爾、巴盧庫的談話。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代表團，因為我們邀請時提到可以不派第一把手來，所以他們的團長都不是最高負責人。毛主席分別會見了他們，值得提到的是毛主席同毛雷爾（羅馬尼亞黨）和巴盧庫（阿爾巴尼亞黨）的談話。

10月8日，毛主席會見了毛雷爾為首的羅馬尼亞代表團。這次談話，毛雷爾與上次中羅兩黨會談時的精神面貌大不相同。毛雷爾談到，他這次來華時，路過莫斯科同赫魯曉夫辯論了五個鐘頭。赫魯曉夫還是堅持要開國際會議，要在12月開籌備會。我們代表團到北京后，跟朝鮮、越南和波蘭代表團都談了話，都談得不錯。跟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黨的談話比較困難，東德黨的同志勸我們參加12月的26黨會議，結果吵了起來。毛主席說，跟德國同志可以平心靜氣地跟他們談，跟他們爭吵不好。烏布利希處在第一線，對面是西德，東柏林的對面就是西柏林，他們受到很大的壓力。蘇聯(lián)要跟西德談判，烏布利希不高興。我們應該支持烏布利希。

接著，毛主席談到對整個形勢的估計。毛主席認為，現在赫魯曉夫的日子不好過，硬要26國黨的代表在12月15日以前報到，這種事情簡直是以老子黨自居，發(fā)號施令了。我們說，你開吧，我們不到，會議是非法的。毛雷爾說，我們黨已經通知蘇共，路過莫斯科也告訴赫魯曉夫，我們不參加12月15日會議。毛主席說，赫魯曉夫是一個軟體動物，許多人起來反對他，他會軟下來的。幾次都是這樣子。1960年莫斯科會議就是這樣子。當羅代表團的波德納拉希說，赫魯曉夫也會蠻干的。毛主席說，你這個說法也對，他也有這一面，蠻干的一面。比方說，我們勸他不要公開論戰(zhàn)，他不聽，他說這是“列寧的方法”，他硬干了，公開論戰(zhàn)了。我們不知道勸了他多少次，他不聽，還是干，還是公開論戰(zhàn)。他認為這樣對他有利。你看，現在適得其反，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了。毛雷爾還談了他們黨怎么樣頂著赫魯曉夫壓力的一些情況，如反對把經互會搞成為一個超國家的機構。毛主席說，這一點我們完全支持你們，經互會要改組才行。

10月9日，毛主席還同巴盧庫為首的阿爾巴尼亞代表團談了話。毛主席談到，赫魯曉夫這個人，這幾年來沿著修正主義的道路走得越來越遠了。從1960年開始是很兇的，特別是在22大上，那是達到頂峰了。他在那次大會上公開攻擊你們阿爾巴尼亞，發(fā)動了公開論戰(zhàn)，這是他的頂點。22大以后，他就走下坡路了。雖然現在還有幾十個黨跟他走，但他們內部不一致，四分五裂。

毛主席說，反動的國家、黨派和集團，他們內部的矛盾會導致他們垮臺的。第二次大戰(zhàn)前，比如希特勒，還有日本帝國主義，還有墨索里尼，他們和英、美、法這三個帝國主義之間，是矛盾重重的。他們都大喊大叫反蘇，但最后他們先打誰呢？是不是先打蘇聯(lián)呢？當然，希特勒是打了蘇聯(lián)，意大利也跟著打了蘇聯(lián)，但是他們首先打的是英國和法國，日本首先打的是美國。這三個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都垮臺了。所以帝國主義內部的矛盾可以導致它們之間打仗，可以導致一批帝國主義垮臺。

毛主席說，依我看，赫魯曉夫的情況也不妙。他要12月開籌備會，可能開成，也可能開不成，但是兩種可能對赫魯曉夫來講，都是災難。開不成當然臉上無光，講了話不算數，這當然是災難了。如果他開成了，依我看，這個災難更大一些。12月會議開成之日，就是赫魯曉夫走進墳墓之時。

毛主席說，我們的方針就是等他開，激他開，激他拋出一切法寶來，比方說“集體措施”呀，斷交呀，撕毀中蘇同盟條約呀，以至出兵呀。讓他把所有法寶都拋出來，那時他就跌到溝底里去了，垮臺了。當然，現在要大規(guī)模出兵打中國還不可能，但是搞點摩擦，制造一些邊境事件，是完全可能的。1962年他就在新疆把我們幾萬人脅迫到蘇聯(lián)去了。在邊境挑起沖突可能不可能呢？那是完全可能的。這一切我們都準備著，準備他使盡一切法寶，自己一步一步走向墳墓。

（七）赫魯曉夫下臺。

1.我們的反修斗爭策略。風雨欲來風滿樓。

國慶前后，從9月15日起到10月10日，我們暫停發(fā)表反修文章。10月11日起繼續(xù)發(fā)表反修文章。毛主席交待，要趕快準備《十評》，還要發(fā)表其他的反修文章（主要是左派兄弟黨的反修文章和評論）。

10月10日晚上，對外廣播電臺用三四十種外語重新繼續(xù)廣播《九評》。《人民日報》從10月11日起，陸續(xù)發(fā)表一些左派共產黨的批評蘇共領導的文章。有秘魯共產黨的聲明；印尼共產黨和錫蘭黨的《聯(lián)合聲明》；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給蘇共黨員的公開信；日共《赤旗報》反對召開分裂會議的社論；朝鮮勞動黨中央機關報《勞動新聞》的社論，號召所有共產黨反對召開分裂會議，反對現代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

當然，在發(fā)表這些反修文章和對赫魯曉夫的前途的估計上，毛主席曾多次講到赫魯曉夫內外交困，很可能要垮臺，但沒有料到他的困難已達到那么嚴重的地步，沒有料到他的垮臺到來的那么快。但是，從越來越多的兄弟黨發(fā)表正式聲明和文章，反對召開分裂會議看來，大有風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2.赫魯曉夫下臺。

1964年10月16日，蘇共中央全會和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分別發(fā)表公報，宣布解除赫魯曉夫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和蘇聯(lián)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選舉勃列日涅夫為蘇共中央第一書記，任命柯西金為蘇聯(lián)部長會議主席。

也在這一天，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這兩件事如此巧合地遇在一起，整個北京、整個中國都沸騰了！那種歡騰之情溢于言表。當時，筆者正在北京讀大學，整個北京到處都是徹夜游行的隊伍，真是令人興奮。《人民日報》于17日在第一版同時登載了這兩件事，強烈地給人以雙喜臨門的印象。

當時，毛主席對這兩件事用兩句話來描述：“無可奈何花落去。無可奈何花已開。”前一句是指赫魯曉夫下臺，后一句是指中國成功爆炸原子彈。這是他在10月19日召開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說的。當時還議論到是否能爭取到十年和平時間。毛主席說：“有可能。再有十年，原子彈、氫彈、導彈都搞出來了，世界大戰(zhàn)就打不成了。將來我們要把原子彈試驗轉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氣！”

從15日起，毛主席差不多每天都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論赫魯曉夫下臺。總的認為，赫魯曉夫下臺，是他實行一套修正主義路線、方針、政策走人死胡同的結果，說明他的路線破產，在蘇聯(lián)國內如此，在國際上也如此。他這次下臺，究竟是國內因素大一些，還是國外因素大一些，現在還不清楚。

在大家討論時，毛主席不時作一些重要插話。

當談到，赫魯曉夫實行把黨組織分為工業(yè)黨、農業(yè)黨的做法，實在可笑。毛主席說，工業(yè)和農業(yè)相互聯(lián)系，密切不可分，搞工業(yè)和搞農業(yè)必須互相協(xié)同，怎么能一個黨委管工業(yè)，一個黨委管農業(yè)呢！

當大家指出：赫魯曉夫從蘇共22大起，發(fā)動公開論戰(zhàn)。開始時許多黨跟著他跑，攻擊阿爾巴尼亞，影射中國。后來，從直接反阿爾巴尼亞、間接反中國，發(fā)展到直接反中國，蘇共中央1963年7月發(fā)表的《公開信》是一個標志。赫魯曉夫從此就處于被動地位，我們放手地轉入反攻。毛主席說，從這個時候起，我們才真正取得主動，要怎樣批評他就怎樣批評他。因為他先發(fā)動公開論戰(zhàn)，這給予我們反批評的權利，給予我們進行公開論戰(zhàn)的自由，來而不往非禮也。我們可以把積壓了很久的問題擺出來，揭露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的真面目。這使赫魯曉夫處于非常難堪的地位。

會上，有些同志說，半年以前毛主席就講到赫魯曉夫可能要垮臺，這個預見現在證實了。最近蘇共來信指定12月15日要開國際會議的籌備會，即使有些黨不出席，這個會也要開。毛主席說，這說明他是想打最后一張牌了。赫魯曉夫迫不及待地限期開會，并不說明他強大、不可一世，相反的只能說明他虛弱、沒有別的辦法。從這里也可以看到，在蘇聯(lián)國內對他這樣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在同中國和其他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進行公開論戰(zhàn)中所采取的錯誤決策、錯誤做法，引起了一系列惡果，當然很不滿。所以他狗急跳墻，急于開會，使出最后的殺手锏。

大家對赫魯曉夫下臺以后，蘇共的前景會發(fā)生什么變化也提出種種估計。毛主席說，赫魯曉夫下臺是表示要變，如果不變那為什么要他下臺呢？這是很明顯的道理。所以蘇共領導今后會有一些改變，這是可能的。但是，也不可能很快就變，更不可能大幅度地變。因為赫魯曉夫從他上臺搞倒貝利亞以至莫洛托夫，有好幾年了。搞掉貝利亞比較早，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不久。搞掉莫洛托夫是1957年。從1957年到現在，有7年了。如果從斯大林去世算到現在，那么也有11年了。他搞了11年，而且撤換了大批干部，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干部都大換班。他的內外政策，雖然帶有個人的特色，但也代表蘇聯(lián)一定階層的利益，反映這些階層的意向。這種情況說明，要很快改變這個局面的可能性不大。至于怎樣的改變，變到什么程度，這還得看一看。

毛主席歸納大家的意見說，有三種可能：一種從修正主義變成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目前這種可能性小。第二，變得比赫魯曉夫更壞，這種可能也不大。因為赫魯曉夫已經夠壞了，再壞到哪里去呢？比如跟中國的關系已經壞到只剩下開除出國際共運和社會主義陣營這一著了，這是赫魯曉夫準備今年12月做的；還有就是斷絕外交關系、宣布廢除中蘇同盟條約；還有一條就是打仗了。就是這么幾手。所以，要比赫魯曉夫做得更絕，不是沒有可能，但是在目前情況下，這種可能性也比較小。第三種可能性是屬于中間狀態(tài)，就是說還是搞修正主義的路線，但做法上、策略上有某些改變。這第三種可能性比較大。要他根本改變修正主義路線、大國沙文主義路線不可能，但是策略上、做法上可能有一些變化，有可能比較靈活一點。在這三種可能性中，第三種可能性比較大。

毛主席還講到，我們可以這樣估計，但是究竟如何還得看一看。因為從15日以后陸陸續(xù)續(xù)收到的西方傳出的消息和蘇聯(lián)報紙的反應看，還看不出赫魯曉夫下臺的內情如何，將來究竟會有什么變化。毛主席提出，我們現在的方針還是“靜觀”這兩個字，就是說要看一看，不采取什么行動，不采取什么措施，看一看各方面的情況怎么樣，看一看蘇共方面究竟有什么變化，然后我們再考慮相應的對策。大家對毛主席的分析和提出的靜觀方針都表示贊成。

當然，采取靜觀的方針，也不是對這件震動世界的大事毫無反應。我們根據毛主席的意見，我國黨政領導人聯(lián)名發(fā)給勃列日涅夫、米高揚（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柯西金賀電。賀電除對他們表示熱烈祝賀外，還要說一點有實質內容的話。在賀電稿中寫了兩段話。一段是：“我們衷心希望兄弟的蘇聯(lián)人民在蘇聯(lián)共產黨和蘇聯(lián)政府領導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設中和維護世界和平的斗爭中，取得新的成就。”另一段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偉大的蘇聯(lián)、蘇聯(lián)共產黨和蘇聯(lián)人民在前進道路上的每一個進展都是高興的。”（當然，也包括赫魯曉夫下臺！）接著后面說：“中蘇兩黨、兩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這封賀電表示了比較熱情、有所贊賞的態(tài)度，是近幾年來沒有的。

采取靜觀方針，還包括不發(fā)表論戰(zhàn)的文章，包括批判赫魯曉夫的也不發(fā)表。因為，這個時候再罵赫魯曉夫，顯然是不合時宜了。現在，他垮臺了，你還罵就不得人心了。毛主席很有風趣地說，我們過去對國民黨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現在對蘇共領導集團也是這么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從10月17日《真理報》的社論看，新的蘇共中央領導人所實行的仍然是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路線。中央常委一致認為，按照毛主席提出采取靜觀的方針是適宜的。

（八）毛主席說，對新的蘇共中央領導人采取，從“一肯二看”到“一推二看”。

10月27日晚上，毛主席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毛主席在會議一開始便提出，我們靜觀已經十天，現在是需要采取行動的時候了。因為蘇共公布赫魯曉夫下臺以后，從歐洲方面的反應看，比較重要的兄弟黨都表示了態(tài)度。有些黨擁護蘇共撤銷赫魯曉夫的職務；有些黨說這是“正常的事情”，沒有什么值得驚奇的；有些黨表示要推遲開國際會議，也有些黨提出還是要開國際會議；有些黨雖然不是那么明確，但是也隱約地表示還是維持原來的路線不變；有些黨則要求有所改變。毛主席說，我們也應該采取行動，可以考慮主動向蘇共提出，我們派代表團去參加他們慶祝十月革命節(jié)的活動。按照慣例，不是逢五逢十的十月革命節(jié)紀念日，我們雖然也派代表團去，但不是派有分量的代表團去。毛主席說，我們可以考慮這次派出由周總理當團長的黨政代表團去，再加上賀龍同志這位老帥跟總理一起去。

毛主席說，這個意見請大家考慮一下，今天先不做決定。在過去的十天里，我們的方針是“一肯二看”。肯加上肯定、贊賞，這無非是發(fā)了一個賀電。主要是看。已經看了十天，現在的方針應是“一推二看”。看還是要看，不過要做點推動工作，推他們往前走。就是要把推放在第一位，爭取蘇共新領導往好的方面變。

毛主席說，但是這也不能寄予過分的希望，也不能急于求成。因為積累的問題很多，很可能他們首先還是著重解決他們國內的問題，比如什么農業(yè)問題、工業(yè)問題，什么黨組織制度問題、干部制度問題、作風問題，等等。老百姓和蘇共黨內干部對赫魯曉夫的不滿，首先是不滿他把國內問題搞得一團糟。因此蘇共新領導可能首先要抓這些國內問題。至于對外政策方面的問題，我們希望他們往好的方面變，也可以為此來做一點工作，但是不要寄予過大的希望。因為現在蘇共領導的這批人，還是在赫魯曉夫當第一把手的時候提拔起來的，是跟他一起工作的。過去很多決定也是他們主席團集體做出的。但是變好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我們可以對他們做工作，推著他們往前走，往好的方向發(fā)展。從大局看，這比較有利。現在是到推的時候了。（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下，P841-842）

隔了一天（29日），毛主席又召開常委會。他進一步提出，現在看來，我們自己主動派重要代表團去還不夠；我跟恩來同志商量，可以考慮建議12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派代表團去，參加慶祝十月革命節(jié)。

毛主席解釋說，為什么要12個社會主義國家都去呢？因為我們一家去太孤單，而且從這次初步反應來看，過去一貫跟隨蘇共走的那些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都希望蘇共維持原來的路線不變，至少多數是這樣子的。所以我們可以提出建議，請朝鮮考慮去，請越南考慮去，請羅馬尼亞考慮去，還要請阿爾巴尼亞考慮去。我們可以一方面向蘇聯(lián)方面提出這個建議，請他們邀請社會主義國家派代表團去；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跟越南、朝鮮、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駐中國的大使通氣，請他們報告國內，說中國黨建議大家一起去莫斯科慶祝十月革命節(jié)。

會議快結束時，毛主席又提出是不是我們派人直接向金日成同志提出這個建議，把我們的想法、看法告訴他，聽聽他有什么意見。

會上當場決定由鄧小平領頭，加上彭真等同志一起秘密訪問朝鮮。經過和金日成的交談，金日成和我黨的意見完全一致。

從11月1日起，毛主席連續(xù)召集政治局常委會，除議論“一推二看”的方針外，主要是討論我代表團到蘇聯(lián)去可能遇到什么問題，在策略上要注意什么問題。

在臨出發(fā)前，11月4日，召開的一次會上，毛主席說，赫魯曉夫垮臺，形勢發(fā)生變化，我們的策略也要相應改變。現在我們對蘇共領導后退一步，就是暫停公開論戰(zhàn)，看他們怎么樣。如果他們再反華，那我們就有理由再跟他們論戰(zhàn)。如果現在繼續(xù)公開論戰(zhàn)，就不得人心。如果現在我們對他們還是采取敵對的態(tài)度，而不是采取我們現在派代表團到莫斯科去這種表示友好的姿態(tài)，也是不得人心的。現在不僅兩國人民，而且社會主義陣營人民，還有像蘇加諾、西哈努克這些民族主義國家的領導人，他們也都主張和好。所以我們舉著和好的旗幟到莫斯科去是得人心的。赫魯曉夫垮臺以后，我們現在需要積累資本，看蘇共新領導跟赫魯曉夫一樣呢還是不一樣呢。如果他們跟赫魯曉夫一樣反華，那我們就有充足理由再跟他們公開論戰(zhàn)了。

毛主席還談到，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拒絕去參加蘇聯(lián)十月革命節(jié)也是有理由的，但是它現在還繼續(xù)公開論戰(zhàn)就不策略了。斗爭應該有理有利有節(jié)，現在要節(jié)制一下，要退一下，看一看，暫時不忙繼續(xù)公開論戰(zhàn)。

毛主席還強調說，公開論戰(zhàn)當然包括許多意識形態(tài)的問題、、理論問題、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問題。其實，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赫魯曉夫、蘇共領導集團的大國沙文主義、大俄羅斯主義。這個問題由來已久，沙皇時代不說了，帝俄占了我們那些地方不說了。十月革命以后，列寧時期中蘇關系還比較好，到了斯大林的時候，基本上也是好的。我們什么時候跟斯大林吵起來的呢？那是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我到莫斯科去祝賀斯大林70壽辰的時候。為什么吵起來呢？我當時為什么大發(fā)脾氣呢？就是因為斯大林看不起中國，不把中國看成是一個兄弟國家，而是以老子自居。

毛主席說，當然，斯大林那時的錯誤還是局部的問題。但是，那個時候他要占領我們的大連、旅順，要共管中長路，還要在新疆辦三個合營公司。這就是大國沙文主義。他還把我看作是半個鐵托。中蘇分歧就是從蘇聯(lián)對中國實行大國沙文主義時開始的。當然，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在革命勝利之前，還有蘇共對我們黨采取大黨主義的態(tài)度。那是舊賬了。

毛主席說，赫魯曉夫上臺以后，我們跟他是什么時候開始吵起來的呢？是1958年7月底大吵了一頓。為什么呢？是因為他要控制中國，要搞共同艦隊，要搞長波電臺，就是想把所有海岸控制在蘇聯(lián)海軍手里。那個時候我們沒有什么艦隊，所謂中蘇共同艦隊實際上就是蘇聯(lián)的艦隊。這還不是大國沙文主義？在這之前，1956年赫魯曉夫跟波蘭吵的時候，我們批評他什么呢？也是批評他的大國沙文主義，支持波蘭。后來，1959年，赫魯曉夫又跟艾森豪威爾搞戴維營會談，要中國服從他聯(lián)合美國的外交路線，要中國釋放美國罪犯，要中國讓臺灣獨立，這不是大國沙文主義？這些都讓我們頂回去了。

毛主席說，那時以后，發(fā)生一系列事件，什么父子黨呀，什么指揮棒呀，什么搞超國家組織呀，經互會呀，等等，等等。赫魯曉夫在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對我們搞突然襲擊，就是因為我們不聽從他的指揮棒。在1960年的莫斯科會議，我們跟他吵什么呢？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他要我們服從他的外交政策總路線。還有就是他還想搞父子黨，反對兄弟黨之間獨立、平等、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和協(xié)商一致的原則。這都是搞大國沙文主義，都被我們頂住了。莫斯科會議聲明中保留了一個支持蘇共20大，一個 “反對個人迷信”。“個人迷信”原則上應當反對，所以我們同意保留，但是他借反對“個人迷信”干涉兄弟黨內政，我們就不贊成。最后作了妥協(xié)，同意一般提出反對個人迷信。對蘇共20大，我們聲明這是對他又一次照顧，到此為止，下不為例。后來他反過來拿這根棍子打我們。這種大黨主義、大國主義，搞指揮棒、父子黨，是一脈相承的。

毛主席說，蘇聯(lián)領導搞大國沙文主義，這是中蘇關系中的核心問題，是要害所在。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跟蘇聯(lián)之間的糾紛是一天也不會停止的。但是，要解決這個問題比較難，因為由來已久，有思想根源，有歷史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沙俄的彼得大帝。所以，在俄國人的思想里，大俄羅斯主義是根深蒂固的。而其他的一些問題，比如意識形態(tài)問題、理論問題、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問題等等，本來是可以從長計議、從容討論，一時解決不了，可以擱置起來，求同存異，可以在內部繼續(xù)商討，不一定非要指著鼻子公開論戰(zhàn)不可的。就是因為有蘇共領導的大國沙文主義這個實質問題不能解決，所以連帶許多問題都不得不在公開論戰(zhàn)中展開了。這并不是我們所愿意看到的。

毛主席說，中國是一個大國，中華民族包括五六十個民族。我們中華民族從來就沒有向人屈服過，有挫折但還是繼續(xù)奮斗，還是頑強地崛起。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列強要征服我們這個民族，結果它們都失敗了。我們現在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當然更不能向任何外國屈服，即使對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我們也沒有低過頭。對蘇聯(lián)也是一樣，我們決不屈膝稱臣。我們爭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這一點我們站得住的，是可以得到世界人民同情的，也包括蘇聯(lián)人民同情的。（根據列席參加常委會的吳冷西回憶：毛主席講這一段話時相當慷慨激昂，既反映了我們民族的精神，也反映了毛主席的性格。）

毛主席說，這次總理帶代表團去，不是同蘇方進行公開論戰(zhàn)，也不是要同蘇方達成什么協(xié)議，而是想對蘇方促進一下，但也不寄予過大的希望。著重是到現場觀察一下這次赫魯曉夫下臺的背景、原因，以及蘇共新領導今后動向的跡象。主要是這樣的目的。這也就是主動中帶有被動，被動中帶有主動，這么一個辯證法。友好的姿態(tài)，但又不過分熱情；希望他們有所進步，又不寄予不切實際的希望；要了解蘇共領導在上面說到的幾個重大問題上的態(tài)度，又不主動提出詢問和方案，靜以觀之。總之，既要積極主動，又謹慎持重。代表團可以根據中央這幾次討論的方針相機行事，有什么重要的、緊急的情況，可以打電報回來請示。（吳冷西：《十年論戰(zhàn)》下，P849-853）

第二天（11月5日）周總理率領代表團去莫斯科，代表團成員包括賀龍、康生和聯(lián)絡部的同志。

就在這一天，毛、劉、朱、周四人聯(lián)名給勃列日涅夫、米高揚、柯西金發(fā)了一個祝賀十月革命47周年的賀電。賀電的最后一段提出了實質問題。這一段話是：“中國人民一向把中國革命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繼續(xù)。中國人民真誠地希望，中蘇兩黨和兩國偉大的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聲明》的革命原則的基礎上，緊密地團結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促進我們的共同事業(yè)。我們的團結越鞏固世界革命人民就越高興，我們的敵人就越害怕。讓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在我們的堅強團結面前發(fā)抖吧！”這段話比較強烈地表示了我們的團結的愿望。最后一句是毛主席親筆加上的。

從上面毛主席一系列重要講話中，還不十分清楚地反映出毛主席為首的中共中央在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大論戰(zhàn)中，始終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革命原則，始終堅持通過協(xié)商一致的原則，堅持團結，求同存異，為推進世界革命的進步而不屈不撓的斗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博大胸懷和無比的勇氣，敢于頂住蘇聯(lián)的種種壓力，堅決同赫魯曉夫叛徒集團的大國沙文主義做斗爭。同時，在國內不斷加強反修防修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培養(yǎng)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yè)的接班人，使無產階級革命的千秋大業(yè)永不變色！

（九）從莫斯科觀察到抗議攻勢。

由周總理率領的中國黨政代表團于11月6日下午，參加了十月革命47周年的慶祝會；11月7日上午參加了紅場的閱兵式和群眾游行的檢閱；11月7日晚上參加了蘇聯(lián)黨政領導舉行的招待會。

1.在11月7日晚的招待會上發(fā)生了一起意外的嚴重事件。這就是在招待會進行過程中，賀龍在跟過去保衛(wèi)斯大林格勒戰(zhàn)役的英雄、當時的蘇聯(lián)元帥崔可夫等蘇聯(lián)將領聚到一起交談時，蘇聯(lián)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突然插進來對賀老總說，我們現在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照我們這么辦，把毛澤東搞掉，這樣我們就能和好了。賀龍很氣憤，嚴肅地對馬利諾夫斯基說，我們黨的情況和你們黨的情況完全不同，根本不能相提并論。你們的想法是錯誤的，是根本不會實現的。（據當時在場的我們翻譯同志說，周圍的蘇聯(lián)將領，包括崔可夫元帥，對馬利諾夫斯基這樣講很不以為然。崔可夫甚至對馬利諾夫斯基說，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樣。）

賀老總認為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挑釁，馬上向周總理反映了這個情況。周總理聽后極為氣憤，馬上嚴正地向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和米高揚指出，馬利諾夫斯基這么講是嚴重的挑釁，我們堅決不能同意。勃列日涅夫他們有點吃驚，派人調查回來后，勃說，這件事情不是我們中央的意見，馬利諾夫斯基不能代表我們中央，他喝醉酒了，酒后失言，請中國代表團不必介意。周總理鄭重地對勃列日涅夫說，在根本不是什么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說了他心里的話。中國代表團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挑釁事件，請?zhí)K共中央認真對待我們的意見。

2.抗議攻勢。

11月8日，毛主席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研究7日夜收到代表團發(fā)來的急電。當時常委們都很生氣，認為蘇共新領導還是搞赫魯曉夫那一套，同時從此事也可以看到，蘇共新領導內部的意見也不是完全一致，崔可夫和馬利諾夫斯基兩人的對話說明了這一點。但是現在他們還沒有決心改變赫魯曉夫的反華方針。大家也談到，如果說這是勃列日涅夫他們指使馬利諾夫斯基這么講，可能不會，因為從勃列日涅夫馬上派人去了解，然后說馬酒后失言，說明他們可能事先不知道。但是，馬利諾夫斯基作為一個國防部長，這么講，很顯然不是他一個人的事情，他代表一種思想，就是繼續(xù)反華的思想。同意代表團正式向蘇共中央提出嚴重抗議。

毛主席同意大家的意見，同意代表團的請示，向蘇共中央提出正式抗議，而且要聲明代表中共中央向蘇共中央提出嚴重抗議，要求蘇共中央做出正式的答復。毛主席還說，現在好了，他們有辮子在我們手里了。我們可以抓住此事采取攻勢，不要把這個事情擱到以后再說。代表團現在在莫斯科就采取攻勢，不怕大吵，不怕鬧僵，不怕不歡而散。要抓住這件事情放手進攻，因為理在我們這邊，他們公然要干涉我們內政，這不是大國沙文主義又是什么？

當時，鄧小平在會上曾講到，我們可以利用此事把問題擺開來講，說明我們是為團結對敵而去莫斯科的，我們不僅自己派代表團去，而且為著表示我們的誠意，建議各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派代表團去，共同慶祝十月革命節(jié)，在帝國主義面前表示我們團結一致。而他們竟然對我們采取像對待敵人那樣的態(tài)度，要干涉我們的內政，而且要顛覆我們的領導，這完全顛倒了敵我，破壞團結。

毛主席說，對了，這個問題是一個根本問題。究竟對敵我關系怎么處置，對帝國主義國家怎么樣，對社會主義國家怎么樣，這是赫魯曉夫的根本問題。看來，蘇聯(lián)相當一部分人對這個問題還弄不清楚。他們一心要搞美蘇合作、主宰世界。蘇共領導集團還有人仍然抱有這樣的幻想。馬利諾夫斯基作為一個國防部長，他說的話正說明他顛倒了敵我關系。以后我們作文章的時候可以狠批他們顛倒了敵我關系。

毛主席還提出，既然發(fā)生了馬利諾夫斯基事件，那么，即使蘇共新領導表示道歉，我們也不能跟他們談其他問題。這件事情至少表明蘇共領導目前還無意改變赫魯曉夫的路線。赫魯曉夫下臺了，他們還繼續(xù)搞赫魯曉夫的路線，概括地講，他們搞的是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因此，什么召開兄弟黨會議就無從談起，籌備會議也無從談起，中蘇兩黨會談現在更不要提了。公開論戰(zhàn)也不能停了。十月革命節(jié)一過，代表團一回來，我們就開始發(fā)表論戰(zhàn)文章。

毛主席馬上要鄧小平起草一個電報給代表團，并且要在蘇方（蘇共新領導勃列日涅夫、米高揚、柯西金和聯(lián)絡部長安德羅波夫要和中國代表團一起吃午飯）來吃飯之前發(fā)到代表團手里。

這樣代表團就按照毛主席和中央常委確定的方針與蘇共新領導會談。他們把會談情況及時向國內報告。

3.理直氣壯地、放手地批評蘇共新領導。

毛主席于10日晚上，在頤年堂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會上大家認為，從代表團第一次與蘇共新領導會談的情況看，蘇共領導集團內部，對中國、對開國際會議，今后究竟采取什么方針，好像都還未確定。他們根本不堪一擊。對馬利諾夫斯基事件，我們代表團一攻，他們趕快道歉。一而再，再而三，但沒有更多的話好說。

毛主席說，蘇共領導像法國的拿破侖王朝一樣，一代不如一代，最厲害的是拿破侖第一，拿破侖第二就不行了，拿破侖第三更不行了。毛主席說，看來蘇共新領導處境比較困難。在東歐幾個社會主義國家里面，過去除了阿爾巴尼亞以外，原來只有一個羅馬尼亞出來反對他，不贊成開會。現在又出來一個哥穆爾卡，他主張要開會就要開團結的會，也就是不贊成開過去赫魯曉夫主張開的那種對中共采取“集體措施”的會。不僅有哥穆爾卡，還有烏布利希，他認為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應該團結一致，對付西德的復仇主義。他話里有話，因為不久前赫魯曉夫跟西德搞得很熱乎，甚至派他的女婿阿朱別伊去西德，烏布利希對此非常不滿，所以提出共同對付西德。

毛主席說，這樣算起來，還有三個國家，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還沒有對召開兄弟黨會議表態(tài)。但是，可以肯定，我們在1956年勸告蘇聯(lián)不要從匈牙利撤軍，應該支持匈牙利的卡達爾政權，對這一點，匈牙利同志是不會忘記的。所以說，要反華、要把中國開除出去，估計匈牙利是不會贊成的。這樣來看，積極支持蘇共領導搞分裂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亞。也可能還有蒙古會支持他們，但也不一定，因為蒙古跟我們比較近，中蘇關系緊張對蒙古也不利，不會對反華采取積極的態(tài)度。所以說蘇共領導處境比較孤立。

接著，大家就議論蘇共領導這次推翻赫魯曉夫究竟誰是主要的策動者，一直到現在還不清楚。從現在情況看，他們還沒有形成一個中心。一個黨形成自己的領袖，是要經過一個相當長時期的考驗，才能在斗爭中間慢慢形成自己的領袖。列寧經過長期斗爭才成為蘇共的領袖，斯大林也是在反對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這些人的斗爭中成長為領袖的。一個黨、一個國家，沒有一二十年工夫，是形成不了自己的領袖的。現在蘇聯(lián)還形成不了像列寧和斯大林那樣有權威的領袖。我們黨的歷史也證明，形成一個黨內公認的領袖，也是要經過長期斗爭的過程，包括同階級敵人斗、同帝國主義斗、同黨內機會主義斗，才能夠形成。毛主席是公認的領袖，不是誰要想怎么樣就怎么樣。毛主席的確是我們黨最優(yōu)秀的領袖。在領袖群中間，他是最優(yōu)秀的，是代表我們黨集體智慧的。

毛主席插話說，如果是打仗，可能會快點出人才、出領袖，但現在是和平時期，恐怕不會很快造就一個領袖。

大家繼續(xù)議論說，毛主席在上次會上講到，蘇共新領導是實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這個可能性比較大。從代表團到莫斯科之后跟他們接觸的情況看，到目前為止，他們的表現并不是一種友好的表示，并不是向好的方向轉變，而是不好的表現。很可能他們并不是反對赫魯曉夫的路線，而是對赫魯曉夫專橫跋扈、個人說了算，一下子這樣，一下子那樣，使大家無所適從，因此領導層中對這方面不滿多一些，當然還有不滿他把農業(yè)搞糟了。至于對赫魯曉夫的對外政策，對帝國主義求和，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大國沙文主義，恐怕現在的領導并不反對，因為他們是積極參與了這些事情的。他們很可能就是搞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

毛主席說，我們沒有料到赫魯曉夫這么快就垮臺。看來，我們在3月間跟羅馬尼亞代表團談判過程中，采取寸步不讓、一點也不松口、堅持公開論戰(zhàn)的方針是做對了。赫魯曉夫就是害怕公開論戰(zhàn)。因為他已經感覺到坐不穩(wěn)了，想通過羅馬尼亞來騙我們停止公開論戰(zhàn)，想抓救命草。現在回過頭來看，那個時候赫魯曉夫處境很困難，我們采取強硬的態(tài)度做對了。如果那個時候松一下，即使同意暫停公開論戰(zhàn)，就救了赫魯曉夫。我們一硬，他們內部反對他的人就更多，他垮臺就更快了。但是，當時我們誰都沒有想到他這么快會垮臺。我們7月底發(fā)表《九評》，8月、9月、10月，只有三個月，他就垮臺了。我們不過發(fā)表九篇文章嘛！他們連篇累牘幾千篇文章，也不見得對我們有什么損害。因為真理不在他們那邊，真理在我們這邊。你文章再多，也動不了我一根毫毛，而我們只有九篇文章，就把赫魯曉夫打倒了。可見修正主義的基礎是脆弱的。只要我們堅持斗爭就可以取得勝利。現在證明，3月間我們堅持一下，還是繼續(xù)批評蘇共《公開信》，赫魯曉夫抵擋不住，倒下來了。世界上出現過許多類似的情況，在緊要的關頭，就看你堅定不堅定、堅持不堅持。你咬緊牙關堅持一下，就可以取得勝利。對方熬不下去，挺不住了，他就失敗了。我自己就經歷過許多次這樣的情況。

毛主席說，現在我們的方針是，繼續(xù)公開論戰(zhàn)這一點絕對不受約束。這當然不是馬上就要發(fā)表文章，還要看看什么時候發(fā)表合適。要抓新的辮子。你不抓新的，老翻赫魯曉夫的陳賬，那就不行。我們要抓蘇共新領導新的反華言論和行動，抓住他們的要害，繼續(xù)論戰(zhàn)，促使他們內部起變化。至于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我們還是堅持過去那個立場，這在我們8月底的信里講了。至于中蘇兩黨會談，如果蘇方提出，我們完全拒絕也不好，這個問題要斟酌。

這時，大家又議論，蘇方如果現在提出中蘇兩黨會談，我們是不是可以不拒絕。

這次常委會時間比較長，議論快到深夜12時，毛主席說現在時間已經很晚，討論還要繼續(xù)，要小平先去把會上議論歸納成幾條，擬一個給代表團的電報，而且要代表團談完了就動身回國。毛主席還說，從《參考資料》已經知道，有些兄弟黨代表團跟蘇共會談后又發(fā)聲明，又發(fā)公報，又發(fā)新聞。據越南同志講，過去他們臨上飛機前，蘇共塞給他們一個公報稿子，連考慮的時間都沒有，就照樣發(fā)表了。我們當然不能這樣。要告訴代表團，我們要明確地表示，這次中蘇兩黨在莫斯科會談，不發(fā)表任何東西，連新聞也不發(fā)表。

周總理率領的我黨代表團在同蘇共代表團進行第二次會談時，周總理根據中央的指示電，放手地批評蘇共領導，質問他們：在赫魯曉夫下臺以后，究竟是繼續(xù)執(zhí)行他的路線，還是要改變他的路線？此時米高揚脫口而出：“在同中共分歧的問題上，我們同赫魯曉夫完全一致，甚至可以說沒有絲毫差別。所有決定是蘇共中央集體作出的。”

周總理立即指出，我們是抱著友好的態(tài)度、和好的意愿到莫斯科來的，但是我們遇到你們的挑釁，就是馬利諾夫斯基挑釁事件，要顛覆我們黨的領導。你們還是以老子黨自居，還是搞分裂。你們究竟要把中蘇關系引到什么地方去？在上次會談中間，你們也表示了友好、團結的愿望，說了那么一些話，但是看起來并沒有真心誠意來改變你們過去的反華方針。米高揚說你們同赫魯曉夫在對中共的政策上完全一致，也就是說要繼續(xù)反華。在這種情況下，要我們停止公開論戰(zhàn)，那是做不到的。對于你們的《公開信》，我們還沒有答復完，我們只寫了九篇文章，我們還要繼續(xù)答復。至于你們中央二月全會通過的正式決議和蘇斯洛夫的報告，我們也要答復。你們報刊上其他反華文章，我們也要答復。除非你們宣布過去搞錯了，不算數了，不然，我們有權利答復，有權利發(fā)表我們的意見，澄清事實，澄清是非。你們過去一面說要停止公開論戰(zhàn)，一面又繼續(xù)反華，我們再也不會上你們的當了。

周總理這么長篇發(fā)言之后，勃列日涅夫表示，他們還是希望加強團結，希望增進友好，發(fā)展中蘇之間的經濟、科技、文化方面的交往，等等。他不厭其煩地重復他們在1963年11月給我黨中央的那封信里的話。

周總理回答說：你們上次那封信我們已經答復了。有關中蘇關系的幾個具體問題，我們都表示了我們的態(tài)度。現在我們還是原來的意見，我們沒有新的話要講。從那以后，你們中央開了二月會議，作出反華決議，要對我們采取：堅決反擊“，要對我們采取”集體措施“。我們就等著看你們的行動，是否還是跟赫魯曉夫一樣，繼續(xù)要”堅決反擊“，繼續(xù)要采取”集體措施“。

周總理中央針鋒相對地駁斥他們以后，蘇方既沒有提中蘇兩黨會談，也沒有提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只抽象地表示開兄弟黨國際會議是為了加強團結、解決分歧。

第二天，蘇方又要求會談。勃列日涅夫如約到我黨代表團住處，向我黨介紹赫魯曉夫下臺的原因，但沒有講多少具體內容。勃談到最后，突然提出舉行中蘇兩黨會談的建議。他說他代表蘇共中央正式建議：如果中國方面準備好了，可以舉行中蘇兩國或兩黨的最高級會議，地點在北京或莫斯科都可以。周總理根據中央指示電，回答他們說，我們代表團將向中共中央報告你們的建議。在我們方面，已經多次表示門是開著的。

（十）正確對待蘇共新領導所實行的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

11月14日，周總理率領代表團回到北京時，毛主席親自到機場迎接，黨政軍及各界主要負責人，都到機場迎接代表團，表示完全支持代表團在莫斯科所采取的行動。毛主席跟周總理作了短暫交談以后決定一起到人民大會堂去談。

到大會堂北京廳（是老北京廳，現在叫118會議室。毛主席在大會堂開會或接見外賓都在這里。），一坐下來，毛主席就問周總理：你看蘇共新的領導是一個什么東西？

周總理說，看來它本身很虛弱，拿不出什么新的意見，好像有關外事方面的問題他們都沒有取得一致的意見，或者甚至還沒有來得及討論，這反映他們內部矛盾重重。馬利諾夫斯基和崔可夫都是元帥，崔可夫的資格比馬利諾夫斯基要老得多，他跟朱可夫差不多是一級的元帥，他不同意馬利諾夫斯基的說法。因此可見他們內部不一致。馬利諾夫斯基事件一發(fā)生，我們就提出嚴重抗議，勃列日涅夫趕忙道歉。看來他們現在首先想解決國內問題，然后才有時間、精力來考慮國際問題。

周總理說，從會談過程中來看，他們還沒有要根本改變對華方針的想法。這些人根本談不清楚他們?yōu)槭裁匆押蒸敃苑蚋阆屡_。有趣的是，昨晚在赴機場途中，柯西金在汽車上對我說，他們同赫魯曉夫還是有區(qū)別的，否則為什么把他趕下去。當問他有什么區(qū)別時，他又支支吾吾，避而不談，只說：“你相信我們能把赫魯曉夫給我們留下的沉重包袱背到底嗎？”

周總理說，可以看出，他們跟赫魯曉夫的分歧并不是什么路線的分歧，可能是對赫魯曉夫在某一些政策、某一些問題上所采取的方針，特別是對他的作風不滿，所以就把赫魯曉夫當作替罪羊，把過去集體討論、集體決定的責任統(tǒng)統(tǒng)推到赫魯曉夫身上。當然赫魯曉夫個人自作主張、獨斷專橫也是有的。但是從這次在莫斯科的試探中，可以看到，他們對赫魯曉夫的整個內外政策的路線并不是有實質的分歧。

毛主席說，我們在北京議論，認為蘇共新領導實行的很可能是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周總理馬上說，主席概括的很對、很準確、很易懂。

周總理又介紹了接觸到左派兄弟黨代表團都反對蘇共召開兄弟黨會議，也不贊成停止公開論戰(zhàn)。羅馬尼亞黨代表團這次表現很好，我黨代表團同他們會談了三次，他們表示：如果蘇共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即使其他兄弟黨都參加，羅黨也不參加。

毛主席說，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和它的籌備會議要封死，就是反對召開，拒絕參加，堅決抵制，召開了我們還要加以譴責。停止公開論戰(zhàn)也要封死。我們不受任何約束，繼續(xù)公開論戰(zhàn)，這個原則絕不讓步。當然，以后公開論戰(zhàn)一定要抓住蘇共新領導新的錯誤，否則別人不會同情。因此我們要積累資本，采取后發(fā)制人的方針，他罵了我們之后，我們才反擊。我們不為人先，不先罵他。但是，兄弟黨評論赫魯曉夫下臺時談及赫魯曉夫的錯誤的文章，我們還可以轉載。因為赫魯曉夫下臺是大事件，發(fā)表議論完全應該。何況赫魯曉夫攻擊了這么多兄弟黨，人家當然有權回答。對赫魯曉夫下臺我們也要準備一篇文章，不是批評蘇共新領導，而是講赫魯曉夫犯了種種錯誤，做了種種壞事，導致他下臺，說明他的路線破產。

毛主席問代表團的同志：你們看蘇共這次把赫魯曉夫搞下臺，主要是什么人？現在蘇共領導什么人是主要角色？

周總理回答說，現在名義上勃列日涅夫是第一書記，但看起來他似乎不是最后拍板的人。在會談過程中間，對許多事情他的態(tài)度模棱兩可，含含糊糊，沒有明確的態(tài)度。很難說他就是核心人物。倒是有一點很有意思，就是在蘇共中央二月全會上作反華報告的是蘇斯洛夫，這次在罷免赫魯曉夫的中央全會上作反赫魯曉夫報告的也是蘇斯洛夫。我們在莫斯科期間，一次也沒有同此人接觸，還是因為他老奸巨猾，是幕后危險人物，難以判斷。

后來，在議論中，鄧小平分析蘇斯洛夫不是一個能做主的人，他在過去會談中，在許多問題上，都跟科茲洛夫交頭接耳，有時候他還要安德羅波夫寫條子。

周總理說，科茲洛夫是赫魯曉夫親自提拔的，原來是常務書記，有人說他是赫魯曉夫內定的接班人。這次沒有見到，后來聽說他心臟病發(fā)作，住了醫(yī)院，整個活動都沒有參加。他沒有直接參與扳倒赫魯曉夫。

會議開了近兩小時。結束前，毛主席說，總的來說，我們還是要看。推，我們已走了一步，我們到莫斯科去就是想推動蘇共新領導往好的方面變。但是，結果他們竟然要在我們黨內搞顛覆活動。我們還是要看，要繼續(xù)觀察。該做的我們都已經做了，莫斯科已經去過了，也向他們表示友好了，總不能說我們僵化吧。你看，我們派總理率領這么大的代表團去，又發(fā)了賀電，不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他們上臺時我們發(fā)了賀電，而且十月革命節(jié)也發(fā)了賀電，這兩個賀電都比較熱情，比較友好，是講團結的。我們已經做到仁至義盡。我們已盡到責任。我們這次去，推一下，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表示我們希望團結，這樣一個姿態(tài)是應該的，是做得對的。雖然沒有取得什么具體的成果，但這不能靠我們這邊單相思，要兩方面努力才行。我們努一下力，他們卻打官腔，含含糊糊，甚至還挑釁，那是他們的責任，于我無損。代表團此行至少可以使我們了解到，蘇共新領導跟赫魯曉夫之間的分歧并不是路線上的分歧。現在看來，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們要實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現在我們還不把話說死，只是說這種可能性最大。至少，我們走這步棋可以得到這么一點收獲。試探是必要的，沒有達成什么協(xié)議是不奇怪的，有一點收獲也就夠了。

毛主席最后很有風趣地說，赫魯曉夫的垮臺和蘇共新領導的趨向，很可能像我國古代詞人所形容的那樣：“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按：這是宋代詞人晏殊所作《浣溪沙》中的名句。）

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認真研究所了解到的情況和各方面的意見，特別是我黨代表團到莫斯科去同蘇共新領導會談之后的情況，起草了一個關于赫魯曉夫下臺的社論。經過多次修改，11月18日在毛主席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討論定稿。11月21日用《紅旗》雜志社論的形式發(fā)表，題目是《赫魯曉夫是怎樣下臺的？》。這篇社論，只講赫魯曉夫，了結他這樁公案，對蘇共新領導一句話也不談。

這篇社論指出，赫魯曉夫下臺是一件大好事，是全世界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堅持反對修正主義斗爭的偉大勝利，表明了現代修正主義的大破產、大失敗。

社論指出：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看來，赫魯曉夫下臺完全是預料中的事。赫魯曉夫垮臺的原因千條萬條，最根本一條是他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所指出的社會歷史的發(fā)展規(guī)律，違背了蘇聯(lián)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圖阻礙歷史的前進。他的下臺正是蘇聯(lián)人民和世界人民堅持反對修正主義斗爭的必然結果。

社論最后說，當然，歷史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赫魯曉夫雖然垮了臺，但是他的支持者美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分子并沒有死心，他們總希望依然按照赫魯曉夫所規(guī)定的路線繼續(xù)做下去，實行所謂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可以斷言，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1965年2月26日，我們出版了《赫魯曉夫言論集》第三集。這一天，《人民日報》發(fā)表了《出版者說明》。指出赫魯曉夫在當政11年中間，所發(fā)表的公開言論一共有1000多萬字，真是又多又長、又濫又臭。遺憾的是，赫魯曉夫在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反斯大林的、見不得人的秘密報告，到現在為止，蘇聯(lián)方面從來沒有公布過這個報告。因此全集只好暫時缺了這篇報告。

為什么要花這么大力氣、費這么多紙張來出版赫魯曉夫全集呢？我們說很有用處、很有必要。因為赫魯曉夫是當代最大的修正主義者，現代修正主義就是以赫魯曉夫的名字當標記的。赫魯曉夫言論集就是一部現代修正主義的百科辭典。從這里人們可以看到什么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也可以看到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發(fā)展和破產的歷史過程。

《出版者說明》最后說，赫魯曉夫被趕出世界政治舞臺，標志著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破產。但是，赫魯曉夫的陰魂不散。我們可以把赫魯曉夫的言論當作一面鏡子，來辨別什么是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以便把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斗爭進行到底。

《赫魯曉夫言論集》的出版，標志著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斗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以其光輝的篇章永載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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