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先生借胡繩同志宣傳了什么

    

    2010年12月6日,石仲泉先生在《北京日報》第20版（理論周刊）發表了《胡繩晚年的新思想、新觀點》一文，其中有不少很值得商榷、容易引起歧義和混亂的思想和觀點。
    我們知道，胡繩同志是著名的理論家，發表過許多很好的著作和文章，闡明了許多近代史和中共黨史上的問題，立論鮮明，觀點令人折服。比如未屆而立就發表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還有《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樣的名篇。但是，石仲泉先生不去深入闡發和宣傳這些論著，而是搬出一些容易引起思想混亂的觀點。這究竟是在表達對胡繩同志的敬意呢，還是在借胡繩同志的名義宣傳自己的什么觀點？實在發人深思。
    石文涉及的問題很多。這里只對石文著力宣傳的兩個觀點談一點看法。
    一、到底什么是中國近代史的主題
    近代中國面臨的主題是什么？這涉及如何評價近代中國革命、涉及中國現代化是否需要有基本的政治前提這樣的原則問題。石仲泉先生說胡繩同志對以現代化作主題來寫近代史“極表贊同”，這讓人深感詫異。
    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鴉片戰爭后，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中華民族面對著兩大歷史任務：一個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個是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務是為后一任務掃清障礙，創造必要的前提。”（《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2頁）這一論述是完全正確的。
    我們知道，近代中國飽受資本——帝國主義列強的欺凌，經濟命脈被列強控制，政治上喪失了完全獨立的地位；總體上封建剝削制度占據優勢，但在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刺激下，資本主義經濟也有所發展。中國由一個完全獨立的封建帝國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人民深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和殘酷剝削，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為了擺脫悲慘和屈辱的命運，中國人民進行了英勇的反抗。但是，除抗日戰爭外，近代中國一切反抗外敵侵略的戰爭，無不以中國失敗、被迫接受喪權辱國的條約而告終。“其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40頁）于是，改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聯合統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爭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改變中國經濟技術的落后面貌，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即現代化，就成為近代中國的兩個基本的歷史任務。
    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與實現國家的現代化這兩個基本任務，是互相關聯著的。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決定了“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些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種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頁）中國人民要完成自己的兩個基本歷史任務，當然要首先解決主要矛盾、特別是其中最主要的矛盾。即首先要反對帝國主義，推翻中國人民頭上的民族壓迫，使中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夠與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平等地打交道；反對封建主義，推翻帝國主義借以實現自己對中國進行殘暴統治的封建專制制度，使億萬農民獲得解放。也就是說，只有首先改變腐朽的社會制度，才能解放中國的社會生產力，為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開辟道路，創造基本的政治前提。反之，如果不首先解決主要矛盾，幻想在舊制度的基地上先搞現代化，則是完全行不通的。當然，在舊制度下也可以搞一些近代工業、近代商業、近代教育等項事業，事實上也搞了，但在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聯合壓迫和雙重束縛下，在一個分裂的中國，大規模地、舉全國之力、動員全國人民參與和進行的現代化卻是根本不能實現的。“工業救國”、“教育救國”的夢想一概幻滅了，“這是好消息”。因為它證明了，在舊制度下，“現代”一點可以，甚至還是帝國主義的需要，但卻“化”不起來！
    怎樣解決近代中國社會所面臨的主要矛盾呢？在“亡國滅種”的空前的現實危險面前，不同階級和政治力量的人們給出了不同的答案。所有在舊制度的基礎上修修補補的努力都失敗了。這是必然的。因為近代中國所需要的，是社會制度的根本改造，而不是舊制度的局部的改變；是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而不是雞零狗碎的改良。對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舊的社會制度，你不打，它是不會倒的，只有革命才是出路，而且只有在以正確思想武裝起來、有著正確綱領的先進階級領導下，才能將革命引向勝利。但是，誰也不是一生下來就要革命的。革命本身既不能被人為制造出來，也不是目的。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當著舊的、落后的生產關系嚴重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并且達到某種關節點的時候，革命，就成為生產力發展本身的要求，就成為必不可免的事情。近代以來，一代一代先進的中國人之所以前仆后繼地奮起革命，就是因為革命已經成為近代中國社會的需要，是被外國侵略者和本國封建統治者逼出來的。不革命，中國人便無以生存。革命，成為中國近代歷史的主題。
    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與實現國家的現代化，這兩個基本歷史任務從時序和邏輯上說都不是并行的，而是有先有后，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條件。革命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主題。歷史的本然就是如此。按照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原則，敘述歷史，也應該以革命作為主題。如果以現代化作主題、以根本“化”不起來的東西作主題來寫歷史，則是荒唐的。不管持這種觀點的人是否有意，都極容易模糊乃至歪曲中國的近代史。
    胡繩同志在其《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一書1995年的再版序言中，附錄了自己所寫《關于近代中國與世界的幾個問題》的一部分。其中正確指出，“近代中國的歷史是被侵略、被掠奪、被壓迫的歷史”，“又是一部反抗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的歷史”。“在近代中國面前擺著兩個問題：即一、如何擺脫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壓迫，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二、如何使中國近代化。這兩個問題顯然是密切相關的”。“以首先解決近代化問題為突破口”不行，“不動搖原有的政治和社會秩序而謀求實現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無作用。”“只有先爭取民族的解放和國家的獨立，才能談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建設。”否則，現代化問題連談都談不到。胡繩同志這些論述，顯然是對以現代化作主題來寫近代史的否定。現在，石仲泉先生說胡繩同志對以現代化作主題來寫近代史“極表贊同”，并把它作為其晚年的新思想、新觀點來宣傳，恐怕對胡繩同志不夠尊重吧？
    以現代化作主題敘述歷史，即從所謂“革命范式”轉換到“現代化范式”，甚至是西方某些學者觀點的翻版。美國杜克大學的德里克教授在其《革命之后的史學：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當代危機》（《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5年總第10期）一文中早就詳細介紹過。文章說，歷經六七十年代，革命一直是美國漢學界歷史解釋的范式。當時，占主導地位的是對革命的正面評價，認為革命“將人們從過去的被壓迫狀態中解放出來，并使他們擺脫了傳統的思想奴役。革命使中國擺脫了帝國主義，并轉變為一個現代主權國家。革命還清除了或由歷史形成的、或由近代帝國主義導致的種種發展障礙，解決了發展問題”。但這種看法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發生改變了。一些著作竭力散布革命的種種弊端，說“革命并不意味著被壓迫者對壓迫階級的勝利，而是使中國社會的不良分子得以掌握權力”，“打斷了清末以前一直在進行的朝著現代化方向的發展過程”，“強化了其前現代的狀態”，等等。德里克教授的總結給人以啟示。長期以來，國內一些人瘋狂咒罵毛澤東，咒罵中國革命，其中一些所謂兩頭真或兩頭清的老人，甚至成為領軍人物。這不正是“范式”轉變的自然結果嗎？德里克教授用“危機”來評論“革命之后的史學”，是看得比較準的。這些年來，李鴻章、袁世凱、慈禧、蔣介石等人“為實現現代化”所作的“努力”、經歷的“艱難”被大書特書，甚至連汪精衛也被歌頌。相反，堅持革命的偉大的英雄人物卻被污蔑為“打斷”現代化進程的罪人而一再被丑化。這種怪現象與以現代化作主題敘述歷史的意見是不是有點關系呢？事情很明顯，如果以現代化作為中國近代史的主題，革命就自然被擠在一邊了；把改良抬到天上，革命的偉大意義就沒有了。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當代危機”面前，我們難道不應該與“告別革命”的歷史虛無主義劃清界線、自覺保持距離嗎？
    二、經濟技術落后的中國在實現工業化之前到底能否搞社會主義
    經濟技術落后的中國在實現工業化之前能否搞社會主義，這是關系到新中國成立以來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要不要堅持的原則性問題。現在，石仲泉先生說毛澤東在上世紀50年代急于消滅資本主義是染上了民粹主義色彩、在低下的生產力基礎上考慮公有制實質上就是搞貧窮的空想社會主義、可以逾越資本主義峽谷卻不能徑直建設社會主義等等，這又讓人吃驚。
    我們知道，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近代兩大歷史任務中的第一項基本完成。中國人民即將開始自己的第二項歷史任務，即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和人民的自由幸福。這就要大力進行經濟建設，把中國從一個落后的農業國變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國，即實現國家的工業化。
    理論上，在新生的人民共和國面前，工業化的道路有兩條可供選擇。一條是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道路，一條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道路。歷史已經表明前者在中國走不通。在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和同盟軍，其前途只能是社會主義而不能是資本主義。中國已經喪失了通過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實現現代化的機會。從經濟上說，由于近代中國留給新中國的民族工業羸弱不堪，獨立之后的中國如果不搞社會主義而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經濟上就仍然不可能擺脫對于西方資本主義大國的依附地位，連剛剛取得的政治獨立也可能重新喪失。正因為如此，新中國成立初期，我黨就明確指出：“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那就要兩頭落空。”胡繩同志也指出，若中國果真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則是幾倍、幾十倍的艱難曲折的、看不到頭的漫長道路。
    那么，搞社會主義從什么時候開始呢？事實上，新中國的成立，就“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這“兩個階段必須銜接，不容橫插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階段”。這是因為中國的民主革命是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領導下取得勝利的，勝利之后建立起來的，決不能是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而只能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這個社會的使命，就是完成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新民主主義革命三大經濟綱領中，沒收官僚資本和保護民族工商業這兩項，本身實際上就是社會主義改造的最初步驟；而在土改完成后的農村普遍開展農業互助合作，也成為對個體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最初步驟。這樣，“原來所說的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同時也就成了從新民主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88-291頁）
    革命的性質是由社會的主要矛盾決定的。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存在著各種復雜而矛盾的經濟成分。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以后，中國社會主要的經濟成分是三種，即社會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其中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是處于十字路口的經濟，既可以自發地走向資本主義，也可以被引導著走向社會主義。這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就是已經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即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之間的矛盾。要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必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即社會主義改造。在這場偉大而深刻的社會革命中，每天都在發生著“很深很劇烈的變動”。因此，新民主主義社會是一個的過渡性質的社會，而不是一個可以長期穩定存在的獨立社會形態。我們黨適時、順勢提出“一化三改”、“一體兩翼”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是完全正確的，“體現了發展生產力和變革生產關系的有機統一，是一條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的總路線。”（《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292頁）雖然從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過于迅猛，但“這屬于實際工作中的偏差。從方向和路線上來看，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畢竟是符合于實際需要的，完成這些改造是一件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事情。”（《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第321頁）事實也證明，社會主義改造這樣一場偉大的社會變革，不但沒有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阻礙和破壞作用，沒有引起大的社會震蕩，而且大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為中國全面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開辟了道路，為其后的一切進步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問題在于，新中國這樣一個建立在殖民地半殖民地舊中國的廢墟之上、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先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一化”的任務還有待完成的情況下先進行“三改”，在理論上是否“離經叛道”？
    顯然，如果沒有工業無產階級的一定發展，沒有資本主義經濟及其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的一定發展，社會主義革命是談不到的。但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什么程度、工業無產階級要在全人口中占到什么比例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來沒有給出過絕對的標準。相反，他們從來沒有忽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其他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條件，總是教導人們要正確估量無產階級的力量。巴黎公社起義時的法國，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占多數的國家，那時法國乃至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水平，同20世紀中期根本無法相比。但英勇的巴黎工人階級毅然發動了震撼世界的起義，并且僅憑其階級本能就制定了許多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社會主義的措施，而馬克思對巴黎公社起義又給予了多么高度的贊揚啊！1881年，馬克思在給查蘇利奇的復信中指出，由于與資本主義生產同時存在，俄國農村公社有可能不經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條件是，必須有俄國革命。很顯然，這個“俄國革命”就是指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思在這里所闡明的思想，對于觀察俄國這樣經濟文化比較落后、資本主義并未高度發展的農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條件，在方法論上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十月革命在俄國的勝利，是馬克思、恩格斯不斷革命的理論、以及革命階段必須相互銜接這一思想的成功實踐。在《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這篇光輝文獻中，列寧指出，“企圖在這兩個革命中間筑起一道人為的萬里長城，企圖不用無產階級的準備程度、無產階級同貧苦農民聯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東西來分開這兩個革命，就是極大地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用自由主義代替馬克思主義。”（《列寧選集》1995年版第3卷657頁。）在回答孟什維克蘇漢諾夫對革命的質疑時，列寧指出，“你們說，為了建立社會主義就需要文明。好極了。那么，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國為這種文明創造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俄國資本家，然后開始走向社會主義呢？”（《列寧選集》1995年版第4卷778頁。）“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樣的，因為這在每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同上，第777頁）列寧認為，“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斥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同上，第776頁）不理解這一點，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迂腐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辯證法，他們一點也不理解。”（同上，第775頁）“簡直就是傻瓜”（同上，第778頁）這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對于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也是完全適用的。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并沒有“離經叛道”，更不是“大逆不道”。
    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即越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之后，就有一個“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以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關于這個問題，毛澤東在著名的《論十大關系》中有明確的論述。他說，“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41頁）向外國學習，要有所學有所不學。“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同上，第43頁）就是對于馬克思主義，“如果每句話，包括馬克思的話，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們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同上，第42頁）正是在這樣的方針指導下，我們黨既學習書本又不迷信書本，既學習外國又不迷信外國，帶領全國人民，開始了探索社會主義的偉大進程。這中間雖然有過失誤，但總體上講仍然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這個論斷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我國社會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第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還處在初級階段。在近代中國的具體歷史條件下，不承認中國人民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是革命發展問題上的機械論，是右傾錯誤的重要認識根源；以為不經過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就可以越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革命發展問題上的空想論，是“左”傾錯誤的重要認識根源。
    現在，石仲泉先生在關于社會主義改造、關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系等重大問題上繞了好大的圈子，究竟是想借胡繩同志宣傳什么？中國人民不經過資本主義充分發展階段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到底正確不正確呢？如果社會主義改造本身是錯誤的，那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還要不要堅持呢？
    （《環球視野》第3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