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與陳獨秀毛澤東張國燾等人關系如何?

劉峰

新華網 2011年05月26日 11:03:50

來源： 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馬林是一位荷蘭人，卻在中國革命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馬林受列寧和共產國際的派遣來華，于1921年6月抵達上海，1923年10月離開中國，歷時兩年有余。馬林在中國停留的時間雖然很短，但是他為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他不僅參加了中共一大，為中國共產黨成立作出了巨大貢獻，還積極與孫中山聯系，推動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但究其在中國的工作經歷，我們不難發現，由于馬林沖動的性格和工作方法的欠妥，他其實和大部分中國同志的關系一直比較緊張。難得的是，他與毛澤東的關系卻很融洽。

    與陳獨秀：沖突與和解

    馬林抵達上海直至中共一大結束，陳獨秀并不在上海。當時，陳獨秀受陳炯明之約，在廣州擔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的職務。中共一大后，馬林派包惠僧去廣州向陳獨秀匯報中共一大會議的情況，并請他回上海工作。陳獨秀同意馬林的建議，認為“對黨的工作在當時的情況下是無法推辭的”。約一周后，陳獨秀與包惠僧一同回到上海。

    陳獨秀回到上海后，第二天就與馬林開始會談，接連談了兩次。在中共與第三國際的關系問題上，馬林按照第三國際當時的體制，認為第三國際是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總部，各國共產黨都是第三國際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針、計劃應在第三國際的統一領導下進行。但是，陳獨秀認為“中國共產黨尚在幼年時期，一切工作尚未開展，似無必要戴上第三國際的帽子，中國的革命有中國的國情，特別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國際的經濟援助，暫時保持中蘇兩黨的兄弟關系，俟我們的工作發展起來后，必要時再請第三國際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國的無政府黨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語，對我們無事生非的攻擊”。

    馬林沒能給出充分的理由予以說服，而是和陳獨秀爭執起來。在一次爭執中，馬林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是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從發生到發展，由成長到奪取政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中國不能例外?！标惇毿阋彩腔鸨愿瘢敿匆慌淖雷诱f：“各國革命有各國國情，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后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利，要有獨立自主的做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決不能讓任何人牽著鼻子走。我可以不干，決不能戴第三國際這頂大帽子?！睆拇耍芙^與馬林會面。于是，馬林不得不通過寫信給陳獨秀，請他“再加考慮改日再談”。

    在共產國際決定召開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后，張太雷受馬林委托，前往日本傳達上述指示。但馬林沒有將此事通知陳獨秀，張太雷因為服從馬林保密的命令，也沒有告知陳獨秀。陳獨秀知道后很是生氣。他認為馬林是胡作非為，張太雷是中共黨員，雖然被派任馬林的翻譯，他的行動仍須遵守中共中央的命令，現在馬林不征求中共中央同意，擅自派遣他去日本，而且共產國際召開這樣重要的會議，事前也未和我們商量，簡直是藐視中共中央。他聲言決不與馬林再見面，并擬要求共產國際撤換馬林的代表職務。

    事后，馬林給出的解釋是派人到日本去聯絡是應當的，中共中央既然贊成大會的舉行，就應積極支持；至于派張太雷去日本事先沒有征求中共中央的同意，那只是手續問題。他覺得為了秘密和迅速的緣故，這樣做并沒有錯。這樣的解釋陳獨秀自然不會接受。

    陳獨秀等因為《新青年》的事被捕后，是馬林使盡了力氣，為陳獨秀請了一名法國律師，承辦這個案子。馬林花了很多錢，費了很多力，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關節，才使得“最后以《新青年》雜志有過激言論判罰五千元而結案”。在馬林的積極營救下，陳獨秀等被釋放。

    經過這次事件，大家都意識到團結的重要性，也意識到在當時的情況下獲得共產國際的幫助是很重要的。馬林與陳獨秀和中國共產黨算是共了一次患難。此后，陳獨秀與馬林和諧地談了兩次，一切問題都得到了適當的解決。

    與張國燾：勢同水火

    馬林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很驕傲，很難說話”。最初抵達上海時，馬林是與李達、李漢俊聯系的，但是他們第一次見面就談得不大投機。見面時，馬林就說自己是共產國際的代表，并毫不客氣地向李達要工作報告。李達當即表示拒絕，理由是組織還在萌芽時期，沒有什么可報告的。“馬林又向他要工作計劃和預算，表示共產國際將給予經濟的支持。”李達覺得馬林的話更難以接受了，因此直率地表示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成立，是否加入共產國際還沒有決定；即使中共成立之后而加入了共產國際，它將來與共產國際所派的代表間的關系究竟如何也還得研究，現在根本說不上工作報告和預算，等等。李達說：“如果共產國際支持我們，我們愿意接受；但須由我們按工作實際情形去自由支配。”張國燾回憶，馬林的談吐往往過分形容亞洲人民的落后，有時談到東方社會主義者的幼稚可笑,使人覺得他沾染了一些荷蘭人在東印度做殖民地主人的習氣。他是共產國際東方問題的權威并以此自傲，有時還提到他曾和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共同制訂殖民地問題決議案的事。所有這些表現，是他自居解放者的表現，在別人看來，就覺得他具有社會主義的白人優越感。

    當然，不可否認當事人的回憶錄中會帶有個人的感情色彩。從馬林的經歷上看，他在荷蘭的殖民地印尼爪哇工作時，十分同情殖民地的人民，他甚至組織了社會民主聯盟（印尼共產黨的前身）反對自己的祖國，并最終導致他在1918年12月被殖民當局逐出了印尼。這可以充分證明馬林并非如張國燾所言是蔑視殖民地人民的。張國燾也親眼目睹馬林“在上海路遇一個外國人欺侮中國苦力，他竟挺身出來與那個外國人大打出手”。

    中共一大后，馬林游歷了中國南方，并拜會了孫中山和當時在廣東的陳炯明。此行結束后，馬林認為中國革命要取得成功，就必須組織聯合戰線，共產黨必須聯合國民黨。馬林的建議是正確的，但是他再一次犯了老毛病，這就是羅章龍說的“馬林對中國革命視同自己的事，遇事率直倡議，不稍瞻顧”。

在實現國共合作的討論中，雙方的矛盾終于激化。當時，中國同志對國民黨并無太多好感，對于馬林提出的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方案，幾乎全黨同志都表示反對。張國燾說，“馬林無法獲得我的諒解，便使用壓力。他堅持他的解釋即是共產國際的訓令的意愿；追問我是否準備違反這個訓令”。在爭論時，馬林“怒形于色，幾乎要和我決斗”。參加了三大的羅章龍回憶說：“國共合作，起初阻力很大”，中共三大時“這個問題（指國共黨內合作問題）在報告和決議案準備小組會上討論費時較多”。陳獨秀也說馬林“提出中國共產黨是否服從國際決議之言，于是中共中央為尊重國際紀律遂不得不接受國際提議，承認加入國民黨”。馬林在向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對此有所隱瞞，他說“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組織，這個問題沒有遇到激烈反對”；“在我們黨內，關于加入孫逸仙黨的決定幾乎沒有遭到任何反對而被通過”。但是后來他還是承認了當時“我們的同志不贊成這個意見”，“反對最強烈的是張國燾”。可見，最后馬林確是利用自己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壓制了中共的反對意見的。

 與毛澤東：和諧共事

 在早期中共黨員中，毛澤東是少數對馬林保持良好印象的。毛澤東稱贊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雖寥寥數語，但與其他飽含批評之語相比，這已經是難得的贊譽了。

毛澤東第一次見到馬林是在上海召開中共一大的時候，他們共同與會。當時毛澤東擔任會議記錄，只作過一次發言，內容是介紹中共長沙發起組的情況。但是由于時間倉促，兩人沒有過多的交往。中共一大結束后，馬林受國民黨的邀請去桂林拜訪孫中山，于1921年12月中旬途經湖南長沙。當時毛澤東正在長沙開展革命工作，他在文化書社接待了馬林。再次見面后，毛澤東介紹了革命青年黃愛、龐人銓等和馬林見面，并請他“花了一個晚上給他們講階級斗爭、俄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情況，包括華盛頓會議和共產國際將要在蘇俄召開遠東人民代表大會的情況。長沙之行給馬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隨后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他曾這樣談到沿途的觀感：“這次南方旅行我覺得是我在中國逗留期間最重要的時期……在若干省城里我發現，中國青年對社會主義問題十分感興趣。我在長沙、桂林、廣州和海豐都參加了青年的集會。那里有青年學生的各種地區性俱樂部，研究關于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這些青年組織總的說來實際上并沒有對工人運動的發展作出什么貢獻。只有長沙的青年組織舉行了反對華盛頓會議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個紡織工人聯合會，這個工會組織于1921年12月底舉行了罷工。”可見，馬林對毛澤東領導的湖南革命運動是十分贊賞的。

 對于當時在黨內爭議最大的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方式來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問題，毛澤東持贊同態度。從馬林的工作筆記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少數沒有發表反對意見的。當時中共黨內同志對民主革命的性質也不能完全認識清楚，對加入資產階級政黨性質的國民黨自然持排斥態度。毋庸諱言，在中共建黨之初，黨的力量其實是很弱小的，且不能公開活動。據資料統計，在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時，中共只有黨員57人。一年后的1922年6月，黨員數量增加到195人。到中共三大召開時的1923年6月，黨員也僅有420人。兩年間，黨員人數不過增加區區363人。為了完成艱巨的反帝反軍閥的任務，是確需要組建統一戰線的。馬林對此狀況認識深刻，毛澤東對此亦有同感，所以毛澤東成了少數支持馬林的中共黨員。事實證明，這一決定是正確的。在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后，中共黨員的數量實現了飛躍式發展，基本是按幾何倍數增長。1925年1月，中共黨員已增加到994人；8個月后，黨員的數量已達3164人；再過了5個月，也就是1926年2月，黨員數量再翻一番多，達8000人；1926年7月，已達18526人。到1927年5月，中共黨員的數量是57967人，6年間黨員數量增加了1000多倍，這也是國民黨右派最嫉恨中共的緣由?？梢娫趯崿F第一次國共合作之后，中共的力量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并沒有像反對的同志擔心的那樣，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后會“搞垮黨”。

 對于其他人過高地估計工人的革命積極性，毛澤東也從實際出發對馬林的意見給予了支持。毛澤東指出：“工人們關心改善生活條件的問題，他們對政治和階級斗爭的認識較膚淺。”毛澤東還說：“最高利益當是日常生活問題，并不是什么政治上的利益。”這也是當時的實情。

 毛澤東對馬林是如此支持，以至于在馬林被調離中國后，他還受到了共產國際內部與馬林持不同意見的人的批評，說他“一定是馬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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