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團結抗日的中流砥柱

    

     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在長達14年的艱苦歲月中，中華民族進行了神圣的抗日戰爭。它是近代百余年來中國人民反抗外敵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勝利的民族戰爭，是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重大轉折點。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充分地發揮了自己的先鋒模范作用，從多方面擔負起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神圣職責，成為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團結抗戰中的中流砥柱作用，體現在她吹響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聲號角，舉起了全民族奮起抗戰的第一面旗幟，擔當了武裝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先鋒隊；她倡導建立并領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是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和最強大武器，開創了全民族抗戰的新局面；她對整個抗日戰爭實施了正確的戰略指導，為堅持抗戰和奪取勝利提供了基本保證；她廣泛建立了敵后抗日根據地，領導和開辟了廣闊的解放區戰場，為抗戰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還體現在共產黨人為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利益而不怕犧牲、奉獻一切的崇高精神和模范行動，支撐起全民族救亡圖存的希望。 
    吹響抗日救亡的第一聲號角；倡導和促成第二次國共合作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在我國沈陽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日本企圖變中國為其獨占殖民地的階段由此開始。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9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宣言號召：“全中國工農勞苦民眾，……一致動員武裝起來，給日本強盜與一切帝國主義以嚴重的回答。”22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央關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事變的決議》，并通電全國。決議分析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本質和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當前的中心任務是：加緊“組織領導發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膽地警醒民眾的民族自覺，而引導他們到堅決無情的革命斗爭上來”。 
    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發布《對日戰爭宣言》，指出：“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號召全國工農兵及一切勞苦群眾，在蘇維埃的紅旗之下……，來實現以民族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徹底爭得中華民族真正的獨立與解放。” 
    中國共產黨的上述抗日主張得到了全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和熱烈響應，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迅速發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影響下，在東北，在全國，逐漸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浪潮。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表現了中華兒女同仇敵愾的民族精神和愛國熱忱，顯示了中華民族不可侮的巨大力量，促進了全民族的覺醒。 
    中國共產黨不僅積極推動各地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而且直接領導了東北人民的抗日武裝斗爭。九一八事變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中共滿洲省委發動組織民眾，創建游擊隊，開辟游擊區，以武裝斗爭反抗日本侵略者。從1931年底開始，中國共產黨就陸續向東北派出大批干部，加入到當地的抗日武裝中，并組建了東北抗日聯軍。抗聯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長達14年的艱苦抗戰，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占領沈陽，幾個月內，就把東三省占領了。國民黨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東三省的人民，東三省的一部分愛國軍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或協助之下，違反國民黨政府的意志，組織了東三省的抗日義勇軍和抗日聯軍，從事英勇的游擊戰爭。” 
    還在紅軍長征途中，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國各黨派、各界同胞、各軍隊都應有“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捐棄前嫌，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國力，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 
    同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陜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中央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會后，毛澤東根據決議精神，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瓦窯堡會議的決議和毛澤東的報告，總結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歷史經驗，批評了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冒險主義、關門主義的錯誤傾向，系統地闡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 
    1936年5月，中共中央發布《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放棄了“反蔣抗日”的口號。9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黨內指示，明確提出黨的總方針是“逼蔣抗日”。 
     同年12月12日，國民黨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為推動蔣介石抗日而對蔣介石實行“兵諫”，發動了西安事變。中國共產黨從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出發，不計較蔣介石10年“剿共”的階級仇恨，力主并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為建立第二次國共合作、進行全國性的抗日戰爭創造了必要的前提。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發動盧溝橋事變，挑起了全面侵華戰爭。翌日，中共中央即發出《中共中央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號召“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建筑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7月15日，中國共產黨將《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送交蔣介石。宣言提出迅速發動全民族抗戰、實行民權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張，希望國民黨予以執行。同時，中國共產黨聲明，愿為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奮斗，停止推翻國民黨政權和沒收地主階級土地的政策，取消蘇維埃政府，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這個宣言再次顯示了中國共產黨以中華民族的最高利益為重、促成全民族團結抗戰的誠意。 
    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布命令，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隨后，南方的紅軍和游擊隊，除瓊崖紅軍游擊隊外，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葉挺任軍長，項英任副軍長。9月，陜甘寧根據地改稱陜甘寧邊區，仍是中共中央所在地。 
    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表現了中國共產黨實行國共合作、堅決抗日的誠意。國共兩黨首先在軍事上達成聯合行動的協議，有利于促進國共合作的進一步發展和全國抗日戰爭的全面開展。 
    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講話，指出團結御侮的必要，事實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國共合作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標志著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以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建立。 
    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受到了全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和愛國民主人士的歡迎，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形成了眾志成城、同仇敵愾、團結抗日的局面，為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奠定基礎。 
    制定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方針；開辟敵后戰場和開展敵后游擊戰爭 
    與國民黨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抗戰的片面抗戰路線相比較，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堅決依靠群眾、武裝群眾，實行人民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 
    1937年7月23日，毛澤東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指出在堅決抗戰的方針下，必須實行全國軍隊和人民的總動員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辦法。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陜北洛川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即洛川會議）。會議集中討論制定動員全國軍民開展民族解放戰爭，實行全面持久抗戰的方針，進一步確定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的任務及各項政策。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了關于團結抗日的基本主張。 
    《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指出：中國的抗戰是一場艱苦的持久戰。爭取抗戰勝利的關鍵是使已經發動的抗戰發展為全民族的抗戰。國民黨所主張的只實行單純政府和軍隊抗戰的片面抗戰路線包含著極大的危險性，必然招致嚴重的失敗。因此，在抗戰過程中，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民眾力量，應該站在斗爭的最前線，使自己成為全國抗戰的核心。 
 《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必須實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全國人民的總動員；必須改革政治機構，給人民以充分的抗日民主權利，并適當改善工農大眾的生活；實行抗戰的外交政策、財政經濟政策、教育政策和民族團結政策，使抗日戰爭真正成為真正的人民戰爭。 
    洛川會議是全面抗戰剛剛爆發的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重要會議。會議制定了黨的全面抗戰路線。它把實行全民族抗戰與爭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結合起來，把反對敵人入侵與推進社會進步統一起來，正確處理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系。體現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是實行全面抗戰路線的綱領，指明了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后勝利的具體道路。 
    為了總結抗日戰爭以來的經驗，批駁亡國論和速勝論等錯誤的觀點，系統闡明中國共產黨關于抗日戰爭的軍事戰略方針，毛澤東在1938年5月至6月間，先后發表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在系統分析抗日戰爭的特點、前途和發展規律的基礎上，闡明了持久抗戰的總方針。 
    毛澤東關于抗日戰爭是持久戰和必須實行抗日游擊戰爭的精辟論述，抓住了抗日戰爭發生的時代特點和戰爭性質，揭示了抗日戰爭的發展規律和堅持抗戰、爭取抗戰勝利必須實行的戰略方針，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抗日戰爭的綱領性文獻，對中華民族的全國抗戰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全國性抗戰開始后，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立即投入抗日斗爭。八路軍剛開赴前線時，主要是直接在戰役上配合國民黨軍隊作戰。1937年9月，八路軍一一五師主力在晉東北平型關附近伏擊日軍，殲敵1000余人，擊毀汽車100多輛，這是全國性抗戰開始后中國軍隊的第一次重大勝利，粉碎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10月，八路軍一二○師在雁門關一帶頻繁設伏，殲滅日軍800多人，繳獲了大量軍事物資，切斷了日軍由大同到忻口的交通線。一二九師襲擊代縣西南的陽明堡飛機場，擊毀、擊傷敵機24架，消滅日軍百余人。這些戰役有力地配合了國民黨部隊在正面戰場的作戰。 
    太原失守后，針對戰爭形勢的變化，毛澤東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指出：“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目前是處在從片面抗戰到全面抗戰的過渡期中”。各種客觀形勢進一步推動八路軍積極執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 
    1937年9月21日，毛澤東致彭德懷的電文指出：“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于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9月25日，毛澤東又指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從此，八路軍遵照上述指示，將正規軍分散為游擊兵團，深入敵人后方，實行戰略展開，分別以五臺山、管涔山、太行山為中心，放手發動群眾，組織民眾游擊隊，執行創建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到1938年底以前，八路軍在華北創建了大片根據地，開辟了廣闊的敵后戰場。1937年11月，八路軍一二九師在劉伯承、徐向前率領下進入晉東南地區，以太行山為依托創建了太行和太岳兩個根據地。年底，一二九師分兵越過平漢路，配合中共地方黨組織開辟了冀南、冀魯邊等抗日根據地。后來這塊根據地統一起來，發展成為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太原失守后，八路軍一二○師在賀龍、關向應率領下挺進晉西北管涔山地區，開辟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1938年8月，一二○師李井泉支隊創建了大青山抗日根據地。后來，這兩塊根據地聯成一片，成為晉綏抗日根據地。1937年底，山東國民黨軍隊撤退后，山東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先后在魯中、膠東等地區，發動多次抗日武裝起義，成立了山東地方人民抗日武裝，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創建了山東抗日根據地。 
    在華中，新四軍利用華中地區的有利條件揮師東進，馳騁在大江南北，開展抗日游擊戰爭，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1938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新四軍立即深入敵后，在廣大農村中開展游擊戰爭，獨立自主地創建抗日民主根據地。6月，新四軍軍部與第三支隊留守皖南，第一、二支隊由長江南岸向蘇南挺進，在京滬鐵路兩側建立了以茅山為中心的蘇南抗日根據地。第四支隊沿長江北岸向皖東挺進，進入安徽巢湖、無為地區，建立了以藕塘為中心的江北抗日根據地。 
    在東北，東北抗日聯軍更加積極地開展游擊戰爭，配合全國抗戰。全國抗戰爆發以來，東北抗日聯軍在東北廣闊的土地上進行游擊戰爭，牽制了大量的日軍和偽軍，配合了全國的抗日戰爭。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戰，是一場極其廣泛的群眾性的人民戰爭。八路軍、新四軍等敵后人民抗日武裝之所以能夠在武器缺乏的情況下堅持長期抗戰，根本的原因是得到了全國各族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敵后抗戰不僅牽制和消滅了大量日軍，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戰場的作戰，而且使人民抗日武裝力量成長壯大起來。從1938年10月到1940年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武裝發展到50萬人，對日偽軍作戰2萬多次，殲敵33萬人，抗擊了半數以上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偽軍。除陜甘寧邊區以外，在華北、華中、華南創建了16塊抗日根據地 (晉察冀、晉冀豫、晉綏、冀魯豫、豫鄂邊、山東、皖東北、皖東、皖南、皖中、蘇南、蘇中、蘇北、豫皖蘇、東江、瓊崖)。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擁有1億人口，成為抗戰的重心。 
    堅持團結抗戰和反對妥協、分裂、倒退；鞏固抗日民主根據地和加強黨的自身建設 
    1938年10月武漢、廣州失守后，中國的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由于日本侵略者調整了侵略策略，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開始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1939年l月，國民黨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著重討論了“與共產黨作積極之斗爭”的主題，通過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和“整理黨務”等反動方針。全會設立了專門的“防共委員會”。會后又陸續發出了《異黨問題處置辦法》《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等秘密反共文件。 
    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后，各地的反共摩擦事件不斷出現。至1939年11月，蔣介石命令胡宗南勾結地方反共勢力進犯陜甘寧邊區。12月，閻錫山發動“晉西事變”，在山西向共產黨人領導的抗日決死隊發動大規模進攻，摧毀抗日民主政權，殺害大批共產黨員和進步分子。1940年春，國民黨軍石友三、朱懷冰等部先后進犯太行山根據地，矛頭直指八路軍總部。國民黨掀起的反共高潮，使抗日戰爭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面臨著嚴重危機。 
    對于國民黨的投降反共活動，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及時的揭露和堅決的斗爭。1939年7月7日，在中共中央為紀念抗戰兩周年而發表的時局宣言中，明確提出“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三大政治口號，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同國民黨的反共投降活動作斗爭。同年9月，毛澤東在同中央社等記者的談話中嚴正地表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遵照這一原則，八路軍、新四軍在軍事上也做了充分準備，當國民黨軍向八路軍、新四軍進犯時，立即奮起反擊，徹底粉碎了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10月，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強令八路軍、新四軍在一個月內全部開到黃河以北。為顧全大局，中國共產黨在闡明立場的同時，表示可將皖南新四軍“北移”。1941年1月，皖南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9000人正在北移時，突遭國民黨軍隊8萬人圍攻。新四軍將士大部壯烈犧牲，軍長葉挺在與國民黨交涉談判時被強行扣押，副軍長項英遇難。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這是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事后，蔣介石誣蔑新四軍“叛變”，下令取消番號，并將葉挺提交軍事法庭審判后長期關押。 
 對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皖南事變，中國共產黨迅速組織強有力的反擊，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政治上，充分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罪行，揭示皖南事變的真相，爭取國內外輿論的廣泛同情。當《新華日報》揭露事變真相的報道和社論被國民黨當局扣壓后，周恩來立即題寫“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行徑進行了有力的聲討。軍事上，實行積極防御，給國民黨頑固派以應有打擊，重建新四軍軍部，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將華中新四軍改編為七個師，嚴陣以待。 
    由于共產黨在事變發生后堅持自衛立場，進行正義斗爭以及廣大民眾特別是民主黨派和國際輿論的同情和支持，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擊退。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勢力極為猖狂、中國敵后抗戰最為困難的時期。日本為把中國變成其進行太平洋戰爭的后方基地，加緊了對華作戰的步伐。在華北，日本反復進行“治安強化運動”，對占領區人民實施殘暴的殖民統治、經濟掠奪和奴化教育，對敵后抗日根據地實行殘酷的“掃蕩”“清鄉”和“蠶食”，采取“三光”政策。在日軍瘋狂的進攻下，敵后軍民傷亡巨大，根據地的土地被大量破壞，大批糧食和牲畜被搶走，加之國民黨的封鎖和包圍，敵后抗日根據地遇到了空前的困難。 
    為了克服敵后抗戰的嚴重困難，中國共產黨采取多種有力的措施加強根據地建設。 
    首先，實行“三三制”，加強民主政權建設。抗日根據地的政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性質的政權。抗日民主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在政權機關工作人員的名額分配上實行“三三制”原則。即共產黨員、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和中間派各占三分之一。這樣做，可以容納各方面的代表，團結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各階級、階層，使民主政權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 
    其次，實行減租減息，發展生產。適應抗日戰爭的形勢需要，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內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普遍實行減租減息政策。這樣做既減輕了廣大農民的負擔，提高了他們抗日和生產的積極性；同時又照顧到地主的利益，有利于保障根據地的社會穩定。1941年至1942年，抗日根據地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困難。毛澤東提出了“發展生產，保障供給”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號召根據地軍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開展大生產運動。為了減輕根據地人民的經濟負擔，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副議長、黨外人士李鼎銘提出“精兵簡政”的提案，中共中央采納了這一提案。“精兵簡政”方針在各根據地實行，減輕了根據地人民的經濟負擔，各根據地克服了嚴重的經濟困難，農業生產和工商業都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這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奠定了必須的物質基礎。 
    抗日戰爭以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得到很大的發展。為了總結和吸取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提高廣大黨員的思想理論水平，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20世紀40年代前期，中國共產黨以延安為中心，在全黨范圍內開展了一場“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文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的整風運動。它是一次全黨范圍內普遍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運動，也是一場破除黨內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錯誤傾向的偉大思想解放運動。通過整風運動，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進一步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在全黨范圍確立起以實事求是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整風運動使全黨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基礎上達到了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的空前團結與統一，為黨的七大的順利召開作了重要準備。 
    為了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和在中國實現光明的前途，在經過充分準備的基礎上，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黨的七大制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政治路線，即“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為了建立新中國，當時重要而迫切的任務是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大會擬定了建立聯合政府的具體步驟，對新民主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綱領和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做了基本的說明。 
    黨的七大總結了黨的建設的歷史經驗，把黨在長期奮斗中形成的優良傳統作風概括為三大作風，即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強調這三大作風是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黨的七大黨章將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所創造的理論成果，正式命名為毛澤東思想，并將其規定為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 
    黨的七大系統總結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20多年曲折發展的歷史經驗，制定了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使全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和統一。這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礎。 
    1945年8月9日起，在中國解放區軍民的全面反攻和蘇聯軍隊的沉重打擊下，侵華日軍迅速土崩瓦解。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廣播“終戰詔書”的形式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及其大本營的代表在東京灣美軍軍艦“密蘇里號”上簽署投降書。至此，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均取得了最后的勝利。 
    抗日戰爭的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它極大地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和民族大團結，弘揚了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顯著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抗日戰爭的勝利，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奠定了基礎，極大地推進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成為中華民族由衰敗走向振興的轉折點。而中國共產黨在這場神圣的民族抗戰中所起的中流砥柱作用將永載史冊。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74期，摘自2011年第4期《黨史文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