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為什么要發(fā)動文化大革命

王子善

我們應該怎么認識文化大革命，1976年毛主席在一次談話中說：“我一生干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那么幾個小島上去了；抗戰(zhàn)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fā)動文化大革命。這件事?lián)碜o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毛傳》1781-1782頁），從談話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對文化大革命的重視程度。說明文化大革命和在民主革命中推翻三座大山一樣，同樣是關系到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命運的大問題。

在毛主席逝世以后，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一些右派精英，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風狂的攻擊抵毀。他們說：“文化大革命是黨內權力斗爭，是毛澤東為了打倒LSQ”。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個人專斷，獨裁發(fā)展的結果”。也有人說：“文化大革命是制度造成的”。他們把文化大革命說成是“十年浩劫，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因此，要徹底否定。當然，否定文化大革命也就否定了毛澤東的晚年。有人把毛澤東晚年的思想和1957年以后的思想都說成是錯誤的，都是左的錯誤。更有甚者，有些人不僅要否定文革，否定毛主席的晚年，而是要全盤否定馬列主義，否定共產黨，否定革命，以至要否定歷史上的農民革命和我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總之，是要否定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客觀存在。

毛主席為什么要發(fā)動文化大革命，我認為我們應該從兩條路線，兩條道路，中國發(fā)展的兩種前途和命運來理解。

1949年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以后，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始終是存在的。只是由于毛主席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崇高威望，沒有人敢于站出來公開對抗和挑戰(zhàn)。但是采取或明或暗的方法進行對抗是一直存在的。這種斗爭集中表現在：對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認識上，諸如：社會主義社會還有沒有階級、階級斗爭；社會主義社會還要不要繼續(xù)革命，是否可以“告別革命”集中搞經濟建設就行；社會主義社會是否要實行公有制，消滅私有制等。這種斗爭是一直存在的，有時也是尖銳的。現在就兩條路線斗爭的一些主要表現談談個人看法。

一、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還有沒有階級、階級斗爭，要不要繼續(xù)革命的分歧。

中國民主革命勝利以后，有些人就認為革命已經成功了，可以告別革命，搞建設了。他們不再講革命了，他們要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特別是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認為階級、階級斗爭已經不存在了，搞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就可以了。毛主席則一再強調指出“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毛主席在1957年指出：“一千年、一萬年以后還會有革命”。（《毛傳》659）并指出：“有兩次革命，一次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

為什么說社會主義階段還有階級、階級斗爭，因為被推翻的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不甘心失敗，總企圖奪回他們失去的天堂，把復辟資本主義的愿望變?yōu)楝F實。同時，帝國主義也不甘心他們的失敗，他們對社會主義國家用經濟干預、政治滲透、軍事威脅等進行破壞活動。蘇聯(lián)解體，東歐劇變，美國到處搞的所謂顏色革命都是觸目驚心的證明。

二、關于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主要矛盾問題的分歧

在1952年6月，三五反運動將要結束時，毛主席就指出：“在中國內部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民族資產階級不再是中間階級”（《毛傳》234-235）。“在國際上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敵對矛盾是基本矛盾”（《毛傳》608）。可是在1956年八大決議中卻說：“先進的生產關系和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毛主席批評了這一錯誤提法，在1957年的八屆三中全會上確認了毛主席提出的，“在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改變了八大一次會議決議的提法。可是到了1964年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四清”問題時產生了嚴重的對立，說什么四清運動的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四清四不清矛盾的交叉。不承認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是主要矛盾。在這關乎全局的重大問題上，在中央高層一直存在著分歧，認識不統(tǒng)一，在實際工作中就會南轅北轍，對全黨的影響是可以想見的。

三、關于消滅私有制實現公有制的分歧

消滅私有制，實現公有制是《共產黨宣言》宣布的，是馬列文獻中一再宣布的，是我們黨的決議中一再申明的，每個共產黨員入黨時表明了的態(tài)度。但是，在實現消滅私有制時則并不是人人接受的。有的人思想有抵觸，有的或明或暗進行反對，實際上阻力是很大的。在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決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要利用、限制、改造，可是有的中央領導人則說：“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私營大廠”。改革開放以來進一步證明，有些人一直就是要搞私有制，對搞公有制他們不甘心。他們給公有制經濟扣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最主要一條就是工人不干活，效率低，這完全是對工人的誣蔑。可以說任何社會制度下，懶人、不好好干活的人都會有的，在公有制條件下，也會有的。但是就絕大多數工人、農民來講，勞動積極性是高漲的，比舊社會高的多。事實說明，所謂工人“不干活、效率低”完全是他們反對公有制，搞私有化的借口。

四、關于農村合作化的分歧

農村搞合作化，走集體化的道路，是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關鍵所在，也是廣大貧下中農的要求。解放以后，毛主席親自調查研究，指導農業(yè)合作化運動。親自組織編寫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六十年代初對人民公社制度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糾正了實現人民公化過程中發(fā)生的種種錯誤。確定了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基本制度。規(guī)定了體現按勞分配的一系列政策，使人民公社走上了健康發(fā)展的道路，農村經濟也有很大的發(fā)展。

對集體化道路從一開始就阻力重重，有人抵觸，有人反對。兩種思想，兩條路線斗爭在這個問題上表現極為突出。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報告，提出發(fā)展加強公有制因素，動搖否定私有制因素，發(fā)展農業(yè)合作社。LSQ不同意，批評了山西省委的做法，說：“用合作社互助組的辦法使中國的農業(yè)直接走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種空想的農業(yè)社會主義”。在5月7日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也講了這一問題。6月3日和薄一波、劉瀾濤、陶鑄談話說：“在農業(yè)生產上不能發(fā)動農民搞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組”。“現在農村階級分化，正是將來搞社會主義的基礎，將來我們依靠政權下個命令就能剝奪他”。毛主席不同意LSQ的觀點，提出應由互助組過渡到農業(yè)合作社（《毛傳》344-345）。毛主席以后集中巨大精力研究領導了農業(yè)合作化運動，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又作了大量工作，鞏固集體經濟。

但是，問題并沒有解決，有些地區(qū)在1955年前后，曾出現了大量解散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的情況。有些地方提出要搞包產到戶。特別是在困難時期，LSQ、DXX在書記處會議上都主張按田家英、鄧子恢調查的意見，搞包產到戶，分田到戶，毛主席表示反對（《毛傳》1229-1231）。并說：“到62年7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時，單干風越到上層風越大”（《毛傳》1241）。

這個問題經過反復較量，有人說是三次大的較量。毛主席在世時堅決頂住單干風，為鞏固集體化道路進行了堅決的斗爭，集體化的方向沒有動搖。在毛主席逝世以后，一些人在毛主席在世時不敢作的事情，終于可以毫無顧忌地干起來了，以安徽省的小崗村帶頭，包產到戶，分田到戶迅速在全國推廣。除少數地方沒有動搖，絕大部分地區(qū)一陣風在全國大地實行了分田到戶。如有的干部說：“毛主席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我們都是過來人，都經歷過這一歷史，平心而論，究竟是集體化道路是農村發(fā)展的方向，還是分田到戶，一家一戶單干是發(fā)展的方向，一家一戶單干能建成社會主義農業(yè)嗎？當然實現農業(yè)集體化是有困難，有斗爭的，但是，不能因為有困難，有斗爭就放棄走社會主義道路。實際上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絕大部分是鞏固的，發(fā)展是健康的。

應當承認有些地區(qū)、有些社隊由于種種因素生產搞的不好，社員生活有困難。在這些地區(qū)搞一些包產到戶等變通做法是可以的。但這決不是廣大農民的要求，決不是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方向。

五、關于政權建設問題的分歧

一九四九年，革命取得勝利，按照舊政權的結構，建立了人民政權，不少共產黨員都成了國家機關的各級干部，行使著行政權力。不少人認為革命成功了，該好好享受了。有的人安于現狀，不求進取。有少數人開始腐化了。有的人坐官當老爺嚴重脫離群眾。怎么樣才能保證我們的干部不腐化，政權不變質，能夠按《共產黨宣言》的要求讓工人、農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成為人民的公仆，這是我們在政權建設上必須解決的問題。

解放以后我們開展了幾次大的運動，都是為了純潔組織，鞏固政權，反對干部中貪污腐化和官僚主義，脫離群眾，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但是，問題并沒有解決。關鍵是對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認識，對階級、階級斗爭的認識，對怎么樣才能建設一個如《共產黨宣言》所要求的政權，建設一支符合《共產黨宣言》所要求的干部隊伍，防止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在許多干部思想上并沒有解決。毛主席說：“相當多的領導權不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我理解指的就是這種情況。

解放以來毛主席領導的歷次政治運動，以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要求就是改造我們的政權，改造干部隊伍。1964年1月，毛主席在審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的一個文件時指出：“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眾的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真正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而被修正主義所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走一段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毛傳》1338）。1965年1月，在陳正人洛陽蹲點給薄一波的信上批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毛主席對干部中日益滋長的嚴重脫離群眾的現象十分不滿，認為我國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危險。他苦苦思索著在尋求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毛傳》1471）。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指出：“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們的國家機器”對干部問題他說：“我只要求你（干部）一條，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農民、學生、戰(zhàn)士、下級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動不動的訓人”（《毛傳》1508）。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所支持的奪權斗爭，成立老中青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吸收大量工人、農民參加領導，強調干部參加勞動，在工廠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使我們的政權不變質。

對毛主席在文革前后的許多批示，從我自己講并不理解。因此，對文化大革命也就很不理解，我在檢討中有一段是“只顧低頭拉車從不抬頭看路，只要自己一不貪污，二不收賄，三沒有作風問題，就不會犯錯誤。沒有想到還有執(zhí)行路線錯誤”。當時大多數干部都有類似情況，在思想上認為在毛主席領導下不會有錯誤路線，按上級指示干就行了，沒有覺悟到中央還有兩條路線斗爭，我想這也是毛主席所說：“許多單位的領導權沒有掌握真正馬克思主義者手里。”的重要原因之一。

六、關于限制資產階級權利的分岐

如果我們承認過渡時期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和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這個時期就是要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我們的一切方針政策就必須是逐步限制，縮小以至消滅資本主義因素。扶持擴大共產主義因素，因此，在生產、分配、人與人關系等方面都要限制資產階級權利。在生產領域要消滅私有制，擴大鞏固公有制。在分配領域實行按勞分配，逐步增加共產主義因素，縮小差別。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反對干部特殊化脫離群眾，干部是普通勞動者，要接受群眾的監(jiān)督。

1958年ZXX寫了一篇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的文章，毛主席給予肯定。此后曾采取了一些措施，如領導干部減少工資，軍隊取消軍銜，規(guī)定干部參加勞動，提倡知識青年下鄉(xiāng)當農民，部隊領導干部下連當兵等。這些措施實行后，受到了較好的效果。

但是，這些問題在干部思想上認識并不統(tǒng)一，實行起來也是有人抵觸，有人反對。不少干部在文革中正是因為這方面的問題受到批判和斗爭，在文革中受到教育。

要不要批判、限制、縮小資產階級權利問題，一直是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重要問題之一。1976年，毛主席在理論問題的指示中，再次明確提出批判，并逐步限制資產階級權利的重要性。

七、關于知識分子和意識形態(tài)領域斗爭的分岐

我們黨歷來都十分重視知識分子在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許多先進的知識分子為了偉大理想和信仰為革命事業(yè)獻出了生命，對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但是，也有一些人參加革命的動機不純，他們是抱著個人的目的參加革命，參加共產黨的。參加革命以后不能很好地進行改造，一有合適的土壤他們就要頑強地表現自己。他們要用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要用西方的價值觀改造世界，改造黨。因此，知識分子必須進行思想改造，知識分子要工農化。在這方面周恩來總理為我們樹立了榜樣。他多次講自己要向無產階級投降，而且要帶領全家都向無產階級投降。知識分子只有真正進行思想改造，投降無產階級才能成為真正的革命者。

解放以后所開展的歷次運動，都是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一部分，在知識分子比較集中的地方還集中開展了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許多同志在運動中受到教育，樹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為革命和建設作出重要貢獻。但是，有一些人對思想改造是抵制反對的，他們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世界觀。在歷次運動，特別是反右派運動中的表現，以及近些年來，有一些知識精英的所作所為，都可以充分證明。

更為嚴重的是有一些黨員、高級干部、專家、學者也并沒有向無產階級投降，他們要按照資產階級世界觀改造黨。他們影響之大更為嚴重，就是中央高層對這個問題認識也并不一致，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嚴重性認識不足。有的同志在1954年召開的知識分子會議上就提出對知識分子要“脫帽加冕”。

由于認識上的不一致，對上層建筑，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斗爭，也必然表現出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斗爭，到文革前后集中的表現出來。特別重要的是學校教育，實際上學校教育是資產階級控制的，馬克思主義并沒有占了統(tǒng)治地位。

毛主席對知識分子有一系列重要指示，問題看的十分清楚 。1957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時說：“知識分子問題，少數人對社會主義制度不歡迎，不那么高興，甚至抱有敵對情緒。認為社會主義沒有優(yōu)越性，社會主義活不長，會失敗。或者有那么一些人，希望社會主義總有一天要恢復到資本主義。（《毛傳》635-636）他們對馬克思主義贊成，熟悉擁護是少數的，多數人不熟悉有懷疑。”又說：“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知識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資產階級皮上，也可附在無產階級皮上。”現在有的知識分子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他們的靈魂依舊在資產階級那方面。（《毛傳》665-666）

毛主席多次批評學校教育，指出必須改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tǒng)治學校的情況。1965年曾指出：“現在大學、中學、小學大部分被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地富反壞出身的人壟斷了，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斗爭，不然將來要搞修正主義的就是這一批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用了極大的努力就是要改變這種情況。（《毛傳》1404-1405）

在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反右派斗爭，以至改革開放以來一些知識精英的表演都充分證明毛主席的分析是完全正確的。同時，精英們的表演也讓老百姓充分認識了他們的本來面目。

八、在對外政策上的分岐

我們是共產黨，是以《共產黨宣言》作為自己行動指南的，我們的目的是要消滅一切私有制，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因此，不論在什么情況下，都要高舉反對帝國主義，反對霸權主義的旗幟，高舉反對修正主義的旗幟，對各國各民族的人民革命，民族解放斗爭予以積極的支持。這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

但是，在對外政策上同樣存在著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斗爭，在上述重大問題上時有表現。最突出的是有些人提出，我們的對外政策要三和一少（即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要和,對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支援要少）。如果這樣去搞，我們還是共產黨嗎？我們還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者嗎？這種錯誤路線理所然地受到毛主席的批判。但是，他們并不甘心，仍然要頑強地加以表現，特別毛主席去世以來，這些年某些領導者和知識精英的種種表演，證明了在外交政策上兩條路線斗爭的嚴重存在。

以上看出，在對社會主義歷史的階段如何定位，對怎么樣建設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階級、階級斗爭，對建立什么樣的經濟制度和政權問題上都存在著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斗爭，這種斗爭關系著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關系著中國十幾億人民的生存，也對世界有著重要的影響。

這些問題擺在七十三歲高齡的毛主席面前，怎么辦？是妥協(xié)，還是迎著風浪前進解決這些問題？因為對中國的前途毛主席已經看到修正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存在，因此憂心忡忡。1964年2月9日和金日成同志談話反映了毛主席當時的心情，他說：“中國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中國已經出了修正主義或正出修正主義。動搖分子總是會有的，1962年上半年我們黨內有些人主張三和一少（即對帝國主義要和，對修正主義要和，對反動派要和，對支援被壓迫派民族和人民要少）”。金日成問毛主席：“將來中國會怎么樣？”毛主席說：“為了防止中國出現修正主義掌權，從現在起就要大講特講反修、防修斗爭問題，大講特講階級斗爭和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問題……我擔心我死后，中國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金日成問：“有這種可能嗎？”毛主席答：“什么情況都可能發(fā)生，但我不希望中國像蘇聯(lián)那樣資本主義復辟。如果真的那樣，我們那么多革命烈士的血就白流了。現在我還沒有死，在我們黨的中央內部就有人敢公開提出來搞三自一包，提倡三和一少，如果我死了，這些人還在，他們還不鬧翻天？！中國要搞社會主義的這一條不能變……”金日成感到毛澤東鑒于赫魯曉夫的教訓，而對中國的前途，心事重重，顧慮太多。（邱延生著《歷史的真知 “文革”前夜的毛澤東》330—331頁）

和金日成會晤后回到中南海，護士長吳旭君為毛主席檢查身體，，和吳談起會晤金日成情況時說：“我對國內的許多事情不放心，有些和金日成談了呢？”吳看到毛主席憂心忡忡的樣子，勸毛主席注意身體。毛主席說：“我在政治局會議上多次提過這個問題（指防修反修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了我們的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不改變顏色，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才放心……”又說：“現在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和眾多先烈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又談到“我這個人沒有私心，我不想為我的子女謀求什么，我只想中國的老百姓不要受苦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讓他們再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邱延生著《歷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澤東》331-332頁）

1964年1月上旬，毛主席審閱統(tǒng)戰(zhàn)部的一個文件時批示：“如果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不能時刻提高警惕，不能提高人民群眾覺悟，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級領導權不是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里，而被修正主義者篡奪，則我國還可能走一段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毛傳》1338頁）“中國也有兩個前途，一種是堅決走馬列主義的道路，社會主義的道路。一種是走修正主義的道路。”（《毛傳》1393-1405頁）“事物不斷走向反面……我們也準備著。你曉得那一天修正主義占領北京，現在這些擁護我們的人，搖身一變就可以變成修正主義，這是第一種可能。第二種可能是部分分化。鑒于這種情況，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著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產階級復辟。”“總之要兩個可能放在心里，頭一個可能是反革命專政，反革命復辟。把這放在頭一個可能，我們就有點著急了。”（《毛傳》1410）

“毛主席對干部中日益滋漲的嚴重脫離群眾十分不滿，認為我國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危險。他苦苦思索著，在尋求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毛傳》1471頁）最近出版的《前奏》一書，記錄了毛主席重上井岡山的所思所想，在三灣改編的故地時，他說：“走社會主義道路也是一次重上井岡山，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的當權派，也需要一次改編。”在“四清”和“文革”中毛主席曾多次提出重新組織階級隊伍的問題。

從上述談話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對他身后中國的前途十分憂慮。可以看出黨內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的嚴重性。問題擺在面前，怎么辦呢？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余地，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就是東風壓倒西風。必須開展批判資本主義，批判修正主義的斗爭。

運動如何搞，如果按歷次運動的作法，中央統(tǒng)一部署，按部就班進行，首先從中央高層對運動解決什么問題，就認識不一致，有阻力。搞起來也就又是整一些基層干部，整一些地富反壞。解決不了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問題。

同時，當時黨內大多數中、下級干部，對開展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認識不清，對上層斗爭情況不清楚。1967年10月毛主席還談到“總有一些人思想不通，不那么清楚。”（《毛傳》1451頁）對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路線斗爭缺乏足夠的認識，有的人甚至有抵觸。因此解決廣大干部對社會主義革命的認識問題也是重要的任務。毛主席說：“相當多數的領導權，沒有掌握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手里”。我理解也就是對社會主義歷史時期階級斗爭和路線斗爭的認識和貫徹不力所講的。

毛主席正是充分分析黨內領導層和廣大干部隊伍的狀況，才認為采取過去搞運動的辦法解決不了問題。因而采取了非常的作法，采取直接發(fā)動群眾開展革命，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批判修正主義，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在群眾中開展斗私批修。

采取這樣直接的，大規(guī)模的群眾運動，大民主的辦法很難按領導意圖，有控制的搞。群眾發(fā)動起來以后，負面的、消極的東西肯定也會有的。因此，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是打倒一切，全面內戰(zhàn)”。應該說這個概括，基本上說明了文革中的錯誤和問題，人們講的種種事例也就是這兩條具體化。

“文革”的初衷是要在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修正主義的斗爭中解決領導權問題，是要部分改造無產階級的政權機關。對廣大干部和群眾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教育。決不是要打倒一切。事實上毛主席在這方面也有許多重要指示和具體批示，如1968年說：“跟隨我南征北戰(zhàn)的老同志，我沒有忘記他們對黨對人民的貢獻。周總理跟我講那些人的困難，我都讓周總理保他們”。對干部問題說：“我只要求你（干部）一條，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農民、學生、戰(zhàn)士下級一樣平等待人。不要動不動就訓人。”（《毛傳》1508）

事實證明通過文革許多干部雖挨了群眾批斗，經過檢討接受教育，思想得到改造，階級覺悟、路線覺悟提高，改善了和群眾的關系，在以后的日子里保持了革命晚節(jié)，在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中沒有迷失方向。當然，也有的人并沒有從中接受教育，而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更加澎脹，對群眾進行打擊報復，做官當老爺的思想作風更加發(fā)展，甚至走上貪污受賄、官商勾結、大量侵吞國家財產，有的人生活腐化墮落，包二奶，泡小姐，參與賭博。有的人利用人民給予的權利，買官、賣官、拉幫結派，有的人和黑社會勾結，把黨的組織，政法機關黑社會化，有的人對老百姓打擊迫害，欺壓百姓，成了老百姓的敵人。最近二十多年來黨員、干部犯罪率之多，讓人難以相信。所有這些都說明，有些人并沒有從“文革”中接受應有的教訓。也從反面證明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完全必要的。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理論的一次偉大的實踐，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30多年。不論反對的人還是擁護的人，都站在各自的階級立場上反思研究。有很多人著書立說加以評論。這個事實本身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意義的很好說明。經過歷史的檢驗，人們將會從歷史和現實的發(fā)展中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它在反修防修，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深遠意義。

                                    2011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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