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論戰（中）

甄巖

中國共產黨發表七篇答辯文章之后，中蘇兩黨論戰暫時平息。這是雙方準備兩黨會談的共同需要。實際上，這是暫時的寧靜，又在醞釀和準備著更加激烈的新一輪論戰。

（一）1963年3月初《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一文剛發表，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就在考慮如何進行中蘇兩黨會談的問題。先后召開了中央常委會議（毛主席主持）和政治局會議（毛主席因處在二線，未參加，由劉少奇主持）作了研究。這兩次會議主要是研究針對2月21日蘇共中央的來信的復信，其他還研究決定了準備兩黨會談的問題。

1.關于會談的地點。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如果兩黨會談、起草委員會會議在莫斯科開，我們就提出兄弟黨國際會議在北京召開。反之，如果國際會議在莫斯科開，兩黨會談、起草委員會會議就在北京開。這個問題，將來兩黨會談再說。

2.三月上半月，在劉少奇2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報告的基礎上，由毛主席和幾位常委共同修改，形成了一個指導性的文件，題為《關于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問題》。這個文件表明，在中蘇論戰的強烈影響下，中國的國內工作和國際斗爭逐步走上以反修防修為中心的軌道。

3.3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對蘇共中央2月21日來信的復信，贊成停止公開論戰，舉行兩黨會談，宣布從3月9日起，暫時停止發表論戰文章。中蘇兩黨會談的準備工作正式啟動。

4.大家認為，前一階段我們發表的七篇文章，打擊的主要對象實際上還是赫魯曉夫和蘇共領導集團。我們擊退了蘇共策劃的反華浪潮，既反駁了從歐洲五個黨的會議開始的公開對我黨的攻擊，同時又就當前若干重大問題闡述了我們的立場和觀點，從理論到路線、政策，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態度鮮明。因為我們七篇文章主要對象是蘇共赫魯曉夫集團，這樣做既鼓舞了左派，也爭取了中間派，促使許多黨獨立思考究竟對世界形勢怎么估計，究竟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戰略策略。同時，對我國人民來講，這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這些文章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分析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問題，從思想上武裝全黨，使全國人民辨明是非。

5.大家還指出，隨著斗爭的發展，我們的策略方針還是毛主席所講的有理、有利、有節。毛主席經常叮囑我們，不要一次把子彈打完。比如，《分歧從何而來？》，明顯地有許多保留，只講了一些公開的，內部情況都沒有講。一方面放開手，一方面有所保留、有所節制、留有余地。

6.對兩黨會談，大家一致認為，蘇共領導同意兩黨會談和召開兄弟黨國際會議，是被迫的，很勉強的。從來信中看出他們是有點應付的態度。來信講了很多空話。毛主席對他們的空話也表示贊成，意在“立此存照”，而不是真的相信他們一定會這么做。因此，我們在中蘇會談中采取將計就計、力爭和緩的方針是正確和必要的。蘇共領導正處在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不談吧，不好交代；談吧，又不想放棄他們原來的錯誤東西，那怎么達成協議呢？他們處境很尷尬。而我們則可進可退。對于不涉及原則問題的，為著達成協議、保持團結、避免分裂，可以做些適當的讓步。如果還是達不成協議，我們可以再次論戰，再把問題揭深揭透、批深批透。這次中蘇兩黨會談，我們要準備兩手，一手是準備談好，達成某些協議；一手是準備破裂，繼續論戰，這樣就不至于被動。談判本身是斗爭的繼續。因此，我們目前可以停止公開論戰，同時要對繼續發表那些反對中國的言論，掛上一筆賬，將來再答辯。（在蘇共的來信中“講了很多空話”——這在當年的確如此，因為在吳冷西同志的《十年論戰》中有詳細記載。當然，那也不是“空話”，而是它可以不要事實根據的，對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進行任意攻擊和誹謗。可是，在鄧小平過了20年后的講話中，卻攻擊毛主席親自領導的具有極其重大意義的反修大論戰也講了許多“空話”。他沒有具體講，我黨講了些什么“空話”？應該說當時鄧小平是我方參加大論戰的主要代表之一。看來，這個反革命兩面派為了自己個人野心、搞陰謀的需要，耍兩面派，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真到了活靈活現的地步！——筆者注）

7.我們的方針是力爭推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裂的時間。如果不能有所改進的話，至少要采取拖的辦法。我們絕不采取主動分裂的行動。要分裂由赫魯曉夫搞分裂，讓他背這個罪名。

根據這兩次會議確定的方針，寫作班子進行醞釀和準備中蘇兩黨會談的文稿；同時動員了聯絡部、宣傳部、調查部、外交部、新華社、人民日報社、編譯局等單位的力量，圍繞反修斗爭作各方面的準備。一方面是材料的準備，收集有關材料并加以核實；另一方面就是作理論上的準備，要熟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觀點及其背景，并根據當前世界形勢加以研究。然后，分頭起草專題發言稿。這些準備工作既繁重又緊迫。寫作班子集中到釣魚臺，夜以繼日地緊張工作。一些不住釣魚臺的同志，就以部門為單位集中在一起準備。

（二）毛主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蘇共中央3月30日給我黨中央長信。

正在我黨積極準備中蘇兩黨會談的時候，蘇共中央3月30日又給我黨中央來信。在信中，提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的問題，闡述了他們對這個總路線的一系列觀點，并且建議以他們的總路線作為中蘇兩黨會談的基礎。

1.4月3日下午，毛主席召集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這封信。毛主席開頭就說，來信太長，還沒有看完，想先聽聽大家有什么意見。

周總理說，從來信看，赫魯曉夫集團不準備修改他們的路線而且極力梳妝打扮來推行他們的路線。他們提出要把這個路線作為中蘇兩黨會談的基礎，這根本不行。接著，大家談到我們要考慮也提出一個對案。

毛主席說：我沒有看完蘇方來信。既然大家看了有這個印象，那么我們索性把蘇共中央這封信在《人民日報》發表，讓大家研究。讓全黨全國人民來分析研究。毛主席說，贊成我們準備一個對案，根據馬列主義的分析，提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應該采取的總路線。可以從當代矛盾講起，一直講到如何停止公開論戰的問題；從重大的原則問題，一直到當前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作一個總的答復。毛主席說，我們可以采取答復他們的來信的形式，采取正面提出意見的形式，而不是采取同蘇共來信爭論的形式。不要給人覺得似乎我們現在就拒絕他們的來信，那樣兩黨會談就沒有討論的余地了。

大家認為（周總理特別強調）這次中蘇兩黨會談很可能談不出什么結果。蘇方已經擺出一副教師爺的架勢，要教訓我們而不是想解決問題。毛主席說：就是這么一種情況，要準備中蘇兩黨會談時大吵一頓，要有這個思想準備。現在馬上就要動手，集中力量起草一個關于總路線的稿子。要把原先準備會談時用的各個專題發言稿暫時放一放，先搞一個全面闡述我們的系統觀點的文件，提出同蘇共來信針鋒相對的國際共運總路線。此事由小平同志負責準備，弄好以后再提到政治局常委來討論。（吳冷西：《十年論戰》下，P558-559）

2.根據毛主席的意見，4月4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蘇共中央3月30日的來信。此后，毛主席離開北京到杭州。毛主席要陳伯達在杭州也起草一個有關總路線的提綱，同北京的鄧小平主持的起草班子平行作業。

在整個四月份，經過不斷地起草和修改，到月底，北京和杭州兩方面的草稿都印出來了。北京草稿出來后，鄧小平認為還不成熟，還要費很大力氣加工，但是可以送給毛主席，請主席看一看，有什么想法告訴我們。陳伯達的稿子也送到北京。毛主席打電話要鄧小平主持討論陳伯達起草的稿子。鄧小平就把任務交給在釣魚臺的寫作班子。由吳冷西把大家的意見歸納起來，整理了一個比較簡潔的意見要點。

3.5月初，毛主席在杭州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這次擴大會議除了部分政治局委員以外，各大區書記也參加。劉少奇因出國訪問未參加。這次會議實際上是討論兩個問題，總的題目叫做反修防修。一個是國內防修問題；一個是國際上反修問題。毛主席在幾年來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斗爭中也感到了在國內存在如何防止修正主義的問題。毛主席當時認為，當前中國社會上階級斗爭很復雜，資本主義因素在增長，要整頓農村人民公社，要在農村進行“四清”，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主席說，他把中央局的同志找來，要醞釀起草一個關于“四清”的決定（后來叫做《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為《前十條》）。這個決定草案差不多全是毛主席口授，由陳伯達整理的。各大區書記主要是參加這個問題的討論。至于國際上反修問題，會議主要是討論北京和杭州平行起草的關于國際共運總路線的兩個稿子。

5月2日晚上，毛主席在他的住地劉莊召開常委會議，除常委外還有彭真、陳伯達、康生和吳冷西參加。當毛主席問到關于總路線的兩個稿子的情況時，鄧小平認為，兩個稿子都不成熟，還要進一步作相當大的修改。他說，杭州對北京的稿子有不少意見，而北京對杭州的稿子也有很多意見，需要交換一下。毛主席當即提出，小平同志召集雙方，交換意見。他不參加，但派他的秘書林克旁聽。這樣一來，毛主席就集中力量搞《前十條》。

從5月2日到12日，毛主席在杭州主持起草《前十條》，如前所述，主要是毛主席口授，陳伯達整理的。期間召開了一個小型會議，討論這個決定草案。  

4.會議結束后，毛主席又集中精力修改復信稿（即關于國際共運總路線的建議）。為了搞好《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毛主席還指示在搞出初稿之后，分別征求了新西蘭共產黨總書記威爾科克斯、朝鮮黨和越南等兄弟黨的意見。

毛主席在5月30日，和金日成同志率領的朝鮮黨代表團舉行第二次會談時，當金日成講到，文件（指《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我看了好幾次。總的感到很好。主要的精神是要把革命進行到底。這樣的文件對爭取中間派很有好處。他還說，這個文件很有力量，右派是駁不了的。不管有沒有這個文件，他們還是照樣攻擊我們是宗派主義、民族主義、托洛茨基好戰分子等等，帽子滿天飛。毛主席說，我們搞這個文件的目的就是爭取中間派，要使右派駁不倒。至于他們給我們扣上這頂帽子、那頂帽子，那沒有關系。但是，我看他們是不會給我們扣上修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的。

6月4日，毛主席在會見越南黨代表團時，在談到越南同志提出的全民黨、全民國家的經濟基礎問題時說，這是個原則問題。我們沒有觸及，你們越南同志看出來了，這很好。你們提出的意見可以使這個問題講得更有說服力。這說明交換意見很有益。我們總是想多聽聽兄弟黨的意見，目的就是搞的正確一些。

毛主席還談到，本來我們是不贊成把內部爭論公開于全世界的。比方說，赫魯曉夫1958年提出中蘇建立共同艦隊的問題，這個問題你們也知道，但是我們沒有公開講。在1958年跟赫魯曉夫的爭論，不但當時沒有公開，而且還發表了一個共同對敵的聲明。原來赫魯曉夫是秘密來的，后來臨走時發表一個公開聲明，就變成公開的了。雖然當時內部爭論很激烈，我們反對搞共同艦隊、反對他控制我們，但是公開聲明還是一致對敵，反對以美國帝國主義為首的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我們不怕人家攻擊我們，也不怕發表人家攻擊我們的演說和文章。有一些我們只發表不加評論。比方說，我們發表了蘇聯四篇東西，有赫魯曉夫的兩篇講話，還有《真理報》的兩篇社論，都是指名攻擊我們的，我們都公開發表了。但是，我們沒有直接答復，沒有直接指名批評赫魯曉夫，只批評了陶里亞蒂、多列士等同志的觀點，他們的觀點中有些也是赫魯曉夫講過的。

接著，毛主席又介紹了最近幾年我們同蘇共爭論的情況，以及我們對蘇共“20大”、“21大”、“22大”的意見，其中講到蘇聯是怎樣把思想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講到蘇聯撤出全部在華專家、撕毀幾百個經濟技術合同以及同阿爾巴尼亞斷交等等。（吳冷西：《十年論戰》下，P572-575）

同時，毛主席又對5月19日以后各次修改稿都進行了精細地修改。

在5月19日稿上，毛主席主要作了以下修改：

“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應當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階層，組織廣泛的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統一戰線。”

“在任何時候，都不應當把和平共處引申到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被壓迫階級和壓迫階級的關系方面，不應當把和平共處說成是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主要內容，更不應當說什么和平共處是全人類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因為在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之間實行和平共處，根本不允許也完全不可能觸動共處國家的社會制度的一根毫毛，而階級斗爭，民族解放斗爭，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那些都是為了改變社會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爭，這是另一回事，同和平共處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即使在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以后的幾十年內，甚至幾百年內，都不能說，那里已經完全沒有像列寧所反復痛斥過的資產階級食客、寄生蟲、投機倒把者、騙子、懶漢、流氓、盜竊國庫者這類分子，也不能說，社會主義國家已經不需要或者放棄列寧所提出的‘清除這些由資本主義遺留給社會主義的傳染病、瘟疫和潰瘍’的任務。”

“在社會主義國家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才能逐步解決。”

“在反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主要危險修正主義同時，各國共產黨人也必須要反對教條主義。”

“如果不是自己能夠思考、能夠自己動腦筋，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國各階級的準確動向，善于應用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國經驗，跟著外國人的指揮棒團團打轉，那就是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樣樣都有，成為一個大雜燴，而單單沒有馬列主義原則性的黨，這樣的黨，那就絕不可能進行革命斗爭，絕不可能取得革命的勝利，絕不可能實現無產階級的偉大歷史使命。”

以下三段是毛主席對5月21日稿的修改。

“只承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而忽視或者低估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相互之間、壟斷資本集團同壟斷資本集團相互之間的矛盾，以及這些矛盾所引起的斗爭。”

“認為世界兩個體系的矛盾會在‘經濟競賽’中自然地消失，而世界的一切其他矛盾（即包括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被壓迫民族同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相互之間、壟斷資本集團同壟斷資本集團相互之間的矛盾），都會隨著兩個體系矛盾的消失而自然地消失，出現什么‘沒有戰爭’、‘和平合作的新世界’。”

“共產黨人在爭取社會民主黨的群眾和革命左派（在個別國家，則還有反對外國帝國主義控制的中間派）的同時，必須同社會民主黨劃清界限，在國際工人運動中和各國工人群眾中肅清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影響。”

在6月5日稿中，毛主席把復信的標題擬為“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于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來信的復信）”。在最后定稿的時候，毛主席說，題目要改一下，使人感到這不是一般的復信。他提出正題改為《關于國際共產主義總路線的建議》，副題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63年3月30日來信的復信”，日期為1963年6月14日。因為這么一來，就鮮明地突出了這封復信的重大意義，它既是對蘇共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來信的答復，又是作為一個建議向各兄弟黨提出來。毛主席著重說明，我們作為一個建議提出來，既建議中蘇兩黨討論這個問題，又建議準備召開的兄弟黨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并不想強加于人，而是建議大家考慮。這是我們中國黨的意見，題目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可以提出修改意見，可以展開討論。（吳冷西：《十年論戰》下，P577）

還在6月5日文稿中“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生產，改善人民生活，鞏固國防”。親筆加上了“改善人民生活”。可見毛主席處處和人民群眾心連心。

最后，還在一處修改中對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仍然稱為“領導同志”，可見毛主席仍對蘇共留有余地，希望中蘇兩黨以及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各個兄弟黨各個共產主義運動團結起來，共同對敵。“蘇阿關系惡化到現在這樣嚴重的地步，蘇共領導同志難道真的不感到自己的責任嗎？

我們再一次真誠地希望，蘇共領導同志能夠遵循兄弟黨、兄弟國家相互關系的準則，主動尋求改善蘇阿關系的有效途徑。”（《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278-283）

（三）《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的要點及其意義。

6月17日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的《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一共有25條，前面有一個導言，后面有一個結尾。

1.《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的要點。

這封信的導言申明，蘇共中央在3月30日的來信，特別提出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問題，并且就這個問題系統地提出蘇共中央的觀點。因此我們有必要就這個總路線的問題，以及與此有關的一些原則性問題，闡明中共中央的觀點，作為我們提交中蘇兩黨會談和兄弟黨會議的建議。

毛主席在四月初開始考慮要對蘇共3月30日來信給予答復，提出一個綱領性的文件。當時考慮到，在1957年和1960年兩次兄弟黨莫斯科會議之前，我們都沒有提出自己的宣言和聲明草案，只好在蘇共的草案上修修補補，打不破它原來的框框。毛主席認為，借蘇共的來信為由頭，由我們提出同蘇共的來信相對立的綱領性文件，時機已經成熟。我們在復信的開頭，就說明了為什么我們提出我們的意見，就是因為蘇共先提了，所以我們也提出對案。

關于總路線的25個問題，我們是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所面臨的實際情況，加以詳細論述。不但提出了總路線，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理論、戰略和策略，以及有關黨的建設等問題，批判了蘇共在這一系列問題上的錯誤觀點。雖然大部分是沒有點名的，但是大家一看就知道這些觀點是蘇共領導人，特別是赫魯曉夫講過的。

前三條，表明我們提出總路線的出發點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當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革命實踐相結合，是從當前形勢出發，用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加以分析，提出指導革命實踐的路線。

第四條指出當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并對這些基本矛盾作階級分析。

第五條批判在當代世界基本矛盾問題上的五種錯誤觀點。

第六條論述社會主義陣營。

第七條指出，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最兇惡的敵人，是世界反動勢力的主要堡壘。

第八條論述，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當代世界各種矛盾集中的地區，是帝國主義統治最薄弱的地區，是目前直接打擊帝國主義世界的革命風暴的主要地區。

第九條指出，亞非拉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面臨著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務。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政黨肩負著的光榮使命就是高舉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新老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爭取人民民主的旗幟，站在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最前列，爭取社會主義的前途。

第十條指出，在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中間，要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就必須和社會民主黨劃清界限，爭取同社會民主黨影響下的群眾實行廣泛的聯合行動。

第十一條批判和平過渡論。強調無產階級革命政黨要準備兩手，在準備革命和平發展的同時，必須對革命的非和平發展做充分的準備。無產階級政黨應該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放在艱苦的積蓄革命力量方面，準備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奪取革命的勝利，或者在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突然襲擊和武裝進攻的時候給予有力的回擊。

第十二條論述人類的歷史是經過各種不同的社會革命階段發展的。歷史證明，革命沒有不通過一些曲折的道路，也沒有不遭受一些犧牲而能夠取得勝利的。借口犧牲而取消革命是完全錯誤的。如果認為革命必然一帆風順，或想得到不遭受犧牲和失敗的保票以后才進行革命，那他就根本不是一個革命者。無產階級政黨必須要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既反對“左”傾冒險主義，又反對右傾機會主義。

第十三條論述，社會主義國家同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革命斗爭是互相支持的，互相援助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定要支持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斗爭。如果采取敷衍的態度、民族自私的態度，都是大國沙文主義的表現。

第十四條論述戰爭與和平問題。文件根據列寧在戰爭問題上的基本觀點指出：因為害怕戰爭而反對革命是完全錯誤的。不區別是什么樣的和平，不區別是什么樣的戰爭，對戰爭一律加以反對，對和平一律加以贊成，這是資產階級和平主義的觀點，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

第十五條闡述我們關于全面禁止核武器和完全消滅核武器的觀點，并且指出，核武器的出現并沒有能夠解決當代世界的各種基本矛盾，也不可能改變階級斗爭的規律，不可能改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本性。

第十六條著重講和平共處問題。

第十七條論述，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后，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中，階級和階級斗爭仍然繼續存在，只是形式不同于取得政權以前。文件引述十月革命以后列寧多次提出的論點：第一，被推翻的剝削者總是千方百計地企圖恢復被奪去的天堂；第二，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經常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第三，在工人階級隊伍中間，在國家機關職員中間，由于資產階級的影響和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包圍和腐蝕作用，也會產生一些蛻化變質分子、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第四，國際資本主義的包圍、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威脅以及和平瓦解的陰謀活動，是社會主義國家里階級斗爭繼續存在的外部條件。列寧所講的這些現象，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沒有一個是例外的，即使蘇聯也是如此的。

第十八條論述無產階級專政。

第十九條論述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同無產階級專政一起存在，因為只有無產階級能夠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所謂全民黨的觀點是錯誤的。

第二十條論述領袖、政黨、階級、群眾的關系。這里批判了赫魯曉夫之流提出的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后來，到1980年代，鄧小平步赫魯曉夫的后塵，反對毛主席，也是這么干的。——引者注），指出它實際上是把領袖和群眾對立起來，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的統一領導，渙散黨的戰斗力，丑化無產階級政黨，丑化無產階級專政。

第二十一條論述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

第二十二條論述兄弟黨關系的準則。

第二十三條指出，為了實現各兄弟黨一致協議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綱領，即《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兩個文件，必須同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各種機會主義進行不調和的斗爭。當前主要是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也就是修正主義的傾向。

第二十四條論述革命能不能勝利的關鍵，是取決于有沒有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黨。

第二十五條論述如何解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的分歧。對于國際共運中發生的分歧，馬列主義者有責任分清是非。為了團結對敵的共同利益，我們歷來主張經過內部協商解決問題，反對把分歧公開在敵人面前。

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復信接著敘述了過去幾個月中雙方論戰的情況，指出，中國共產黨最近遭到了最荒唐的攻擊。一些兄弟黨大喊大叫，不顧事實，捏造了許多罪名強加在我們身上。從1962年12月起，我們把這些攻擊我們的文章，包括蘇聯和蘇共領導人的主要演講都發表了，蘇共中央最近給我們的兩次來信也發表了，其他若干兄弟黨攻擊我們的文章也發表了。有些作了回答，有些還沒有回答，比如對蘇共同志的許多文章和言論，我們都還沒有直接回答。但是蘇共3月30日來信指責中國報刊對蘇共進行了“毫無根據的攻擊”，是完全顛倒了是非。復信說，既然你們認為我們的文章是毫無根據的，我們的論點是錯誤的，那么為什么你們不像我們那樣，把我們的文章加以發表，然后逐篇逐條加以批判，讓蘇聯人民來判斷是非呢？

復信說，為了給召開兄弟黨會議創造良好的氣氛，中共中央決定，從1963年3月9日起，對于兄弟黨對我們的公開指名攻擊，暫時停止作公開的答復。我們保留公開答辯的權利。

復信最后說，除了上述25個問題外，還有一些共同有關的問題我們也希望在中蘇兩黨會談時交換意見，比如批判斯大林問題，蘇共20大、22大提出的有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若干重大原則性的問題，，等等。復信在這里這樣講，留有余地，也是作為伏筆。

2.《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的偉大意義。

這樣，在全世界共產黨人面前，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就明擺著兩條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一條是蘇共中央3月30日給中共中央來信中所闡述的他們所主張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一條是中共中央6月14日給蘇共中央的復信《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所闡述的總路線。

中國共產黨關于國際共運總路線，在6月17日公開發表，而且還用各種語言廣播和各種文字出版小冊子。當時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震動。這個重要文獻的發表，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寶庫，對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指導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都具有極其深遠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這一重要文獻之得以形成，主要是毛主席和黨中央領導人親自主持討論、修改；還有寫作班子及有關部門人員的艱苦努力奮斗的結果；也得助于兄弟黨提出很好的意見。這個文獻的形成過程中，收集和研究了大量的材料。據當時粗略的統計，為著搞好這個文件和為后來寫文章做準備，曾經收集了大約有400萬字的材料。這為當時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所寫重要文章的需要作了重要保證。

（四）關于中蘇兩黨會談。

1.會談前的“聲明戰”。

6月17日，我黨公開發表了《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之后，一是看看蘇共有什么反應；二是對中蘇兩黨會談時的發言稿要先做準備。

6月18日蘇共中央發表了一個聲明，完全拒絕我們6月14日的《建議》，并且說不能在報刊上發表這個文件。

6月21日，蘇共中央召開中央全會，作出決議。斷然拒絕我們6月14日復信和《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以后簡稱《建議》），并表示堅定地執行蘇共20大、21大、22大的路線。

此后，毛主席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了蘇共中央的聲明和決議，認為，從這種跡象看來，中蘇兩黨會談前景兇多吉少，我們現在要做充分準備。常務會議決定，這次中蘇兩黨會談，我黨代表團由鄧小平率領，彭真協助，還考慮增加幾個人。毛主席要鄧小平先考慮會談的方案。鄧小平提出，此事需要縝密考慮。前一段修改復信和《建議》“秀才”們搞得都很疲勞，為著養精蓄銳，現在需要休息一下。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是毛主席一貫提倡的。到蘇聯去之前，我們先到成都去休息一下，什么事情也不干，就是玩，放松一下，迎接下一場戰斗。毛主席同意這么辦。

當“秀才”們，6月25日跟鄧小平、彭真一起去成都，住下后；下午趕到峨眉山下，吳冷西等同志很想立馬上山，因為有同志身體不適，不能馬上上山；只好住在山下，明早上山。可是，不出所料，當天午夜，鄧小平秘書王瑞林從成都打來電話，說毛主席要我們明天就回北京。真是軍令如山倒。我們只好望山興嘆。

6月26日晚上，毛主席召開常委會議，以后又接連開了兩次會。主要是討論中蘇兩黨會談應如何估計，要做什么準備。毛主席在會上指出，蘇共中央6月21日作出決議，要他們的代表團根據20大、21大、22大的路線行事。看來赫魯曉夫已下決心。這次中蘇兩黨會談，很可能是一場惡戰，不但比1957年嚴重，而且比1960年也要嚴重得多。

經過反復討論，對于中蘇兩黨會談，作了各種估計，提出了一系列問題，做好充分準備。毛主席歸納指出：目前形勢是我黨開始反攻，蘇方轉為被動，我方進可攻，退可守，十分有利。這次中蘇兩黨會談可能有三種結果：

第一種可能對一些問題達成協議。這些協議基本上只能是《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兩個文件所包括的內容，很難搞出一個比這兩個文件好一些的共同文件。因為蘇共領導現在已經走得相當遠，離開《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也相當遠，所以最大限度也只能是暫時在一些問題上達成協議，不可能超過這兩個莫斯科會議的共同文件。

第二種可能是雙方大吵一頓。因為要蘇方放棄他們的一套很困難，甚至保持1960年聲明的水平也困難，而我們也不能從這兩個文件的立場后退。結果會談破裂。這種可能性很大，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第三種可能是大吵一頓，但不破裂，就是吵而不破，形成拖的局面。我們是不愿意破裂的，要爭取不破裂。估計蘇聯現在也不敢破裂，因為破裂對他們也不利，他們同美國的矛盾不好解決。

毛主席說，根據估計的這三種可能性，我黨代表團的方針應該是堅持原則，高屋建瓴，放手反攻，以理取勝，不急于達成協議，以不破裂為限度。他還說，我在堅持原則的同時，也要堅持團結。在公開的場合，在會議的發言中，要抓團結的旗幟，不給他們任何把柄，使他們不能借以把會談破裂的責任推到我們身上。但是要堅持原則，原則問題不能含糊，不能做任何無原則的讓步。要爭論就爭論，他們吵到哪里我們就跟到哪里。我們爭取不破裂，即使保持一種非常脆弱的聯系也好，不要完全破裂。我們是不主張破裂的，如果蘇共想破裂，我們也要盡力把他們拖住，推遲破裂的時間，避免完全的破裂。即使這次會談毫無結果，也要建議下一次會談在北京舉行。（吳冷西：《十年論戰》下，P597-598）

常委會議上考慮這次中蘇會談會有一場惡戰，前方和后方要密切配合，決定把秀才班子一分為二，留下喬冠華等幾個同志在北京，以便在中蘇兩黨會談期間在中央領導下起草有關評論，其余大部分人隨代表團去莫斯科。其中吳冷西、姚溱、范若愚、王力等作為代表團顧問。還有一批來自中宣部、人民日報、新華社、中聯部的助手，也跟代表團一起到莫斯科。

針對蘇共中央6月18日聲明，中央常委會議決定，責成寫作班子起草一個聲明。

6月30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真討論并通過了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對中蘇兩黨會談的分析、方針和策略；通過了我黨中央的聲明，并于7月1日公開發表。

這個聲明，宣布了參加7月5日中蘇兩黨會談的中共代表團的組成人員；宣布了中國共產黨的一貫立場是堅持原則、堅持團結、消除分歧、共同對敵，并責成代表團根據中共中央6月14日信，同蘇共討論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問題和其他一些有關的原則性問題。聲明還說，蘇共中央6月18日聲明、6月21日的決議以及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的講話，說我們6月14日的復信是對蘇共“毫無根據的、誹謗性的攻擊”，對此，中共中央斷然拒絕。我們現在暫時不作答復，保留以后答復的權利，責成代表團在中蘇兩黨會談的時候闡明我們的意見，作出一定的評論。

果然不出中央所料，蘇共領導是吞不下這顆苦果。他們在7月4日又發表一個聲明。在聲明中，除再次指責我們對蘇共“毫無根據的攻擊”以外，還為他們不發表我們6月14日的信辯護。聲明最后說，蘇共中央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在報刊上發表對中共中央信件的答復。

之后，中央要寫作班子馬上寫一個簡短的聲明，把蘇共的聲明駁回去。

毛主席連夜召開常委會討論。毛主席指出，7月4日蘇共聲明表明，赫魯曉夫已決心在會談中對我系統攻擊，而且還要在報刊上公開正式點名同我論戰。形勢已進一步惡化。同時又有情報說蘇政府正同美英兩國談判，要簽訂部分停止核試驗協定，目的是共同對我施加壓力，迫我放棄核計劃。赫魯曉夫已走到同帝國主義相勾結，共同對付原來是蘇聯盟邦的中國。這表明，蘇方已對兩黨會談毫無誠意，斷絕了協議的道路，迫我屈服。對此我們必須更加強調堅持原則，也并不放棄爭取不破裂的機會，但必須有破釜沉舟的堅定性，才能擊退蘇方的攻擊，爭取破而不裂。我代表團此次去莫斯科，達不成協議，不向赫魯曉夫下跪，就是勝利。會上常委們同意毛主席的意見。會議最后通過了聲明，此時已是5日凌晨。這個聲明在7月5日《人民日報》上發表。聲明強調，中共中央責成代表團在會談中間以最大的耐心、最大的努力，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加強中蘇兩黨、兩國的團結，希望中蘇兩黨會談的結果有利于準備召開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這就既堅持了原則，又表達了我黨維護團結的愿望和立場。（吳冷西：《十年論戰》下，P600-601）

2.列寧山上短兵相接。

中共代表團7月5日下午，到達莫斯科。蘇方安排我黨代表團住在列寧山上的兩個別墅里。因居住很擁擠，“秀才”們，就住在駐蘇大使館里。這樣，活動中心還是在大使館。研究工作可以在能防蘇方竊聽的保密室里進行。

這次兩黨會談，最明顯的感覺是，蘇方態度比起1960年冷淡得多，連飯菜也不大好。特別是住在別墅里的代表團正式成員吃的東西還不如在大使館里吃得好。后來因為有同志有意在車上發牢騷（蘇方安著竊聽器），說給他們聽。果然第二天，代表團的伙食有所改善。

中蘇兩黨會談就是在這樣緊張氣氛下開始的，一是會談之前打聲明戰；二是蘇方一開始就很冷淡。兩黨會談是從7月6日到7月20日，一共開了九次會。會談地點是在列寧山上的蘇共中央會議廳。

我方在北京已經準備了幾篇稿子：一篇是闡述我黨提出的國際共運總路線的觀點，同時具體指名批駁蘇共中央3月30日來信中提出的總路線；一篇是講中蘇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篇是關于斯大林問題；一篇是著重批駁蘇共關于“三和”、“兩全”的謬論；另外還有其他一些專題的部件。

第一次會談（7月6日）蘇斯洛夫首先發言。他一上來就攻擊我們6月14日的信，為蘇共中央3月30日信辯解。他著重講了國際共運總路線是“三和”，接著就談蘇共為什么提出全民國家、全民黨的問題。蘇斯洛夫講了兩個多小時。講完后休會。

當晚，代表團在我駐蘇大使館開會，針對蘇斯洛夫的發言，決定先講中蘇分歧從何而來，主要內容還是原來準備的稿子，作一些必要的修改，回答他對我們6月14日復信的攻擊。對蘇共“兩全”的謬論，留待以后再加以批駁。

第二次會談（7月8日）。鄧小平代表我代表團發言。這個發言著重講了中蘇兩黨的分歧從何而來和分歧的實質。這篇發言后來成了我們評蘇共公開信的第一篇文章《蘇共領導同我們的分歧的由來和發展》的基礎。

7月9日，蘇共中央發表聲明，攻擊我國在北京召開群眾大會歡迎被蘇聯驅逐出境的大使館工作人員和留學生歸來。

我黨中央7月10日發表聲明，答復蘇共中央7月9日聲明。聲明說，蘇共中央這個時候發起對中國黨的新的攻擊，使我們不能不公開作出回答。過去蘇共的人員一直在中國散布蘇共的文件，現在還這樣做。那么我們駐蘇大使館人員和留學生散發我們6月14日的信也是正常的、對等的活動，怎么能說是干涉蘇聯的內政、破壞蘇聯的主權呢？按照你們的這個邏輯，那你們過去這樣做，中國早就不是主權國家了。聲明最后還強調，中國還是一貫堅持堅持原則、加強團結、消除分歧、共同對敵的立場。中蘇團結太重要了，絕不能做親痛仇快的事情。

第三次會談（7月10日）。又是蘇斯洛夫發言，他主要是回答小平講的分歧從何而來這個問題。他說分歧是從戴維營之后開始的，他不同意我們說分歧是從蘇共20大開始。蘇斯洛夫發言完全是強詞奪理。據吳冷西現場觀察，蘇斯洛夫在講話的時候總是低著頭，很少抬起頭來正視我們。可能是他自己也感到他在詭辯，理不直而氣不壯，他作為蘇共的“理論權威”，也只能說些連他自己也覺得很難為情的話。

當晚，我代表團在大使館開會。中心問題是討論黨中央今天發表的聲明。認為中央在聲明中強調我黨一貫立場堅持原則、加強團結、消除分歧、共同對敵，完全正確。代表團在會談中可以針對蘇方兩次發言，著重批判蘇共領導搞分裂主義，以斗爭求團結。

第四次會談（7月12日）。鄧小平作第二次發言。著重講了蘇共搞分裂主義的問題，從布加勒斯特會議講起，列舉一系列事實，說明蘇共是怎樣搞分裂的，揮動它的指揮棒，不僅自己發動分裂，也驅使跟隨它的其他兄弟黨搞分裂，甚至把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方面，對中國如此，對阿爾巴尼亞也是如此。鄧小平在發言中特別質問蘇方，你們在談到雙方分歧的時候，為什么對蘇聯撤出全部在華專家和撕毀所有合同不談；你們說我們在古巴問題上是搞分裂，但是試問在古巴問題上你們說過什么？你們一會兒說美國是海盜，一會兒又說肯尼迪愛好和平，究竟你們的哪個說法算數？你那個指揮棒要人家怎么跟？我們想跟也跟不上，何況我們也不想跟呢！跟著你們走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違反事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交代不過去。在這一系列問題上，怎么能說你們是國際主義而不是分裂主義呢？

當天下午第五次會談。我們原以為波諾馬廖夫發言要回答鄧小平的發言，他沒有，而只是按他原來準備的發言稿大講為和平而斗爭，為“徹底全面裁軍”而斗爭，為“三無世界”而斗爭。波的發言軟弱無力，完全是一種應付的姿態。

之后，我《人民日報》發表了《我們要團結，不要分裂》的社論。這是毛主席黨中央觀察了一周來中蘇兩黨會談的情況指示喬冠華他們寫作班子起草的第一篇社論。社論明確表示我們黨是顧全大局的，絕不做任何不利于中蘇團結的事情，希望中蘇兩黨會談能夠取得積極的成果。令人不安的是，中蘇兩黨會談開始以后，蘇共中央沒有停止對中國共產黨的公開攻擊。蘇共中央在全國范圍內，通過各級黨組織的集會和決議，連篇累牘的報刊文章，進行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運動，在人民中煽起對中國不友好的情緒。社論提出質問，蘇共中央是不是要把中蘇關系推向破裂的邊緣？社論最后呼吁：我們真誠地希望蘇共同志以中蘇團結的大局為重不要魯莽行事，一下子把事情做絕。大敵當前，中蘇沒有理由不團結起來，不團結只有敵人高興，擴大分歧只有敵人高興。我們呼吁蘇共和我們一起努力，使兩黨會談取得積極的成果。

蘇共公開信出籠與聯美反華。

為了答復我6月14日《建議》，蘇共中央7月14日發表了《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簡稱《公開信》）。因為它是逐條批駁我們的《建議》，所以蘇聯《真理報》不得不同時發表了我們的《建議》。后來我黨經過調查才知道，《真理報》有兩個版本。一個版本是向外國和在蘇聯的外國人發行的，印數不多，在發表他們的《公開信》時也發表我們的《建議》的就是這個版本。另一個版本是向蘇聯國內發行的，這個版本只登了他們的《公開信》，沒有登我們的《建議》。

這件事情意味著什么呢？這表明赫魯曉夫撕破假面具，露出反華真面目，進行公開論戰。它為了反華還不惜討好美國，聯美反華。它要在中蘇兩黨會談的同時，公開與美、英三國代表將在莫斯科談判，準備達成關于部分停止核試驗的協議。這幾乎與1959年赫魯曉夫訪美之前所做的完全一樣，為著討好艾森豪威爾不惜損害中蘇關系，不給我們提供原子彈樣品，在中印邊界問題上發表塔斯社聲明，偏袒印度，指責中國。這預示著這次中蘇兩黨會談只能大吵一場。這個《公開信》迫不及待的發表，很有用心：正是蘇聯方面宣布蘇、美、英三國關于部分停止核試驗談判開始（7月15日）的前一天。這也正是赫魯曉夫重演戴維營會談前夕的聯美反華的絕妙故伎。

針對赫魯曉夫的鬧劇，代表團的“秀才”在修改彭真第六次會談的發言稿時，確定要回答蘇共在會談中提出的問題。發言開始即把蘇共發表《公開信》的問題放在最前面講，指出在中蘇兩黨會談期間，蘇共中央發表《公開信》，大張旗鼓地攻擊中國共產黨，這是蘇共中央采取的一個嚴重步驟。

第六次會談（7月15日）。彭真發言，義正詞嚴地批駁蘇共中央發表《公開信》，大肆攻擊中國共產黨，嚴重損害兩黨會談，使人有理由懷疑蘇方是否有誠意在會談中消除分歧、達成協議、加強團結。彭真質問蘇方：你們這樣急急忙忙地采取這樣嚴重的步驟，究竟想干什么？并且鄭重聲明：我黨代表團保留評論《公開信》的權利。接著他在發言中著重談了和平與革命的關系問題。主要批判波諾馬廖夫上次發言時代表蘇共所宣揚的“三和”路線。

第七次會談（7月17日上午）。蘇方由安德羅波夫發言。在其發言中主要是為赫魯曉夫辯解，指責我們指名批評赫魯曉夫等于批評蘇共；他還連帶講到國際共運的首要任務是實現“三無世界”，但是他講不出什么新的道理。

7月18日下午，代表團接到中央來電。中央同意代表團對當前中蘇兩黨關系的分析，以及對蘇、美、英三國部分停止核試驗談判的看法。中央指出，從目前情況看，蘇共中央已經下決心不想在這次中蘇會談中解決問題，而且態度非常惡劣。特別是他們在《公開信》中直接點名攻擊毛澤東同志以及中央其他領導人。這說明蘇共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因此，代表團在會談的后半段應該放手批評包括赫魯曉夫在內的蘇共領導的錯誤，主要點名批判赫魯曉夫，至少要把代表團原來準備的關于斯大林問題的發言稿講了。中央指示代表團再開一二次會議就結束這次會談，建議休會一個時期，可以發表一個簡短的中蘇會談公報。公報可以雙方各自說明自己的觀點，可以說以后再繼續會談，但不要答應停止公開論戰，因為他們已發表了《公開信》，我們要公開答復。中央指示的總的精神就是要代表團放手批判，不怕破裂。

中央復電里告訴代表團：中央對蘇共中央《公開信》將發表一個聲明，還準備在《人民日報》上加編者按語發表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同時重新發表我們6月14日《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把兩個都登出來，讓全世界評判。

代表團收到中央復電，都很高興。大家心里有數了，沒有什么約束了，可以在以后的會談里放開手腳了。

第八次會談（7月19日）。由康生發言。他開始首先批評蘇共在會談中違反協議（蘇共用《公開信》的形式公開地把兩黨會談中間的分歧，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接著就專門講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聯系到這個問題批判了蘇共的全民黨、全民國家的觀點，然后就談斯大林問題。（這兩個問題都是在國內就準備好的，到莫斯科后，結合會談情況修改而成的。后來在評蘇共《公開信》時，再加以補充，形成兩篇文章。）

康生的發言，談到赫魯曉夫過去如何吹捧斯大林，從20大起又如何咒罵斯大林，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這時蘇斯洛夫滿臉通紅，而且當場表示說，你們這么攻擊赫魯曉夫同志和我們黨，我提出抗議。波諾馬廖夫也幾次想打斷我們的發言，但鄧小平沒有理會，讓康生繼續把稿子念完。念完后，蘇斯洛夫又一次表示抗議，說斷然拒絕我們這個發言。這是過去七次會談中從未有過的現象，說明我們關于蘇共領導反斯大林問題的揭露和批判，觸及了蘇共領導特別是赫魯曉夫的最痛處，觸到了他們的命根子。

第九次會談（7月20日）。鄧小平按照經過中央批準的方案首先講話。他指出，從過去八次會談情況看來，中蘇兩黨之間存在嚴重的分歧。特別是從蘇共7月14日發表《公開信》以后，蘇聯的報紙、刊物紛紛攻擊中國共產黨。因此，兩黨就某一些問題達成協議已不可能，甚至連保證會談在平靜的氣氛中進行也難以做到。為此，我代表團建議中蘇兩黨會談暫時告一段落，休會到另一個商定的時間再舉行。我們建議：下一次會談在北京舉行，請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親自率領代表團到中國來同我們會談。

蘇方看來是有準備的，很可能竊聽了周總理從北京給代表團打來的電話。蘇斯洛夫立即發言，表示同意中共代表團的建議，會談暫時告一段落，以后再繼續舉行。關于下次會談的時間、地點，他說現在不定為好，以后另行商定。這就是說他們不肯答應下次會談在北京舉行，更不答應由赫魯曉夫率領代表團到北京來。

鄧小平接著發言說，還是希望在北京舉行，還是希望赫魯曉夫親自率領代表團到北京來。赫魯曉夫不是對我們意見很多嗎，他不是昨天還在蘇聯匈牙利友好大會上對我們大加指責嗎，這些話可以到北京去講。既然蘇聯同志認為時間、地點以后再商定，我們也同意。

在最后討論到兩黨會談要發表一個公報時，蘇方拿出一個公報草稿。這個草稿，除了講兩黨代表團什么人參加會談外，還有兩句話，第一句話是“會談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氣氛中間進行”，第二句話是“兩黨一致同意停止公開爭論”。

鄧小平看了這個草稿后說，對這兩點我們有些修改意見，是不是雙方指定兩個人去共同商量怎么修改。同時他指定我方由吳冷西和姚溱參加，請蘇方也指定兩個人參加一起討論修改。

在討論修改時，關于會議氣氛講“友好的、同志式的”，吳冷西說，這同實際情況不符，是不是可以只講各自闡明了自己的立場和觀點。經過反復爭論，薩丘科夫堅持以不要把會談分歧公開化為由主張維持原來的提法。我方吳冷西反復說，在會談中雙方分歧很大，你們講了很多意見，我們也講了很多意見。你們有些話既不友好，也不是同志式的。你們在會談期間發表了《公開信》，早就把兩黨分歧公開化了。你們的報刊上這幾天連篇累牘地發表攻擊中國的文章和報道，誰都知道中蘇存在嚴重分歧，在公報中沒有必要加以掩飾，自欺欺人。爭論到最后，吳冷西提出，把“會談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氣氛中間進行”一句，改為“在會談中雙方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蘇關系的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闡述了各自的立場和觀點”。經過我們再三說明理由，他們也只好同意。

草稿中的第二句話，吳冷西強調指出，會談并沒有達成停止公開爭論的協議。你們發表了《公開信》，我們有權利加以評論，不能你們說了就完。我們要答辯，我們有答辯的權利。我們對第二句話提出了修改意見，他們反對。他們仍然堅持他們原來的意見，我們也反對。最后只好不寫他們的提法，也不寫我們的提法。

至于下一次會談時間和地點因不能確定，雙方同意把最后一段寫成：“根據中共代表團的建議，雙方達成協議：代表團的工作暫時告一段落，再過一些時候繼續舉行會談。繼續會談的地點和時間將由中共中央和蘇共中央另行商定。”   

至此，列寧山上的短兵相接，激烈爭斗，終于暫時劃上了句號。

3.破裂的邊緣。

第二天下午代表團回到北京，在西郊機場受到毛主席、周總理、朱德和董必武等中央領導人的熱烈歡迎。毛主席親自到機場迎接出國代表團歸來，這是很少見的。這說明毛主席黨中央對這次代表團進行中蘇會談是滿意的。

毛主席要代表團到中南海頤年堂。到了頤年堂大家一邊喝茶，一邊談赫魯曉夫昨天晚上舉行宴會的“表演”，煞是熱鬧。

毛主席在談話中間，對代表團的工作做了總的評價。他說，代表團取得了完全的勝利。完全勝利是什么呢？你們沒有同蘇方達成任何有失原則的協議，這就是完全的勝利。毛主席說，現在目的已經達到，就是兩黨會談暫時告一段落，像公報所講的，以后再繼續舉行。留這么一個尾巴，這么一個余地，，就是說中蘇兩黨的關系還不是完全破裂。但是，離破裂也差不多，已經到邊緣了。毛主席又說，這次你們取得了完全勝利，完成了任務，做了一件好事情。之后，毛主席說，好了，大家很疲勞，都回去休息。今天的會到此為止，明天不開會，后天也不開會，因為我們已經對蘇共的《公開信》表明態度了。（吳冷西：《十年論戰》下，P623-624）

毛主席所講的已經對蘇共的《公開信》表明態度，是指7月20日在莫斯科中蘇會談結束那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發言人的聲明。聲明指出，蘇共中央發表的這個《公開信》的內容是不符合事實的，觀點是我們不能同意的。聲明還宣布我們將在適當的時候，對蘇共中央《公開信》中提出的問題，加以澄清和評論。聲明還講到，我們將全文發表蘇共中央7月14日的《公開信》，同時也發表我黨中央6月14日的復信（均在7月20日《人民日報》上發表）。蘇共中央發表《公開信》時也發表了我們6月14日的復信，我們是歡迎這樣做的。但是我們希望蘇方應該像我們對待蘇共中央的文件那樣，繼續發表中共中央有關的文件，希望把我們去年12月以來所發表的七篇文章、七月初的連續三次聲明和這一次我們發言人的聲明，都能在蘇聯報刊上發表。我們也將在我們的報刊上陸續發表蘇聯報刊和蘇共中央發言人、蘇共領導人在《公開信》以后對中國的攻擊，我們準備摘其中精彩的部分發表，對其他共產黨支持蘇共《公開信》，攻擊中國共產黨的言論，我們也準備摘其重要的發表。而對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在蘇共《公開信》發表以后，夸獎蘇共中央《公開信》、詆毀中國共產黨的言論，我們也準備摘一些精彩的在報上發表。

《人民日報》在7月20日發表蘇共中央《公開信》時，加了一篇比較長的《編者按語》。按語著重指出蘇共中央《公開信》采取的是一種歪曲事實、顛倒是非的手法，并且列舉了四個問題加以揭露和批駁。

第一個問題是關于核戰爭的問題。按語指出，《公開信》攻擊毛主席關于戰爭與和平的觀點。毛主席曾經提出如果帝國主義發動戰爭，國際無產階級和各國人民怎么辦的問題。毛主席說，在這種情況下，要么是抵抗，要么是投降。有人說抵抗就會全人類死絕。毛主席針對這種論調說，如果帝國主義一定要打核戰爭，一定要把戰爭強加在我們頭上，那么全世界就可能有億萬人民遭到犧牲，但是人類絕不會毀滅，人類的前途是光明的。毛主席的這個觀點是針對上述那種認為全人類要死絕的悲觀絕望的論調提出來的，并不是像蘇共中央《公開信》所歪曲的那樣，說什么我們主張打核戰爭，全世界死掉一半人也不要緊。這完全是別有用心的歪曲。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蘇共20大的評價。按語指出，從1956年3月到11月，我們一再向蘇共提出，蘇共20大對斯大林的批評有片面性，全盤否定斯大林是不對的。毛主席就曾一連四次跟米高揚和蘇聯其他同志講過這個問題。我們的態度是一貫的，并不是像蘇共中央《公開信》所講的那個時候完全贊成他們，現在又反對他們。

第三個問題關于和平過渡問題。按語指出，這個問題我們也多次向蘇共提出意見，特別是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會議的時候，我們向蘇共提出過一個備忘錄，全面地闡述了我們的觀點，并不是像蘇共中央《公開信》所講的那樣，那個時候我們贊成他們，現在又反對他們。

第四個問題是關于把意識形態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系方面的問題。《編者按語》指出，首先這樣做的不是我們而是蘇共方面。早在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通知中國，要在一個月內全部撤出在中國的1000多位蘇聯專家，而且撕毀數目達幾百個之多的有關協定和合同。

《人民日報》的《編者按語》列舉了這四個例子之后說，在蘇共中央的《公開信》里，像這樣顛倒是非的地方一共有七八十處之多，我們將在以后的文章中提供材料，加以澄清。

這次歷時半個月的中蘇兩黨會談，就在這種情況下結束了。后來的事實進一步證明，蘇方毫無誠意要通過這次會談來解決分歧，不僅7月14日發表的《公開信》證明了這一點，赫魯曉夫7月19日在蘇匈友協會上的講話證明了這一點，而且在這之后不久，7月25日蘇聯、英國、美國簽訂的關于部分停止核試驗的條約也證明了這一點。

這個部分停止核試驗的條約表示什么呢？這個條約表示：蘇聯和美國聯合在一起，要限制中國發展核武器。因為這個條約禁止的是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試驗，而不禁止在地下進行核試驗。美蘇兩國的技術條件比較先進，發展核武器走在前頭，可以不在大氣層外層空間和水下試驗，只在地下試驗。而中國起步較晚，當時，只能在大氣層進行核試驗，還不能搞地下核試驗。他們達成這個部分停止核試驗的條約，就是想把中國套上，逼迫中國不能發展核武器。我們當然不能在這個條約上簽字。當時法國核技術也較美蘇落后，也拒絕在這個條約上簽字。

美國代表哈里曼當時任美國副國務卿，曾明白無誤地提到這個條約是針對中國的。哈里曼在到莫斯科去談判之前，6月21日發表談話說，美國同蘇聯、英國在部分禁止核試驗的問題上達成協議的原因之一，就是這個協議可以制止擴散核武器。他說，我們能夠合作防止中國獲得核力量。

而當莫斯科談判結束，哈里曼回到華盛頓，7月29日發表談話，說他在莫斯科曾同赫魯曉夫討論過中國發展核能力的可能性問題。他說，赫魯曉夫先生對這樣一種發展似乎并不過分不安。他告訴我，在他們（指中國）獲得任何重要性的核能力以前，還有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哈里曼又說，赫魯曉夫表示他相信中國缺乏發展核能力包括核武器和運載系統的工業基礎，因為自從1960年以后，蘇聯再也沒有向中國提供任何工業性的技術援助。

哈里曼的談話再清楚不過地表明：蘇聯和美國簽訂條約的目的就是，聯合起來共同阻止中國擁有核武器。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赫魯曉夫竟然同美帝國主義相勾結，千方百計阻止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核武器，這不和當今世界，中國同美國結成“戰略伙伴關系”，共同以所謂“打擊恐怖力量”、“維護人權”為名，其實是為美國帝國主義肆無忌憚地鎮壓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斗爭，為所欲為地稱霸世界服務。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洗禮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難道對這一點還不看得清清楚楚嗎？！

中國政府7月31日發表聲明，揭露三國部分停止核試驗條約旨在鞏固他們的核壟斷地位，而把一切受核威脅的愛好和平國家的手腳束縛起來。蘇聯政府領導人赫魯曉夫過去反對部分停止核試驗，現在竟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拋棄過去的正確立場，背叛包括蘇聯人民和中國人民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向美帝國主義投降。聲明重申中國政府主張全面、徹底、干凈、堅決禁止和銷毀核武器的立場。

蘇聯政府8月3日發表聲明，攻擊中國政府的聲明，為蘇聯政府辯解。

中國政府發言人8月15日發表長篇聲明，駁斥蘇聯政府聲明。

至此，中蘇兩黨會談結束后，分歧即在中蘇兩國政府之間展開。

赫魯曉夫為了反對中國，不惜同美帝國主義共謀。這對比今天的“中美國”關系真是一個絕妙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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