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新加坡華文中學學生運動與政治變革》新書推介

【作者／策略資訊研究中心】 May 13, 2011 05:51:53 pm

《情系五一三： 一九五零年代新加坡華文中學學生運動與政治變革》THE MAY 13 GENERATION : THE CHINESE MIDDLE SCHOOLS STUDENT MOVEMENT AND SINGAPORE POLITICS IN THE 1950S中英文本及《巨浪》的英文本THE MIGHTY WAVE新書推介禮。

日期：2011年5月21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正
地點：隆雪中華大會堂樓上
推介人：賽胡先阿里
發言人：陳仁貴、陳國相、孔莉莎、傅樹介

《情系五一三：一九五零年代新加坡華文中學學生運動與政治變革》收集了一九五零年代學生運動的參與者回憶。在那個年代里他們是站在反對殖民地主義的最前方。

文集也收集了學者對這個年代的歷史框架和背景，以及它如何被套進主流的歷史敘述的研究。學者也探討了學生們的藝術，戲劇，舞蹈和文學，從中發現這些文藝活動所表達的是對社會關心，和他們作為一個群體的身份。可惜這時代的文化探索已被遺忘或否定。

這種記憶缺失和沉默能這么堅持和牢固是很有啟示的。真不可能想象時代對這一群青年的要求。

過往是一個越蕩越弱的回聲。不過，這本書告訴我們，今天，這個聲音仍然在我們耳邊回旋。

這是一個意義重大的新書推介禮，也是新馬兩地老中青社會運動參與者難得的交流會。

敬祈各界踴躍出席。 入場免費` 茶點招待

推介禮以中英語進行

(轉載自馬來西亞《獨立新聞在線》

附1：1954年新加坡華校中學生反對英殖民當局強制實施國民服役的五一三學生運動

新加坡的學生運動是局限在華校學生，為何受英文教育者不參與反殖民的愛國運動？要了解這一段新加坡歷史，有必要先認知殖民政府的教育與社會政策。英國人向來歧視殖民地的民族教育。這是因為英國人的教育政策是培養英化殖民地人民，以效忠大英帝國。殖民政府反對民族教育，無視人民的本族文化文明。因此，殖民政府只資助興辦國民學校：以英文為教學媒介；不資助民族教育學校：以母語為教學媒介。

英國人反對華文教育，處心積慮打擊華文學校的發展。從1920年開始，政府以法令，比如《學校注冊條例》等等來管制華文教育的發展。這些早期的法令主要是針對管制學校，學校董事局，與教學內容。戰后，在反殖民主義意識下，學生的政治覺醒，使到殖民政府認為有必要針對學生群體，進行更有系統化的管理。1954年的國民服役法令就是一個典型的學生管制機制。換言之，殖民政府己經意識到，必須建立一個全面的管轄機制，來規范華文教育：學校，校董，以及學生。這是因為規范是進行系統化打擊的先決條件。

英國人除了在教育上歧視民族學校之外，在就業上也一樣歧視民族學校的畢業生。這是因為英國人的教育是要為英國人操縱的官方行政與經濟體系，提供低級文員，所以英文教育者有一個有保障的就業機會。在這一種制度下，馬來人的傳統工作是園丁，車夫，或者辦公室的雜工。印度人則從事勞力工作，比如建筑工地，碼頭工人等等。華校畢業生則在華人經濟體系里謀生。換言之，非英文教育者不享有和英文教育者的等同就業機會和工作待遇。這些社會不公平現象，是鼓動華校學生運動的基本社會因素。因為反殖民運動，也就是反對殖民社會的不平等政治現實。因此，英文教育者作為社會的既得利益者，不參與學生運動，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新加坡人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社會文化，就是殖民制度下的必然政策結果。

戰后，英國人推動的馬來亞新政體，刺激了新加坡知識分子的政治覺醒，政黨組織應運而生。工人政治運動，也在反殖民運動的浪潮中日益高漲。在這一種大時代的環境下，1954年的國民服役法令，觸動了一發不可收拾的華校學生運動。華校學生運動就是在這一種政治打擊與反擊的相互激蕩下，快速的發展為一股新興的政治力量。

1954年3月16日，顧德總督宣布，在林德修憲賦予的新國民權益下，人民有相應的國民義務，所以18到20歲的男性公民必須履行國民服役。然而根據條文，并不是所有適齡者都一律要服役；服役是有選擇性的。政府可以任意挑選‘最適合服役者’。換言之，政府可以針對性挑選青年入伍訓練。按規定適齡的青年必須在1954年4月8日，至5月12日之間向政府登記。5月7日，中正中學的250名學生向總督提交請愿書，以7項理由要求免役。隨之，華僑中學的700名學生也通過校長向總督提出免役要求。5月11日，政府宣布允許延長即將參與畢業考試學生的登記期限。到了5月12日，約2500名適齡青年中，只剩下部分華校生拒絕前往登記。學生計劃在5月12日和平游行至總督府，提呈請愿書再次要求恕免國民服役。政府拒絕了學生要求和平游行的申請，并由全副武裝的鎮暴警察把學校四周團團圍住，和平游行不能如愿進行。顧德同意在次日，即5月13日的下午3時在總督府接見學生代表以交換意見。

1954年5月13日，下午2點30分大批來自多所中學：中正中學，華僑中學，公教中學，中華女中，南洋女中的男女華校生，突破封鎖，陸續抵達總督府外的福康寧山腳下集合，以和平集會的方式表達學生的意愿。全副武裝警察鎮暴隊分別手持警盾，警棍，來福槍嚴陣以待，以整齊的例隊阻止近1000名的學生靠近總督府。警方在兩度口頭告誡學生群體解散無效后，試圖以大麻繩索把學生逼退。手無寸鐵的學生以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聲回應，用手挽手的人墻堅守陣地拒絕后退。在雙方相互對峙不讓的緊張情況下，警方改用沖鋒鎮暴陣勢，揮舞警盾警棍向學生群體沖刺，以武力進一步逼迫學生解散。在警方暴力沖擊下學生群體四處竄逃。過后學生再度在基督教青年會旁邊的長老會教堂集合。女學生以人墻掩護逃避警方暴力的男學生。沖突中有近60名學生受傷，48名學生遭警方逮捕。路過該處的公眾人士不恥警方所為，紛紛掩護與救助流血受傷的學生。附近商店也為竄逃的學生提供必要的食水與醫療援助。警察暴力毆打學生事件震撼整個新加坡，社會的緊張局勢急轉直下。政府慌忙中在電影院等公眾場所告示，召回所有休假警務人員。隔天，所有報章以頭條新聞大事報導沖突事件。過后26名學在在暴動罪名下被提控。在事后的調查中警方承認以警棍毆打學生來驅逐學生。

沖突經歷了1小時后，在市中被驅散的學生群，陸續回到中正中學的校園集合。過后，包括同情者在內的近2000名學生留校過夜繼續抗議。次日中午，學生代表和中華總商會代表面談，并在得悉遭受逮捕的學生已經保釋出外后，集結的學生群和平解散自動離去。五一三事件后，55名學生組成一個由孫羅文領導的恕免服役代表團跟進學生服役的問題。5月18日代表團再度會見李光前校董，要求中華總商會為學生爭取服役恕免權，并要求政府在5月22日之前給于答復。另外，學生也要求政府就暴力對付學生事件進行調查。政府明白強硬手段將會使沖突進一步惡化，所以宣布從5月22日開始，提前2個星期放年中暑假，變相的關閉學校。

政府對學生要求不予答復。5月23日，8所華文中學的近3000名男女學生集中在中正中學靜坐，誓不解散至到政府答應免役要求為止。警方封鎖學校，次日，學生在斷水斷糧的困境下，自動散去。6月1日的深夜，數名學生突破警方封鎖潛入華僑中學。6月2日清晨時分打開后門，近1000名帶著糧水有備而來的學生魚貫而入，重新收復失地。學生反鎖校園，準備長期靜坐抗議。這一次的學生運動持續了長達22天。學生在校園內過著非常紀律的學習生活：上午學習英文和數學，中午進行體育訓練，晚上從事文娛活動。學生運動獲得新加坡與馬來亞社會的全力支持。家長，社團與工會代表，紛紛到場慰問學生。政府對學生的校園靜坐請愿不給予必要的回應。6月15月學生改以絕食抗議。絕食抗議取得一定效用。三天后政府通過李光前校董轉告學生：暫緩國民服役，學生必須在6月24日下午6時之前從校園解散，要不然政府將關閉學校。學生為了顧全大局，在期限到來之前自動清場撤走。五一三事件發展至此暫告一段落，但是其影響卻從此開始伸延入新加坡的反殖民運動。

五一三事件在新加坡政治發展歷史里，是華校學生運動由政治覺悟的萌芽，到快速成長為一股政治力量的一個里程碑。華校學生運動至此已經具體成形，是反殖民運動與反英國人政治的一個主要成員，成為各種勢力所要爭取的政治合作對象。據丹尼士布兀的記載：李光耀成為這些學生的辯護律師，之后通過孫羅文，認識了工運領袖林清祥。換言之，五一三事件是李光耀走入華人政治的一道極為重要的過河橋梁。五一三事件，也促成了新加坡華文中學校學生聯合會（中學聯）的成立。1954年6月2日學生代表向政府申請成立中學聯但政府以‘危害公共福利和社會冶安’拒絕批準申請。1955年8月20日，馬紹爾政府批準中學聯的成立。1年后，1956年9月24日，林有福政府封閉中學聯。回顧歷史。華校學生運動，是結束新加坡殖民政體的一股新興力量。華校學生運動，也是扶持人民行動黨上臺執政的，一股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

目前新加坡坊間所見的五一三歷史主要是來自英國人撰寫的歷史文獻。這類文獻一般上是把華校學生運動，單純看成是共產黨操縱的反政府活動，在根本上忽略了社會的客觀因素。所以在歷史因果上，本末倒置。李廷輝（1996）是根據新加坡政府內政部的內部檔案，和政治拘留人士供詞，撰寫華校學生運動的來龍去脈。這些文獻都是一面之詞，不可盡信。最重要的歷史認知應該是：華校學生運動，是殖民政府教育與社會制度下的必然政策結果。學生運動成為一股政治力量后，許多政治勢力試圖利用學生運動從事各自的政治活動。這其中即有共產黨，也有李光耀這一類有政治野心的人物。實質上，五一三事件應該也是可以從維護民族文化的一個角度，去認識與解讀當時的歷史發展。按這一個理論軌跡發展：華校學生運動是本土愛國意識的萌芽。這應該也是一道有意義的論文命題。

(取材自新加坡文獻館www.sginsight.com)

附2：帶林清祥與李光耀認識的經過

              ——半個多世紀前鮮為人知的一段往事

1954年5月13日，新加坡華文中學一批學生前往當時的皇家山腳下舉行和

平集會，要求總督接受中正中學和華僑中學數百名同學提出的免除國民服役的請愿書。

面對這些手無寸鐵以和平方式表達意愿的年輕學生，英國殖民當局竟如臨大敵，出動大批全副武裝的警察鎮暴隊，使用武力對付。

此時，在新世界娛樂場附近的惹蘭勿剎運動場，正舉行全新華文中學生運動會。當上千名各華校男女同學正在這里全神貫注地觀賞體育競賽的時候，傳來了在皇家山腳舉行和平請愿的同學遭到鎮暴隊武力鎮壓的消息，同學們頓時義憤填膺，熱血沸騰，紛紛以最快的速度沖向皇家山，聲援正在那里與鎮暴隊搏斗的同學。最后，終于演變成一場沖突，導致不少學生被警察毆打和逮捕的流血事件。

這就是半個多世紀前，轟動新馬甚至引起遠在布拉格的國際學聯關注的、新加坡華文中學生爭取免役遭到殖民當局殘暴鎮壓、后來稱為“五一三事件”的簡單經過。

有關這方面的記述，官方的、或一些參與者站在不同立場以不同觀點從不同角度撰寫的資料已經不少，我在這里就不再贅述。

我想回憶的是，后來當了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先是與我們這些華文中學生打交道，之后又與林清祥認識的經過。

記得“五一三事件”后，一批被捕的同學被殖民地法庭以不服從警方命令、蔑視法律等罪名被判罪名成立，其中八名同學甚至被判監禁三個月的徒刑。殖民地法庭這一無理判決，更進一步激起廣大華文中學生的強烈不滿，并誓為被無理判決的同學進行上訴，與殖民當局抗爭到底。

要上訴，自然要請律師代我們打官司，而且要請一位能為學生講公道話的律師。在當時新加坡的環境下，愿意為學生出頭主持正義的律師，猶如鳳毛麟角。其中有位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力的正是李光耀。

李光耀從倫敦劍橋大學畢業歸來就在新加坡一所律師館當見習律師。獲得律師資格后，先是為一些普通案件打官司，從1952年至1953年間，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有意識地積極地出頭露面為新加坡郵電工人、軍港工友和政府公務員爭

取改善待遇和平等權利的罷工斗爭，擔任辯護律師，或者代表他們與政府周旋談

判，使他的聲名大噪。一些工會和團體還聘請他擔任法律顧問。

特別要提到的是，他出面邀請英國女皇律師布里特前來新加坡同他一起為馬來亞大學社會主義俱樂部出版的《華惹》（Fajar）雜志打官司，不但成功迫使殖民地法庭撤消強加于《華惹》的煽動罪的控狀，而且成功使八名被捕的馬大同學全部獲得無罪釋放的案件，給許多人，包括我們這些華校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時，把他看成是一位反殖民族主義者。

正因為如此，為了推翻殖民地法庭在審理“五一三事件”一案中強加給學生的罪名和無理判決，以孫羅文為首的五名學生代表便前往他在歐思禮路的住家，要求他請布里特律師和他一起替同學們上訴。

這場長達4個月的上訴，雖經被李光耀譽為“以支持左翼事業聞名”、“人們公認他是共產黨的同路人，牙尖嘴利，無論在殖民地或英國都完全不怕任何法官”的英國女皇律師布里特仗義執言，據理力爭，最終還是敗訴，于1955年2月15日遭倫敦樞密院駁回、結案。但是，在整個上訴過程中，華校生表現出來的熱情、團結、紀律性、組織能力和獻身精神，給布里特和李光耀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

從此，李光耀對華校生的世界的認識有了一個新的開始。與此同時，用他后來的話說，他認為偷捕這個池塘（指華校）里由共產黨人喂養大了的魚的時候到了，而且“要盡可能釣取”，因為他們（指共產黨人）也在我們英校生的池塘里偷捕了伊峇、沙瑪、蒂凡那和沙末等人。

有著巨大政治抱負的他認識到，單靠“沒有堅定信仰，也沒有力量跟華校生一較高低”的英校生和馬來人，而沒有像華校生那樣干勁十足的年輕人為他們的事業服務，要在以華人為主的新加坡社會取得成功，簡直是癡心妄想。

而對我們這些年僅十七八歲閱歷未深的莘莘學子來說，我們一步步把他當成了值得信賴的法律顧問和好幫手，可以團結的對象。因此，不論是華校生免役代表團的事務，以及隨后成立華文中學生聯合會的籌備工作，甚至于一些小沖突、申請集會準證等諸如此類的事情和法律上的一切疑難問題，同學們都上他家找他幫忙和請教。他本人也非常熱情，來者不拒，言語間絲毫沒有表露出不耐煩的情緒，倒是李夫人看了我們之間來往如此頻繁，偶有煩言，深怕我們這些學子忙壞了她的先生。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1954年下半年的某一天，他主動向前往他家商談工作的學生代表表示，他想組織一個政黨，并說，他已有馬來族、印度族和受英文教育的人才，唯獨缺少受華文教育而且在華族群眾中有影響力的人才，所以他想和華族工會接觸，希望我們能介紹一些華族工會領袖跟他認識。

我當時就是這幾位學生代表中的一位，親耳聽到他講的這番話。那時我已是免役代表團和中學聯籌委會的成員，與他打過幾次交道，到過他家好幾次，記憶中還見過他的當年僅兩歲多還在咿呀學語的長子——李顯龍（現任新加坡總理）。

于是，我回來后立即把他的要求，如實向我的“頂頭上司”作了匯報。沒過多少天，我的“頂頭上司”便要我到烏節路的光藝戲院門口去和一位原來就認識的華中同學林清祥接頭（清祥此時已是新加坡巴士工會的領袖）。就這樣，我也沒預約，便把清祥帶到李光耀位于歐思禮路的住家，介紹他倆認識。接著，我又按“頂頭上司”的指示，出去帶另一個人——曾超卓,到李光耀住家，介紹他們認識。可以這樣說，我是在同一天，差不多同一時間，先后帶了兩個李光耀夢寐以求的華校生給他認識的。

為什么要分開來帶他們兩個去見李光耀呢？理由很簡單，就是按當時保密的要求，可以讓清祥知道超卓是我帶去的，而不必要讓超卓知道清祥也是我帶去的。

我在介紹他們認識之后，就算完成了任務。此后他們從政，我繼續讀我的書，搞中學聯的工作。大家雖在同一條戰線上奮斗，卻是“河水不犯井水”。

至于后來清祥如何帶方水雙（也是清祥同班同學，工會領袖）去見李光耀，他們又如何商討成立人民行動黨的事，我并不知情。只知道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動黨成立大會上，曾超卓和方水雙獲選為人民行動黨第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而清祥則在1955年立法會的選舉中，成為人民行動黨參加競選的五名候選人之一，而且在武吉知馬選區的角逐中，成功當選為立法會議員。

從此，年方二十出頭的他們，走上了一條從政的道路，一條布滿荊棘、飽經滄桑、命途多舛的道路，肩負起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爭取新加坡獨立的歷史重任。有句俗話說得好，自古不以成敗論英雄。他們在那場艱巨復雜、殘酷無情和可歌可泣的斗爭中，雖然成了勝利者的墊腳石和犧牲品，但是，他們為新加坡的獨立所做出的貢獻，他們表現出來的大公無私的獻身精神，新加坡人民是永遠不會忘懷的。他們不愧為杰出的獨立斗士，不愧為華校生的杰出代表。

當然，在深受英國文化教育熏陶，深得英國政客調教，洞悉英國政治詭譎，深諳各種內情，既老練圓滑而又雄心勃勃的政治人物面前，我們華文中學生未免顯得過于純真、善良和幼稚。跟他們相比，我們只能算是羽量級的“小人物”，他們則是重量級的“大人物”。即便如此，在這場不同檔次、實力懸殊、高下立見的較量中，執法者始終站在他們那一邊。到頭來，我們華校生就像是為了追求光明，前赴后繼不斷撲火的“飛蛾”。

1956年下半年，林有福政府在英國主子的命令下，在外國勢力的一片叫好聲中，出動大批軍隊和警察，對新加坡工會組織、婦女聯合會、中學聯等發動了突如其來的瘋狂鎮壓行動，強行解散、封閉這些合法組織和團體，野蠻逮捕其領袖和負責人，包括已是人民行動黨立法議員的林清祥，人民行動黨執委、工會領導人方水雙以及蒂凡那、兀哈爾、普都遮里，還有婦女界領袖陳蒙鶴、家長聯誼會主席吳采唐及其兒子農民協會副秘書方小浪等，學生方面則有鄭敏娜，我也未能幸免。 

誰知這一抓，未經審訊，就把我投入歐南路監獄，令我飽嘗殖民地鐵窗風味達二年之久。幸好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牢獄生涯中，有眾多志同道合的難友相伴，大家互相鼓勵，互相支持，誓把牢底坐穿。蒙鶴姐當時也跟我們這些乳臭未干的

小妹妹們關在一起。她始終保持樂觀精神，她雖然是出身于書香世家，而且受英文教育，但平易近人，毫無大知識分子的架子，跟我們相處融洽，還抽出寶貴時間教我們學習英語和各種有用的知識，讓我們得以在逆境中比較輕松地度過那令我終身難忘的難熬歲月。

1958年告別新馬的時候終于到了。殖民當局以非本地人為理由，把我、敏娜蠻橫地強行驅逐出境。我們先是被押解到吉隆坡的半山芭監獄囚禁，之后又被押解到巴生港乘船去中國。與我們同船的，還有方小浪以及跟我們同一命運來自聯邦的難友。就這樣，我們這些為新加坡的獨立、自由、民主出過綿力的學生，被殖民當局及其傀儡硬生生地剝奪了在新加坡這片我們深愛的熱土學習、生活、工作和居住的權利。

歲月無情，這段往事一轉眼就過去了半個多世紀，我已是年已古稀的老人，清祥也已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作古，李光耀先生現在也已是鶴發童顏的耄耋老人。

回首這段往事是不輕松的，但看了市面上流傳的有關清祥與李光耀從不認識到認識的介紹的諸多版本，包括李先生寫的回憶錄里有關的描述，我作為當事人之一，清楚知道與事實相去甚遠。其中原因，我想，有的人可能是根本就不知情，把道聽途說的傳聞當成事實，以至以訛傳訛；有的人可能是因為年代久遠，記不清了，以至張冠李戴，弄錯了。有沒有人出于某種目的，故意歪曲真相呢？那就不好說了。

今天，我終于把深埋在心中達半個多世紀之久而鮮為人知的真相吐了出來，不為別的，而是想讓關心過去和想了解過去的人們，能獲得第一手的真實資料。僅此而已。

英殖民主義者從十九世紀初起對馬來亞（包括新加坡）實行殖民統治，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先后讓馬來亞獨立、新加坡自治為止的百多年時間里，對馬來亞（包括新加坡）各族人民進行了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掠奪了馬來亞大量的財富和極其豐富的各種資源。因此，馬來亞人民反抗殖民主義統治的斗爭，在馬來亞近現代史上此起彼伏，連綿不斷。而在這一斗爭中同時涌現出不少的英雄人物。

當然，由于種種原因，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經濟的，馬來亞三大民族人民的覺悟程度有所不同，訴求有所不同，因此反對的方式有所不同，激烈的程度因而也有所不同。但目標只有一個，就是要求英國殖民主義者結束其殖民統治。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新加坡，除了有以林清祥為代表的華校生積極投身于反殖愛國運動，在他們之前實際上就有不少優秀的馬來族知識分子和英語界人士投身于這一運動，如《馬來前鋒報》（Utusan Melayu）編輯沙末.依斯邁、阿都拉.蘇丁，在倫敦的林豐美、約翰.伊峇、新加坡教師公會主席沙瑪以及接受他影響的蒂凡那、普都遮里、兀哈爾，還有余柱業（前新加坡副總理吳慶瑞的同窗）、傅樹楷醫生、林福壽、陳蒙鶴等受英文教育的高級知識分子。歷史的重任本應由他們擔負，可惜的是，由于殖民當局的鎮壓和迫害，他們中的許多人不是被驅逐，

就是被逮捕，有些甚至被迫出逃，流落異鄉。

華校生反殖愛國覺悟之所以比較高，受殖民主義教育政策迫害和歧視，以及職業上的不平等待遇、社會地位的低下，都是直接的原因。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共產黨的影響是不容否認的事實，特別是上世紀四五十年代，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亞非拉反帝反殖爭取獨立的民族運動風起云涌，加上華文革命書刊的廣泛傳播，對我們這一代接受華文教育懷著崇高理想和充滿激情的年輕人，其影響既深且遠，這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我作為一個從印尼前來新加坡求學的花季少女，不愁吃不愁穿，專心讀書就是，但是，在時代的感召下，在滾滾向前的歷史洪流面前，我義無反顧地投身于新馬人民求解放爭自由的轟轟烈烈的反殖愛國運動，難道不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嗎（據我所知，像我這樣的“外地人”還真不少）！！

回首過去，展望未來，世界的前途是美好的。

半個多世紀前，林清祥和李光耀的第一次握手，在新加坡歷史上產生的影響，是頗堪回味的。無論給予多高的評價，也不為過，我想。

蔡石君      （寫于2008-1-7      修改于2008-1-10）

引自《深埋心中的秘密》21世紀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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