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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長征前毛澤東與張聞天的關系
1、蘇區之前的毛澤東與張聞天
1920年，毛澤東和張聞天同期加入中國少年學會。正如何方指出的，1920年《少年中國》第1卷第8期同時發表了兩人的入會消息。但是，毛澤東感到學會里多是夸夸其談、空談誤國者，而且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因此，毛澤東隨即在湖南創辦了“新民學會”，并創辦《湘江評論》。正是因為毛澤東創辦的“新民學會”和《湘江評論》與馬列主義和共產主義學說有著不謀而合的方向，遠在日本的蔡和森，才在1920年8、9月間，數次寫信堅請毛澤東在國內創辦中國共產黨。只是毛澤東此間已經與陳獨秀等相約建黨，并在積極籌備中，所以才沒有獨自創建中共，但卻回信明確告知蔡和森，中國共產黨所信奉的是“辯證唯物主義”。
此間，毛澤東跟張聞天很可能已經相互知曉了對方的名字，也僅僅如此而已。而且，此后的多年里，毛澤東忙于建黨和革命，也許早已忘記了張聞天這個名字，但毛澤東的名字，張聞天卻是如雷貫耳。1921年7月，毛澤東參與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1923年初，毛澤東成為中共“二號人物”；1924年初，毛澤東趁孫中山組建黃埔軍校之時，積極為中共招徠和儲備軍事人才；1924年后半年，毛澤東又兼任中共中央第一任組織部長。這個期間，“留蘇派”逐漸回國，毛澤東等中共創始人和主要領導者也隨即被排擠。也就是毛澤東開始遭到排擠的1925年，張聞天加入了中共。1925年末，毛澤東成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1926年，毛澤東發動起農民運動；1927年，毛澤東領導了秋收起義，并上井岡山開辟出中共武裝革命的道路。1928年，毛澤東開創的井岡山根據地，先后迎來朱德、陳毅的湘南起義部隊和彭德懷的平江起義部隊。1929年，毛澤東率部開辟了閩西蘇區和贛西南蘇區；1930年，毛澤東把蘇區擴大到一個鼎盛時期。
張聞天1925年入黨，長期在蘇聯學習，并成為王明“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中堅分子。在蘇聯學習期間的張聞天，對中共革命的了解，最多的就是毛澤東這個名字了。毛澤東于1927年1月所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蘇聯共產國際于5月開始在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的俄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以及《革命東方》等雜志上，廣為譯載介紹。共產國際機關刊物第一次把中共領袖人物的文章如此轉載和宣傳，張聞天肯定看到過。至于其看到后的反映如何，從張聞天的《反省筆記》以及何方的介紹看，此時的張聞天，并不關心國內的革命狀況，更不關心毛澤東是誰，而是孜孜于馬列的經典著作。毛澤東創建根據地和紅軍后，蘇共中央的機關刊物《真理報》也開始宣傳毛澤東和他的事業：“其史詩般的英雄行動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義的”。1929年7月的《真理報》上介紹：任何“稍微注意一點有關中國事態的報道的人”，已經都很熟悉毛澤東這位“中國游擊運動”的領導人了，熟悉這位“極為出色的領袖的名字”。1930年初，蘇聯共產國際誤聽到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在訃告中寫道：“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
毛澤東這個無與倫比的名字，張聞天在蘇聯期間肯定已經如雷貫耳。但是，張聞天對此不但是淡漠的，而且有著特別的反感。因此，張聞天對毛澤東這個中國共產黨唯一具有強大國際影響的領袖人物，即使1933年到蘇區后，依然是“他究竟是個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張與本領，我是不了解，也并沒有想去了解過的”⑴。1931年初，張聞天以“洛甫”的名號回國，并于1931年9月，在王明、周恩來的擢拔下成為中共的“二號人物”。然而，飚升為黨內地位僅次于博古這個總負責的“二號人物”張聞天，卻非常不滿，認為博古“他爬在我上面，我總覺得他‘不配’！”⑵
張聞天不滿博古“爬”在他上面“不配”，主要原因即張聞天覺得在理論上和文字上，都比博古強。“聞天那時的思想也都還是受莫斯科訓練的那一套，和王明差不多。我（楊尚昆——筆者注）知道當時許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因此在上海這一段從他思想來說都還是教條的。不過聞天在蘇聯確實算是學得最好的一個，最好的一個是他，一個是王稼祥。博古和我差不多，現炒現賣”⑶。而事實上，曾經被譽為黨內四大杰出人物的“毛澤東的實際、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論、周恩來的人才”中，并沒有張聞天。而且，在人們的共識中，張聞天的“理論”遠不如博古。
但張聞天懷著這樣顢頇的心態與博古共事，其作為是可以想見的。1931年9月，博古、張聞天為首的臨時中央成立后，各種文件都是張聞天起草的。也就是說，這些對中共革命造成了嚴重破壞的“左傾”文件中，主要是張聞天的責任。而且，矛頭自然是對準毛澤東的。張聞天嚴厲批判毛澤東的“右傾”、“狹隘經驗論”、“游擊主義”、“富農路線”等等，而且當成“黨內最主要的危險”。1931年11月初任弼時、項英等在“贛南會議”上嚴厲批判毛澤東的“右傾主義”“富農路線”“狹隘經驗論”等等，就是秉承了張聞天起草的中央指示信的主旨：“要集中火力反對右傾”；“在實際工作當中，要與一切立三路線影響和黨內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義作最殘酷的斗爭”。
這就是張聞天。按照何方的研究，張聞天并不是對毛澤東“個人”不了解，而是對毛澤東的方針路線不了解，也不愿意去了解，但卻指示蘇區中央局同毛澤東展開“最殘酷的斗爭”。
在肅反問題上，張聞天的表現遠遜于項英、周恩來。項英、周恩來不過是為了推卸自我責任，想把責任轉嫁給毛澤東而不得。即：項英、周恩來都撇開“肉刑”這個自我倡導的導致肅反工作血雨腥風的政策的根本因素，只批評“亂打亂殺”，因而自覺內疚而避開毛澤東進行批評。1931年末，周恩來進入蘇區后，再次隱晦的廢除毛澤東第三次頒布的“堅決廢除肉刑”的政策，導致肅反又出現瘋狂的現象。這一切都反映在《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一、二、三、四月總報告）（1932年5月）》中。蕭克八十年代回憶道：“請看看1932年江西省委一、二、三、四月份工作報告中有關肅反工作報告，那種刑訊逼供之慘，即使過了半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一嘆！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得不堪回首”⑷。
張聞天則玩弄手段，表現出極端的不正派。張聞天依據蘇區的肅反報告，在1932年4月22日的常委會上批評“以AB團的問題，而形成黨內恐怖”，“肅反工作是成為最大的罪惡”，并指出肅反要依據法律條令。毛澤東在1931年12月出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后，隨即制定了相關的肅反法律條令，并再次以法律的形式頒布“堅決廢除肉刑”的政策。張聞天于1933年初進入蘇區后，卻開始把毛澤東的這些法律條令給予明確廢除，并批判為“只有那些有意曲解蘇維埃法律的階級異己分子，或者那些崇拜資產階級‘司法神圣’的書呆子或俘虜，才會把蘇維埃法律用來給反革命分子辯護或減輕罪狀”⑸。張聞天推行的肅反政策，比周恩來、李立三等推行的“肉刑”政策不知瘋狂多少倍，七萬多革命者和無辜平民慘遭屠殺！地主富農“編隊”服勞役即編成另類做苦工的形式，也是張聞天發明的。
1932年第一次“寧都會議”把毛澤東排除在黨政軍的領導之外，除了周恩來有著“實驗心理”外，根源也在博古、張聞天對毛澤東的批判。如果說張聞天對毛澤東的路線方針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但對中共革命的歷程，張聞天顯然是了解一些的。尤其是對中共革命在幾次排擠毛澤東后，有賴于毛澤東挽救大局，多次這樣的事實，張聞天也是了解的。攻打贛州的失敗，病中的毛澤東挽救危局并開辟出新的局面，張聞天也是了解的。但這并不能打消張聞天的不健康心理：一方面，感覺博古不配做總負責，不信任周恩來，又不想了解國際國內一致宏揚的毛澤東的路線方針，無疑是覬覦黨的總負責職位。遵義會議常委分工時，張聞天終于有了扳倒博古的機會，堅決要求撤換博古。毛澤東無疑看出了張聞天的心思，為了大局，說服周恩來等人，讓張聞天取代博古的總負責名義。而張聞天之后所采取的措施，即一如既往的既打擊毛澤東，又要依靠毛澤東。直到會理會議徹底失敗后，才不得不表面上遵循遵義會議的決議，以毛澤東為核心領袖。
遠在上海的張聞天，伙同博古向著毛澤東開創的蘇區發射著一枚枚足以導致蘇區覆滅的炮彈（指示）。攻打贛州的命令，在周恩來、項英、彭德懷等的堅決執行下，幾乎導致蘇區和紅軍的覆滅。當毛澤東抱病出山解救危難、轉敗為勝并開辟出新的大好局面之時，張聞天指令鄧穎超來到蘇區。5月末，李文林、段起鳳等二百五十多位蘇區元老被屠殺。李文林在1930年11月末，因為煽動地方干部和群眾反對第一次反圍剿的軍事戰略及AB團的牽連（1930年10月攻占吉安后，朱德繳獲了李文林與AB團牽涉的有關資料）而被羈押審查，1931年1月被釋放。1931年7、8月間，再度被項英為首的蘇區中央局通緝并被紅軍抓獲。毛澤東獲悉后，了解了有關情況，當即命令釋放并安排工作。1932年5月，在博古、張聞天臨時中央的指示下，由周恩來主持的蘇區中央局，對李文林、段起鳳等二百五十多位蘇區元老執行了死刑。

2、蘇區時期的毛澤東與張聞天
張聞天與博古在1933年初，先后來到蘇區。與他們近乎同時來到蘇區的重要人物，還有陳云和楊尚昆。陳云先于楊尚昆來到蘇區，并與博古住同一房間。楊尚昆來到蘇區，即與張聞天住在同一房間。
“下車伊始”的張聞天，首先伙同博古針對早已于1932年10月便被周恩來等排擠出黨政軍領導之外的毛澤東，展開了嚴厲的批判運動。這一批判運動的根本原因，即竄升為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的博古、張聞天，深知資望和能力都不足以擔當這個職務，必須把中共高層資望最突出的毛澤東批判下去，才能樹立起自我的權威。“羅明路線”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長時期的殘酷展開推廣的。
實質上還有一個被隱瞞的歷史背景。1931年9月，王明、周恩來指令博古、張聞天等組成臨時中央局時，王明、周恩來明確告訴博古、張聞天，一旦跟多數政治局委員會合，必須把權力交出來。但是，博古、張聞天并不是來蘇區交權的，而是喪失了白區而無法立腳后，來蘇區活命的。兩年多的目空一切、號令全黨，這種權利和快意，自然不會自動放棄，而且必然想法設法的鞏固。按照博古后來的說法，他們沒交權的原因，似乎在周恩來。黨的最高權力跟蘇區中央局這樣的部門最高權力有著本質的區別，而此時的蘇區，在博古等交出權力時能夠接替的，只有毛澤東。周恩來、項英做為政治局委員，本來是接替的人選，尤其是周恩來。但是，周恩來、項英對此有著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根本沒有能力和資望擔任最高權力。因此，不管是李立三還是瞿秋白亦或是王明，周恩來都以應有的主持者的身份“謙讓”。周恩來沒有資望擔任，項英就更不能擔任了。毛澤東盡管黨內職務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但卻擔任著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職務，而這一職務，按照常理，是應該由黨的最高領導者兼任的。因此，最初的人選是當時的總書記向忠發。也因此，博古來到蘇區后，千方百計的要取代毛澤東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所以，這些人寧愿讓博古繼續擔任，也不愿讓毛澤東來擔任。因為毛澤東的資望太高了，被批判排擠的情況下，不論是共產國際還是蘇區軍民亦或國民黨方面，都把毛澤東看作中共的象征，使得黨內地位高于毛澤東的政治局委員們，名望近乎受到“屏蔽”。所以，博古、張聞天來到蘇區首先聽到高級干部說“我們黨最好的領袖毛主席”便怒火中燒，立即展開了批判“羅明路線”的殘酷運動。也所以，包括周恩來在內的高層一些人，也積極支持了博古對“羅明路線”的批判。
毋庸諱言，博古、張聞天來到蘇區必須“交權”的事實，一直被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隱瞞著。直到1943年延安整風時期，才由王明揭露了出來！
博古批“羅明路線”，覺得博古不配爬在自己頭上的張聞天自然不遑多讓，掀起了批判“小羅明路線”（江西羅明路線）的熱潮。張聞天后來在延安整風時的《反省筆記》中說并不是針對毛澤東的：“當時我反對羅明路線時，主觀上并未想到這是為了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當時我覺得毛澤東同志已經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經沒有什么意義”⑹。這種說法顯然非常的不誠實。自1931年9月張聞天成為“二號人物”后，所起草的批判性文件，有關路線問題的，那一個不是針對毛澤東的？毛澤東做為“不同于中央路線”的另一路線代表，早已是長期眾所周知的事情：富農路線、右傾路線、游擊主義等等，還有第二個“代表”？博古發動對“羅明路線”的批判，張聞天是最主要的“吹鼓手”，所有人都非常清楚博古是針對毛澤東的，伙同博古一起發動批判的張聞天會不知道、不針對毛澤東？ 
“羅明從實際出發提出邊區斗爭的建議是正確的，但對群眾的恐慌情緒看得過分嚴重，而且一些說法不當，比如：‘如果不抓緊我們最弱的一點，集中比較多的力量很好地配合起來，發展武裝斗爭，那就請我們最好的領袖毛主席、項主席、周恩來同志、任弼時同志，或者到蘇聯去請斯大林同志或請列寧復活，一齊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對群眾大演說三天三夜，加強政治宣傳，我想也不能徹底轉變群眾的情緒。’這就引起了博古和洛甫等人的不滿，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對羅明的《意見書》嚴加指責”。“博古質問羅明，誰說毛澤東是‘我們最好的領袖’？‘怎么能把毛澤東跟斯大林甚至列寧相提并論!’博古還說，‘不光是你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還有比你更高級的干部，也同樣犯了錯誤!’很明顯，博古所說的‘比你更高級的干部’，指的是毛澤東。羅明晚年曾深有感觸地說：‘他們反對羅明路線，實際上就是為了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為了殺雞嚇猴，就在我身上大做文章。’” ⑺
這一切，張聞天都是在場的，而且是跟博古一樣的主要人物，“反‘羅明路線’的矛頭實際上指向毛澤東，這是許多人都看得清楚的”，何以“主觀上并未想到這是為了要反對毛澤東同志”？張聞天不但深刻知道是針對毛澤東的，而且比博古還要惡劣！其繼博古之后發動的“反江西羅明路線”，不但殘酷打擊了毛澤東的追隨者，而且，對毛澤東和賀子珍的家屬也進行了牽連和迫害。“一九三三年又反對羅明路線，反對鄧、毛、謝、古，正確的同志都受到打擊。搞得最兇的是江西，因為臨時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執行國際路線。結果使黨在白區的力量幾乎損失百分之百，蘇區的力量損失百分之九十”⑻。
展開反“羅明路線”的瘋狂動作的同時，對毛澤東的土地和經濟政策、肅反政策等，也展開了更為瘋狂的打擊批判。
對毛澤東土地政策和經濟政策的殘酷打擊和批判，主要人物也是張聞天而不是博古。這種批判和打擊，除了博古、張聞天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執行委員會聯合刊物上發表對毛澤東的批判文章外，以具體的“查田運動”，對毛澤東進行非難。先是博古組織試點，以糾正毛澤東的“右傾”并鋪開工作。對毛澤東的政治批判氛圍形成并組織起相應的“查田”干部隊伍后，又責成毛澤東負責這項工作。這期間，張聞天提出“肉體上消滅地主、經濟上消滅富農”的土地和經濟政策，并成為博古、張聞天中央的新政策。毛澤東鑒于“肉體上消滅地主、經濟上消滅富農”的慘無人道的惡劣，為了防止極左政策動搖中央蘇區是經濟和人力基礎，接受了對“查田”運動的工作領導。
1933年6月1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主持召開瑞金、會昌、于都、寧化、長汀等八縣的查田運動大會，并作了《查田運動是廣大區域內的中心重大任務》和《查田運動的第一步——組織上的動員》兩個報告。
毛澤東的土地政策，是“給地主富農以出路”，即在沒收地主富農的土地進行重新分配時，同樣按人口給地主富農分配一定的土地。博古、張聞天等臨時中央，一直批判毛澤東的這種土地政策是“右傾”“富農路線”，而貫徹推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博古、張聞天來到蘇區后，“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便成了中共在蘇區不可違背的土地政策。現在，張聞天又推行“肉體上消滅地主、經濟上消滅富農”并得到中央的同意，做為新的政策來實行。
因此，毛澤東在不得頒布“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下，實際以“階級成分”的劃分，來糾正“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杜絕“肉體上消滅地主、經濟上消滅富農”。但是，在博古、張聞天營造的恐怖的政治氛圍下，查田干部隊伍，除了少數是毛澤東自己抽調的外，基本都是博古、張聞天等臨時中央組織起來的。因此，被博古掀起的轟轟烈烈的查田運動，在毛澤東負責領導后，盡管進行了“靈活性”的抵制，但泛濫的洪水卻難以有效遏止。“七、八、九三個月，中央蘇區一共補查出一萬三千多名‘地主’、‘富農’，其中有相當多的中農，甚至是貧農、雇農被錯劃為地富分子。”⑼
10月，博古、張聞天等不得不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同意進行一些調整。10月10日，毛澤東以中央政府的名義，發表《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并由此展開了糾正。這個糾正是全面的，不僅把1933年初博古掀起的查田運動中亂劃的地主富農給予了糾正，而且連同以往錯化的地主富農，也給予了糾正。僅以勝利縣為例，被糾正過來的錯化的地主富農，就有1512戶！
這一下，惹惱了博古、張聞天。1934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不僅不通知身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毛澤東參加，而且，還企圖罷免毛澤東的中央委員，趕出中央。遭到共產國際的批評而不得不把毛澤東選舉為政治局委員后，又合謀剝奪毛澤東臨時中央人民委員會的職務，由張聞天取代。第二次全國蘇維埃大會還沒召開，張聞天就開始以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姿態行事了！“二蘇”全會結束后，張聞天正式取代毛澤東的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并對毛澤東這個“頂頭上司”在組織上進行架空。
3月15日，新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發布“訓令中字第一號”——《關于繼續開展查田運動的問題》，開始推行他的“肉體上消滅地主、經濟上消滅富農”的瘋狂政策。還以勝利縣為例，“在二十多天內，就把已經改變階級成份的1512戶中的890戶，重新劃為‘翻案的地主、富農’，而且又‘新查出了地主、富農八十三家’”⑽。所謂“新查出地主、富農八十三家”，即在從沒有過地主富農成分的農民中，又劃出83戶地主富農。至于全蘇區有多少，盡管沒有看到相關的資料，但卻可以推斷出別的縣決不會亞于勝利縣。
這些新劃出的地主，有多少被“肉體上消滅”了？又有多少富農被“經濟上消滅”了？可以知道的是，沒有被“肉體消滅”的地主“一律被編入‘永久勞役隊’，富農則編入‘暫時勞役隊’，地、富家屬‘一律驅逐出境’”⑾。
張聞天的這一瘋狂舉動，不但嚴重萎縮了蘇區的經濟基礎，也嚴重萎縮了紅軍兵員的補充來源。“1934年2月以后的查田運動，隨著中央蘇區軍事形勢日益惡化，更趨極端。被定為‘地主’、‘富農’的人遭到極為嚴厲的處置，地主一律被編入‘永久勞役隊’，富農則編入‘暫時勞役隊’，地、富家屬‘一律驅逐出境’。許多農民懼于‘紅色恐怖’，‘成群結隊整村整鄉’地逃往國民黨統治區域”⑿。
對毛澤東肅反政策的打擊批判，主要是針對毛澤東三番五次在艱難中制定的“堅決廢除肉刑”、不準逼供信以及相關的法律條例。
毛澤東早在1929年12月的古田會議上，就制定了“廢除一切肉刑”的政策。先是向忠發時期的李立三、項英等廢除了毛澤東的這一政策，公開號召推廣“肉刑”肅反政策，導致了地方和紅軍肅反中“亂打亂殺”的現象，激發出“富田事變”、“坑口事變”等多次軍事叛亂。毛澤東在1930年12月中旬，又召集總前委會議重新制定“廢除肉刑”、不準逼供信的政策。周恩來等主持派遣的任弼時三人團相繼到來后，伙同項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1931年10月底被免除這一職務）又廢除了毛澤東的政策，導致“肉刑”肅反再次泛濫。1931年11月，毛澤東出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后，再次以法律的形式頒布“堅決廢除肉刑”的法律條理，并制定出客觀的肅反條例。1932年初，周恩來來到蘇區與毛澤東會合后，又一次廢除毛澤東的政策，但卻遵循著毛澤東制定的肅反法律條例。1933年博古、張聞天來到蘇區后，合謀架空毛澤東。張聞天在瘋狂推行“肉體上消滅地主、經濟上消滅富農”的經濟政策的同時，在肅反問題上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
《AB團肅反之“法理”依據與文化根源——讀《AB團與富田事變始末》札記》一文中，專門以“無法無天的‘法理’依據”的小標題，來論述張聞天的表現。張聞天為了徹底廢除毛澤東的肅反政策和法律條例，1934年1月5日，在中共中央黨刊《斗爭》第41期發表《把革命的警覺性更加提高起來》；2月17日，張聞天在《斗爭》第49期發表《無情的去對付我們的階級敵人》，以及《對于我們的階級敵人，只有仇恨，沒有寬恕!》。“公然宣稱”:“工農民主專政，同樣是基于權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這專政是工農用武力獲得并維持的，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壓迫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只有那些有意曲解蘇維埃法律的階級異己分子，或者那些崇拜資產階級‘司法神圣’的書呆子或俘虜，才會把蘇維埃法律用來給反革命分子辯護或減輕罪狀。”“一切對于反革命的寬容與放任，一切‘講究手續’與‘法律觀念’，一切猶豫不決與遲緩，在目前同階級敵人決死戰的時候，客觀上都是反革命的助手與幫兇”。“顯然，這是假人民群眾之名，行枉法濫殺之實。”“中央蘇區肅AB團共殺人7萬多”。“濫捕濫殺的合法化，惡化了黨、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系，導致一部分干部和群眾‘反水’逃往白區。早已形成的‘赤白對立’，由此更加嚴重。紅軍中的肅反，則使大批軍人‘逃跑’、‘投敵’，嚴重影響前線作戰。1934年僅8、9兩月，棄械逃歸的士兵就有萬余人之多”⒀ 。
面對此情此景，眼看著數以萬計的革命者和無辜的民眾遭到如此殺害，眼看著革命事業遭到如此的戕害，毛澤東憤怒的說：他們是不可原諒的！因此，為了挽救黨和紅軍的事業，當張聞天與博古合謀篡奪了毛澤東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并搬來架空毛澤東時，毛澤東還要想法設法的說服張聞天以挽救大量的無辜生命、挽救革命大業，其心情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3、張聞天與毛澤東的短暫合作
綜觀何方等“張聞天研究專家”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張聞天善于文過飾非、推脫責任、嫁禍他人。
查田運動造成無法收拾的惡果，就是張聞天與博古合謀篡奪毛澤東的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后，由張聞天主導的；但是，張聞天卻在局面無法收拾后的7月，發表《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一文，以自我正確的姿態，批評起查田運動中的“小資產階級‘極左’主義”來。博古到蘇區后沒有按照最初的決定交權并把李德捧為“太上皇”，張聞天也是幾個主要責任者之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博古三人團以及常委決定“戰略大轉移”，責成張聞天起草《一切為保衛蘇維埃》的社論做為總動員令；張聞天利用這個社論，也以自我正確的面目批判起他人的左傾軍事路線來。長征“大搬家”，張聞天也是主要責任者之一，而且，8月西征的紅六軍團，就是“大搬家”，長征“大搬家”不過是一種延續而已，而張聞天延安整風時，在其《反省筆記》中卻寫道“在出發以前最高三人團要把我們一律分到各軍團去，后因毛澤東提議未分散，那么這個齊聲指責的轎子原來是毛澤東讓抬起來的”，故意嫁禍給毛澤東。……類似的事例不勝枚舉。
1934年5月廣昌戰役失敗后，張聞天確乎跟博古發生過爭論。蓋其原因，是此時的張聞天已經搬去與毛澤東住在一起，聽取了毛澤東的意見。但是，博古在爭論結束后，為了維護教條宗派的內部團結，向張聞天表示，爭論不要影響內部團結，要一致對外。這個“外”，即指毛澤東。張聞天本來就看不起博古，此時自然不可能跟博古團結了。7月發表《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一文，9月發表《一切為保衛蘇維埃》的社論，張聞天以此表示與博古等三人團的決裂。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張聞天被博古三人團排擠出決策核心，成為唯一不能參與核心決策的常委。
感到被博古排擠的張聞天異常苦悶，長征出發前的一天，向毛澤東傾訴了內心的不滿和痛苦——這標志著張聞天與毛澤東短暫合作的開始。
有人說，教條主義者都是個人主義的機會主義者，此言極為中肯。張聞天在被博古三人團排擠的失落心情下，轉向自己長期打擊排擠架空的對象毛澤東，并非張聞天認為毛澤東的路線正確（僅僅是認為毛澤東打仗有辦法），主要是失落的情緒需要尋找安慰的場所。一旦時機成熟，張聞天就會跟毛澤東“分道揚鑣”。因此，長征開始到遵義會議常委分工這三個多月的時間里，張聞天都是非常愉快的跟毛澤東、王稼祥在一起。不但愉快的聽取毛澤東對中共革命的戰略分析、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原因的分析，而且還談古論今，不亦悅乎。在“橘林”中，還與王稼祥“密談”，被后世好事者美譽為“張王橘談”。這次談話，在王稼祥的提議下，二人確定了推翻博古三人團、推舉毛澤東出來領導的方針。而且，張聞天也跟王稼祥一樣，開始向各領導和軍團領導做工作。
遵義會議如期召開。會議推選毛澤東出來領導。按照參加遵義會議并有資格了解常委分工事宜的多數政治局委員的“非政治統一”回憶，遵義會議的實質，即“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袖地位”。鑒于“黨史”對這一說法的否定，在此只好恢復歷史的本真，即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太上皇”的地位。在紅軍中的領袖地位，早在1931年11月毛澤東出任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之時，就已經在組織上確立。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對中共的各類武裝，都有著憲法規定的組織權和指導權，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就是在毛澤東任主席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直接領導之下。盡管毛澤東當時的黨內地位僅僅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不能算“黨的領袖”，但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是中國革命的最高政治領袖，即是包括中共在內的所有革命者的領袖。
參加遵義會議并有資格了解常委分工事宜的政治局委員、常委，有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朱德、陳云、張聞天。周恩來擁贊召開遵義會議，確立的方針是“去李換毛”，即撤換李德，由毛澤東取代。博古的回憶中，在遵義會議被批判后，也是在周恩來“去李換毛”方針的說服下，同意把“權”交給毛澤東，而不是別的人。朱德在1935年6月草地會師與張國燾談論遵義會議時，也是直言遵義會議是“捧”毛澤東出來領導。陳云代表中共中央去蘇聯向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匯報，更是直截了當：“我們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也即，遵義會議的歷史本真，是確立了毛澤東的“太上皇”地位。
常委分工時，張聞天向毛澤東要求堅決撤換博古，毛澤東只好找來周恩來商議。周恩來極力要求毛澤東擔任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則鑒于教條宗派在中央高層的勢力十分龐大，主張讓張聞天干一段。周恩來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并前去說服博古。告訴博古，只有毛澤東擔任中共領袖，才能打敗蔣介石，但是，毛主席的意見是讓張聞天先干一段，張聞天只是個過渡。博古為此爽快的接受，同意把權交給毛澤東。
必須指出的是，張聞天在堅決要求撤換博古之時，并沒有同時提出替代博古的人選。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確定張聞天先干一段后，張聞天也沒有另外提議其他人選。因此，許多人認為張聞天搶著當總負責（總書記）。從張聞天延安整風時期的〈反省筆記〉中看，應該有不少人當面指責過張聞天搶著當總負責的做法。所以，張聞天在〈反省筆記〉中寫自己“從來沒有想搶著當總書記”。
也許張聞天的確“從來沒有想搶著當總書記”，但也從來沒有想著其他任何人比他更合適。即使1938年共產國際發來在組織上確認毛澤東為中共領袖、黨政軍民一致以亙古未有的情感擁戴毛澤東之時，張聞天也依然是“我還不了解使毛澤東負起領導的全責，發揮他的全部的指導力量”⒀。
當然，由張聞天的夫人劉英的回憶中可知：草地會師時，張聞天主動向張國燾“讓賢”過總負責的職位。
在毛澤東的堅持下，張聞天擔任了總負責名義，隨即便不愿意跟毛澤東、王稼祥在一起了。“遵義會議后的長征途中，他（張聞天——筆者注）因感到同毛澤東、王稼祥不好處，覺得在中央工作實在不痛快，所以在一次討論派一個負責同志去白區工作的會上曾要求自己去”⒁。——這標志著張聞天與毛澤東短暫合作的徹底結束。利用毛澤東的威望提升自己的地位，達到目的后又開始對毛澤東打擊排擠，是教條宗派人物的一致做法。王明于1937年末回國后，也采取了相同的方針：利用毛澤東的威望，鞏固了黨內地位，然后開始想法設法的排擠毛澤東。
張聞天與毛澤東的“合作”由張聞天徹底結束后，張聞天便開始利用一切機會排擠毛澤東。同時也排擠周恩來。先是排擠周恩來，接著很快又在“鴨西會議”趁機主持政治局會議剝奪毛澤東的前敵指揮權，失敗后，又利用三渡赤水期間個別將領某些情緒，大肆活動，企圖把毛澤東轟下臺。再次失敗而不得不遵守遵義會議決議以毛澤東為核心領袖后，則私下對毛澤東進行誹謗，說毛澤東不過是“懂得舊社會旁門左道那一套”……直至徹底失敗。

張聞天從被重用到被批評
盡管遵義會議常委分工后張聞天屢屢有著異常表現，但是，毛澤東對其在遵義會議前和遵義會議上所做出的貢獻，始終是給予極大的肯定。后世的黨史專家以及“后人”，往往把毛澤東的這種重視當作個人恩怨的補償或報復。毋庸諱言，這是黨內高層一些人長期的思維如此，把中共革命歷程中的路線斗爭看作個人恩怨。比如毛澤東在蘇區時期所受到的種種打擊和非難，主要看作是對毛澤東個人的行為。也因此，把毛澤東后來對此的多次批評，看作是毛澤東念念不忘個人恩怨。這種思維，實質是極端自私者的私心自用以此來掩蓋自我罪責、蔑視在其責任下被葬送掉的數以十萬計的革命者的生命。
張聞天是毛澤東堅持下才當上的臨時總負責，因此，張聞天的總負責隨時隨地都可以被輕易取消。事實上，張聞天的總負責名義，也是被王明輕易取消的。1937年12月的“十二月會議”上，王明拿出準備好的政治局和書記處改組名單，在會議上一念，張聞天的總負責名義就不復存在。如果是什么“正式的總書記”，是不可能這么輕易被拿掉的，而必須經過會議的討論選舉。張聞天還沒緩過氣來，王稼祥又帶回共產國際以毛澤東為領袖的指示。因此，即使陳云、康生多次督促張聞天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明確此事，張聞天也不愿意，而是私下向毛澤東“交權”。宅心仁厚的毛澤東，重新任命張聞天總負責，并在此之后多次說“洛甫是明君”，以安慰張失落的心情。
事實上，毛澤東此時的確想要重用張聞天。長期殘酷的武裝斗爭的環境和革命者理論素養嚴重欠缺，在延安形勢穩定下來后，毛澤東要普遍提高領導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這一工作，本來在國共第二次合作開始就該實施。但是，毛澤東苦心孤詣的說服高級領導人接受正確的戰略方針，部署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戰事宜，一時抽不出時間來。有著總負責名義的張聞天，根本不可能知道工作該怎么開展。所以，直到1938年9月的六屆六中全會后，毛澤東才滕出手來號召全黨學習政治文化理論。“六中全會以后開展了一個全黨干部的學習運動，中央很快成立了干部教育部，由張聞天兼任部長，規定每天兩小時學習制，自動與強制結合，要求長期堅持下去。各單位也都紛紛制訂計劃（總政后來就定為半天學習），成立學習組織。中央和宣傳、干教兩部還不斷督促檢查”⑴。
這項工作，無疑是與前方抗戰相同重要甚至更為重要的工作，而毛澤東把這項工作交給張聞天來領導。“組織理論學習本是張聞天所長，他興趣大，情緒高，組織領導，認真負責，還帶頭寫文章，上大課”。但是，張聞天卻把這個學習，當成了“正規大學”“研究生”一樣的“理論”研究。“單是策劃和組織翻譯出版馬恩列斯著作，其數量之多和規模之大，就屬空前，先后有《馬恩叢書》十二種，《列寧選集》二十卷，《斯大林選集》十幾卷，及其他一些中外哲學社會科學書籍”⑵。
對馬列經典著作以及其他著作的翻譯，無疑是必要的。但是，把這些浩如瀚海的著作當作學習的主要內容，不但失掉了學習的意義，而且必然形成“言必稱希臘”卻無實際解決問題能力的張聞天式的“人才”，而且，對當前國內的實際形勢，也沒有多少補益。正確的學習方式，無疑是把馬列經典擇要而學，同時更要注重學習黨的有關形勢和革命方針方向的理論和文件。翻譯過來，然后不分主次的印給文化程度普遍較低的黨內干部去啃，甭說時間上根本不允許，即使效果上也不會好。
毛澤東在看到這一情況后，指令張聞天改正。張聞天盡管表面上不得不執行，但內心的不服氣卻很重。這一點，從何方的回憶中可以得到證實。“第一次與張聞天談話現在回想起來，我和張聞天同志的第一次談話是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前”；“在我匯報后，他提出過去那種學習是不是離實際遠了一點，因此今后需要改變，少學點馬列主義書本知識，多了 解一些實際問題，比如把在學校學習的時間縮短，盡快到實際工作中去，著重在實際中學習”。“那時我才十八歲半，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 所以就毫不客氣地把他的意見給頂了回去。我認為抗大過去的做法還是對的，馬列主義還學得不夠。因為新參加 革命的青年，不多學點馬列主義，怎么能樹立起革命的人生觀呢。很明顯，張聞天的主要目的是調查研究、了解情況，并沒想完全說服我，只是和顏悅色地交換意見，所以談得還挺好，一直談到勤務員已經打來午飯的時候，他們就留下我吃飯”⑶。——從此，張聞天便開始一路提攜何方，直到1959年何方“揭發師長張聞天把他逼到絕路”，才心涼了一大半。
在死灌浩如瀚海的馬列經典而不注重指導當前革命的理論文件的同時，張聞天還有意無意的對毛澤東所著的全黨性和抗戰全局性的重要著作進行忽略。比如對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從張聞天這種“馬列同志”的角度看，無疑充滿右傾。因而，建國后不久，張聞天就開始在私下宣揚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過時了：“有些我（何方——筆者注）認為關系重大又只是張聞天和我兩個人談的，我就沒揭發，主要是涉及毛主席的問題。例如他跟我談《新民主主義論》對國際形勢特別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估計不正確或者已經過時”⑷。因此，導致一些領導干部對〈新民主主義論〉采取嘲弄的態度（彭德懷看到后，嘲弄道：毛澤東就能搞這些，起了個日本名字）。相反，張聞天卻把自己編著的《中國革命基本問題》與《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合稱《中國問題》，定為學習的必修課。
不少干部對此有著極大的反映。只是鑒于毛澤東對張聞天的重用，才隱忍不發。當毛澤東提出改造我們的學習后，陳云、李維漢等紛紛著文批判。李維漢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的《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條主義》一文，直接批評“領導干部教育的負責人”；陳云反表《到什么地方學習》，批評把“干部長期放在學校里‘學習理論’”。
文化藝術的工作更是混亂。蕭軍于1940年6月第二次來到延安，并留了下來。通過實際觀察，對作家之間和“文協”組織內部諸多問題有著意見。向張聞天當面反映后，張聞天則“和藹可親又近乎打哈哈”。時任時任中央辦公室副主任的師哲回憶：“不少同志愿意接近他（張聞天，下同——筆者注），同他談論問題、交換意見或向他請教。但在解決實際問題、處理困難而復雜的事務時，大多是不依賴于他，也不苛求于他的”。
人們不“苛求”張聞天，是在經過多次蕭軍式的經歷后采取的態度。一個黨的重要負責人，主管宣傳和文化教育，除了組織相應人馬翻譯大量著作并灌輸給干部外，什么具體問題也解決不了，如何“苛求”？由是，文化藝術部門的重要人物，還因為觀點的爭論而動起了刀子。
與此同時，毛澤東對中共革命歷史路線的廓清，也遭到了張聞天的極力抵制。“1940年12月4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遵義會議決議只說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修改。’ 張聞天卻表示，在蘇維埃后期雖然因反對立三路線不徹底又犯了‘左’的錯誤，但當時還是進行了艱苦的斗爭的，還是為馬列主義而奮斗的，路線上并沒有錯。36 12月25日，政治局會議上又有激烈爭論，致使毛澤東“在為中央起草的關于時局與政策的指示時，只好妥協，沒有講這一時期為路線錯誤”⑸。
這個問題上，張聞天的教條主義再度泛濫。認為與博古統治時期“還是進行了艱苦的斗爭的，還是為馬列主義而奮斗的，路線上并沒有錯”，卻認定李立三犯有路線錯誤，即李立三時期或李立三本人沒有“進行艱苦斗爭”、不是“為馬列主義而奮斗”？
張聞天的所作所為，已經把毛澤東逼到了再不批評、再不糾正就必然給中共革命帶來更大損失的地步。而張聞天在受到批評后，內心的顢頇何不滿，極為嚴重。由張聞天的“反省”道：“我在宣傳部工作的時候，我只把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列入臨時的策略教育和時事教育內，只當做中央的一般性文件看待，而沒有當做同馬恩列斯一樣的，甚至對黨員更為重要的理論著作，使之成為每一個中共黨員必須好好研究的馬列主義讀物。”“我對于我們黨內應該有一個單一的壟斷的思想的重要性，當時是了解的很不深刻的”⑹。
這些“反省”文字無疑充滿著“暗箭”。毛澤東更主要的是批評其主管宣傳學習卻不把與中共革命相關的理論和實際做為主要內容，張聞天卻把原因歸結為沒有把毛澤東與馬列等同起來。“統一的思想”“統一的路線”，一直是教條主義者所貫徹的，為此，張聞天在蘇區時期，長期批判毛澤東的路線，何以對“我們黨”必須有個“統一”的思想和路線進行統一指導“了解的很不深刻”？而且，在文字中玩弄字眼，把“統一”寫成“單一的壟斷的”。

事實上，張聞天對毛澤東批評的事實，也是認識到了的。他所不滿的是王明等長江局時期的錯誤沒有受到批評，而王明長江局時期，他是積極支持毛澤東的。“1939年，王明回延安。我覺得當時王明活動的方針是：一方面組織自己的宗派勢力，……另一方面捧毛澤東同志以抬高自己，對我則暗中加以打擊。”“聯系到毛澤東同志對我的宣教工作的責備與批評很嚴，對長江局的嚴重錯誤則置之不問，這使我得到這樣一個印象，覺得毛澤東同志受了王明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包圍，因而要打我一下，表示他對我沒有偏心，以便團結其他同志”⑺。
這是張聞天的一個特色：一是教條主義嚴重，分不清楚事物的主流與支流；二是一貫從個人的角度去推測事物。長江局的錯誤已經基本糾正，盡管王明還沒有很好的承認錯誤，但卻至少表面上已經轉而支持毛澤東的路線，而全黨學習出現的問題，則是當務之急。分辨不清事物輕重緩急的基礎上，自然只能從個人的角度去理解和推測事物了。尤其是，張聞天的總負責名義被王明回國后一句話就取消了，因此，對王明的不滿是嚴重的，也因而希望毛澤東嚴重打擊王明。
張聞天對全黨學習的意義也是不清楚的，準確的說，是不愿意接受的。全黨學習的目的無非有三個：一是提高全黨尤其是各級領導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二是通過學習提高領導干部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水平，三是厘清長期以來的各種錯誤思想和各個時期的錯誤，使全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統一起來。
毛澤東在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上重用張聞天，無疑對張聞天既看重又寄予希望。毋庸諱言，張聞天也是十分清楚這些意義或者目的的。但張聞天的內心顢頇和教條特色，促使其自覺不自覺的把全黨的學習搞成對馬列經典的大量翻譯和灌輸。對兩外兩個目標，不但基本忽略了，而且也使自己更加陷于教條主義泥坑，以往從毛澤東身上學習到的那種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也完全失去了。所以，即使師哲這樣的理論為重的干部，也覺得張聞天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太差勁。
“以己昏昏、使人昭昭”，顯然是必須改變的。
王明結束長江局的工作回到延安后，其轉變也是明顯的。這種轉變盡管是表面上的，但卻是在積極維護黨的統一領導，與張聞天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此，張聞天才“覺得毛澤東同志受了王明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包圍”。六屆六中全會后，張聞天“自覺”的疏遠毛澤東，正如“十二月會議”后自覺的疏遠王明，原因在于張聞天始終以“總書記”自居。所以，不但“十二月會議”已經明確取消張聞天的總負責名義，而且張聞天還曾經在報紙上刊登聲明專門澄清記者把他說成總書記的錯誤，而張聞天依然始終敘述六屆六中全會后自己一直在推掉根本不存在的總書記的職位：“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辭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⑻。（有人認為1938年4月的《洛甫啟事》不是張聞天自愿的，甚至張聞天未必知道，而是王明所搞。這一點是確實的。張聞天從不承認自己不是總書記。）
事實上，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已經對王明長江局的問題做了短暫的結論：“王明在部分問題中說的有些不足或說得過多一點，這是在發言中難免的，這些問題已弄清楚了。王明在黨的歷史上有大功，對統一戰線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積極，他是主要的負責同志之一，我們應原諒之。”而且，王明表現出積極的轉變，自然不可能再對王明進行什么批評。張聞天覺得毛澤東對王明的批評太輕，簡直是“置之不問”，而對蘇區時期的批評，則十分嚴重。
必須厘清蘇區的路線問題和錯誤，并非跟樹立毛澤東的權威有直接聯系。這個時期，不但有黨內外干部群眾的熱情擁戴，而且還有了共產國際的明確指示，即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早已不可撼動。實質上，遵義會議后，毛澤東的“太上皇”地位的確立，就已經不可撼動了。遵義會議不久后的“鴨溪會議”，張聞天攜政治局通過撤消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結果遭到挫敗。象“鴨溪會議”這樣的中共政治局會議決議被無形作廢的事情，在中共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會理會議前，張聞天私下活動，最后也是鎩羽慘敗，而且會議上積極表示自己一直是支持毛澤東的。
厘清蘇區時期的錯誤，關乎著成千上萬的被冤殺的革命者和眾多被打擊處治的干部的清白。因此，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首先以幾個高級領導人的事情為開端，開啟了為成千上萬革命志士平反昭雪的大門。“對歷史上處理干部問題中的錯誤決定，毛澤東提出‘應予平反’。他說：對蕭勁光公審和開除黨籍是‘豈有此理’；對瞿秋白、何叔衡等的處罰‘皆不妥當’；對鄧小平的打擊‘亦應取消’；對陳毅、曾山、張鼎丞等所受的批評、處罰‘皆應取消’；四方面軍犯過錯誤的同志應與張國燾有區別；博古、羅邁只要承認錯誤‘則無問題’”⑼。
上述問題，皆與王明沒有直接關系，但卻跟博古、張聞天有著直接關系。而且，毛澤東很顯然有意避開了張聞天：“博古、羅邁只要承認錯誤‘則無問題’”，以及何叔衡、瞿秋白、鄧小平等的問題，主要責任者是博古、張聞天，而羅邁（李維漢）則是相對次要的。避開張聞天，并賦予張聞天主管全黨學習的重任，很顯然是想讓張聞天反思自己而爭取主動，以避免其地位的再度降低。
張聞天并非沒有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毫無疑問，張十分清楚不厘清蘇區時期的錯誤，成千上萬的革命者和還活著的干部，就得永久背負不白之冤。但是，厘清這些問題，首當其沖的代表卻只能是張聞天自己，而不是博古，更不是王明。博古早在遵義會議就受到了批評，并從此一蹶不振，而且，面對形勢的客觀對比，也早已開始主動承認自己的錯誤。蘇區時期，王明則不在國內。尤其是，盡管博古當時是總負責，但導致蘇區和紅軍慘敗的一系列路線政策，大都出自張聞天，而不是博古。批判“羅明路線”，江西搞的最兇，而批判“江西羅明路線”的發動者，就是張聞天；查田運動造成的嚴重后果，更是張聞天的責任：既提出“肉體上消滅地主、經濟上消滅富農”的殘酷政策，又直接推動破壞了毛澤東的糾正；多少地主被“肉體消滅”了、多少富農被“經濟消滅”了；地主富農的家屬，也都被驅趕出蘇區；造成的嚴重的“赤白對立”，正是蘇區喪失掉賴以生存的物質和人員基礎的根本原因。肅反問題上，也是張聞天瘋狂的號召和指示廢除規范的法律條令，造成七萬多無辜者被冤殺。而這個時期的博古，既嘲弄毛澤東是“中國的加里寧”（被張聞天架空了），又抱怨“政府比黨大”。
因此，王明盡管在長江局的行為失敗了，但卻表現出對張聞天這些人的一種幸災樂禍，而張聞天則感覺到一種無形的壓力。而這種壓力并非主要來自于形勢對自己的不利，而主要來自于張聞天所奉行的“路線斗爭”的殘酷性，即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從蘇聯學來的“路線斗爭”的“法寶”，既是張聞天等得以竄升的原因，也是其維護這種竄升的武器。因此，博古、張聞天時期，對“路線斗爭”的運用，就變成一種空前絕后的殘酷。“斯大林和聯共的做法更往往是清除出黨以至按反革命論處。即以中共自己抓路線問題而論，無論陳獨秀、瞿秋白，還是李立三，基本上都沒有好下場”⑽。
事實上，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在被認為犯了“路線錯誤”之后，根本不存在什么“沒有好下場”的事情。陳獨秀是自己退出，瞿秋白和李立三，也是黨內高層批評糾正一下、取消其主持工作的權利，如此而已。“沒有好下場”，恰是王明、博古、張聞天擷取最高權力后，所進行的“無情打擊”的結果。而延安時期，毛澤東對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這些“路線代表”，則是十分寬宏的。“博古、羅邁只要承認錯誤‘則無問題’”，對博古、羅邁尚且如此，何況張聞天了。
但是，張聞天則堅決抵制對蘇區錯誤路線的清算。不清算錯誤路線，就無法為成千上萬的被冤殺者討回公道。因此，無論從事情的本質還是現象上看，張聞天的被批評，并非他的地位多重要，更非毛澤東要清除張聞天的影響。而是張聞天在所有人（包括王明）都已經認識到錯誤并轉變過來之時，只有張聞天依然堅持錯誤（而且其主管的工作搞得很差），在毛澤東重用他的時候，張聞天硬要逼迫毛澤東對其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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