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毛羅對話”及其他
秋 石
《粵海風》2011年第2期
南鐵:
你好!新春愉快!
2007年以來,你們給予了我很多理解與支持,甚為感謝。
在學術界,可能我是一個學歷最低的人,1966年的化工中專畢業生,“文革”中兩度因文字遭受磨難。1979年后有幸與蕭軍、黃源兩位魯迅學生及30余位30年代文藝前輩相識,走上了文學、學術之路,大部分是以不打不相識成諍友的,尤其是與蕭軍的交往。現在,除延安文藝前輩陳明(丁玲老伴),基本上都逝世了。他們給予了我很大一筆財富,得以使我在學術領域中蹚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獨特的路,自費研究,這么多年投入了20萬元。現有兩本新著出版在即:
一本是《曠代的呼喊——獻給蕭紅百年》,合同已訂,3月中下旬出版,44萬字左右,這部新的蕭紅評傳是我歷經三十年之積累,同蕭紅十多位生前好友敘談印證的一手資料,寫作時間歷時近十年,2001年9月—2009年歲末。成稿后又全面修訂了四遍。概由于沒有經費依托,精心又精心,力圖為歷史作一份證詞。出版社收到文稿后兩個月,總編親自拍板:按正常出版選題出版,并認為同以往同類版本相比,比較貼近歷史原貌,還將原擬五年合同修訂延長至八年。此書糾正了(并澄清)以往研究中的十多個謎團和不實之說。今年6月1日是蕭紅百年華誕,此書為長篇評傳,有著大量的史料作依托。極需說明的是,蕭紅何以在1981年被中共中央書記處命名為“三十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正是魯迅先生最早將蕭紅納入左翼作家的行列(1936年5月3日夜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有關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問答)。
與此同時,我歷時七年左右,49次自費前往上海原發地調查考證,三次赴京與相關學者商榷,完成了25萬字的《追尋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與魯迅》一書的寫作。2001年12月,先是由魯迅之子周海嬰在其錯訛百出的《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拋出了所謂毛澤東在1957年同周谷城老友的“秘密對話”;相隔一年后的2002年12月,著名電影演員黃宗英又以親聆者的身份與之相呼應,強勢拋出了由她一手精心杜撰的所謂《我親聆毛澤東同羅稷南對話》的“紀實”,謂之1957年7月7日晚上毛澤東確實說過類似假如魯迅活著,會坐入共產黨監獄的話。據此,我進行了長達近七年的實地考證,大量史實表明,毛澤東并沒有說過這樣的話。黃宗英的這篇3400字的所謂“親聆”文章,2700字左右涉嫌造假。1.被黃宗英信誓旦旦指認的照片中“右下角一為羅稷南”,純為指鹿為馬。原全國政協常委、著名社會學家xxx,以及真正“右下角一”的至愛親朋確認:此人為原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漆琪生(出席會議的36人中確有其人,xxx系漆琪生教授學生,2004—2006年他在多處公開場合,包括全國政協、上海政協等場所同一些學者指證了此事)。這樣。直接攻破了黃宗英在同《南方周末》兩位取稿人員(見2002年12月5日《南方周末》c22版所刊方進玉、齊簡:《聽黃宗英說往事》)的談話中強調的“那我要拿出證據,證明我所處的位置確實能夠聽到、聽清楚毛羅之間的這段對話”的表述。2.黃宗英寫道,除她以外,所有出席過當年座談會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此為2002年12月5日廣州《南方周末》用語,一天后,上海出版發行的且標明為“黃宗英授權本報與《炎黃春秋》同步首發”的《文匯讀書周報》,則給改成了“如今大多不在人世”的用語),經我一次又一次實地尋訪追蹤復核,在她撰寫及發表此文時,尚有8-9人健在,包括世界著名橋梁力學專家、原上海市政協主席、前同濟大學校長李國豪,國際著名生物學家談家楨教授,我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奠基人蔣學模教授,另有三位民族資本家,我同其中一位有過某種途徑的聯系與印證。更令人難以理喻、氣憤的是,還有兩位德藝雙馨的健在者是她曾經朝夕相處的同行,一位是引導她走上銀幕并成名的導師、著名電影導演陳鯉庭(今年101歲,仍健在,去年4月,他頭腦清晰地接受了上海電視臺采訪,且還能步行),另一位是被她呼之為大姐的著名電影編劇、同為上海作協駐會專業作家的王元美(今年96歲,仍健在。而且,令人尊敬的王元美前輩,多年來,堅持以一個月向組織遞交一封入黨申請書的執著追求,于2006年91歲高齡時,也就是在黃宗英轟轟烈烈拋出《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一文的第四個年頭,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的親密導師、大姐,在同一座城市長期居住、生活,在同一個部門領取離休工資,在同一所高等級醫院(華東醫院)療病,九年前(黃文發表時)活得好好的,九年后的今天依然健在,成稿時何以不向近在咫尺的他和她求證一字半句,又何以將他們納入疑似“不在世”的行列?
在這荒唐演繹的背后,其實質就是封大眾的口,不讓人們去尋找健在的知情者們核證。令人詫異,且與全世界新聞行業必須遵循的通行原則相違背的是,刊登轉引自1957年7月11日首都《光明日報》頭版報眼,由家喻戶曉的紅墻攝影師侯波前輩拍攝的現場照片的《南方周末》,竟然將新華社原發稿中的“毛主席和上海各界代表人士親切交談”的說明文字(1957年7月9日上海《解放日報》頭版則明確指出為“毛澤東主席七日晚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接見了上海科學、教育、文學、藝術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擅自改成了狹義范圍的“1957年7月7日,毛主席在上海中蘇友好大廈與上海文藝界人士座談”的用詞。這樣的改動,顯然是為了迎合、突出這位疑似唯一活著的“親聆者”獨具的文學、藝術的雙重身份,借以強化由其一手杜撰的那個“親聆”內容的“真實性”。3.黃文說趙丹在1957年如何風雨飄搖,如何險些入右派泥沼,等等。實際上大相徑庭。1957年趙丹兩次出席與毛澤東會面的小范圍座談會,而且這兩次毛澤東都與趙丹親切地進行了互動式對話,并勉勵趙丹演更多更好的電影角色。在上影,趙丹帶頭揭發右派言行(有1957年12月《文匯報》所刊趙丹署名揭發“大右派”石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膽敢污蔑我們的偉大領袖”言行的6000字長文),并在上影廠舉行的批判大會上,帶頭揭發帶頭高呼打倒右派的口號并動粗,致使話劇皇帝、金牌導演石揮后來再也無法忍受屈辱,被迫選擇以跳海自殺的方式了結了自己的一生。而且,趙丹以反右突出表現在反右后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4.我查閱了1957年7月12日黃宗英在《文匯報》暢談“收到毛主席親切接見”的文字:“我和趙丹見過毛主席后,第二天一清早,就把這件大喜事告訴了我們的孩子,孩子也高興極了……毛主席的召見,對我們將永遠是最有力的鼓舞,最嚴格的督促。”查到了1981年她同香港《大公報》記者倪振良五次長時間敘談中關于1957年7月7日晚毛澤東座談會的相關內容,包括毛同她、她同阿丹的對話。特別是在根本沒有人施壓的情況下,回到家后,黃宗英冒著7月酷暑揮汗如雨連夜趕寫緊跟的表態文章,以及夫婦二人以毛澤東接見為榮,倍感振奮相互勉勵,乃至已入黨一年多的黃宗英極力督促丈夫趙丹加快加入中國共產黨步伐的一系列激動幸福的言行舉止。這就從根本上攻破了所謂她在會上聽了“毛羅對話”后“嚇得肚里娃娃兒險些蹦出來”,以及為保胎“我請假休息了三四天”的謊言。這可以從她出席毛澤東接見第三天參加《文匯報》座談會侃侃而談同毛澤東會面的幸福感受,以及發表在五天后,亦即1957年7月12日《文匯報》上的那篇感恩表態發言中得到確鑿無誤的印證。而且20世紀80年代并沒有哪個人向她施加壓力,純系她為了配合撰寫《趙丹傳》、《黃宗英傳》而放開談的。5.黃宗英在其文中捏造了所謂“毛羅對話”的內容,我從有關人員的回憶中獲得了毛澤東與羅稷南的真實對話,包括毛澤東代表中共感謝羅稷南翻譯出版了弗.梅林的《馬克思傳》的第一個中文版本。6.據一位現場親歷者講,確實談到了魯迅——也確實是由羅稷南說起。毛除了重申四個月前他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四次有關魯迅、魯迅雜文的認識與論述,他的原話是:“依我看,魯迅的性格,即使住進了班房他還是要說,要寫的……”
而且,更加令人難以理喻的是,被“親聆者”黃宗英對外信誓旦旦宣稱的“完全一致”,在僅相隔一天刊出的《南方周末》與《文匯讀書周報》所刊同一標題同一內容的《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的“紀實”中,對于同一件事情同一場景的描述,竟然出現了二十來處的不同文字描述,包括那些由她本人加了引號的對話內容,也是如此。
由于我從沒享受過任何經費,這近七年尋訪“毛羅對話”真相的調查考證我共耗去了5萬元,全是從我的工資及退休金中擠出的。每次去上海都是當天往返,而去北京則都住地下室,但這也有一大好處:我是獨立完成這個調查的,不聽命于哪一級組織或派別,因而有一定的公信力和權威度。我的態度和立場是,無論是誰,無論是在什么時候,對歷史進行歪曲或制造莫須有,我就會不惜一切代價,盡最大努力,弄個水落石出,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我認為,無論是對人還是對歷史,都要力求一個實事求是。今天我們對蔣介石還贊賞、肯定他到臺灣后一直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對毛澤東更應當實事求是了,他沒有做過的事沒有說過的話,決不能因為他發動反右和開展“文化大革命”,犯了“天大的錯誤”,就否定他的一切,往他身上潑莫須有的污水,決不能!搞清“毛羅對話”真相,就是為歷史做一份真實的證詞,向歷史虛無主義和另一種錯誤傾向以及學術不端,大聲地說一個“不”字!
我在“文革”中不止一次受到磨難,頭一次是在初期,因對毛澤東的“支左”(認為毛的“支左”一說客觀上挑起了新的派性;而且,毛的關于“人民解放軍要積極支持廣大左派群眾”的指示,與他的另一個“兩派群眾組織都是革命的群眾組織”的指示是自相矛盾的)和江青的“文攻武衛”發表異議而成了“516”一類的嫌疑。另一次是在“文革”末期,1976年清明節因“制造‘上海幫’謠言,分裂黨中央,為鄧小平翻案,與天安門‘暴徒’南北呼應”。但我還是要堅持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對待、認識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自從“毛羅對話”出籠后,為了歷史地看問題,我收集了自1937年10月毛澤東在陜北公學所作《論魯迅》演講直至1976年3月(逝世前半年)所有關于魯迅的論述,通讀了一遍《魯迅全集》,讀了弗.梅林的《馬克思傳》、《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學藝術》、《資本論》、《經濟政治學》、《共產黨宣言》,及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講話,在中國文聯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同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的講話全文等。配合對“毛羅對話”真實內容的調查,搞清楚了許多問題,也擦亮了眼睛。
1967年畢業分配時,我分配的地點是全校四個專業畢業生唯一最好的去處——天堂杭州。“516”嫌疑及母校所在地外調人員的頻頻光臨,我被迫離開了杭州,去了北大荒——烏蘇里江畔的一個還處于原始荒蠻地帶的小山村務農。正是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中造就了我的夢想(1976年的災難,又令我失去了即將調入上一級媒體的機會)。幾十年的時間過去了,我始終無怨無悔。因為我堅持的是真理,正義和光明的未來。而且,我也從來沒有動搖過對自己的祖國、民族、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及其偉大締造者的堅定信念。
今年1月21日,一個大雪紛飛的凌晨,一位為左聯研究奉獻了55個年華熱血的草根學者,因心、肝等臟器衰竭離開了人世,他叫姚辛,付出的代價比我還大,命運比我苦十倍。退休時工資僅數百元,死時也僅1200元左右,但他擁有《左聯詞典》、《左聯史》、《左聯畫傳》等250萬字著作。前年末他完成了40萬字的《左聯之鷹》,是描寫左聯解散后一些成員經歷的,我幫他同浙江省作協負責同志溝通了一下。就在他去世第三日,他最后這部書的出版扶助基金3萬元批下來了,不足部分,浙江作協負責人又一次慷慨允諾,由他們補齊。這幾天我一直在回憶與他的交往,看他的著作,想寫一些他的情況與成果。唯一遺憾的是,他生前一再央我設法解決中國作協會員的問題卻沒能如愿。我想他應當先加入浙江作協,有個依托才行(他是嘉興市的退休工人),結果帶著缺憾走了……這幾天包括春節我都在趕寫悼文,心中自是哀痛得很。
有兩則歷史簡短,過幾天一同發給你們。一個是1979年1月30日,斯諾夫人海倫將42年前不曾交給鄧小平的毛澤東親筆紙條,在鄧小平訪美時當面交予了鄧小平,被視為佳話。詳細情節,是2007年9月3日我出席在北大召開的海倫百年追思會上聽黃華夫人何理良講的。時何理良偕外交部長任上的丈夫黃華陪同鄧小平訪美,而為鄧小平訪美擔任翻譯的,則是現任外長楊潔篪,時為駐美大使館翻譯。另一個,新近才發現。胡秋原2004年5月逝世后,其女將一大批圖書資料分三次寄給了我,內中有不少珍貴史料。尤其是1977年,胡主掌的《中華雜志》與《聯合報》一起,沖決鐵幕,于臺灣“外交部” 的檔案中發現了一個重大秘密:于1945年同蘇聯簽訂的那個不平等條約案檔,凡蔣介石本人發給談判代表及外長王世杰的所有電報、信件、指令都沒有了,檔案中只有一個不平等條約和“由王部長取走”的紙條。這個發現意義十分重大,由于簽訂這個不平等條約,蔣介石不但受到了越來越多國人的責難,而且內心十分不安(已解密的蔣氏日記表明),尤其是“賣國”之嫌……這也就印證了第二輪談判前宋子文不擔“賣國分裂”罪名堅辭,改由王世杰任外長。上述,適合“漫畫”專欄(后一個,大陸迄今沒有刊過)。
再有一個文稿,去年早些時同你提及過,是關于魯迅對待彭柏山和楊邨人兩個“逃兵”(為免遭“AB團”之嫌殺戮,兩人先后逃離蘇區回到上海)截然不同態度的,現史料均已齊全,因去年過于忙乎“毛羅對話”延擱至今。
去年給你的那個《胡秋原與左聯》,主要是批評左聯關門主義,包括現在左聯研究仍存禁區的現實。近日在上海聽此書編委述說,對于我此文,編委會是一致同意收入紀念集(八十年)的,但在由出錢方的部門審視后給砍去了,理由很簡單:不是“主旋律”,要歌頌左聯而不是……可怕之極!
《追尋歷史的真實——毛澤東與魯迅》,約與3月上中旬正式出版。此書已于去年11月由中央文獻研究室審定。由于怕各個環節延擱(現在一本按規定報審的書,周期是一至三年),去年9月我攜書稿赴京(此前聽出版社說已報審二個月)。為此,中共中央文獻室會同新聞出版總署開辟了綠色通道,組成了一個專門的審讀小組,不足兩個月審畢,僅改動80余錯別字及病句,沒有史實、情節出入,辦成了鐵案,也趕在了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前出版。而且,此書稿進行了出版史上創紀錄的九校。本書共分兩大部分:一是針對“毛羅對話”的調查考證及辯誣,約八萬字,題為《追蹤“毛羅對話”的歷史真相》;二是紀實《毛澤東與魯迅》,完整地記錄了自1936年—1976年四十年間毛澤東與魯迅心相通的這一心路歷程,計十七萬字,有大量史料作證,也有過去歲月中多位30年代前輩同我敘說印證的內容。書出版后,我會寄給你的,如開研討會,也想邀請你出席。
我迄今沒有學會電腦打字,都是找的打印社。
此致
敬禮!
201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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