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論戰（上）

甄巖

    自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中蘇兩黨開始了新的一輪大論戰。中蘇新的一輪大論戰爆發之前的歷史背景：由于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破壞，使我國在西北、西部邊界地區出現緊張局勢，以及盤踞在臺灣的蔣介石反動集團也蠢蠢欲動。

    （一）中蘇關系，從1962年開始，由于蘇方的破壞，使基本平穩的關系，漸趨惡化。毛主席黨中央為平息這一事件，采取一系列措施。這是中蘇論戰爆發之前的歷史背景之一。

1.1962年2月22日，蘇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給中共加了三條罪名：其一，支持阿爾巴尼亞的“反列寧主義行為”；其二，在國際民主組織會議上采取了所謂“特殊立場”；其三，在國際共運中實行所謂“獨特路線”。

2.三月中旬，毛澤東聽取劉、周、鄧匯報政治局常委會議情況，并研究給蘇共中央復信。3月29日至4月3日，毛澤東多次在北京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復信稿。7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復信。復信的中心內容是，為了團結就需要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開會。信中建議再次召開世界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來解決蘇共中央來信中提出的問題。我們的出發點是，要開，就必須開好。所謂開好，就是團結起來。

3.此時的中蘇關系，因為蘇方破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2年初開始，地處中蘇邊境的新疆伊寧、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現了少量居民越境前往蘇聯的情況。由于蘇聯政府的卷入，從3月中旬至5月，逐漸發展成為大量居民成群結隊越境前往蘇聯的嚴重事件。越境居民累計達到6萬余人。特別是在伊寧市，還演變成少數反革命分子操縱沖擊自治州政府機關、搶劫州政府檔案的暴力事件。有確鑿證據表明，蘇聯駐烏魯木齊總領事館和駐伊寧領事館等機構卷入了這一事件；蘇聯邊防部隊還為中國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4.毛主席黨中央為平息這一事件，采取一系列措施。

這一事件，既涉及民族政策，又涉及中蘇國家關系，處理起來比較復雜。這時，毛主席看到中央統戰部報來的一個材料，反映賽福鼎同志對解決這一問題的意見。賽福鼎表示，必要時可派他回新疆工作，對處理這個問題會有幫助。4月27日，毛主席批示周恩來：“賽福鼎是否回去工作為宜，請酌定。”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86）

隨后，周恩來同賽福鼎談話，就如何處理這一事件做了明確指示；賽福鼎緊急趕赴新疆，協助中央處理這一事件。

中共中央發出一系列文件，迅速平息這一事件。5月中旬，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處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來人員的指示》、《關于封鎖新疆地區中蘇邊境問題的規定》等文件。6月底又發布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委員會命令》和關于向群眾解釋這個命令的宣傳要點。邊民越境外流事件發生后，中國方面查封了參與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區的一些蘇聯“僑民協會”。蘇聯方面關閉了蘇聯駐烏魯木齊總領事館和駐伊寧領事館。這一事件迅速平息。

5.這一事件，使得毛澤東得出了一個新的認識：由于修正主義者搞顛覆活動，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兄弟國家之間的關系發生了一個性質上的變化。北戴河會議期間，8月3日，毛主席在聽取西北地區負責人的匯報時，明確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險來自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新疆斗爭的主要方面是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毛澤東同中共西北地區負責人談話摘要，1962年8月3日）

（二）中蘇論戰歷史背景之二：中印邊界問題。由于印度尼赫魯反動派的破壞和搗亂，發展到武裝沖突，我被迫實行自衛反擊。

1.1962年初起，印度當局在中印邊境加緊推行“前進政策”，不斷蠶食中國領土。印度反動派向中國境內縱深進逼，在中印邊境西段更為突出。到7月，印度在中印邊界西段中國境內加緊增設據點，侵占中國領土。印軍有些據點干脆設在中國邊防哨所之間甚至側后，與中國邊防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錯的局面，沖突一觸即發。

2.毛主席黨中央判斷中印邊界特別是西段邊界將是一個犬牙交錯、長期武裝共處的局面，要使外交斗爭同軍事斗爭相配合，軍事斗爭服從外交斗爭。

1962年2月26日、3月22日，中國政府兩次照會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方面用片面行動來改變中印邊界現狀的做法是危險的，表示“就中國方面來說，談判之門總是開著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決邊界問題的途徑上來。（1962年4月14日《人民日報》）4月12日，中國外交部就印軍在中國境內占地設點等問題向印度政府提出嚴正抗議，指出：“中國政府有理由認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國領土的活動是它蓄意在這一地段破壞邊界現狀的信號。”4月30日，中國外交部再次照會印度政府，抗議印軍連續侵入中國新疆地區并設立軍事據點，進行挑釁活動，鄭重聲明：兩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單方面地停止向邊界自己這一邊的二十公里以內派出巡邏隊。在印軍步步侵占中國領土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已命令邊防部隊在印軍最近一再侵擾的地段恢復邊境巡邏。（1962年5月3日《人民日報》）5月11日，中國外交部向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出嚴正抗議，并重申：“如果印度方面不從中國領土上撤走侵略據點和入侵軍隊，并且繼續進行挑釁活動，中國邊防部隊將不得不實行自衛。” （1962年5月15日《人民日報》）

中國政府的這些外交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印度當局拒絕。他們反而錯誤地認為，通過這幾個月的蠶食行動，尼赫魯的“判斷和膽略已勝利地得到了證明，‘前進政策’的基本前提也從而得到了證實”。（【澳】馬克斯韋爾《印度對華戰爭》，P390）

到了6月，印軍在中印邊界西段繼續增兵，并擴大蠶食范圍。7月5日，印軍侵入加勒萬河谷地區。這一地區，是印度進入中國阿克賽欽地區的通道，戰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國外交部在7月8日向印度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印度政府在復照中拒不撤出侵入加勒萬河谷的印軍。隨后，中國邊防軍在這一地區同印軍展開了艱苦的反蠶食斗爭。

印軍入侵加勒萬河谷，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它證實了毛主席和中央軍委早在五月間作出的判斷，印方的主要企圖是逐步侵占阿克賽欽地區。

3.毛主席作出戰略決策。

7月7日和11日，周恩來接連聽取中印邊界情況匯報，11日向毛主席作了匯報。7月14日，中央軍委派總參作戰部負責人專程趕到新疆，向新疆軍區和西線邊防部隊傳達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關于在中印邊界西段開展反蠶食斗爭的指示，并具體指導這一斗爭。

毛澤東的意見是：印度在我境內設點，我們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現在還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進一步揭露尼赫魯的真面目；二是要爭取國際上正確認識中印邊境斗爭的是非問題。有些國家想利用我們國內存在暫時困難的機會，推我們上陣，整我們一下，但我們不上他們的圈套。我們現在堅持不打第一槍。我們的方針是八個字：“決不退讓，避免流血。”緊接著，毛澤東又補充了八個字：“武裝共處，犬牙交錯。”（轉引自《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P143）在毛主席上述意見的基礎上，中央軍委和總參謀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針”，即“決不退讓，力爭避免流血；犬牙交錯，長期武裝共處”的反蠶食斗爭的總方針。（中央軍委的工作報告，1962年8月10日）

就是在中印邊界雙方緊張對峙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仍然沒有放棄通過和平談判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努力。在同毛主席商量后，周恩來7月23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同梅農繼續會談中印邊界問題的指示，發給正在率代表團出席解決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的陳毅等。指示陳毅利用這次日內瓦會議的機會，約見印度國防部長梅農，向他說明中國政府歷來主張和平談判解決邊界問題，并商談恢復談判的有關事宜。（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與梅農繼續會談中印邊界問題給陳毅并代表團的指示，1962年7月23日）

但是，中國政府一切和平解決邊界沖突的努力，絲毫沒有收到效果。后來，印度軍隊終于在中印邊界的東段和西段同時發動大規模進犯，中國軍隊不得不實行自衛反擊。

4.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

中印邊界沖突，從這年8月以來，中印邊境緊張局勢逐步發展。為了緩和緊張局勢，避免沖突，中國政府再三提議兩國盡快討論中印邊界問題，卻遭到印方拒絕。1962年10月17日，印軍在中印邊境東段和西段同時向中方進行猛烈炮擊。

10月17日，毛主席主持召集會議，決定進行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當天，中央軍委下達《殲滅入侵印軍的作戰命令》。毛主席后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回顧下決心進行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過程時說：“開頭你們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邊加勒萬河那一次，總理、少奇、小平、羅瑞卿同志，實在要打，說不得了，欺負得我們厲害呀，我說，就讓他欺負，無論如何不要打。后頭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們三年嘛。你看嘛，從一九五九年開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四個年頭了，我們才還手嘛。”（張國華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報告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東線情況時毛澤東的插話記錄，1963年2月19日）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第一階段。10月20日晨，中國邊防軍在中印邊境東、西兩段開始進行自衛還擊。從10月20日到29日，東段收復了克節朗河以南、達旺河以北、不丹以東的全部領土；西段清除了加勒萬河谷和新疆阿克賽欽地區部分入侵印軍。這是自衛反擊戰的第一階段。

在反擊戰開始后，中國政府仍然為和平解決爭端作最大的努力。10月24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建議雙方確認中印邊界問題必須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在和平解決以前，雙方尊重實際控制線（所說的“實際控制線”，是指1959年11月7日存在中印邊界全線的實際控制線。），并將武裝部隊從實際控制線各自后撤20公里；兩國總理應該再一次舉行會談。當天，印度政府發表聲明，拒絕了中方的建議。11月4日，周恩來總理再次寫信給尼赫魯總理，呼吁重開談判解決中印邊界問題。但印度不予置理，并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進行軍事動員。11月14日至16日，又一次向中國軍隊發起猛烈進攻。

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第二階段。從11月16日起到21日結束，中國邊防軍在東段推進到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傳統習慣線附近，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賽欽地區的全部印軍據點。

11月19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住處兩次召集周恩來等開會。隨后，周恩來和陳毅約見印度駐華臨時代辦班納吉，向他表示：中印兩國應該友好下去。我們應該向遠處看。我們是有信心的，我們將不喪失一線希望。周恩來還表示，可以去德里談判解決中印邊界問題。

5.毛主席作出重大戰略決策，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取得偉大勝利。19日下午，毛主席從當天的《參考資料》上看到，印度總理和總統在18日的講話中都說希望通過和平談判解決中印邊界沖突。他當即批示：“突然大談和平解決。送總理閱。請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領導人過去幾天，是否有過十八日這種論調。”他抓住這一契機，作出了一項沒有先例的大膽決策：中國邊防部隊在自衛反擊戰取得勝利的情況下，主動實行全線停火，并主動后撤。

11月20日，毛澤東和周恩來等研究決定，先走一步，主動采取積極的步驟，扭轉中印邊境的緊張局勢。

11月21日零時，中國政府發表聲明，鄭重宣布：（一）從本聲明發表之次日，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時起，中國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全線停火。（二）從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國邊防部隊將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雙方之間的實際控制線，后撤二十公里。（三）為了保證中印邊境地區人民的正常往來，防止破壞分子的活動和維護邊境的秩序，中國將在實際控制線本側的若干地點設立檢查站，在每一個檢查站配備一定數量的民警。還宣布：如果印軍繼續進攻，重新推進到實際控制線或越過實際控制線，中國保留進行自衛還擊的權利，由此產生的一切嚴重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擔全部責任。（1962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

到第二年2月28日，中國邊防部隊完成了預定的后撤計劃。4月2日，又宣布釋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軍事人員，共計3213人。

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的我國政府的努力下，中印邊境局勢得到了控制，這對中印邊境局勢的長期穩定起了重要作用。

1962年發生的中印邊界沖突，是非曲直十分清楚。赫魯曉夫12月12日卻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對中國進行不公正的指責，實屬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分子的理屈詞窮、無理取鬧。但這的確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們掀起新一輪猖狂反華的信號。

（三）中蘇論戰爆發之前，歷史背景之三：毛主席黨中央領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做好充分準備，隨時迎擊蔣匪幫的竄犯。

1.在中國西部邊陲發生新疆問題和中印邊界反蠶食斗爭問題的同時，在臺灣的蔣介石也趁國內發生嚴重困難之機，蠢蠢欲動，叫囂“反攻大陸”，并作了部署。頓使東南沿海局勢緊張。

2.4月間，中央軍委就開始注意到蔣介石有派軍隊竄犯大陸的跡象。5月中旬，毛澤東提出要加強備戰。中共中央根據林彪關于東南沿海軍事準備問題的報告，6月10日，發出準備粉碎國民黨軍進犯東南沿海地區的指示。

3.6月8日，毛主席在杭州聽取楊成武、許世友匯報蔣介石最近可能在東南沿海進行軍事冒險的動向；并談了6月6日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情況。毛澤東對匯報表示滿意，說：“現在對于整個敵我情況，有了個清楚的概念。”他完全同意中央、中央軍委確定的各種方針和措施，說：“部署很好。完全是積極的方針。”對蔣介石能動員多少兵力“反攻大陸”，他估計：“敵人最多來十五萬人，再多也不可能。”他贊成對進犯之敵采取頂的方針。“必要時，可以把敵人進攻的作戰計劃公布。”關于軍工生產，毛澤東贊成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的方針，利用這個機會把軍工搞起來。對尖端武器的研究試制工作，仍應抓緊進行，不能放松或下馬。對于揭露蔣介石進犯東南沿海陰謀的新華社電訊稿，毛主席說，他還要看一看，時間還來得及。（毛澤東聽取楊成武、許世友匯報時的指示記錄，1962年6月8日）

6月11日，毛主席審閱修改電訊稿，加寫了一段話：“將匪軍多數人是被強迫來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黨是想到大陸來拼命的，或者是為了到大陸沿海地區進行搶劫，想發橫財的。因為臺灣人少，兵員不足，匪幫頭子們則想到大陸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壯年補充部隊。因此，全國軍民，特別是東南沿海各省及其縱深地區的軍民，必須提高警惕，從各方面做好充分的準備，以便隨時迎擊蔣匪幫的竄犯。”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101）隨后，他要秘書林克轉告劉少奇召集常委及彭真、羅瑞卿、蕭華、陸定一、吳冷西開會通讀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18日，他為中央起草了在內部印發這個電訊稿的指示，要求各地黨委根據這個電訊稿“在干部及人民群眾中用口頭講明，使人民普遍有所準備。”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102）

4.在進行思想動員、輿論準備的同時，毛主席指示中央軍委認真做好必要的防范準備。中央軍委采取了一系列緊急措施。

6月24日，《人民日報》以《全國軍民要提高警惕準備粉碎蔣匪幫軍事冒險》為題，發表了毛澤東審閱定稿的新華社電訊稿，揭露蔣介石“反攻大陸”的陰謀。這篇電訊稿立即引起國際輿論的關注，連美國人也感到蔣介石底氣不足，連忙向蔣施加壓力，勸阻他放棄所謂的“反攻大陸”計劃。6月27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就臺灣海峽局勢發表聲明，表示不支持蔣介石進攻中國大陸。

后來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周恩來對毛主席這一段時間關于國際戰略的考慮，作過回顧。他說：“在這個問題上，生動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國內外形勢中的主要矛盾。當時的形勢是：西北邊境上，有蘇聯修正主義者在新疆的少數民族中進行顛覆活動，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蘇聯去；在西南的邊境上，有尼赫魯挑起的中印邊境沖突。那時候，我們很多同志都很注意這兩方面的問題。從社會主義陣營的內部關系來說，從我國同民族獨立國家的關系來說，這兩個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從全盤的國際關系來說，我們同美帝國主義之間的斗爭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說，更重要的還是要抓住美蔣竄犯大陸的陰謀，加以揭露，進行動員，這就有可能推遲或者制止他們的陰謀。毛主席抓住了這個中心環節，就調動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樣，一個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當然是把軍隊動員了，軍事工業動員了。然后，我們的干部、基本群眾，動員起來了。最后，六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新華社公開揭露美蔣陰謀。這一來，全世界都被調動了。首先是臺灣，到處來打聽消息，英國是不是牽線呀？中美是不是妥協呀？中蘇關系如何呀？緊張得很。美蔣矛盾尖銳了。接著，肯尼迪在六月二十七日就發表聲明，說他不支持進犯大陸。實際上，早在二十三日的華沙中美兩國大使會談中，美國人就作了保證。英國跟著說，它不參加臺灣海峽的戰斗。法國也說，這對它沒有任何義務。甚至連日本也出來說，這件事是對東亞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魯曉夫，他摸準了，得到了美國的內部通知了，才在七月三日來一個馬后炮，廉價的保證。雖然他的保證是被迫的，裝樣子的，假的，但也有一點表面價值，至少叫群眾看到不能反對中國。美蔣的陰謀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責美蔣。”“總之，敵、我、友這三方面在這個斗爭中都調動起來了。”（周恩來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記錄，1962年9月26日）

綜上所述，我們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在領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處理和解決中蘇、中印邊界沖突和準備蔣介石竄犯大陸的斗爭中，既表現出多么偉大而寬廣的胸懷，又表現出多么高超的斗爭藝術和戰略戰術原則，堪稱古今中外戰爭史上的光輝范例。

（四）中蘇論戰爆發之前，歷史背景之四：中蘇矛盾和分歧進一步發展。

中蘇關系，由于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破壞和搗亂，其矛盾和分歧，到1962年底，發展到一觸即發的地步。

1.1962年10月，加勒比海危機。

所謂美蘇加勒比海危機，就是1962年上半年美國積極準備入侵古巴，肯尼迪政府準備發動一場入侵古巴的戰爭，推翻卡斯特羅政府。此時，蘇聯表示支持古巴。但是，在6月左右，赫魯曉夫竟然把中程核導彈和能夠攜帶原子彈的蘇伊爾-28轟炸機，秘密運進了古巴。

這一冒險行動雖然十分機密，仍然被美國情報偵察到。美國在八月間，開始發覺跡象；到九月初，肯尼迪發表聲明，警告蘇聯不能在古巴設置核導彈武器。9月11日，蘇聯塔斯社受權聲明，否認企圖在古巴設立導彈基地。

10月16日，美國的U-2高空偵察機發現蘇聯在古巴裝配伊爾-28轟炸機。此時，美國總統肯尼迪一面派他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去見蘇外長葛羅米柯；一面下令國務院、國防部、國家安全顧問和他的白宮班子緊急討論應急方案。討論中，有三種方案：一有人主張馬上轟炸在古巴的蘇聯導彈基地；二有人主張馬上在古巴登陸；三也有人主張實行海上封鎖。肯尼迪決定采納海上封鎖方案。

10月22日，肯尼迪發表電視講話，宣布因蘇聯在古巴建造導彈基地、裝配攜帶核武器的轟炸機。為此他下令，對離古巴500英里的范圍內，實行海上封鎖。

同時，肯尼迪給赫魯曉夫寫了一封親筆信，要他澄清此事，要他停止在古巴搞導彈基地。赫魯曉夫在第二天（23日）的回信中，矢口否認在古巴建立導彈基地；而且宣稱蘇聯不遵守美國的封鎖，認為這是海盜行為。這樣一來，形勢更加劍拔弩張。肯尼迪又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之后決定：如果發現蘇聯船只進入封鎖區，美國軍艦將加以攔截，并上船檢查。

肯尼迪政府很快得到情報，說有21艘蘇聯船正向古巴方向行駛。這時白宮的氣氛非常緊張。開會的時候肯尼迪一言不發，拉長了臉，臉色慘白。據他的弟弟羅伯特.肯尼迪回憶這段情況時說，當時好像地球停止了轉動。大家就這樣緊張地等著蘇聯的船究竟是不是要越過封鎖線，如果越過這個封鎖線，美國海軍就要登船檢查，這就可能發生軍事沖突以至爆發核戰爭。肯尼迪下令：所有美國部隊進入戒備狀態，B-29飛機攜帶空對地核導彈升空盤旋警戒。同時還有20個中隊的空降部隊整裝待發，準備襲擊正在古巴修建的導彈發射場。可是最后傳來消息說，蘇聯的船只駛到警戒線的地方就停了下來，隨后就掉頭回去了。肯尼迪的弟弟事后說，地球好像一度停止不動了，現在又開始轉動起來了，參加白宮會議的人這才松了一口氣。

之后，隔了一天，美國發現古巴的導彈基地還在繼續建造。肯尼迪又給赫魯曉夫寫了一封信，再次重申美國的立場，要求赫魯曉夫把導彈撤出古巴。

肯尼迪政府雖然實行海上封鎖，但美國軍艦并沒有檢查過往的所有船只，只選擇了一艘蘇聯向巴拿馬租用的客輪，檢查以后就放行了。據羅伯特.肯尼迪講，當時考慮檢查客輪的時候，一方面是不要把蘇聯逼到墻角，留有回旋余地；另一方面是給赫魯曉夫一個警告，要他不要繼續把導彈核武器運進古巴。

赫魯曉夫在古巴建造導彈基地，這本身就是十足的冒險主義。因為美國政府絕不會容許別人在它的臥榻之側放置核武器。蘇聯已有遠程的洲際導彈，何必要在離美國這么近的古巴設置導彈基地呢？可見，赫魯曉夫真是愚蠢之極！

赫魯曉夫這個人骨子里并不硬，他骨子里害怕美帝國主義。所以在肯尼迪政府采取封鎖措施之后，他就軟下來了。他在26日晚上給肯尼迪寫了一封復信，說美國的封鎖已經毫無意義，導彈已經在古巴了。因此他建議：一、蘇聯不再向古巴運進核武器，已經在古巴的導彈撤除或者銷毀；二、作為交換條件，美國解除封鎖，并且保證不入侵古巴。

10月27日，美國一架U-2飛機在古巴被擊落，白宮會議決定轟炸古巴導彈基地，整個白宮空氣緊張到極點。后來肯尼迪又不贊成，最后決定向赫魯曉夫提出建議：赫魯曉夫下令撤出在古巴的導彈，并在撤出時接受美國軍艦的檢查，并且同意美國對古巴實行國際監察（這是公然侵犯古巴主權）。

這樣，加勒比海危機以赫魯曉夫的完全屈服而結束。

羅伯特.肯尼迪后來寫了一本叫《十三天》的書，主要是回憶10月16日到10月28日這十三天的情況。他記錄當時情況說，10月27日白宮開會時空氣緊張到極點，所有參加會議的人終生難忘。從此可以看出，美國政府實際上也是很心虛的。赫魯曉夫先不該冒然把核導彈武器運進古巴，后來也不應該采取完全屈從美國的做法，表現了十足的投降主義。

2.赫魯曉夫惱羞成怒，把一切怒氣發泄到中國的頭上。

我國政府在加勒比海危機事件中，曾于10月25日、30日兩次發表聲明，支持古巴反對美國入侵，也支持蘇聯反對美國入侵古巴的立場。當然，我們并沒有說我們支持赫魯曉夫把導彈運到古巴去，也沒有反對他把導彈撤出古巴。我們反對的是蘇聯在美國的要挾面前驚慌失措，放棄維護古巴政府的主權，也反對美國要求對古巴實行國際監察，侵犯古巴主權。

赫魯曉夫在加勒比海危機中，受到了美國公開的羞辱，在全世界面前大丟面子。他對我們堅決支持古巴的立場，對我們反對肯尼迪提出而經他同意的對古巴進行國際監察的侵犯古巴主權的行為，惱羞成怒。于是從這個時候起，赫魯曉夫發動了新一輪的反華浪潮。他在12月12日的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的講話中，不僅為他在加勒比海危機中的做法辯解，不指名地攻擊中國，而且在談到中印邊界沖突時，一反他在十月間曾經贊成中國反擊印度的立場，公開攻擊中國自衛反擊并在反擊后主動后撤。他這樣翻臉攻擊中國，不但因為這時加勒比海危機已經過去，他不再需要中國支持，而且因為他在加勒比海危機中大丟面子，羞惱非常，遷怒于中國。赫魯曉夫這次講話，是他發動新的反華浪潮的信號。

（五）赫魯曉夫挑起新的中蘇論戰。

1962年冬，在赫魯曉夫的操縱下，歐洲一些共產黨相繼召開代表大會，向中共代表團發起圍攻。主要有保加利亞黨、匈牙利黨、捷克斯洛伐克黨的代表大會，而且攻擊的調門越來越高，使之卷入的兄弟黨也越來越多。

1.毛主席黨中央決定發表一系列答辯文章進行反擊。

第一篇答辯文章，是12月15日發表的《人民日報》社論《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這篇社論原先的標題是“堅持真理、弄清是非，團結對敵”。毛主席看了，覺得不夠響亮，便重新擬了這個標題。毛主席是12月14日凌晨修改這篇社論的，當時他正在杭州。他在給鄧小平的批語中說：“此文已閱，認為寫得很好，有必要發表這類文章。”“又，題目似宜改一下，更為概括和響亮些，請酌定。”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223）

從這篇社論起，中國共產黨抓住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共同對敵的旗幟，對各種攻擊進行有節制的反擊。

12月初，意大利共產黨舉行代表大會，中共代表團出席。12月2日，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在總報告里點名攻擊中國共產黨。我黨決定給予還擊。

12月4日，在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小平傳達了毛澤東12月2日下午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作出的一些決定。他在傳達中說：“意共的會，原以為問題不多，現在看問題很多。匈牙利黨代會就有邀請南斯拉夫的跡象。意大利帶頭邀請南共，又指名攻擊中國，陶里亞蒂的報告就攻擊，不只阿黨問題，還有紙老虎問題、戰爭與和平問題。這就確定，他們公開批評我們，我們就可以批評他。這次本來批評他是機會主義，主席說大會致詞中不講，放在酒會致詞中去。”鄧在傳達中還說：“以后的斗爭怎么樣，要研究。現在看，今后的斗爭更加展開了。這就需要一系列的東西，也要有適當的刊物。寫文章的問題，每個問題寫一篇，要適合于外國人看。如什么叫冒險主義，現在必須回答。還有紙老虎問題，赫魯曉夫和陶里亞蒂都攻。主席說，可以就寫‘駁陶里亞蒂’。最近要組織一兩篇文章，同時要把陶里亞蒂攻擊我們的言論摘登出來。”（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記錄，1962年12月4日）

2.毛主席面對敵人的挑戰，總是敢于斗爭、敢于勝利，并且又善于斗爭、善于勝利。

面對蘇共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及其操縱下的一些國家共產黨的圍攻，毛澤東更加表現出他的大無畏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英雄氣魄和膽略。他在12月22日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寧反對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斗爭》的材料批給柯慶施，讓他印發參加華東局會議的各同志，“大家都一、二遍，并討論兩天”。還在最后一頁上寫下了清代詩人嚴遂成的詩作《三垂岡》，并指出這是“詠后唐李克用和其兒子后唐莊宗李存勖的詩”。

    英雄立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難扶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

風云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老淚多。

蕭颯三垂岡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這首詩是毛主席默寫的，只錯了三個字：第四句中的“猶”應為“且”；第七句中的“颯”應為“瑟”，“下”應為“畔”。

12月26日，是毛主席69歲生日。他在這一天寫下了《七律.冬云》

    雪壓冬云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

    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

    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

    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

這首詩在剛寫時，毛主席把第三句寫成“高天滾滾寒流泄”，后發表時，改成“高天滾滾寒流急”。

請看：毛主席面對帝修反，特別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巨大壓力“滾滾寒流”、“微微暖氣”，他那種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和壯志豪情，在詩作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獨有英雄驅虎豹，更無豪杰怕熊羆”；他那種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梅花歡喜漫天雪，凍死蒼蠅未足奇”，更是多么鼓舞人心，給人以無窮的革命精神力量。這是詩真是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樂觀主義的完美結合，又是革命浪漫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的高度統一的頌歌！

毛主席親自審閱發表第二、第三篇答辯文章。12月29日，鄧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報》社論搞《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送毛主席審定。毛主席收到社論搞，連夜看完，30日凌晨2時寫批語給鄧小平，說：“文章已看過，寫得很好，題目也是適當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廣播，明日見報。”這是第二篇答辯文章。《紅旗》雜志也在1963年第一期刊登長篇社論《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這是經毛主席親自審定和發表的第三篇答辯文章。

這兩篇社論，各有側重。前一篇，著重批駁陶里亞蒂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錯誤觀點，包括戰爭與和平、對核武器和核戰爭的態度、“紙老虎”論斷、和平共處以及陶里亞蒂主張的“結構改革論”等。后一篇，著重從正面論述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區別。其中包括關于時代的看法，關于兩大陣營和平共處的問題，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關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是否過時等。這兩篇合在一起，都是對在歐洲幾個共產黨代表大會上跟著赫魯曉夫的指揮棒轉對我黨進行攻擊的反擊。這些文章保留了一個最大的余地，就是對蘇共和赫魯曉夫沒有點名。

毛澤東1963年1月6日下午，在杭州會見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袴田里見一行時，談話中曾講到：“有些黨依靠壓力過日子，還搞收買、顛覆，強加于人，不讓各國黨有自己的獨立思考，不讓各國黨自己制定自己的路線。”在談到當前的論戰時，他說：“這一法寶是從意大利取來的。我們現在得到一種機會，可以公開地批評意大利共產黨的‘結構改革論’。意共把結構改革說成是共產主義的一般方向。我們并非干涉內政，但由于意共說是一般方向，同時又公開攻擊中國共產黨。如果他不公開攻擊，我們就不好公開回答。現在就非公開回答不可。”還說：“陶里亞蒂也作了一些好事。”（毛澤東同袴田里見等談話記錄，1963年1月6日）

毛主席在離開杭州之前，1月8日，作了一首大氣磅礴的詞《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郭沫若的詞發表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報》）：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凄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夸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  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一月九日，他又將這首詞書贈周恩來。

毛主席對自己的詩詞要求非常嚴格。在他生前，幾乎沒有一首是不經過他修改（有的經過多次修改）就公開發表的。這首詞也不例外。發表時，將原詞中“欲學鯤鵬無大翼”改為“螞蟻緣槐夸大國”；將“千萬事”改為“多少事”；將“革命精神翻四海”改為“四海翻騰云水怒”；將“工農踴躍抽長戟”改為“五洲震蕩風雷激”。題目改為《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

詩言志。這是毛澤東用詩詞抒發他面對帝修反的強大壓力下的大無畏革命氣魄和壯志豪情。正如陳晉在講解毛主席的詩詞時所說的，毛主席越是在壓力大、處境險惡時，越是詩興大發。的確如此，在長征中，面對強大敵人的圍追堵截，面對黨內錯誤路線排斥和打擊，他的詩作最多；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前后，面對國際上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巨大壓力和國內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干擾和破壞，他絕不向惡勢力低頭，他蔑視一切鬼蜮蛇蝎和魑魅魍魎，這時他的詩興勃發，詩作最多。這前后還不到半個月，就連續發表了兩首大氣磅礴、膾炙人口的千古絕唱，真是令人驚嘆不已！

（六）蘇共對中共的攻擊繼續升溫。毛澤東約見蘇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理直氣壯地批評蘇共中央。

1.蘇共對中共的攻擊繼續升溫。1月7日，蘇聯《真理報》發表長篇文章《為和平和社會主義的勝利加強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隨后，在1月15日至21日召開的德國統一社會黨第六次黨代會上，赫魯曉夫第一次公開指名批評中國共產黨，同時又提出停止公開論戰，實際上是要阻止中共繼續反駁和批評他。

針對赫魯曉夫和蘇共的假團結、真分裂陰謀，黨中央決定發表了第四篇答辯文章，就是1月27日《人民日報》社論《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

當時還在武漢的毛澤東，審閱了這篇社論搞，認為寫得很好，可以發表。

這篇社論點出了一個重要的原則問題，就是：要什么樣的團結？在什么基礎上團結？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基礎上的團結，還是在別的綱領（指赫魯曉夫在蘇共22大上公布的修正主義綱領）基礎上的團結？并且指出，公開論戰是從蘇共22大開始的。

2.毛主席約見蘇駐華大使，理直氣壯地批評蘇共中央。

毛主席很重視蘇共中央2月21日來信（蘇共在信中表示要停止論戰，舉行中蘇兩黨會談，為召開新的兄弟黨國際會議作準備。）。23日晚，毛主席為了黨的事業，帶病在臥室（因為最近幾個月毛主席很勞累，患了感冒，還未好）召開常委會議研究蘇共來信。之后約見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

毛主席說：我剛剛看了你們中央給我們的信，就是昨天晚上8點鐘交給我們的。我們歡迎這封信，這封信的態度好，我們贊成。雖然有些地方我還有些意見，基本的態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態度。

針對蘇共中央信中關于停止攻擊的解釋，毛澤東質問：誰首先攻擊？誰發動了40幾個黨攻擊我們？誰首先在一個黨的代表大會上攻擊另外一個黨？他說：“我們首先提議不要公開爭論，就是他（指在座的周恩來）在蘇共二十二大上提出來的。我們去年四月七日回你們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又提議要停止公開攻擊，并且建議為開會創造良好氣氛。但是，在你們這封來信里面，只講到你們五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開爭論、建議開會的發明權只是屬于莫斯科，北京一點份也沒有。其實中蘇兩黨的發明權都只有那么一點，首先發明的還是印尼、越南、新西蘭的黨。”毛澤東說：“一連五個黨的代表大會公開攻擊中國，就是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東德，有幾十個國家的黨向我們公開指名攻擊。這很好！把問題擺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產黨人面前，也擺在全世界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面前。我們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是在你們四十三國共產黨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議我們的文章在你們的報紙上發表，在四十三國的報紙上發表，學我們的辦法，然后你們批評，索性展開論戰。索性展開有什么要緊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來？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長了？我看天也不會塌下來，草木還照樣長，婦女照樣生孩子，河里的魚照樣游。”

毛主席說，過去你們說公開論戰很有必要，現在你們來信說公開論戰有很多害處，根本不提你們過去所講的很有必要。在這封信里，你們說意見分歧不要人為地把它夸大，不要發展成為深刻的沖突。你們這個意思我也贊成。但是是誰人為地夸大呢？是你們嘛！是你們造了很多謠言嘛，說毛澤東不行了，不能工作了，沒有用了，老了，要死了。你看，我今天在床上接見你，大概是快要死了。你們說中國有個人崇拜，崇拜我這個老而不死的人。你看，是誰人為地夸大呢？是誰引起深刻的沖突呢？這是我發點牢騷。我總的還是歡迎你們這封信，但是你們也應該允許我稍微發一點牢騷吧。你們過去罵了這么多，那不是人為地夸大嗎？有意造成深刻的沖突嗎？

關于舉行兩黨會談為兄弟黨國際會議作準備的問題，毛澤東說，這個我也贊成。但是你們在信中說你們早在去年5月已經提出這個問題，這就不符合事實了。其實，比你們來信早一個月，我們去年4月7日給你們的信里面就提出召開兄弟黨會議，并且提出為開好這個會議，要進行包括中蘇兩黨會談在內的一系列的準備工作。二你們去年五月的復信說什么呢？恰恰是拒絕了我們的建議，或者說是實際上拒絕了我們的建議。你們同時也拒絕了印尼黨、越南黨、新西蘭黨，以及英國黨、瑞典黨的關于召開兄弟黨會議的建議。

毛主席說，你們這次來信說，信中是面臨一個嚴重的時刻，是關系到我們今后是在一個隊伍里前進，還是陷入一場沉重的斗爭的問題，這取決于我們。你們信里的這句話我看也不錯。的確，我們中蘇兩黨是不是在一個隊伍里前進，現在倒成了問題了。像你們最近幾個月那樣搞下去，那我們互相之間就走不到一起，你們是制造分裂。五個黨的代表大會那樣跺腳、那樣起哄不讓我們代表把致詞念完，這叫什么？這叫民主嗎？還有你們的赫魯曉夫同志的兩篇講話，《真理報》的兩篇社論，都公開地攻擊我們，這能使我們走在一起嗎？你們批評我們，我們就得回答，但什么時候回答，回答哪些，這是我們的事情。最近我們留了一手，沒有直接回答你們赫魯曉夫那兩篇講話和《真理報》那兩篇社論。我們只回答了捷克黨、德國黨、意大利黨，還有法國黨。他們罵了我們那么多，但是我們每次只回答了一篇，不多也不少。當然，這是打筆墨官司。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君子動口不動手”。

毛主席還說，你們信里講，如果我們不克服分歧，子孫后代是不會饒恕我們的。這個話也對。但是我說，不要等到子孫后代饒恕我們了，現在廣大群眾已經不饒恕我們了。中蘇兩黨、兩國有什么仇，為什么這樣公開大吵特吵。既然有吵架的勇氣和力量，就應該有解決分歧、達成團結的勇氣和力量。鬧那么一陣該休息一下。

毛主席又說，你們來信講，這次來信再一次對停止公開論戰、召開兄弟黨會議加以肯定。這是文過飾非。去年初印尼人、新西蘭人就提出要開會，我們去年四月也贊成他們的建議。可是你們五月的信，表面看似乎贊成，但實際上是拒絕了。現在說“再一次肯定”，其實，肯定要開國際會議、停止公開論戰的是這封信，而不是去年五月的信。不過，這也好，我們還是歡迎這封信。所以我們一收到你們的來信，就把你這個大使找來談。

毛主席說，為了準備會議，我們政治局常委商量了，認為中蘇兩黨先要舉行會談，會談的時間、地點是不是可以在赫魯曉夫訪問柬埔寨之前或者之后路過北京的時候面談，如果這個做不到，那我們就派代表團到莫斯科去。這一點請你向赫魯曉夫報告，有什么決定快點通知我們。

毛主席又說，如果赫魯曉夫同志到北京來，就不能像1959年那樣子到北京來把我們罵一頓，說什么“不要用武力試驗資本主義的穩定性”啦，還說什么“公雞好斗”啦！請問，他的意思是不是說他自己是母雞，不好斗？毛主席說，如果真正想搞好關系、達成協議、停止公開論戰，那我們是歡迎他到這里來的。因為一直到現在，我、少奇同志、恩來同志、朱德同志，還有陳云同志和林彪同志更不要說了，他們兩個有病，我們都沒有一個人公開發表演講、公開在報紙上批評你們，沒有批評赫魯曉夫同志。所以赫魯曉夫到這里來，我們還是當面談好。至于要我本人到莫斯科去，我現在不準備去，我的身體衰弱，你們那里經常罵我，我還是隔遠一點好。與其送到你們那里去挨罵，不如避開一點好。不過，我聲明，我不是怕吵架的人，我1949年也跟斯大林吵過架，1958年也跟赫魯曉夫吵過架。

毛主席說：關于籌備各兄弟黨開會的方式，“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像一九六0年莫斯科會議那樣，兩黨會談各講各的，達不成協議再到二十六國兄弟黨起草委員會和八十一國兄弟黨國際會議上去爭論。另一種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會議那種方式，在中蘇兩黨會談中達成協議，用兩黨名義提交大會。我看還是一九五七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總而言之，最好要達成協議。”（毛澤東同契爾沃年科談話記錄，1963年2月23日）

毛主席這次跟契爾沃年科的談話，充分體現了常委會議的意圖，也生動地反映了毛主席的性格，這就是索性把問題捅開，談透徹，毫不隱瞞自己的意見，態度鮮明，有些問題提得也很尖銳，但總的來講是一種和解的態度。

（七）毛澤東感到最緊迫的是國內的反修防修。

1.黨中央于2月11日至28日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主要討論在城市開展“五反”運動和1963年的經濟計劃等問題，同時也討論了國際反修斗爭問題。

2.毛澤東主持2月25日大會，劉少奇在會上作關于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斗爭問題的長篇報告。在劉少奇作報告中間毛主席不斷插話：

劉少奇講到，蘇共中央2月21日來信態度和緩了。毛主席說，實際上是因為二十日看到我們發表了他們的幾篇東西。

劉少奇講到，現在修正主義不敢首先同中國分裂。毛主席說：我看中蘇長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蘇一破裂，美國就不同它和平共處了。那時我們再團結嘛。

劉少奇講到，反對修正主義關系到各國革命和人類命運。毛主席說：也關系到我們這個國家的命運。

劉少奇講到，不怕分裂。毛主席說，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贊成怕。

劉少奇講到，要從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在黨和國家的組織上，在軍隊的組織上，防止出修正主義。毛主席說：出不出修正主義，一種是可能，一種是不可能。從十中全會后，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依靠貧下中農，然后團結上中農，這就可以挖修正主義的根子。

 3.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了第五篇答辯文章，題目是《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2月27日，經過中央常委審閱、毛澤東親自審定發表的這篇文章，第一次公開指明中蘇兩黨的分歧是從蘇共20大開始。文章指出：“某些兄弟黨的同志，屢次企圖把一個黨的代表大會的決議置于各國兄弟黨的共同綱領莫斯科宣言之上，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分歧”。如果說，前面的四篇文章，還只是澄清或正面回答一些爭論問題；那么，這篇文章的發表，則把爭論的深度向前推進了一步，指出了這場爭論是由誰引起的，誰應對此負主要責任。

4.毛主席發表重要講話。

2月28日下午，毛主席在最后一天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他說：這次會從五號算起，開了24天。平行作業，小平、伯達、康生等同志，還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國際問題去了，我也卷到這里頭去了。國內問題，這一次我就沒有管。劉少奇同志是兩面都管。《分歧從何而來？》反響可大了。在北京的波蘭記者、奧地利記者、英國記者，開頭可緊張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氣，講他們國家的只有那么一點。又說：赫魯曉夫昨天晚上的講話，一個字也沒有罵我們。我們是二十三號和蘇聯大使談的。我看，他是看了我們跟蘇聯大使的那個談話了。

談到國內的反映時，毛主席說：我們的四篇文章，蘇聯又是四篇（赫魯曉夫兩篇，《真理報》社論兩篇），以及法國的、意大利的，在知識分子中可以試驗一下。據我看，大多數，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能接受我們的觀點的。有百分之幾，他們是反對我們的觀點而歡迎赫魯曉夫的。究竟百分之幾，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過百分之一、二、三、四、五。這證明我們這幾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績的。

毛主席說：現在形勢的確是好。我們還沒有回答，只是把赫魯曉夫他們的東西登出來，“游行示眾”，一連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號派人來的，摸不到底，不曉得我們要怎么搞。我們現在有個10萬字的東西，要從明天起開始登。還有答復美國共產黨的一篇。

最后，毛主席提出，還要把問題轉到國內的反修防修。（中央工作會議記錄，1963年2月28日）

（八）發表《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

3月1日至4日在《人民日報》上連載的《紅旗》雜志編輯部文章《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作為第六篇答辯文章。

1.毛主席對這篇文章極為重視，改了幾遍。他建議文章分四天連載，這樣可以讓大家有時間仔細閱讀。這篇文章，是這一時期連續發表的幾篇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也是毛澤東下功夫修改最多的一篇。

文章共八個部分，11萬字。2月3日最先送給毛主席看的是前三部分，文章題目是《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問題——評陶里亞蒂等同志的論點》。毛主席看過，把題目改為“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和我們的分歧——關于列寧主義在當代的若干重大問題”，并批示，要提一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發表的《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那篇文章，說明為什么要寫這篇文章。

毛主席修改引言部分時，在“他們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們挑起了公開爭論”一句之后，加寫了一段話：“我們有什么辦法呢？難道還能如過去那樣緘默不言嗎？難道‘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不行，不行，不行。我們一定要回答。他們迫的我們沒有別的路走”。（這段話寫得多好啊！真是痛快淋漓。至今已過去近50年，仍然使我回憶起當年閱讀這篇文章的情景，記憶猶新，歷歷在目。——筆者注）

2月14日，陳伯達把毛主席修改后的引言打出清樣再送毛主席。毛主席又在“這篇文章準備就陶里亞蒂等同志多年來發表的錯誤言論，更詳細地進行一次分析和批判”的后面加寫了一大段話：“作為我們對他們再一次攻擊的回答。待陶里亞蒂等同志看了我們這個回答以后，看一看他們表示什么態度——還要說我們‘往往缺乏明白的明確性’嗎？還要說我們‘十分抽象和概念化’、‘缺少實際感’嗎？還要說我們對意大利的情況和意共的工作‘沒有確切的了解’，對意共的立場是‘明顯的捏造’嗎？還要說我們是‘教條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用過激的革命巧語掩飾他們的機會主義’嗎？待我們看一看，那時再作適當的處理。總之，只許老爺開腔，不許小的吭氣，是不行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是不行的。從古以來也沒有這樣一條被公眾承認的不公平的法律。何況，我們共產黨人之間的分歧，只能采取擺事實說道理的態度，而斷斷不能采取奴隸主對待奴隸的態度。全世界無產者和共產黨人一定要團結起來，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只能在擺事實說道理的基礎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來有往的基礎上，只能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才能夠團結起來。如果只許奴隸主們向奴隸們揮舞指揮棒，口中念念有詞，說是‘團結，團結’，那其實說的是‘分裂，分裂’。天下的奴隸們是不能接受這種分裂主義的。我們要的是團結，堅決不允許一小撮人鬧分裂。”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248-249）

17日，陳伯達送來了第八部分（最后一部分）的初稿。毛主席又加寫了一大段話，著重剖析一種現象，就是給別人扣上“教條主義者”、“宗派主義者”、“分裂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帽子的人，卻懼怕別人的答辯文章，嚴密封鎖。毛主席的這段加寫的話是：“一種很有趣味的現象在國際共產主義的運動中普遍地出現了。什么現象呢？就是那些自稱手中握有全部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的英雄好漢們，卻十分害怕他們所使勁地斥責的所謂‘教條主義者’、‘宗派主義者’、‘分裂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們，為了答辯他們的攻擊所寫的文章。他們不敢在他們報紙、刊物上發表這些文章。他們膽小如鼠，害怕得要命，對我們的答辯文章，不敢讓自己國內的人民同它們見面，嚴密封鎖，水泄不通。甚至用強大的電臺干擾，不使人民聽到我們的廣播。可愛的掌握了全部真理的先生們，朋友們，同志們，你們既然肯定我們的文章是錯誤的，何不將這些錯誤文章通通發表出來，然后逐條予以批駁，以便在你們自己國內的人民中間能夠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們稱之為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邪魔外道呢？你們為什么不敢這樣做呢？為什么要封鎖得鐵桶一般呢？你們怕鬼。一個‘教條主義’亦即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巨大幽靈在全世界徘徊著，這個幽靈威脅著你們。你們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們，你們脫離群眾，所以你們害怕真理，害怕的情況達到那樣可笑的程度。先生們，朋友們，同志們，好樣的，站出來，在全國全世界人民面前公開辯論，雙方互登對方一切批評自己的文章。我們希望你們學習我們的榜樣，我們就是這樣做的。我們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載你們的東西。在登載你們一切痛罵我們的‘偉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條地或者扼要地駁斥你們，當作我們的回答。有時我們只登載你們的錯誤文章，我們一個字也不作回答，讓讀者們自己去思考。這難道還不算公平合理嗎？現代修正主義的老爺們，你們敢不敢這樣做呢？好樣的，就敢。心虧理怯，色厲內荏，表面上氣壯如牛，實際上膽小如鼠，那你們就不敢。我們斷定你們是不敢的。是不是這樣的呢？請回答吧。”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250-251）

過了一天，毛主席對第八部分又作了一次修改。他改用《共產黨宣言》結尾的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作為這部分的小標題。并以三句口號作為全文的結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一切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聯合起來！”“一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團結起來！”

2月20日，毛主席最后審閱了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語中，寫了少有的滿意評價：“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沒有遺憾了。”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251-252）

2.《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的文章梗概。

《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這一長篇文章，是自1960年4月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以來，最為系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理論文章，全面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在那個時期對時代主題和國際局勢的基本觀點，以及對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些重大理論問題的基本觀點。名義上是批駁陶里亞蒂，鋒芒所向實際上是對著赫魯曉夫等人。

文章一共闡述了七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這一次各國共產黨人大爭論的性質是什么”？文章認為：目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正在理論問題、根本路線問題和政策問題上展開一場大規模的論戰。論戰中的思潮，歸根到底，一種是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潮，一種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潮。當前這場爭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同現代修正主義者的國際規模的論戰。

第二個問題是關于當代世界的矛盾。文章重申了毛主席在1946年同美國記者斯特朗談話中提出的“中間地帶”理論，列舉了16年來世界形勢的重要變化，指出：“美帝國主義者的奴役政策同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矛盾，美帝國主義者向全世界的擴張政策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矛盾的焦點。這種矛盾，特別表現為美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同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之間的矛盾，表現為新老殖民主義者之間爭奪這些地區的矛盾。”

第三個問題是關于戰爭與和平。文章重申列寧關于戰爭與和平的基本原理和“戰爭是政治的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的論斷，提出：“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主張依靠社會主義國家力量的團結和發展，依靠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斗爭，依靠國際無產階級的斗爭，依靠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斗爭，來保衛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戰爭。”

第四個問題是關于國家與革命。文章重申馬克思恩格斯根據1848年到1851年經驗和1871年巴黎公社經驗總結出來的關于摧毀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和用什么代替被摧毀的國家機器的有關論述，重申列寧提出并為俄國十月革命證實了的無產階級戰略原則，著重批評了“結構改革論”，實際上是批評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過渡”理論。

第五個問題是關于“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文章重申毛主席關于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論斷，強調要“敢于藐視敵人，敢于斗爭，敢于勝利”，反對“畏懼敵人，不敢斗爭，不敢勝利”的改良主義或投降主義思想。

第六個問題是關于反對現代修正主義。文章闡明如何正確地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如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和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如何正確地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等問題，認為“現代修正主義是國際工人運動中的主要危險”，并劃清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界限。

第七個問題是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團結。文章重申1月27日《人民日報》社論的基本觀點，強調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礎上，即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基礎上的團結。

這篇文章在中蘇論戰中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其中許多觀點，是多年逐步形成的，可以說是對中蘇兩黨分歧和爭論的一個初步總結。這些觀點，后來都被吸收到中國共產黨《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而且進一步地理論化和系統化。

3月8日，發表了第七篇答辯文章：《人民日報》社論《評美國共產黨聲明》。

從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作為第一輪論戰，中國共產黨先后共發表七篇答辯文章。這些文章都沒有對蘇共領導人進行指名道姓的批評，以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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