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源與流:辛亥革命時期的黨爭
作者 壺公評論
說明:
關于黨爭,發生于中國仕階層,也就是知識分子階層中的一類庸俗性的論爭。黨爭有兩種基本屬性:
其一、它是中國社會的皇權、仕權和民權三位一體構成的產物,所以中國的黨爭與西方社會的政黨之爭并不相同,后者是階級斗爭的產物;
其二、它的目標低下,例如明朝黨爭主要圍繞的主題是皇位傳續的正統化,雖然源于宋代的這種爭論其內涵是在世襲制的前提下尋求社會的穩定,但是明代的爭論卻大多停留在朋黨的爭權奪利,表現于一朝天子一朝臣。
辛亥革命后的中國,皇權已經不存在,但是仕權即官僚、精英的權力意識仍然存在,而民權也逐漸彰顯。完成仕權向民權的大轉移,是文革的本質,也就是說在中國實現人民民主—社會主義民主,取代精英民主—資產階級民主--即當代南方報系所主張的普世價值觀。吳晗作為中共的追隨者,后來卻被迫返回國民黨的行列,就是這種權力意識大轉移的產物,或者說吳晗是被突然加速的列車拋下車的一個糊里糊涂的乘客。
辛亥革命中,章太炎提出“革命軍興,革命黨消。” 章太炎于憲政情有獨鐘,中華民國成立前有一個關于國旗的討論,章太炎力挺五色旗。他認為,紅、黃、藍、白、黑5色,代表漢、滿、蒙、回、藏5個主要民族,表示民族大團結和共和主義,以及走向世界大同的國家性質,并申明這是同志們奮斗多年的革命宗旨。現在中國的五星紅旗,無論形式或含義延續應該于此。
民國國旗于是定為五色旗。但是國民黨政府成立,蔣介石宣布廢除五色旗,以青天白日旗代之。蔣介石的國民黨即不“自由”,也不“共和”,推行的是“以黨治國”的方針。章太炎怒斥:“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黨治國者,皆背叛民國之賊也!”在太炎先生看來,民國死了,自己也成了“中華民國的遺民”。
應該說章太炎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書生意氣,他沒有孫中山的政治閱歷,不知道當其時的自由民主只是一種幻想。孫中山是一個美國式的自由主義者,盡管殘酷的經歷和中國的現實于他有種種告誡,他向嚴復和梁啟超們回歸了,把“天下為公”作為自己的信條,但是他沒有回到“君主立憲”,或者是“虛君共和”,而是追求黨治的強化,企圖避免黨爭。孫中山的“統一號令、服從黨魁”的主張本質上與“君主立憲”、“虛君共和”本質上是相同的,即克服社會的混亂,克服精英階層的黨爭,就專制言,孫中山的的主張比“君主立憲”、“虛君共和”走得更遠,這一點后來在蔣介石的“黨天下”中有了充分的表現。
毛澤東與吳晗之爭,事實上就是民權與仕權之爭。但是,即使是民權述求在政治上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大革命,民權對仕權的復蓋也是非理性的,這一點從當其時對【海瑞罷官】批判仍然停留于黨爭的低俗化的特征中可以讀出。
前途是光明的,但是道路是曲折的,一切都是社會自然屬性的顯現。筆者以工農史觀—馬克思主義史觀來討論文化大革命,但是筆者沒有能力改變現實的過程,如果真的有人企圖改變歷史進程,其結果只能如同馬克思的評論:
這樣的社會主義如同近代科學世界一樣,都是外在于人們的現實生活的東西,是從外面強加于社會的。因此,它一開始就注定要成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詳盡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純粹的空想”(《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
我們所能做的是什么?馬克思說:
“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同上)
壺公評論寫于 2011-5-1 當日
文化大革命的源與流(2)
二、辛亥革命時期:
對于明亡的反思是漢仕子一件極其痛苦的事情,數目繁多的文章出現在明末清初,據說為了纂修《四庫全書》,由乾隆操縱銷毀的對滿清不利的書籍就達到一萬三千六百卷,焚書總數達15萬冊。學者王彬主編的《清代禁書總述》收錄3236種被滿清統治者禁毀的書籍。被滿清分子吹捧為明主的乾隆是一個篡改中國史的無恥之徒,他后來對漢仕子殺機大發,例如關于詩人沈德符的仆碑案和關于錢謙益的貳臣案。龔自珍嘆息:“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詠史》)
這種反思的痛苦更表現在仕子思想的大轉折,那種耽于黨爭空談的風氣一改為實學和經世致用之學。而實際上,這種偏重于實際的風氣卻又導致近代中國思維的進一步庸俗化,當現代的人們討論辯證的時候,不能不對思維的庸俗化感慨,它即是唯心主義的空談,卻又是唯物主義的滯澀。
如果說晚明的黨爭紛亂而殘忍,但是還是在體制之內,至多是文人之間的茍且,但是辛亥革命之后的黨爭形成的是血與火的戰爭,也同時導引外寇的入侵。知識精英的四分五裂和社會的一盤散沙,是近代中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根本原因。
為了避免黨爭和社會的混亂,當其時的精英人物分別提出“君主立憲”、“虛君共和”和“革命軍興,革命黨消”三種主張。君主立憲是把握權力的立憲派、士紳派的主張,他們接受了袁世凱的稱帝,企圖以帝制結束紛爭,其代表人物如嚴復和楊度;保守派的康有為是反對共和的,他并不認同滿清,卻認為用孔子后代做皇帝實現“虛君共和”,也是希望社會思想有一個一致的指向;而章太炎提出“革命軍興,革命黨消”,先在治亂再求新文化的認同。
章太炎提出的口號與“君主立憲”、“虛君共和”共同之處在于及早結束社會混亂,建立治世模式;而章太炎的口號更主要的是在文化上,即放棄黨爭續之強化社會的認同。在文化上倡導一種大認同是總結500年中國史而提出的首要任務,這一點甚至在現代也仍然十分重要,例如CCTV的一些欄目以娛樂為名不斷推出一些難以為社會接受的金庸武打說、閻崇年滿清論或者是趙本山的滿清文化,即趣味低下,又歪曲中國文化與歷史,為未來的黨爭培植了厚土,名“中央”者行分裂中國文化之實,愚人者自愚,大謬不然。
章太炎的提出與制度無關。在辛亥革命中起作用的是三股勢力,即革命黨、立憲派和難民,立憲派和流民是其中的主導,主張武裝起義的革命黨力量薄弱,在革命成功后主張土地革命的革命黨都被掌權的立憲派清除出政權。革命黨人在武昌起義成功后建立的政權是并不牢固的,在立憲派、紳商等主導下的各省獨立――全國23個省中有15省獨立,整個形勢才開始穩定下來。顯然,章太炎不能不正視這些事實,制度以文化為本,章太炎著眼于文化建設是從根本處著想。
如果說康有為承認舊文化的合理性進而承認舊制度的合法性,并不符合大變革的時代潮流;孫中山則并不顧及社會現實而以建立共和制度為能,終于曇花一現;而章太炎則希望在共和文化之上建立共和制度,于是疾呼熄滅黨爭。
章太炎口號的提出與中國社會現實有關。辛亥革后,民主思潮高漲,政黨政治成風,一時間百個政黨成立。因宋教仁的倡導,同盟會從秘密的“革命黨”變為公開的“政黨”,企圖成為西方議會中參與選舉和執政的政黨。宋教仁的主張并非章太炎的“黨消”,而是“消”中有“興”,但是仍然無法避免外部的黨爭與內部的派斗,孫中山評論:國民黨“徒以組織號召同志,但求主義之相同,不計品流之純糅”,雖然“當時黨員雖眾,聲勢雖大,而內部分子意見分歧”,終究“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說,未嘗以統一號令、服從黨魁為條件耳”,因此“黨魁則等于傀儡,黨員則有類散沙”。
章太炎的提出著眼于革命文化,在推翻滿清的過程中,他在《蘇報》推薦鄒容的《革命軍》,同康有為打筆仗,大罵清政府,以至于入獄三年。章太炎并不贊同孫中山,是把他看成黨爭中爭權奪利的黨人,他的文章《革命的道德》提出革命黨應該犧牲小我的,拒絕爭權奪利,這才是革命的道德,企圖以此在革命黨與黨爭中的黨人之間劃出界限。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后,革命黨內部卻因權利亂成一團,于是在他參加張謇的統一黨后喊出:“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口號。所謂“革命黨消”論也就是希望遏制黨爭, 魯迅 先生以“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關 于太炎 先生二三事》)贊揚乃師,不能不說,章太炎是真正讀懂了歷史,這里有辛亥百年之后應該讀懂的深一層的道理。
文化是一類大認同,并不是依靠制度就能達到的,“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總結革命失敗的教訓,強調“首以服從命令為惟一之要件”,黨員必須絕對服從他一個人,入黨時還要按手印。這一傳統在后來的蔣介石身上得到發揚光大,但是正如當其時黃興的反對,誓言規定只服從領袖,如果領袖抱有個人野心豈不導致獨裁?而這一點正好在蔣介石身上印驗。尤其是出身黨爭文化泛濫的江浙之地的蔣介石,個人胸懷狹隘,識見庸俗,一生以爭權奪利為務,以排除異己為能,國民黨的失敗固不足惜,置中國社會于大災難則難逃歷史譴責。
《桃花扇》曰:“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即入政治,以籍公心;黨爭有私,興衰瞬間,自古難成。
后續:
文化大革命的源流 三、文化大革命時期
壺公評論寫于2011-04 于麒麟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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