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史學對19 、20 世紀之交美國海外擴張的思考與認識

王瑋

【提要】　對19 、20 世紀之交美國海外擴張的研究是整個美國外交史學的極為重要的部分，在一定意義上，這一研究折射出美國外交史學陷入困境的癥結與原因，同時也映現著美國外交史學發展的出路和方向。美國外交史學在以下兩個問題上無法解釋美國海外擴張的合理性：其一，海外擴張是否違背了局限于大陸拓進的孤立主義外交傳統；其二，海外帝國的追求是否有悖于美國人視為立國之本的民主理想。自20 世紀初美國外交史學產生以來，無論是理想主義史學的“背離說”，還是現實主義史學的“國家利益說”，都不能說明海外擴張的歷史邏輯性。修正派史學雖然揭示了美國擴張外交的本質，但由于其“由內到外”的研究體系的局限,最后難免落入孤立主義的陷阱。本文著重介紹了“后修正史學”的“綜合研究”和“國際研究”的研究方法，指出不同民族的觀念、情感的平等溝通和交流才能代表著美國外交史學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　美國外交史學　海外擴張　后修正派　綜合研究　國際史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以一場戰爭（美西戰爭） 和一項政策（門戶開放政策）為契機，美國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掀起了海外擴張的狂瀾，美國以帝國主義的面目出現在世界舞臺的中心，為“美國世紀”的到來拉動了序幕。19 、20 世紀之交美國由大陸迅速向海外發展,這不僅是美國外交史上的一個重要篇章【注釋】貝斯納認為：1890 年以后美國外交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成為一個更富有進攻性和擴張性的世界強國,從此告別了孤立狀態,向太平洋和遠東邁進。Robert L. Beisner , From the Old Diplomacy to the New , 1865 —1900 , Illinois , 1986 , pp.2 , 157.【注尾】，而且也是美國由近代走向現代的歷史性轉折的重要標志之一。因此，一百多年來美國外交史學對跨世紀海外擴張的研究興趣經久不衰，史學觀點和研究方法不斷推陳出新，從一個方面將美國外交史學乃至整個美國史研究推向前進。

一

　　19 、20 世紀之交美國外交歷史的研究，一直被視為十分棘手的難題。有人斷言，在幾乎所有的美國史著作中，這一時期的美國外交是寫得最為糟糕和冗長的一章，史學家們總是沒完沒了地探尋美國是怎樣以及為何在1898 年出了差錯【注釋】James A. Field , Jr. ,“American Imperialism: The Worst Chapter in Almost Any Book”,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 . 83(June , 1978) , pp. 644 —668.【注尾】。這種現象可以從世紀之交的美國社會面對突然到來的擴張狂潮表現出來的思想混亂和困惑中找到原因。

　　19 世紀70 年代，產生于歐洲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學說傳入美國,掀動了美國的整個思想界。受其影響，以種族論為核心的“新天定命運”論席卷美國社會，加上西部開發的結束和邊疆的消失引起的向海外尋求新邊疆的沖動，使當時整個美國處于一種全民族的集體狂躁和昏亂狀態。當時學術界也卷入到海外擴張的風潮之中，如“邊疆論”、“文明興衰循環論”等學說或假說主導了美國史學的發展大勢，馬漢的“海權論”對美國軍界和政界也有著極大的影響。就是在這種“新天定命運”思潮的鼓動下，美國兼并了夏威夷、菲律賓、波多黎各、關島，將古巴變為保護國，從而完成了海外擴張的最初進程。

　　一般來說，當時的大多數美國人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這一結果，而不去反思其中有什么不對頭的地方。19 世紀末出現的新天定命運思潮雖然是一種海外擴張思潮，但實際上，在鼓吹海外擴張的內涵當中，仍然夾雜著舊思潮的遺傳基因，保留有大陸主義思想的一些印痕，而這對大多數固守傳統的美國人來說，還是能得到認同的。首先，新天定命運的鼓吹者在追求海外市場的商業利益的同時，仍然將領土的空間擴張放在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克利夫蘭總統的國務卿理查德•奧爾尼在1895 年7 月發出那封關于要求介入委內瑞拉危機的著名照會后不久，就流露過要吞并古巴的想法。他要求西班牙將古巴“拿到市場上公開拍賣給出價最高的買主”，鼓吹要“把星條旗插到古巴島和美國想占有的任何南美地區”。【注釋】Samuel F. Bemis , ed. , The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Diplomacy ,vol . 8 , New York , 1963 , p. 286.【注尾】來自阿拉巴馬州的參議員約翰•摩根更是主張直接兼并古巴，他說，向古巴大量移民可以使該島“美國化”，然后使之以“州”的身份加入聯邦【注釋】John A. Garraty , Henry Cabot Lodge , A Biography , New York , 1953 , p. 194 ; August C. Radke , Jon T. Morgan , An Expansion2ist Senator , 1877 —1907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1953 , pp. 241 ,281 —284.【注尾】。西奧多•羅斯福則煽動性地表示，為了美國能行使對南美事務的干預權，美國不惜同英國交戰，他說：“如果必要，讓戰爭來吧⋯⋯我們將奪取加拿大。”【注釋】Thomas G. Paterson , et al .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vol . 1 , Lexington , Mass. , 1988 , p. 191.【注尾】在加拿大問題上,為數不少的美國人仍然沒有放棄從領土上予以兼并的想法。1892 年，一個名為“大陸聯盟”的社團組織分別在美國和加拿大成立，該組織主要是在美國開展活動，其成員包括各種政治派別的人物，包括像約翰•海、西奧多•羅斯福、安德魯•卡內基以及紐約《太陽報》主編查爾斯•丹納等政界和社會名流。卡內基和丹納在1893 年為聯盟募集資金的呼吁書中寫道：“(本聯盟) 致力于消除本大陸的混亂和分裂，將其集合到北美共和國的權力、影響和聲望之下。”在其影響下，共和黨在1896 年的綱領中呼吁“將歐洲勢力最終驅逐出本半球”，“讓本大陸講英語的部分在其居民自覺自愿的基礎上實現最后的聯合”。【注釋】Donald F. Warner , The Idea of Continental Union : Agitation for the Annexation of Canada to the United States , 1849 —1893 ,Lexington , Ky. , 1960 , pp. 234 —235.【注尾】在夏威夷問題上，一些美國人將古巴和夏威夷用門羅主義這根紐帶聯系起來。紐約《論壇報》1897 年的一篇社論寫道：“3/ 4 世紀以來，美國的‘歷史性政策’是傾向于兼并古巴并且使之成為一種最終的和不可避免的結果。而半個世紀以來，美國又將兼并夏威夷看作是一種可能發生的和可以期待的事件了。在美國決策層中有近一半的政治家們都參與決定和實行這一政策。”該社論列舉了一連串的名字:杰斐遜、約•昆•亞當斯、亨利•克萊、丹尼爾•韋伯斯特、威廉•馬西、西沃德、布萊恩等【注釋】New York Tribune , June 29 , 1897.【注尾】。這些人的思想,除了從商業的角度看待夏威夷問題之外，還經常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抒發他們對夏威夷的欲望。如亨利•洛奇認為，美國作為大陸國家，就如同一個“堡壘”，夏威夷是這個“堡壘”的“必不可少的外圍工事”“作為一個外島，（夏威夷）理應屬于美國”。對菲律賓這個非美洲地區和民族，美國的擴張主義勢力也是從傳統的領土兼并的角度來對待的。雖然菲律賓在地理位置、人種血緣、民風習俗等方面與美洲沒有一絲一縷的聯系，但是這并不妨礙一些人將其納入傳統的擴張思路當中，比如執政的共和黨一直力主按傳統模式將菲律賓作為殖民地實行直接統治。

　　另一方面，大擴張滿足了每個人追求國家強大的欲望和民族優越的尊榮，更滿足了國內利益集團對海外市場的需求，卻又因為它違背了美國人歷來信守和標榜的準則而導致美國公眾心理上的失衡和信念上的動搖。所以，當時也有對海外擴張持批評態度的呼聲。比如耶魯大學教授、著名學者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譴責對西戰爭“是在與美國人民最優秀的傳統、原則和利益進行戰爭”，認為這場戰爭是“對民主政治的大屠殺”。【注釋】Albert G. Keller and M. R. Davis , eds. , Essays ,vol . 2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40 , p. 295.【注尾】斯坦福大學校長戴維•約丹認為戰爭的勝利將帶來一場真正的危機【注釋】David Healy , US Expansionism : The Imperialist Urge in the 1890s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1976 , pp. 3 —4.【注尾】。反對派主要是站在維護開國之初所確立的民主、自決等原則和傳統的立場上，起而抨擊帝國主義擴張的。這些反戰的意見僅是政治見解，談不上是歷史觀點，并且這些人士的立場和觀點又是極為模糊混亂的。比如上述薩姆納原本是一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仰者和傳播者。再如來自馬薩諸塞的參議員喬治•霍爾曾從《獨立宣言》的基本精神出發否定對其他國家和民族進行侵略和征服的合法性，但是，在經過一番“良心上的反思”后，從1893 年以來就開始支持兼并夏威夷，他認為該島應當是作為美國的“自然邊疆”，而不應是作為向太平洋和遠東擴張的踏腳石合并到美國聯邦。霍爾除了在表決夏威夷合并議案時投了贊成票外，還投票支持將古巴變為美國的保護國的普拉特修正案，他的立論基礎一個是門羅主義具有合理性，一個是保護不等于殖民。【注釋】Albert K. Weinberg , Manifest Destiny : A Study of National Expans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 , Chicargo , 1963 , pp. 65 —68 ;George F. Hoar , Autobiography of Seventy Years ,vol . 2 , New York , 1903 , pp. 305 —307 ,310 —311.【注尾】一些反戰的民主黨領袖雖然認為對地處遙遠的非同文同種的居民實行統治，尤其是在沒有得到當地居民同意的情況下實行統治，違背了美國的傳統和立國精神，但是他們并不反對利用菲律賓的商業價值。如威廉•詹寧斯•布賴安一方面不贊同像兼并波多黎各那樣去兼并菲律賓，但是他認為可將其作為美國在海外的加煤站。民主黨中反對美西戰爭的人士并不反對寬泛意義上的擴張。來自得克薩斯的民主黨議員霍勒斯•奇爾頓在致布賴安的信中說：“反對在本半球的擴張有悖于民主黨的傳統⋯⋯如果你制定了類似于反對所有擴張的原則，則會使我黨最終失去贏得公眾擁護的機會。”另一位著名的民主黨領袖、前國務卿奧爾尼出于同樣的理由反對兼并菲律賓，但是不反對在該地建立海軍基地，更不反對對本半球的古巴實行兼并【注釋】David Healy , US Expansionism : The Imperialist Urge in the 1890s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1976 , pp. 54 —55.【注尾】。

　　共和黨中的反帝國主義力量也同樣具有這種矛盾心態。卡內基在談到波多黎各和古巴時曾說：“時機已經到來,我們將擁有這些西印度島嶼，他們將自覺自愿地歸并于我們”。堅定的反擴張主義者、共和黨眾議員托馬斯•里德曾反對夏威夷的兼并，但他在1897 年辯解說，他的立場不是反對領土擴張，而是要等到美國的國家權力充分發展、地方主義的分歧得到消彌之后才有條件進行擴張。他如此表述他的“漸進擴張主義”觀點：“過度喂食會引起消化不良⋯⋯切勿操之過急⋯⋯指日可待的帝國必須等待。”【注釋】David Healy , US Expansionism : The Imperialist Urge in the 1890s , pp. 55 —56.【注尾】獨立政客、著名報人卡爾•舒爾茨作為一名帝國主義政策的堅定反對者,后來也轉而贊同對海外基地的占領。1898 年，他勸誡麥金萊總統不要在海外奪取殖民地，因為對美國來說,殖民帝國只能是一個沉重的包袱，但是他認為“應當建立我們需要的加煤站和海軍基地”【注釋】Frederic Bancroft , ed. , Speeches , Correspondence and Political Papers of Carl Schurz , vol . 5 , New York , 1913 , pp. 196 —197 ,472 —473.【注尾】。

　　因此，在擴張問題上,尤其是在菲律賓問題上，美國各界的看法是混亂和模糊的，有關擴張的合理性、必要性以及可行性都有著形形色色的見解和立場，存在的爭論不是要不要擴張的問題，而是以什么方式和模式進行擴張的問題。從中可以窺探到當時風行美國的反對運動的實質。

　　這場規模宏大的運動，有時名為“反戰運動”，有時名為“反帝國主義運動”，有時名為“反海外擴張運動”。這些命名都不是十分恰當的，所以姑且命名為“反對運動”。這場運動最早開始于1896 年總統競選之際，結果，主張奉行海外擴張政策的麥金萊擊敗了民主黨的布賴安，這屆麥金萊政府一上臺就著手準備并發動了美西戰爭。戰爭爆發后，美國出現了許多反戰組織，影響較大的是成立于1898 年11 月19 日的波士頓“反帝國主義同盟”【注釋】1899 年10 月改組為全國性的“反帝國主義同盟”。【注尾】,共和黨元老喬治•鮑特韋爾擔任主席，布賴安、約翰•謝爾曼（前國務卿）、龔伯斯（美國勞聯主席）、哈佛大學校長伊利奧特、斯坦福大學校長約丹、著名作家馬克•吐溫等人為副主席。但是,由于參加者成分復雜，目標和立場也不盡相同，所以不久都紛紛解散。《巴黎和約》簽訂后,國會內外圍繞和約問題又展開了一場辯論。反對派認為吞并菲律賓有悖于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的精神，卷入遠東事務會導致列強干涉美洲事務，造成“門羅主義的死亡”【注釋】Julius W. Pratt , Expansionists of 1898 : The Acquisition of Hawaii and the Spanish Islands ,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36 ,p. 350.【注尾】。贊成和約的一派站在政府一邊,為海外擴張辯護。他們認為海外擴張能導致美國的“安全”與“穩定”，一位參議員在談到菲律賓的價值時說：“在菲律賓的另一邊，便是中國無邊的市場。”【注釋】David Anderson , Imperialism and Idealism : American Diplomats in China , 1861 —1898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85 , p.191.【注尾】他在波士頓發表的一次演說中說：“天命已為我們寫下了我們的政策，世界的貿易必須而且應該是我們的⋯⋯我們將在全世界設立貿易站作為美國商品的集散地⋯⋯廣大的殖民地將在我們的貿易站周圍擴展開來。”為實現這一目的,“菲律賓是我們邏輯上的第一個目標”【注釋】Lawrence H. Battistini , The Rise of American Influence in Asia and Pacific ,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 1960 , p. 196.【注尾】。鐵路大王詹姆士•希爾盡管一開始反對美西戰爭，但此時他已無法抵御東方貿易的誘惑，他聲稱：“如果你回顧世界商業史，你將會發現，誰控制了東方的貿易，誰就掌握了世界的財富”，因而他贊成奪取菲律賓【注釋】Julius W. Pratt , Expansionists of 1898 : The Acquisition of Hawaii and the Spanish Islands ,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36 ,pp. 268 —271.【注尾】。《世紀》雜志則把菲律賓看作是打開東方大門的鎖鑰，馬尼拉是香港的天然對手【注釋】Foster R. Dulles , America in the Pacific : A Century of Expansion , New York , 1932 , p. 233.【注尾】。資深參議員亨利•洛奇這時也轉變了其反戰立場，他在參議院表示在古巴建立保護制度“對美國的政治體制來說是多么的麻煩和不近情理”，主張對古巴實行直接統治。他極力擁護對菲律賓的兼并，他說：如果美國不拿來菲律賓，“那對我們的貿易、商業和我們的一切企業將是一個不可估計的巨大損失”【注釋】楊生茂等編：《美西戰爭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80 —281 頁。【注尾】。這種海外擴張派的意見逐漸成為主流。

　　總體來看,參加反對運動的人士，在早期主要是站在傳統的地域性擴張的立場上，反對過度的海外商業擴張；而后期則轉為反對將菲律賓這塊遠離美國的“飛地”建立殖民制度,但不反對將其建成用于商業目的的基地。這就是像霍爾和洛奇為代表的一大批人脫離反對運動，投入到海外擴張集團當中去的真實原因。19 、20 世紀之交針對海外擴張問題,美國思想界表現出來的混亂和失措，是美國外交史學對該問題的研究陷入困惑的原因。

二

　　美國外交史學形成于20 世紀初。形成的背景是美國步入帝國主義時期，開始上升為世界性的擴張大國。美國外交史的研究者不再滿足于個別外交事件和外交活動的敘述，開始著手系統地搜集和積累資料，并且對美國的外交活動的整個歷史開展研究，其中有的專業學者此時也開始接觸到美國外交原則和政策的發展過程，尤其是對美國跨世紀海外擴張的歷史根源和性質評價進行系統研究和探尋，出現了一批具有學術價值的美國外交史著作。影響較大的有泰勒•丹涅特的《美國人在東亞》(1922 年) 和狄克斯特•珀金斯的《門羅主義,1823 —1826 年》(1927 年) ，這兩部著作分別對門戶開放政策和門羅主義做了系統的論述。30年代是美國外交史學的豐收時期，出現了高質量的系統、綜合性的美國外交通史，其中首推塞繆爾•比米斯的《美國外交史》(1936 年) 。珀金斯也擴大了自己的研究范圍,寫出了《門羅主義,1826 —1867 年》（1933 年）和《門羅主義,1867 —1907 年》（1937 年）。此外還有A. 惠特尼•格里斯沃德的《美國的遠東政策》(1938 年) ,朱利葉斯•普拉特繼《1812 年__________的擴張主義者》（1925 年）之后，又寫成《1898 年的擴張主義者：夏威夷和西班牙群島的兼并》（1936 年）；A.K. 溫伯格寫出《天定命運:美國歷史中的民族擴張主義研究》（1935 年），比米斯和格里斯•G. 格里芬還編纂了美國外交史工具書《美國外交史指南，1775 —1921 年》（1935 年）。至此，,美國外交史已經成為一門具有學術性的學科,走上了迅速發展的道路。40 年代，美國外交史的研究范圍和角度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比較突出的是托馬斯•貝萊于1940 年出版的《美國人民外交史》，該書摒棄以往從官方的角度書寫美國外交史的傳統寫法，改從普通美國人的視角觀察美國外交發展的歷史進程，頗有些新史學的筆法。這一時期美國各大學開始加強美國外交史的專題課，培養和訓練專門研究人才。1939 年，美國開放了截止到1918 年的外交檔案材料，由政府組織編纂的《外交關系文件》每年出版一卷或多卷，選印國務院始自1861 年的外交文件,到1938 年已出至1923 年。1938 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宣布成立第一個總統圖書館的計劃，此后歷屆總統圖書館都保存了大量的外交檔案。總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美國外交史已成為一門獨立的專業學科。

　　二戰前，美國外交史學的主流是所謂“理想主義”流派，該流派的主要觀點見之于比米斯的論斷，他認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淵源來自于“自由的賜福”，美國的一切外交活動、外交政策和原則都是由此出發的【注釋】塞繆爾•比米斯在1961年美國歷史協會年會上做題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和自由之賜福》(“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the Blessings of Liberty”,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 . 67 (1962) , No. 2) 的主席演說。【注尾】。其他人如格里斯沃德則認為美國外交的基礎是開國之初所確立的民主、自決等原則【注釋】A. Whiteney Griswold ,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 S . , New York , 1938 , p. 11.【注尾】。他們認為衡量一個國家的對外決策正確與否的尺度只能是道德標準和國際公法，而美國的外交之所以立于不敗之地,就是因為它擁有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民主制度。這一派學者有很大一部分在政治上屬于孤立主義者，他們反對帝國的擴張，認為過度的擴張會導致美國民主制度和信念的崩潰。理想主義史學基本上受一種樂觀主義情緒所支配，這種樂觀來自于對美國民主自由傳統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然而,美國在19 世紀末大踏步地走向大規模的海外擴張，龐大的美利堅殖民帝國開始形成，這就使得理想主義的傳統史學觀念從一開始就受到沖擊,并陷入困境。理想主義史學家們著力探尋美國跨世紀海外擴張的歷史根源，他們從道德和法律的標準出發，對美國何以在19 世紀末發動帝國主義擴張感到迷惑不解。在他們看來,追求帝國擴張、掠奪大量的海外殖民地、不顧一個民族的自決權而把統治強加給他們，這不僅違背了美國人歷來標榜和引為自豪的民主傳統，也沖擊了他們一貫恪守的孤立主義準則。外交史學的元老艾伯特•哈特曾發出這樣的疑問：“我們在自己的國境內有足夠的空間供國家發揮精力，為什么還要到遙遠的地方去建立新的殖民體系，因而增加矛盾沖突，使我們卷入其他民族的糾紛之中呢？”他斥責美國的擴張矛頭是指向“人類自由”【注釋】Albert B. Hart ,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New York , 1910 , p. 52.【注尾】。哈特流露的情緒感染了20 世紀初整整一代史學家,如約翰•拉坦尼(John H.Lattane) 和阿奇博爾德•庫里奇(Archibald C. Coolidge) 認為，對西班牙的戰爭是麥金萊政府屈從國內壓力，因一時沖動而發動的一場可以避免的戰爭；艾爾弗雷德•丹尼斯(Alfred L. Den2nis) 斷言美國當時無力扮演世界強國的角色，卻貿然發動了戰爭，卷入外部世界的紛爭，乃極不明智之舉【注釋】Gerald K. Haines and J . Samuel Walker , eds. ,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 A Historialgraphical Review , Frances Pinter Limited ,London , 1981 , p. 66.【注尾】。朱利葉斯•普拉特則認為受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的美國公眾推動麥金萊走向戰爭，這場無計劃的戰爭本身是盲目的、隨意的，因而也是輕率的【注釋】Julius W. Pratt , Expansionists of 1898 : The Acquisition of Hawaii and the Spanish Islands , pp. 23 —24.【注尾】。美國外交史學巨擘比米斯斷言美國在1898 年是出了某些差錯，對此他曾表達出一種迷惘和矛盾的心態。一方面，他認為這場戰爭對古巴人來說是“仁慈”的戰爭，對菲律賓人來說是一種“德政”和“善舉”；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認美國對菲律賓的兼并是“不體面的”、“完全的赤裸裸的帝國主義行為”,是違背孤立主義傳統原則的“失常”表現。他無法運用傳統的理想主義觀點體系解釋美國的擴張,只能將其歸結為美國在不成熟時期中的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是國家的一個災難性的“重大背離”。【注釋】Samuel F. Bemis ,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 New York , 1965 , pp. 463 —475.【注尾】具有類似看法的還有珀金斯、格里斯沃德、貝萊等人【注釋】Dexter Perkins , The Monroe Doctrine , 1867 —1907 ,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37 , p. 437 ; A. W. Griswold , The FarEastern Policy of the U. S . ,New York , 1938 , p. 376 ; Thomas A. Bailey ,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 NewYork , 1940 , p. 437.【注尾】。比米斯等人的著作問世于30 年代，當時的史學尚未走出孤立主義思潮的陰影,因此比米斯等人的“背離說”基本上代表了那一時代美國史學的一般趨向，甚至一直持續到二戰后的15 年間，影響不衰。

　　比米斯理論上的迷惘和矛盾甚至影響到30 —40 年代的進步派史學。進步史學強調從國內經濟、政治和思想的發展過程中尋找外交的基礎和動力，斷言國內的沖突導致外交政策的差異和對立。可是他們也同樣困惑于19 世紀末的大擴張，不理解有悖于美國民主經驗的海外擴張何以會發生。其結果，進步派的外交史學最終走向兩種極端，一種是試圖對擴張與民主經驗的關系做出圓滿樂觀的解釋,這種解釋最后被利用來為帝國主義擴張行徑張目（如弗雷德里克•特納）【注釋】特納在美西戰爭結束4 年后(1903 年) 寫道：“在我國建立的最初25 年中，曾不懈地使我們不卷入歐洲戰爭⋯⋯美國開始向西部移民并開發我國廣闊的內地⋯⋯這個過程已告完結,美國又卷入世界政治之中,這是毫不足怪的。”以后,他又多次鼓吹向海洋推進“邊疆”，迎接一個“新世紀的出現”。Frederick J . Turner ,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 1921 , pp. 246 ,312 ,315.【注尾】；一種是堅守民主傳統的最后陣地,抨擊美國“輕率”的帝國主義擴張，最后回歸到孤立主義的立場（如查爾斯•比爾德）【注釋】Charles A. Beard , The Open Door at Home : A Trial Philosophy of National Interest , New York , 1935 , p. vii .【注尾】。

　　二戰后興起的一批史學新秀面對戰后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感到用傳統理想主義所訴諸的“人類理性”已遠遠不能說明美國作為世界強國的作用。他們提出,美國的外交行為無需用道德標準和國際公法來規范，而應以是否符合本國的國家利益為尺度做出選擇。這些被稱為“現實主義派”（或“國家利益派”）的史學家批評美國政府不理解國際政治體系中現實政治的實質,指責美國決策者置國家利益和實力于不顧，以致造成一系列外交失誤。他們認為麥金萊政府錯誤地屈從公眾的壓力，盲目承擔“解放”古巴人和“教化”菲律賓人的空想式責任,而無視美國是否具有承擔這些責任的條件和實力。這樣，現實主義派站在與傳統派不同的角度，同樣否定了美國在1898 年的戰爭決策【注釋】Hans J . Morganthau , 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New York , 1951 ,pp.267 —273 ; and his article“The Mainspring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The National Interest vs Moral Abstractions”, in 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 . 49 (1950) , pp. 853 —854 ; Robert E. Osgood , Ideas and Self - Interest in America’s Foreign Rela2tions :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 Chicargo University Press , 1951 ,p. 383.【注尾】。對門戶開放政策,現實主義派也以“不合時宜”為由予以抨擊【注釋】George Kennan , American Diplomacy , Chicargo University Press , 1951 , pp. 11 —15.【注尾】。他們尤其對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外交全盤加以否定,認為威爾遜外交失敗的原因在于過于“天真”和“單純”,不能對不同的挑戰做出反應,不能在多變的國際實力對比格局中適時地調整政策【注釋】Selig Adler , The Isolationist Impulse : Its Twentieth Century Reaction , New York , 1957 , p. 217.【注尾】。盡管現實主義派的基本觀點與理想主義迥然不同，但是他們也同樣無法解釋美國外交中存在的目標和手段之間的矛盾和悖論，他們實際上是想用“國家利益”這一概念來回避海外擴張的歷史邏輯性這一難題。就這樣，19 、20 世紀之交的美國外交轉折困惑著幾代歷史學家，他們只能提出問題而不能解答問題。原先對美國的民主傳統充滿信心的人，面對這一轉折都不同程度地變得沮喪悲觀，無所適從【注釋】Bemi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Blessings of Liberty ”,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 . 67(1962) , No. 2 ; ThomasBailey ,“America’s Emergence as a World Power : The Myth and the Verity”, i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 vol . 30 (Feb. 1961) ,pp. 1 —16. 其他人如利比(J . Fred Rippy) 、珀金斯等人也在60 年代表達了同樣的悲觀情緒。【注尾】。

　　60 年代，一些年輕的學者試圖另辟蹊徑，想通過新的研究方法尋找新的結論。他們擴大了自己的研究,從多種角度考察世紀之交這段歷史。其中歐內斯特•梅著重研究了傳播媒體和公眾輿論對外交決策的作用，認為當時的政治領導人陷入公眾的好戰狂熱中無法自拔,不得不在多種選擇中選定了戰爭。這一結論在觀點上并無新鮮之處，并沒有擺脫三四十年代普拉特和貝萊的窠臼，仍未找到帝國主義擴張的歷史邏輯性【注釋】Ernest R. May , Imperial Democracy :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 , New York , 1961 , p. 159.【注尾】。

　　60 年代是美國外交史學走向現代化的起點。1959 年，威斯康星大學教授威廉•威廉斯的《美國外交的悲劇》一書問世,開創了美國外交史學新的流派。在威廉斯的周圍聚集了一批被稱為“修正派”（或稱“新左派”）的年輕史學家，他們以風行五六十年代美國的激進社會思潮為背景，重新解釋和撰寫美國外交的歷史。他們反對傳統史學只描述外交過程的治學風格和方法，也不贊同現實主義派只從國際均勢和美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利益的角度進行研究的做法，改為從研究國內社會經濟入手，探尋美國外交的歷史淵源、主流和動力。威廉斯認為,美國立國以來從未間斷過擴張進程,貫穿美國外交進程的主線是以“門戶開放”政策為主體的對外擴張，美國歷史上任何阻擋擴張的嘗試都沒有成功。他認為，美國脫胎于重商主義和商業資本,因此，追逐海外經濟利益，奪取海外市場，就成為美國推行擴張外交的動力。尤其是1898 年之后,美國全力進行海外擴張,建立不同于舊殖民體系的門戶開放式的商業帝國（即“非正式帝國”），以保持國內的經濟繁榮,緩解國內危機。威廉斯斷言，建立帝國是美國一直追求的目標，兩個世紀以來，美國始終孜孜不倦地埋首于帝國擴張，帝國已成為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注釋】William A. Williams ,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 1959 ,pp. 47 —48 ; and his From Colony to Empire : Es2say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 New York , 1972 , pp. 476 —487 ; and his The 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 ,Cleveland , 1961 , p. 75 ; and his compilation ,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Diplomacy , Chicargo , 1972 , vol . 1 , p. xv , pp. 83 —90.【注尾】威廉斯的學說影響了整整一代史學家。如他的學生沃爾特•拉菲伯明確提出美國帝國主義的實質是占領海外市場，主要是遠東市場，他認為發展在遠東的利益是美國兼并菲律賓的最直接的背景【注釋】Walter LaFaber , New Empire :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 , 1860 —1898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0 , p. 374 ,383 , 408 , 411.【注尾】。威廉斯的另一學生托馬斯•麥考米克更直截了當地指出，美國建立“非正式帝國”的核心是爭奪中國市場【注釋】Thomas J . McCormick , China Market : America’s Quest for Informal Empire , 1893 —1901 , New York , 1967 , pp. 2 —4.【注尾】。因此,威廉斯等人認為，美國在完成大陸擴張后迅即走上海外擴張的道路，當然是一種順理成章的歷史邏輯，而非不可思議的所謂“重大背離”【注釋】W. A. Williams , Americans in a Changing World :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20th Century , New York , 1978 , p. 35 ;Walter LaFaber , New Empire , p. 7 , 60 , 4 , pp. 8 —18.【注尾】。就這樣,修正派史學找到了揭開所謂“背離”難題的鑰匙,其對美國外交史學的影響因此大增，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70 年代仍持續不衰。康涅狄格大學的托馬斯•帕特森曾道破問題的實質，他說：“美國全力追求帝國目標是出于理性的、有計劃的考慮以及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審慎估價？還是出于無理性的、感情用事、下意識的、無計劃的考慮以及對突發事變和公眾觀念的輕率的、一時沖動的反應？美國人是誤入，還是故意進入帝國主義的？”他回答道：“奪占領土，征服他國人民，對美國人來說并不新鮮，他們的整個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拓展邊疆的歷史”,其結果,美國在20 世紀前后從一個大陸國家變成世界性帝國主義強國。【注釋】Thomas G. Paterson &Stephen G. Rabe , eds. , Imperial Surge : The United States Abroad , The 1890s —Early 1900s , Lexington ,Mass. , 1992 , pp. xv —xviii .【注尾】帕特森在這里出色地概括了修正派的學說觀點。

　　修正派也面臨著各種批評和挑戰。這些批評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越來越多的人指責修正派過分片面強調經濟因素，而忽視其他社會因素對外交的作用，就經濟因素而言，修正派也沒有區分對立的利益集團之間的差異及其對外交政策的不同的影響；第二，他們指責修正派的視野狹窄,只囿于美國國內，而沒有把美國外交置于國際政治的舞臺上進行審視，他們尤其批評修正派忽視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外交政策涉及到的國家對美國決策過程的影響和制約作用。事實也是這樣,修正派史學對美國外交的研究缺少一種世界性的大視角,即大世界觀。因此,在威廉斯等人的眼中,外交政策的調整僅僅是解決國內危機、改良社會結構的靈丹妙藥，他們主張拋棄海外門戶開放,致力于在國內實現“社會合作”，建設“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注釋】W. A. Williams , The 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 , Cleveland , 1961 , p. 488.【注尾】。就這樣，修正派史學從國內角度出發研究外交，最后又回歸到國內，難免重蹈比爾德由經濟分析而步入孤立主義的歧路。

三

　　70 年代之后，對修正派的批評意見逐漸匯合起來，形成更新的外交史學體系，一般稱為“后修正派”,從此，美國外交史學又出現了新的變化和發展。確切地說，“后修正派”并非是一種史學流派，而是由于對修正派的批評而形成的多種學派和觀點體系的通稱，其中也包括從修正派中派生出來的一部分史學家。由于海外擴張是否“背離”的傳統問題已不再重要，“后修正派”主要著眼于研究方法的更新。他們的貢獻集中在兩點：第一，從多種角度對美國外交做綜合研究;第二，站在美國之外的世界觀察美國的外交。

　　關于綜合研究，不少史學家呼吁向其他學科汲取營養，借來觀點和方法,從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國家實力、決策精英、官僚體制、企業集團、社團組織、宗教信仰、思想意識、群眾心理、傳播媒介、公眾輿論、民族性格、文化根基、地理環境等視角對外交做全方位研究。為此，羅伯特•麥克馬洪提出所謂的“邊際化”（Marginalization）的口號，他指出，現在多數美國大學歷史系中,學生無需選學一門外交史課程，不用讀一本外交關系教材，便可以獲得博士學位【注釋】Robert J . McMahon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 National History or International History ?”,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 14 (Autumn , 1990) .【注尾】。托馬斯•本德也極力反對割裂各種學科，主張把它們匯為一個整體，尤其是吸收七八十年代新創立的派生學科【注釋】Thomas Bender ,“Whole and Parts : The Need for Sy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 ”, i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 vol . 73(June ,1986) .【注尾】。邁克爾•亨特和歐內斯特•梅則強調外交史學家必須不斷涉足意識形態問題【注釋】Michael H. Hunt ,“Ideology”, i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 vol . 77(June , 1990) ; Ernest R. May , American Imperialism : ASpeculative Essay , New York , 1968.【注尾】。邁克爾•霍根提出一種稱為“合作主義”（Corporatism）的分析結構，實際上也關系到國內政治經濟和社會思想對外交的影響。他認為,美國政府與工業財團、農場主和工會等功能集團通力合作，以規約制度和平等互利關系結合為統一整體，創造一種互相貫滲和實力分配平衡的由管理專家進行管理和協調的和諧的社會模式，這種合作模式運用到世界秩序當中，就是美國外交的實質,這種合作精神反映了美國外交家的思想基礎【注釋】Michael J . Hogan ,“Corporatism”, i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 vol . 77 (June , 1990) ; and his“Corporatism: A Positive Ap2praisal”, in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 10(Autumn , 1986) .【注尾】。上述種種，見仁見智，各有千秋，為美國外交史的研究展現了新的視野和思路。但是這種“綜合”研究缺乏學者之間的通力合作，所以仍談不上“綜合”，而是盲人摸象,各執一端。近來有人主張把國際關系作為一種無所不包的社會文化現象去研究,但成效尚不突出。實際上，各種因素的綜合并非拼盤,而應是主次分明,需要抓住主流,否則會不得要領，陷入相對主義。現在，許多美國學者對這種多學科綜合研究能否拯救危機中的外交史學感到懷疑【注釋】Robert J . McMahon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 National History or International History ?”,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 14 (Autumn , 1990) .【注尾】。更有甚者，向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統計學等學科的靠攏，導致史學日益脫離人文學科而歸屬于社會科學，加強了“科學化”。尤其是定量分析，計算機的應用更使史學離不開數字和圖表，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史學的可讀性,從而喪失很大一部分讀者，這也使很多學者包括外交史學家感到困惑【注釋】見威廉•麥克尼爾在美國歷史協會1985 年年會上的主席演說。William H. McNeill ,“Mythistory , or Truth , Myth , Histo2ry , and Historians”,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 . 91(Feb. 1986) , pp. 1 —10.【注尾】。

　　后修正派抨擊以往的外交史學單純從國內背景出發的“由內向外”的研究方法，呼吁從外部世界或從國際的宏觀舞臺來俯瞰美國外交，也就是說，把美國外交史從美國史的一個分支變為“國際史”。早在60 年代就有人試圖向國際史靠攏【注釋】Ernest May , Imperial Democracy :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 , New York , 1961 ; Akira Iriye ,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 1921 —1931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65.【注尾】。80 年代以后,要求從美國以外的世界來透視美國外交的呼聲更加高漲。1980 年,即有查爾斯•梅爾提出跨國式研究的必要性【注釋】Charles S. Maier ,“Marking Time :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omas Paterson , ed. , Explaining the History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 Cambridge , 1991 , p. 24.【注尾】。其后，又有薩利•馬克斯附和梅爾的意見，認為若對美國外交做出評價,必須正確地估量真正的世界而非華盛頓的決策者們所想像的世界，因此，史學家應當開闊視野縱觀全球【注釋】Sally Marks ,“The World According to Washington ”, in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 11 (Summer , 1987) , pp. 265 —267 , 281 —282.【注尾】。克里斯托弗•索恩和約翰•加迪斯指責外交史學表現出的民族和地方狹隘主義，主張要恰如其分地估計美國對他國的影響【注釋】Christopher Thorne ,“After the Europeans : American Designs for the Remaking of Southeast Asia”, in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 12(Spring , 1988) , pp. 206 —208 ; John L. Gaddi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 In2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in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 14(Spring , 1990) .【注尾】。邁克爾•亨特則建議加強對外交史學家的多國語言訓練，鼓勵他們出國旅游、講學，投身非美文化的社會，他提出，美國外交史學家在學習美國歷史和文化的同時，至少還應學習另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和文化，成為國際史學家而非單純的美國史學家【注釋】Michael Hunt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在美國歷史協會1988 年年會上的報告） 。【注尾】。日裔學者入江昭呼吁撰寫“國際史”,以更好地從社會文化角度研究美國的國際關系【注釋】A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 . 94(1989) , pp. 1 —10.【注尾】。費正清則倡議走出“文化區限”,學會使用一種外語去理解另一種文化，探尋美國政策針對的民族和國家的歷史【注釋】John K. Faiarbank , China Watch , Cambridge , 1987 , p. 1.【注尾】。這些學者批評傳統史學僅把美國外交作為美國的民族經驗的外延來解釋，他們認為要考察X國對Y國的影響，最說明問題的的材料應到Y國去尋找,因此必須從美國以外的國家的歷史檔案中發掘材料。在這方面，比米斯和梅爾曾做過嘗試。60 年代后更多的學者發展了多國研究的方法,如入江昭的《帝國主義之后》（Af2ter Imperialism）一書（1965 年）使用了至少以六個國家的文字書寫的檔案材料。此外還有亨特、沃倫•科恩(Warren J . Cohen) 、斯蒂芬•佩爾茲(Stephen E. Pelz) 等，都在這方面做出了努力。

　　后修正派提出了各種理論和方法體系,用以解釋美國19 世紀末以來的海外擴張。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曾提出較完整的世界體系理論，他以經濟模式和勞動分工為基礎把世界劃分為核心（資本密集型）、邊緣（勞動密集型）和次邊緣（介于二者之間）三個部分，核心國家把邊緣國家變為原料產地和市場，從而操縱其政治，成為自己的附庸。沃勒斯坦的批評者認為他過分強調了核心對邊緣的支配作用，因而抹殺了邊緣不發達國家的歷史地位和其對世界體系的影響能力，沃勒斯坦后來也接受了這種批評【注釋】見史蒂夫•斯特恩(Steve J . Stern) 和沃勒斯坦的討論文章《, 美國歷史評論》1988 年第93 期。【注尾】。世界體系理論吸收了修正派的經濟分析法，,因而被一些修正派史學家所接受。其中較卓著的是托馬斯•麥考米克【注釋】Thomas J . McCormick ,“‘Every SystemNeeds a Center Sometimes’: An Essay on Hegemony and Modern Foreign Policy”, in LloydGardner , ed. , Redefining the Past : Essays in Diplomatic History in Honor of William A. Williams , Oregon , 1986.【注尾】，他把世界體系論同依附論結合起來，認為世界體系論實質上是從全球眼光來分析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國家、民族下降為從屬性角色。在體系中必有一個強國通過一系列歷史變革控制國際經濟優勢而成為“霸權”國家，霸權國家迫使其他國家放棄其經濟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并接受一個貿易自由、資本流動自由、通貨交換自由的世界秩序，為此它不斷運用其政治力量去維護自由貿易和門戶開放原則，運用其軍事力量，充當世界警察,以保護現存體系免遭民族主義和地區性沖突的破壞。這就是美國自19 世紀末以來擴張外交的根源和基礎。美國的海外擴張及霸權不僅是國內經濟發展的產物，更是世界體系自身運作的結果。麥考米克還認為，霸權國家由于其對外經濟擴張和軍事—工業復合體的膨脹而導致國內經濟的凋蔽，其世界責任與實力發展之間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結果會造成核心轉移、霸權旁落,美國的霸權也難逃由盛及衰的厄運。【注釋】Paul Kennedy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 rom 1500 to 2000 , New York ,1987.【注尾】

　　近年又有人提出更高層次的“全球體系模式論”，其核心是對全球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資源、環境等做整體分析，加強對超國家角色和全球問題的研究【注釋】Ole R. Holst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odels”, in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 13 (Winter , 1989) .【注尾】。此外,約翰•加迪斯提出“斷裂帶說”，認為國際政治中有一條地震斷裂帶，當張力平衡時方能達到穩定，這種張力就是統一和分裂兩種趨勢，歷史就在其中蹣跚前行。19 世紀末的帝國主義企圖把世界統一在殖民主義體系中，而民族解放運動又把世界分裂為約一百七十個獨立國家。美國的門戶開放是當時能包容和平衡這兩種相反趨勢的最佳體系。【注釋】John L. Gaddis ,“The Cold War , the Long Peace , and the Future”, in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 16(Spring , 1992) .【注尾】又有查爾斯•維威爾提出美國由大陸擴張走向海外擴張是15 世紀以來西方對東方十字軍征討的繼續,是西方資本主義洲際海外擴張中的一環【注釋】Charles Vevier ,“American Continentalism: An Idea of Expansion , 1845 —1910”,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 . 65(1960) .【注尾】。這種把美國的海外擴張置于一種超時空的高度去鳥瞰的方法，頗有啟發性。

　　美國史學家艾米麗•羅森堡號召生活在“體系中心”的美國人拋棄優越感和民族狹隘主義，走出中心“, 涉足周邊”【注釋】Emily S. Rosenberg ,“Walking the Borders”, in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 14(Autumn , 1990) .【注尾】。實際上這很難做到。美國外交史學向國際史的轉化，其背景是美國實力相對衰落，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要求擺脫奴役貧困、爭取進步發展的斗爭空前高漲,他們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迫使美國在外交決策時不得不改變過去那種唯我獨尊、為所欲為的作風，不得不顧及世界各國對其政策的反應。另一方面，美國自二戰以來的全球擴張戰略也要求美國史學克服“地方主義”,加強世界性研究。所以，一般來說,美國史學的這一動向并不等于種族優越感和民族偏見的消除。因此，他們不可能找到美國海外擴張陷入困境的真正原因。

四

　　美國運用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征服弱小民族，創建龐大帝國，最后以一個超級大國的雄威，在二戰結束后登上世界霸主的寶座。1941 年,當亨利•盧斯歡呼“美國世紀”到來的時候,體現了山姆大叔躊躇滿志、昂首闊步地走進新時代的傲然姿態，反映了美國人對國家擴張所具有的民族自豪和滿足感，以及民族良知的麻木不仁。盡管對征服一個民族的行為有種種不安和自責，有些人甚至起而抨擊政府的政策，但是，這些并未消除對擴張和征服連連得手的陶醉心理，更談不上影響政府的決策。直到20 世紀60 年代以后美國外交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美國的世界地位有所下降，美國的形象迅速惡化，才使人們開始清醒，從各種角度尋找外交失誤的原因。

　　美國外交史學，從正統學派到修正派以及新保守派，都已無法回避美國地位削弱這一現實【注釋】蓋爾•倫德斯塔德認為，左派在70 年代的“回到國內”的口號，現在也被極右派所接受，他們無疑都承認美國的地位正在不斷衰落。Geir Lundesta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the New Role for Europe , and the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iplomatic History , vol . 16 , No. 2 (Spring , 1992) , p. 252.【注尾】。不少學者著重從美國國內實力的相對衰退，以及國際上各國實力的消長，美國在政策上的失誤，來解釋美國的地位何以削弱。他們抱怨政府的決策缺乏靈活性和應變能力，指責政府一味地尋求國外門戶開放，而忽視國內的開發和改革。近年來又有一些美國學者提出，僅從美國的角度對美國政策進行研究是遠遠不夠的，他們試圖從世界各民族社會文化間存在的差異、隔膜和誤解在國際關系中引起的沖突對抗這一角度去探尋美國外交失利的原因。他們已不太強調美國優越的獨特性，而是盡力把美國文明與其他民族文明置于同一水平線上進行審視。他們認為不僅要把目光投注到美國一國的利益上,還要想到其他國家和民族，做到“既了解自己，也了解別人”【注釋】Louis Hartz ,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 New York , 1955 , p. 308.【注尾】。“文化史學派”的出現不能不是史學研究的一個進步。

　　美國比任何帝國主義國家更注重文化擴張，從辦學、傳教、行醫直至今天的以廣播、報刊、影視、文學、藝術、廣告、餐飲、乃至《讀者文摘》和迪斯尼的唐老鴨為形式的文化輸出，目的在于樹立美國的世界形象，促進其他國家和民族的“美國化”進程，加強美利堅帝國的凝聚力，這是一種更隱蔽而又更深刻的帝國主義【注釋】小詹姆斯•湯姆森稱美國的文化擴張為“情感帝國主義”和“勸導性帝國主義”,James C. Thomson , Jr. , Sentimental Impe2rialists :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East Asia , New York , 1981 ; 蓋爾•倫德斯塔德稱之為“受邀請的帝國主義”,Geir Lun2desta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the New Role for Europe , and the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16 , No. 2 (Spring , 1992) , p. 253 ; 智利裔學者多爾夫曼則稱之為“文化帝國主義”,Ariel Dorfman ,“How to Read DonaldDuck : Imperialist Ideology in the Disney Comic”,in Emily S. Rosenberg ,“Walking the Borders”, in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 14(Autumn , 1990) .【注尾】,同其他形式的帝國主義一樣，受到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批評和抵制。

　　美國著名學者費正清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提出批評，認為19 世紀末美國在中國施行的是一種“自以為是”的道德主義政策，而中國人則把美國視為同英法一樣的西方帝國主義而加以敵視【注釋】John King Fairbank（費正清）,“America’s China Policy to 1898 : AMisconception”, i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 vol . 39 (Nov. ,1970) , pp. 409 —420.【注尾】。邁克爾•亨特運用這種“文化沖突論”對美中關系進行具體的研究,他認為，美國把“滿洲”問題上的受挫歸咎于中國的落后、遲鈍,而中國人則因美國的排華運動和參加對義和團的鎮壓而對美國佬持敵對態度【注釋】Michael H. Hunt , 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 : Manchuria in Chinese - American Relations , 1895 —1911 , Yale Universi2ty Press , 1973 , p. 76.【注尾】。斯坦利•卡諾指出,來到菲律賓的傳教士、慈善家、教師、醫生等，同官僚、軍人、資本家一樣，都是帝國政策的推行者，他們努力改變菲律賓人民的文化和價值觀，實現菲律賓社會的“美國化”，也許他們當中的不少人懷著良好的愿望，但是他們永遠無法使菲律賓人民接受美國統治菲律賓的現實。菲律賓人把這種“教化”看作是對民族傳統的威脅，予以抵制，以致使一些熱心教育的美國人感到困惑和沮喪【注釋】Stanley Karnow ,“The Philippines : Americanization Through Education”, in Thomas Paterson and Stephen G. Rabe , eds. , Imperi2al Surge : The United States Abroad , The 1890s —Early 1900s , Lexington , Mass. , 1992 , pp. 178 —189.【注尾】。簡•亨特著重描述了美國女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作者指出，女傳教士們“出于愛心和勇氣”在中國做了不少工作，有的還致力于喚醒中國婦女的女權意識，但是她們的目的是“振興帝國”，并且由于受到中國文化傳統的抵制而歸于失敗【注釋】Jane Hunter ,“China : Women Missionaries and Cultural Conquest”, in Thomas Paterson and Stephen G. Rabe , eds. , ImperialSurge : The United States Abroad , The 1890s —Early 1900s , pp. 189 —204.【注尾】。上述這些學者在他們的論著中都以大量的事例表現了美國人面對動機與結果的相悖所具有的困惑和怨懟心態。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有一批屬于其他族裔的學者在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績，他們精通多國語言，熟知美國之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化傳統，具有因其血統而產生的民族情感，因此他們能以全新的眼光和廣闊的視野對美國外交進行冷靜、客觀的考察，提出與眾不同的看法。日裔學者入江昭提出所謂“交叉文化分析法”，他認為19 世紀末科技發展和社會變化的進程以及隨之而來的對國家安全的重新估價,給日、中等國造成的影響不亞于美國。文化背景不同于西方的東方各國正走上現代化道路，使得美國文化優秀的一元論神話受到沖擊，也使美國感到一種文化上的危機感，這是美國決定兼并夏威夷的關鍵原因。【注釋】Akira Iriye , Across the Pacific :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 - East Asian Relations , New York , 1967 ; and his Pacific Estrange2ment :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ism , 1897 —1911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2.【注尾】入江昭斷言，國際關系實質上是國際文化關系，國家在國際舞臺上采取的行為（系統外行為），是其文化價值和傳統的一種功能（系統內定位）【注釋】Akira Iriye ,“Culture and Power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in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 3 ( Spring ,1979) , pp. 115 —128.【注尾】,應從文化（即人類本性）的角度而非地緣政治和經濟的角度去理解各民族間的互相交融和對立【注釋】Akira Iriye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 vol . 77 (June , 1990) .【注尾】。按照這一命題，入江昭認為，美、日、中三國的相互關系上存在著一種“歷史經驗、文明背景等方面的差距”，甚至“敵意”。【注釋】Akira Iriye , Across the Pacific :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 - East Asian Relations , New York , 1967 , p. xvi .【注尾】華裔學者鄒讜也認為美國人對中國文明特性的誤解導致其對華政策的失敗【注釋】Tang Tsou（鄒讜），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 1941 —1950 , Chicargo , 1963 ，該書主要分析了美國人對中國文化的誤解以及對共產主義在中國意識形態中的影響和作用的低估。【注尾】。此外還有菲律賓、古巴、智利、印度、波多黎各等族裔的學者也都以“文化沖突論”著書立說分析美國的文化擴張。

　　不同文明的相遇與碰撞、融合與抵制的互逆作用，本是歷史的公理。但“美國化”的失利還存在著更深刻的原因。美利堅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使命觀，他們自信是響應上帝的感召，肩負上帝所賦予的發揚基督文明、啟迪黑暗蒙昧的使命，向世界上的“落后”地區進行征討和擴張。這種征討和擴張既是天經地義,又是利他式的獻身。這是一種理想主義的信念，它驅使成千上萬的美國男女不圖報酬，不畏艱危，甘愿到異國他鄉從事各種文化活動。嚴格按照資本意志行事的美國政府為了動員公眾支持其政策，在向世界擴張時往往也打出“無私”、“利他”的旗號。19 世紀末美國發動的對西班牙戰爭以及對菲戰爭，就涂上了一層“合理合法”的色彩,如“反對西班牙的暴行”、“解放古巴人民”、“教化菲律賓人使之免于無政府的厄運”等。后來，又以“保全”中國的“領土與行政實體”的名義推行“門戶開放”政策，并標榜“利他主義”在中國和遠東實行金元外交和文化滲透，甚至直接干涉中國的內政。

　　不可否認，從事對外文化交流的美國人士當中，不乏熱忱、正直、無私、勇于獻身者，他們的具體工作和活動在發展世界落后國家和地區的科學文化事業方面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他們帶著美國式的使命觀來到被征服的土地上，試圖推廣美國模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不可避免地會以一種“救世主”、“施惠者”、“保護人”的面目出現在異邦和異族面前。加上他們對異族文化的隔膜，不了解被征服民族飽受屈辱、飽經憂患的民族心態和歷史體驗，不理解這些民族爭取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的要求和決心【注釋】康馬杰承認，美國人“輕視其他國家和民族幾乎達到旁若無人的程度”，見其所著《美國精神》，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第13 頁。【注尾】，所以，在“受惠”民族的眼中，這些“施惠者”常常成為“征服者”而受到敵視和抵制,他們的“善舉”因為是強加于人而遭到拒絕和排斥。以中國為例，近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列強施于中國的種種屈辱和欺凌，如殘破的圓明園廢墟至今仍存留在中國人民的記憶中；帝國主義對半殖民地的中國的任意蹂躪和宰割，記載在中華民族百年史上永存萬世；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泣血斗爭，永遠銘記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里。對于這些，即使是真心為中國人民做些好事的西方人也并不完全了解。如果說中國自鴉片戰爭后的百年史是一出民族悲劇,那這些西方人往往是觀眾，而不是劇中人。對擁有自己的歷史文明的民族來說，當一種完全陌生的西方文明伴隨著堅船利炮突然襲來時，不能不是一種文化上的強行征服。平等的、雙向的文化交流是一回事，強加的、單向的文化征服又是另一回事，曾遭受過西方資本主義侵略的民族對這個問題必然是敏感的，而作為美國人則是考慮不多的，他們對遭到誤解和敵視的抱怨和困惑也在情理之中。這也說明，由中國人自己來研究美國的對華政策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不能被美國人的研究替代得了的。當然，作為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和民族，應當克服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偏執狹隘的“殖民地心態”，以冷靜平和、博大寬廣的胸懷走向國際社會，追趕現代化的歷史潮流。而作為美國人,則應當放下大國的傲慢，傾聽曾被美國征服的民族的聲音，了解他們的歷史體驗。因此，美國外交史學由“國內史”走向“國際史”，不僅要拓寬視角和視野，還應當加強各國各民族學者的討論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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