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源與流　　

---吳晗與黨爭（下）

說明：　　

以《海瑞罷官》與吳晗個人的命運為線索討論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史中的地位，事實上是在銜接明史與現代史的關系。在《吳晗之死與中國右翼的關系》一文發表后中收到馬社香研究員的信息，知道馬老師是一個明史專家，而她的名著《前奏》也是在探討文革的成因，筆者明白，中國人是到了明白文革和文革成因的時候了，如同1944年的甲申三百年紀念，關系著未來中國的走向。

這種討論是必要的，因為文革本身就是在一種混沌狀態中發生的，例如兩個第一夫人對文革的認識：

文革的發動者之一的江青，在1965年前后前往上海，本來是為了進行京劇的改造的。舊京劇本來就是滿清皇室扶植和欣賞的，和社會大眾，甚至和漢人本來就沒有關系，無論從內容和藝術，都難以融合于一個以工農為主體的社會。以江青個人的藝術造詣和政治修養，領導一次京劇革命無疑是勝任的，在當代，新舊京劇可以得到比較，舊京劇的糟粕性如此明顯，而新京劇的景象不能不令人有朝氣蓬勃之感。在京劇改造上，江青是成功的。

大約江青的能力僅止于此，可是江青卻參與了《海瑞罷官》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是影射史學，即史學為政治服務，這是以蘇聯（斯大林）史學觀為藍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觀對中國史學的改造，相對于滿清的篡改史學是進步了一些，而與中國史學傳統的直筆相比較卻相去遙遠。有趣的是，包括江青指揮下的姚文元們的《海瑞罷官》同樣是以影射史學來批判吳晗的影射史學，這種海水沖了龍王廟的鬧劇至今讀來仍然令人啼笑皆非。

為什么？江青去了，沒有人能夠采訪得到她?？墒侨藗兛梢圆稍L到另外一位第一夫人王光美。2008年11月南方新聞網采訪王光美：

問：你們完全不知道，江青在上海秘密策劃批判《海瑞罷官》嗎？姚文元在上海寫作《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長達八個月，華東局和上海市委不少領導都知道這事。

王光美答：“我們這里完全不知道?！?/p>

問：《評〈海罷〉》發表后，少奇還是不知道毛主席發表這篇文章是為了發動“文革”么？

王光美答：“少奇他不知道。豈止他不知道，彭真就講過，他也不知道?！?/p>

筆者相信王光美的回答，可見當其時的部分領導層對社會的判斷顯然過于樂觀，以至于缺乏危機感，可以舉出兩點：

其一、《海瑞罷官》的批判起源在1944年的甲申三百年紀念，這個討論有三個主要的觀點，即維護蔣介石政權、民族主義和中共學者對李自成起義的檢討。吳晗與柳亞子、翦伯贊都是持民族主義立場的，對蔣介石政權是小罵大幫忙，所以后來毛澤東稱吳晗與翦伯贊為國民黨，而柳亞子本來就是國民黨。這次討論后來引出的就是毛澤東著名的兩個“務必”論，顯然劉少奇和他的朋友們忘記了“務必”。

其二、文革真正的，或者說直接的原因就是之前發生的信陽事件，一小撮鉆進中共隊伍的國民黨分子對人民群眾反攻倒算。這一件事情激發了毛澤東以及一些中國領導人極度的憤怒。于是有了后來的“社教”、“四清”和“文革”。很有意思的是，王光美自己就親自參與和領導了“社教”、“四清”，有了著名的樣板如“桃園經驗”，可是連劉少奇都不能預感到“文革”的到來。而“四清”和“文革”的區別僅僅只是，前者是大領導審查小領導，后者卻是人民群眾審查絕大多數的干部（除了運動的一線領導者周恩來、江青等，以及政權的保護者如林彪等等）。

當我們面對這些事實的時候，重新認識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史上的地位，辨清它的源流是一個令人極為興趣的事情。

筆者以為，應該與　馬社香　老師和所有對這個歷史奧秘感到興趣的人們建立聯系，為了我所存身的那一個階級。

壺公評論寫于2011年的五一前日

文化大革命的源與流（1）　　

文革結束，南京的雜志《雨花》有詩論“四人邦”，定義其為扛著一個大菩薩的四個小鬼，又嘲諷大菩薩保佑不了四個小鬼。

《雨花》的定義有失偏頗，從知識、閱歷或聲望言，“四人邦”都無法擺脫低層次的局限，而以小鬼論之、跡近宦豎，卻也過甚其詞?！队昊ā芬虼艘矠樽约合铝硕x，據說其參與者是一些先前的老右派，但是終于沒有走出自己人生的局限，仍然作為“四人邦”的對立面，混沌于一場殘酷的黨爭中。

或如晚明落魄書生吳應箕于黨爭的亢奮，吳曰：

“嘗觀國家之敗亡，未有不起于小人之傾君子一事；而小人之傾君子一事，未有不托于朋黨之一言。”（《東林本末》）

即認為明朝亡于黨爭，卻責在魏黨；以正人君子遭擯斥釀成內禍論，卻也論證了所謂“正人君子”岡顧大局的偏激、自私與狹隘。

所謂黨爭，它的特點是放棄本質性的追求而淪落于庸俗化的對抗。盧梭寫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保ā渡鐣跫s論》）如果“自由”是黑格爾思維的“素樸”狀態或追求的“終極信念”，盧梭的“枷鎖”正是黑格爾思維“分裂境地”的困境。令人悲哀的是，對于中國文化而言，這種思維演變上的自然狀態卻在政治上表現為庸俗化的排它性。

就廣義而言，黨爭幾乎貫穿于有記載的中國社會史的全過程，這一中國特色與傳統中國社會由皇權、仕權和民權三位一體構成的模式相關。在激變時期—如農民起義時期之外，由于文言文對文化傳播的局限、對民權意識的弱化，以及宗族、家庭結構對民意的壟斷、對民權的的壓抑，中國的民權常常為皇權或仕權所代表，代表者如農民皇帝朱元璋、清官海瑞等等。而皇權與仕權的對立、皇權或仕權內部的分化則大致表現為宮廷政變和黨爭，因此黨爭是中國仕文化的基本屬性，卻也是中國政治的常規模式。

黨爭對中華民族的損害不能不引起現代人們的重視，從思想史上說，西漢之前的中國思想混沌，關于“天”的崇拜卻具有本體論的本初特性；西漢宣帝通過甘露平議確立了《谷梁》學，把中國思想打入了庸俗化的世界；魏晉玄學與唐、宋道、理卻把中國思維推向“萬象森然”的境界，達到人類思維的頂峰；但是明朝的中國思維再度陷入庸俗化的沼澤。黨爭是思維庸俗化的產兒，近、現代的黨爭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一、晚明時期：　　

近代所討論的黨爭--狹義的黨爭是明王朝的產物，本質上是朱明農民政權與仕文化的沖突，又表現為種種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其庸俗化表現在，黨爭的主題是以皇位世襲的正統性展開的，已經遠離理學本體性的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尤其是明晚期，所謂黨爭已經陷入純粹的利益之爭，例如東林黨的背后是江浙利益集團，“閹黨”所代表的是齊、楚等地區的財團。

吳應箕的狹隘性與庸俗性表現在他對明季黨爭初起的批判，他認為明季黨爭起于嘉靖年間，如：“極于萬歷丁巳，而嘉靖諸政府已開其漸?！?/p>

以時間論，吳應箕的這一說法大致正確，但是他把黨爭歸咎于夏言、嚴嵩、徐階的專權與黨同伐異，卻不論嘉靖初期的庸人楊廷和輩掀起的動搖明政權根基的大禮儀之爭。事實上楊廷和輩是極其狹隘的，其維護正統的宣示之下唯有他們的既得利益而無其它，而夏言、嚴嵩等僅僅只是因為維護皇權而與楊廷和輩對立。以此論之，吳應箕并不明白黨爭亡國的真正原因，只因為自己就在黨爭中，而他以這樣的判斷作為自己思維的起點，他也只能在黨爭中。

吳應箕出身江南 “世代簪纓之族”，長成后與名士萬應隆組織“南社”，后來南社與復社合并。無論南社、復社，與東林黨人一脈相承，以之聯絡同志，也就是朋黨。吳應箕作為復社中堅，長期與閹黨骨干阮大鋮“中江社”抗衡，于是我們能夠看到他的《啟禎兩朝剝復錄》洋洋十卷。

《啟禎兩朝剝復錄》記述明末激烈、殘酷的黨爭。從天啟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楊漣劾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始，敘述了葉向高辭職，閹黨得勢而東林黨人遭遇厄運；繼之記述閹黨控制大權迫害東林黨人，被禍者如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東林領袖；再之記錄魏忠賢黨羽橫行一時而后天啟帝暴斃，崇禎大力貶殺魏忠賢，誅鋤閹黨，為東林黨人平反昭雪。

吳應箕是為抗清殉難的，不失為豪杰，而正是這一點，后人常常把存在于不同層面上的民族主義和民本主義混為一談，民族主義固然是立國必須，而民本主義才是立國之本，表里不清是近代中國思想致命的缺陷。

清代學者朱彝尊為《啟禎兩朝剝復錄》作序，其文曰：“先賢授命處，血跡至今猶存，洗之不去！”表達了對東林黨人的敬佩，對魏忠賢閹黨的憤恨，也就把吳應箕的混沌傳承下來，直至民國年間的南社中人柳亞子，現代的吳晗及于當代的一些民族主義知識分子。　

東林黨人與魏忠賢集團的對立，或者說吳應箕的“復社”與阮大鋮的“中江社”的對立，是晚明左、右翼的對立。如果從民族主義的角度說，兩者其實很難做出明確的界定；如果從民本主義說，也常常只是毫無意義的政客議論；只有從黨群利益的角度說，這種爭論才是有意義的?？上У氖沁@種斗爭的激烈和殘酷把明朝攪成一盤散沙，最后亡于邊鄙蠻族，這又是誰之過？吳應箕們是至死也說不清的。

事實上，東林黨人是多層次的，吳應箕僅僅屬于其中的激進派，如果說東林黨是當時中國社會的左翼，吳應箕應該就是極左翼了。而同樣作為東林黨人的錢謙益、夏允彝等等直至后來的南社中人的柳亞子，以及持東林觀點的翦伯贊和吳晗等等都可以歸之為東林意識中的主流。

如何看阮大鋮以及與復社對立的中江社？這個問題引起后世學者的關注，這種關注的很大程度上是因應中江社發起人之一的阮大鋮。

阮大鋮的“中江社”并非等閑之輩，不僅僅是當其時一類思想觀點的代表者，而對后來傳播廣大的桐城派的影響也不可小視，暨南大學　魏中林　教授等人的著作的《阮大鋮所結中江社考論》讓筆者窺視了這個曾經陰暗的一角。

后人或謂中江社立足于文學創作，只是明末的一個普通文社，備科舉之需，兼詩酒之會，旨在以文會友，結論是并非政治性結社。這種說法太牽強，中江社只是以文學創作經營，復社的盛氣凌人豈不捕風捉影？進一步說，中國仕文化是入世文化，懷達、善之心，文學創作又豈能與政治運作相分離？

民國前后嶄露頭角的明史專家朱倓是當其時學林女界的代表人物，朱倓在《明季桐城中江社考》文中證明，中江社是阮大鋮與東林黨、復社明爭暗斗的政治工具，現代文學批評史家郭紹虞也認同這一種看法。這種觀點比較隱晦，不過敢于肯定阮大鋮的一定需要大見識與大勇氣，因為滿清亡中華對于當其時的中國人的精神壓力事實上勝于后來日本侵華于當代中國人形成的精神壓力。

能夠肯定和團結阮大鋮等非東林黨人的是原東林領袖錢謙益，以及為抗清殉難的夏允彝、夏完淳父子。

筆者對錢謙益的興趣是從陳寅恪的《柳如是別傳》開始的，此后一改其為“貳臣”的評價，反而從滿酋乾隆的這一定評中看出這一代仕子精英的內在素質。應該說錢謙益是一個頗有境界的仕子，這一點至少不是當其時的東林或復社中人能夠企及的。

筆者研究人性，元之后，因應于家國敗亡的前車之鑒，社會文化在愛情上的容忍度比南宋更加逼仄，但是作為文人領袖的錢謙益居然于崇禎十四年辛巳（1641年）　六月初七日　以匹嫡禮與名妓柳如是結縭芙蓉舫中，引起士大夫的物議，評論其“褻朝廷之名器，傷士人大夫之體統”。從這一點看，錢謙益不是庸夫俗子，他后來的許多作為即是察形度勢而為，又是竭盡全力而為，也就常常成為庸俗仕子的詬病，例如他與阮大鋮的妥協。

明崇禎十七甲申四月，清兵入關，錢謙益等人準備擁戴潞王，但是看到明福王朱由崧于　五月十五日　即位于南京，為避免自亂陣腳，錢謙益也進入南京。當其時國勢危若累卵，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而自甘為中流砥柱者，不能不有英雄氣質。名隸東林，本屬清流的錢謙益主動與馬士英、阮大鋮聯合，建立了統一戰線以支持弘光朝。盡管東林黨人不能諒解，例如《南明野史》評論：“錢聲色自娛，末路失節，既投阮大鋮而以其妾柳氏出為奉酒。。。其丑狀令人欲嘔。”這種評論也真能令人作嘔，可是筆者注意到，錢謙益所為，即放棄黨爭，團結抗清是當其時必須采取的方法，不能不承認錢謙益的胸懷與氣度，那些毀譽種種的黨人很大程度上是自毀。

另外的具有大胸懷、大氣象的是夏允彝、夏完淳父子。

黨爭詞義準確地見錄于明末抗清仕子夏允彝所著的《幸存錄》中，在這一部著作中，夏允彝明確指出黨爭是導致明王朝覆滅根本的原因?！缎掖驿洝饭擦?，關于黨爭的內容見于《門戶大略》和《門戶雜志》兩篇，夏允彝詳細記載了弘光王朝各朝臣之間、東林黨、閹黨以及復社文人之間的黨爭。夏允彝滿懷悲憤地寫到，值此清兵壓境、國難當頭，弘光王朝上下本應戮力同心、一致抗敵，但朝臣之間卻黨派林立、紛爭不斷、互相傾壓。

夏允彝是幾社發起人，與復社文人交往密切，但他不為門戶所限，他評價東林黨人和復社文人既恕亦貶；對于受盡詬病的“閹黨”馬士英、阮大鋮等人，夏允彝亦恕亦貶。夏允彝與其它東林黨人不同之處在于他的評論的基點是國家利益而不是一團體之私。

夏允彝指責東林黨人與非東林黨人之間的內訌，認為他們沒有以國事為重的見識，也沒有和衷共濟的肚量，爾虞我詐爭斗不休，以至于滿清集團可以在明朝內部的分裂中輕取天下，他站在一個較高立場上，有了許多值得贊許的公允之論。

論東林黨人與“閹黨”魏忠賢的對立，誰對？誰錯？歷來文人的評論固然激烈，卻難得正義，更多的是另外一類構陷，如同上述《雨花》們對現代“四人邦”的抹黑，例如，明末秦蘭徵在《天啟宮詞》大師描述客魏閹黨的佚事遺聞，極性污穢難聞。

如何判斷這一時期黨爭中的誰是誰非？不能不以史實為評判：

首先，是當局者的看法。

對于所謂“閹黨”的評論，在國事極其危機的時候已經很難“民主”了，當局者的判斷是重要的。明熹宗死后，崇禎對魏忠賢的態度有一個反復。他開始誅鋤閹黨，殺魏忠賢，為東林黨人平反昭雪，很有一類打倒“四人邦”后的大快人心。但是事實證明雖然有錢謙益、夏允彝這樣的明白人，大多數東林黨人也不過是一群庸人，他們仍然爭權奪利，黨爭不休，國家大事不過是他們運作的籌碼，這一代文人的自私與庸俗令讀史者周身寒徹。

魏忠賢是被崇禎殺死的，死前公布罪狀、發配鳳陽，死后碎尸萬段、懸首示眾，可謂恨之入骨。但是，崇禎　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也是崇禎煤山上吊前的第五天，崇禎接受了曹化淳的觀點“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他想起了熹宗臨終前的遺言，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于是下密旨收葬魏忠賢的遺骸，葬在魏忠賢生前選定的墓址香山碧云寺。

崇禎的反思就在于他自己的執政經歷，他在位17年間換了17個尚書和50個內閣大學士，仍然不得其人，更無法控制局面，那些癡情于黨爭的東林黨人和其它的派別何時以國事為重？內外交困的崇禎迫切需要魏忠賢這樣剛強果斷助手，也就是必須堅決避免黨爭，于是有了對魏忠賢的再肯定。

其次，是仕階層自己的表現。

對于后世的我們，對晚明仕階層的表現并非僅見于文章與言論，而是在考察其具體的行為，即事實勝于雄辯，這是歷史學的意義。

歷史學　家王家范　教授在《明清易代的偶然性與必然性》中為這一時代文人的頹廢做了豐富的注解。筆者曾經在《明萬歷朝鮮之役對東亞歷史的影響》一文中把萬歷朝鮮之役認定為明朝衰落的一個轉折點，其原因即在于此役耗盡明朝廷的錢糧；而另外一個轉折點即發生在嘉靖年間的陜西大地震，筆者把朝廷放棄明朝前期特有的救災責任的做法也歸結為朝廷的錢糧匱乏。應該說陜西大地震對明王朝是致命的，后來郭老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說到這一地區的“易子而炊”的慘狀，而民國時期的資料記載了上世紀30年代陜西社會的凄慘，應該說的都是陜西大地震和大災難不能救的禍延。

但是，在探討中國歷代朝廷對災變應對的時候，筆者注意到嘉靖初年的“大禮儀”之辨，對那些不問民生，專務一己、一黨私利而自我標榜義理的庸俗仕子們尤其厭惡，筆者甚至認為正是這些人毀了大明朝的前程，嘉靖皇帝對大明朝前程的失誤僅僅在于不能夠效法秦始皇有一個“焚書坑儒”的果斷行為。后來讀　王家范　教授的文章和演變，這個觀點有了具體的證實。

明中晚期的中國窮嗎？答案是否定的，　王家范　教授寫到：

“譬如美國的弗蘭克，他在《白銀資本》一書里，憑籍已有的各種研究成果，估計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間，由歐亞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在七千到一萬噸左右，約占當時世界白銀總產量的1/3（其實這項研究，中國學者梁方仲、全漢升走在前，只是沒有引起國人足夠注意）?！?/p>

但是，巨額的財富并沒有讓明史一片光明。因為這么多閃閃發光的白銀并不在政府手中，也不在社會大眾手中，而是被官僚政客窖藏在地窖之中，即不能用于改變民眾的生存狀況，也不能支撐明朝政權。

　王家范　教授十分遺憾地寫到：

“然而，數額巨大的白銀儲備，花在奢侈性消費方面，多少還能對各類‘生活服務業’起點‘推動’作用，遺憾的是相當部分卻被收貯在國庫或官僚的私宅里。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我們今天之所以能掌握實據，竟是因為他們死到臨頭還抱住不放，最終被大順軍抄沒，原形畢露。”

　王家范　教授寫到：

“據《甲申核真略》、《再生紀略》、《甲申傳信錄》等書記載，甲申正月初一，前線告急，內閣向皇上詢問庫藏究竟還有多少銀子。崇禎愁眉不展，含糊地說：‘今日內帑難以告先生?！辉竿傅?。三月初十，義軍離北京越來越近，為籌措軍餉，皇帝派太監向大臣、勛戚、大珰逐家強行‘捐銀’。眾人各各哭窮，都說‘家銀無多’。龍顏大怒下，老皇親張國紀捐二萬，皇后父親捐一萬，其余‘未有及萬者’。退休太監頭司禮監王之心最富，紛傳家產在30萬兩以上，也只肯認捐一萬兩。大學士陳演推托‘從未向吏兵部討一缺’，向來清苦，一毛不拔。”

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到大順軍拷掠抄家，那個“向來清苦”的陳演送4萬兩至劉宗敏府，又為家仆告發，“先后搜掘黃金360兩，白銀48000兩，珠寶盈斗”。而“太監王之心家， 搜得白銀15萬兩，珍玩珠寶大抵價值也在15萬兩左右。在皇后父親周家，搜得白銀53萬 兩，‘緞匹以車載者相屬于道’。”

　王家范　教授記錄：

在《慟余雜記》里說崇禎帝以為內帑已空，其實為廠監內臣所欺隱，一直蒙在鼓里，結果盡為“闖賊”所得，“宮中得金銀七千余萬”；

至于貯藏在各地藩王、官僚、富紳私宅里的白銀，其數亦當十分可觀。各書記載，都對京城勛戚、官僚的貪財吝財以及種種媚態，極盡暴露譏諷的能事。例如對大順長官將士使用賄賂舊技，多有送金銀珠寶的，甚至也有送婢女或以婢女冒充女兒上門的，無恥至極。

這些官僚政客對與自己有皮毛關系的朝廷如此冷漠，后人有一個探討，例如清康熙年間計六奇匯編的《明季北略》收錄有宋獻策、李巖兩人的長篇對話：

李巖問，明朝經科舉選官入政壇非常不易，“何以國家有事，報效之人不多見也?”

宋獻策解釋，大明天下，滿朝公卿，哪個不是坐享榮華富貴，年薪豐厚，怎么肯隨便舍棄?剛考上的說“我功名實非容易，二十年燈窗辛苦，才博得一紗帽上頂。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老官僚則說“我官居極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獨死無益”。

宋獻策總結：他們每個人 都認為“功名“是自家辛苦掙得來的，各處和各個環節都得花費白銀，子母相權，贏利至上，棄舊事新，把忠義二字拋到九霄云外，是毫不足怪的。

晚明的仕階層――那些耽于黨爭的讀書人就是這樣的面目可憎。錢謙益予其兒子的詩中自命清廉，詩曰：

“仕宦三十年，但余書滿床。盡可與汝讀，俾汝無面墻?！?/p>

但是明清交替之時，錢謙益向豫親王多鐸獻上了金銀實物和珍貴古玩百來件。同治十年進士陳康祺《即潛紀聞》記錄：

《柳南隨筆》載豫王下江南，殘明諸臣咸致重幣，以虞山錢牧齋所獻為最簿。其所具柬帖第一行細書“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臣錢謙益”尾亦如之。其貢品乃流金銀壺，法瑯銀壺各一具；蟠龍玉杯、宋制玉杯、天鹿犀杯、葵花犀杯、芙蓉犀杯、法瑯鼎杯各一進；法瑯鴿杯、銀鑲鶴杯各一對；宣德宮扇、真金川扇戈陽金扇、戈奇金扇、百子宮扇、真金杭扇各十柄；真金蘇扇四十柄、銀鑲象箸十雙。

錢謙益送的禮是所有官員中最輕最簿的，大約是不得不然。而以身依附的明朝的這些官僚政客們，對明朝廷吝嗇有加，對滿清屠夫多鐸則人人爭相奉獻。

錢謙益后來慷慨解囊，把全部家產用于支持抗清義軍。順治七年，絳云樓又不慎起火，藏書和珍寶古玩化為灰燼。錢謙益經濟拮據，柳如是依然賣盡金珠，全力資助抗清義軍。錢氏傾家蕩產資助反清復明，以致錢謙益臨死連喪葬費用都成了問題。

黃宗羲在《南雷詩歷》之《八哀詩》記錄錢謙益凄慘晚境：

“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與誰傳。憑裀引燭燒殘話，囑筆完文抵債錢。紅豆俄飄迷月路，美人欲絕指箏弦。乎生知己誰人是？能不為公一泫然?！?/p>

所謂“囑筆完文抵債錢”說的就是康熙三年夏錢謙益臥病不起，而喪葬費用尚無著落，恰好鹽臺顧某求文三篇，答應給潤筆費一千兩白銀，錢謙益重病在身已經無力為文，只好求來訪的黃宗羲代筆。黃宗羲略顯推辭之色，錢謙益不得已將黃宗羲反鎖于書房之內，迫黃宗羲連夜寫完了三篇文章。

抗清名士歸莊以《祭　錢牧齋　先生文》評論：

“先生喜其同志，每商略慷慨，談?從容，剖腸如雪，吐氣成虹。感時追往，忽復淚下淋浪，發豎鬔鬆。窺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蓋，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赍志以終?！?/p>

筆者讀錢謙益詩，復讀其經歷，幾多感慨，可惜明末官僚政客中如此不惜身家名利而矢志赴國難者不多，而附合滿清者紛紛揚揚。明大學士震孟子文秉撰《烈皇小識》八卷，心情“悲憤填膺，扼吭欲絕，涕泗滂沱，幾執筆而不能下”， 問蒼天曰：“天乎，人乎，豈氣運使然乎？”

天運何在？氣運何籍？人心難辭！文秉知否？

（待續）

壺公評論發表于2011年4月份 于麒麟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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