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史研究室
宣教局局長陳夕：
你好！
本來是一個溫溫雅雅書卷氣濃濃的黨史研究機構，工作人員竟用這樣官味十足的稱謂，聽起來很別扭，叫起來很拗口，我也很不習慣。不過，既然你們愿意這樣，我也沒辦法，只好入鄉隨俗吧！
我是曲琦，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退下來的老人。
3月16日上午，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席偉通知我，讓我把對你們和濟南電視臺合伙拍攝的《沉浮誰主問蒼茫》紀錄片的意見，寫成文字材料報給你，由你負責處理。
現在，本人遵命照辦。
不過，我要把事情的來龍去脈件件講清楚，絕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辦到的。而且，三十年來我第一次得到一個能把意見直接向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說清楚的絕好機會，我要借此良機把你們造假黨史的問題，一并提出來說一說，跟你們算個總賬。因此，我老漢這塊包腳布，會比王大娘的裹腳條子更長更臭。希望你做好思想準備。
我要求你耐著性子、沉著氣，一字一行地看完我的材料；
我要求你以黨員對黨負責的態度，對我所提問題，逐一做出認真的答復！
我要跟你談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沉浮誰主問蒼茫》紀錄片應立即停機檢查；
第二個問題：中央黨史研究室造假黨史——“濟南共產主義小組”三十年之爭；
第三個問題：《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公開編造假黨史，應向全黨認罪；
第四個問題：建議中央開展“打假清毒”運動，保障黨史研究工作健康發展！
現分述如下：
第一個問題：《沉浮誰主問蒼茫》紀錄片
應立即停機
（一）致高曉兵同志信
去年（2010年）11月30日，我在《濟南時報》看到“濟南廣播電視臺拍攝的大型政論電視紀錄片《沉浮誰主問蒼茫》在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王盡美的母校——濟南師范學校舉行了開機儀式。大型紀錄片講述王盡美革命一生”的新聞報道。看后，12月13日我給中共山東省委分管黨史工作的常委、組織部長高曉兵寫了一封信，原信如下：
高曉兵同志：
你好！
我又給你寫信了！我想你一定會很煩的！
不過，不管你煩不煩，我還得給你寫！為什么？因為你管這項工作，不給你寫不行！你不是管黨史工作嗎？這次就跟你談黨史。
11月30日，《濟南時報》報導了一件新聞：濟南廣播電視臺拍攝的“大型政論電視紀錄片《沉浮誰主問蒼茫》在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王盡美的母校——濟南師范學校舉行了開機儀式”。大型紀錄片講述王盡美革命一生。（見附件一）
這事我想你應該早就知道了。他們一定要向你這位主管黨史工作的領導匯報的。
王盡美是什么人，我想你也已經知道了。他的短暫光輝的一生的事跡，我想你也可能知道一些。
我這封信，就是跟你談談關于王盡美的問題。
現在給王盡美拍攝講述他革命的一生的大型政論電視紀錄片是一件大好事，王盡美確實是一個完美的優秀的中國共產黨創始人，確實應該大力地進行宣傳，以教育后人。
但是，對王盡美這樣一個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的宣傳是一件極為嚴肅的事，一定要完全符合歷史的真實情況，不能有絲毫的歪曲和戲說的成份。
過去幾十年，山東在對王盡美的宣傳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這是應該肯定的一面。但是不容諱言，宣傳中也存在諸多問題，甚至有一些嚴重的政治性錯誤。
這里我給你舉1998年紀念王盡美誕辰100周年的幾件事：
1、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主辦的《山東黨史》，在1998年第3期上發表了李肇年寫的《短暫的一生 光輝的一生》紀念文章（見附件二）；
2、《濟南日報》在1998年6月7日第8版《文化周刊》上，發表了肇年、曰盛合寫的《盡善盡美唯解放》紀念文章（見附件三）。
在這樣一個莊嚴的時刻寫這樣莊嚴的紀念文章，應該是一件非常嚴肅的工作，絕不能有絲毫的馬虎。但是他二人在文章中卻任意歪曲歷史事實，編造一些虛假的內容，嚴重損害了王盡美的光輝形象，令人難以容忍！
對此，我于1998年6月8日，即給吳官正同志和陳建國同志寫了《緊急呼吁！——嚴厲制止塑造虛假王盡美的歪風》（見附件四）的報告進行揭露。此信同時也給了濟南市委宣傳部長牛洪恩一份。但是省委和濟南市委以及省委黨史研究室并未采取任何糾正措施。后來，我又寫了一篇題為《滿紙謊言的贊歌》的稿子，批判李肇年和（欒）曰盛的《盡善盡美唯解放》，于1999年1月31日寄給了牛洪恩，請他批轉《濟南日報》發表，但也沒有下文。
山東在宣傳王盡美方面就出現這么一次錯誤嗎？絕不是。
從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山東黨史界就在大力塑造一個虛假的王盡美。始作俑者是山東大學幾個教師，他們寫了一本《王盡美傳》，1981年由山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山東當時唯一一本宣傳王盡美的書，也被認為是最“權威”的一本書。這本書在社會上流傳，沒有引起任何爭議。
1981年6月，我調到當時的山東省委黨史辦公室（一個5人編制的處級單位）工作。之后，我才看了山大老師們寫的這本書。不看不要緊，一看嚇一跳，發現其中有錯誤，而且不是一處兩處，而是很多處，有些甚至是歪曲歷史事實的原則錯誤。
1982年1月8日，我在剛成立不久的山東省黨史學會舉辦的第一次學術討論會—“關于山東地方黨組織創建時期若干問題討論會”上，公開批評了山大老師們寫的《王盡美傳》中存在的錯誤。這是在山東，甚至在全國也是第一次對王盡美的評論出現分歧的討論會。經過三天的激烈辯論，山大的老師們最后承認了錯誤，會議對王盡美的評價取得了一個合乎歷史真實情況的共識。
但是，后來省委黨史研究室和有些黨史工作者如李肇年（原山大教師，1983年調到山東省委黨史辦公室工作）、劉明義（原濟南市總工會的干部）、余世誠（原石油大學的教師）等等一些人，在王盡美和山東其他黨史人物如鄧恩銘等等的研究上，又出現回潮現象。他們利用自己的工作便利條件，搞了許多歪曲歷史事實的虛假材料。1998年6月李肇年等人寫的紀念王盡美誕辰100周年的文章，就是其中一例。
山東對王盡美的宣傳，在1998年王盡美誕辰100周年前后達到高潮。 我知道的活動有以下一些：
山東省委于1998年6月11日在諸城市召開座談會，隆重紀念王盡美誕辰100周年。省委副書記陳建國出席并講話。省里的老同志、王盡美同志的親屬及各界人士100余人，參加了座談會。（見附件五）
報紙、刊物也紛紛發表紀念文章，除我前面提到的兩篇之外，還有：1997年9月20日，《大眾日報》在主辦的《大眾周末》第151期發表了馬新義寫的《盡善盡美唯解放——黨的“一大”代表王盡美短暫而光輝的一生》（見附件六）；1998年6月10日，《大眾日報》在第三版發表了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寫的《丹心常在 浩氣長存》的文章（見附件七）；1998年6月12日《青島日報》在《琴島周末》第164期發表了中共青島市委黨史研究室張紹麟寫的《鞠躬盡瘁 王盡美島城傳偉名》文章（見附件八）。以上三篇文章都程度不同的存在一些嚴重錯誤。
除此，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和中共諸城市委還合作寫了一本《王盡美傳》，1998年6月由紅旗出版社出版。這本《王盡美傳》和上世紀六十年代山東大學幾名教師寫的那本《王盡美傳》內容基本雷同。他們不僅把六十年代山大教師的那些錯誤，又在九十年代重新散播，而且還有一些新的發明創造。同一期間，河北人民出版社還出版了一本由丁龍嘉、張業賞寫的《王盡美》小冊子。另外，聽說2005年出版的，由王修智同志任主編的山東革命文化叢書中，也有一本《王盡美》。后兩本《王盡美》我沒有見到，不知他們寫的什么。
由于山東一些黨史工作者對黨史研究采取了不認真嚴肅的錯誤態度，以及山東黨史工作的領導機構對黨史研究工作的不作為、失控，從而使一些歪曲王盡美歷史真實情況的錯誤材料流毒社會，嚴重損害了王盡美的光輝形象，造成極壞的影響。
這次濟南廣播電視臺拍攝的《沉浮誰主問蒼茫》不知根據什么腳本，不知他們是否把腳本送你審閱。不客氣地說，對濟南廣播電視臺要拍的這部大型紀錄片的質量，我是持懷疑態度的。不用說別的，就從《濟南日報》11月30日的報導來看，開頭第一段說：“昨天，大型政論電視記錄片《沉浮誰主問蒼茫》在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王盡美的母校——濟南師范學校，舉行了開機儀式”，一下子就暴露了他們對王盡美的無知。為什么？他們不是說“王盡美的母校—濟南師范學校”嗎？錯了！王盡美的母校是“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不是“濟南師范學校”。現在在師范路上的“濟南師范學校”，前身是抗戰期間日偽政府建立的，抗戰勝利后由國民黨政府接辦。1948年濟南解放后才由人民政府接管。“五四”時期的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本科班校址在城里。王盡美所在的預科班是分校，校址在北園。五四時期，和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同時存在的確實還有一所“濟南師范學校”，校址在楊家莊。那所“濟南師范學校”和王盡美也沒有任何關系。所以，說“王盡美的母校—濟南師范學校”是完全錯誤的。
1937年抗戰開始后，王盡美的母校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隨國民黨政府內遷大后方了，以后在內地和其他學校合辦成“XX聯中”了，老死內地，再也沒有回遷山東。現在，濟南市教育部門胡說目前的“濟南師范學校”的前身就是“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是從那里演變來的。這是當前一些學校風行的為了抬高身價亂認祖宗的錯誤做法。
以上只是我從報導中發現的問題，要拍攝的紀錄片是否還有其他的問題，我認為很難免。因為，那些拍紀錄片的工作人員不都是專業黨史工作者，如果他們只是根據已出版的一些有關王盡美資料拍攝，迷信那些出版物，就很容易上當受騙；如果他們再找了像李肇年、丁龍嘉等等一些所謂的“黨史專家”當顧問，聽他們的瞎擺擺，肯定更是拍不出有質量有水平的紀錄片的。
另外，我再告訴你一個殘酷無情的現實情況：在當今這個一切向錢看的社會，有些無德的文人和所謂學者如李肇年之類，往往打著宣傳歌頌歷史名人的旗號招搖撞騙，不顧廉恥不講原則，采用各種非法手段，任意歪曲歷史事實丑化歷史名人，嘩眾取寵，來達到個人的名利私欲目的。這種現象已經屢見不鮮，必須引起你的警惕。
因此我認真嚴肅地向你提出來，希望你認真地對待拍攝大型王盡美政論紀錄片這個問題。既然在山東拍攝有關王盡美的紀錄片，不管是誰，不管是哪個單位，也不管他們是否請示過你，你都應該管，都應該過問。不能不聞不問！你一定要嚴格地把關，你一定要保護好王盡美的光輝形象不受損害。這是你應該履行的政治責任，絕不能掉以輕心。習近平同志7月在中央黨史工作會議上不是說“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嗎？！如果你把不好關，將來一定會鬧出大笑話，甚至要犯政治性的嚴重錯誤，成為一個歷史罪人，讓后人笑罵！那對你這位分管山東黨史工作的領導人可不是光彩的事！！！
以上，我以一個黨員對黨負責的態度，就我所見所知誠懇地向你提供出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僅供參考。希望你對我給你寫信不要太煩，“忠言逆耳利于行”嘛！消消氣，多保重身體！
此致
敬禮
八十七歲黨員 曲 琦
于2010年12月7—13日23點
附件四：
緊 急 呼 吁！
——嚴厲制止塑造虛假王盡美的歪風！
官正同志、建國同志：
我現在向你們發出緊急呼吁！
昨天，6月7日，《濟南日報》在第8版《文化周刊》專刊中，發表了題為《盡善盡美唯解放——紀念王盡美烈士誕辰100周年》的文章。
《濟南日報》發表的這篇署名肇年、曰盛寫的“獨家采訪”《盡善盡美唯解放》，和去年9月20日《大眾日報》周末版發表的“特別報道”《盡善盡美唯解放》，同出一轍，信口開河，錯誤百出。
一、真假王盡美的《雙包案》
1、《山東黨史資料》1983年第2期第155頁刊載李又罘寫的《回憶王盡美同志》一文。文章的“（四）五四運動”部分寫道：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了，那年夏天王盡美同志回到家里，與我校來往更加頻繁了。……各村的學生成為這個運動的積極分子，互相聯系，有組織地在通往青島的大路上盤查日貨，阻止牛販子攜帶農產品去青島出賣資敵。盡美同志為此出謀劃策，領導建立反日會，組織‘十人團’。他既善組織又能宣傳。他還經常在各校的集會上和各村的大集上，有聲有色地講演，帶領群眾高呼口號，教群眾唱歌。他的口才很好，他的宣傳大大地激發了群眾的反帝愛國思想，影響很大。當時，盡美同志還用《長江歌》的調子填了新詞：
其一：看看看，滔天大禍，飛來到身邊。日本強盜似狼貪，硬立民政官，此恥不能甘！山東又要似朝鮮。嗟我祖國，攘我主權，破我好河山。
其二：聽聽聽！山東父老，同胞憤怒聲。送我代表赴北京，質問大總統，反對賣國廿一條，保護我山東。堂堂中華，炎黃裔胄，主權最神圣。”
李又罘和王盡美是同鄉，小時候的要好朋友，李所在的枳構小學和王盡美所在的北杏村小學，相距10余里路。絳枳構村一、六大集，王盡美常去趕集、串親戚，經常到李的學校去玩，他們就熟識了。
五四運動爆發后，濟南市各學校自5月23日起，全體罷課。山東省學生聯合會即組織“各縣旅濟學生，公舉代表回縣，報告學生會之宗旨情形，及外交近事。”回縣代表，于5月30日一齊出發。（見1919年6月8日出版《省立一師周刊》）
王盡美就是一師北園分校選出的回縣代表，回到諸城（我錯了，應為莒縣—4月8日曲琦注）去宣傳五四運動。
從李又罘的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王盡美回諸城莒縣的活動量是很大的《又組織反日會，又組織“十人團”，又要演講報告），范圍是廣大的《這個村到那個村，這個集到那個集），時間也是很長的（又編歌，又教歌，從教到會絕非一日之功），他深入群眾，和群眾戰斗在一起，而不是蜻蜓點水，走馬觀花。當然，由于王盡美本人具備的多才多能的優越條件，他的宣傳五四運動，肯定會取得豐碩的成績。
為了落實五四運動時王盡美在諸城的活動，今天早晨，我打電話給諸城檔案館館長鄒金祥同志，他說：“王盡美五四運動在諸城的活動，我們都收到我們編寫的《王盡美傳》里面了。”至于他們收進了一些什么事跡，我現在不得而知。但有一點，鄒金祥同志肯定了五四運動爆發后，王盡美是在諸城宣傳五四運動。
至于王盡美何時離開諸城（此段中，鄒金祥說的都不符合歷史事實。五四期間，王盡美同志根本沒到過諸城。那時王盡美同志是屬于莒縣—2011年4月8日曲琦注）回濟南，一般應在1919年9月（8月20日—4月8日曲琦注），因為那時濟南各校才開始復學。
2、6月7日《濟南日報》發表的肇年、曰盛合寫的《盡善盡美唯解放》一文中說：
“為響應北京學聯罷課宣言，王盡美等學聯負責人連夜召開會議進行部署。在5月23日這天，濟南全市大中學校實行總罷課，并發表了由王盡美等起草的濟南學生罷課宣言書”；
“王盡美與濟南廣大學生一道，不僅連日來游行示威、散發傳單，并在他的幫助下成立了50多個演講團，在泉城街巷舉行露天演講。特別是富有演講才能的王盡美，最能吸引和感染聽眾……他慷慨陳詞、聲淚俱下，大大激發了群眾的愛國熱忱。”
“為了指導反帝愛國斗爭，在王盡美親自領導下創辦了《省立一師周刊》……。6月8日出版的創刊號發刊詞，就是在王盡美親自參與下寫成的。”
“為支援北京被捕同學，響應上海工人義舉，王盡美等聯絡山東工商聯合會，于6月10日舉行濟南泉城大罷市，泉城頓時變成一座死城”。“罷市斗爭堅持了6天”；
“一師與濟南各校學生在王盡美、石愚山等學聯負責人領導下，又開展了抵制日貨斗爭”；
“王盡美等學聯負責人組織一師和濟南各校學生，并聯合北郊李維壽等愛國人士……把通往市區的道口、橋梁全部堵截，設人巡邏，斷絕（駐濟日軍和日僑）大米供應。日軍惱羞成怒，逮捕了一師學生張琴秋和愛國人士李維壽先生。王盡美等人洞悉敵人陰謀，‘以牙還牙’，組織各校學生數千人包圍了日本領事館……迫使日本領事館乖乖地釋放了被捕人員。”
“親日賣國的馬良……，喪心病狂地殺害了回族愛國人士馬云亭等3人，制造了‘濟南血案’……。山東學聯王盡美等與各界推選代表20人，會同京、津代表劉清揚、郭隆真、瞿秋白等，曾三次去總統府請愿……‘驅馬’斗爭取得了最后勝利。”
肇年、曰盛兩位作者在文章中不吝筆墨、濃顏重彩，把王盡美領導濟南各校學生和各界人民沖鋒陷陣進行抗日愛國斗爭的英勇事跡，寫的繪聲繪色，感人肺腑。
看了李又罘和肇年、曰盛的兩篇文章，緬懷先烈的豐功偉跡，不禁為之唏噓。
但是，掩卷而思，卻又出了問題。
五四運動期間，在諸城有一個王盡美在“出謀劃策，領導建立反日會，組織‘十人團’”，“還經常在各校的集會上和各村的大集上，有聲有色地演講，帶領群眾高呼口號，教群眾唱歌。”他的口才很好，大大地激發了群眾的反帝愛國思想，影響很大。然而，就在同一時間，濟南也有一個王盡美，帶領濟南廣大學生連日游行示威、散發傳單，成立了50多個演講團，在泉城街巷進行露天演講。用他那富有演講的才能，“吸引和感染群眾”，“大大激發了群眾的愛國熱忱”。不僅如此，這個王盡美還“聯絡山東工商聯合會，于6月10日進行濟南泉城大罷市，使濟南成為一座‘死城’。不僅如此，這個王盡美又和石愚山等領導一師和濟南各校學生開展抵制日貨斗爭；7月，這個王盡美又“組織各校學生數千人包圍了日本領事館”，“迫使日本領事館乖乖地釋放了被捕人員”“愛國人士李維壽先生”。這還不算，為了抗議馬良制造的“濟南血案”，這個王盡美又“與各界推選代表20人，會同京、津代表劉清揚、郭隆真、瞿秋白等，曾三次去總統府請愿。”“驅馬”斗爭取得了勝利。這個王盡美五四期間在濟南、京、津的活動中，可以說是居于最高領導地位，處處都有他的身影。
同一時間，諸城有一個王盡美，濟南也有一個王盡美，這怎么回事、兩個王盡美嗎？不！眾所周知，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只有一個王盡美。那么，他會分身法嗎？不！孫悟空拔一根汗毛就可以克隆一個孫悟空，王盡美卻不行。那么是不是像現今的紅歌星趕場，飛機來飛機去，忽而天南，忽而地北？也不可能，五四那時候，小毛驢還是主要交通工具，沒有現在電腦時代這么方便。
既然如此，這兩個王盡美當中必然有一個假李逵，有一個李鬼。現在，我就來打鬼，我們必須剝去李鬼的畫皮。
二、肇年、曰盛編扎的稻草人
諸城那個王盡美，只是一個外縣旅濟學生，按照山東學生會的要求，被公舉為回縣代表，回縣宣傳五四運動，頭上沒戴什么光環，一切正常，沒什么瑕疵可挑剔。
濟南這個王盡美，卻是云里來霧里去，令人疑點叢生，需要認真動大手術解剖。
1、濟南這個王盡美的身份不明
肇年、曰盛在《盡善盡美唯解放》一文中，多次明確地點出王盡美的身份，如：
“王盡美被推舉為省立一師北園分校的代表”，“在王盡美等學生領袖帶領下”，“王盡美等學聯負責人”，“在王盡美、石愚山等學聯負責人”等等，等等。王盡美，儼然是五四運動時期濟南、山東的坐第一把交椅的學生領袖，山東學聯的負責人。肇年和曰盛二人甚至把這個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北園分校預科班一年級的小兄弟的名次，排在本科應屆畢業生、一師參加山東學生聯合會的正式代表石愚山老大哥的前面，這足以說明他們對這個王盡美的偏愛。
但是，被肇年、曰盛二人欽定的這位“山東學聯的負責人”和“學生領袖”，查遍現有的資料卻找不到他的名字。見諸報端和文章的五四時期代表一師參加各種組織和活動的學生代表，有石愚山、曹壽良、崔唯吾，趙酣吾等，而他們都是應屆畢業生。
肇年、曰盛把一頂頂“學生領袖”、“山東學聯負責人”的桂冠奉獻給這位虛無飄渺的、不存在的“王盡美”，其目的何在？
2、肇年、曰盛二人在《盡善盡美唯解放》一文聲嘶力竭頌揚王盡美親自領導和參與的那些斗爭，純是偷梁換柱、移花接木、剽竊之作：
a.1919年6月8日初版的《省立一師周刊》，刊載一則《山東學生講演團成立》的報道，原文如下：
“5月27日。為專門及中學各校所組織講演團實行游行講演之期。據調查所及。確達50余團。均持講演團白布標識。在城內外各街衢露天講演。爭權護國一切警世事項。勸告諸同胞速醒愛國以救國危。每處聽講同胞。圍如墻堵。各不下萬人。眾學生哀切陳詞。聲淚俱下。在場者無不感動憤恨。萬聲齊呼。誓死救國云云。”
這本來是一則對講演團集體活動的客觀報道，反映這些講演團集體活動的效果，并沒有指名道姓，說是哪個人的功績。可是經過肇年、曰盛二人的鬼斧神工，卻變成了下面這樣一段文字：
“王盡美與濟南廣大學生一道，不僅連日來游行示威，散發傳單，并在他的幫助下成立了50多個講演團，在泉城街巷舉行露天演講。特別是富有演講才能的王盡美，最能吸引和感染聽眾。他控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罪行，痛斥軍閥政府無恥賣國；號召各界民眾在國家存亡之際，奮起救國。他慷慨陳詞、聲淚俱下，大大激發了群眾的愛國熱忱。”
經過肇年、曰盛二人這么一改造，就把對集體活動的歌頌變成了對王盡美個人的歌頌。
b、肇年、曰盛二人在《盡善盡美唯解放》一文中，有一段極為精彩的文字，充分表現了王盡美在反日愛國斗爭中的戰略家氣派和大將風范，也是二人對王盡美的最高的贊頌。現將原文抄錄如下，以饗讀者。
“斷絕日軍糧源，是另一個斗爭手段。駐濟日軍和日僑其糧源主要依靠盛產優質大米的北園一帶供給。王盡美等學聯負責人組織一師和各校學生，并聯合北郊李維壽等愛國人士，發動北園老鄉一齊動手，把通往市區的道口、橋梁全部堵截，設人巡邏，斷絕大米供應，日軍惱羞成怒，逮捕了一師學生張琴秋和愛國人士李維壽先生。王盡美等人洞悉敵人陰謀，‘以牙還牙’組織各校學生數千人包圍了日本領事館，在學生和各界人士的強大壓力下迫使日本領事館乖乖地釋放了被捕人員。”
王盡美“洞悉敵人陰謀”，親率數千大軍，兵臨城下，“以牙還牙”、針鋒相對的斗爭描述，看了令人拍案叫絕。
然而，遺憾的是，就像這樣精彩絕倫的段落，竟然也是抄襲剽竊之作，而且手法極不高明，抄還抄出了明顯的錯誤。
肇年、曰盛二人抄襲的藍本是農民李繼壽參加斷絕日本糧源的英勇斗爭事跡。早在1959年第2期《山東省志資料》上就發表了李繼壽口述的《五四運動時愛國斗士李繼壽先生回憶錄》，詳細地講述了他的英勇斗爭事跡。事跡的梗概如下：
1919年7月13日上午10點左右，李繼壽和本村—霞侶市鄉親劉硯田，到大路上去盤查糧車。行到柳行頭，見有兩個學生帶著兩個為日寇送糧的人向城里走（要送往學生會去處理），突又見后邊有4個日本兵，氣勢洶洶地追來，情勢非常緊急，不禁為學生擔憂。一個賣瓜的對李說：“老李！你平日好打抱不平，手腳又來得及，可不能見死不救。你若能打垮這4個日本鬼子，救這兩個學生脫險，那也給我們中國人爭口氣。”李繼壽聽了這些話，就說：“莫說是4個日本鬼子，就是再多，我也不二乎。為了愛國救人，大丈夫死而何懼！”李向那4個鬼子迎頭走去，一膀子、一腳，將兩個鬼子弄到藕灣里，又一掃腿把第三個鬼子打倒在地。第4個鬼子，見勢不好，逃回搬兵。不多時，領來10幾個荷槍實彈的鬼子，逮捕了李繼壽和劉硯田，綁押到黃臺站的日本憲兵分隊部去。
在憲兵隊，經過多次嚴刑審訊，李繼壽寧粉身碎骨，決不屈服。
李、劉遭逮捕后，北園、大楊莊、劉家莊、黃臺、霞侶市各村民眾集會營救，推舉和他們一起活動的楊家莊濟南師范學生張琴香到城里與學生會聯合。
7月19日，濟南各界舉行大會，張琴香做日本憲兵逮捕李繼壽、劉硯田的報告，大會決議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人罷市，排隊前往省公署請愿。省長沈銘昌接見代表。他怕事情鬧大，決定派警察廳長宋德玉，濟南道尹唐柯三及歷城縣知事靳鞏，帶領千余民眾前往日本領事館進行交涉。
手執紅旗的千余民眾，將日本領事館團團包圍起來，呼喊之聲，震動屋瓦。在民眾巨大壓力下，日本領事館無可奈何地被迫將李繼壽、劉硯田釋放。
事情的經過就是這樣。
這件事本來與王盡美風馬牛不相及，王盡美從未參與過這個斗爭，李繼壽在口述中也從未提到“王盡美”這個名字，可是肇年、曰盛二人卻硬來一個拉郎配，把王盡美的頭安在張琴香的肩上，搖身一變，王盡美就成了“洞悉敵人陰謀，‘以牙還牙’，組織各校學生數千人包圍了日本領事館”，“迫使日本領事館乖乖地釋放被捕人員”的英雄。
這里還要指出，肇年、曰盛二人抄襲剽竊李繼壽的《回憶錄》時，出現了兩個明顯的錯誤，其一，將李繼壽錯為“李維壽”；其二，將楊家莊濟南師范張琴香，錯為“一師學生張琴秋”。之所以出現這個問題，是疏忽，還是有意？如果是有意篡改名字以掩飾剽竊，那么，肇年、曰盛二人是公開偽造歷史，因為當時根本就沒有李維壽和張琴秋這兩個人。
C、肇年、曰盛二人在《盡善盡美唯解放》一文中說：
“親日賣國的馬良……殺害了回族愛國人士馬云亭等3人，制造了‘濟南血案’，因而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慨。山東學聯王盡美等與各界推選代表20人，會同京、津代表劉清揚、郭隆真、瞿秋白等，曾三次去總統府請愿……‘驅馬’斗爭取得了最后勝利。”
肇年、曰盛二人在這里把王盡美在五四運動中的活動推上了最高峰，給他增添“三去總統府請愿”的壯舉。
五四時期，因“濟南血案”，北京先后有過三次影響極大的群眾請愿活動，京、津一些知名的人士，如周恩來，瞿秋白，天津回族青年馬駿、劉清揚、郭隆真等等都親自參加了這些請愿，進行過英勇斗爭，有的甚至遭受逮捕。
這三次群眾請愿活動，起因于山東的“濟南血案”，是山東的學生到京、津爭取支援而發起的。這是山東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的英勇斗爭的一頁。可是，被肇年、曰盛指為“山東學聯負責人”、“山東學生領袖”的王盡美，當時并未代表山東“去總統府請愿”，甚至根本沒有參與這幾次請愿斗爭。
現在，所有關于這三次請愿活動的新聞報道和回憶材料，沒有一處提到“王盡美”這個名字，甚至包括研究山東黨史的專家余世誠寫的《周恩來同志與山東五四運動》。余世誠在這篇文章中詳實地講述了三次請愿活動的全過程；他在文章中提到了參與請愿斗爭的周恩來、馬駿、郭隆真、黃愛等人的名字，惟獨沒有提到“王盡美”這個名字。怎么回事？忘了嗎？遺漏了嗎？不會的。余世誠是研究王盡美的專家，他也是崇敬王盡美的。如果王盡美真的參與了這三次請愿活動，余世誠肯定會大力宣揚的。
肇年、曰盛二人為了再給他們崇拜的英雄奉獻一個花環，抬高他的高度，因此不顧一切硬把沒有參與活動的王盡美抬出來，強迫他“三次去總統府請愿”，以使王盡美和周恩來、瞿秋白、馬駿、劉清揚、郭隆真拉平。他二人的用心是良苦的。
綜上所述，足以證明，肇年、曰盛二人在《盡善盡美唯解放》一文中，所描繪的五四時期活躍在濟南、京、津大地，指揮萬千群眾進行英勇的反日愛國斗爭的學生領袖、群眾英雄的那個“王盡美”，根本不存在，只是肇年、曰盛二人煞費苦心編扎的一個稻草人，是由他們牽線操縱的木偶。
三、肇年、曰盛二人嚴重損害王盡美形象，應受到譴責
王盡美烈士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是共產黨山東地方組織創始人之一，他短暫而光輝的一生中，為黨為人民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將永遠為后人所懷念和尊敬。
肇年、曰盛二人趁王盡美烈士誕辰100周年之機，打著紀念王盡美的旗號，使用了剽竊、抄襲、篡改、歪曲等惡劣手法編造的《盡善盡美唯解放》，流毒社會，嚴重損害了王盡美的形象。他們的所作所為，已經超出了研究黨史的范疇，已經走上了犯錯誤的可恥道路。因此，應該受到嚴厲譴責！
我強烈要求，堅決制止損害先烈形象的錯誤行為！
我強烈要求，堅決制止塑造虛假王盡美的歪風！
還革命先烈一個符合歷史的真面目！
曲琦
1998年6月8日
（附件一、二、三從略——2011年4月3日曲琦注）
抄報：
姜異康、姜大明、劉偉、常連霆同志
（二）再致高曉兵同志信
過了幾天，我看到了由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負責編輯的《山東革命文化叢書》中第三輯李海濤寫的《王盡美》。閱讀后，發現書中錯得令人無法卒讀。12月28日我又給高曉兵寫了一封信，談了我的意見。原信如下：
高曉兵同志：
你好！
我在13日給你的信中說，聽說2005年出版的山東革命文化叢書中也有一本《王盡美》，我沒有見到，不知寫的什么。
現在，我向你匯報，我已經找到這本山東革命文化叢書第12輯《王盡美》了，是我們黨史研究室發給我們離休老干部的。發了好長時間我不知道。13日給你寫信之后，我才拿到。
我連夜突擊看了李海濤編著的這本《王盡美》。
哎呀！不看不知道，一看真的嚇了一跳，而且是一大跳！
真沒想到，由省委拍板出版的這本《王盡美》，竟然是這樣一本粗制亂造錯誤百出嚴重違反歷史事實的垃圾品！我看了非常氣憤！我要聲討他！作者這樣肆無忌憚隨心所欲地損害王盡美的光輝形象，不僅是犯錯誤，而且是嚴重犯罪！是對黨對人民對后人的犯罪！應該受到嚴厲懲處！
現在，我把該書部分內容復印送來，請你查閱。凡是我用紅筆劃的地方，都是有嚴重錯誤或有問題的地方。請你仔細審閱。
我要求你要以對黨、對王盡美及其后代、對全國人民負責的態度，嚴肅認真對待這個問題。我強烈要求你：
一、立即停止發行李海濤的《王盡美》，已發售的全力追回，予以銷毀；
二、責令省委黨史研究室全力嚴查李海濤編造的《王盡美》。弄清事實，做出嚴厲處理；如果必要，我可以和李海濤對質；
三、山東過去幾十年出版了不少假借紀念王盡美同志名義的出版物，包括1998年省委黨史研究室和中共諸城市委合著的《王盡美傳》，其中都有違反歷史事實或其他錯誤的內容。因此，應責令省委黨史研究室借這次清查李海濤罪行之機，對過去已出版的所有關于介紹宣傳王盡美的出版物，進行一次全面的審查。查清問題，采取糾正措施，并追查作者應負的責任。不能像過去那樣不作為，放棄自己應負的責任。
四、在查清情況的基礎上，責令省委黨史研究室盡快組織力量編寫一本合乎歷史事實的《王盡美傳》，向全國發行，全面正確地宣傳王盡美，以消除和糾正過去對王盡美光輝形象造成的惡劣影響。
五、現在濟南廣播電視臺正在拍攝大型王盡美政論紀錄片，應立即下令他們停機，讓他們把記錄片的腳本送省委審查，待腳本審查通過后再進行拍攝，以免紀錄片中再出現李海濤等一些沒有黨性沒有道德的黨內和文壇混子所犯類似錯誤！你必須嚴格把好關。
你過去沒在山東工作，不了解山東黨史情況，對過去山東黨史工作中的一些問題沒采取及時有力的糾正措施，尚可以原諒。但是現在我已經正式公開嚴肅向你提出投訴，如果你依然采取不聞不問不作為的錯誤態度，那我們有黨性的黨員決不能再寬恕，我將不顧老命進京告御狀，向習近平同志控告你嚴重瀆職、失職！
宣傳王盡美的問題不是一件小事，是帶有政治性的大事，也不是你一個人力量能完全解決的，省委也有責任，也應該重視。因此建議你應該向省委匯報，爭取省委的領導和支持！
誓死捍衛王盡美的光輝形象！
以上，辦或不辦，要求你在近期盡快給予答復。
此致
敬禮
曲 琦
28日1點40分
抄報：
姜異康、姜大明、劉偉、常連霆同志
（三）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的“初步意見”
12月30日上午，我親自把這封信送到省委組織部辦公室。
12月31日，高曉兵同志就把我給她的信，批給了省委黨史研究室。弄得人家研究室的第一把手常連霆同志提心吊膽，連新年假期都沒過安穩。1月3日晚，就連夜召集有關人員進行了研究，并做出了初步意見。1月7日形成文字，全文如下：
關于深化對王盡美等山東黨的
早期領導人歷史研究的初步意見
收到省委常委、組織部長高曉兵同志轉批來的曲琦同志的信和有關材料后，我們高度重視，立即對曲琦同志提出的有關問題進行了調研。據了解，政論電視記錄片《沉浮誰主問蒼茫》系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濟南電視臺聯合拍攝，國內有關專家學者撰寫腳本，腳本已通過國家重大歷史題裁審查委員會的審查和批準。針對曲琦同志提出的有關王盡美研究中存在的其他問題，我們按照省委關于著力深化黨史研究的有關要求，組織人員對有計劃地開展重大黨史問題的研究，特別是研究社會關注度高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歷史人物進行了專題研究。我們認為，對于包括曲琦同志在內的山東黨史專家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我們都應以科學的精神嚴肅認真對待，鼓勵科學探索，開展正常的學術爭論，但決不能采取打棍子的辦法，以一方觀點壓制另一方觀點，對于個別研究上出現的偏差和問題，應該通過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予以澄清。為此，針對曲琦同志所提問題，我們的初步意見是：
一、把王盡美、鄧恩銘同志的研究作為山東黨史人物研究的重要課題。省委黨史研究室組織具有專業學術素養的研究骨干，專人負責，集中力量廣泛搜集包括曲琦同志在內的國內、省內有關研究王盡美、鄧恩銘同志的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深入挖掘有關王盡美、鄧恩銘同志的歷史資料，深化對王盡美、鄧恩銘等山東早期領導人歷史的研究，在既廣泛吸收各方研究成果又進一步澄清有關歷史史實的基礎上，盡快編寫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王盡美傳》、《鄧恩銘傳》。
二、組織有關作者就曲琦同志的質疑作出答復或說明。省委黨史研究室把曲琦同志來信中所提的有關問題進行認真梳理后，分別送有關作者，請他們對作品中曲琦同志認為有問題的相關內容，用有據可查的資料以事實說明問題。
三、組織學術討論會，發揮學術民主和科學探索精神，進一步澄清相關問題。在做好相關準備工作的基礎上，安排適當時間，組織我室有關研究人員、曲琦同志和王盡美傳記作者參加的學術討論會，請曲琦同志與研究王盡美同志的有關專家學者，進行面對面的學術交流，通過正常的學術爭鳴，進一步清理有關史實，還歷史以本來面目。
2011年1月7日
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這個“初步意見”，乍看起來，不偏不倚、貌似公允。其實，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是針對著我來的。我本來是對黨負責，向組織舉報黨史造假者，現在卻成了一個“打棍子”的兇神惡煞！
那么好吧，咱們就來一出荀慧生荀老板的《棒打薄情郎》吧！哎呦！哎呦！錯了！應該是薄熙來薄派“唱紅打黑”的全武行《棒打假黨史》現代革命劇！
（四）李海濤的答辯
按省委黨史研究室的意見，我對李海濤、李肇年的書和文章提出質疑，讓他們答復。
3月16日晚，李海濤就我給他提出的38處有錯誤的地方，作了回答。他承認有7處“無確鑿依據可以核實，決定刪掉”。同時，他也提供了寫《王盡美》一書時所依據的資料，以證明他不是胡編亂造。他依據的資料和使用次數如下：
1、丁龍嘉、張業賞 著《王盡美》，引用11處；
2、劉培卿、呂偉俊的《王盡美同志生平事跡》，8處；
3、《濟南師范學校百年史》，7處；
4、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 著《中共山東地方史》第一卷，5處；
5、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編的《中共一大代表畫傳》，5處；
6、李又罘回憶材料，5處；
7、《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一卷之《王盡美》，4處；
8、《青年拓荒者——五四時期的王盡美》，3處；
9、《沂蒙英烈》之《王盡美傳略》，2處。
其他只引用1處的有：
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 編《共產主義小組》；
2、《齊魯英烈》之《一大代表王盡美事跡》；
3、中華全國總工會1926年組織編寫的《革命戰士集》；
4、黃秀珍的《從“五四”到山東黨組織的成立》；
5、《王哲同志談王樂平情況》；
6、王乃征、王乃恩的《紀念我們的父親》；
7、李肇年的《閃光的足跡——黨的“一大”代表王盡美》；
8、肇年的《短暫的一生 光輝的一生》；
9、王用章獄中口供。
從李海濤提供的材料看，他在寫《王盡美》時，確實參考了浩繁的資料，有些還是所謂“學者”的著作，有的甚至是權威的官方出版物，看來不會有問題。
其實不然。
問題不在于你引用了誰的資料，也不在于引用什么官方出版物，問題在于你引用的資料本身是否符合歷史事實，是否確鑿。不管他是不是什么學術權威，不管他是不是什么官方不官方，只看他說的是否確鑿真實，是否符合歷史本來面目。
李海濤借鑒最多的是丁龍嘉、張業賞的《王盡美》，曾在十一處參閱了。
丁龍嘉我知道，他是山東黨史界最出名的“造假高手”。他和張業賞合寫的《王盡美》我今年3月才從別人手中借到，粗粗一翻，滿眼錯誤。我只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他們著的《王盡美》在第18頁有一段文字：
“當時，駐濟南的日軍和日僑吃的糧食主要靠盛產優質大米的北園一帶供給。為斷絕日本人的糧源，王盡美等組織省立一師和濟南各校學生，聯合北園愛國人士，發動北園民眾把通往市區的道口、橋梁全部堵截，并設人巡邏，切斷了日本人的大米供應。日軍惱羞成怒，逮捕了省立一師學生張琴秋和愛國人士李維壽。王盡美即決定，‘以牙還牙’，遂組織各校學生1000余人，包圍了日本領事館。在學生和各界民眾的強大壓力下，日本領事館被迫釋放了張琴秋、李維壽等人。這一行動，大殺了日本人的威風。”
細心的讀者看了這段文字，一定會感到很面熟！
噢！對了！我前面批李肇年造假時，在《緊急呼吁》中曾揭露過這個內容。那時，我是批李肇年“抄襲剽竊”1959年《山東省志資料》第二期發表的《五四運動時愛國志士李繼壽回憶錄》，把李繼壽干的事，改名造假，成了王盡美干的。現在，看了丁龍嘉的《王盡美》之后，我才發現，李肇年和丁龍嘉在這件事的講述上雷同。請看李肇年、欒曰盛在《盡善盡美唯解放——紀念王盡美烈士誕辰100周年》一文中一段文字：
“日軍惱羞成怒，逮捕了一師學生張琴秋和愛國人士李維壽先生。王盡美等人洞悉敵人陰謀，‘以牙還牙’，組織各校學生數千人包圍了日本領事館，在學生和各界人士的強大壓力下迫使日本領事館乖乖地釋放了被捕人員。”
再看丁龍嘉、張業賞在他們的《王盡美》第18頁上的一段文字：
“日軍惱羞成怒，逮捕了省立一師學生張琴秋和愛國人士李維壽。王盡美即決定，‘以牙還牙’，遂組織各校學生1000多人，包圍了日本領事館，在學生和各界代表的強大壓力下，日本領事館被迫釋放了張琴秋和李維壽等人。”
這兩段文字何其相似，簡直是一個人執筆寫的。這兩段文字，肯定有一份是抄襲別人的。誰抄誰的呢？我認為是李肇年、欒曰盛抄襲丁龍嘉、張業賞的。我的根據是：李肇年、欒曰盛的《盡善盡美唯解放——紀念王盡美烈士誕辰100周年》是發表在1998年6月7日的《濟南日報》上的，丁龍嘉、張業賞的《王盡美》是1997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丁的書出世比李的文章早一年左右，丁龍嘉沒法去抄李肇年沒出世的文章。李肇年抄丁龍嘉的文章，懶到連大腦都不肯用，只改動了幾個字。
1998我認為李肇年抄襲剽竊李繼壽的回憶錄，并篡改人家的姓名，給他定罪，還向吳官正、陳建國同志舉報控告他。現在弄清楚了，真正抄襲篡改李繼壽回憶錄的罪魁禍首是丁龍嘉。我冤枉了李肇年，應向他承認錯誤。他是上了丁龍嘉的賊船，跟著丁龍嘉犯錯誤，只是個從犯。我打假的原則是“擒賊擒王”，先打首惡分子！
丁龍嘉造假黨史的手法技巧很高明，在這里只把李繼壽改成李維壽，張琴香改成張琴秋，就把斷絕日糧的斗爭移花接木成為王盡美領導的了。
丁龍嘉的《王盡美》就這一處造假嗎？不是，也不是一處兩處，海著哪！。批你們的“室外磚家”丁龍嘉，不是我這次給你寫信的重點，這里只是蜻蜓點水點一下，讓你們看看這位黨史磚家是個什么摸樣。下一步，我會一層一層剝去他的畫皮，讓大家看看他丑惡的真面目。
今年春節上班后，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的張艷芳同志把研究室《關于深化對王盡美等山東黨的早期領導人歷史研究的初步意見》規定通知他，讓他考慮和將來參加討論會，他竟說無法回答并拒絕參加討論會。看來，丁龍嘉對他在《王盡美》書中的造假行為無任何反省和反悔之意。
丁龍嘉在《王盡美》中造假，李海濤用了丁龍嘉的假資料，能寫出真正符合歷史事實的文章嗎？
至于官方出版物的問題，更值得研究。打著官方的旗號，官方出版物可以輕而易舉地獲得讀者的信賴。但就是因為讀者對官方的輕信，往往更容易上當受騙。因為你們官方出版物里面，也有大量的造假私貨。
如：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出版的《共產主義小組》和你們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1991年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其中關于山東共產主義小組的論述，就是典型的造假！這一點，我可以和你們面對面地辯一下。請你們定時間吧！老漢我奉陪到底！
李海濤在回答材料中提到的《中共山東地方史》第一卷，更是一堆垃圾。那是1998年林保義擔任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時搞的。他們的《地方史》充斥了恣意編造的假黨史內容。更為嚴重的是，《中共山東地方史》竟然公開歌頌與山東黨組織的創建毫無關系，1951年被濟南市人民政府鎮壓的漢奸賣國賊宋介。他們的這種做法，在征求意見時，我強烈反對。但林保義急功近利，不聽勸導，強行出版，甚至召開了首發式，要在全省大量發行，據說要求每個黨支部買一本。山東幾十萬個黨支部，如果能按計劃實現，每冊定價32元，林保義就會撈一大筆銀子（當然不是全入林保義個人腰包）。此事后來被時任省委書記、《中共山東地方史》第一卷編審委員會主任吳官正同志發現，他調查后作了決定：①不準公開發行；②只在內部發給廳局級黨員干部每人一本，作研究參考。這本花費大量人力物力，用了將近七年時間編造出的巨著，被吳官正同志一下子給槍斃了。林保義想借此發個大財的美夢成了泡影。時過十三年了，中共山東省委對此至今仍未作出任何修訂的決定。所以，直到現在，山東連一本正本的《中共山東地方史》第一卷也沒有。李海濤引用的那本《中共山東地方史》第一卷，是一本非法的黑書。既然如此，李海濤用來作為依據能行嗎？
現在，社會上一些無德的文痞黨混，利令智昏，打著“專家、學者”的招牌，到處招搖撞騙，標新立異，嘩眾取寵，欺蒙群眾。而一些同樣受名利誘惑的年輕人，不去踏踏實實研究學問，不肯來個十年寒窗苦，只想走捷徑，投機取巧，弄虛作假，抄襲剽竊別人的東西。張三抄李四，李四抄王五，互相傳抄。王五錯了，李四、張三也就跟著錯了，多米諾效應。這種現象，已成當前學術界的癌瘤！黨史界同樣如此，假黨史滿天飛，流毒全國，遺患后世！
以上這些，與你們和濟南電視臺合伙操作的大型政論歷史紀錄片《沉浮誰主問蒼茫》并無直接關系，但與王盡美同志卻有直接關系。另外，對你們造假黨史也可以起敲警鐘的作用。同時，你也可了解一些山東黨史界群魔亂舞的情況。
（五）批《沉浮誰主問蒼茫》紀錄片腳本
因為你們和濟南電視臺合伙拍攝紀錄片的事，是背著省委黨史研究室，對他們封鎖消息、保密。他們什么也不知道。在高曉兵同志把我的信批給他們以后，他們才開始進行了解。但無從入門，困難重重。
我認為你們當初撇開了省委黨史研究室直接和濟南電視臺掛鉤做交易是錯誤的，對省委黨史研究室封鎖消息、保密更是錯誤的。這說明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對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的不尊重。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太傲慢自大、目中無人。涉及到黨在山東的歷史，撇開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行嗎？
幾經周折，我把你們合伙編造的《沉浮誰主問蒼茫》的腳本拿到手，才暴露出你們編造假黨史的丑惡行徑。我向省委黨史研究室作了匯報。
3月16日上午，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席偉來通知，讓我把意見寫成文字寄給你，由你負責處理。這可不是個小工程，我要引經據典逐條批駁的話，少說也得寫個十萬八萬字，對我這個年屆88的老頭子來說，絕不是三五天能完成的。所以我偷懶了，只在你們的腳本上把我看出來的問題批出來寄給你，請你們那些大磚家（恕我用網絡語言）研究。
拍先烈影片向后人宣傳先烈為黨為人民為革命犧牲一切的崇高精神和無私奉獻的光輝形象，讓后人學習，是一件大好事。特別是在現今這個一切向錢看銅臭熏天的社會，尤為需要。
但是我看了你們搞的所謂“大型政論歷史紀錄片”《沉浮誰主問蒼茫》腳本之后，大失所望，非常憤怒！你們打著中央黨史研究室的旗號，搞了些什么？你們是對歷史對先烈負責嗎？我對你們的總批是：“賊膽包天，恣意妄為；歪曲黨史，塑假英烈；流毒社會，欺蒙群眾；貽害后世，法理不容！”
原腳本和我的批，附在下面：
大型政論歷史紀錄片
《沉浮誰主問蒼茫》
（基礎稿）
濟南電視臺《沉浮誰主問蒼茫》創作組
2010年11月
序：
歷史是一條悠長的河，
時間的水
婉轉流淌，
冷冷地沖刷著河中的一切，
浮起來，又沉下去。
湍急時，
一些事物變得模糊
緩流處，
更多映象愈顯清晰。
河床上，
刻著情，透著義，
也印著血。
歷史的長河流到今天，
已是辛亥革命100周年，
中國共產黨誕生90周年。
【引子】
【解說】地點：山東北杏村
【同期聲】北杏村老書記：王大娘，王大娘，省里領導來看你啦！
【解說】1952年，山東莒縣北杏村，這一天，村里來了幾位省里的領導，他們是遵照毛主席的囑托，專門來看望一位烈士的母親，并收集烈士遺物的。最終，他們拿到的只有烈士的一張照片，而這張照片，還是被烈士母親埋藏在墻壁里才得以保存的。
【同期聲】劉氏：我的兒啊，你出來吧，毛主席派人來接你啦！
【解說】照片很快被送到北京，毛主席端詳許久，高興地說道：“對，對，這就是‘王大耳朵’！”后來，毛主席派專人把它送到了上海烈士紀念館珍藏起來。
這張早已發黃的照片，不僅是烈士27年短暫一生的唯一遺照，而且也重重地承載著一段波瀾壯闊、激情澎湃的滄桑歲月。
【推出大片頭】
大型政論歷史紀錄片
《沉浮誰主問蒼茫》
【解說】下雪了，這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華大地，沉沉的天空灰蒙蒙的，嚴寒之下一片寂寥。這個地大物博、人杰地靈的文明古國，此刻國道衰敗、民不聊生。天空、土地、面孔，一切都失去了顏色。蒼白之下，有一樣東西紅得刺眼，那是血。
上集片頭：
“鐵志”
（灰白色調中突出紅）
【畫面】剪刀、手、血書
【解說】這把剪刀，和一位弱女子纖細的手有關，和一張血書有關。
這是1919年5月29日的濟南。就在這一天，為抵制日貨，剛從女師畢業的張惠貞在濟南女界召開提倡國貨抵制日貨大會上，用剪刀剪破了自己的左手中指，血書“憑良心提倡國貨，瀝血誠苦告同胞”！
這是1919年五四運動的一個瞬間，這把剪刀，見證了濟南五四運動的波瀾壯闊。鮮血殷殷，罡風烈烈，濟南學生的愛國激情感天動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1919年上半年，作為戰勝國的中國參加巴黎和會，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反而成為列強重新瓜分的對象，山東，也再一次淪為“魚肉”。
消息傳到山東，不堪淪為“魚肉”的廣大民眾開始奮起抗爭。 1919年4月20日，山東民眾在濟南召開10萬人國民請愿大會，成為五四運動的前奏和先聲。會場上，一位十幾歲的中學生血書 “力爭主權”！
5月7日，在濟南暨山東各界35000人舉行的“山東國恥紀念大會”上，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學生張興三當場血書“良心救國”！
這是山東的聲音，這是中國的聲音，這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民眾發出的振聾發聵的最強音。三封“血書”是中國青年學生心靈的吶喊，這種吶喊如陣陣驚雷，道道閃電，滌蕩、震撼著每一位山東民眾，此后，濟南接連發生大規模學生、工人、商人、市民等集會請愿和抗議活動。蒼白之下，舉國沸騰。
【采訪】專家點評：山東五四運動的特點。
【解說】激昂之中，一位21歲的山東青年和一位18歲的貴州青年穿行于學校和社會之間，組織學生，發動民眾。他們就是王盡美和鄧恩銘。
【故事】王盡美在省立一師組織學生；鄧恩銘在濟南一中組織學生；
【以上故事待挖掘、完善、豐富。】
（段落轉場）
【解說】俗話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這話雖然有點宿命，卻也透射出童年對人一生的影響。
1898年6月，在山東莒縣北杏村一間破舊的茅屋里，傳出了一個新生兒的啼哭聲。此時，新生兒的父親剛剛去世四個月，家里只有祖母和母親兩位親人。這個新生兒的降生讓兩位已成為寡婦的女人既喜又憂，因為這個新生兒家里，實在是太窮了，“上無片瓦，下無寸土”，是這個幼小的孩子對家境的透骨的感受。赤貧的家境并沒有泯滅祖母和母親對孩子的熱望。
“至今魯東遺風在，十萬人家讀書聲”，悠久的讀書遺風和貧窮的現狀，使得祖母和母親想盡辦法讓孩子接受知識，以求以后能改變生活的狀況。母親，成為這個初涉世事的孩童的第一位老師。每當日落西山，母親便搖起紡車，小家伙就坐在旁邊聽母親講故事。
【采訪】王盡美研究專家或親屬：王盡美是聽著母親的故事長大的。講的最多的是義和團打洋鬼子的故事。
【解說】義和團打洋鬼子的故事，讓小家伙聽得入了迷。義和團的英雄成了他心中的偶像。離北杏村12里有個枳溝鎮，母親常常帶著他來趕集，小家伙看到洋人總會握緊拳頭，隨時準備打洋人。
這個孩子7歲那年，母親想辦法讓孩子陪著財主家的孩子讀書，先生給他取名王瑞俊，這就是后來的王盡美。
過年了，財主家殺豬宰羊，而自己家卻空空蕩蕩，看著暗自垂淚的母親，小瑞俊問：“財主家為什么那么富呢？”母親答：“人家命好”。 小瑞俊又問：“為啥咱家這么窮？” 母親答：“咱窮人命不好”。小瑞俊問：“咱和他換命行不？”
【現場】場景加同期：一群穿民族服裝的孩子唱兒歌。
【解說】1907年，貴州荔波。在這個極其封閉的小縣城里，一位比王盡美小三歲的水族孩子也進了私塾，取名鄧恩銘。鄧恩銘的母親是當地一位有名的歌手，小恩銘是聽著母親的歌聲長大的。
【采訪】鄧恩銘研究專家或親屬：母親怎樣唱歌？對小鄧恩銘有什么影響。（自編自唱，天賦）
【解說】或許是受母親的影響，也許是天資聰慧，鄧恩銘從很小的時候，就能很快把身邊的事編成兒歌：“種田之人吃不飽，紡紗之人穿不好，坐轎之人唱高調，抬轎之人滿地跑。”
一個人的變化既是偶然，也是必然。社會、教育環境影響巨大。
1913年，王盡美升入枳溝鎮高小。枳溝是諸城、莒縣、日照三縣交界處有名的大鎮，周圍革命活動頻繁，在王盡美上高小前后的兩年里，這附近就發生了革命黨人攻占諸城縣城和諸城縣小刀會農民起義兩件大事。一些革命黨人、進步分子經常聚集到枳溝高小，互通信息，縱論國事，形成了一個主張革命、反抗的輿論小氣候。王盡美隱約感到，世道正在發生變化，他的心，為這種變化而振奮。
王盡美、鄧恩銘，這兩個生長在中國一南一北的少年，有著極其相似的成長經歷。王盡美的啟蒙老師王新甫和鄧恩銘的啟蒙老師高梓仲，對他們兩人的一生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畢業于山東法政學堂的王新甫是新派人物，他給王盡美講述武昌起義，推薦《天演論》、《革命軍》、《民報》等進步書刊，受王新甫的影響，王盡美越來越關心國家大事。改變社會，救國救民的思想開始在這個青年心中生根發芽。
鄧恩銘小學時編唱的童謠驚動了老師高梓仲，這位雖身居僻地卻抱負遠大，心懷民主革命思想的開明知識分子，認為鄧恩銘有股人所稱道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氣度。鄧恩銘敢于吟諷社會黑暗、生活不公讓高梓仲心生佩服，于是，老師以當地人的上等禮節“火鍋宴會”款待學生，并打開書屋，敞開藏書，讓鄧恩銘閱古識今，兩人成為“忘年交”。
【采訪】當地人：評價王新甫和高梓仲。
【解說】1917年8月，16歲的鄧恩銘離開家鄉荔波，北上山東濟南。行前，他欣然揮筆：“赤日炎炎辭荔城，前途茫茫事無分。男兒立下鋼鐵志，國計民生煥然新”。
鄧恩銘自荔波出貴州，經廣西、廣東到香港，然后乘船到上海，再坐津浦鐵路火車經江蘇、安徽，于1917年9月到達山東濟南。
“兒行千里母擔憂”，在鄧恩銘離家之時，這個能歌善舞的母親，站在荔波高高的山坡之上，遠望著重重大山，兒子的身影已無法看到，自己的心已經被帶走。孩子，何時會回到自己的身邊，眼前的景物變得一片模糊。
【以上故事和資料待到當地挖掘、完善、豐富。】
1918年4月，王盡美準備離開家鄉到濟南求學，他站在村旁的南嶺喬有山上，看著眼前的蒼茫大地，滿懷改變社會的強烈愿望，心如滔滔的濰河水，激情抒發自己對未來的志向：“沉浮誰主問蒼茫，古往今來一戰場。濰水泥沙挾入海，錚錚喬有看滄桑。”
也許是共同的抱負和遠大志向，同一時代的毛澤東也發出了同樣的心聲：“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這是在那個時代中國一批進步青年的共同心態。
（段落轉場）
【解說】1918年，從莒縣出門的王盡美、從荔波遠行的鄧恩銘，帶著心中所有的夢想，同時踏進了初秋的濟南，考進了山東的兩所著名學校：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和山東省立第一中學。
在兩個年輕人眼里，濟南的一切都是新鮮的。這座富有江南風情的北方城市，中式廟宇和西式洋樓并立，傳統小吃和時尚西餐共存，膠濟鐵路和津浦鐵路在這里匯接，各路商幫云集，各種思想交織，小橋流水中，隨處都透著一股柔美和平靜。
濟南的美與靜讓兩個年輕人感到既陌生又興奮，而這種情況并沒有持續多久，半年之后，濟南即成為一場遍及全國的火熱運動的重要發生地，一大批中國青年學生的激情被點燃，王盡美、鄧恩銘成為五四運動中山東青年學生中的最活躍分子，這時，流淌在他們體內的血比火還要熱。
五四運動爆發后，在山東省立第一師范預科班學習的王盡美，被推選為省立一師北園分校的代表。（曲批：沒有此事）
5月10日，王盡美帶領北園分校的學生與濟南城內外21所中等以上學校的一萬多名學生，匯集到省議會，傾盆大雨之中，王盡美激情演講，號召各界民眾在國家存亡、土地割裂這千鈞一發之際，共同奮起，誓死維護主權。（曲批：沒有此事）
6月8日，王盡美和省立一師的其他進步學生一起，創辦《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學生周刊》，王盡美撰寫發刊詞，宣稱：“吾等罷課，純屬救國，吾等救國，純本良心。不忍坐視國家之淪亡，故振臂高呼，反帝救國”。（曲批：沒有此事）
6月11日，王盡美、鄧恩銘和濟南學生聯合會的其他負責人一起，領導了五四運動中濟南的最大一次大罷市。（曲批：王盡美已不在濟南）長達6天之久的罷市，迫使當局答應了學生提出的電請中央釋放北京被捕學生、青島問題不簽字等要求。
罷課、罷市、罷工，濟南，成了五四運動的重要戰場。而王盡美和鄧恩銘，也在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中鍛煉、成長。
“五四運動”后期，山東當局為了防止學生運動擴大，決定提前放暑假。王盡美以山東省學生聯合會代表的身份回到家鄉開展愛國斗爭，受到當地學生聯合會的歡迎。在家鄉，王盡美還成立了“十人團”，領導愛國學生開展有組織的愛國活動。為了宣傳反帝愛國，王盡美利用《長江歌》的曲調，填寫了愛國新詞，親自教群眾演唱。
【同期聲】
……
聽聽聽，山東父老，同胞忿怒聲，
送我代表赴北京，質問大總統！
反對賣國廿一條，保護我山東，
堂堂中華，炎黃裔胄，主權最神圣。
【解說】為喚醒民眾，王盡美給農民作歌一首：“窮漢白勞動，財主寄生蟲。人窮并非命，世道太不公。農民擦亮眼，革命天才明。”
暑假過后，王盡美由省立一師預科班升入本科第十一班學習。在五四運動中嶄露頭角的他已經名聲漸大，新學期伊始，就被選為山東大專中學的學生聯合會負責人之一。（曲批：沒有此事）
（段落轉場）
【解說】1919年的五四運動，成為王盡美、鄧恩銘等一大批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走出書屋、走出校園，投身救國救亡，融入社會洪流的重大轉折。五四運動中，山東先進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的一幅幅血書，成為喚醒廣大民眾的耀眼旗幟。1840年以來，中國的先進分子以鮮血來喚起民眾的覺醒，一個個優秀的中華兒女舍身取義。戊戌變法的譚嗣同，革命黨的秋瑾、陳天華等皆是如此。
【畫面】血、饅頭、藥
【解說】這是血，這是饅頭，這是藥，這是1919年的清明。五四運動前期的北京，魯迅，這位以筆為刀的文化斗士，不知是因為時間的輪回還是心靈的觸動，12年前的一個人來到他的筆下，那個人的血竟成了治病的藥。
這是1907年7月15日凌晨，浙江紹興的軒亭口，“街上黑沉沉地一無所有，只有一條灰白的路看得分明。”就在這天的凌晨，秋瑾，一位風華正茂的女俠，一位同盟會的戰士，死在了大清政府的刀下，這個人就是譚嗣同。
天還未亮，秋瑾的血就變成了一個個鮮紅的饅頭，那些老栓們以這樣的饅頭當藥，送給了那些病中的小栓們。秋瑾的血沒有治好小栓們的病，卻成了民眾的笑柄。
【采訪】專家點評：魯迅為什么寫《藥》
【解說】秋瑾要革命，所以被砍了頭。另一個人要變法，也死在了大清王朝的刀下。
秋瑾堅信“要流血革命才會成功”，因此“不惜千金買寶刀， 貂裘換酒也堪豪。一腔熱血勤珍重， 灑去猶能化碧濤。”
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以救亡圖存為目的的戊戌變法，不但沒有得到被自己救亡的最高君主的支持，反而在君主手中斷送了前程。1898年，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血灑菜市口，留下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悲壯。
1905年的冬天，在日本，一位年輕人走向了大海深處，這就是被稱為“革命黨之大文豪”的留日學生陳天華。
清末新政開始后，陳天華留學日本。在日本，當聽到沙俄侵占滿洲，清政府又要同沙俄私訂喪權辱國條約的消息后，他悲憤欲絕，立即在留學生中召開拒俄大會，組織拒俄義勇軍，準備回國參戰。回到宿舍后，陳天華咬破自己手指，以血指書寫救國血書。他一連寫了幾十張，終因流血過多而暈倒，嘴里還在不停地喊：“救國！救國！”別人把他救醒后，他堅持把血書一份一份裝入信封寄回國內，此舉感動國人。
清政府多次要求日本政府協助取締留學生的革命活動，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頒布了《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禁止他們的行動和言論自由。救國無望的陳天華極端痛苦地寫下《絕命辭》，于12月8日在日本東京大森海灣，投水自盡，年僅30歲。
中國自古不乏義士，也不乏慷慨就義者。義士，或死的悲壯，或死的慘烈，但這樣的死卻如此地凄涼，這是國家、民族的悲哀。
泱泱中華，曾經的強大蕩然無存；物華天寶，曾經的自豪已成追憶。飽受摧殘的她，既無力保護自己，更無力保護她的兒女。郁達夫在他的短篇小說集《沉淪》中，發出了這樣的悲喊：“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里受苦呢！”
【字幕】一個人流著怎樣的血，一個民族流著怎樣的血。一個人的血涼了，這個人死了；一個民族的血涼了，這個國家就亡了。1919年，中華民族的血正在沸騰！
（上集結束）
大片頭： 大型政論歷史紀錄片
《沉浮誰主問蒼茫》
【引子】風駐了，漫漫冬季里，一絲光從云中射出，暖暖的，透著一股力量。中華大地上的生靈在期盼：太陽，何時出來？
中集片頭：
“鐵肩”
（灰藍色調中突出白）
【解說】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自1840年以來中國民族情緒的一次總爆發，這場由山東問題引起的，以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為主導的愛國運動，激發了中國社會各階層民眾的積極參與。
五四運動前后，中國一大批先進知識分子和進步學生開始意識到參與社會、發動民眾的重要性，并主動擔當起國家救亡圖存的重要責任，開始艱難尋找一條引領國家未來的光明道路。
1919年，王盡美的母親特別高興。這一年王家喜事連連，年頭上王家有了一個大孫子。秋天，作為父親的王盡美升入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本科第十一班，成為一名讓人羨慕的大學生。村里人都說，王家的祖墳冒青煙了，原來一個被誰都看不起的窮家庭，如今讓人看得眼紅。母親覺得，王家的苦日子就快熬到頭了。
山東省立一師的前身，是1902年創辦的山東師范館，屬于中國最早的高等學堂之一，創辦人是追隨袁世凱推行新政的干將周馥。周馥擔任山東巡撫期間，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促使1904年山東省會濟南的自開商埠，濟南開埠，開始了這座中國內陸城市的近代化進程，從此，濟南變得開放、包容、有活力。
年輕的王盡美喜歡這種變化，但并不滿足，因為這些變化，距離他的追求、他的理想相差太遠。
【此故事待挖掘、完善、豐富。】
【解說】變，這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社會主流。
19世紀末，千瘡百孔的大清帝國決定自我變法改良。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希望通過改良使中國走向獨立、民主和富強，這無疑是一劑良藥。但是，對于病入膏肓的大清王朝來說，這個藥實在太苦，于是，慈禧太后把藥和醫生全都扔進了火里。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死了，康有為、梁啟超逃了。進行了103天的變法維新，并沒有因為它的良好愿望而存活下去。
改良不成，右腿新政。慈禧希望通過這一變革，讓大清帝國不至于葬送在自己手里。（曲批：慈禧是支持“變革”的嗎？）
1901年，時任山東巡撫的袁世凱向朝廷提出了籌辦新政的10條辦法，包括整頓吏治、改革科舉、振興實業、增強軍備等等。山東成為了全國最早推行新政的地區。
戊戌變法、清末新政，康有為、梁啟超包括袁世凱都想通過和平的、改良的道路振興國家，然而，這些路最終沒有走通，更沒能挽救即將崩塌的大清王朝。
“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的孫中山，最初的選擇也是改良而非革命。他曾經很想結交在中國第一個提出憲政的康有為，卻遭到冷落，此后兩人彼此水火不容。孫中山又給李鴻章上書，陳述治國良策，結果被李鴻章束之高閣。想通過和平手段改良中國的孫中山徹底失望，于是，他在檀香山成立了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決定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建立歐美式的共和國。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革命蔓延速度之快，甚至出乎孫中山的意料。次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這位堅定的革命者，成為推翻中國千年帝制的第一人。中華民國成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采訪】專家點評：分析封建王朝迅速垮塌的原因。
【解說】帝制被瞬間推翻了，然而，剛剛建立的中華民國卻因革命力量的薄弱，無法實施自己的治國方案，參與革命的各種勢力也幾乎從未得到過有效控制，這些勢力你方唱罷我登場，輪流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扮演短命的角色，鬧哄哄，烏煙瘴氣。中國社會的中上層是這個舞臺上的演員和受益者，而普通民眾并沒有得到多少實際的好處，因此，依然還是“看客”。這場“自上而下”的革命，最終以失敗而告終。
革命的路該向何處去？又有誰能擔當起中國革命的重任？
（段落轉場）
辛亥革命爆發后，正在北洋政法專門學校上學的李大釗，敏銳地看到了辛亥革命的隱憂。 1914年，深感國事日非，壯志難酬的李大釗東渡日本，進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學習。
同一年東渡日本的，還有陳獨秀。辛亥革命爆發后，陳獨秀曾受邀出任皖督府秘書長。本以為可以大刀闊斧地報效國家，怎奈由于辛亥革命的局限性，他一展抱負的企圖終究沒能實現。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后，陳獨秀第四次登上了去日本的游輪。此時的日本，既有像李大釗一樣的中國留學生，也聚集了像陳獨秀這樣的流亡革命黨。辛亥革命的失敗，心灰意冷之氣彌漫。
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震驚世界。列寧的成功，適時地給正在霧中苦苦探索的中國知識分子，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的成功案例。馬克思主義迅速在中國傳播。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這是李大釗撰寫的名聯。“道義”是指為國為民的理想和志向，“鐵肩”就是要以救國救民為己任，而“文章”則是指宣傳馬克思主義。
1918年到1919年間，李大釗陸續在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志上發表《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熱烈歡呼十月革命的勝利，指出：“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并比較全面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經濟學說和社會主義理論。李大釗成為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中國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
1920年，毛澤東在北京期間，在李大釗的影響下，認真搜尋并閱讀中文本的共產主義書籍，逐步建立起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念。
1920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并在9月發表《談政治》一文，明確宣布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的國家，表明他已從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使王盡美、鄧恩銘心潮澎湃。濟南院前大街這座小四合院，是王盡美和鄧恩銘最愛去的地方，這里是王盡美的遠親王樂平的家。（曲批：根據？）
原是晚清秀才的王樂平，1907年加入同盟會。1919年巴黎和會期間，已經是山東臨時議會秘書長的他，率代表團赴京請愿。王樂平深感要建立自由民主的中國，必須大力提高人們的思想境界，培養民眾敢于向封建勢力作斗爭的獻身精神。他不顧將新文化、新思想誣為“異端邪說”、“洪水猛獸”的反對聲浪，在山東積極從事新文化運動，“以介紹新文化增高人類知識為宗旨”、“以促進社會文化的進步為主要目的”，于1919年9月，在家中創辦了“齊魯通訊社”，推銷進步書刊，聯絡革命同志。
1920年秋，齊魯通訊社擴充為齊魯書社。王樂平利用其上層關系和營業上的掩護，盡可能地給求知者以指導和幫助。他對事業的熱情執著和待人處事的光明磊落，得到廣大青年的敬重和愛戴。齊魯通訊社的創辦，促進了山東新文化運動的發展，特別對青年知識分子的覺醒和追求民主與科學，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這里，王盡美和鄧恩銘不僅可以買到《俄國革命史》、《資本論入門》等介紹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還能看到《新青年》、《每周評論》、（曲批：有什么根據？）《曙光》等進步期刊，在學習與分析中，王盡美和鄧恩銘逐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曲批：沒有此事）
【采訪】專家點評：介紹王樂平的地位及對王盡美的影響。
【解說】這些有著不同經歷的先進分子殊途同歸的事實表明，在中國社會的客觀條件下，選擇并認定馬克思主義是他們在實踐中反復比較做出的歷史性選擇。
【采訪】專家：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影響。
（段落轉場）
【解說】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不久，王盡美與研究會負責人羅章龍取得聯系，并成為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通訊會員，北京的動向和對馬克思主義的最新研究成果，都能在最快的時間內，傳給王盡美。（曲批：沒有此事）
1920年4月，經過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批準，俄共（布）遠東局派維經斯基、楊明齋等人來華。他們先后在北京、上海會見李大釗和陳獨秀，幫助進行建黨的準備工作。
楊明齋，1882年生于山東平度，十月革命前，楊明齋加入了俄共（布），他同維經斯基來華后，為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創立做出了重要貢獻。
1920年8月，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成立后，負責人陳獨秀函約王樂平在濟南成立共產黨組織，王樂平便委托王盡美、鄧恩銘開始著手建立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曲批：沒有此事）
1920年夏，王盡美、鄧恩銘以齊魯書社為基地，秘密建立了康米尼斯特學會，即共產主義學會，“專以收集共產主義理論書籍，研究共產主義”。（曲批：沒有此事）同年11月，王盡美等又在齊魯書社建立了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進步學術團體——勵新學會，創辦《勵新》半月刊，“研究學理，促進文化”。
1920年秋，楊明齋由上海回到山東探親，路過濟南，專門會見王盡美和鄧恩銘。（曲批：沒有此事）1920年10月，李大釗領導的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1921年春，在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指導下，王盡美、鄧恩銘建立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為上海、北京、武漢、長沙、濟南、廣州六個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之一。（曲批：沒有此事）
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有力地促進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傳播及其同工人運動的結合，基本具備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全國性組織的條件。
【采訪】專家點評：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國內外革命形勢。
【解說】為了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1921年5月，王盡美等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成立濟南勞動周刊社。（曲批：沒有此事）在濟南《大東日報》副刊上創辦了《濟南勞動周刊》，用斧子和鋤頭交叉做報頭，這是山東第一份公開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報刊。
《濟南勞動周刊》創刊號上，王盡美等人聲明出版周刊的目的“是促一般勞動者的覺悟，好向光明的路上去尋人的生活”。闡明辦刊方針為：增進勞動者的知識，提高勞動者的地位，改造勞動者的生活。
《濟南勞動周刊》與上海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辦的《勞動周刊》，湖南勞工會主辦的《勞工周刊》之間交換報刊，相互轉載各地的工運消息。考慮到辦刊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教育工人、提高工人覺悟，王盡美就把《濟南勞動周刊》直接送給濟南大槐樹機廠、溥益糖廠、魯豐紗廠及小清河碼頭的工人閱覽，在工人中產生了良好影響。
1921年6月下旬，濟南進入了濃濃的夏天，碧波蕩漾的大明湖上，一條小船在水中徜徉，船上七八個人中間坐著王盡美、鄧恩銘，也坐著從北京到上海籌備建黨事宜的張國燾，這一天，張國燾從王盡美、鄧恩銘等人這里，了解了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的情況，就相關問題進行了交流。（曲批：不對。張國燾是1922年7月來濟南，和王盡美一起去上海，參加了“二大”。1921年6月，張國燾沒來過濟南，也不認識王盡美。他們是在“一大”會上認識的。）
（段落轉場）
【解說】1921年7月的上海，天氣已是非常的炎熱。這個中國最大的約開商埠，正以資本主義的方式快速發展。各種膚色、各種語言、各種思想的人們，穿梭于燈紅酒綠之中。
誰也沒有在意，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有13個人的身影，陸續聚集到法租界的這座小樓。他們操著不同的口音，穿著各式各樣的衣服。更重要的是，他們還帶著對無政府主義、民主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的摒棄和對共產主義新思想的憧憬，帶著6個不同地方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建實踐。他們要在這里建立一個全國的共產黨的組織。
此時，“共產國際”的代表也來了，他不僅帶來了組織模式，還帶來了革命的指導思想。
王盡美、鄧恩銘早早地就來到了上海。在等待開會的日子里，王盡美、鄧恩銘閉門不出，貪婪地閱讀大會發起組準備的有關資料和各種書刊。（有待挖掘細節）
會議開始后，王盡美代表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向大會匯報了山東黨組織組建過程，對目前的形勢和任務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7月23日開始開會，經過討論，代表們完成了預先確定的任務，中國共產黨宣告成立。這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第一個黨綱，明確了黨的奮斗目標。大會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組織工會和教育工人；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任中央局書記。
這十幾個人的會議，除了最后一天因巡捕的探視，換到了嘉興南湖的游船上繼續召開外，中國共產黨這個新生兒的誕生，似乎并沒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此刻，全國的黨員也僅僅只有50多名。從數量上看，中國的任何一種勢力都可以將它忽略不計、視而不見。然而，它卻讓未來的中國和世界為之震動，無人小覷。
【采訪】專家點評：中國共產黨一大的任務、宗旨和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意義
【解說】王盡美和鄧恩銘在代表當中年齡雖小，卻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1936年，陳潭秋著文回憶一大時形容“王、鄧兩人是非常活潑的青年。”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他們來到上海以后，仍本著學習的精神貪婪地閱讀有關書刊，有時且向到會的代表請教。”因為王盡美的耳朵大，大家都叫他“王大耳朵”，以至于多少年后的毛澤東還是這樣回憶他。而董必武則記得王盡美的特點是講話“語從容”。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王盡美異常興奮，旋即賦詩一首：“貧富階級見疆場，盡善盡美唯解放。濰水泥沙統入海，喬有麓下看滄桑”。“盡善盡美唯解放”，這是王盡美最滿意的一句，這一句充分表達了王盡美要把自己的一生、自己的一切，全部投入到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中去的堅定信念，這是王盡美從思想到行動的“質”的轉變。從這時起，“王瑞俊”改名為“王盡美”。
（段落轉場）
【解說】在孫中山眼中，中國共產黨確實太年輕了。而在蘇俄的眼中，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也實在是過于弱小。
但是，這不是問題，因為，中國共產黨雖然年輕，但是他有著不同于別人的崇高理想和遠大抱負，有著為國家民族不怕犧牲的膽識和魄力，有著不同于其他政黨的的優良特質。
【現場】“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宣誓儀式）
【解說】入黨p6I(9BgO!Ouhc79aOM m@6gKGgd!1T#zX+E4@#3za5(%VN#sqiJ4誓詞，是一名黨員的莊嚴j#EcKlFtC承諾與保證，是全體黨員的行為準則。中國共產黨的入黨誓詞，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經歷了數次變化。建黨初期，入黨儀式很簡單，但有兩點從不動搖：信仰和犧牲。
堅定的信仰、統一與嚴密的組織、鐵的紀律、勇于犧牲的精神在中國共產黨的入黨誓詞之中始終貫穿與顯現，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特質。以此造就的黨員，在面對個人得失、生死考驗時，總是那樣的從容與淡定。
陳獨秀與瞿秋白性格迥異，對待死亡卻如出一轍。陳獨秀在上海被捕押解南京途中，他“酣睡達旦，若平居無事者然”。文弱書生的瞿秋白面對死亡泰然處之，臨行前盤腿而坐，從容赴死。
【采訪】專家點評：評價中國共產黨共產黨的特征。
【解說】中國共產黨一大歸來，王盡美、鄧恩銘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組織形式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因此，在1921年9月（曲批：應為8月），成立濟南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時，對入會者的要求已相當明確：必須由會員介紹，而且必須思想信仰一致。
這時的王盡美大量精力和心思已不在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經常跳墻出去的他，最終被學校開除，從此，王盡美成為一名職業革命家。（曲批：不確鑿。）
王盡美被開除學籍的消息不脛而走，傳到了家鄉，傳到了祖母、母親和妻子的耳朵里。在這個崇尚讀書的鄉村，這樣一個消息猶如晴天霹靂，把這個家里唯一的希望炸沒了。母親一封家信把王盡美從濟南召回了老家，她要當面問清楚，兒子到底闖了什么禍？干了什么丟人的事？
王盡美是個孝子，深知自己在這個家里的份量，也深知母親對自己寄予了多大的期望。他慢慢地用淺顯的道理告訴母親，兒子是在做一件比上學更大的事，做一件給窮人找出路的大事。母親沒有文化，聽不懂那些陌生的名詞，她只知道，含辛茹苦拉扯兒子長大，要把他培養成人，才能對得起王家的列祖列宗。無論如何，她都難以接受兒子無法繼續讀書的現實。但是聽著兒子自信的解釋，看著兒子堅定的眼神，母親只能默默承受，畢竟，王盡美是她唯一的兒子，是這個家唯一的希望。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適應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進步和革命發展的客觀要求，從此，災難深重的中國現出了光明與希望。然而，面對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情況復雜、經濟文化落后的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革命從何處著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怎樣結合?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如何區別和聯系?怎樣制定符合國情的民主革命綱領?一系列的任務擺在了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面前。
【字幕】能與嚴寒對抗的，是光；能與冰雪對抗的，是熱。在嚴寒未去，冰雪未融的中華大地，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堅定地扛起了挽救中國、人民解放的歷史重任。面對艱險，她毫不畏懼！
（中集結束）
大片頭： 大型政論歷史紀錄片
《沉浮誰主問蒼茫》
【引子】冰融了，天氣漸漸暖起來，一切開始復蘇，春天即將來臨。雖然，還會有雪，還會倒風，但是，這不會阻擋生命的成長，畢竟冬天要過去了。
下集片頭： “鐵血”
（紅白藍三色交互）
【解說】理想，一旦獲得現實的支撐點，便會迅速轉化為堅定的信念，在信念的驅動下，一個人就會帶動一群人繼而擴展為更大的群體，最終匯聚成一股股浩大的力量。信念愈堅定，力量愈強大。新生的中國共產黨便是如此，王盡美、鄧恩銘等亦是如此。
1921年底至1922年初，西方列強召開華盛頓會議，中國政府參加，并承認列強共治中國的局面。為對抗華盛頓會議，共產國際在蘇俄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王盡美、鄧恩銘、王樂平等代表山東共產黨、國民黨、工人及學生團體赴會。
王樂平的參加，是王盡美爭取的結果。原本，王樂平是準備以山東國民黨組織負責人的身份去美國參加華盛頓會議的。王盡美的動員，使王樂平改變了主意。
這時的北洋軍閥已經嗅出了某種味道，瞪起了警覺的眼睛，對他們的行動進行監視。怎么能夠通過層層關卡，順利到達蘇俄，成為王盡美他們犯難的事。最終，他們想出了一個主意。
山東昌邑生產的綢布，這在俄國是很暢銷的，那時，很多山東小販都做這個買賣，濟南賣綢布的生意也相當紅火。于是，王盡美他們便買了一批昌邑綢布，打扮成賣綢布的小商販，從濟南啟程。這是1921年的秋天。
身扮小販樣，胸懷取經心，王盡美他們一路顛簸，經山海關、奉天、滿洲里出境，經伊爾庫茨克，最終到達會議地點莫斯科。金色的秋天轉眼變成了白茫茫的冰天雪地。
1922年1月，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這次會議根據列寧關于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指明中國“當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國從外國的羈軛下解放出來，把督軍推倒”，建立一個民主主義共和國。
值得王盡美、鄧恩銘難以忘懷的是，在這次大會上，他們同來自中國的其他代表一起，受到了列寧的接見。（曲批：沒有此事）會后，王盡美、鄧恩銘又留在蘇俄進行參觀考察，柳枝發芽，滿眼新綠的季節，他回到了祖國。
他們的秘密出行，讓王盡美的母親急得幾乎發了瘋，在這個農村婦女眼里，那個要“干大事”的兒子自從被學校開除后，就一直讓她揪著個心。可打去年秋天開始，一沒見信，二不見人。兒子，似乎在她眼前消失了。惶恐中，去找了王樂平的母親，看看能否打聽個信。兩個女人相見，全都傻了眼，王樂平也消失了，這兩個兒子到底怎么了！母親的眼前霎時一團漆黑。
兒子回來了，從一個母親連聽都沒有聽說過的地方。風塵仆仆，卻依然精神抖擻。小屋中，油燈下，母親聽說了一種她連想都不敢想的日子，窮人也能當家？母親將信將疑，咱窮人的命真的能改嗎？兒子說，這就是他要干的大事。
【此故事待挖掘、完善、豐富。】
【采訪】專家點評：遠東會議的影響。
（段落轉場）
【解說】遠東人民代表會議，讓王盡美開闊了視野，堅定了信心。帶著對蘇俄的認識和中國國情的思考，王盡美、鄧恩銘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指示，進一步發展黨的組織，并建立中國共產黨濟南獨立組，開展工人運動、發展黨員。同時建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山東分部，此時的他們，更加忙碌。（曲注：鄧恩銘1921年11月到伊爾庫茨克后，因反對張國燾而退黨。1923年10月才有王盡美、王天生來給鄧恩銘恢復組織關系，1922年8月，王盡美和陳為人在濟南建立黨組織與鄧恩銘無關。）
“不如牛馬，堪于盜賊，終日監管，常被撻辱”，這就是津浦鐵路濟南機廠工人的真實寫照，也是全國工人的普遍處境。這個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數量并不強大的群體，生活悲慘，度日艱難。黑暗之下，是一雙雙期盼的眼睛，有誰能改變他們的命運？
期盼中，王盡美來到了津浦鐵路濟南機廠。1921年6月，王盡美等在這里建立了津浦鐵路濟南機廠工人俱樂部。這是山東第一個工會組織，在此基礎上，王盡美于1922年6月指導并建立了津浦鐵路濟南大槐樹機車廠工會。這是山東第一個產業工會。之后，王盡美不斷幫助工人調整和完善工會組織，并通過罷工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工人們嘗到了團結的甜頭，開始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1922年，直系軍閥吳佩服打敗奉系軍閥張作霖，取得北京政權并宣稱重開國會，制定憲法。中國共產黨借機提出勞動法大綱要求國會通過，并動員全國工人開展勞動立法運動。在北京重開國會之際，王盡美代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山東分部，與鄧中夏、毛澤東等聯名遞交請愿書，為全國勞工請命，使中國共產黨在工人群眾中的威望進一步提升。
1922年7月，作為參加遠東人民代表會議的山東黨員代表，王盡美再赴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二大。會上，王盡美根據遠東會議精神，結合自己在蘇俄考察之后的思考，提出了很多建議，對很多決議的制定產生了影響。中國共產黨二大吸收遠東會議精神和列寧指示，結合中國共產黨一大召開一年來的探索，為中國革命制定了正確的綱領和策略，“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大會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章程。
【此細節和事實待挖掘、完善、豐富。】
【采訪】專家點評：二大與一大的區別
【解說】生活在中國最底層的產業工人，一旦看清改變自身命運的方向，便會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個高潮到來了。以香港海員罷工為起點，從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全國罷工風潮風起云涌，全國發生大小罷工100余次，30多萬人參加。
為了鍛煉自己，在二大期間王盡美就向中國共產黨中央要求要“當一名戰士。”經中國共產黨中央批準，他來到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成為京奉路特派員，領導工人運動。
山海關，是京奉鐵路的樞紐，北方工人較集中的地區，工人生活待遇極其低下，工作條件非常惡劣。1922年8月，王盡美化名劉瑞俊來到這里。他發動工人反幫派、健全整頓工會組織，組織策劃領導京奉鐵路山海關鐵工廠大罷工，豎起了京奉路第一面勝利的旗幟。隨后，參與領導秦皇島和開灤五礦工人總同盟罷工，英國《泰晤士報》評價：“查五礦同盟罷工，以秦皇島團結最力。”
王盡美來到山海關，工廠里的人都認為這是個從山東來的學徒工，住在一戶老工人家里的他，白天在廠里干活，晚上給工人講新思想，講改變自身狀況的出路，幫助工人解決困難，王盡美身邊的工人“窮哥們”越來越多。
白天繁重的勞動、晚上不停歇的教育組織發動工人，惡劣的生活條件和長期的勞累，24歲的王盡美身體狀況迅速下滑。日夜不停的咳嗽開始伴隨著他，此時，他并沒有意識到自己患了重病。
1923年2月4日，京漢鐵路工人舉行總罷工。2月7日，北洋軍閥吳佩孚向工人開了槍，京漢鐵路工人遭到殘酷屠殺，自此，全國工人運動暫時轉入低潮。
【解說】中國工人運動血的教訓，讓年輕的中國共產黨開始認識到要戰勝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等強大的敵人，僅靠力量相對薄弱的工人的罷工和其他合法斗爭是行不通的，孤軍奮戰沒有前途，必須改變斗爭方式，并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國共產黨人正是帶著這些經驗教訓，進入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大革命時期。
（段落轉場）
【解說】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在一步一步地夯實自己的組織基礎，進行著建黨之后的探索和實踐。而此時的孫中山卻在共和道路上面臨著國內各種勢力的拆臺，身創巨痛的他下決心改組國民黨。
中國共產黨二大之后，中國共產黨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進行國共合作，在國共合作的同時，要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原則。中國共產黨三大上，最終確定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清醒。
廣州，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里召開。在出席大會的198名代表中，中國共產黨黨員26人（曲注：山東代表6人），王盡美、王樂平一起參加國民黨一大。
國民黨一大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
【采訪】專家點評：評價國共合作的意義
【解說】國民黨一大之后，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指示，王盡美在幫助山東國民黨改組發展的同時，對國民黨內部的不同勢力堅持既團結又斗爭的方針，保證了山東國共兩黨合作的順利發展。
在山東，國共兩黨有著良好的合作基礎，王盡美、鄧恩銘同王樂平等國民黨人士有著密切的交往，為宣傳民主革命思想，共產黨與國民黨共同在山東創辦《十日》旬刊和《現代青年》周刊，王盡美親自參與刊物的編輯，發表一系列反對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和揭露社會黑暗的文章，進一步提高民眾的認識。（曲批：1922年3月，王樂平參加完遠東會從莫斯科回山東后，創建“平民學會”，創辦《十日》旬刊，由國民黨員王子容任總編輯。《現代青年》是國民黨山東臨時黨部于1924年6月創辦的。）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推動下，一場以廢除不平等條約為核心的大規模反帝運動在全國展開。
1924年8月24日，山東反帝國主義大同盟在濟南成立，此時任中國共產黨濟南地方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的王盡美，在《十日》旬刊發表《宣言》，對所處時代的政治、經濟特點及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目標進行了準確而清醒的分析，對中國共產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進行了深刻闡述。隨后，在濟南商埠公園召開的群眾大會上，王盡美反帝國主義的激情演說令全場震動。
1923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對于時局的主張》中提出了國民會議的口號。“只有國民會議才能夠代表國民，才能夠制定憲法，才能夠建設新政府統一中國。”
國共合作開始后，王盡美被孫中山指派為國民會議特別宣傳員。王盡美在山東廣泛宣傳中國共產黨的這一主張，他說，宣傳國民會議的目的，就在于提高群眾覺悟，發展革命組織，壯大和鞏固革命力量。
山東的中國共產黨黨、團組織的發展及國共合作的順利開展，為王盡美領導山東國民會議運動奠定了基礎，此時的王盡美身體每況愈下，愈來愈烈的咳嗽夾雜著愈來愈多的鮮血。但這并沒有阻擋王盡美的腳步。從濟南到青州、從青州到濰縣、從濰縣到青島、從青島到淄博，一路輾轉，他頻繁演講，廣泛的接觸和發動群眾，發展進步青年和革命群眾加入黨團組織。王盡美在和時間賽跑，在和自己的病體對抗。王盡美經過的地方，一路血痕。
濟南，國民會議運動開展起來后，王盡美指示王辨等人，廣泛發動濟南婦女參加這一運動。王辨是山東第一批共產黨員王翔千的女兒。1920年，王盡美派王翔千到山東省立女師開展學生工作，王辨在此上學，她帶頭放腳、剪發，發動女生走出校門，參加反帝斗爭，成為王盡美的得力助手。（曲批：1920年王盡美只是一個一般學生，他以什么身份什么名義搞這些活動？全是胡編。）經王盡美介紹，王辨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曲批：王辨不承認。）后成為山東最早的女中國共產黨黨員之一。
青島，王盡美和已是中國共產黨青島組織負責人的鄧恩銘與國民黨密切合作，成立青島國民會議促進會。為便于同各界人士聯系，王盡美在《大青島報》上刊登啟示，來訪之人絡繹不絕。王盡美、鄧恩銘的指導、國共兩黨的努力，青島成為國民運動最活躍的地區之一。
從1924年底到1925年，王盡美拖著病體，一面宣傳國民會議運動，一面指導青島工人罷工，繁重的工作最終壓垮了他早已虛弱的身體。青島紗廠第一次同盟罷工勝利后，王盡美臥床不起。
青島第二次同盟罷工爆發后，山東軍務督辦張宗昌向罷工工人下了手，一大批工人被打死、打傷及遭到逮捕、通緝，不能親自幫助受難工人，病榻之上的王盡美憂心如焚，內心極其痛苦。為了不拖累大家，王盡美決定回家養病。
1925年6月，回到了北杏村。長年的奔波，王盡美與祖母、母親、妻兒離多聚少。兒子回來了，這本應是一件高興的事，可這次卻怎么都高興不起來，看著兒子病弱的身的體，母親憂心忡忡。為了給兒子治病，母親想盡了辦法，中國共產黨黨組織也派人看望，提供治病的費用，但是，王盡美的病情仍在不斷惡化，咳嗽伴隨著大口的鮮血。兩個已經懂事的孩子，怯怯地望著床上的父親。
此時的王盡美已經感覺到，生命的路不會太長了。青島的戰友讓他惦記，青島的工作更放心不下，他要回青島，回到戰友身邊。
母親理解了兒子的心思，她默默地變賣了家里所有能變賣的東西，陪著兒子回到了青島。
青島醫院的一間病房里，一張張熟悉的面孔出現了，他們帶著關心，帶著憂傷。病床前，中國共產黨青島黨組織負責人筆錄遺囑：
“全體同志要好好工作，為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和共產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斗到底！”王盡美用最后的力氣在遺囑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1925年8月19日，王盡美走了，在青島。只有27歲的他吐完了最后的一口鮮血，離開了他的戰友，他的親人，和他深愛的國家與民眾。他的身后，留下了白發的祖母、慈祥的母親、勤勞的妻子三代寡婦，還有兩個年幼的孩子。
家，就在前面，母親扶著兒子的靈柩，從青島回到了北杏村，親人的哭聲讓青山落淚。
在一個黃昏，在北杏村外，母親望著長眠地下的兒子，沒有淚水。這時的母親堅強了許多，因為，她明白了兒子要干的大事，看到了兒子身邊的人干的大事。她覺得，有這樣一個兒子，值。
中國共產黨在致力于國共合作，而國民黨內部卻分化加劇，國民黨右派在統一戰線中排擠和打擊共產黨。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病逝，這讓蔣介石在國民黨中的權利迅速擴大。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以“清黨”名義策劃四一二政變，向毫無防備的“盟友”開了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遭到了血腥屠殺。7月15日，汪精衛集團發動七一五政變，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1927年4月到1932年以前，死難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工農群眾達100萬人。李大釗等共產黨員英勇就義。
1930年，王樂平，這位杰出的愛國主義者、山東國民黨著名領導人、山東國共合作的積極推動者，在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傳播、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等方面做出重要貢獻的老同盟會員，因反對蔣介石的獨裁被暗殺。黑暗之中，唯見鮮血！（曲批：對王樂平吹捧得太高！王樂平根本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連政治家也算不上，只是一個政客。五四運動中，開始他表現積極，但在7月20日砸《昌言報》事件中，他和他的主子王鴻一（省議會副議長、國民黨山東頭子）暴露了他們的真面目，原來是安福系在山東的內奸。1927年后，他堅決反共，是汪精衛一伙，1930年被蔣介石暗殺于上海。）
白色恐怖之下、嚴酷環境之中，鄧恩銘三次被捕入獄。在獄中，預見到自己將不久于人世的他、同樣患肺結核的他，拖著虛弱的病體寫下了最后的絕筆詩：“卅一年華轉瞬間，壯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繼頻頻慰九泉。”
1931年4月5日，清明節，鄧恩銘等山東黨組織重要成員，被山東國民黨政府槍殺于濟南緯八路刑場，就義前，鄧恩銘等一路唱著國際歌。鄧恩銘，這位從貴州來的青年，這位水族的兒子，最終將一腔熱血流在了山東，灑在了濟南，生命之鐘停在了31歲。
此時，貴州的那位母親，依然在群山之中期盼，那位青春少年，自己可愛的兒子，何時回到自己身邊？
楊明齋，這位山東漢子，這位被周恩來評價為“忠厚的長者”的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主要成員，這位同張太雷一起參加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的中國共產黨人，這位介紹了劉少奇、任弼時、張聞天等一百多人到蘇俄學習的上海中俄通訊社社長，這位翻譯和撰寫了很多重要書籍的文人，在蘇聯被流放多年后，1938年5月，被冠以捏造的罪名，死在了那個給中國送來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半個世紀后，蘇共中央為他恢復了名譽。
尾聲：
【畫面】紀錄片資料：毛澤東提到王盡美。
【解說】王盡美，這個“大耳朵”的山東青年，深深地刻在了毛澤東的腦海里。新中國成立之時，毛澤東指示參加第一屆政協會議的山東代表：“革命勝利了，可不能忘記老同志啊！你們山東要把王盡美烈士的歷史搞好，要收集他的遺物。”這是毛澤東一提王盡美。
建國后，毛澤東視察山東，對陪同的幾位省領導說：“你們山東有個王盡美，是黨的一大代表，是個好同志。聽說他母親還活著，要好好養起來。”這是毛澤東二提王盡美。董必武來山東，指示省委把王盡美的母親接到濟南，由公家安置照顧。隨后，省委省政府把老人接到了濟南供養，直到去世。
中國共產黨九大，毛澤東講到了王盡美對中國革命的貢獻。這是毛澤東三提王盡美。
董必武賦詩回憶王盡美：“四十年前會上逢，南湖舟泛語從容，濟南名士知多少，君與恩銘不老松。”
【字幕】翻開歷史，我們找不到“如果”。站在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國共產黨誕生90周年的歷史節點上，回眸20世紀的中國革命，其艱難曲折和巨大犧牲世界少有。在歷史長河的流淌之中，在時間之水沖刷過后，更加顯現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中國人民的偉大。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永遠不會停下前進的腳步，因為，前面有光、有熱，太陽升起在中國！
（全片終）
《沉浮誰主問蒼茫》主題歌：
蒼茫中沉浮誰主，霜天下競逐光明。
好男兒志如鋼鐵，化碧濤熱血涌動。
為中華肩擔道義，唯解放盡善盡美。
為革命前仆后繼，不老松君與恩銘。
看看，你們哪里是在拍王盡美的紀錄片？你們是隨心所欲不顧歷史事實塑造一個假王盡美！你們是在肆意褻瀆先烈，你們是在欺騙黨欺騙人民，你們是在犯罪！你們必須對此做出認真負責的檢查和交代！
另外，關于你們這部大型政論歷史紀錄片在內容方面我還有兩個問題要問你們：
為什么隱瞞了1919年12月和1920年胡適和他老師杜威兩次來山東宣傳實用主義的歷史事實？
眾所周知，在新文化運動中，胡適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跟李大釗有“問題與主義”之爭，在全國影響很大。胡適為了達到他反馬克思主義的目的，1919年和1920年兩次從美國把他的老師杜威請到中國來，宣揚他的實用主義。杜威兩次來華都到山東濟南來過，每次都停留一周左右。1920年12月27日，山東省警察廳廳長金榮桂在給北洋政府寫的解散山東學生聯合會經過的報告中說：“二十五日，有省議會、教育會約來美國杜威博士，在省議會講演，期間共計五日，各校學生現正分期輪班聽講”。教育部門為其舉辦報告會，并令各校學生（包括王盡美、鄧恩銘在內）輪班去聽報告，轟動濟南。濟南歷史上這樣重大的事件，而且與王盡美有直接關系的事，他是一師學生肯定得輪班去聽杜威講演，紀錄片為什么沒有涉及？只字不提？你們在紀錄片里連什么慈禧老佛爺都抬出來供奉，怎么就沒給杜威和胡適留個板凳呢？
‚為什么隱瞞了1925年春節期間，王盡美在趵突泉南門外參加非基大同盟與基督教徒辯論的歷史事實？
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作為經濟、軍事侵略的先鋒隊，是他們慣用的伎倆。20世紀頭20年，基督教在華事業一是集中力量在城市發展，二是重點發展高等教育。中國的基督教徒已達36萬，比過去增長3.5倍；教堂從300座增加到1萬座，增長32倍。基督教要占領中國的指導方針咄咄逼人。
1922年春，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會決定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行第11次大會。教會此舉激怒了中國學生。首先在基督教勢力最強大的上海爆發，成立“非基督教學生同盟”，發表宣言，向清華和全國各地學校發出通電，號召抵制在清華召開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隨后，北京的學生也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向全國發出通電。運動迅速發展，形成全國性的思想運動。
1924年期間濟南才成立“非基大同盟”。1925年春節前，王盡美剛剛從青島、青州、淄博等地組建國民會議促成會回到濟南。剛過春節，濟南基督教徒以軍樂隊為先導上街搞大規模活動。山東非基大同盟的人在趵突泉公園南門對面與他們相遇，雙方展開辯論。王盡美當時身患重病，但他也參加了這次持續三天的大辯論。王盡美在發言中慷慨激昂，情緒激動。一次，當場吐血而住進醫院。
王辨同志在《從‘五四’到山東黨組織的成立》文中說：“記得1925年春節王盡美同志在趵突泉對群眾做過反基督教的宣傳，最后打出‘打到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等標語”。（載《山東省黨史資料》1963年創刊號）1981年10月，王辨同志也曾親自對我談過此事。
這是王盡美最后一次公開露面和反動的教會勢力做斗爭。因經濟條件不允許久住醫院，病情稍有穩定，王盡美即回故鄉北杏村療養。但農村的醫療條件更差，病情越來越嚴重。6月（？）不得已又去青島的青島病院醫治，不幸于8月去世。
為了忠實于歷史，忠實于王盡美烈士，我認為把胡適在五四期間的反馬克思主義的表現和王盡美烈士帶病仍對反帝反宗教侵略做最后斗爭的英勇表現在紀錄片中體現出來。據媒體報道，中國基督教徒已有7千多萬，和中共黨員數不相上下了。山東還要在孔老二的老家修建一座能容納三千人的大教堂，遭當地居民強烈反對。危險啊，如果中國人都信了基督教，誰還信馬克思主義？
根據以上情況，我認為你們和濟南電視臺合伙操作的所謂的什么“大型政論歷史紀錄片”《沉浮誰主問蒼茫》是一部不合格的垃圾片，根本不夠播放水平！
不過，因為該片尚未在社會上公開播出，你們和濟南電視臺在《沉浮誰主問蒼茫》腳本中所犯的錯誤，還沒有真正造成危害，因此尚可以改邪歸正。現在是你們挽救錯誤的好機會，最好的辦法就是：立即停機，進行檢查，消滅錯誤之后再拍不遲。
我還聽說，你們和濟南電視臺合伙搞的這個紀錄片，聘請了丁龍嘉當顧問，不知真假。近幾年，他以“黨史專家”的身份頻頻亮相。前面，我揭露了他和張業賞在合寫的《王盡美》中造假。你們聘他當顧問可要小心。
第二個問題：中央黨史研究室造假黨史 ——“濟南共產黨小組”三十年之爭
我在看完你們和濟南電視臺合伙操作的所謂大型政論歷史紀錄片《沉浮誰主問蒼茫》的腳本之后，就想：腳本是濟南電視臺《沉浮誰主問蒼茫》創作組編寫的，他們不是專業搞黨史的，難免會有這樣那樣的錯誤，這不足為奇。但是，我很驚訝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哪去了？那么多錯誤怎么就看不出來？你們不是合伙嗎？你們不是有合同嗎？你們怎么把的關？
后來，我忽然領悟了。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本身就是造假黨史的大本營、造假黨史的總后臺嘛！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從上世紀80年代建立以后，不是按“全面的歷史的方法”去研究黨史，而是按照你們的想法，開始編造假黨史。我這樣說，你可能認為我是對你們污蔑。不對，我講的是實話，我有確鑿的證據。你年輕，那時你可能還沒有或剛剛進黨史的門，不了解情況。
（一）編造“共產黨小組”等假名稱
我就舉一個例子說明。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的一些磚家先編造了一個“一大”以前我國有六個“共產黨小組”的假名稱，還強使全國研究黨史機構和學者必須按你們欽定的調調統一口徑，鬧得議論紛紛，給全國黨史工作者和研究者制造許多麻煩。1981年6月，我到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辦公室工作，負責編《山東黨史資料》刊物，我就得把作者的稿件涉及到這個名稱的，按你們欽定的口徑改來改去“統一起來”。
過了一段，你們那些磚家忽然感到“共產黨小組”這個名稱不合適了，靈機一動，又創造出“共產主義小組”的新產品，又強使全國的黨史研究機構和黨史研究者必須按你們的調調改過來，“統一口徑”。
你們從“共產黨小組”改為“共產主義小組”，就能“統一”大家嗎？根本不能，因為它是假的。所以，大家還是意見紛紛，眾怨難平。最后，到了1987年，只得由李樾出面“鎮壓”，他公開聲色俱厲地說：“有一種意見認為共產主義小組的名稱是不確切的，主張改為‘黨的早期組織’，把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叫做‘黨的發起組’。我們認為，‘黨的早期組織’、‘黨的發起組’等等也不是當時的名稱，而且涵義也不盡準確；共產主義小組已經沿用了50多年，為廣大黨員群眾所接受，所以沒有必要改變。”（見李樾執筆的《共產主義小組概述》一文，載1987年出版的《共產主義小組》。）
看看，李樾黨霸形象表現得淋漓盡致，“我是老大，我說了算。”
但是，李樾說話也不算話。現在你們不是連“共產黨小組”、“共產主義小組”都不叫了，你們2002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里面，不是又叫什么“共產黨早期組織”和“黨的早期組織”了嗎？李樾不是說“沒有必要改變”嗎？現在怎么又“有必要”了？！
你們在這個“名稱”上造假，就這樣折騰來折騰去。我說這些是有根有據、有案可查的。
（二）“濟南共產黨小組”有無之爭
我第一次跟你們中央兩家黨史機構對著干，是1982年1月8日我在山東省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的“關于山東地方黨組織創建時期若干問題討論會”上發言，否定了你們中央黨史機構關于中共“一大”以前濟南有一個什么“共產黨小組”的觀點。為什么？很簡單，因為那個什么“小組”沒有人，沒有活動，也沒法說清什么時候成立的。我是全國第一個公開否定有濟南共產黨小組的人。
當時，全國研究黨史的人幾乎百分之百都認為“一大”之前，濟南有這么一個“小組”，但他們在成立時間、成員人數、成員姓名等一些問題上分歧很大，爭論不休，統一不起來。在所謂“小組成員”方面爭議很大，有說張三的，又說李四的，互不相讓。
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一些過去被認為是“共產黨小組成員”的人，如王天生、王復元、王象午、賈乃甫等等，因為發現確鑿資料，證明他們的入黨是在1922年8月“二大”以后，有的甚至還晚。既然如此，他們當然當然沒有資格成為“小組成員”。但全國的黨史研究者一致對一個人持肯定的態度，那就是王翔千。他被公認是王盡美、鄧恩銘之后的第三號人物。甚至在1982年1月舉行的“關于山東地方黨組織創建時期若干問題討論會”上，與會的還公開向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派來參加討論會的周子信同志提出，讓他回北京時向中央反映：以后寫中共黨史時，山東不能只寫兩個人，應該寫三個人，加上王翔千。
那個期間，我認為要弄清問題，應該從王翔千打開突破口。但我們黨史辦公室手頭沒有任何關于王翔千的個人資料，對他的一些問題無法做出判斷。當時我想到，王翔千去世前是山東省政協委員，肯定會有檔案材料。于是我安排席偉去查找王翔千的檔案資料。席偉去了省政協沒有查到，又去省委組織部、省人事局也都沒有查到。幾費周折，在“關于山東地方黨組織創建時期若干問題討論會”開會前夕，席偉終于在省委統戰部死亡干部檔案中查到了。檔案袋里，只有一份材料——《干部履歷表》。這份1952年11月26日王翔千親筆填寫的《干部履歷表》，解決了一個多年未解決的疑難問題——他是什么時候入黨的。
王翔千在“何時何地參加中國共產黨或其他民主黨派、群眾團體，擔任何職。現在有無關系？”一欄中這樣寫的：
“本人于1922年由山東中共發起人王盡美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山東省黨部組織部工作，雖在宣傳上盡努力，但成績無可記述，后因避反動的白色恐怖回家，于1928年因工作不力失去黨籍……”
我把王翔千的《干部履歷表》復印了40多份。這是我出奇制勝的秘密法寶。
1982年1月8日上午，我在“關于山東地方黨組織創建時期若干問題討論會”上發言，否定濟南有一個“共產黨小組”的觀點，遭到與會人員的一致強烈反對。那時，我就使出我的撒手锏，讓席偉把王翔千的《干部履歷表》分發給他們每人一份，讓他們看。原來沸沸揚揚像開了鍋的會場，霎時鴉雀無聲，一片寧靜。靜到用“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能聽到響聲”來形容都不過分。
幾天后，討論會結束時，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來的代表周子信同志發言，他說：“曲琦同志的發言，對我們這次討論會的深入討論起了重要的作用。”“將來寫中共黨史，山東是寫兩個人還是三個人，我們回去之后向中央匯報。中央讓寫三個就寫三個，讓寫兩個就寫兩個。但是王翔千1922年入黨的問題，已經鐵證如山，誰也否不了。”周子信同志給了我一點支持。我對周子信同志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表示欽佩，對他對我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謝！聽說子信同志身體很健康，請代我問候！
在這次“關于山東地方黨組織創建時期若干問題討論會”上，那些堅持中共“一大”前濟南有一個什么“共產黨小組”的一派，拿不出任何確鑿的事實來證明他們的觀點，受到了沉重的打擊，但仍然死抱著錯誤觀點不放。山東省黨史學會秘書長、討論會主持人賈蔚昌同志，在《關于山東地方黨組織創建時期若干問題討論會討論情況》一文中，介紹說：
“濟南或山東是否有共產黨小組問題，大家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和有益的探討、爭辯。”“經過熱烈的爭辯，與會同志大都認為在黨的‘一大’之前，應肯定在山東有一個共產黨小組。因為根據現在發現的有關‘一大’的文獻和當事人的回憶，都說在‘一大’召開時，國內和東京共有七個小組。（巴黎還有一個小組，當時沒能派代表參加‘一大’）其中就有濟南。濟南的共產黨小組不象上海、北京等地建立的那樣的黨組織，很可能是一個非常松散、甚至還沒有正式命名的黨的創建組織。”（載《山東黨史資料》1982年3月增刊《關于山東地方黨組織創建時期若干問題討論會討論專輯》第17頁）
看看，夠多可憐！主張有小組的那些人拼死拼活、拼命吶喊：“應肯定在山東有個共產黨小組”！然而，這個“應肯定”有的小組竟然是一個“很可能是一個非常松散、甚至還沒有正式命名的黨的創建組織。”這叫什么“組織”？既“非常松散”，又“沒有正式命名”！連個名都還沒有，能叫“組織”嗎？
賈蔚昌同志在這篇文章中，同時也談了有人持不同意見的情況。文章說：
“有的同志認為，在黨的‘一大’前，山東根本沒有一個共產黨小組一類的政黨性質的組織。其主要論據是：根據目前已掌握的資料，除王盡美和鄧恩銘兩個‘一大’的代表外，山東找不出第三個一九二一年的黨員。包括一般被認為是‘一大’前共產黨小組成員的王翔千、王用章、王復元、賈迺甫等都是一九二二年‘二大’以后才入黨的。另外，沒有有說服力的材料可以確定‘一大’前，山東哪一個組織為‘共產黨小組’或共產黨小組性質的組織。”
這個“有的同志”就是我曲琦。
賈蔚昌同志可能因為我在這個敏感問題上公開和你們中央唱反調，怕我引火燒身，有意把我的名字模糊掉。
凡是“一大”前各地早期建黨組織的人，都被承認是共產黨的創始人，黨齡都從1921年算起。如果山東當年也有那么個什么小組，它的成員當然也是黨的創始人，當然也應該從1921年計算他的黨齡。但是，直到目前，21世紀2011年，除了王盡美、鄧恩銘兩個“一大”代表外，山東仍然沒有找到第三個1921年的黨員。你們對此將作何解釋？ 請你們幫幫忙吧，求你了！
我和你們中央兩家黨史研究機構在“濟南共產黨小組”這個問題上兩種觀點的斗爭，就此開始。
（三）李樾炮轟曲琦
1982年8月，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當時的一戰組組長李樾，就在沈陽舉辦的什么“暑期黨史培訓班”上公開炮轟我，說什么“山東有人否了濟南共產黨小組。那個人從未學過黨章，如果他學過黨章，就不會提這樣的意見”（大意如此）等等。后來，中央黨史有人來山東辦事，我見到了，就托他們給李樾捎話，告訴他：“你說曲琦‘沒學過黨章，學了黨章就不會提那意見。’曲琦回敬你：‘黨章是什么時候的黨章？黨章是共產黨成立以后才有黨章。共產黨小組是什么時候的小組？共產黨小組是共產黨成立之前的小組。你讓曲琦拿著共產黨成立之后的黨章去研究共產黨成立之前的共產黨小組，是本末倒置。你連研究歷史的起碼知識也不懂。’” 來一個捎一次，我不厭其煩。
（四）為造假，上演“奪權”鬧劇
1983年5月，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內部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類似陰謀“奪權”的怪事。他們背著我“委托”余世誠和劉明義編輯出版了一本《山東早期共產主義組織的活動資料專輯》，“盜用”了本來由我負責主編的《山東黨史資料》刊號，就是《山東黨史資料》1983年第二期。
他們在這本《資料專輯》的《編后》里，清楚地說明了他們的意圖和目的。他們一開始就說：
“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前，山東地方就有一些立志改造社會的先進人物組織起來，探討救國救民的道路，其中一部分人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這就是以王盡美、鄧恩銘為代表的山東早期的共產主義者們。”
這里，他們首先肯定黨的“一大”前有“以王盡美、鄧恩銘為代表的山東早期的共產主義者們”存在，一上來就把你的嘴堵上。這是為他們肯定山東有“早期共產主義組織的活動”做鋪墊。
末后，他們又說：
“受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委托，承擔《山東早期共產主義組織的活動》專題考查任務的余世誠、劉明義同志在收集整理這批資料中，付出了很多勞動。”
這里清楚地說明，被“委托”的余世誠、劉明義，只是去做“山東早期共產主義組織的活動”的考查，只去“收集、整理”“山東早期共產主義組織的活動”的“資料”。不是去全面考查有沒有“山東早期共產主義組織”？“山東共產主義組織”是什么樣子？“山東早期共產主義組織”怎么成立的等等，這些都不管。目的很單純，只有一個，就是去收集“山東早期共產主義組織的活動”的資料！
（以上兩段引文分別見于《山東黨史資料》1983年第二期，《山東早期共產主義組織的活動資料專輯》第267、268頁）
搞黨史研究能這樣嗎？帶著一定的框框，和特定的目的，這樣能弄清歷史的真實情況嗎？
省征委之所以出此下策，完全是按照你們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的意圖辦的。因為你們要他們出版一本肯定濟南有“共產主義小組”的書，為達到這個目的，省征委會只能這樣辦，不排除我是不行的。只有瞞著我，才沒有阻力！
余世誠是華東石油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講師，劉明義是濟南市總工會調研室副主任，他們二人是肯定有個“濟南共產主義小組”的鐵桿“保皇派”。
對此，我毫不知情。他們對我保密保得很嚴實。直至這本《資料專輯》出版以后，省征委會副主任方正才告訴我，說什么“因為你太忙，我們只是幫幫你，所以沒告訴你。”以此來遮掩他們“奪權”的陰謀。
看看，為了達到他們造假的目的，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五）《共產主義小組》流毒全國，攪亂黨的歷史
1985年，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在湖南長沙又開會研究“共產主義小組”的問題。那時，我已經退休當老百姓了。山東去參加會的人是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副主任方正和濟南的劉明義二人。
會后，劉明義回來對我談了會議的情況。他說：“李樾在會上說：‘濟南的小組有沒有要實事求是，有就有，沒有就沒有。是個什么樣，就是什么樣。’”我聽了，覺得李樾的態度有了轉變，講“實事求是”了。這很好。這是劉明義的傳話，我沒有去落實李樾是否真的這么說過。
但是，后來事實證明，李樾的態度并未轉變。
方正和劉明義從湖南回山東以后，按照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李樾的要求，兩人全力以赴，編輯關于“濟南共產主義小組”的書。
果然，1987年9月，你們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的《共產主義小組》上、下兩冊堂而皇之亮相了！
當然，所謂“濟南共產主義小組”，也喬裝打扮粉墨登場了。由方正、余世誠、劉明義署名執筆，打著“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的旗號，在《濟南共產主義小組綜述》一文中，又老王賣瓜一番。
文章雖然署名三個人，方正是省征委會副主任，有官架，他不會親自下廚炒菜，有余世誠、劉明義兩個鐵桿捉刀就行了。
余世誠、劉明義何許人也？2001年6月，我在一份材料中，送給他們一個“封號”——“制造假黨史的大戶”。劉明義的杰作之一是，在1998年出版的《中共山東地方史》第一卷里，歌頌跟山東建黨毫無關系的1951年被濟南市人民政府鎮壓了的漢奸賣國賊宋介。結果被當時的省委書記吳官正同志發現了，下令禁止公開發售，給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改稱）惹了一腚臊。
余世誠、劉明義二人勉力拼湊的《濟南共產主義小組綜述》里面，沒有一點真實可靠的事實根據，幾乎全是騙人的謊話。如，他們說：
“1920年夏秋之際，王盡美、鄧恩銘在濟南齊魯書社的讀書活動中，結識了一批向往共產主義的青年學生，秘密成立了‘康米尼斯特學會’，專門收集和研究共產主義的書籍和理論。”
“夏秋之際”是什么時候呢？就是夏季和秋季交界的時候，就是7月底8月初那個時候。而齊魯書社是什么時候開業的呢？是1920年10月1日正式營業的。你們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出版的《共產主義小組》（下）第617頁就刊有《濟南齊魯書社廣告》，廣告說：“已定于十月一日正式開幕”。這個廣告也是余世誠、劉明義二人收集并編到這本《共產主義小組》書里的。10月是秋季最后一個月，是季秋了。不是“夏秋之際”。“1920年夏秋之際”，齊魯書社還沒有“開幕”，又怎么能搞什么“讀書活動”？齊魯書社“夏秋之際”沒搞什么“讀書活動”，王盡美、鄧恩銘又怎么能在“讀書活動中結識了一批向往共產主義的青年學生”？余世誠和劉明義能說清楚嗎？余世誠、劉明義兩個文化騙子水平太漥，然而，他們就這樣不知羞恥地把這些寫在他們的《綜述》里面，送到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李樾那里。而李樾這位造假“共產主義小組”大拿，如獲至寶，趕緊把它塞到他的“傳世巨著”《共產主義小組》里面，欺騙讀者，流毒社會。
看看，李樾、余世誠、劉明義這些黨史界的磚家，為了達到他們造假的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上，還管他什么要臉不要臉？！很有“破釜沉舟”為“濟南共產主義小組”殉難決死的氣派！令人可欽可嘆那！
余世誠、劉明義倚仗得到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的寵愛，更加瘋狂販賣他們的造假私貨。他們在《濟南共產主義小組綜述》中造假說：
“通過勵新學會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先進青年。勵新學會與濟南共產主義小組的形成和活動大致是同時進行的，勵新學會是濟南共產主義小組一個重要的活動陣地。勵新學會醞釀于1920年秋，10月31日公布簡章、宣言，11月21日在濟南商埠公園大廳召開成立大會。”“它公開宣布的宗旨是‘研究學理，促進文化’。勵新學會和濟南共產主義小組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其活動也大大超出了學術的界限。”“從《勵新》半月刊的言論上看，它從一開始就遠遠超出了‘研究學理’的范疇了。它的宣言公開聲明：對于從前的一切制度、學說……都從根本上懷疑。并且要‘討論一個解決的方法，好去和黑暗環境奮斗。’”“勵新學會為馬克思主義在山東的傳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勵新學會”是1982年1月6日由山東省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的“關于山東地方黨組織創建時期若干問題討論會”中討論的幾個主要問題之一。山東省中共黨史學會秘書長、“討論會”的主持人賈蔚昌同志，在《關于山東地方黨組織創建時期若干問題討論會討論情況介紹》一文中，關于勵新學會成立的時間及其評價的討論情況，有詳細說明。文章說：
“‘五四’運動后，在濟南建立的勵新學會，被認為是和山東地方黨組織的創建有密切聯系的，因而有必要對該組織成立中的若干問題搞清楚。
過去一直認為勵新學會成立于一九一九年冬。經過這次討論，大家一致認為勵新學會創辦的《勵新》半月刊上的會務報告記載：（一九二0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假公園大廳開一本會成立會，全體會員到會。’大家認為這個文字記載是可信的。大家還認為勵新學會是在‘五四’運動后，各種新思潮，尤其是馬克思主義進一步在中國傳播的情況下成立的。它是由當時濟南的一些追求進步、追求真理的青年學生發起的。十一個發起者，當中也包括王盡美和鄧恩銘。
勵新學會是一個群眾性的進步學術團體。它所創辦的《勵新》半月刊，根據現有的材料看，對于揭露和抨擊舊制度，尤其是教育制度的黑暗、腐敗、不合理和宣傳婦女解放方面是很突出的。同時，它也提出一些進行社會改革的主張，表現有社會主義傾向，但基本上是一個宣傳激進的民主主義思想的刊物。
勵新學會所進行的各種活動和《勵新》半月刊，在濟南青年學生中有很大影響，對于推動青年學生進步起了積極作用。其中會員王盡美、鄧恩銘則成為山東黨組織的創始人，還有些會員后來成為山東黨組織的早期黨員或第一批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它為山東黨、團組織的創建作了一定的干部上的準備。但是不能說勵新學會是山東共產黨小組的外圍組織。
有的同志認為勵新學會是一個宣傳新文化的統一戰線組織；也有的同志認為《勵新》半月刊宣傳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反對了無政府主義。但也有的同志不同意這種評價，他認為從已發現的幾期《勵新》半月刊上發表的文章來看，沒有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相反，在《勵新》半月刊第五期有兩篇文章是在宣傳頌揚無政府主義。這表明，當時勵新學會會員對剛剛傳播到我國的各種社會主義流派，哪是正確的，哪是錯誤的，尚分辨不清。”
賈蔚昌同志的文章，清楚地說明“討論會”對“勵新學會”達到的共識是：
1、勵新學會是一個群眾性進步學術團體；
2、《勵新》半月刊基本是一個宣傳激進的民主主義思想的刊物；
3、勵新學會所進行的各種活動和《勵新》半月刊，在濟南青年學生中有很大影響，對于推動青年學生進步起了積極作用。其中會員王盡美、鄧恩銘則成為山東黨組織的創始人，還有些會員后來成為山東黨組織的早期黨員或第一批社會主義青年團員。它為山東黨、團組織的創建作了一定的干部上的準備。但是不能說勵新學會是山東共產黨小組的外圍組織。
余世誠和劉明義二人，參加了1982年1月6日至10日為期5天的討論會的全過程，他們非常清楚討論會的討論情況。但他們卻在他們執筆寫的《濟南共產主義小組綜述》中胡說什么“通過勵新學會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青年。”“勵新學會是濟南共產主義小組一個重要的活動陣地。”“勵新學會和濟南共產主義小組之間有著密切的關系，其活動也大大超出了學術的界限。”“《勵新》半月刊的言論上看，它從一開始就遠遠超出了‘研究學會’范疇了。”“勵新學會為馬克思主義在山東的傳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粗暴地推翻了1982年1月“關于山東黨組織創建時期若干問題討論會”達成的共識，而用他們兩人的觀點取而代之，并打著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的旗號，形成是山東省委黨史征委會的觀點的假像！
余世誠甚至趁機把他的私貨也塞了進來。他說：
“1920年4月，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楊明齋（原籍山東省平度縣）等來中國了解情況并和中國革命組織建立聯系。他們來往于北京、上海之間，和李大釗、陳獨秀等共商建黨事宜。在此期間，他們也曾在濟南停留，和王盡美、鄧恩銘、王翔千等人會見。”
這是余世誠有專利權的發明創造。
關于維經斯基、楊明齋到濟南和王盡美、鄧恩銘、王翔千會面的事，這是山東黨史界上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期間坊間流傳的一種說法。2001年6月，我曾在另一份材料《救救黨史》中談過這事，現在轉抄于此，供你參考。原文如下：
“關于1920年春（或4月），維經斯基和楊明齋在濟南和鄧恩銘、王盡美、王翔千見面的事，最早是楊一辰和丁群（丁君羊）提出來的。
楊一辰在1975年12月31日寫的《回憶王盡美同志事跡片段》中說：
‘……當時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來中國，他的翻譯，就是山東人旅俄華僑楊明齋。他們先到北京，找到李大釗……經李大釗同志介紹，準備到上海去找陳獨秀。路過濟南時，他們即與育英中學國文教員王翔千，一師、一中的學生、教師王盡美、鄧恩銘等聯系，傳播馬克思主義，1920年秋，各校紛紛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開展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活動。’（見《黨史研究資料》1981年第6、7期合刊）
丁群在1982年3月17日給余世誠的信中說：
‘楊明齋1920年3月間隨維經斯基等派來中國，先到北京，后經李大釗介紹去上海會見陳獨秀時，途徑濟南曾與王盡美、鄧恩銘等人會過面’。（見《楊明齋》第124頁）
丁群是1924年入團，后傳黨；楊一辰是1927年入黨。他們都沒見過維經斯基，所說1920年春維經斯基路過濟南和王盡美等見面，他們也沒在場。那么，他們是從哪兒知道這件事的，他們都沒講，現在也無從查考。
最早引用丁群和楊一辰這個說法的，是1981年6月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二卷）中，周慶本、王曉梵、李海青合寫的《鄧恩銘》。該文說：
‘一九二0年四月，共產國際派威金斯基（即維經斯基——曲注）等人來中國，以山東旅俄華僑楊明齋為翻譯，先到北京，再由京赴滬時路經濟南，與王翔千、王盡美、鄧恩銘等商談進一步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問題。’
但，作者對這一段所說，隨即在頁末加了一個小注，說：
‘關于威金斯基、楊明齋曾到濟南，并與鄧恩銘等晤談，系現在調查時，據老一輩同志的傳聞。尚未見確切文字證據。’
聲明這只是一個‘未見確切文字證據’的‘老一輩同志的傳聞’。作者雖然在文章中寫了出來，也只是讓讀者知道有這么一個‘傳聞’而已，并未把它當作確鑿的歷史事實予以肯定。
除此，在20世紀70年代、80年代的山東黨史界對丁群和楊一辰兩人的這個說法，均持否定或懷疑的態度，不予肯定，在文章中也沒有引用的。”
可是到了1987年，余世誠、劉明義趁執筆《濟南共產主義小組綜述》的機會又把這“未見確鑿文字證據”的“老一輩同志的傳聞”，從箱底翻了出來塞到《綜述》里面欺騙讀者。
余世誠1987年在《綜述》里這樣講，他真的有什么確鑿的根據嗎？他真的相信他說的嗎？余世誠手里唯一的根據，就是1982年3月17日丁群給他的那封信。丁群的信就能作認定事實的證據嗎？根本不可能。其實，余世誠自己也不相信他《綜述》講的話。到了1988年，山東第一個出來公開否定1920年4月維經斯基曾到過山東的，就是余世誠。他在和張升善合寫的《楊明齋》一書中，這樣寫的：
“1920年4月，楊明齋陪同維經斯基一行首先到了五四運動的發祥地北京……然后通過柏烈偉的介紹，楊明齋先與李大釗會見，安排了李大釗與維經斯基的會談……維經斯基與李大釗的多次會談都非常融洽。他們交流了情況，分析了局勢，取得了在中國建黨的共同認識……還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同一些進步青年進行了座談……通過這些活動……共產國際工作小組進一步了解到五四運動著名領袖陳獨秀在上海活動的情況，楊明齋積極地向維經斯基建議南下上海與陳獨秀會晤。共產國際工作小組采納了這個建議……維經斯基、庫茲涅佐娃等在楊明齋的陪同下，持李大釗的介紹信件，前往上海會見陳獨秀。”
這本書中沒有了維經斯基“曾在濟南停留，和王盡美、鄧恩銘、王翔千等人會見”的情節。
七年之后，1995年余世誠和劉明義合寫的《中共山東地方組織創建史》里面，對維經斯基、楊明齋到濟南和王盡美、鄧恩銘會見的“傳聞”，連提也沒提。看來，余世誠似乎有所悔悟。但他造假的流毒，卻仍在發酵。
余世誠、劉明義兩員造假大戶，財大氣粗，把黨在山東的歷史攪混攪亂，甚至連中共山東省委黨史資料征集研究委員會的副主任方正都聽他們的擺布，他們大有“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架勢！
綜上所述，足以證明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1987年出版的《共產主義小組》一書，存在嚴重的造假問題，在山東方面的問題更為嚴重，沒有一點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但《共產主義小組》仍在社會上流傳，至今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廣為引用，造成極為惡劣的后果。因此，你們必須采取果斷措施，制止《共產主義小組》的流傳，消除給黨史造成的惡劣影響！
第三個問題：《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公開造假黨史，應向全黨認罪
今年初，我們單位——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發給我一套裝潢精美的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下冊、第二卷上下冊，厚厚的肆大本，3公斤多重。單位是用公款買的，看來花錢又不少，兩卷定價共269元整！如果，全國都這樣辦，七千多萬黨員，每人都得買，這可是一筆大買賣。你們就可以賺個千八百萬，甚至上億啊！你們這些工作人員也能分個萬八千的紅利，樂呵一下！你們的那些大領導可真是為你們這些“人民公仆”辦了件大好事！
（一）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又在瘋狂造假
新的《中國共產黨歷史》到手，老漢趕緊齋戒沐浴，恭而敬之地拜讀。當讀到第一卷上冊第63頁，令老漢大吃一驚，冒了一身冷汗。上面赫然印著：
“1920年秋，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這一組織開始時是公開的學術研究團體，不久，反動政府以‘宣傳過激主義’的罪名，宣布予以取締。此后它又半公開地活動了一段時間。隨著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深入，會員們的思想認識發生了分歧。王盡美、鄧恩銘等先進分子在上海、北京黨組織的影響和幫助下，于1921年春成立了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
怎么到2002年了，你們還在頑固地繼續編造假黨史。你們仍然堅持濟南有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觀點！
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在1991年7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中，談到“濟南共產主義小組”時，談的很簡單，只是在第50頁最后一段說：
“從1920年秋到1921年春，在其他幾個受五四運動影響較大，工人比較集中，同時有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的城市——武漢、長沙、濟南和廣州，也先后建立共產主義小組。”
后面，在這一段快結束時，又說了一句：
“‘濟南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有王盡美、鄧恩銘等；”
只此而已，有關所謂“濟南共產主義小組”的事，加起來總共只有29個字。
那時，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可能因為手中掌握的資料不多，甚至沒有，因此心虛，說多了怕露餡，只得簡而略之，一筆帶過。有問題，留給讀者自己去猜謎吧！
后來，過了十多年，因為一方面有鄧小平、江澤民的重要論述，另一方面“隨著國內外大量歷史檔案資料的公布”，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也取得了許多重要研究成果”。因而就產生了2002年版的“與時俱進的修訂本”《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
原來在1991年7月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中，只用29個字表述的“濟南共產主義小組”，到了2002年“與時俱進的修訂本”《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一下子就“修訂”成洋洋159言（未計標點符號）的“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字數比1991年7月版的增加了5倍多。
但是，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這本“與時俱進的修訂本”《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關于什么“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論述，怎么能看出你們“取得了許多重要研究成果”？我不但沒有看到，反而讓我老漢越看越糊涂。我老漢年屆88，腦力衰退了，不愿再猜謎。
現在，我作為一個讀者，要求你們就以下問題拿出確鑿的證據來加以說明，不能只是空口說白話，讓讀者去猜謎：
1、請拿出“1920年秋，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確鑿根據和證據。1920年秋，王盡美和鄧恩銘等在濟南怎樣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
2、請拿出“不久，反動政府以‘宣傳過激主義’的罪名，宣布予以取締”的確鑿證據；
3、請拿出“此后它又半公開地活動了一段時間”的確鑿證據。“此后”是什么時候？哪年哪月？“一段時間”是多長，半月二十天還是一兩個月？到底又“活動”了多久？
4、請拿出“隨著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深入，會員們的思想發生了分歧”的確鑿事實：在什么問題認識上發生了分歧？哪些會員在思想認識上發生了分歧？姓名都說清楚。
5、請拿出“王盡美、鄧恩銘等先進分子在上海、北京黨組織的影響和幫助下，于1921年春成立了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確鑿證據。除了王、鄧，還有那些“先進分子”，都是誰？幾個人？上海和北京黨組織怎樣對濟南進行影響和幫助的？都有哪些人參與？
6、請拿出“1921年春，成立了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后的確鑿證據。這個“共產黨早期組織”活動的事實證據，活動內容？活動的次數？參加的人數？
你們必須對這些問題做出對讀者負責的有根有據的明確答復，不能籠籠統統、含含糊糊、模棱兩可。
如果，你們拿不出確鑿的證據，你們就是在欺騙讀者，你們就是在編造假黨史！你們必須公開向黨認罪，向讀者認罪！你們編造的假黨史必須徹底作廢！
（二）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時間，80年代
已解決
上世紀60年代，山東研究黨史的人對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的時間說法不一，有1920年下半年、1920年9月、1921年、1922年等等說法，眾說不一。那是因為當時剛剛開始研究黨史不久，黨史資料很缺，一些當事人和老同志對歷史事件時間記憶的錯誤而造成的，那是一種正常現象。不存在什么造假黨史的問題。
到了上世紀80年代，黨史研究已經深入開展，黨史資料也比過去豐富，所以一些疑難問題也得到澄清和解決。
現在，我可以明白地告訴你們，關于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何時成立的問題，我們山東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已經解決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在濟南成立的時間是1921年8月，王盡美和鄧恩銘開完“一大”回濟南后。
山東省中共黨史學會秘書長、“關于山東地方黨組織創建時期若干問題討論會”主持人賈蔚昌同志，1982年2月在《關于山東地方黨組織創建時期若干問題討論會討論情況介紹》一文“二、關于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的時間問題”中，說：
“經過討論，多數同志認為：山東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是于一九二一年七月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八、九月份），為了進一步宣傳馬克思主義，而由王盡美、鄧恩銘等發起組織成立的。是在勵新學會結束之后，由一部分贊成馬克思主義的青年組成的一個學術團體。該學會是公開活動，學會的會址門上掛著牌子，會員曾發展到數十人。”
賈蔚昌同志這里不是說得很清楚了嗎？！
這個問題的解決，可以說是山東黨史研究的一個成果。
可是，過了二十年，進入21世紀，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突然又從石頭縫里蹦出一個孫猴來，說什么“1920年秋，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把山東的研究成果給否了，令人萬分驚愕！難道你們又有什么“重要的研究成果”嗎？果真如此，那也令人雀躍歡呼！請你們拿出來！
但是，如果你們拿不出任何確鑿證據的什么“重要研究成果”，就是“我是老大，我有權，我說了算！！！”任意確定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立時間，你們必須為這種江湖老大霸權思想承擔罪責！你們不僅否定了山東研究黨史的成果，更嚴重的是粗暴地歪曲了黨在山東歷史的真實情況！你們必須公開向黨向人民向讀者認罪！必須公開向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和山東廣大黨史工作者認罪！
你們這種歪曲歷史事實的胡作非為，既幼稚又可憐，教訓是沉痛的！
（三）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有剽竊之嫌，須
交代
從前面我引用的你們書上那段文字來看，我發現你們有剽竊之嫌。因為你們這段文字與我在別處看到的一段文字雷同。現在，我抄錄在下面，請對比一下：
你們在第63頁的文字：
“1920年秋，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這一組織開始時是公開的學術研究團體，不久，反動政府以‘宣傳過激主義’的罪名，宣布予以取締。此后它又半公開地活動了一段時間。隨著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深入，會員們的思想認識發生了分歧。王盡美、鄧恩銘等先進分子在上海、北京黨組織的影響和幫助下，于1921年春成立了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
‚我懷疑被你們抄襲的文字原文：
“在王盡美等幾個人的倡導下，在1920年夏秋之交，組成‘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這一組織開始是公開的學術研究團體，在1921年，經反動政府及警察廳認為的宣傳過激思想，明令取締以后，曾半公開的活動了一個時期。以后，會員思想上也發生了分化。于是王盡美、鄧恩銘幾個忠實可靠的革命青年，便成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后逐漸有一些發展。”
請看，兩段文字從思路、文章的層次、語氣，簡直就像一個人寫的，甚至其中有的句也雷同，如原文“開始是半公開的學術研究團體”，你們只在“開始”后面加了一個“時”字；再如原文“半公開的活動了一個時期”，你們只把“的”改為“地”，“一個時期”改為“一段時間”，別的都一樣。這是怎么回事？難道是“純屬巧合”嗎？
你們在書上寫的那一段是否是移植別人的？是，就坦白承認；不是，就拿出你們的證據來。你們必須向讀者作個明確交代。
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別人的材料，移植別人的成果都是可以的，也是常見的做法，是合法的。但是，必須注明出處，或經本人的同意。否則，就涉嫌剽竊。
我可以告訴你們，我懷疑被你們抄襲的那段文字，是山東的老革命馬保三同志在《山東黨組織的發端》一文中寫的，發表在1982年3月出版的《山東黨史資料》增刊《關于山東地方黨組織創建時期若干問題討論會討論專輯》上。這期刊物是我負責編的，我還保存著一本。你們需要查閱，我大開轅門，歡迎！
（四）1920年秋，鄧恩銘根本沒學馬克思主
義
你們不是說“1920年秋，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嗎？咱就談談這個問題。
“1920年秋”到底是幾月，你們沒說清楚，恐怕你們永遠也說不清楚。我來幫幫你們。秋，是秋季。《現代漢語詞典》[秋季]條說：“一年的第三季，按我國的習慣，指從立秋到立冬的三個月時間，也指農歷七、八、九三個月。”按公元說，那就是8、9、10三個月。按你們的說法，王盡美、鄧恩銘等就是在這8、9、10月中不知哪個月，“在濟南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
好了，現在我找到鄧恩銘在你們說他學習了馬克思主義以后寫的一篇文章。為便于你們全面研究他，我不加任何刪節，全文發給你們，讓你們看到文章全貌，免得說我“斷章取義”。文章刊載于1920年12月15日出版的《勵新》第一卷第一期。
全文如下：
改 造 社 會 的 批 評
社會是人創造的，故一代的社會情形，與一代的社會情形，必不相同。在這不同之間，就發生改造這件事情。改造有沒有價值，就看他對于當時社會，產生什么影響。凡不根據當時社會情形產生出來的改造，在社會一方面，絕對不會產生什么效果，不但沒有效果，并且一定要失敗的。
自從新思潮流到中國以后，社會上就有了一種不安靜的樣子，于是改造社會的聲浪，一天比一天高。按我們中國的社會情形說起來，這種改造的事情，一定免不了的，那么改造社會這種事情確乎是我們中國的一線生機了，但是仔細研究起來，高唱改造社會的，大概分一下幾種：
（一）實行的
我們中國是一個老專制的國家，階級不平等，貧富不平等，男女也不平等。那么，階級高的，就可以壓迫階級低的；富的，就可以役使貧的；男的，就可以玩弄女的。這種事情，在專制盛行的時代，社會情形如此，所以階級低的，貧的，女的，無論受什么壓迫，受什么痛苦，只有忍氣吞聲，受社會的支配，受不平等的待遇。他們沒知識，沒機會，所以也就糊糊涂涂的，一直到現在。但是從青[去]年五四運動以后，東西洋社會學輸到中國，于是一般受惡社會支配的——階級低——貧——女子——人，都大半起來高唱改造社會。于是，罷工啦，罷市啦，罷課啦，家庭革命啦，社會公平啦，這種種的事體，種種的聲浪，充滿了我們的耳鼓。象這（樣）的改造社會，實地練習，是實在的，是改造社會的先驅，是極有希望的！
（二）空談的
這空談的改造社會，與上條大大的不同，大概這一類的人，都是有知識的。當社會學說初來的時候，他反對比誰也厲害，到后來看看不行，于是順風轉舵，由反對的態度，一變而為贊成者，于是大張旗鼓，出雜志，出日刊，鼓吹的比誰也厲害。然而細細考查起來，他們真正提倡改良社會嗎？真正的為一般受壓迫、受痛苦的苦人出力嗎？依我的眼光看起來，一定不是這樣。某日刊上說：“上海提倡改造社會的人實在不少，但是說人話，不作人事的也多，嘴里說勞工神圣，但是出門，非坐洋車汽車不可；嘴里說婦女解放，其實家里老媽子、丫頭都有，若是高興起來，賭，吸大煙也干，出雜志，出日刊，不過是出風頭，金錢問題罷了”。研究怎么樣？依我答來，與某日刊上說的一樣，一件神圣的自由戀愛，他們竟當作情欲來看待，[。]其他可想而知了。咳！象這樣的人大聲疾呼改造社會，充滿肚子的鬼心腸，[。]只叫人家改造，自己不改造，[。]這樣空談的改造，不如不空談為好。
（三）盲從的
世間事情多得很，有好的，有壞的；有適于這個時代，而不適于他時代的；有適于這個社會，而不適于那個社會的，我們倘若不加一番研究，難免不走入盲途的。何況這樣茫無邊際的社會問題，若是我們不去研究，那更是要入五里霧中了。我們中國講社會學的，沒有幾個，就是現在講社會學的，也不過是學人家的皮毛，究竟哪是好，哪是壞，恐怕不十分明白。那么，我們一般要去改造社會的，不能不仔細想想，[。]要知道近來一般人說到西洋學說來，什么也是好的，不用心研究，[。]要知道西洋社會情形與我們中國不同的地方很多，情況既是不同，那么，在西洋社會適合的，拿到中國來，更是洪水猛獸了。所以我們研究一種學說，必定要拿來與我們的比較，究竟不同之點在哪里，然后取長補短，才不至于徒勞無功，[。]不能人家說無政府主義好，我們也說好，[；]人家說共產黨好，我們也說好，[；]人家說公妻好，我們也說公妻好，人云亦云。試問拿到中國來能不能實行？能不能有點效果？依我們答案：不唯不能實行，恐怕還落得一個過激黨的頭銜，[。]象這樣的盲從，社會上一定不會受他們的利益。那么，社會上也一定不能容他的。所以現在我們一般高唱改造社會的，總要多多注意實際上才好。
由以上幾條看起來，改造社會這件事，實在是不容易的。那么，我們不能不看看人家怎樣改造？我們怎樣去改造？人家為什么成功？為什么失敗？成功在哪里？失敗在哪里？人家是實行的嗎？還是空談的呢？或者是盲從呢？所以我希望，我們還是高唱改造社會的一般人，[。]我們既是感受種種的痛苦，中國的社會一定要改造的，但是我們去改造非腳踏實地從事不可，若是不然，恐怕我們改造社會不了，倒被惡社會支配。那么，這改造社會這件事，至少也要遲下去數十年，我們就是罪人了！
怎么樣，你們看完鄧恩銘這篇文章，有何觀感？你們不感到驚訝和奇怪嗎？！怎么在“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起碼兩三個月以后寫的文章，竟然會說出：“要知道近來一般人說到西洋學說來，什么也是好的，不用心研究，[。]要知道西洋社會情形與我們中國不同的地方很多，情況既是不同，那么，在西洋社會適合的，拿到中國來，更是洪水猛獸了。所以我們研究一種學說，必定要拿來與我們的比較，究竟不同之點在哪里，然后取長補短，才不至于徒勞無功，[。]不能人家說無政府主義好，我們也說好，[；]人家說共產黨好，我們也說好，[；]人家說公妻好，我們也說公妻好，人云亦云。試問拿到中國來能不能實行？能不能有點效果？依我們答案：不唯不能實行，恐怕還落得一個過激黨的頭銜，[。]象這樣的盲從，社會上一定不會受他們的利益”這樣的話？甚至連說“共產黨好”都不行！你們那些磚家能找出一個為鄧恩銘打圓場的說詞嗎？你們能找出這樣思想水平的鄧恩銘1920年秋怎么能和王盡美“在濟南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并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合乎邏輯的理論根據嗎？難耶！
我老漢看了鄧恩銘的這篇文章之后，一點也不奇怪。這完全合乎鄧恩銘本人當時的思想水平和認識水平，這是一個真實的鄧恩銘。鄧恩銘1920年秋根本沒“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根本不是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成員。因為，1920年秋，濟南根本就沒一個什么“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那完全是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那些磚家們捏造的。鄧恩銘1920年12月15日寫的《社會改造的批評》，就是他用來戳穿你們編造假黨史的鋒利匕首！
（五）1921年春，王盡美不是“濟南的共產
黨早期組織”成員
你們不是說“王盡美、鄧恩銘等先進分子在上海、北京黨組織的影響幫助下，于1921年春成立了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嗎？
1921年春是幾月，你們也沒講清楚。春，是春季。《現代漢語詞典》[春季]條說：“一年的第一季，我國習慣指立春到立夏的三個月時間，也指農歷‘正、二、三’三個月。”按公元計算，就是2、3、4，3個月。你們弄不清“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到底是2、3、4哪個月成立的，只好含糊其詞說個“春”，反正是出不了這3個月。以此來瞞哄讀者。
現在，我找到一份1921年4月15日出版的《勵新》半月刊第五期。正好在你們說的“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的期間。而且，這一期《勵新》又是王盡美任主編的，真太巧了！太好了！
這一期刊物共發表了十二篇稿件，題目是：
成年補習班與工學主義 王全來稿
貧乏與教育 王志堅
我對于中國將來之樂觀 王錦湘
克魯泡特金的略傳 謝鳳舉 陳汝美 合譯
詩 兒歌 會員
小說 王純嘏
對于諸城貞女事件的批評 張承豫
我們的真自覺 李法田
寒假內的雜感 張世炎
隨感錄 崔萬秋
會務報告
這一期的內容和過去幾期有所不同，除了仍有某些杜威、胡適的影響痕跡外，還有一點新東西，就是在幾篇文章中出現了過去從沒有出現的像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工學主義等新名詞；另外還有兩篇公開歌頌無政府主義的文章，一篇是ABRAHAM CAHAN著，謝鳳舉、陳汝美合譯的《克魯泡特金的略傳》；一篇是王錦湘的《我對于中國將來之樂觀》。ABRAHAM CAHAN在《克魯泡特金》中滿懷崇敬之情介紹了克魯泡特金一生，他說：“他是個純粹無政府主義信仰者。無論怎樣去說，他的主義，是與麥格思主義（即馬克思主義—曲注），互相背馳，截然不同的。是他的學說，很為片面專制的，蘇維埃政府極力反對”的。王錦湘在文章中說：“據安那奇（即無政府主義——曲注）書上說，若共產主義一行，每人每日僅作兩小時的工，足以自贍。這不是我們憶想不到的事嗎？”對無政府主義無限憧憬。
在這一期《勵新》半月刊，打頭的文章是王全的《成年補習班與工學主義》一文，還有王盡美在該文后面加的《瑞俊附志》。現將王全的文章和《瑞俊附志》全文抄錄如下：
成 年 補 習 班 與 工 學 主 義
昨見民治報新聞欄內，載有各學校添設成年補習班一節，專給勞動者及失學者設備的，[。]果然，將來勞動者及失學者，就受益不淺了，[。]昨又見勵新學會的學術談話會，也有研究工學的問題，[。]可見普及平民教育這件事，已為近來新教育家及一班人注意之集點，[。]我對于這件事，是非常的歡迎，并且抱著無窮的希望；因為我就是一個幼年失學的人，[。]不過我之失學，是經濟制的我失學，是環境迫的我失學，并不是說自暴自棄，不想求學，[。]咳！一樣的人，為什么就有能受教育的，有不能受教育的呢？現在一班人之視點，知道移到這一步上來，真是黑暗社會的光明路，普及教育的動機呀！我現在對于這件事，也還有幾層意思，寫在下面，[。]至于對不對，那就得眾位指教了。
我以為實行半工半學，實在是能說出來而不能做出來的一件頂困難的事情，[。]怎么說呢？因為我們無產階級，被屈服在經濟勢力之下，受他的支配，已經數千百年了，[。]近來更加上產生革命，資本全集在少數人手里，如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我們無產階級，只配給地主資本家作牛作馬，憑血汗得到的工資，不但不能養父母畜妻子，連自己的生命都維持不過來，那里還有心緒去求學呢，[！]我于今把他的困難諸點，分述于下：
甲時間困難，乙經濟困難，有以上這兩種困難，雖有些有志向學的也就不能夠了，[。]咱先就最開通的工廠說，除星期六晚間休息外，其余都是晝夜不息，[。]每天十幾點的工作，焉能有工夫去求學呢？何況那些專制式的鋪子，如木匠鐵匠……沒晝沒夜、一斧一錘，一鋸一銼，叮當累的精力疲乏，焉能有工夫去求學呢？這就是時間困難；迫是（使）你們必定那樣想，我們為什么每天必得作十幾點鐘的沉重工作呢？我們為什么不把夜間的工作騰出來到白天去作呢？我以為答這個問題是很容易，[。]第一先要曉得，我們的工作，是晝夜如斯的，天未明即起首，夜過半始休息的，并無所謂白天黑夜，[。]至于說我們為什么下如許勞力，得到的工資連生命都不能維持，還不能自覺嗎？咳！說來也真可憐，我們的勞動力，我們已沒有自主權，早已象商品一班賣給資本家了，[。]而且現在無產階級失業者如是之多，人人為維持生命計，不能不急于就食。雇主們當著這個機會，自然要勒逼臻至，想以賤價買好物品，[。]我們當時也未嘗不思反抗，然而一回家的工夫，見父母都饑餓的病在炕上，妻子都形容枯槁，奄然待斃，[；]雖話說不能成語的，不滿周歲的小孩子，也致得瘦骨如削柴，倒在伊母親的懷里，時時咿咿啞啞的發出沒有絲毫氣力的哀音，并伸出兩支小手來，表示出他也需求面包的情況，[。]咳！我們逼在這樣悲慘環境里，只落個把足一跺長嘆一聲，忍痛去受那資本家的宰割罷了，[。]大家要知道這經濟殺人更是利害呀！那里還有我們受教育的機會呢？
照以上的情形說來，我們無產階級，勞動者，是終身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了，是子子孫孫沒有受教育的利權了，是立在萬劫不復的地位了，[。]不然不然，這可得全仗我們勞動者自覺了，[。]苦同胞們！咱要睜眼看看，現在人類世界進化到什么地步了，泰西各國的勞動者，已結合團體，和資本家宣戰了，[。]他們的手段就是“罷工”，[。]他的資本家讓步了，承認他們作工八小時，教育八小時，休息八小時的要求了，[。]現在更讓步作工六小時了，[。]俄羅斯的勞動者，竟直接了當群起來把他的仇敵資本家殺盡了，驅逐了，[。]于今能代表俄羅斯的，只是我們拿錘拿斧子拿鋤鐮的勞動者了，[。]苦同胞們！人家以前處的地位，和我們是一樣的，現在怎么樣？人家憑熱血顱骨墊起向光明走的路來了，斬荊去棘的走到安樂境里去了，[。]我們豈可甘受這牛馬的待遇么？苦同胞們！起來湊上去罷！不要遲疑自誤了，[。]近來新教育家及一班人也注意到這里，[。]這是時機已到了，咱們先團結起來作第一步的要求，作工八小時，教育八小時，休息八小時，[。]資本家反抗時，我們就“罷工”對待，第一步作到，我們就有求知識的時間了，[。]至于將來再怎樣作法，那是第二步的說話，我們現在還不及討論他。
苦同胞們啊！佛家有句話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我們現在回頭了，但是受苦的是我們，我們不發難誰先發難呢？現在時候到了，我勸大家起來湊上去罷！！
「王全先生是山東勞動界中之先覺者，可惜我不認識他，不得和他作一度的深談。他的身世我也不曉得，[。]不過當他在第一中學當號夫的時候，曾有幾篇很徹底的文字發表，[。]今又見他這篇稿子，大約他所處的環境，和他所抱的思想，讀者也自領略個大概。但我還有一點意思是，我總以為勞動者所以屈服在資本家之下，那種利權并不是資本家本身所特有的，是以前那些勞動者假給他的，[。]現在勞動家[者]既覺悟了，就馬上把這種利權收回來，也就是物歸原主的意思，于理論上是很對的，于事實上也沒有什么困難，[。]不過當這大多數未覺悟之先，少數覺悟者[，]不得不先盡傳播醞釀的責任，[。]一俟時機成熟，我們的理想自能一蹴而就，[。]我所以狠希望勞動同胞中之先覺者，個個往實際插手去作才好，[。]不知王先生以為如何？并盼望常常來稿。」瑞俊附志
《勵新》第五期有幾篇稿子公開謳歌無政府主義和談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王全談的工學主義以及王盡美的《瑞俊附志》，雖然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雖然比起北京、上海等地也晚了一兩年，但從山東這個孔孟之邦封建頑固的情況來看，對這些青年本身來說，這個變化仍是個進步。因為說明他們已經開始擺脫過去幾期受實用主義、改良主義影響的陰影。這說明第五期的主編王盡美的思想也有新的提高，也是一個階段性的轉變和進步。因為他已經進入到社會主義范疇了。
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在1991年7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第45頁，不是說：
“無政府主義是在中國有較大影響的一種小資產階級思潮，先于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眾多的國家，大批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滿現狀，無政府主義以革命的面貌出現，很符合開始具有反抗舊社會意識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口味。五四運動時期，無政府主義在青年知識分子中流傳很廣。許多無政府主義者奔走呼號，在揭露和批判封建軍閥的專制統治方面，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
你們在2002年9月出版的“與時俱進的修訂本”《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第55頁，重申了這個觀點。
這也是我之所以說王盡美在《勵新》半月刊第五期所做所為是正常的合乎王盡美個人的實際情況，對王盡美個人來說還是一個跳躍性的進步的根據。因為那時廣大進步青年對社會主義的向往，只是“隔著紗窗看曉霧”，并不十分清楚。
但是，從當時全國的歷史環境來看，卻又出了問題。因為《勵新》第五期出版的時候，正是你們欽定的“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的時候。王盡美是你們欽定的“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主要成員，怎么能在他任主編的《勵新》第五期上不宣傳馬克思主義，反而去宣傳謳歌無政府主義？這與他的“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身份不相符！而且從全國情況來看，正是在1920年下半年開始持續一年的我國馬克思主義者對無政府主義論戰的時候，“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怎么不和全國馬克思主義者一道參加批判無政府主義的論戰，反而站在無政府主義者一邊，高聲謳歌無政府主義呢？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對那次批判無政府主義思想斗爭的評價不是相當高的嗎？你們在1991年7月出版的第1版《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第46頁中不是說：“這次批判無政府主義思想的斗爭，規模較大，除在《新青年》、《共產黨》等刊物上進行外，還在一些社團和進步青年中展開。”你們2002年9月出版的“與時俱進的修訂本”《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也是這個評價。那么，當時為什么不把“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吸收進去？為什么不把王盡美這個“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主要成員也吸收進去，而任其特立獨行？如果王盡美當時那種離經叛道的行為是錯誤，怎么直至今天沒見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那些大磚家們對其有任何批判和譴責？！這是怎么一回事？你們中共黨史研究室的大磚家們能給讀者們做出一個明確的合理的解答嗎？
另外，王盡美當時為什么沒有參加那次批判無政府主義思想斗爭呢！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大磚家們，能給王盡美找一個理直氣壯的理由嗎？我想你們使出吃奶的力氣也辦不到的。
現在我可以直接了當地告訴你們。很簡單，因為那時候，王盡美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什么“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主要成員。和全國其他各地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任何關系。他是一個自由人，不受任何約束。
1921年春，濟南根本就沒有一個什么“共產黨早期組織”！
至于說“1921年春成立了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那是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老磚們說的，是你們老磚們捏造的。
由王盡美負責主編的《勵志》第五期，就是駁斥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大磚們，編造王盡美“1921年春成立了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謊言的最有力鐵證!
你們永遠也找不到一點為你們造假辯護的借口！
（六）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又在《勵新》半
月刊上造假
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的磚家們，除了編造“1920年秋，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王盡美、鄧恩銘等先進分子”“于1921年春成立了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假黨史外，你們還編造了一個令智者嗤笑的謊言！你們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第64頁上寫道：
“各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采取出版報刊、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利用學校講壇等多種形式，建立并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陣地。如武漢有《武漢星期評論》，濟南有《勵新》半月刊，廣州有《廣東群報》，長沙有俄羅斯研究會等。”
你們這一段敘述，是整段從1991年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第52頁抄過來的，只在個別地方有點改動。如在“成立研究會”中間加了“馬克思主義”5個字，把“各種形式”改為“多種形式”，另外把“北京有社會主義研究會”刪掉了。你們1991年版和2002年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都把《勵新》半月刊和你們欽定成立的“濟南共產主義小組”或“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掛上鉤。《勵新》半月刊成了他們的“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陣地”，成了他們的機關利物。事實是這樣嗎？完全不是，純粹是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的那些磚家編造的。
眾所周知，《勵新》半月刊，是濟南的“勵新學會”辦的刊物。“勵新學會”成立于1920年11月21日。《勵新》半月刊創刊于1920年12月15日。《勵新半月刊》創刊的時候，你們欽定的“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還沒成立。《勵新》半月刊的創刊與你們的所謂“共產黨早期組織”沒有任何關系。
如果說，你們的“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后，想利用《勵新》半月刊這個刊物作為“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陣地”的話，那這個問題就復雜了。因為你們說“于1921年春成立了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但說不清是2月、3月，還是4月成立的，這樣問題就不好辦了。因為，《勵新》半月刊現在知道的共出版五期；第一期1920年12月15日出版；第二期“山東教育號”（一）1921年1月1日出版；第三期“山東教育號”（二）1921年1月15日出版；第四期未發現實物，出版日期不詳；第五期1921年4月15日出版。第六期有預告，但至今未發現實物，出版未出版不詳。
根據《勵新》半月刊出版的情況，如果你們的“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春季第一個月2月或第二個月3月成立的，那么《勵新》半月刊一、二、三期已出版，你們想把它作為“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陣地”也撈不到了，只能在第四期、第五期上做文章。如果，你們的那個“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是春季第三個月4月里成立的，那就根本趕不上把“勵新”半月刊建成“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陣地”了。不用說你們的“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是4月中旬、下旬成立，就是4月1號成立也來不及了。因為，《勵新》半月刊4月15日出版了第五期以后，就再也沒見出版。
根據以上情況，如果你們的“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是2、3月份成立的，《勵新》半月刊可以成為你們“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陣地”的只有第四、第五兩期。第四期至今未發現實物，內容不詳，無法判斷。第五期的實物早已發現，我剛剛在前面第二個問題中對《勵新》第五期的內容作了周詳的介紹。你可以再返回去看看。我在第五期的12篇稿件中，沒有看到一篇是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更不用說“擴大宣傳”了。相反，卻有好幾篇文章在謳歌無政府主義。而這期《勵新》半月刊的主編就是你們欽定的“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主要成員王盡美。這是怎么回事？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那些磚家能說清楚嗎？你們的“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是怎么使《勵新》半月刊成為“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陣地”的？！你們能拿出事實說明嗎？可是你們竟厚顏無恥地在堂堂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經典著作中公開說你們的“濟南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把《勵新》半月刊“建立并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陣地”。你們這不是明目張膽的造假，欺騙讀者，欺騙黨嗎？
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對此，必須公開向黨向讀者認罪！
（七）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在《中國共產黨
歷史》第一卷中，公開編造假黨史，性
質、情節惡劣，后果嚴重，必須公開向
黨、向人民、向讀者承認錯誤，必須公
開認罪！
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在2002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中，猖狂地編造我們山東建黨前后的一些假“黨史”，嚴重歪曲了黨在山東的歷史真實情況，完全否定了山東在黨史研究方面的成果，誤導了山東的黨史研究工作。
因為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帶頭造假，上行下效，下面的黨史研究機構也只有按你們的調調行事。你們不是公開喊出：“和中央保持一致”嗎？1998年，時任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的林保義，在會上就公開對我喊：“中央說有（濟南共產主義小組），你曲琦說沒有，我們‘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你去和中央說吧！”因為要和你們“保持一致，就只能按你們定的調子寫，就不能按歷史的真實情況寫。你們嚴重影響了黨史研究工作的正常開展！
現在我以一個普通讀者的身份，以一個具有64年黨齡的黨員身份，正式向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提出控告！
1、我強烈要求你們盡快就我在此信中對你們所提問題，作出公開答復；
2、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必須對你們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所犯造假錯誤、罪行向全黨、向人民、向讀者公開認罪！
我的這些要求，希望你們在5月底以前給予答復！如果置之不理，我將通過法律控告你們！
以上，請你們認真考慮，并作出回答。
第四個問題：建議中央開展“打假清毒”
運動，保障黨史研究工作健康發展
由于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在黨史研究工作方面帶頭公開造假，上梁不正下梁歪，對全國黨史研究工作起了極為惡劣的影響。上行下效，我們山東的黨史研究工作，同樣如此。
2001年6月21日，我曾給當時的山東省委書記吳官正同志和六位副書記寫信，揭露山東在黨史研究和編寫中的造假現象。現將原信抄錄如下，供你參考：
官正、春亭、建國、愛英、淑義、修智、大明諸位領導同志：
你們好！
首先向你們致以節日的祝賀！
現將我給建黨80周年的獻禮送上一份，請審閱。
這份材料是我用了5個多月的時間，花了2000多元錢，才完成的。我在材料中揭露的編造假黨史的問題，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大問題。我希望你們能給予重視。
山東編造假黨史的禍根是省委黨史研究室。在陳楷和林保義兩任主任的領導下，他們在1992年和1998年出版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山東黨史大事記》和《中共山東地方史》中，公開編造了大量的假黨史，并且公開支持和推銷一些黨史界造假分子的假貨，成為山東編造假黨史的始作俑者和造假分子的靠山、代理人。
陳楷、林保義把山東黨史工作引上了邪路。
上行下效，現在全省各市、縣（市）委黨史研究部門也都競相出版形形色色的《地方史》，有的里面也是充斥了假貨。
今年5月，我在青島看到一本由中共青島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共青島地方史（上卷）》（征求意見稿）。粗略翻了一下，就發現一些他們編造的假貨。如該稿第17頁中說：
“1923年1月，中國從日本手中收回青島，王象午隨北洋政府接管青島，在膠澳商埠辦公署工程課任職。”
青島是1923年1月從日本手中收回的嗎？純粹是胡說。歷史事實是：1922年12月10日，中日雙方代表在青島舉行交接儀式，北洋政府宣布青島為“膠澳商埠”。
該稿第16頁中說：
“鄧恩銘從小就過繼給在膠縣的叔父董澤沛”。這也純粹是胡說八道。鄧恩銘的過繼爹姓黃叫黃澤沛，不姓董。黃澤沛原姓鄧，叫鄧國瑾。因為鄧國瑾的父親過繼給姓黃的姑夫，所以改姓黃，鄧國瑾也改名叫黃澤沛。鄧國瑾和鄧恩銘的父親是堂兄弟，所以是鄧恩銘的堂叔父，不是叔父。鄧恩銘在貴州荔波時就過繼給黃澤沛當兒，那時黃澤沛還在貴州，根本不在膠縣。黃澤沛是1922年3月從青城調到膠縣干縣知事時，才到膠縣的。看來青島市委黨史研究室膽很大，竟然在鄧恩銘身世上造假。
該稿第21頁中說：
“3月8日是一年一度的國際勞動節。”
請看，青島市委黨史研究室夠多猖狂！不僅篡改青島和鄧恩銘的歷史，連國際的歷史也要篡改！
從該稿以上幾處，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青島市委黨史研究室寫稿的人水平太低，知識太差。不僅缺乏國際方面的知識，甚至連青島當地的歷史知識也是一無所知。像這樣的人怎么竟敢讓他拿起筆來寫史？！真是“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可憐復可嘆！
《中共青島地方史（上卷）》（征求意見稿）里面，還在三四個地方寫到我母親于淑明和我在青島做地下工作的事。其中有一處只寫了我們做的兩件事，就占了近4個頁碼，用了兩千多字，把省安全廳和青島安全局匯編的《青島情報史資料選編》里面的資料都抄上了。這很沒有必要，因為這是寫史，不是寫地下斗爭故事。我看了極為不滿。因為，該寫的不寫，不需要寫的卻浪費大量筆墨，甚至也有造假的問題。
我在青看望了幾個地下黨的老同志，他們對這本征求意見稿異口同聲地說：“里面錯得一塌糊涂，意見怎么提呢？”
各位領導，像這樣的《中共青島地方史》將來出版了，對黨對人民對讀者能起什么好作用呢？
《中共山東地方史》出版之后，不準公開發售，造成人力物力極大浪費，特別是政治上影響很壞。當然，林保義對此要負主要責任，是他欺騙了省委，頑固堅持錯誤，把一本有嚴重政治性錯誤的書拋了出來，造成極為惡劣的后果。
那么，像這樣一本“錯得一塌糊涂”的《中共青島地方史》再出版了，又會遭到什么命運呢？
如果各市、縣委黨史研究室都把這樣的《地方史》拋了出來，泛濫成災（我看到一本已經由紅旗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的《中共諸城地方史》，第一章第四節一個小節里面就有五六處假貨），那又會是一個什么局面？后果簡直不堪設想！
管中窺豹，可見一斑。所以我說我揭露的問題是個大問題。應該解決。省委黨史研究室是省委的一個直屬部門，就在你們眼皮底下公開搞造假活動，給省委臉上抹黑，你們不管行嗎？
據我了解，省委還是很重視黨史工作的。官正同志剛到山東，講話中就談到山東黨的歷史，并且讓黨史研究室給他找王盡美的材料看。但官正同志不知道他們提供的王盡美的材料中有很多假貨，他們也不向官正同志去講明其中有假貨。官正同志就這樣上了他們的當。建國同志分管黨史工作，工作是很認真負責的，但林保義卻千方百計欺騙他，使建國同志為他背黑鍋。1997年和1998年，我給建國同志寫過幾次信，指出《中共山東地方史》征求意見稿中的許許多多嚴重的錯誤，建國同志對我的信很重視，都批轉給黨史研究室處理。但，由于林保義的抵制，以致使錯誤得不到改正，使得許多錯誤原樣帶到正式出版的《中共山東地方史》里面。
我知道你們工作千頭萬緒，不可能更多的顧到黨史工作，也沒有時間一本一本去看山東出版的黨史書籍。陳楷、林保義等只向你們丑表功、報喜不報憂，更不講他們造假。
我之所以要寫《救救黨史》，就是以黨員的身份，向領導反映下面的真實情況和存在的問題。也就是說想幫領導了解下面的真實情況和存在的問題，便于領導解決存在的問題。
為了制止和消除編造假黨史的歪風，使山東的黨史工作走上健康之路，我以一個黨員的身份，向省委領導提出以下建議：
一、加強省委對黨史工作的領導，定期（半年、一季）召開有全體書記、副書記參加的書記辦公會或其他形式的這種級別的會，研究黨史工作；
二、加強省委對山東各地出版有關黨史書籍工作的領導和管理，克服各自為政的無政府狀態；
三、明令省、市、縣（市）暫停出版有關黨史書籍。已準備出版的，應將書稿報省委審查；未經省委審查的，一律不得擅自出版；
四、對過去已正式出版的有關黨史書籍，由編寫單位、個人、出版社和書店作一次全部的徹底的清查，錯誤嚴重的應停止出版和停止銷售；
五、對已無法改版繼續出版的，應在報刊上對該書的錯誤進行揭露批判，在讀者中消毒；
六、責成山東中共黨史學會每年定期舉辦幾次黨史學術討論會，推動和開展山東的黨史研究活動，弄清山東黨史中的一些重大問題；
七、《大眾日報》應開辟黨史研究專版或專欄，推動黨史研究工作；
八、黨史研究室主辦的《山東黨史》，應刊登黨史討論的文章，百家爭鳴，不搞一言堂；
九、辦培訓班、訓練班，培訓黨史研究室專業干部，以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質、業務素質，特別是黨員干部的山東黨史專業水平。這是做好山東黨史工作的一條根本大計。
以上，管見所及，未必正確，請領導考慮。
最后我要求：
一、省委領導對我在這篇《救救黨史》中所揭露的問題，采取果斷措施加以處理；
二、批準我這篇稿子在《大眾日報》或其他有關報刊上發表，以消除流毒。
你們很忙，不可能看我這篇近十萬字的稿子，但你們可以批轉給有關部門，讓他們研究之后，提出意見，向你們匯報。
我懇切要求省委領導對我花費極大心血寫出的材料進行研究，不要當廢紙一樣隨手撂紙簍里去。
此致
敬禮
黨員
曲 琦
2001年6月21日
我的這封信，是6月22日星期五上午，分送出去的，直接送到這些領導的信箱。
因為是星期五上午送出去的，下午這些領導人的秘書才會去開信箱取信件。我估計這些領導人最快要到下周一才能看到我給他們的信。信分送出去，我感到輕松了，晝夜不停地干了5個多月嘛！
6月23日下午15點左右，我起床后，正在看電視，突然電話鈴響，是省委辦公廳秘書處大秘書倪元明打來的。此人我不認識，不知他為什么給我來電話。他說，是吳官正書記讓他給我打電話的，讓他轉告我，說他看了我的信和材料。我對倪元明說的有些懷疑，就問：“我的信和材料（《救救黨史》）有十萬字，他一宿就看完了？這么快？”倪說：“他說看完了。讓我告訴你，他認為你的意見是正確的。今后工作當中要吸取。”我說：“就這么簡單嗎？我費了5個多月的工夫，花了2000多元錢，就這么完了嗎？”倪說：“那你的意見？”我說：“既然我的意見是正確的，那么就應該改正嗎！”倪說：“我把你的意見反映給吳書記。”
后來，官正同志和其他6位副書記都先后把我給他們的信和材料批轉的省委黨史研究室。
但是，當時的省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對這些領導人的批示，采取陰奉陽違的錯誤態度，一直未認真采取任何措施。
× × ×
我給官正同志及6位副書記寫信時，正是中國共產黨建黨80周年之際！現在已經過去10年。
近些年，國內有一伙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以《炎黃春秋》為基地，猖狂地利用各種時機和各種形式進行歪曲和丑化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徹底否定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以達到他們推翻共產黨，復辟資本主義的陰謀。你們中央黨史研究室應挺身而出，帶領真正的共產黨人群起而攻之。將他們的反動丑陋面目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讓其無處藏身。
去年7月21日，習近平同志在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嚴肅地向全國黨史工作者發出“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的號召，我堅決擁護！
現在面臨建黨90周年之際，我將這份報告作為我的獻禮，表示對建黨90周年的紀念！同時，我要趁此機會，向中央提出強烈要求：
一、建議中央趁建黨90周年之際，在全國黨史研究機構，開展一次“打假清毒”的整風運動，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
二、立即停止全國各地打著慶祝建黨90周年旗號，一窩風搞黨史題材和黨的歷史人物的電影、電視拍攝活動；立即停機進行審查，堅決消除一切弄虛作假現象！
三、立即對已出版或即將出版的有關黨的歷史和黨的歷史人物的書籍、刊物進行清理，采取堅決的措施，清除流毒。
四、通過“打假清毒”運動，純潔黨史工作隊伍，保證黨史研究工作正常健康發展！
我懇請你將我的建議轉達中央！
最后，我希望你以一個黨員對黨負責的態度認真對待我給你的這份報告，我希望我這個耄耋老人的肺腑之言能激發你對那些造假分子的義憤，能嚴正對待他們欺騙黨欺騙人民欺騙讀者的犯罪行為！
以上，請你考慮，并給我以答復，是所至禱！
此致
敬禮！
2011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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