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結經驗，教育干部

甄巖

毛澤東通過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抓住了關鍵問題，加以解決，這就是自上而下的教育和指導領導干部的問題。他早在1938年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就指出：“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他通過總結民主革命的經驗，找出了根本問題是教育干部的問題。只要黨和軍隊的各級領導干部思想上政治上統一了認識，作風正派了，中國革命就一定能夠取得勝利。這就有了自1942年到1945年上半年，全黨的整風運動。經過三年半的延安整風運動，使全黨真正統一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就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也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搞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經過不斷總結經驗，解決它的關鍵問題，同樣還是，教育干部的問題。自1958年大躍進以來，由于從中央主持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大刮“五風”，致使1959年開始，不僅有極端嚴重的自然災害，而且還有“刮五風”的“人禍”，再加上赫魯曉夫的“逼債”，這就使我國的嚴重困難，更是雪上加霜。從毛主席1958年11月最早覺察到“刮五風”的嚴重問題，開始糾正起，通過不斷總結經驗，不但要解決工作方法問題（頒布了工作方法六十條），還要逐步地結合農村人民公社的實際，解決人民公社的體制和一整套的工作條例問題（通過了“六十條”，克服兩個平均主義，確定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同時，特別要抓好教育各級領導干部的問題。

上面我曾經講到，在召開三南會議和三北會議時，毛主席曾專門寫信給LSQ等人及參加三北會議的全體代表，尖銳地批評他們，“我看你們對于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不是嗎？我說錯了嗎？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大都也是如此，總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務工作，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于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于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于走馬看花的調查。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樣犯了的。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P440-441）

（一）毛澤東搞工作，總是把走群眾路線作為黨的領導干部的根本路線和根本方法。通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黨中央總結出來的“六十條”，集中了廣大干部和群眾的意見和要求。但是，它是不是正確，是不是符合實際？在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中是否行得通？還有些什么問題沒有解決？這就需要再回到社會實踐中去檢驗。廣州會議后，毛澤東要求黨的各級領導人帶著“六十條”，深入基層，征求意見，開展更大規模的、更加深入的調查研究。

毛澤東十分關注和急切地想知道群眾對“六十條”的反映。

1.廣州會議后，他一直到3月29日才離開廣州，就是為了等陶鑄、陳伯達從番禺大石公社回來，聽他們下去了解群眾對“六十條”的意見和要求。毛澤東聽完匯報，即乘專列北上，到長沙再聽湖南省負責人和湖南調查組反映群眾對“六十條”的意見。

他在專列上看到鐵路兩邊，正是廣東農民插秧季節。發現插秧還是太密，便派身邊工作人員下去問幾個農民，那幾個農民都贊成6X6寸的插秧密度。毛澤東說，瞎指揮生產有許多出自領導生產的部門。瞎指揮是由于沒有生產知識，既沒有實際生產經驗，也沒有現代農業科學知識。

2.毛澤東除了抓好中央一級的領導干部問題外，還注意抓好省一級領導干部的問題。他到長沙，在專列上聽取張平化匯報。張平化說，在討論“六十條”中，群眾最關心、議論最多的是食堂問題、供給制問題，還有“三包一獎”問題，群眾對獎勵糧食很感興趣。毛澤東說：“糧食是群眾生產的，還叫什么獎呢？群眾多生產的就可以多歸他們，還能拿自己的東西獎自己？可以不叫獎。”毛澤東聽了一段匯報后說：“這只是公社、大隊這兩級干部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還沒有拿到小隊，拿到群眾中，拿到有經驗的農民中去宣讀。宣讀后會有更多的意見。”毛澤東特別囑咐，這只是一個草案，要讓群眾提意見，還要修改，還要補充，切記不要當成一種命令去貫徹。毛澤東問：“群眾肯說真話嗎？他們肯不肯說話？”張平化回答：“群眾還是肯講真話。”毛澤東說：“‘六十條’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這個教材經過干部和群眾的討論，對他們的教育就更深刻。將來在五月會議期間，按各省征求群眾的意見把條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眾中試行。修改后也還不能作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眾中廣泛征求意見。” （毛澤東同張平化談話簡要記錄，1961年3月31日）

對于一個中央文件，毛澤東采取如此慎重的態度，經過如此廣泛而深入的征求意見，從大躍進以來，實屬罕見。以后，毛澤東越來越看重“六十條”，把它當作解決農業和農村問題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

談話結束已是下午四時，第二天，毛澤東要在武昌會見古巴客人，須立即趕赴武漢。他對張平化說，我在湖北停幾天，接見幾個客人就回來，并囑咐張平化“以下鄉為主”。

毛澤東在武昌。除會見外國客人外，還同王任重談話（食堂問題和供給制問題）；同周恩來談今年的經濟計劃問題。在短短七天中，毛澤東游泳兩次，跳舞兩次，這同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心境大不相同。說明他的健康狀況比較好了，心情也比較好了。經過這一段調查研究，情況更加明了，解決問題的基本思路和具體政策心中都有數了，看到了中國農村乃至整個國家經濟形勢好轉的希望。

4月9日，毛主席又回到長沙，在專列上，毛澤東先后與張平化、胡喬木談話。他們都剛從鄉下回來，帶來許多具體生動的第一手材料，他們暢所欲言，毛澤東聽的津津有味，偶爾插幾句話。

張平化反映，在討論“六十條”的時候，爭論比較多的是三個問題，一個是供給制，一個是食堂，一個是糧食定購問題。關于糧食定購，他說，生產隊普遍要求包死，就是把上交大隊的、交給國家的糧食數都定下來，其余都是生產隊的，這樣就有個奔頭。講到食堂問題，張平化說：“講食堂好的，講得很多；講食堂壞的，也講得很多。我聽了以后，覺得原來自己對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歡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農。”毛澤東說：“才不是哩！”張平化說：“現在看來不見得。”毛澤東肯定地說：“不是。愿意參加食堂的是少數人。食堂的確存在這幾個問題，所說用工太多，浪費勞動力嘛！浪費柴火，破壞森林嘛！還有浪費糧食，再一個就是社員不能養豬。得兩頭搞，一頭是搞食堂，一頭是家里開伙。”張平化匯報供給制問題時說：“現在初步地可以說，供給部分超過百分之三十，肯定不必要，過去搞那么多是錯了。估計百分之十左右基本上就解決問題了。”毛澤東說：“如果只包五保戶，補助困難戶，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決問題。百分之三十是多了，這不是真正各盡所能，按勞付酬。基本原則是兩條：一個是各盡所能，按勞付酬；一個是價值法則，等價交換。將來所謂公，靠什么呢？靠積累，現在就困難了，現在公社就不要搞積累，恐怕兩年、三年之內，新的公社就不要積累。新的公社老百姓又怕哩！現在劃小，公社多了，它又去搞平調，這個你們要議一下，萬萬不能再平調。如果認為沒有家底又去平調，那可不得了啦！”

對人民公社，毛澤東總是從實際出發，不斷總結經驗，根據這個新生事物的具體發展情況，去扶持它，愛護它，幫助它成長壯大！絕不是如1980年代后，有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把一個成長得很健康的新生事物——人民公社，一刀砍掉。使十億農村人口，一夜之間又復辟倒退到兩千多年前的封建社會的農民小私有者個體經濟。

毛澤東對張平化說，湖北在群眾中討論“六十條”的時候，也集中在這四個問題：供給制問題，食堂問題，糧食問題，體制問題。他說：“供給制，是多勞多得，還是多勞不能多得？平均主義問題嘛！食堂也是個平均主義問題嘛！” （毛澤東同張平化談話記錄，1961年4月9日）

這是毛主席第一次明確地把供給制和食堂看作是平均主義的東西。他對于平均主義表現的認識，已經不限于隊與隊之間、人與人之間，而且深入到供給制和食堂這兩個敏感問題。他還說：“就是要恢復一九五七年那個時候的評工記分、多勞多得，要恢復那一套。”

隨著調查研究的深入，毛澤東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對于公社化以來由中共中央決定的一些不符合實際的、不利于生產發展的決定，統統都推翻。正如毛主席審定的中共中央關于調查工作的信中所說：“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了已經作的判斷和決定。”

胡喬木是剛從韶山大隊調查回來向毛澤東匯報的。韶山，是毛主席的家鄉，對毛澤東來說，這里是熟人、熟路、熟地方，聽起匯報來，自然有一種親切感。

胡喬木說：“看起來群眾最關心的有三個問題：第一，超產獎勵問題；第二，分配制度問題；第三，食堂問題。食堂問題在目前特別突出。干部很敏感，群眾也很敏感，一談就是食堂。原來我在長沙看到的情況，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時還有這么個原因，就是過去省委一貫強調這個東西，干部不敢議論這個問題，群眾也不敢議論，所以就沒有發現懷疑的言論了。這回‘六十條’這么一說，好些大隊反映，說念這一條的時候，群眾最欣賞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辦’。我們在韶山大隊為著先試探一下，找三個小隊長和這三個小隊的一部分社員，一起座談‘六十條’里面的主要問題。座談會一開始，就對食堂問題展開了非常尖銳的爭論。雙方都舉出理由，針鋒相對。”毛澤東問：“你參加了？”胡喬木答：“我參加了。我們原來都沒有這個思想準備。我原來對于食堂還是比較熱心的，經過幾次辯論以后，覺得他們提出不辦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對的，應該考慮。”胡喬木列舉了一些理由，肥料減少了，山林破壞了。毛澤東說：“還有，浪費勞動力。浪費勞動力，破壞山林，不能養豬，就是廣東提的那幾條。還有一條，是不是浪費糧食的問題。”胡喬木說：“他們也講到這個問題。家里吃飯，多一點少一點，他就是量體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額，反正要吃掉，吃掉了還覺得不夠，吃得不會。”毛澤東又說：“還有一條，在食堂吃飯沒有家里搞得好吃。”接著又問：“現在馬上散行不行呢？”胡喬木答：“農村里頭有些問題了。”毛澤東：“鍋灶、柴火、糧食。”胡喬木：“主要還有房子問題。根據韶山公社五個大隊的統計，89個食堂，已經散掉50個，討論‘六十條’以后，估計還要繼續散。”毛澤東又問：“他要維持干什么呢？”胡喬木：“有個思想沒有解放，因為省委宣傳部宣傳得比較久，都說食堂是社會主義陣地。”毛澤東：“河北也是這么宣傳的嘛，什么社會主義食堂萬歲。”胡喬木：“人民日報寫過社論，也說公共食堂萬歲。我覺得，第一，現在解散有利；第二，現在可以解散。”毛澤東：“要看現在有沒有鍋灶，有沒有糧食，有沒有柴火，有沒有房子。”胡喬木根據實際調查的情況說：“我們傾向于快一點解決為好。雖然有些困難，分過了之后，群眾還是會陸陸續續自己去解決的。”

湖南調查組在食堂問題上態度的改變，說明要了解真實情況，特別是食堂這樣的敏感問題，必須做深入的調查。走馬觀花不行，時間短了也不行，只調查一個地方也不行。胡喬木這次對食堂問題的匯報比上一次匯報，要全面具體得多了。他的匯報，把廣大群眾對解散食堂的希望和要求，生動具體地展現出來，所以，毛澤東聽完匯報后說：“聽你這一講，我現在到韶山去，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出來，還不是你講的這一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應該說這次毛主席親自組織的三個調查組的調查，特別是湖南調查，對后來毛澤東下決心全部解散食堂，是有重要影響的。

胡喬木又匯報分配問題。他說：“食堂問題也跟分配問題連在一起，如果把食堂問題解決了，分配的問題也就好解決了。”毛澤東說：“現在不是順三七的問題，也不是倒三七的問題，而是保五保戶和酌量照顧困難戶的問題，其他統統按勞分配。”（所謂“三七”是指工資部分與供給部分的比例）這樣，毛澤東就否定了在分配中的供給制。胡緊接著說：“多數的社員和干部都傾向于這個意見。但是還有一種辦法，大隊三七開，小隊全部按勞分配。這樣做的結果，大體上就是一九開，這樣五保戶有了保障，一些人口多勞力少的戶，也可以過得去。”毛澤東說：“這種戶可以喂豬。”意思是說，對他們不必用供給制的辦法照顧，但胡喬木仍繼續申述自己的理由。毛澤東問：“他們贊不贊成呢？”胡答：“這個意見可以得到多數的同意。”毛澤東又說：“還有另一種照顧的方法，湖北的辦法，在分配工作時給他一些便利。”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總想不采取部分供給制的辦法而采取其他辦法，來解決困難戶的困難問題，盡量體現按勞付酬的原則。他再次強調：“基本原則是這么個原則，叫做不勞動者不得食，各盡所能，按勞付酬。這里是兩個方面，一個是生產，一個是分配。分配中又有交換，按照價值法則實行等價交換。”

毛澤東向胡喬木提出另外他十分關心的問題：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問題。胡喬木認為：“現在由小隊分配，恐怕還有點困難。因為大隊可以超越小隊范圍組織一些生產、組織一些收入，這一部分收入是為小隊服務的，作用很大。搞得好的，都是靠大隊這方面的收入來補充小隊。”毛澤東進一步提問：“比如講，韶山大隊十一個生產小隊，水平也不一致，分配的時候拉平這個問題怎么辦呢？”胡喬木說：“這個問題不怎么突出，干部和群眾反映不多，實際上各小隊之間生活水平相差很多。”毛澤東說，這是私分的結果。胡喬木認為，這里有一個經營得好不好、超產不超產、養豬養得好不好的問題。

談話最后，胡喬木問：“主席，你對我們這里還有什么指示？”毛澤東說：“沒有什么。就是要用真正聽群眾的意見這種態度，不能學那個橋頭灣小隊長那樣一種態度。”胡喬木在匯報中，曾講到韶山大隊橋頭灣生產小隊隊長，不給社員分自留地，不讓社員養豬，茅房也只有公共的，沒有私人的，思想比較僵化，又堅持自己的意見。

3.毛澤東認為湖南省委領導同志對于“走群眾路線，及時看出問題、先下手、爭取主動權”這樣兩個問題還不大懂。

毛澤東在聽張平化、胡喬木匯報的時候，講話不多，主要是聽，提問題，聽得很仔細。對他們的匯報以及對湖南的工作，沒有提出什么批評性意見。但他敏銳地覺察到湖南工作有些問題，卻絲毫沒有流露。這是因為毛澤東覺得單純靠他們自己很難解決問題，需要外力幫助一下。所以，4月11日，毛澤東致信汪東興，要他打電話給湖北的王任重、王延春到湖南住三五天，幫助湖南解決一些問題。毛澤東覺得，湖南同志對于“走群眾路線，及時看出問題、先下手、爭取主動權，這樣兩個問題似乎還不大懂。（一）對十二條政策沒有認真堅決去做，有些縣群眾沒有真正發動，無蓬蓬勃勃之氣，有不敢講話之風；（二）去冬十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風’沒有普整，相當多的地區，政權還沒有從敵人手上奪過來。見事遲，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臨近，有許多地區黨還沒有取得主動權。古人有言：‘亡羊補牢，未為晚也；見兔顧犬，為未遲也。’在這次三級會議上徹底解決這些問題，是可以做到的，無所用其憂慮。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P465）

4.毛主席不僅善于發現干部中存在的問題，而且還要具體指導干部解決問題。他不僅派王任重和王延春兩同志去幫助張平化等湖南領導同志，還批轉一些典型材料，指導他們的工作。

4月14日，胡喬木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附了四份材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關于公共食堂的調查報告。報告說：“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員討論‘六十條’的時候，我們遇到的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公共食堂問題。從群眾反映來看，大多數食堂目前實際上已經成了發展生產的障礙，成了黨群關系中的一個疙瘩。因此，我們認為，這個問題愈早解決愈好。”報告在列舉公共食堂種種問題之后說：“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食堂勢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沒有損失，反而對整個工作有利。” 這是毛主席收到的第一個主張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報告。毛主席立即將報告批給張平化，請他印發湖南三級干部會，予以討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P467-470）

之后，毛主席又召集LSQ、陶鑄、王任重、胡喬木開會，研究食堂問題。根據《王任重日記》1961年4月16日記：會上，“談到食堂問題，大家都認為這是脫離群眾、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辦了公共食堂妨礙了生產的發展，對于救災非常不利。”過了十天，鄧小平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以中共中央名義將胡喬木的信及四個附件轉發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作為研究和解決食堂問題和有關問題的參考。這是在公共食堂問題上的真正突破。毛澤東是想在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解決這個問題。

（二）毛主席寫信和批語，為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做準備；毛主席仍然著重抓好中央和省兩級領導干部問題。

毛主席離開長沙，經南昌到達杭州，后經上海、天津，返回北京。

1.毛澤東要鄧小平與田家英起草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會議定于五月在北京召開。4月25日，毛澤東在給鄧小平的信中說：“此次會議的任務是繼續廣州會議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農民和干部的意見，修改工作條例六十條和繼續整‘五風’，不討論工業和城市整風問題，或者只在會議末尾略為討論一下，在國外問題留待七月會議上去討論。為此，到會各同志，應利用目前這一段時間，對農村中的若干關鍵問題（食堂問題，糧食問題，供給制問題，自留山問題，山林分級管理問題，耕牛、農具大隊有好還是小隊有好問題，一、二類縣、社、隊全面整風和堅決退賠問題，反對恩賜觀點、堅決走群眾路線問題，向群眾請教、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問題，恢復手工業問題，恢復供銷合作社問題）進行重點調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眾尋求真理，以便五月會議能比較徹底地完成上述任務。”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P475）

中央和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收到會議通知后，隨即紛紛到農村，按照毛主席和黨中央的要求做調查。

2.毛澤東給李井泉、陳正人寫信。5月初，毛澤東收到陳正人從四川簡陽縣一個公社寫來的信，借復信機會，再次敦促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到農村去做調查。信中寫道：“井泉同志：你為什么不給我寫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調查了沒有？中央列舉了一批調查題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們的。五月四日又發了一個通知，將會期推遲到五月二十號，以便有充分調查研究的時間，將那批問題搞深搞透，到北京會議時，比起廣州會議來，能夠大進一步。我在這里還有一個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同志，請你們在這半個月內，下苦功去農村認真做一回調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隨時通信。信隨便寫，不拘形跡。”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P484）

3.毛澤東分別批發了周恩來從河北邯鄲打電話匯報的調查情況；轉發了胡喬木在韶山調查情況的報告；還轉發了鄧小平、彭真的來信。毛澤東已陸續收到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的來信。又連續轉發了其中的四封，有張平化1961年5月10日關于瀏陽縣大江大隊調查的來信；李井泉5月13日關于恢復供銷社試點工作的來信；王任重5月10日關于湖南三級干部會議情況的來信；閻紅彥5月9日關于調查農村幾個問題的來信。

（三）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前一段中央和省兩級領導干部的調查研究工作，為這次會議作了充分準備。

會議開始階段（5月23日到26日），討論毛主席提出的四個問題：調查研究、群眾路線、退賠、平反。5月29日、30日，討論和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條例。5月31日、6月1日，討論糧食問題。6月初的幾天，討論了林業、商業、手工業等問題。最后討論了一下城市整風和工業問題。

《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修改后，形成《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給制；二是規定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實行自愿參加、自由結合、自己管理、自負開銷和自由退出的原則”，實際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經過反復調查，充分醞釀，這兩個關系億萬農民切身利益的大問題，終于徹底解決。如果沒有毛主席倡導的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廣泛深入地調查研究，問題解決得這么順利，是不可想象的。

會議還根據連續兩年嚴重自然災害，致使糧食問題特別困難的情況，決定從1958年招工的2500多萬人中，規定三年內減少城鎮人口二千萬以上。

毛澤東在會議結束時，6月12日上午，發表了講話。他說：這次會議大有收獲。去年北戴河會議時不甚清楚。后來十月開了幾天會，搞了“十二條”，但是還要辦食堂，還要搞三七開。今年三月廣州會議，大有啟發，啟發了思想，解放了思想。廣州會議搞了“六十條”，就解放思想了。但是解放得徹底嗎？還不徹底，什么三七開呀，食堂問題呀，糧食問題呀，還不徹底。至于商業問題，手工業問題，林業問題，沒有提到。認識客觀世界是逐步的，沒有任何一個人例外，我也不例外。

毛澤東建議大家再讀一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他說：這本書只有極少數個別問題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講客觀規律，把社會科學的這種客觀真理，同自然科學的客觀真理并提，你違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懲罰。我們就是受了懲罰，最近三年受了大懲罰。

毛澤東又一次回顧自鄭州會議以來的這段歷史，從歷史的回顧中總結經驗。后把毛主席這次講話，整理成文稿，題目是：《總結經驗，教育干部》。現引錄于下：

“兩次鄭州會議開得倉促。我那時對中國社會主義如何搞還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講了一次他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二次就是分三批開會，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這怎么能解決問題呢？那時心里想著早點散會，因為三月份春耕來了。如果要把問題搞清楚，一天兩天是不行的。時間短了，只能是壓服，耳報神說服。那時許多同志找我談的，我打你通，你不通。一兩天，怎么能打通呢？廬山會議后，我們錯在什么地方呢？錯就錯在不該把關于彭、黃、張、周的決議，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記錄》、上海會議的十八條，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范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搞到連隊，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當然，鄭州會議基本上是正確的，上海會議提出的十八條也還是基本上正確的，但對食堂問題、供給制問題是講得不正確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參加人代會的一些同志談了一下，就給六級干部寫了那六條。那六條等于放屁，因為我們各級干部中許多人不懂得社會主義是什么東西，什么叫按勞付酬，什么叫等價交換。一九六0年春看出‘共產風’又來了。先在廣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個小時的會，時間這樣短。接著在杭州又召集華東、西南各省的同志開了三四天會，議題不集中，將搞小高爐、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等等一些問題都插進去了，整一平二調沒有成為中心。一次會只能有一個中心，一個中心就好。一次會發很多文件，沒有一個中心就不好。后來又在天津召集東北、西北、華北各省同志開了會，也不解決問題。那時候提倡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縣社工業，大辦養豬廠，大辦交通，大辦文教。這五個‘大辦’一來，糟糕！那不又是‘共產風’來了嗎？去年七八月北戴河會議，百分之七八十的時間是談國際問題，只剩下一個尾巴談糧食問題、農業問題，也沒有批評兩個平均主義。一平二調問題的徹底解決，還是從十一月發出十二條指示開始的。十二條指示，在執行中發生了一個錯誤，就是只搞了三類縣、社、隊，其他一類、二類放過了，沒去動。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時間搞三類縣、社、隊，一、二類不去觸動，‘共產風’、命令風、浮夸風、瞎指揮風、干部特殊風沒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風’，說是一、二類可以放心，現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風’可厲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規定，一、二、三類縣、社、隊都要普遍地整‘五風’，在劫者難逃。現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點‘規律’，以為整‘五風’大概整個年把時間，‘風’就過去了，就沒事了。我們可不能這樣搞。我們要學韓文公在《祭鱷魚文》中所說的辦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殺它。我們也來個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還不行，是終不肯改也，那我們就撤職、查辦。

一定要搞好調查研究，一定要貫徹群眾路線。平調的財物要堅決退賠，但不要有恩賜觀點。還有一個，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現在的問題是一個教育干部的問題。在座的都是先生，因為我們已經自己教育了自己。通過廣州會議、這次北京會議，我們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則教育干部，教育省一級、地一級、縣一級干部，首先要教育這三級干部。這三級干部教育好了，他們就會回去教育公社一級、大隊一級、小隊一級干部。

我們在民主革命時期教育干部也是長期進行的。陳獨秀不懂得民主革命，實行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革命失敗，五萬黨員只剩下萬把人。上山打游擊，打了十年。十年中間又犯了三次‘左’傾錯誤，萬里長征教育了我們。然后是延安整風，編出了《六大以來》、《兩條路線》等幾本書，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整了三年半。那是和風細雨的，提出了‘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口號，個人寫筆記、看文件，講自己的思想。在七大召開以前，作出了《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七大成為團結的大會，實現了全黨思想的統一。從一九二一年建黨，到一九四五年七大以前，二十四年中我們黨在思想上沒有完全統一過，先是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后是三次‘左’傾機會主義。學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兩派：一派是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一派就是非教條主義。延安整風和七大以后，我們黨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政策上、文化政策上、黨的建設上都有了一整套統一的東西。為什么后來三年多的解放戰爭沒發生錯誤呢？為什么有些東西過去反對它的人也贊成了呢？比如在軍事上，過去有的人怕打爛壇壇罐罐，要御敵于國門之外，兩個拳頭打人，主張正規戰，反對游擊戰，而這一時期對誘敵深入等都通了。這就是因為教育了干部，特別是延安整風教育了干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還沒有搞過這樣一次細致的整風。我看要從現在開始，用六十條長期教育干部，沒有幾十年不能教育好。

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干過，沒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后搞社會主義的。我們搞了十一年社會主義，現在要總結經驗。我今天講的就是總結經驗，我下回還要講。我們是歷史主義者，給大家講講歷史，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

民主革命從建黨到勝利是二十八年。社會主義才搞了十一年，我看再加十一年，二十二年行不行？我在一個小冊子里講過：民主革命我們開始也沒有經驗，翻過斤斗，取得了經驗，最后才得到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經驗的時間是不是可以縮短一點。這是一種設想。現在看起來，我們大家都覺悟了，就可以縮短時間。民主革命是二十八年，如果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減少六年，也還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夠縮短？蘇聯的經驗是蘇聯的經驗，他們碰了釘子是他們碰了釘子，我們自己還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樣，有些病他害過就有了免疫力，我還沒有害過就沒有免疫力。

領導方法不可不注意。我剛才講了，從北戴河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給六級干部的信、廬山會議，一直到六十條和這次會議，都沒有解決問題。問題沒有解決就不要放著不管，就要講，沒有解決就是沒有解決，現在還是沒有解決嘛！平調的財物現在退賠了的有沒有三分之一，我是懷疑的。我曾經問過：有沒有一半？許多同志說沒有一半，有三分之一就算好的了。橫直是敲‘牛皮糖’，敲了三分之一，再敲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一就再敲三分之一，敲完了不就舒服了嗎？堅決退賠就是教育我們黨，教育我們的干部。我看現在就是要拿六十條之類，加上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那本書，作為學習材料。斯大林的書是什么時候寫出來的呢？他是從一九一七年起，經過三十五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寫出來的。斯大林是在他們干了三十五年以后寫成那本書的。我們還只干了十一年，現在如果有我們寫那樣的書，我就不相信能寫好。現在不是到處在編教科書嗎？我看編出來也用不得，還要用斯大林那本書。

經過三月廣州會議、這次北京會議，今年的形勢跟過去大不相同。現在同志們解放思想了，對于社會主義的認識，大為深入了。為什么有這個變化呢？一個客觀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這兩年碰了釘子。有人說‘碰得頭破血流’，我看大家的頭也沒有流血，這無非是個比喻，吃了苦頭就是了。” （《毛澤東文集》第8卷，P273-277）

從這個講話中，我們不難看出毛主席是多么偉大！他不管是革命戰爭年代，還是社會主義建設年代，總是按照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從調查研究人手，真正走群眾路線，實事求是地認識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克服困難，迎接新的更加偉大的勝利。他為了奪取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偉大勝利，總是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教育好革命隊伍內部的領導干部問題，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

毛主席建議，下次中央工作會議到廬山去開。他要求，這一段時間先把農業問題搞好，下次會議主要討論工業問題，城市整風問題。他說，今年這個廬山會議沒有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那個急風暴雨了。上山之前，他對秘書田家英說：“這次要開一個心情舒暢的會。”

（四）第二次廬山會議。中心議題：仍然是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育干部。

第二次廬山會議，從8月23日開到9月16日，共25天。會議的主要議程是：糧食問題，市場問題，兩年計劃和工業問題，工業企業管理問題，高等學校工作問題，干部輪訓問題。

開會之前，中央和省市自治區黨委領導同志，都作了大量調查研究工作。

1.毛主席召集中央常委和大區負責人開會，安排會議議程。

毛主席先問了各地的年成，又問到貫徹“六十條”及農村的情況。中南的同志談到“六十條”解決了生產隊的問題，但土地、耕畜、勞力等歸生產隊所有，而分配則是以生產大隊為單位，這樣，所有制與分配有矛盾。這正是毛澤東長時間以來反復考慮的問題，他是這個問題應當加以研究。

對于搞社會主義建設，搞工業，毛澤東曾經很自信，認為沒有什么神秘，不要把它看得那么困難。但經過1960年的大挫折，改變了看法，認為人們對社會主義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對工業，就他個人來說，也是不甚了了。他在會上講了這樣一段很重要的話：

“我們有把握的、有成套經驗的還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搞了幾十年，經過了陳獨秀的錯誤，三次‘左’傾錯誤，又經過了抗日戰爭時期的右傾錯誤，犯了許多錯誤，碰了許多釘子，最后經過了整風，才搞出了一套包括理論的和具體政策的為大家所公認的教科書。”

“講到社會主義革命，則不甚了了。公社工作六十條，講的是所有制、分配、人與人的關系，都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究竟如何？你們說有了一套了，我還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廣州會議、北京會議搞了一套，認為徹底解決問題了。我看還要碰三年，還要碰大釘子。會不會亡國（蔣介石來，打世界大戰）？不會。會不會遭許多挫折和失敗？一定會。現在遭了挫折和失敗，碰了釘子，但還碰得不夠，還要碰。再搞兩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來。對社會主義，我們現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們搞社會主義是邊建設邊學習的。搞社會主義，才有社會主義經驗，‘未有先學養子而后嫁者也’。說沒經驗，已經搞了十二年，也有些，但也只有十二年。我們現在還處在斯大林時代即蘇聯兩個五年計劃時期。我們還沒有原子彈。這不能怪我們，因為我們時間還短。……現在剛搞了一個‘六十條’，不要認為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搞社會主義我們沒有一套，沒有把握。比如工業，我就不甚了了。計劃工作怎么搞，現在總搞不好。”（毛澤東在中央常委和大區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傳達記錄，1961年8月23日）

2.這次會議共聽取了六個報告，討論通過了三個決定。主要是周恩來關于糧食問題的報告；李先念關于市場、物價問題的報告；李富春關于工業計劃的報告；薄一波關于《國營企業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工業七十條”）的說明；陸定一關于《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簡稱“高教六十條”）的說明。鄧小平作了長篇講話被認為是這次會議的總結。會議經過討論，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當前工業問題的指示》、“工業七十條”、“高教六十條”，還作出《中共中央關于輪訓干部的決定》。

3.毛主席這次會議心情比較舒暢。

毛澤東沒有在全體會議上講話，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講了幾次話。關于經濟形勢，他認為，問題暴露出來了，將走向反面，現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勢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達于極點，天下大亂，要轉向治了。困難是暫時的，會逐步好轉的。我們碰了釘子，有了經驗，這是最寶貴的，現在向好的方面轉化了。他說：“這次會議搞了幾個好文件，如‘工業七十條’、‘高教六十條’等，證明我們的經驗比較多了。”

毛澤東認為，經濟形勢1961年到了谷底，從此一天一天向上。后來劉鄧等人反對毛主席的這個估計。

這次廬山會議的氣氛同第一次廬山會議迥然不同，總的說大家心情比較輕松舒暢，比較敢于批評和議論工作中的問題和失誤。會議中間能夠正確的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會議氣氛生動活潑。

毛澤東的心情也比較輕松，有閑游覽廬山含鄱口、仙人洞等名勝。9月9日，賦詩一首《七絕.為李進同志題所攝廬山仙人洞照》（有同志考察說：此照片是1959年廬山會議江青同志所攝，毛主席題詩是1961年9月9日）：

暮色蒼茫看勁松，亂云飛渡仍從容。

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這首詩既是寫景，更是抒情，寫景是為了抒情。是政治內容與文學藝術形式完美的結合達到了極致。“亂云飛渡仍從容”，“無限風光在險峰”，這些含有哲理的詩句，相當深刻地反映了毛澤東的精神世界，也可以說是他那不平凡經歷的藝術概括。

9月16日，會議閉幕那天，毛主席又書寫李白《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一詩中的四句，贈給廬山管理局黨委諸同志：“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黃云萬里動風色，白波九道流雪山。”這很能反映毛澤東此時此刻是怎樣的一種心情。

（五）毛澤東第二次會見蒙哥馬利。

毛澤東離開廬山，9月21日到達武昌，準備在此會見蒙哥馬利元帥。這是他們第二次相見，也算是老朋友了。

23日下午，他們在武昌東湖第一次談話，然后共進晚餐。24日上午第二次談話，仍在東湖，后共進午餐。下午，毛澤東約蒙哥馬利游泳，蒙哥馬利不會游泳，坐在船上觀看。上岸后，毛澤東到蒙哥馬利住處勝利飯店，同他進行第三次談話。蒙哥馬利見毛澤東喜歡抽煙，送給一盒三五牌英國香煙。毛澤東書寫他在1956年6月第一次游長江時寫的《水調歌頭.游泳》一詞，回贈蒙哥馬利。

蒙哥馬利向毛主席提了兩個問題。他先問：“主席對解放十二年后的中國的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現在考慮的是哪些問題？”毛澤東說：“我們對搞社會主義沒有經驗，包括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要取得經驗需要英國過程。我們過去搞反帝反封建，或者說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也沒有經驗，后來才有了經驗。我們搞社會主義，情況也大體相同。”毛澤東向蒙哥馬利大致介紹了中國民主革命（包括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的情況。

蒙哥馬利又問：“在一九四九年，你們所面對的問題主要是什么？主席當時主要考慮的是哪些頭痛的問題？”毛澤東說：“一九四九年，全國很困難，首先是恢復經濟的問題。那時候，革命的性質由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蒙哥馬利進一步提問：“當時按照輕重緩急來說，哪些問題占首要地位？”毛澤東說：“首先必須解決土地問題；還有經濟恢復問題，其中包括工業；掃除帝國主義的殘余問題。介紹這些問題。怎么干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我們沒有干過，沒有經驗。過去那一套我們會辦的事情沒有了。要辦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而我們沒有經驗。”

蒙哥馬利又問：“主席能否告訴我，在什么時候你們才開始看到‘黎明’？”毛澤東回答十分干脆：“一開始就看到了。”蒙：“我用的是一句英國成語，意思是在什么時候你們才感到前途明朗了，找到一條道路了？”毛：“對我們來說，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來的。小路是人走出來的，大路也是人開辟出來的。逐步取得經驗，逐步看到光明。”蒙：“我想，那個過程就好比在一條黑暗的隧道里摸索，只能看到隧道出口處的一點亮光。在摸索前進的過程中，你們什么時候才開始感到走上了正確的道路。”毛：“沒有那么黑暗。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擺在面前的困難很多，遇到許多過去沒有遇到的事，如一九五四年這里的大水災，漢口都幾乎淹掉了。還有最近幾年的大旱。”

毛澤東說：“你問我對中國怎么看法。我要說，我對前途樂觀。對于搞社會主義，我們已積累了十二年的經驗。……我們搞經濟的經驗還不很充分。同英國相比，我們還沒有像你們那樣會辦工廠的經驗。”蒙哥馬利問，一九四九年著手恢復經濟的時候，有沒有足夠數量有能力的人。毛說，根本沒有。蒙說，但你們得到蘇聯的技術幫助。毛澤東說：“我們第一靠國民黨留下來的工程師、知識分子、技術工人，第二靠蘇聯幫助。我們講蘇聯幫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廠，上海就沒有靠蘇聯，蘇聯專家沒有去過，全部是靠國民黨留下來的人，辦學校也要靠國民黨留下來的人，我們自己沒有大學教授。我們連唱戲也不會，要靠國民黨留下來的人。這批人對我們來說是寶貝。”

毛澤東回答蒙哥馬利提出的第二個問題。他說：“你問我的第二個問題，我主要考慮的有哪些問題？首先是國內問題，其次才是國際問題。”蒙：“你說的國內問題是哪些？是不是關于糧食問題，住房問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問題？”毛：“就是這些，無非是人民的吃飯、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

在談到革命問題的時候，蒙哥馬利說：“中國革命勝利已經十二年了。你們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可能在十二年內把兩千年遺留下來的暴虐一掃而光。”毛澤東說：“對，多少還要遺留下去。”蒙：“你們的工作做得不錯。”毛：“做了一點，還不夠，要有幾十年到一百年的時間，比如五十年到一百年。一個世紀不算長。你們英國的發展用了兩三個世紀。”蒙：“你們在十二年內所做的工作就已經很可觀了。各方面都在行動，人民對祖國感到自豪。再過五十年，你們就應該很不錯了。”毛：“可能好一點。但是我看不到共產主義了。”

共進午餐之后，繼續談話。蒙哥馬利說想跟毛主席談談三原則問題。所謂三原則，就是“一個中國，兩個德國，各國把武裝部隊撤回各自的國土。”他說，在德國和中國問題上，西方完全缺乏常識。西方的人民越來越強烈地要求一個和平的世界，但除非各國把武裝部隊撤回各自的國土上，就不可能有一個和平的世界。他說，這三個原則，多年來都單獨提過，這一次要一攬子提出。毛澤東表示支持，說：“提得對，提得好。”（毛澤東同蒙哥馬利談話記錄，1961年9月23日）

蒙哥馬利又問對核武器怎么看。毛澤東說：“我對核武器不感興趣。這個東西是不會用的，越造得多，核戰爭就越打不起來。要打還是用常規武器打。打常規武器還可以講點軍事藝術，什么戰略、戰術，指揮官可以臨時按照情況有所變化。用核武器的戰爭就是按電鈕，幾下子就打完了。”蒙：“劉主席告訴我，因為美國、英國、法國、蘇聯都有，你們也要搞一點。”毛：“是，準備搞一點。哪年搞出來，我不知道。美國有那么多，是十個指頭。我們即使搞出來，也只是一個指頭。這是嚇人的東西，費錢多，沒有用。” （毛澤東同蒙哥馬利談話記錄，1961年9月24日上午）

第三次談話是在毛澤東游長江上岸之后，游泳便成為賓主之間的一個話題。蒙哥馬利問毛澤東：“為什么不去游泳池里游？”毛澤東說：“哪里能修那么多游泳池，要利用江水河水，長江就等于幾萬個游泳池。多游幾次膽子就放大了。”然后，又問蒙哥馬利，英吉利海峽有多少公里寬？水有沒有長江這么急？他還說，密西西比河是世界第一大河，想去游一次，還有亞馬遜河，不過恐怕不好游，太熱。（毛澤東同蒙哥馬利談話記錄，1961年9月24日下午）

游泳，是毛澤東的一種特殊愛好。他特別喜歡到大江大河大海中去游泳。全國幾條著名的大江，長江、湘江、珠江、邕江、錢塘江都游過了；黃河想游而沒有游成。在他的詞作中，以游泳為主題的就有兩首。在海里游泳，他更喜歡有狂風巨浪的天氣。與大自然挑戰，對他來說，“其樂無窮！”他從一九五四年在北戴河游泳之后，年年游泳，幾乎沒有間斷過。一九七四年在長沙，他當時已是重病纏身，走路都要有人攙扶，但到游泳池一下水，卻又恢復了那種自如的體態，看不出是一個重病人。那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游泳。

（六）毛主席進一步深入調查研究工作，并且要求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同志，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搞好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問題。

1.1961年9月的第二次廬山會議雖然主要討論工業問題，但毛主席著重關心和注意的仍在農業方面，在“六十條”。

毛主席雖然在會議期間也批發過工業方面的文件，但都沒有寫批語。寫批語的只有一個材料，那就是中共中央農工部關于各地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簡報。批語寫道：“此件很好，印發各同志。并帶回去，印發省、市、區黨委一級的委員同志們，開一次省委擴大會有地委同志參加，對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個問題（見《毛澤東傳》1949-1976  P1175注釋），作一次認真的解決。時間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種和秋收分配時間，政策實行兌現，爭取明年豐收。”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P548）

2.毛澤東在第二次廬山會議的第一天講話中，曾講到，“不要迷信廣州會議、北京會議搞了一套，認為徹底解決問題了”；“剛搞了一個‘六十條’，不要認為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事實確是如此，至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六十條”就沒有解決，而毛澤東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念念不忘。他9月21日到武昌，同王任重又談到這個問題。據王任重26日日記記載：“21日主席到了武昌，下午我去看了他，除了談災情以外，著重談了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問題。主席是主張生產隊核算的。22日下午又找我去談了這個問題。”“23日晚給主席送了關于生產隊改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三份材料。24日午后，主席對我說：按照這兩份材料辦就很好，沒有話說。主席接見了書記處書記和地委第一書記，主席表示了他的看法。”（《王任重日記》1961年9月26日）

3.毛澤東會見蒙哥馬利后，乘專列北上，途經邯鄲時，聽取河北省委、山東省委匯報，進一步深入調查研究基本核算單位問題。（參加匯報會的有河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劉子厚、省委分管農業的候補書記王路明，山東省委分管農業的書記周興、山東省委農工部副部長，石家莊、邯鄲、張家口、邢臺、保定五個地委書記。）

談話一開始，毛澤東問劉子厚：“你們想扯什么問題？”

劉說：“還是上次談的大包干問題。”

一提大包干，立刻引起毛澤東的興趣：“這是一個大問題。不以腳為基礎，以腰為基礎，腳去生產，腰在分配，鬧平均主義。”作了所說的腳是生產隊，腰是生產大隊，是一種形象的比喻。

毛澤東問山東是怎么做的，周興介紹了山東一些地方搞大包干的情況。毛澤東說：“噢！那就是交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還有征購糧。我過濟南時說，河北唐縣有一個公社幾年來連年增產，并不鬧大隊統一核算，統一分配，他們分配大包干，年年增產，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購任務，真正調動積極性靠這一條。三包一獎，算賬算不清，強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義。三包一獎搞了六年之久，從來沒有搞清楚這個問題。”

劉子厚說：“三包一獎太麻煩，保定有個調查，37道工序，49個百分比，1128筆賬。”毛澤東：“這是煩瑣哲學嘛。”劉：“三包一獎年年吵個一塌糊涂，一年至少吵四次，一次吵多少天。”

毛澤東說：“廣州會議時，河北要在全省實行小隊核算。山東開了個座談會，提出了這個問題：生產在小隊，分配在大隊，這不是矛盾嗎？在廣州開會時我批了一個文件，讓大家議一議，大家議的結果都不贊成。農村現在二十戶左右的生產隊，有人說規模太小。二十戶不小了，山里頭更小一些也可以，十來戶，七八戶搞一個核算單位。二十戶有八九十人，三十個、四十個整半勞動力，不算少啦。生產隊有四十來個勞動力，就是個大工廠嘛，再大了管不好。河北平均四十二戶，有八十個到九十個整半勞動力，已經很大了。這個工廠難辦，它是生產植物、動物的工廠，是活的，鋼、鐵是死的。”

就對基本核算單位規模這個問題的認識來說，毛澤東對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的認識，比過去、也比中央其他領導人更接近實際。毛澤東認識上的變化，來源于實踐，來源于深入、系統的調查研究。“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毛澤東自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起，反復講人的認識要通過實踐，就是這個道理。

劉子厚說：“今春在北京開會討論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時候，有人開玩笑說，你們退到初級社了；有人說對基本建設不利；第三是說征購辮子多了，頭緒多了；第四是說有的隊遭災，不利于互相支援；第五是說不利于向機械化發展。”毛澤東對這五個問題，逐個作了回答。他說：“整風整社，‘六十條’是根據，可是‘六十條’就是缺這一條。”

劉子厚又匯報到按勞分配問題。毛澤東覺得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順口說來：“按勞分配就是搞嘛。還有什么問題？還討論了什么？”劉子厚介紹了他們準備實行的實物分配辦法。所謂實物，當然主要是糧食。毛澤東說：“唐二里那個地方，口糧按勞分配部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太少了。湖北孝感規定每人口糧360斤，這不行。有了這些基本口糧，就可以不做工了。最好定180斤，吃不飽就得努力。看來基本口糧高了不行。”（毛主席聽取劉子厚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61年9月26日）

第二天，毛澤東把這次談話的內容加以整理，形成《邯鄲談話記錄》，日期署為九月二十七日。

從“吃飯不要錢”到廢除供給制，再到壓縮基本口糧，從這一個側面，反映出人民公社演變的過程——從平均主義的“大鍋飯”逐步推進到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制度的實行。從此之后，人民公社就健康地鞏固和發展，并且茁壯成長。后來，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戰斗洗禮，越來越好，非常適合中國農村生產力發展的性質。然而，到上個世紀80年代初，這個正在蒸蒸日上的新生事物被一刀砍掉，又回復到小農私有者的個體所有制。給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造成了巨大的傷害！

關于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問題，毛澤東在1961年3月廣州會議上就提出，經過半年的調查研究，反復思考，多方商量，主意已定，認為非走此路不可，不能再拖了。他回到北京，9月27日就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有關同志寫了一封長信，闡明他對農村基本核算單位的主張，并附有若干份材料。信中說：“我們對農業方面的嚴重平均主義的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還留下一個問題。農民說，六十條就是缺了這一條。這一條是什么呢？就是生產權在小隊、分配權卻在大隊，即所謂‘三包一獎’的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農、林、牧、副、漁的大發展即仍然受束縛，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仍然要受影響。如果我們要使一九六二年的農業比較一九六一年有一個較大的增長，我們就應在今年十二月工作會議上解決這個問題。我的意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此問題，我在今年三月廣州會議上，曾印發山東一個暴露這個嚴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廣東一個什么公社包死任務的材料，并在這個材料上面批了幾句話：可否在全國各地推行。結果沒有被通過。待你們看了湖北、山東、廣東、河北這些材料，并且我們一起討論過了之后，我建議：把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發下去，請各中央局，省、市、區黨委，地委及縣委親身下去，并派有力調查組下去，作兩三星期調查工作，同縣、社、大隊、隊、社員代表開幾次座談會，看究竟哪樣辦好。由大隊實行‘三包一獎’好，還是隊為基礎好？要調動群眾對集體生產的積極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幾年，大量增產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藥、雜以及豬、馬、牛、羊、雞、鴨、鵝等類產品，我以為非走此路不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過去過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級社成立時起），第七年應該醒過來了吧。也不知是誰地誰人發明了這個‘三包一獎’的糊涂辦法，弄得大小隊之間，干群之間，一年大吵幾次，結果瞞產私分，并且永遠鬧不清。據有些同志說，從來就沒有真正實行過所謂‘三包一獎’。實在是一個嚴重的教訓。”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P565-566）

4.10月6日，毛主席主持召開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專門討論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問題。

會前，毛澤東印發了胡耀邦報送他的《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農村察看》報告。報告說，形勢確實比去年好。所到之處，群眾都說形勢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調了，不瞎指揮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勞多得，生產、生活有了奔頭。根本問題在于認真而具體地貫徹農業六十條。大隊統一分配，在當前是保護隊與隊之間平均主義的一個堡壘。經過邯鄲時，聽說主席早就說過這個問題，并且說用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獎”，是解決生產在小隊而分配在大隊這個矛盾現象、真正調動小隊積極性的一個大問題。我認為這是十分正確的。同時，報告對一些地方實行分田到戶或包產到戶，擔心會導致降低整個社會生產力水平。

當時，在中共黨內，對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認識，并不一致，包括一些省委書記和相當數量的地委、縣委書記在內。在高級干部中，像胡耀邦這樣，以正式報告的形式，如此鮮明地表達對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主張的肯定和支持，為數不多。毛澤東看了報告，十分高興，在批語中寫道：“此件寫得很好，印發各同志，值得一看。”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P574）

5.大區第一書記會后，在毛主席號召下，又一輪大規模的調查研究工作，在全黨興起。

毛澤東派田家英再次率調查組深入農村調查。這次田家英選在山西長治地區一個農村（這是老解放區，有良好的農業合作基礎。）調查。經過調查，認為毛澤東的意見完全正確。

鄧子恢到福建龍巖，調查基本核算單位下放試點。經過十多天調查，11月9日，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報告指出，對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各級干部和群眾一致擁護。但有少數大隊干部感到權力受到限制，有抵觸情緒，小隊干部和群眾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張維持現狀。報告對體制改變后出現的問題，提出了具體解決辦法。23日，毛澤東把鄧子恢的調查報告批轉給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他在為中央起草的批語中指出：“鄧子恢同志這個報告很好，發給你們參考。因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試點，此件可發至地、縣、社三級黨委參考。認真調查研究，對具體問題作出具體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觀主義的分析，這是馬克思主義的靈魂。建議在十二月十二日以前，各省委第一書記帶若干工作組，采取鄧子恢同志的方法，下鄉去，做十天左右的調查研究工作。”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九冊，P605）

6.毛澤東和黨中央委托田家英起草《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在這個文件里，有針對性地批評了有些人在這個問題上采取不熱心、不積極的態度；同時也反對認為基本核算單位越小越好的意見，而主張大體相當于初級社的規模，就全國大多數地區來說，以二三十戶為宜。12月12日寫出初稿。毛澤東決定提交即將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討論決定。1962年2月8日田家英向毛澤東報送的指示稿中，關于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后多少年不變的時間寫為“例如四十年內”。XXX主張改為二十年。田向毛澤東請示：究竟寫“四十年”，還是寫“至少二十年”？毛澤東將“四十年內”改為“至少三十年內”。并在批語中寫道：“以改為‘至少三十年’為宜。蘇聯現在四十三年了，農業還未過關，我國也可能需要幾十年，才能過關。”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冊，P48）

后經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討論通過后，1962年2月13日發出。之后，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規定，載入了1962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

（七）簡要總結。

毛澤東在1961年初，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搞一個實事求是年。又緊緊抓住“總結經驗，教育干部”，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順利地進行調查研究工作，使之越來越正確地認識了人民公社的發展規律。這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為后人提供了許多值得借鑒的寶貴經驗；毛主席對怎樣建設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提供了一個光輝的范例。

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在改變人民公社體制、調整農村生產關系方面，毛主席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縮小社、隊規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給制；第三步，改變基本核算單位。這三個步驟，加上允許和鼓勵社員發展家庭副業和經營自留地等規定，對于解放生產力，恢復和發展農業經濟，改善人民生活，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從1962年以后，直到70年代末，糧食生產以平均每年增加260至300億斤的速度、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600萬擔的速度增長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糧食生產以很快的速度增長，這不能不說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所以，毛主席為了進一步從哲學世界觀認識論的高度，加以總結，他在1963年5月寫的《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里來的？》開宗明義，指出：“人的正確思想是從那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只有深入調查研究工作，才能從這三項偉大的革命實踐活動中得到正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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