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流:求紅得白的李立三　　

    陳獨秀的右傾路線破產后，中共左傾路線日趨高漲，先是瞿秋白，李立三緊隨其后，形成歷史上有名的立三路線。寫中共史，不能少了李立三。　　

  —、簡歷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李立三是其數十個化名的—個，1899年11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縣陽三石芋園府一個破落地主家庭，其父是個秀才。　　

1901年前后就讀醴陵淥江中學、長沙長郡中學和廣益中學。  畢業后入程潛護國軍中當文書兵。　　

1916年，在長沙響應“二十八畫生”征友啟事,與毛澤東會見。　　

1919年9月赴法國勤工儉學,積極參加留法學生的愛國運動。　　

1921年春,同趙世炎、陳公培、劉伯堅等醞釀建立共產主義同盟,組織勞動學會和勤工儉學學會,成立華工組合書記部,為華工謀福利。同年10月,參與領導留法學生進駐里昂中法大學的斗爭,被法國當局遣送回國。12月中旬,在上海見陳獨秀并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即被派回湖南,從事工人運動。　　

1922年1月,在安源創辦平民學校和工人補習學校,發展黨員,建立中共安源支部,任書記。　5月1日　,成立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當選為主任。　9月14日　,和劉少奇等發動、領導了著名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罷工勝利后,當選為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主任,參與創建漢冶萍公司總工會。　　

1923年3月,任中共武漢區委書記。　　

1924年4月,任中共上海區委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負責領導上海地區工人運動。創辦了工人補習學校,在小沙渡、楊樹浦、吳淞等地成立工人俱樂部和工人進德會。　　

1925年2月,和鄧中夏等領導了上海日本紗廠工人大罷工。同年5月在抗議日本資本家槍殺工人顧正紅的斗爭中,任現場總指揮。五卅慘案發生后,被公推為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參與領導了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并一直堅持在斗爭的第一線。10月,與蔡和森等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和赤色職工國際會議。　　

1926年5月,在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任總工會組織部長。同年9月北伐軍占領武漢后,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漢辦事處主任,代理全國總工會領導武漢政府時期的工人運動。　　

1927年1月成功地領導了收回漢口英租界的斗爭。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任中央工人部長。6月,在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繼續當選為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　7月12日　,中央政治局改組,是5名常委之一。 大革命失敗后,與譚平山、鄧中夏向中共中央提出發動南昌起義的建議。南昌起義中,任中共前敵委員會委員、革命委員會委員和政治保衛處處長。同年12月,廣州起義失敗后,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赴香港重建廣東省委,恢復黨的工作,曾提出在廣大農村實行武裝割據,然后奪取廣州的戰略思想。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蘇聯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秘密召開。出席這次大會的各地代表１４２人。共產國際負責人布哈林和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也參加了大會。這次大會主要是為了系統地總結第一次國內革命的經驗教訓，批判右傾投降主義和“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明確新時期革命的性質和任務而召開的。大會的中心任務是：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分析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制定黨在新時期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統一全黨思想，發展革命力量。 會上，共產國際代表布哈林作了《中國革命與中共任務》的政治報告，瞿秋白作了《中國革命與共產黨》的政治報告，周恩來作了《組織問題報告和結論》及《軍事報告》，劉伯承作了軍事問題的副報告，李立三作了農民土地問題的報告，向忠發作了職工運動的報告。大會清算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同時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明確了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仍然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提出了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十大政治綱領：第一，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第二，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第三，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第四，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第五，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第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第七，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耕地歸農民；第八，改善兵士生活，發給兵士土地和安置工作；第九，取消一切軍閥政府的稅捐，實行統一的累進稅；第十，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大會指出了當時國內的革命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 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農民問題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組織決議案提綱》、《宣傳工作決議案》、《軍事工作決議案（草案）》、《共青團工作決議案》、《婦女運動決議案》、《關于民族問題的決議》等。大會還通過了《中國共產黨黨章》第四次修正案，通過了《定“廣州暴動”為固定的紀念日的決議》以及關于黨綱、大會宣言問題的決議。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選出中央委員２３人，候補中央委員１３人。大會同時還選舉了中央審查委員會：孫津川、劉少奇、阮嘯仙為正式委員，葉開寅、張昆弟為候補委員。隨后，六屆一中全會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征、項英、蔡和森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會議選舉向忠發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中共六大以后名義上總書記是向忠發，但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　　

1930年6月至9月,在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書長、宣傳部長期間,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被稱為“立三路線”。　6月11日　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了由他起草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即《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制定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主義計劃,使革命事業遭到重大損失。　9月24日　,瞿秋白、周恩來根據共產國際指示,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結束了他在黨中央的領導。他很快認識并檢查了錯誤。　　

1930年12月去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交代錯誤,羈旅莫斯科15年,受王明的陷害和蘇聯肅反擴大化錯誤的影響,曾坐牢一年多,甚至被共產國際停止黨籍。他多次申請回國參加抗日戰爭,均遭蘇聯內務部拒絕。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　　

1946年1月回國,任軍事調停處執行部東北3人小組中共方面成員、首席代表,同美蔣反動派發動內戰陰謀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后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敵工部、城工部部長等職,爭取了滇軍六十三軍、九十三軍起義,為東北根據地的開辟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積極貢獻　　

1948年8月,在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上當選為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中共中央工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黨組書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勞動部部長、黨組書記、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工業交通工作部副部長。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　　

1951年底，在全總黨組會上受到批判。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發言,對過去的錯誤進行了“總清算”,誠懇坦率地解剖自己,進行自我批評,受到好評,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　　

1958年初,率中共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部分干部下工廠調查研究,召開部分省市工交部部長會議,提出干部參加生產,工人參加管理,領導干部、工人、技術人員三結合管理工業的思想,撰寫成《人民日報》社論發表。　　

1960年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　　

　1967年6月22日　自殺身亡,終年68歲。　　

1980年3月,中共中央稱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工人運動的杰出領導人之一。　　

  二、歷史貢獻　　

1、 中國工人運動領導人之—　　

1922年，在毛澤東領導下于安源創辦平民學校和工人補習學校，發展黨員，建立中共安源支部，并任書記。　5月1日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成立，當選主任。7月，成立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兼任經理。　9月14日　，和劉少奇、蔣先云等發動和領導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罷工勝利后，當選為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總主任。參與他建漢冶萍公司總工會。在安源從事我工人運動期間，常回醴陵縣立中學、開元學校、縣立女校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工人運動情況。同年9月，陪同毛澤東來醴陵師范講習所發表演說。 　　

1923年3月，任中共武漢區委書記。次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武漢區代表，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旋任中共上海區委職工運動委員書記，同鄧中夏、劉華等創辦工人補習學校，在小沙渡、楊樹浦、吳淞等地成立工友俱樂部和工人進德會。　　

 1925年2月和鄧中夏等領導上海日本紗廠的“二月罷工”。在抗議日本紗廠槍殺工人顧正紅的斗爭中，任上海市反帝大示威總指揮。“五卅慘案”發生后，當選為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曾遭奉系軍閥追捕。年底，與蔡和森等赴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第六次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的赤色職工國際會議。　　

　1927年1月3日　、5日，武漢分別舉行10萬、30萬人的反英、反奉系軍閥示威大會，任大會總指揮。大會首次提出收回英租界口號。　　

2、參與南昌起義　　

　1927年7月12日　，根據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5人組成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陳獨秀不再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兩天后，共產國際又傳達了新的指示，提出中共“要開展土地革命，開展武裝斗爭反抗國民黨”。于是，剛剛成立的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立刻開始研究挽救時局的辦法，最后決定：在張發奎的第二方面軍中發動軍事暴動；在工農運動基礎較好的湘、鄂、贛。粵舉行秋收起義。　　

    黨中央特派中央常委李立三與秘書鄧中夏去黨的力量較強的第4軍、第11軍駐地九江，去做部隊移師廣東的準備工作。 　1927年7月19日　，中共中央常委李立三和秘書長鄧中夏抵達九江后，譚平山也到了九江。當天晚上，在九江的一幢二層樓房里，在李立三的主持下，召開了會議。會上，李立三在分析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時指出：“在政治上，武漢政府已完全反動，唐生智正在積極屠殺我黨，壓迫工農運動。汪精衛已完全投降于唐生智。張發奎態度雖然仍表示反唐，卻已深受汪之影響，高唱擁汪，并表示對我們不滿。所以我們應該拋棄依然依張（發奎）之政策，而決定一獨立的軍事行動。”會后，李立三代表大家向中央發電報建議，盡快將革命軍隊集中至南昌，舉行南昌起義。 　　

     　7月23日　晚和24日，李立三、譚平山、鄧中夏、惲代英在九江召開第二次會議，具體研究了南昌暴動的計劃、政綱、宣言等問題。決定：葉、賀軍隊于28日以前集中南昌，28日晚舉行暴動，并急電中央可否？在接到李立三等人的電報后，黨中央召開了會議，為了挽救革命，中國共產黨決定在江西南昌舉行武裝起義。組織一個前敵委員會，由周恩來任書記，譚平山、李立三、劉伯承、惲代英、葉挺、彭湃、吳玉章、徐特立、周逸群為委員，前敵委員會指揮前敵一切事宜。以周恩來、李立三、惲代英、澎湃四人組織之。后來，張國燾參加了前敵委員會。　　

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滋對起義有新意見。　7月22日　，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滋來到了漢口，立即與張國燾、瞿秋白晤談。 羅明那滋首先說：“我是共產國際派來的全權代表，奉命來糾正過去共產國際人員和中共中央在中國革命中所犯的種種錯誤，并指導中共的工作。　　

    共產國際不同意南昌暴動 　　

    中共中央決定武裝起義后，根據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滋的意見，把此事電報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很快回電，羅明那滋在會上念道：“如有成功把握，可舉行暴動。否則不可動，把在（國民革命軍）軍隊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農民中去。”　　

      羅明那滋說“這的確是一封阻止暴動的電報，是一個嚴重的訓令，是斯大林親自決定的電報由布哈林具名拍來的。我們如何能不遵行，我個人也認為事出意外，不過即使這個指示錯了，我們還是要執行的。”羅明那滋明白表示了遵令阻止南昌起義的意向后，瞿秋白和所有到會者都表示支持。會議當即決定由張國燾去送信并同前敵委員會相機處理。　　

30日晨，張國燾到達了南昌，立即與周恩來、李立三、彭湃、惲代英、譚平山 葉挺、周逸群等舉行緊急會議，討論是否應發動南昌起義。　　

會上，張國燾詳細報告了26日中央會議的情況。張國燾說：“中央意見宜慎重，共產國際電報如有成功把握，可舉行暴動，否則不可動，將在軍隊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農村去。所以目前形勢，應極力拉攏張發奎，得到張之同意，否則不可動”　　

張國燾傳達的意見引起前敵會議多數人的反對。李立三質問張國燾：“一切都準備好了，為什么我們現在還需要重新討論？”譚平山則大罵張國燾為“混蛋!”，氣憤地對一位軍官說，張國燾若再反對起義就把他殺掉，被周恩來制止。　　

    　7月31日　，傳來了張發奎已滑向反動的汪精衛一邊，經辯論，張國燾表示服從多數，南昌暴動原定在31日晨舉行，前敵委員會決定于　8月1日　如期舉行武裝起義。李立三參加了　1927年8月1日　的重大事件南昌起義。　　

3、紅四軍七大會議朱德、陳毅與毛澤東發生分歧，李立三支持毛澤東領導軍隊，另外，李立三主持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和參與鞍鋼憲法制定也是他的貢獻。　　

三、問題　　

   1、立三路線　　

由毛澤東主持起草，1945年4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立三路線作了實事求是的總結和評價。　　

《決議》在指出“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間召開的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之后，提出“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間，還在黨內存在著的若干‘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又有了某些發展。在這個基礎上，遇著時局的對革命有利的變動，便發展成為第二次的‘左’傾路線。在一九三〇年五月蔣馮閻戰爭爆發后的國內形勢的刺激下，黨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領導，在六月十一日通過了‘左’傾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使‘左’傾路線第二次統治了中央的領導機關。產生這次錯誤路線（李立三路線）的原因，是由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認革命需要主觀組織力量的充分準備，認為‘群眾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認為當時不斷的軍閥戰爭，加上紅軍運動的初步發展和白區工作的初步恢復，就已經是具備了可以在全國‘大干’（武裝起義）的條件；由于他們不承認中國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革命危機在全國各地都有同樣的生長，全國各地都要準備馬上起義，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發動以形成全國革命高潮的中心，并誣蔑毛澤東同志在長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創造農村根據地，以農村來包圍城市，以根據地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謂‘極端錯誤的’‘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由于他們不承認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為中國革命的總爆發必將引起世界革命的總爆發，而中國革命又必須在世界革命的總爆發中才能成功；由于他們不承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長期性，認為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始即是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的開始，并因此規定了若干不適時宜的‘左’傾政策。在這些錯誤認識下，立三路線的領導者定出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隨后又將黨、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并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使一切經常工作陷于停頓。在這些錯誤決定的形成和執行過程中，立三同志拒絕了許多同志的正確的批評和建議，并在黨內強調地反對所謂‘右傾’，在反‘右傾’的口號下錯誤地打擊了黨內不同意他的主張的干部，因而又發展了黨內的宗派主義。這樣，立三路線的形態，就比第一次‘左’傾路線更為完備。”　　

　　《決議》在列舉了立三路線所造成的危害后，實事求是地指出：“但是立三路線在黨內的統治時間也很短（不到四個月時間）。因為凡實行立三路線的地方都使黨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損失，廣大的干部和黨員都要求糾正這一路線。特別是毛澤東同志，他不但始終沒有贊成立三路線，而且以極大的忍耐心糾正了紅一方面軍中的‘左’傾錯誤，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在這個時期內不但沒有受到損失，反而利用了當時蔣馮閻戰爭的有利形勢而得到了發展，并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勝利地粉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其他革命根據地的紅軍，除個別地區外，也得到了大體相同的結果。在白區，也有許多做實際工作的同志，經過黨的組織起來反對立三路線。”　　

　　《決議》還指出：“一九三〇年九月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六屆三中全會）及其后的中央，對于立三路線的停止執行是起了積極作用的。雖然六屆三中全會的文件還表現了對立三路線調和妥協的精神（如否認它是路線錯誤，說它只是‘策略上的錯誤’等），雖然六屆三中全會在組織上還繼續著宗派主義的錯誤，但是六屆三中全會既然糾正了立三路線對于中國革命形勢的極左估計，停止了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恢復了黨、團、工會的獨立組織和經常工作，因而它就結束了作為立三路線主要特征的那些錯誤。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屆三中全會上也承認了被指出的錯誤，接著就離開了中央的領導地位。”　　

2、 其他　　

如建國后(1951年)犯有狹隘經濟主義、工團主義、主觀主義錯誤等。　　

四、簡評　　

不能否認李立三是有理想和才華的那個時代的英才之—，他的一生風云起伏，大起大落，非常坎坷，為革命出生入死，極具傳奇色彩，就連追悼會中國共產黨都為他開過四次，其中有兩次是周恩來為他主持的。　　

但他急于求紅取勝，書生氣重，容易犯教條主義，加上中共的整體年輕、不成熟，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重大損失，形成求紅致白的后果也是事實。　　

  總之，李立三的功過都不應該回避，要歷史地公平評價，全盤否定和全盤肯定都是不對的。李立三是犯過左傾路線嚴重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重大損失的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共產黨創建時期工人運動的杰出領導人之一，這才是恰當評論。　　

　201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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