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大激辯國共合作 毛澤東首次進入中央領導層
新華網 2011年03月23日 09:38:31
來源：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在廣州東山恤孤院后街31號（現恤孤院路3號），有一幢兩層高、每層兩間相通的磚木結構、人字瓦頂的普通房屋，屬于設有騎樓的典型舊式廣州民居。樓房因年久失修，顯得有些破舊，但不失寧靜。1923年6月，廣州進入盛夏時，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幢樓房中秘密召開。大會正式確立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進行黨內合作的策略方針，有力地推動了國共合作的實現。
中共三大召開的前夜
1922年8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回到中國，帶來了共產國際關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要實行黨內合作的指示。8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的西湖召開了一次會議，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次特別會議。馬林在會上強調：“中國國民黨不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黨，而是一個各個革命階級聯盟的黨，所以無產階級應該加入到這個黨里面去，來改造這個黨，來共同地推動國民革命。”會議經激烈爭論，最后尊重共產國際的提議，通過了相應的決議。原則確定，只要國民黨能夠按照民主原則進行改組，共產黨員可以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兩黨合作。
最初，孫中山對與共產黨聯合一事，態度也不是十分積極。可是就在這時，現實給他上了一課。
1922年6月，孫中山一直倚重的陳炯明在廣州叛變，孫中山從危難中脫險，于8月回到上海。此事對他打擊很大，使其陷于苦悶彷徨之中。他沉痛地說：“文率同志為民國而奮斗，垂三十年，中間出死入生，失敗之數，不可縷指，顧失敗之慘酷，未有甚于此役者。”他不得不重新思索革命的出路，尋求新的同盟者。
事變之后，中國共產黨雪中送炭，當即發表聲明，支持孫中山，反對陳炯明。
當時，李大釗、陳獨秀在上海會見了孫中山。經過一席推心置腹的交談，孫中山深感共產黨人是值得信賴的。他感嘆道：“國民黨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鮮血液。”并主動邀請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李大釗表示，自己是第三國際黨員，是不能脫去第三國際黨籍的。孫中山回答說：“這不打緊，你盡管一面做第三國際黨員，盡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李大釗因此成為最早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
同時，為了取得更廣泛的支持，孫中山又和蘇俄政府的代表越飛進行了深入會談，并于1923年1月發表了《孫文越飛宣言》。此后，他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逐漸形成。
在這段時間，中國共產黨也經歷了一番血的教訓。1923年的“二七”大罷工，受到北洋軍閥殘酷的鎮壓。工人階級遭到一次嚴重打擊。由此，共產黨人開始認識到，工人階級一個階級的力量勢單力薄。因此，中共轉為主動自覺地建立統一戰線，聯合國民黨共同進行民主革命。
為了實現黨的民主革命綱領，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已經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最緊迫的課題，于是，中共中央決定盡快召開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以解決民主革命的策略問題。
各地舉薦三大代表
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三大后，各地根據中央的通知精神，按照民主程序進行了大會代表的推薦工作。當時中共中央下設北方、兩湖、江浙和廣東4個區，共推薦代表30多人，此外，從法國回國的蔡和森、向警予，從蘇聯回國的瞿秋白也參加了會議。劉仁靜作為出席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代表，馬林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出席會議。馬林后來在向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會國際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部遠東局的報告中說：“出席大會的代表來自北京、唐山、長辛店、哈爾濱、山東(濟南府)、浦口、上海、杭州、漢口、長沙和平江（湖南）、廣州和莫斯科（旅蘇學生支部）。”這些三大代表是經過黨員選舉產生的，代表著全國420名黨員。
為了安全和保密起見，代表們分批出發，盡量做到不乘同一趟車，不坐同一條船。北方區代表羅章龍在回憶那時的情景時說：“我是先坐火車到天津，轉乘海輪去上海，再坐船到廣州的。到廣州后，我們立刻換上了一套半長不短的‘唐裝’，一副廣東人打扮。廣東區委派有專人負責接待。當時廣東區委對外的代號是‘管東渠’。我沒有固定住所，時而在譚平山家中，時而在廣東區委機關，有時還住在第三國際代表馬林的住所。我第一次到廣州，道路很不熟悉，幾乎每一次開會都有人來指引，帶我們去會場。”
江浙區代表、時任江浙區委書記的徐梅坤回憶說:“我和王振一是從上海坐船走的。和我們同船前往的還有李大釗、陳潭秋、于樹德、金佛莊等人。于樹德和金佛莊是江浙區委下轄杭州支部的成員，他倆都作為列席代表參加。當時于樹德生活困難，沒有錢買船票，我給他出主意，他就把鄰居一位朋友妻子的金手鐲借來賣掉，買了船票。船不能從上海直達廣州，途中必須在香港停留一天。到達廣州后，廣東黨組織派人接我們。到達目的地后，我們發現毛澤東、向警予、蔡和森、張太雷、瞿秋白、陳獨秀以及第三國際代表馬林等同志都已經到了廣州。因其他代表還沒有到齊，我們休息了兩天才開會。”
在大會正式開幕前，舉行了兩天預備會議。陳獨秀、毛澤東、蔡和森、瞿秋白、張太雷、向警予及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參加了預備會議。預備會議為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起草了黨綱、黨章和各項決議的草案，并對中央委員會的人選問題進行了討論。
1923年6月12日，出席三大的代表在廣州東山區恤孤院后街31號聚齊，中共三大正式開幕。陳獨秀在會上代表第二屆中央委員會作了工作報告。報告總結了二大以來的工作情況和經驗教訓，著重說明了關于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依據和過程。他說：“在上屆代表會議上，我們同意遠東人民代表會議通過的關于共產黨與民主革命派合作問題的決議。情況的發展表明，只有聯合戰線還不夠，我們又接到了共產國際關于加入國民黨的指示。”陳獨秀在談到西湖會議時說：“起初，大多數人都反對加入國民黨，可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代表說服了與會的人，我們決定勸說全體黨員加入國民黨。從這時起，我們黨的政治主張有了重大改變。以前，我們黨的政策是唯心主義的，不切合實際的，以后我們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國社會的現狀，并開始參加現實的運動。”報告最后檢討了中央和各地區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指出：“我們忽略了黨員的教育工作”。“許多知識分子懷著革命精神加入了我們黨，但是對我們的原則沒有認識。工人表現出有脫離知識分子的傾向，常常缺乏求知的愿望”。“宣傳工作不夠緊張，我們很少注意農民運動和青年運動，也沒有在士兵中做工作。要在婦女中進行工作，女黨員的人數也還太少”。“黨內存在著嚴重的個人主義傾向。黨員往往不完全信賴黨。即使黨有些地方不對，也不應當退黨”。報告在談到中央委員會的缺點和錯誤時指出：“實際上中央委員會里并沒有組織，5個中央委員經常不在一起，這就使工作受到了損失。”在談到地方上的工作時，報告表揚了湖南的同志，指出他們“工作得很好”。
陳獨秀作完報告后，各地區委員會的代表分別介紹了本地區的工作。陳獨秀又作了《中國時局和國際政治形勢》的報告。馬林作了關于國際形勢與國際工人運動的報告。瞿秋白作了出席共產國際四大的報告。
大會總結了“二七”慘案的經驗教訓。陳潭秋作了京漢鐵路“二七”慘案的報告。孫云鵬作了“二七”慘案被捕工人救濟工作的報告。張國燾作了關于鐵路工會情況的報告。會上還散發了剛出版的《京漢工人流血記》小冊子。大會在討論“二七”罷工問題時，發生了爭論。有人認為“二七”罷工損失太大，是打了敗仗，得不償失。但多數人認為，“二七”罷工雖然遭受了一些損失，可是意義重大，得到共產國際的高度贊揚。
代表們激辯國共合作
關于國共兩黨的合作問題雖說是水到渠成，但在三大會場上，還是經過了激烈爭論的。如今從荷蘭保留的馬林檔案中，可以了解許多細節。在有關三大的筆記中，馬林概括地記錄了每一個人的發言。
在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中，出現了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
陳獨秀和馬林認為：中國革命目前的任務，只是進行國民革命，不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國民黨是代表國民革命運動的黨，應成為革命勢力集中的大本營；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現在都很幼弱，還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社會力量。因此，全體共產黨員、產業工人都應該參加國民黨，全力進行國民革命；凡是國民革命的工作，都應當由國民黨組織進行，即所謂“一切工作歸國民黨”，只有這樣，才能增強國民革命的力量。他們強調國民革命是黨在當前階段的中心任務，不要忽視國民黨和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主張把一切革命力量匯合起來，實現國民革命。這符合列寧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無產階級可以和資產階級暫時妥協與合作的策略思想。但是，他們低估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作用，高估國民黨和資產階級的作用，會使黨在同國民黨的合作中降到從屬地位，不利于保持黨的獨立性。
瞿秋白、張太雷等在發言中表示贊成馬林、陳獨秀的主張。瞿秋白的發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主要觀點是：
1、雖然資本家來自封建階級，但他們在這個社會里已成為一個獨立的因素。
2、沒有無產階級參加，任何資產階級革命都不會成功。
3、中國資產階級的利益不盡相同，可分兩種。
4、我們的職責是領導無產階級推動國民黨，使其擺脫資產階級的妥協政策。
5、如果我們----作為唯一革命的無產階級，不去參加國民黨，后者就勢將尋求軍閥、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幫助。
6、國民黨的發展，并不意味著犧牲共產黨。相反，共產黨也得到了自身發展的機會。
……
張國燾、蔡和森等代表則反對陳獨秀和馬林的意見。他們雖承認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是中國革命的重要任務，但認為共產黨還有自身的特殊任務，即領導工人運動，同資產階級作斗爭，這兩個任務同等重要，應當同時進行。他們反對全體共產黨員特別是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認為那樣做就會取消共產黨的獨立性，把工人運動送給國民黨。他們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加強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的觀點雖然是正確的，但是由于脫離了建立聯合戰線的任務，勢必導致共產黨的孤立。
不難看出，爭論雙方的認識都有正確的一面，同時又存在片面性。相比較而言，陳獨秀等人贊成與國民黨合作的意見，更符合國民革命的中心任務。
合作方針的確定
經過兩天的熱烈討論，大會接受共產國際關于同國民黨合作的指示，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修正章程》和以下8個決議案：《關于第三國際第四次大會決議案》、《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關于黨員入政界的決議案》、《勞動運動議決案》、《農民問題決議案》、《婦女運動決議案》、《青年運動決議案》。
大會通過的宣言指出：“中國共產黨鑒于國際及中國之經濟政治的狀況，鑒于中國社會的階級（工人、農民、工商業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個國民革命。擁護工人農民的自身利益是我們不能一刻勿忘的；對于工人農民之宣傳與組織是我們特殊的責任；引導工人農民參加國民革命更是我們的中心工作。我們的使命是以國民革命來解放被壓迫的中國民族，更進而謀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壓迫的民族和被壓迫的階級。”
大會通過的《關于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分析了國民革命的重要性，指出在半殖民地的中國，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以解除內外壓迫。議決案還分析了國共兩黨的社會地位及國共合作的必要性：“依中國社會的現狀，宜有一個勢力集中的黨為國民革命運動之大本營，中國現有的黨，只有國民黨比較是一個國民革命的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議決中國共產黨須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產黨黨員應加入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議決，此次全國大會亦通過此議決。”議決案還指出：“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并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為此，中國共產黨“須努力擴大國民黨的組織于全中國，使全中國革命分子集中于國民黨，以應目前中國國民革命之需要”。
大會通過的其他決議，也體現了國民革命的這一精神。
毛澤東首次進入中央領導層
這樣，共選出了14人組成新一屆中央領導成員，但候補執行委員李漢俊從未到職，張連光也沒有到職，不久攜款潛逃，這兩人應當排除。這樣，實際上參與第三屆中央委員會領導工作的是余下的12人，其中毛澤東是首次進入中央領導核心。
在瞿秋白的日記里，我們看到選舉幾位中央委員的票數是：“獨秀（40），和森（37），守常（37），荷波（34），澤東（34），朱少連（32），平山（30），項英（27），章龍（25）。候補：鄧培、張連光、徐梅坤、李漢俊、鄧中夏。”
第二屆中央領導成員中的多數人，如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李漢俊、鄧中夏繼續當選，而且陳獨秀、蔡和森、李大釗的得票都很多。
同前兩屆相比，第三屆中央領導集體具有新的特點：一是新成員居多；二是第一次有產業工人成員；三是出身勞動家庭者居多，代表性廣泛。總體來看，正如三大代表羅章龍所說的：“三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會顯示了工人革命政黨，陣營頗為嚴整，工作效能也高，為前兩屆中央所不及。”
三大完成各項議程后，于6月20日閉幕。最后一天，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陳獨秀提議代表們唱《國際歌》，但由于會場附近居民較多，為安全起見，全體代表來到黃花崗，由瞿秋白帶領大家齊唱《國際歌》。這是中共黨代會史上第一次唱《國際歌》。此后，在閉幕式上唱《國際歌》的做法，為歷屆黨代會和其他重要會議所沿用。
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黨的歷史上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它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原理和我國的具體情況，正確地制定了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和政策。這一策略方針的確立，使黨能夠團結各民主階級的力量，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軍閥的革命斗爭，大大加快了中國革命的步伐，為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做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另一方面，這次大會在批判黨內“左”傾錯誤的同時，對國民黨估計過高，對無產階級力量估計過低，對革命領導權問題沒有明確的認識，對農民問題和革命軍隊問題也沒有給以應有的注意，右傾錯誤已見端倪。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的決議（1923年1月12日）
一、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是國民黨，它既依靠自由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小資產階級，又依靠知識分子和工人。
二、由于國內獨立的工人運動尚不強大，由于中國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及其在中國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于這個民族革命問題的解決直接關系到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工人階級又尚未完全形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國民黨與年輕的中國共產黨合作是必要的。
三、因此，在目前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
四、但是，在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面貌為代價。黨必須保持自己原有的組織和嚴格集中的領導機構。中國共產黨重要而特殊的任務，應當是組織和教育工人群眾，建立工會，以便為強大的群眾性的共產黨準備基礎。
在這一工作中，中國共產黨應當在自己原有的旗幟下行動，不依賴于其他任何政治集團，但同時要避免同民族革命運動發生沖突。
五、在對外政策方面，中國共產黨應當反對國民黨同資本主義列強及其代理人----敵視無產階級俄國的中國督軍們的任何勾搭行為。
六、同時，中國共產黨應當對國民黨施加影響，以期將它和蘇維埃俄國的力量聯合起來，共同進行反對歐洲、美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
七、只要國民黨在客觀上實行正確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就應當在民族革命戰線的一切運動中支持它。但是，中國共產黨絕對不能與它合并，也絕對不能在這些運動中卷起自己原來的旗幟。
（錄自《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一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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