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彭德懷匯入到毛澤東的隊伍
井岡山根據地，是毛澤東在倍受當時的中共中央打擊和排擠的情況下，自我創造的一條道路。當時的中共中央，所采取的“城市道路”的路線，主要是汲取北伐戰爭的經驗。北伐戰爭的特征，就是一路過關斬將、奪取重要城市，獲得了勝利。中共黨內不少后起之秀，都是北伐戰爭的中堅，如周恩來、葉挺、瞿秋白等，軍事將領有陳賡、聶榮臻、葉劍英等。由此，在蔣介石實行“清黨政策”開始對中共屠殺時，中共走上武裝道路的“路線”，在瞿秋白、周恩來等主導下，走“城市道路”，就成了一個必然。
毛澤東在此之際，也如以往一樣，有著他獨立的思考。
中共自1921年7月建黨后，主要任務是工人運動。毛澤東以中共創始人之一的身份，在這個期間，所領導的湖南工人運動最為出色。這種出色不僅在于使湖南的工人運動最為蓬勃，更主要的是其所領導的工人運動，既避免了工人不必要的流血犧牲，還取得了罷工的勝利。最有代表性的，即“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著名的工人運動領袖李立三、劉少奇，就是毛澤東培養起來的。而正當中共中央為工人運動的成就興高采烈之時，因工人運動成就巨大而成為中共“二把手”的毛澤東，卻開始對工人運動進行反思，提出中共革命依靠的基本力量，是“漫山遍野”的農民，因而，中共革命要把主要眼光放在農民身上。國共合作之后，毛澤東利用孫中山有著對中共真誠的一面，依據當時中共的成員主要是“社會士族”這個成分，以及所接觸的范圍主要是“社會賢達”階層，提出積極爭取這個階層（包括工商人），以擴大社會主流的支持量和壯大中共隊伍。
這些策略，自然不被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所接受，而且，還斥責毛澤東“右傾”。黃埔軍校成立之時，毛澤東再次“特立獨行”，在一些人的嘲弄下，利用“二把手”的權利，積極為中共招募和儲備軍事人才。周恩來后來在黃埔軍校所取得的成就，也是站在毛澤東的“肩膀”上取得的。而毛澤東的這個行為，則是按著他形成的思維的一個必然結果：中共“三大”上，毛澤東指出，組織一些農民軍，就不難形成國民黨在廣州的局面（當時，國民黨的勢力，也僅限于廣州）。
1927年中旬，在李立三的提議和推動下，中共決定舉行“南昌起義”。當時“當家”的瞿秋白、張國燾、周恩來等，決定以“國民黨左派”的名義，舉行南昌起義。因此，成立了以宋慶齡為主席的委員會，具體領導起義的前敵委員會，則由周恩來擔任書記。對于南昌起義，毛澤東在中央的會議上提出：起義一旦受挫，要把隊伍“拉上山”，以保存革命的武裝力量。結果，被瞿秋白等人給否決了。南昌起義遭到失敗。
毛澤東婉拒瞿秋白在中央工作的挽留，領導了秋收起義，首先公開打出中共的旗號。受挫后，把隊伍拉上了井岡山。毛澤東的這番作為，至少犯了三個“錯誤”：一是背棄“城市道路”，一是公開打出中共旗號，一是不執行中共中央的“逼迫農民革命”的政策。為此，受到了中央的處分，被開除了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周恩來因為南昌起義的失敗，也受到批評，但卻同時擢升為政治局常委。
彭德懷于1928年X月，領導了“平江起義”。關于這次起義，彭德懷后來說道：舊社會不提拔我，我就造舊社會的反。平江起義之時，正是瞿秋白、周恩來等命令各地武裝“逼迫農民革命”之時。所謂“逼迫農民革命”，即在工人運動屢遭“慘案”后，不得不把力量放在農民身上，而又覺得農民不是“無產階級”、缺乏革命的主動性，因而對農民的房屋財產等進行“燒掠”，從而迫使農民變成“無產階級”，“主動革命”。
朱德、陳毅領導的湘南起義的部隊，就是在執行這一政策后，在當地幾乎無法立足，才上了井岡山的。彭德懷的平江起義部隊，也不可避免的執行了這一政策。滕代遠在給中共湖南省委的報告中，就描述了這一政策及其執行的后果：“銅鼓的民眾因被平江游擊隊燒了很多房子……當紅軍到銅鼓縣城時，所有男女老幼各種貨物桶，一概搬運走了，不但找不到黨的關系，連飯也沒得吃。”（滕代遠向湖南省委的報告，1929年1月12日。《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文獻資料》，人民出版社）
由此，彭德懷在召集起義部隊的有關領導商討后，率部也上了井岡山。而井岡山的部隊，也主要由秋收起義部隊、湘南起義部隊、平江起義部隊、袁文才王佐部隊四部分組成。由此，也拉開了毛澤東、彭德懷近半個世紀的共同路程。

二、不能避免的磕磕絆絆
對中共革命政策和策略的思維深度與廣度不同，一路走來，分歧甚至是激烈的分歧，就成了一個必然。即使朱德、陳毅與毛澤東之間，也曾出現過“磨合時期”。毛澤東思維的深度廣度，確乎不是朱德陳毅能夠比擬的，再加上都處在風華正貌或者年富力強的人生時期，不服氣，也是一種人性使然。“紅四軍七大”前后，由于中央的“二月來信”，尤其是中央派來的劉安恭的攪和下，這種分歧，變成了一種激烈的矛盾。“七大”上，陳毅看到毛澤東的得票數與自己相同，當場聲明自己選毛澤東的一票作廢，從而以得票優勢，取代了毛澤東的前委書記一職。
但是，矛盾再激烈，再有著青年人的“意氣風發”，毛澤東、朱德、陳毅，卻都是以革命大局為己任的。由此，陳毅在當了前委書記不到三天，就開始意識到自己確乎缺乏這個才能，并由原來傾向于朱德而“拉偏架”，開始轉而支持毛澤東。并去上海向中央的負責人周恩來、李立三陳述毛澤東“路線”的正確性，使得毛澤東重新成為紅軍的領袖。
彭德懷上井岡山后，與毛澤東之間發生一些分歧，也是在所難免的。但不得不說的是，彭德懷跟朱德陳毅相比，與毛澤東之間的分歧，則無疑不是一個等次的問題。朱德、陳毅是中共的“老黨員”，為了尋求救國的道路，曾遠渡重洋，對中共革命有著長久的思考。彭德懷則是1927年或者1928年才加入中共，加入中共的目的，也與朱德陳毅有著不同。因而，在與毛澤東的分歧上，必然不是一個等次。
這并非要貶低彭德懷，而是必須實事求是，才能闡述清楚。正是這個原因，所以在彭德懷的身上，顯示出一種“獨特”。朱德陳毅與毛澤東的分歧，屬于對革命政策和策略的思考的層面上，彭德懷與毛澤東之間的分歧，則屬于一些具體事物。也就是說，彭德懷確乎對中共革命整體上的政策策略，缺乏思維。因而往往是對于某一個具體事情，念頭一來，就發了出去。
延安時期，彭德懷在“王明路線”上的表現，既不是林彪所說的“見風使舵”，也不是一部分人說的“追隨”了王明，還不是一些人所描繪的“沒有追隨”，而是在這種缺乏整體政策和策略思維基礎上的一個必然。正如彭德懷自己在“自述”中所言：當時辨別不清。
在“立三路線”的問題上，也是如此。彭德懷只看到能夠打下長沙，卻看不到打下長沙的代價，尤其是看不到打下長沙后的結果。這與后來的打贛州，基本屬于同一性質。不同的是，在打贛州的問題上，彭德懷不但缺乏革命政策策略的思維，還缺乏一定的軍事眼光。
打長沙之前，彭德懷配合臨時中央、地方特委，剿滅了袁文才、王佐。這一行為，令毛澤東痛心疾首，由此，也成了“毛澤東與彭德懷歷史上N次誤會”的極為嚴重的一次。關于這件事，彭德懷在“自述”中寫道：毛主席曾說過袁文才比較狡猾。實質上，這是毛澤東就袁文才王佐相比較而言。彭德懷也許想以此表明包括毛澤東在內，多數人對袁文才有著負面的看法，來證明自己認同中央特派員和地方特委的觀點，是有理由的，并不是出于想吞并袁文才、王佐人槍的私心。
但是，毛澤東確乎把這筆帳記在了彭德懷的身上。然而，毛澤東把這筆帳記在彭德懷身上的主要原因，并非僅僅因為袁、王是毛澤東的親信，沒有彭德懷的參與，就不會有袁、王的被殺。主要原因，是毛澤東極端反對這種“用武力”解決黨內分歧的手段。周恩來顯然也如同毛澤東一樣：廬山會議上，周恩來就斥責彭德懷殺袁王和草地上想動武的做法，也是基于“武力解決”黨內分歧這個問題上。
彭德懷“一打長沙”又旋即退出后，于1930年6月，再度與毛澤東會師。并且，拒絕了“立三中央”把紅軍獨立成不相統屬的命令，與毛澤東的紅一軍團，合編為紅一方面軍。但接著，又發生了“二打長沙”的事情。
此時，由于立三中央公開批評毛澤東的“鄉村包圍城市”，指責毛澤東歷來不執行中央路線，有著“自己的一套”，根據地內，地方和紅軍內部，掀起了一股反對毛澤東的情緒。在打不打長沙的問題上，彭德懷的三軍團，有干部當面責問毛澤東：你到底執行不執行中央指示？！
此前，地方組織在臨時中央的支持下，廢除了毛澤東“廢止一切肉刑”的政策，掀起了血雨腥風的“打AB團”，并頒布了“肉刑”政策。打長沙的問題解決后，地方組織開始公開反對毛澤東第一次“反圍剿”的軍事部署。煽動地方干部和群眾，破壞毛澤東的軍事部署，直接嚴重影響到紅軍內部：出現大批當地籍的干部戰士“開小差”的現象。
軍隊干部鑒于當時的肅反形勢，更鑒于毛澤東始終對中央的肅反指示不予執行，要求在軍隊展開肅反。關于紅一方面軍開展肅反的關鍵資料，現在基本不存在。比如，是那些將領向總前委或毛澤東提出肅反要求的？毛澤東和總前委召開會議研究這個問題，主要人物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的態度是什么？肅反的具體部署和政策是什么？肅反主體（各縱隊）當時駐防分布又是什么？
從目前能夠看到的資料顯示，當時的肅反政策，是強調了廢除“肉刑”的，而主張“廢除肉刑”的，很可能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因此，“回憶”這段歷史的黃克誠、蕭克，在回憶自己對所部戰士殘酷的亂打亂殺時，卻不曾“回憶”這一行為的依據和來源。也就是說，黃克誠、蕭克對所部戰士“逮了就打、供了就殺”，是執行“上級”的政策還是自我行為？
沒有這方面的“回憶”，已經很能說明問題了！盡管已經組成了紅一方面軍，但是，各部隊實質上有著較強的獨立性，尤其是彭德懷的紅三軍團。
尤其是，1930年12月中旬，“富田事件”發生后，毛澤東發現“肉刑”問題，在黃陂召集總前委會議，重新申明“廢止一切肉刑”的政策，之后，從黃克誠的回憶中看到：其所部，仍然存在著嚴重的“肉刑”問題！
實質上，中央蘇區在1930年的肅反，“始作俑者”，是當時的“臨時中央”。“富田事變”的直接責任者，包括臨時中央、事變者、還有李韶九。軍內“打AB團”的責任，則是大大小小的蕭克們。
打仗是較為單純的事物，統一來自不同“山頭”的各路“神仙”的思想、組織、政策，則是非常艱難和難以完全生效的事情。紅四軍的“兩路人馬”（毛澤東的秋收起義部隊和朱德陳毅的湘南起義部隊），還鬧得“紛紛揚揚”；彭德懷與袁文才、王佐“共事”不久，彭就屠殺了袁、王。地方組織的宗派勢力就更為顯著：李文林利用宗派實力，前后趕走了五任特委書記；趕不走毛澤東，則公開煽動地方的干部群眾進行反對，盡管明確知道這種反對實質上是幫助蔣軍的“圍剿”，也即“資敵”。
毛澤東在“古田會議”后，好不容易在形式上統一了根據地的思想、組織、政策，但很快又被臨時中央有意分裂開來。在彭德懷的支持下，好不容易又重新統一了軍隊，也是很快就被臨時中央“取消了總前委”（1930年10月，臨時中央決定取消剛成立的總前委。月底，這一決定被傳達到紅一方面軍）。根據地由此形成了組織混亂、思想混亂、政策混亂的局面。即使在紅一方面軍內部，也是如此：組織上表面統一，實質上各種不同的思維支配著形成了各自相對的獨立；尤其是參加中央六月會議的代表回來傳達了中央對毛澤東“鄉村包圍城市”的批評后，更增加了一些反對毛澤東的情緒。
這種情形下，對于“十分信仰臨時中央”而又有著反對毛澤東情緒的一些將領而言，不顧直接領導毛澤東“廢除肉刑”的指示，而去采用臨時中央的“肉刑”政策殘害本部戰士，就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不發生這樣的事情，反而不正常了！

1931年11月的毛澤東，成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主席。1932年的“寧都會議”上，毛澤東被周恩來、項英等削奪了“兵權”。更主要的是：毛澤東這個“國家主席”，從此名不副實了。到1933年博古、張聞天、陳云等到達蘇區后，毛澤東這個“國家主席”，則徹底被架空了。
1932年“寧都會議”后，紅軍開始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前期作戰。最著名的，就是“打贛州”。1930年末，批判了“立三路線”后，本來支持毛澤東“鄉村包圍城市”道路的一些領導者，開始支持又一輪的“完全不同于立三路線”的新的“城市道路”。“新城市道路”的“第一站”，就是打贛州。毛澤東明確反對這一計劃，并進行了詳細的分說。蘇區中央局負責軍事的周恩來、項英等，則不知道是否能打，但卻鮮明的反對毛澤東的“右傾”。由此，項英等去向彭德懷探詢是否能打。毫無疑問，那時的人們，認為軍事才能最高的領導者，毛澤東以外，就是彭德懷。
彭德懷經過一番分析后，認為能打，并榮贗戰役的總指揮。結果，不但打不下贛州，還犧牲了許多無辜將士的生命，而且，導致紅軍面臨被殲滅的危險。項英冒雨去請被迫害生病的毛澤東，毛澤東則坐著擔架火速冒雨上了前線。扭轉乾坤，使紅軍轉而在很短的時間內，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而挽救了紅軍命運的毛澤東，取得一連串勝利不久，又遭到嚴重迫害，生病去了。
打贛州的問題，也是“毛澤東跟彭德懷N次誤會”的一次。但是，毛澤東并不是記恨彭德懷反對自己的主張，而是痛恨為此給革命帶來的損失，為無數寶貴的年輕紅軍戰士的生命被犧牲掉而憤怒！
之后的兩年中，毛澤東遭受著各種迫害，彭德懷則馳騁在各個戰場上。直到中央蘇區被喪失，直到紅軍由十幾萬銳減到不足三萬，直到1935年的“遵義會議”，毛澤東跟彭德懷才又開始新一輪的“分分合合”。

附文1：關于彭德懷“罵娘”
廬山會議上，關于彭德懷“罵娘”，本來是個很清楚的事。但當“罵娘”成了一個極大的“缺陷”時，原來津津樂道的一些人們，感到了問題所在，于是又極力想要證明彭德懷不曾“罵娘”。無法否定事實時，又極力想證明彭德懷不是當面“罵娘”，卻又“確定”不了彭到底是在什么場合罵娘的。
本文采信權延赤以及《黨史博覽》上的描述，并非盲目。8月1日，朱德曾批評彭德懷“好話，叫罵娘”，說明彭德懷罵娘的時間，在此之前。由***的〈廬山會議實錄〉及彭德懷傳記、年譜等類文字看，從廬山會議開始到毛澤東7月23日講話，這個期間，彭德懷也不曾罵娘。那么，彭德懷“罵娘”的時間，就只能在7月23日——7月30日之間。
“你在延安罵了我四十天娘，我罵你二十天也不行”這句話看，彭德懷顯然是當面“罵娘”的。在7月24日——7月30日期間的小組會議上，彭德懷已經開始受到與會人員的批評，如果是在小組會議上“罵娘”的，則一定會形成風波，但是，任何文字都沒有這種記載。也就是說，小組會議上，也不存在彭德懷“罵娘”的事。還有一些人說，彭德懷“罵娘”，是別人揭發出來的，也就是私下“罵娘”的。如果事實確實，那問題就顯然嚴重了：彭的所作所為，就是借機發泄歷史怨恨！
以彭德懷思維的樸實性看，辯無可辯而惱羞成怒時，當面“罵娘”，是很自然的事情。
朱德、彭德懷、陳毅、羅榮桓、譚震林等這些在井岡山與毛澤東一起“打天下”的人們，毛澤東與他們之間，有著很深厚的情感。換句話說，即使毛澤東，也有著“凡人”的一面，甚至彼此之間表現出某種“哥們意氣”。這一點，與包括周恩來在內的其他干部相比，有著明顯不同的。不管磕磕絆絆，也不管相互“打仗”多少次，只要不妨礙大局，對毛澤東個人如何不敬，毛澤東也是不計較的，甚至表現出縱容。
羅榮桓元帥是黨內“圣人”。朱德與毛澤東的“歷史恩怨”不說，建國后的六十年代出訪蘇聯，赫魯曉夫當面對朱德說，把毛澤東搞掉，你來取代。朱德“憨厚”的一笑。這種事，放在什么時代什么國家，顯然都是不能允許的。但是，跟朱德一起出訪的領導人回來向毛澤東報告后，毛澤東也只是說了句“一貫右傾”了事。彭德懷在建國前，其“獨立性”已經是黨內周知：關向英逝世前流著眼淚勸彭“不要反對毛主席，鬧派別”。毛澤東如果要整肅彭德懷的話，至少有兩次既名正言順又不會有絲毫“歷史把柄”的機會：一次是“高饒事件”，一次是1958年彭德懷的辭職。“廬山會議”上，8月1日與彭德懷的談話，毛澤東前前后后說了一大堆，最后來了句“交不親的朋友”：這那里象黨的最高會議？明擺著是“哥倆嘮嗑”！
誰人跳梁？——不能小看的“小人物”
7月27日的常委會上，彭德懷“罵娘”后，毛澤東與常委會商議：補夠四十天，也即決定召開中央全會。但是，決定召開中央全會，并非是要打倒彭。從林彪1966年5月23日的談話看，中央決定對彭德懷“揭蓋子”，是常委會權衡利害后決定的，原因是“消滅這一隱患，否則會繼續發展，萬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會出現更大的問題”。（〈劉少奇主持的朱德批判會〉）而沒有資料證明林彪曾參加7月27日的常委會以及這個決定召開中央全會的商議——關于林彪“上山”的時間，目前至少存在三種說法：一個是7月17日，一個是7月25日，一個是7月29日。國家權威出版物采用的時間，都是“7月29日”——因此，召開中央全會，跟批判彭德懷，是兩回事。也就是說，召開中央全會，不是為了批判彭德懷。
7月28日，宣布召開中央全會——“秀才”們，又開始行動了。
“他（胡喬木——筆者注）還算‘機警’，知道風向不對，馬上作了那長篇發言，度過了政治危機”。
吳冷西在《憶喬木同志》中回憶道：“他（胡喬木——筆者注）同田家英同志和我商量，建議這位參加起草工作的人寫一封檢討信給毛主席，以求得諒解。喬木同志的這個好心沒有得到好報。二十多年之后，這位起草參加者著書立說，揚言他寫那封信是‘終生恨事’，似乎是喬木同志的建議害了他。尤有甚者，這位起草紀要的參加者在其著作中竟然還說他在廬山會議上保護了喬木和家英。事實恰恰相反，正是這位起草參加者在廬山會議后期，寫了所謂‘檢舉材料’，羅列許多‘罪狀’，告發喬木同志，家英同志和我。”
“這位參加起草工作的人”，就是被周小舟稱作“婊子養的”李銳。李銳這樣寫道：“田家英從他的內線得知”“‘左派’司令部由柯慶施、李井泉等掛帥，他們組織人攻擊《議定記錄》，攻擊彭德懷的信，也攻周惠”。“7月23日到29日之間”，“田家英也悄悄跟我聯系”。有天晚上，田家英來到他的住處特意告訴他，正在起草反黨集團文件，周小舟在內，讓他通知：“周，加倍小心謹慎。”“在毛澤東住處召開的大區負責人會上，有人說彭德懷就是納吉。”
“反黨文件”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反黨”兩個字，是8月16日全體會議上才加上的，之前根本不存在“反黨”的字樣。中央全會召開前，也不曾開始起草什么全會文件。——“秀才”們，通過各種不正常的渠道，由原來惟恐天下不亂，變成了地震前的老鼠，制造緊張空氣。
7月30日晚，李銳把寫好的欺騙信交給毛澤東，信中還信誓旦旦：“請主席相信我是以我的政治生命來說清楚這件事。如不屬實，愿受黨紀制裁。”
還有“秀才”到毛澤東處哭訴、揭發，跪在地上，如喪考妣，怎么也攙扶不起來。說自己年輕幼稚，上了別人的當……
這些人的作為確乎難以理解。會議初期，激揚文字、指點江山，鼓動彭德懷——即使已經起草了“會議紀要”，即使知道彭德懷的水平不足以超越“紀要”的范圍。毛澤東批示印發彭德懷的信件后，“秀才”們起草的“紀要”第一稿早已完成，明確知道“會議紀要”完全可以解決問題，也明確知道彭德懷的信之內容沒什么新鮮的東西，而且，毛澤東7月17日專門談話后明確知道了毛澤東的傾向性，依然意氣風發的以什么“俱樂部”自居，上竄下跳。毛澤東7月23日講話后，卻立馬紛紛表態揭發，言稱“上了別人的當”。上了誰的當？
真不知道這些“秀才”們到底想干什么！堅持真理么？廬山會議上，發表一些不同的觀點，根本就不算什么！堅持自己的公開觀點，又有什么？是因為私下里活動之猖獗？或者是揭露的真相一樣，怕心懷鬼胎，想混水摸魚、鬧個什么總理副總理的職務敗露？
“廬山會議”，如果沒有那些端不到桌面上的私下活動，決然不會形成后來那樣的結果！
事實上，“大人物”跟前的“小人物”，為了達到一己之目的，壞了大事的情況，屢屢不絕。毛澤東身后，一些政治大事件，“秀才”們的影子，依然是十分強烈的。
從“秀才”們以及“俱樂部”成員私下的擔憂看，他們明確知道事態的嚴重性。這種嚴重性不在于會議上公開發表了什么觀點，而在于那些私下的活動。這些私下活動，在他們自己看來，也絕對構成“反黨”。這也是“秀才”們一嗅到氣味不對，便紛紛哭訴表態揭發的根本原因！——想以主動逃脫該有的懲罰。正如李X所說：殺降不武。所謂“殺降不武”，就是主動交代、反戈一擊后，再大的罪孽，也會減輕處罰甚至不予處罰。
如果彭大將軍、張聞天、黃克誠等獲知“秀才”們這些“小九九”，會怎樣想呢？！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