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歷史觀”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標準：歷史不是“非黑即白”的，即歷史事件中的人物，都是“有黑有白”的。而堅持這種標準的人，卻又有著另一個標準。第一，毛澤東的對立面而又是“反派人物”的，排斥“非黑即白”，運用歷史人物都是“有黑有白”的標準。比如王明、張國燾、林彪等。第二，對毛澤東及其追隨者，則不能運用“有黑有白”的標準，只能是“黑”。比如江青、康生等。第三，毛澤東的“對立面”而又是“正派人物”的，也不能運用“有黑有白”的標準，只能是“白”。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對歷史事件的“研究”，便不得不采用篡改歷史的手段。這個手段造成的危害早已眾所周知：刺激起人們對歷史事件的客觀披露，而在披露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對另一方也采取某些“誅心之論”，從而導致事件雙方“沒好人”。
這種結果，也許是“有黑有白”“歷史觀”的人們的終極目的。但是，在此不是對這種“有黑有白”“歷史派”及其目的進行分析，而是對與篡改歷史相輔相成的另一種手段進行分析。這另一種手段，即“混淆手段”。所謂“混淆手段”，是指故意把一個歷史事件的兩個層面混為一談，用一個“非真實層面”否定真實層面。
且舉幾例。
一、 周恩來的“違心說”
“延安整風”時期，周恩來是做了檢討的。按照當代一些人，把周恩來的這個檢討，說成“違心”，還渲染周恩來受到多大“委屈”。其實，這是一種“妖魔化”周恩來的手段，這種手段的高明之處，在于描繪周恩來“違心”的，表面上是維護周恩來，同時又了解歷史，深知采用這種手段，必然會產生“周恩來”是“偽君子”的效果。
周恩來多次說“這是我的罪惡”，并不是“逢迎”毛澤東，更不是“違心”，而是周恩來對歷史進行客觀反思后的負疚，反映的是周恩來“知恥而后勇”的高貴品質。
制造“違心說”者流，抓住周恩來所說“中心關鍵在反毛”等詞語大做文章，故意掩蓋了事情的本質。
“延安整風”實質內容是“路線斗爭”的總結，而“遵義會議”前的中共歷史，兩條不同的“路線”，即“毛澤東路線”跟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幾度臨時中央的“路線”。“毛澤東路線”的正確性，不僅得到了中共的認可，也得到了歷史的證明。因此，毛澤東是“路線”而不僅僅是個人，“反毛”，也就是反“毛澤東路線”。 反“毛澤東路線”的結果是什么？歷史事實是客觀存在的。
“肅反”，在排斥了毛澤東的“右傾”和“廢止一切肉刑”后，不但激發(fā)了“富田事變”“坑口事變”等多次軍事叛亂，而且，殺害了數以萬計的無辜生命。土地政策，在排斥了毛澤東的“富農路線”后，地主富農殺光了，不夠地主富農條件的富裕中農，也幾乎被殺光，遏竭了根據地的財源。軍事上，在排斥了毛澤東的“游擊主義”后，根據地丟失，數以萬計的紅軍將士被犧牲。
在這一系列事件上，周恩來都是臨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面對數十萬革命者和無辜者的生命，周恩來在認真反思歷史后，其心情的沉重和負疚感，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周恩來是幾度臨時中央主要領導人中，唯一進行過這種反思并深深自責的人，其他象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張聞天等，都缺乏周恩來這樣對自我責任的真正反思。周恩來的品質之高尚，也由此可見。
因此，撇開真實層面，把周恩來界定在對毛澤東個人“違心”的“非真實層面”，怎么“冠冕堂皇”的“維護”，周恩來也只能是“偽君子”：面對自身錯誤造成的數以萬計的生命的犧牲，不去自我反思，沒有自我負疚，而是“不得不迎合”毛澤東個人，不要說“黨性”，就是“人性”又從何說起？
“文革”時期也是如此。僅以“抓叛徒”為例，瞿秋白的“叛徒”，可以說是周恩來極力主導的。關于此事披露的資料中，惟有周恩來在中央以及造反派會議上多次肯定瞿秋白是叛徒，而江青、康生這些“代表毛主席”的人物，卻缺乏這種行為。以“瞿秋白是叛徒”為標準，“揪叛徒”運動的結果，是可想而知的。
周恩來是“違心”么？實質上，是周恩來信仰堅定的表現，盡管現在看來“極左”。實際上，在信仰的問題上，毛澤東、周恩來是高度一致的。在他們的信仰中，所謂“叛徒”，不僅僅是“投敵叛變”，還包括對信仰的遺棄和背離。因此，毛澤東、周恩來也都說過陳獨秀、王明是“叛徒”的話。毛澤東說有些人在槍林彈雨和酷刑下沒有投降，在“糖衣炮彈”面前卻“投降”了，這種“投降”，顯然也是“叛徒”的一種。
這大約就是“政治標準”和“法律標準”的根本區(qū)別吧。
二、百團大戰(zhàn)
對“百團大戰(zhàn)”的評價，也是兩個層面的事情。首先是劉伯承從戰(zhàn)略角度對“百團大戰(zhàn)”提出批評，其次是毛澤東從組織角度對彭德懷提出批評，這是一個層面的事情。這個層面，是一種認真嚴謹的客觀態(tài)度，即在一個事件發(fā)生后，進行必要的總結經驗教訓。其次，是另一個層面，即非組織的眾人觀點。這種“非組織”的“眾人觀點”，一種是不承認“百團大戰(zhàn)”存在組織紀律和戰(zhàn)略問題，另一種則是“上綱上線”，懷疑彭德懷的目的性。
“上綱上線”懷疑彭德懷的目的性，表現在彭德懷被“打倒”后受批判的時期，這種做法當然是用“非真實層面”掩蓋了“真實層面”。不承認“百團大戰(zhàn)”存在組織紀律和戰(zhàn)略問題的，同樣也是用“非真實層面”掩蓋了“真實層面”。
不承認“百團大戰(zhàn)”存在組織紀律和戰(zhàn)略問題的，最大的理由是：打日本是沒有錯誤的。這種“邏輯”，實質上是缺乏辨證思維的表現。在這種“邏輯”下，蘇區(qū)時期的“王明路線”也是正確的：打國民黨反動派也是沒有錯的！
劉伯承從戰(zhàn)略角度進行分析批評，毛澤東從戰(zhàn)略角度、組織原則方面進行批評，不僅是正確的，也是必要的！而“上綱上線”懷疑彭德懷的目的性和不承認“百團大戰(zhàn)”存在組織紀律和戰(zhàn)略問題的，都是在用“非真實層面”掩蓋了“真實層面”混淆甚至是篡改歷史的一種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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