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青海大屠殺案說起

近30年，走資派、文痞們頻繁地在死人問題上大做文章，開始我對走資派、文痞們這一伎倆并沒有引起重視，后來發(fā)現(xiàn)他們造成的影響極端嚴劣，似乎共產(chǎn)黨的天下就是個“屠宰場”。把一些毛主席去世后出生的青少年教唆得不僅忘掉了他們的爺爺、奶奶、老祖宗在解放前受地主、惡霸的殘酷壓迫、剝削的悲慘家史，忘掉了他們的爺爺、奶奶是靠毛主席、共產(chǎn)黨才翻的身，反誤認為他們的老祖宗吃了毛主席、共產(chǎn)黨有說不盡的“苦”。如果是解放前地主、惡霸的子孫后代是如此仇恨毛主席、共產(chǎn)黨，我完全能理解，因為這就叫階級烙印。不信可以調查一下，凡如此仇恨毛主席、共產(chǎn)黨的走資派、反動官僚資產(chǎn)階級、文痞們，絕大多數(shù)是地主、惡霸或被我們鎮(zhèn)壓了的“四類分子”的后代。反動分子的后代，雖大多已教育好了，并自覺改造成了囯家干部、軍人、革命知識分子等等，但其中總有少數(shù)是不可教育的，是要當反動分子繼承人的，是要復辟反攻倒算的。只要氣候一適合，這部分人反毛主席、反共產(chǎn)黨、反社會主義的猖狂，決不遜于他們的老祖宗，因為他們的老祖宗在解放前的歷朝歷代，都是騎在勞動人民頭上橫行霸道、作威作福的，他們決不愿退岀這個舜臺，必然垂死掙扎。但在反毛主席、反共產(chǎn)黨、反社會主義的隊伍中，也確實有少部分是貧苦農(nóng)民、工人等在舊社受盡壓迫、剝削苦難的子孫后代。才引起我花了點時間探討這個問題。

文化大革命十年，誰要說沒有死人，就成了奇談怪論。別說是十年文革，即便是全國任一次學生考試，也常死人，只是近30年死的人數(shù)猛增。我從“精英”們20來萬字的否定文革的長篇大論中，對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員有一段很長的統(tǒng)計，現(xiàn)將其中講的死亡人數(shù)歸內如下(注：力爭原文照摘)：

**“文化大革命發(fā)生的10年期間，按照葉劍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說法，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

** “由于文革的打擊面太廣，至今仍然無法統(tǒng)計出文革各種非正常死亡和失蹤的正確人數(shù)”、“全國自殺人數(shù)達到20萬人。至于整個文革期間死亡的人數(shù)可能超過200萬到700萬人，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這個數(shù)字需要確切的統(tǒng)計資料證實。”

**“由于文革期間各國家職能機構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亂狀態(tài)，可能這一總數(shù)早已無準確記錄、統(tǒng)計的可能。同時文革期間中國基本對境外完全封閉，而國內正常信息的傳遞也陷于癱瘓，所以國內外非政府機構也無法做出可信的計算。國外科學家依靠在國內出版的縣志資料計算1966-1971年在中國的農(nóng)村地區(qū)有50萬到200萬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

**“中央委員會1966年十一中全會……其中10人被補選為正式委員，替換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員（其中兩人自殺身亡）”。

**“非官方統(tǒng)計，一年多的武斗導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shù)應在三十萬至五十萬之間”。

**“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壞、右和資產(chǎn)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為主，他們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對象，被抄家、毆打、殺戮，全中國被殺者應不下十萬，這是文革中集中死人的第一個時期”。

從上述各不相同的數(shù)椐，其數(shù)字多寡懸殊之大，發(fā)生在同一篇“巨作”中，實屬罕見。但也可能是我少讀“改革開放”文章、書籍的少見多怪。其中，除葉劍英講“死了2000萬人”是“不爭論”、并居數(shù)字頂峰外，其余大多留了“商討余地”，即“無法做出可信計算”、“非官方統(tǒng)計”、“應不下…”之類表述。

另外，那個反文革長文中，還有這樣一段話：“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開關于社教運動的工作會議，毛澤東批評有那么多的地方將壞分子劃成20%（包括地主富農(nóng)、新生反革命、和平演變的）。毛強調運動重點是‘整當權派’。劉少奇則認為，運動重點是整下面，整社會上的‘地富反壞右’，整社會上對體制不滿的敵對力量”。結合他們搞的56天“前文革”打那么多“右派”、“反革命”(這在下面介紹)， 不僅引證了反右擴大化該是誰的責任，而且文革期死人他們有無可推卸的責任；56天的群眾斗群眾，可以說嚴重干擾、破壞了整個文革，鄧小平自己也承認：“群眾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撒離之后，還難于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以后，我們所犯錯誤，仍然在全國范圍內產(chǎn)生很壞的影響，可見其后果之嚴重。”

我在這里想講的是，講歷史真相、講黨紀國法，要求追究惡意憑空捏造死人事件，誣陷、誹謗毛主席、共產(chǎn)黨的一些人的法律責任。

先回憶毛主席、黨中央在文革中的有關講話、指示、文件。

首先聲明，這部分內容全憑回憶，如有原則岀入，請知情者指正。

整個文革期間，毛主席不只一次講，對走資派這類犯政治路線錯誤的，“大部不抓，一個不殺”；據(jù)我所知，文革期間所有中央領導、包括中央文革成員，都沒有超出這個原則的講話和文件。這個原則，是1957年當時的中央以鄧小平為總書記的書記處指示按人數(shù)3至4％的比例抓右派，造成反右嚴重擴大化，把毛主席預計約5000個右派，他們擴大打了55萬個右派。毛主席提出了對右派大部不抓、一個不殺，留得人在，搞錯了可以平反，人不像艽菜，艽菜割了能長出來，人的腦袋割了長不出來。從此，直至毛主席去世，所有政治運動，對犯政治路線錯誤的人的處理，都是這個原則；超出了這個原則是毛主席去世以后的事。1967年，7月，毛主席說：“前一段時間報刊點名打倒成風。我就要王力限制報紙點名。我讓他搞了個單子，列出已經(jīng)被中央和各地報紙點名的各省市委第一書記和中央各部委”。可見，即便點名批判的，數(shù)量也不大。關于兩派群眾組織，毛主席、中央都一再強調“要文斗、不要武斗”，這方面不僅有中央領導不少講話、指示，而且中央文件也多次強調“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還專門給周總理親筆寫信，現(xiàn)抄錄如下：

恩來同志：

最近，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認為：這種作法應該算是武斗的一種形式。這種作法不好。這種作法達不到教育人的目的。

這里我強調一下，在斗爭中一定要堅持文斗，不用武斗，因為武斗只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只有堅持文斗，不用武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應該分析，武斗絕大多數(shù)是少數(shù)別有用心的資產(chǎn)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

凡是動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之。

請轉告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還講了文革三、七開，批評了“懷疑一切、全面內戰(zhàn)、不優(yōu)待‘俘虜’”，并對在這方面不聽勸阻而造成不良后果的干部、群眾組織的“頭頭”及時進行了處理。例如，處理武漢、青海問題等，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從一些互聯(lián)網(wǎng)報導，毛主席去世后，武漢、青海問題平反了，這就要考慮了，是誰支持武斗？不正證明毛主席給周總理信中指出的：“武斗絕大多數(shù)是少數(shù)別有用心的資產(chǎn)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約1968年起，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花了不少精力促使兩派群眾組織大聯(lián)合，毛主席還有工人價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關于促進大聯(lián)合的一系列講話。關于“抓革命，促生產(chǎn)”的講話、指示、文件就更多了。約1969年，全國已基本上業(yè)余鬧革命，文革事實上基本已結束，上述長篇反文革的文章，也承認這個事實。如果對以上這些事實，沒有實質性的爭議，則把死人的責任推給毛主席就毫無道理。從法律角度講：是對毛主席的誣陷、栽贓、陷害。

還是那篇達20來萬字的反文革的文章中，有關于“前文革”有這樣一段話：“劉、鄧派到基層的工作組，站在黨委一邊，把起來造反的造反派鎮(zhèn)壓下去，結果引起很多激進分子‘造反派’的不滿，激起很多矛盾和爭斗事件。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統(tǒng)計，工作組把10211名學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師打成‘反革命’”。

大家知道，他們僅干了56天，就打了這么多“右派”、“反革命”， 他們后來都是大力宣傳文革“迫害知識分子”的，而他們是無比“愛護知識分子”。在此算一筆帳：56天迫害了這么多知識分子，平均每天打了182.34個“右派”、46個“反革命”。 參照這個打法，文革10年，每年按365天計，則共3650天，就該打“右派”665541個(66萬5千多)、“反革命”167900個(16萬8千略少一點)，合計為83萬多，平均每校打34580個“右派”、“反革命”，即把當時全校師、生都打成“右派”、“反革命”還不夠，還得借調不少人來打成“右派”、“反革命”。假設當時全國為500所院校，則就該打成1729萬多“右派”、“反革命”。這還不包括中專、科研院所、縣以上政府機關和工礦企業(yè)等。這就是“精英”們大力宣揚的他們“不打擊、迫害”人的真相。可喜的是毛主席、黨中央及時發(fā)現(xiàn)了他們的暴行，并給予了迎頭一擊，沒有造成更慘重的后果。

為搞清問題，不妨以青海問題作個典例解剖一下。

青海省革命委員會的結案報告：

“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擁有十五萬余人的八•一八紅衛(wèi)戰(zhàn)斗隊等革命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傷革命群眾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眾一萬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被捆綁吊打的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勞動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青海省軍營會平反組1967年7月15日”。

“二• 二三事件”后，“青海省軍區(qū)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說：在省會西寧，有個自稱八•一八的造反組織，在北京來青海串聯(lián)的一些紅衛(wèi)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報》的一篇社論有問題，強行沖進報社。他們在里邊大搞打砸搶，對報社的工作人員實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們擁有從別處搶來的槍支彈藥，對向他們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部隊人員進行武裝威脅。……因此，西寧駐軍調集八個連隊對占據(jù)報社的鬧事分子實行武裝包圍，命令他們撤出報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壞頭頭，否則一切后果由他們負責。”“青海方面的報告說，占據(jù)報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圍他們的部隊開槍挑釁。部隊被迫進行武力還擊，一部分負隅頑抗的死硬分子已被擊斃，其余的人已被驅除報社，一場反革命暴亂已被平息下去了……”。 “三月初 ，總政要劉賢權、張江霖、趙永夫到北京參加軍以上干部會。劉、張是武裝押送來的，兩人在京西賓館惴惴不安了十幾天。趙永夫卻多次在會上介紹‘平定反革命暴亂’的經(jīng)驗。”

“青海問題的翻轉，源于中央文革的一個報告，戚本禹這樣回憶：

‘我們文革小組開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況，只看了趙永夫的報告。但不久，來信、來訪的人多起來了，有從青海逃回來的紅衛(wèi)兵，也有北京的學生家長。紅衛(wèi)兵有的送控訴信，有的送血書，家長則哭訴孩子去青海串聯(lián)生死不明。’‘關鋒也從紅衛(wèi)兵的來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慘案。我們倆人商量這件事，關鋒說：‘如果是林總表的態(tài)，主席會知道，因為這么大的事，林總一定會向主席報告；如果是葉帥表的態(tài)，林總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會知道。但也許他們要報告總理。這事大了，文革小組解決不了，得請尚方寶劍。’于是我們決定寫個報告給主席。’”

“3月11日，主席在戚的報告上批示：‘可以調查一下。如果是學生先開槍，問題不大。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值得研究了。’根據(jù)主席的批示，中央先后開了四次調查會。第一次是3月13日晚上，由戚本禹和關鋒向逃回北京的紅衛(wèi)兵了解情況。參加會議的都是在《青海日報》社現(xiàn)場的紅衛(wèi)兵，事情敘述得具體、真實。第二次是3月21日晚，有陳伯達、康生、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蕭華參加，調查的仍是逃回來的紅衛(wèi)兵。戚本禹說：這兩次調查會主要是圍繞主席提出的誰先開槍的問題進行的，調查的情況由我和關鋒向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作了了詳細匯報。他們聽得很仔細。在匯報會上，總理曾反復核對趙永夫組織專人，搜查八•一八組織的槍支、結果一無所獲的情況。他聽后嘆了一口氣，說‘義和團還有幾支鳥槍，可憐這些娃娃連義和團都不如，你干嘛還要開槍呢！’接著又問反映這一情況的學生姓名，用筆記下。”

“第三次是3月23日晚，總理主持，江青也參加了。調查對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駐青聯(lián)絡站、地院東方紅、北航紅旗赴青戰(zhàn)斗隊、外地赴西寧紅衛(wèi)兵紅旗造反團等組織的代表。調查會之后，總理留下康生、江青、葉群和小組成員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yún)R報。總理說，經(jīng)過幾次調查會，二•二三事件的主要問題都弄清楚了。主席所提的誰先開槍的問題已是一目了然。工人、學生根本沒有槍，就連趙永夫搜查了幾天幾夜也沒搜出一支槍，工人、學生也沒殺過人。開槍殺人的是趙永夫。事后又謊報軍情，假造林總回電，欺騙大家。康生插話說，趙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員劉賢權，又擅自調動野戰(zhàn)部隊開槍殺人，簡直無法無天。”

“第四次調查會是3月24日夜11點35分到25日凌晨，主持人仍是總理，江青、葉群、楊成武都來了。調查的范圍除前三次的人外，還有劉賢權、張江霖、楊植霖、高克亭、趙永夫、王昭、張曉川、張洪。這次會上，總理和趙永夫面對面地落實了一些關鍵性的情節(jié)。”

會議結束時，總理宣布了中央的決定：（一）中央軍委發(fā)布命令，由軍區(qū)司令員、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全權負責處理青海問題，并由蘭川軍區(qū)派負責同志協(xié)助。……（七）趙永夫隔離收審，張曉川、王昭隔離反省，聽候處理。”

“3月25日，中央決定下達，西寧市又一次開了鍋。八•一八成了堅定左派，捍衛(wèi)隊雖然沒打成反革命，但也是劊子手的幫兇，‘壞頭頭’們遭到殘酷批斗。”“一個月前拷打八•一八的種種殘酷刑罰，如今輪到了捍衛(wèi)隊。一次，近200個‘壞頭頭’被帶到‘烈士’墓地，通通下跪，打得血肉橫飛。

最慘的是‘走資派’，他們都被定為鎮(zhèn)壓群眾的黑后臺，橫遭摧殘。民族學院院長戴金璞，不堪凌辱，自縊身亡。”

“1976年后，青海形勢再次逆轉，葉劍英兩次指示洗恒漢作青海同志的工作，把趙永夫從監(jiān)獄放出來，給予平反。青海省軍區(qū)司令員張江霖和蘭州軍區(qū)司令員冼恒漢都堅持認為：趙永夫的事情是中央決定的，放趙應由中央下文。1979年3月，青海省委報請黨中央批準，撤銷了1967年3月24日《關于青海問題的決定》，并對由這一決定造成的冤假錯案一律平反昭雪。”“趙永夫獲釋后任北京軍區(qū)裝甲兵顧問，后以正軍職干部離休。”

“劉賢權和張江霖，1977年都被免去青海省的職務。張江霖同時免去省軍區(qū)司令員職務，行政級別由十級降為十四級，改離休為退休。”

青海軍區(qū)副司令員趙永夫，雖然頭上也有“老干部”、“開國功臣”兩頂桂冠，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xiàn)倘若確如孫言誠文章所披露的那樣的話，那這個趙永夫就是混進黨里、軍隊里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你看他，千方百計篡奪了青海軍區(qū)的領導權后，立即把無產(chǎn)階級專政變成法西斯與政，把擁有十五萬余人的八•一八紅衛(wèi)戰(zhàn)斗隊等革命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傷革命群眾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眾一萬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被擁綁吊打的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勞動的四千二萬七十九人。被迫害的還有支持“八•一八”革命群眾組織的領導干部，據(jù)孫文披露，原蘭州軍區(qū)司令員洗恒漢在《風雨八十載》中寫道：趙永夫在指揮開槍屠殺群眾后，還“搞了個尸體展覽”，“還押解著劉賢權（注：青海軍區(qū)司令員、黨委書記）張江霖（注：青海軍區(qū)副司令員）及其家屬到現(xiàn)場參觀、認罪，死難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幾歲的學生，尸體堆積如山，院墻上、木樁上、樹干上到處血跡斑斑，有的尸體還在燒燒，發(fā)出熏人的惡臭”——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由周總理宣讀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于青海問題的決定》是這樣下結論的：“經(jīng)向各有關方面進行了反復調查，青海問題的實質已經(jīng)基本清楚：第一、青海省軍區(qū)內部問題是個反革命政變。副司令員趙永夫玩弄陰謀手段，推翻了司令員、軍區(qū)黨委書記劉賢權同志的領導，篡奪了軍權。第二，趙永夫篡奪了軍權之后，勾結二0五部隊副主任張曉川，對西寧“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zhèn)壓，打死打傷革命群眾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歲的女孩開槍，逮捕革命群眾近萬人。第三，趙永夫謊報軍情，欺騙中央，蒙蔽群眾，所謂“八•一八”等革命群眾組織擁有大批槍枝，并首先開槍，毫無根據(jù)。經(jīng)向在場的許多革命群眾調查，守衛(wèi)青海日報社的“八•一八”群眾，并沒有槍枝。趙永夫等人派了專門小組進行調查，亦未搜到一枝槍。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書記王昭直接有關。（五）人民解放軍是偉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制造的，廣大的當?shù)伛v軍的干部和戰(zhàn)士是沒有責任的，一切革命群眾同人民解放軍當?shù)伛v軍緊密團結起來，堅決打擊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

(注：以上參見2010-12-1  云鶴：“‘文革’史的研究，心須‘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從‘文革中的青海二•二三武斗慘案’的真相所想到”一文。文中介紹的事件經(jīng)過，沒有見說有分歧，但對事件性質有兩種觀點，包括周總理同葉劍英兩人對立觀點，有異議者請查看全文)。

另外，周總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發(fā)言說：“(1)、葉劍英派工作組，好多都派到肖望東那里去了，所以肖望東對主席那么兇；(2)某某也是二月逆流的一部分，是跟葉參座的；(3)、二月大鬧懷仁堂后，17日某某起草鎮(zhèn)壓群眾的傳單，葉劍英修改后，還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后果由你們負責’，用飛機大量散發(fā)。接著就抓人，抓了十萬人，還說少。軍隊剛開始發(fā)動群眾。黃新廷和李井泉勾結在一起，來了個鎮(zhèn)壓運動。于是萬縣就開了槍，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還有小孩子，這亊葉劍英也是有責任的；(4)、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沖軍亊科學院(王樹聲同志為保護檔案)，大字報也上亍了，葉是知道的，他沒有制止。葉向真用綁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鐘時間，就把彭真、羅瑞卿搶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國綁架，……；高干子女作壞亊，就是高干縱容的。陳云的女兒陳偉力，徐向前的女兒徐魯濱，反動得很，現(xiàn)在還直接攻擊毛主席，…；(5)、趙永夫是副司令員，把司令員劉賢權同志關起來，23日鎮(zhèn)壓群眾，《青海日報》的‘8.18’給圍起來，打死300多人，葉劍英還打電話祝賀，說他們打了勝仗。趙永夫倒(謊)說是林副主席祝賀的。2月開軍委以上干部會，就是要糾正他們的錯誤，但葉劍英還把趙永夫找來介紹經(jīng)驗，中央看了不對頭，林副主席講了話，才制止了。”

以上從事發(fā)過程，尤其是周總理親自領導下進了多次慎密調查研究，而作岀符合事實的處理結論，并在八屆十二中全會嚴勵揭露了類似嚴重問題。正因這些事實真相的逐步敗露，因此某些文痞，來了個急轉彎，急轉成這些文痞短期內岀了好幾本攻擊、誹謗周總理的書，有的竟是中央文獻出版社岀版的，如《新發(fā)現(xiàn)的周恩來》。這一動向，很值得注意。這伙資產(chǎn)階級文痞們，正如齊婕雯同志所說：“有人認為，文革…沒有把工農(nóng)群眾主導國家政治的理想作為一種機制予以制定并傳遞下來。那么，中國的當今憲法上規(guī)定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無產(chǎn)階級專政’等，這可是憲法上的機制呀！……，為何敢于和憲法作對說‘不論姓資姓社’呢？可見‘機制’這個東西，在中國的當代政治文化里，是可以被玩來玩去的，比妓女還不如”。當資產(chǎn)階級文痞們“擁護周總理”的假面具被揭穿以后，就顯出反周總理的真面目。

惲仁祥

2010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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