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毛主席嚴厲批評“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

—一宗不該出手時亂出手國際影響惡劣的涉外事件

鄒 一 民

毛主席歷來教導我們，在涉及我們的核心利益時，應毫不猶豫手軟，果斷出手，對一切來犯之敵堅決予以回擊。毛主席遵循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
　1949年4月下旬，解放軍百萬大軍準備發起渡江戰役，強渡長江天塹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我軍最高統帥部指示前線部隊：“凡擅自進入戰區妨礙我渡江作戰的兵艦，均可轟擊……但如外艦對我渡江在實際上無妨礙，則可置之不理。”在我解放大軍即將渡江的當天，解放軍最高統帥部通知渡江部隊，在長江中游弋的外國軍艦擋住我軍渡江前進的路時，用信號旗向軍艦發出警告，要求對方離開，如不聽警告繼續航行，可以開炮驅趕。之前，新華社還被授權發布公告，指令外國軍艦在4月20日前撤離長江。解放軍炮兵部隊受命負責執行封鎖長江的任務。4月20日，國共兩黨談判破裂，解放軍渡江戰役正式展開。
4月20日拂曉，英國遠東艦隊的一艘1500噸級驅逐艦“紫石英號”(HMS Amethyst)倚仗著皇家海軍昔日海洋霸主的地位，仍然高掛米字旗在長江水域中耀武揚威地從上海駛往南京，替換停泊在南京的“伴侶號”驅逐艦(HMS Consort)。英國遠東艦隊繼承英帝國主義的霸道衣缽，傲慢地把解放軍視作喪失了民族尊嚴、腐朽沒落的晚清王朝政府、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認為解放軍炮兵部隊不敢向英國軍艦開炮，所以膽敢闖入解放軍渡江戰區，橫擋在解放軍渡江大軍面前。駐扎在江蘇泰興的負責封鎖江面任務的解放軍炮兵部隊發現了由下游上駛的英國“紫石英號”軍艦，立即發出警告，但“紫石英號”不但不返航或停航，反而不顧警告繼續加速上駛。解放軍炮兵部隊隨即開炮，“紫石英號”也開炮還擊。在歷時數分鐘的炮戰中，“紫石英號”艦橋被直接命中，前主炮被擊毀，艦體被洞穿，船舵被卡死失去方向控制，“紫石英號”轉向南岸，錯誤地駛入一處淺灘擱淺。英艦掛起白旗，解放軍隨即停止炮擊。這是自1840年以來中英作戰史上英帝國主義的軍艦第一次對中國軍隊打出白旗。正在南京江面游弋的另一艘英艦“伴侶號”慌忙急馳鎮江，妄圖救援“紫石英號”，我軍當即對其炮擊。受傷的“伴侶號”自知難敵解放軍的炮火，開足馬力逃往江陰。
    在此順便插敘一件事。1927年3月24日，國民革命軍北伐軍擊潰北洋軍閥直、魯聯軍占領南京后，美、英、法、意、日等國增兵上海并調集軍艦去南京江面進行威脅，企圖阻止革命的發展。當晚，英美帝國主義借口僑民和領事館受到“暴民侵害”，下令炮轟南京，打死打傷中國軍民兩千多人，損毀無數房屋財產。事件發生后，美英等國繼續向中國增兵，同時還向中國提出懲兇、通緝、賠償等無理要求。3月30日，國民黨政府就“南京事件”向美英帝國道歉、賠款，并以槍殺中國人“謝罪”。隨后，國民黨政府與法、意、日等國達成同樣協議。
1949年4月20日，英國皇家海軍遠東艦隊總司令部獲悉兩艘軍艦在長江與人民解放軍交火并遭受重創后，當晚決定派英國海軍遠東艦隊副司令亞歷山大•梅登中將(Alexander Madden) 率領由香港駛來的英國海軍“倫敦號”重巡洋艦(HMS London)與駐扎在上海的“黑天鵝號”護衛艦(HMS Black Swan)，狂妄地闖入解放軍渡江作戰的航道上，企圖以“倫敦號”掩護“黑天鵝號”將“紫石英號”拖出淺灘救回上海。這一行動顯然是一種挑釁行為。于是雙發再次發生激烈的炮戰。在解放軍猛烈炮擊下，英國兩艦皆中彈累累。“倫敦號”多處中彈，艦橋被擊中。重創的兩艘英艦被迫放棄援救“紫石英號”的企圖，掉頭返回上海逃出長江水域。若“倫敦號”和“黑天鵝號”繼續強行上駛，武力劫奪“紫石英號”，解放軍渡江指揮部必定下令堅決擊沉這三艘英國軍艦。后來，擱淺的“紫石英號”軍艦在一場臺風登陸過后，利用江水上漲的機會逃逸駛出了長江口。

回顧中國的百年近代史，從滿清政府，到各北洋軍閥政府、到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哪一朝政府不是在洋人面前極盡奴顏婢膝之能事？在1949年的渡江戰役中，解放軍炮兵部隊痛擊了肆無忌憚的四艘英國戰艦。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軍終于打掉了西方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內河航運權”，100多年來中國人民終于揚眉吐氣，飽受列強欺侮的年代一去不復返了。

1957年11月毛主席去莫斯科參加《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大會》。訪蘇期間，毛主席會見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蘇聯領導人伏羅希洛夫、布爾加寧和米高揚等在場。毛主席說：“斯大林曾經擔心我過不過長江，擔心打過長江會引來美國人武裝干涉。你問問米高揚，（1949年2月，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受斯大林委托秘密訪問西柏坡時見過毛主席——筆者注。）我怎么對他講的？我說我們曾經遇到了外國帝國主義的武裝力量威脅，我們不吃那一套。我們攻打濟南、進入青島時，美國第七艦隊就沒敢動。我們打北平天津，駐在塘沽的美國艦隊沒有等到我們的部隊來，就帶上國民黨軍隊逃跑了。他們如果在中國的土地上打我們，我們就毫不客氣地消滅他們”。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后，背離毛澤東思想的“左傾”思潮一度空前泛濫，各項工作受到嚴重干擾，包括中國的外交事業。1949年中國共產黨打敗了國內敵人建立新中國后，毛主席開始將主要注意力轉移到國際領域，制訂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革命外交路線，提出了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奠定了新中國外交的基礎。文革中，有些極端分子否定建國17年來外交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認為17年來毛主席制訂、周總理執行的外交路線是一條所謂“三降一滅”和“三和一少”的路線。（“三降一滅”指，向帝國主義投降，向修正主義投降，向各國反動派投降，撲滅革命人民運動的烈火。“三和一少”指，對帝國主義搞和平，對修正主義搞和平，對各國反動派搞和平，對革命運動支持少。——筆者注。）激進分子急于盲目地推行“唯我獨革、四面出擊、打倒一切”的外交路線，主張應當“不怕反華，不怕斷交，針鋒相對，敢于斗爭”。 這種“左”傾冒險主義思潮形“左”而實右。這幫激進分子打著“紅旗”反紅旗，使得我國對外關系全面緊張。1967年一度出現混亂局面。
1967年夏天，極“左”思潮對我國外交工作的沖擊達到頂點，黨中央一度失去對外交大權的控制，這在新中國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當時除了與美帝、蘇修繼續保持相互敵視的態勢外，中國與印度、印度尼西亞、緬甸、柬埔寨、尼泊爾、蒙古、朝鮮、肯尼亞、英國等國家都發生了外交糾紛。有些偏激分子在群眾大會上公然高喊打倒外國政府的口號，有的甚至高喊要武力收回香港。制造了一系列不該出手時亂出手的重大涉外事件，嚴重損害了我國的聲譽和對外關系。毛主席、周總理及時排除“左”的干擾，扭轉了中國外交的被動局面，將極“左”思潮對我國外交的干擾和影響減少到最低程度。
在所有的外交糾紛中，最為嚴重的是所謂“三砸一燒”，即1967 年6 月17 日砸印度駐華大使館、6 月29 日砸緬甸駐華大使館、8 月5 日砸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和8 月22 日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注一）。其中影響最惡劣、行動最過激的是“火燒英國代辦處”。
下面專門談談1967年8 月22 日“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情景。

1966年5月，國內爆發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時中央對《新華社香港分社》（1997年香港回歸前，該機構并非是一家新聞單位，而是我國在香港的最高級代表機構，內部稱“港澳工委”。——筆者注）的指示是，文革只限在國內進行，香港地區還是英國殖民主義管轄的地區，不在我們黨的領導權利之內，所以香港不搞文化大革命。在我國派駐香港的金融、商貿、航務、僑務等機構內，都不搞文化大革命，并提醒他們不能自亂陣腳，讓英美帝國主義和臺灣當局有可乘之機。

1967年1月，《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對內是“港澳工委”書記——筆者注）來北京向國務院外辦副主任廖承志（負責港澳事務）匯報工作時說，《新華社香港分社》內有一些人在進行串連，醞釀“造《新華社香港分社》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周恩來總理知道后明確地正告梁威林說，我們在香港的黨組織和有關機構還在帝國主義統治下，在美蔣反動派的眼皮底下，誰也沒有發動群眾對領導造反的權利，只有全黨上下團結一致，警惕帝國主義反動派的進攻，保衛黨的革命事業，絕對不能奪權。誰知道是誰奪了我們黨的權。梁威林返港后向《新華社香港分社》人員傳達了周總理的講話，并號召大家要密切注意英帝反共反華動向，把要求參加文革的積極性引向反帝斗爭的正確方向。

5月6日下午香港九龍新蒲崗人造塑膠花工廠中國工人為反對資方加重剝削進行靜坐罷工，自發起來捍衛他們的正當合法權益。香港英國當局竟出動武裝警察和“防暴隊”對該廠工人及其家屬進行鎮壓，并逮捕了前往香港警署抗議的工會主席和工人代表。11日下午，香港英國當局再次出動大批武裝警察，多次使用警棍、防暴槍、催淚彈，并開來軍車和直升飛機，對赤手空拳的工人進行更大規模的鎮壓，逮捕了一些工人。港英當局的這一暴力舉措激怒了港九地區和大陸的群眾。香港工人舉行集會游行，堅決回擊港英當局的武力鎮壓。《香港夜報》、《田豐日報》和《正午報》等三家香港非左派報紙報道了這場反英抗暴斗爭，并刊登國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消息，鼓動香港民眾起來造反，成為香港的主人。

5月15日我外交部召見英國駐華代辦，面交外交部聲明，最緊急、最強烈抗議港英當局鎮壓香港中國工人和居民的暴行，要求港英當局必須立即停止法西斯暴行。5月26日，英國一艘航空母艦抵達香港，并進行“軍事演習”。

6月3日，王力領導下的《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題為《把英國殖民主義統治掃進歷史的垃圾堆》的社論，號召對港英當局發動全面斗爭，不獲全面勝利，決不罷休。

8月4日，北京市新聞界和電影界的造反派舉行《首都電影、新聞界支援港九同胞斗爭大會》，聲討港英當局的罪行。會前，中央文革代表關鋒和戚本禹同外交部代表“紅色外交戰士”姚登山（注二）進行了短暫的談話。講話中，關鋒和戚本禹對外交部的工作多加指責，鼓動姚登山“站出來革命”，支持激進派。

當談到對緬甸的新聞報道時，關鋒對姚登山說，關于緬甸問題，《人民日報》寫了一篇社論送外交部，然后外交部又另寫了一篇。外交部這篇社論旗幟不鮮明，戰斗力不強。最后總理還是決定用《人民日報》寫的。外交部打電話質問《人民日報》，為什么發表這樣一篇社論。緊接著，《人民日報》在新聞報道中提到了“打倒奈溫反動政府”的口號。外交部又打電話質問《人民日報》，為什么報道這樣的口號。這樣看來，外交部十多年來受劉少奇投降主義路線流毒是很深的。外交部領導思想上不是毛主席的針鋒相對、敢于斗爭的指導思想，而是怕。怕什么呢？怕影響兩國的友好關系。

談到北京外國語學院激進分子組成“揪陳（毅）大軍”在東交民巷外交部樓前安營扎寨、游行示威、沖擊外交部、堅決打倒陳毅外長等問題時，戚本禹對姚登山說，革命小將不怕困難，艱苦奮斗來揪陳毅，這種革命行動，總的講，這個大方向對得很。戚本禹接著解釋說，看了陳毅的材料，陳毅的問題是嚴重的。他應該下去，到群眾中去檢討和接受批判。為什么不下來？外交部領導思想上就是顧慮重重，害怕這個，害怕那個，甚至在挨罵的時候，自己還在那里說兩國友好關系。看來，今后外交戰線上的希望寄托在這些革命小將們身上。

8月5日，頭腦發熱的姚登山在外交部傳達了關鋒和戚本禹的講話。

8月7日晚，剛從武漢“英勇”受傷歸來的王力抱病在他的釣魚臺辦公室接見外交部姚登山和堅決“打倒陳毅”派的六位代表，拋出了他的“王八七講話”，矛頭直指周總理和革命群眾組織。這棵大毒草在外交部和外事系統掀起軒然大波，影響極壞，流毒深廣。

王力對這伙人說：“有人說你們方向、路線錯了，揪陳（毅）的大方向當然對。我看沒有什么過火的地方。文革小組對革命派總是支持的！”王力進而煽動造反派去奪屬于中央的外交大權。他說：“你們一月奪權，奪了多少權？業務監督權有多少？能監督得了嗎？部（外交部）黨委班子沒有動吧？革命不動班子？！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動還行？為什么不能動一下班子？”“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有掌，有點權才有威風。那么‘文明’啊？這是干革命！”王力還說，“外交部運動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別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數專家才能干。你外交就這么難？我看處理紅衛兵內部問題比這復雜多了。紅衛兵就不能干外交？”

8月9日外交部召開全體大會，傳達了“王八七講話”。之后，外交部的極“左”思潮更加泛濫起來，把動亂推向了頂峰。從8月9日到31日短短的二十幾天內，外交部接連發生了建國以來最為嚴重的政治和涉外事件。例如：
8月11日，外交部、北京外國語學院等外事系統三十多個造反派組織的一萬多人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批斗陳毅大會”。少數激進分子跳上講臺企圖毆打陳毅，被警衛人員攔阻。8月14日，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以及留學生中的造反派組織聯合砸了外交部政治部，篡奪了中央外交人事大權，成立“反迫害”大隊。19日，外交部激進分子假手北京外國語學院的激進分子“封閉”外交部部黨委，成立所謂“臨時指揮部”發布“通令”，宣稱“外交部一切黨政大權歸”造反派，強奪了中央的外交大權。據不完全統計，8月19 日至22日，外交部造反派擅自處理重大案件42宗，向我國五十多個駐外使、領館簽發通報，號召“打倒陳毅”， 篡改中央對陳毅“一批二保”的指示。 8月21日深夜，外交部機要局的極端分子沖入張聞天家，將張和他的夫人劉英劫持到外交部。23日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激進分子聯合召開《斗爭三反分子張聞天大會》，等等。后來毛主席1970年12月18日同美國友好人士斯諾談話時就說：“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涂。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現在再回過頭來接著談香港工人抗暴事件。

面對香港工人的正義斗爭，港英當局總督戴麟趾決定采取更加強硬的鎮壓措施。8月18日凌晨，港英當局分別逮捕《香港夜報》社廠胡棣周、《田豐日報》社長潘懷偉、《香港商報》總經理李少逸、《南昌印務公司》董事長翟曖暉等人，并查封了《香港夜報》、《田豐日報》和《正午報》。

與此同時，外交部西歐司港澳辦公室醞釀考慮采取應對措施。港澳辦公室的幾位激進分子跟國防部商量，建議派一個營解放軍逼近香港，抓香港兩個連作人質，跟香港當局交換被捕人員。他們的荒謬建議被國防部和總參駁回。因為開第一槍，放第一炮，動一個班是毛主席決策的大事。可是那幾位頭腦發熱的人還是杜撰出一篇“抗議照會”，強令港英當局在48小時內糾正一切錯誤，否則將遭遇回報，即所謂“四十八小時最后通牒”。外交部領導同意上報了。在忙亂中，周總理被迫無奈地簽發了。

 8月20日，外交部就香港抗暴斗爭向英國駐華代辦處發出照會：最強烈抗議港英瘋狂迫害香港愛國新聞事業。要求港英當局必須在48小時內撤銷對《香港夜報》、《田豐日報》、《正午報》的停刊令，無罪釋放19名香港愛國新聞工作者和三家報紙的34名工作人員，否則就要采取措施。

同日，北京第一機床廠、北京外國語學院、外交學院、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十幾個院校和單位的造反派在工人體育場召開了有數萬人參加的聲討大會，并成立所謂“首都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反帝反修聯絡站”，決定在英國代辦處門前召開“聲討大會”，并策劃“采取革命行動”。周總理聞訊后，緊急召見“反帝反修聯絡站”負責人，勸說他們不要這樣做。他們大耍兩面派手法，當面向周總理保證說：“我們將遞交抗議書，在英國代辦處門前集會，譴責英國人在香港的暴行，但絕對不沖進代辦處”。
8月22日傍晚，“反帝反修聯絡站”中的大專院校內的盲目排外的狂熱分子，打著“抗英斗爭“的旗號，聚集一萬七千多人包圍了位于北京朝陽區日壇公園附近的英國代辦處，在代辦處樓前召開“首都無產階級革命派憤怒聲討英帝反華罪行大會”。當晚10時最后通牒的時限一到，英國政府還不予置理后，大會以“英方逾期不答復最后通牒”為由，宣布采取“革命措施”。人群里頭腦發熱的偏激分子和別有用心的的狂熱分子呼喊：“沖進去！沖進去！沖進去！”隊伍出現了混亂，后面的人把前面的人擁擠沖向英國代辦處辦公樓，不理性的民族情緒蔓延起來。沒有嚴密組織的群眾，他們的舉止肯定是缺乏理智、授人以柄的。代辦處里面的英國人和中國雇員驚呆了。守衛代辦處的解放軍戰士見到局面失控，迅速臉朝外，手臂挽著手臂形成圓圈，禁止示威的人靠近大樓。一些偏激分子不顧警衛戰士的阻攔，打傷二十余名值勤的解放軍警衛戰士。22時40分，北京外國語學院和外交學院的激進分子率先突入。隨后，大批群眾沖擊代辦處正門，一些紅衛兵翻墻入院。10分鐘后，沖入英代辦處院內的群眾已達數百人。激進分子沖進代辦處的院子后開始點火。頃刻間，火焰騰升，東邊的辦公樓、汽車房、油庫及7輛汽車均被大火呑噬；西邊的宿舍、檔案室及2輛汽車也都被燒毀。消防車來了，由于集會群眾不聽指揮，消防隊員無法進入院內救火。北京衛戍區的戰士們奮力撲救，同時將代辦處的十余名英國外交官從烈火中救出，包括英國駐華臨時代辦唐納德•霍布森。局勢完全失控。高音喇叭多次廣播周恩來總理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命令肇事者撤出英國駐華代辦處，但沒能奏效。直到23日凌晨，那幫無法無天的人才陸續撤離現場。
根據《維也納外交關系公約》的規定，各國外交代表的館舍及其私人寓所不得侵犯。這是全世界公認的國際法準則。頭腦發熱的偏激分子無視國際法的準則和中國應保護外國在華外交代表館舍的規定，釀成了建國以來震驚中外“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嚴重涉外事件，破壞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外交路線，使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國際地位受到嚴重損害。這是建國以來發生的一宗最嚴重的涉外事件。

8月 23日凌晨，當周總理獲悉激進分子火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后，立即在人民大會堂緊急召見外交部掌權組織的代表以及北京外國語學院、外交學院等院校激進組織的代表，對他們提出嚴厲批評。周總理說：“火燒英代辦處是典型的無政府主義，任何外交行動應由政府決定，不能由群眾說了算；火燒英代辦處就使我們輸了理。”他還說：“你們是不是打算四面出擊，你們可以決定收復香港？你們把中央擺在什么地方？”“我和伯達、江青簽字的意見都不聽。你們是聽誰的？肯定外事口有敵人。要警惕。…… 他們想動搖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動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問題。可以肯定，他們是妄想。是蒼蠅碰壁。”“你們目無中央，是無政府主義。我們沒有料到你們會來這一手，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報告。你們(指外交部掌權組織)現在拿監督小組的名義發電報給國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數的。外交大權是毛主席、黨中央授權國務院來管，如果你們說國務院沒有這個權力，你們要直接行使這個權力，我今天就去報告毛主席”。

8月25 日凌晨一點，周恩來總理召見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上將，將王力“八月七日講話稿”交楊成武帶到上海轉呈毛主席，指令楊成武向毛主席匯報有關情況，并請主席指示。”當天上午9時，楊成武抵達上海后即向毛主席作了匯報。
8月26 日上午毛主席召見楊將軍，明確地說：“王力這篇講話極壞。”“會寫幾篇文章，膨脹起來了。”“要消腫。”“王、關、戚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處理”。 毛澤東主席批評王力8月7日的講話”是“大、大、大毒草”。 之后，王力、關鋒、戚本禹和姚登山等人受到懲罰。
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召開擴大會議。周總理等中央首長參加會議。北京市紅代會核心組、中學紅代會核心組和工代會等代表也參加了會議。會上，周總理提及香港抗暴斗爭時說：“我們不要受蘇修的挑撥，修正主義罵我們‘天天喊反修，連個香港澳門也不敢收回’。毛主席的偉大戰略步署，決不能讓一個小小戰場牽制，要打就大打，最后解決帝國主義問題。這個步署，現在每一步都做準備，不要到邊疆去沖，這個問題是毛主席經常在腦子里盤旋的，任何人都不要去干擾。估計形勢要把中國和世界革命聯系起來”。

對于極左思潮給外交工作帶來的嚴重干擾和破壞，毛主席早有察覺，并且及時果斷采取措施扭轉了外交領域的動亂局面。外交失控現象很快得到了控制。

1967年9月毛澤東主席從上海回北京后，外交部工作人員王海容和唐聞生向毛主席匯報外交部運動中的問題。王海容向毛主席反映火燒英代辦處做法不好時，毛主席肯定王海容的看法，并表示應向英國方面道歉。王海容回部后即向外交部領導作了匯報。

1967年10月，周總理在北京專門召見《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和副社長祁烽。周總理說，我最近問過毛主席，香港的形勢有沒有什么變化？有沒有需要作新的考慮。毛主席說，香港還是那個樣子嘛，沒有什么要改變嘛！所以現在非常明確了，毛主席根本一點沒有要改變香港地位的想法。香港搞的斗爭是城市盲動主義，違反毛澤東思想，違反了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外交路線，破壞了中英關系，并指示他們設法盡快恢復香港的社會秩序。

1967年12月1日，周總理在中南海接見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各方代表。陳毅副總理兼外長參加會見。周總理愧疚地作自我檢討說：“外交路線總的方針、政策、理論都是出自主席，但是我們執行的不是那么正確，有出入。（陳毅插話：還有違背的。）還有違背的。使館館長，大使參贊有責任。我們做館員的看到了沒有？所以我們要做自我批評。我不是說不應批判大使們，外交部還有錯誤嘛，往上推，還有我的責任。八月份四十八小時最后通牒，是我同意后送給中央的。主席為我開脫，說被迫簽字。但被迫簽字就說不過去。做為老黨員，王中琪、姚登山（當時領導外交部文革運動的負責人——筆者注）沒有拉著我的手簽字。我以為沒什么，簽了，發了。這個自我檢討不知我說了多少次，恐怕你們已經不愿聽了。有四十八小時要燒英代辦（處），沒有四十八小時他們也會找其他借口燒英代辦（處）。因為那天下午聽說要燒，就打電話，但不行。后來我和伯達、康生、江青、文革（小組）聯名打電話去還不行，阻擋不了。已經進去了。這怎么能說自己的思想成熟了呢？”
1970年4月11日周總理接見外事口代表談到“清查五一六分子”時說：“燒英國代辦處的，不能說都是壞人，絕大多數是出于愛國熱情，生英國的氣，因為不懂得外交政策，被壞人利用和煽動，我們已獨立了的，有政權。怎么能燒呢？……群眾不清楚，不能說參加燒代辦處的都是有五一六嫌疑，你得區別嘛！”
筆者認為，一萬七千多的參與者，可分為三種人：①示威群眾、②看熱鬧的起哄者和③別有用心的嫌疑犯。三種人員未必都有聯系，以大學生紅衛兵為主體的示威者不一定有暴力行為，有暴力犯罪的是第三種人。
1970年11月18日，周恩來總理關于清查“五•一六”工作時說：“……后來又利用了48小時的聲明，這個事我應該負責，我批了。不過他們總是要找借口的，不是48小時他們也要找別的借口。那個時候，香港當局封了三個報館，都是外圍的外圍。不是《大公報》，也不是《文匯報》。包括《晶報》在內，而且香港當局也只說封一年。事情沒搞清就送來批，制造借口。他們利用這個借口，搞了火燒英國代辦處，這是個陰謀。到現在還有人說火燒英國代辦處是民族義憤，有什么了不起！現在還這樣說法，不曉得是什么精神面貌！……主席和外國朋友談起“五•一六”，總要舉例講火燒英國代辦處”。

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極大地損壞了我國的國際聲譽，在對外關系上造成了難以挽回的惡劣影響，迫使我國政府付出重大代價以善其后。經周總理批準，外交部所屬外交人員服務局負責修繕英國駐華代辦處被燒毀的辦公室。1971年2月修復房屋工程峻工。24日，英國代辦處為修復遷居舉辦招待會。周總理指示時任外交部歐美司（全稱為“西歐美洲司”）司長章文晉向英國代辦當面表示：“1967 年火燒英國代辦處是一小撮壞人干的，中國黨和政府都不贊成。現在，我們給你們修復了，你們遷入新居，讓我們舉杯慶賀。”

在那次喬遷招待會上，章文晉司長怕被認為自己“右傾”，沒敢在有許多外國使節出席的外交場合說出這番話。事后，周總理得悉章文晉并未向英方道歉后，便立即召見外交部領導和當時參加招待會的同志，對章司長進行了“嚴肅批評”。周總理說，毛主席幾次都說火燒代辦處是壞人搞的。火燒英國代辦處大樓是當時一小撮壞人干的，中國黨和政府都不贊成。對這件事應公開向英方作出解釋，當著其他外國大使的面也可以講嘛!他還批評章文晉說:“你本人也是極‘左’思潮的受害者嘛，這些話你為什么不說？當著其他國家的大使說有什么要緊？而且還應該大聲說！毛主席幾次批評火燒英國代辦處的講話你們都學了，學而不用、不去實踐，這就叫極‘左’思潮的影響嘛！我們在外交關系上要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雙方是平等的。人家來到我國，我們用壓的辦法是不對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們的同胞，那是不對的，但不能因此而燒它的代辦處。你搞他，他可以報復，那只能破壞外交關系，甚至斷交。”（1967年8月29日，為了報復8月22日“火燒英國代辦處”，一些英國民眾到倫敦我國駐英國代辦處進行挑釁。在英國警察偏袒下，英國示威人士揮舞大棒等器物毆打我方外交人員。我國代辦處三人受重傷，十多人受輕傷。我國駐英國代辦處受到英方的報復。——筆者注。）

1971年3 月2 日晚，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英國新任駐華代辦譚森，公開表示道歉。他說：“英代辦處房子是被壞人燒的，中國政府是反對這種做法的。那天晚上，以我為首的幾個人聯名廣播勸包圍英代辦處的人不要沖、燒，但是那些壞人不聽。你們的代辦后來由解放軍保護起來了。我們祝賀你們搬回新居，修復費用由中國方面負擔。”英國代辦當場表示理解和感謝。
經過不懈努力，我國擺脫了“文革”對外交工作的惡劣影響，逐步打開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進入上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外交戰線上出現了大轉折。1971年10月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驅除國民黨代表、恢復我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還未與我國建立外交關系的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之后，世界各國掀起了與新中國的建交熱潮。這是新中國國際關系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標志著一個自強自立的新中國正式走上世界舞臺，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其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至1976年，我國已與111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當時全世界有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筆者注。）中國作為大國的地位受到國際上的承認，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這一切為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巨大的商機。

附注
注一：新中國成立后，1950 年1 月英國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1954 年6 月17 日，中英雙方同意建立代辦級關系（半外交關系），中英兩國在對方的首都建立代辦處。1972 年3 月13 日，中英兩國才將兩國的外交關系升格為大使級（全面外交關系），建立大使館。

注二：文革時，姚登山擔任中國駐印尼大使館臨時代辦。當時他是大使館的第一把手，帶領大使館全體人員堅強勇敢地反擊印尼反動派的抗暴斗爭。1967 年4月底回國后被媒體譽為“紅色外交戰士”。是年5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受到毛主席的接見。在“左”傾思想的影響下，他利令智昏，對抗中央的指示，盲動“造反”，堅決“打倒陳毅”。1967年9月王關戚垮臺后，姚從“紅色外交戰士”突然一下子淪落為一名“階下囚”，被關押了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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