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崔奇——毛澤東關注
《人民日報》的國際宣傳
崔奇，1927年生，吉林市人。1946年起從事新聞活動，先后在《遼東日報》、《安東日報》、《東北日報》、《長江日報》、《人民日報》工作。曾任人民日報評論員、國際部領導成員。從4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撰寫有關時事問題和國際問題的文章達300篇， 100萬字。近年來主編有《周恩來政論選》、《我國的改革是一場新的革命》、《東歐劇變的歷史反思》等。
國際宣傳是毛澤東關注的重點問題之一。崔奇同志參加過諸如中蘇論戰的“前7篇社論”、“九評”、“兩論尼赫魯哲學”等著名評論和文章的起草工作，對當年毛澤東如何指導《人民日報》的國際宣傳了解較多，體會頗深。
訪問人：作為中央黨報的人民日報的國際宣傳，從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葉的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始終得到毛澤東的關懷和指導。在您看來，這種指導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崔奇：我認為，第一，毛主席、黨中央在不同時期對國際局勢及其演變的基本估計和處理國際外交關系所采取的政策與策略，包括對戰后世界基本矛盾與政治格局的分析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制定，對我們黨報工作人員觀察和研究國際問題，進行國際宣傳和國際評論工作，具有根本性的指導作用。
第二，在這四分之一個世紀中，人民日報為配合外交活動和國際斗爭而開展的歷次重大的國際宣傳活動，包括50年代初關于中蘇友好、抗美援朝和日本問題的宣傳，50年代中后期關于支持民族解放運動、召開日內瓦會議與亞非會議和關于臺灣海峽局勢的宣傳，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關于中印關系的宣傳， 60年代關于中蘇分歧的宣傳， 70年代初關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正義斗爭、實現中美中日關系正常化和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合法權利的宣傳，都是在毛主席、黨中央的部署和指導下進行的。這些氣勢恢宏的宣傳，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廣泛反應，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第三，在這期間人民日報發表的有關國際問題和國際關系的重要社論和編輯部文章，都是經過毛主席親自審定的。據統計，從1950年至1976年，經毛主席審閱的人民日報社論和文章共計115篇，其中40余篇是有關國際問題的。
第四，毛澤東同志不但細心修改人民日報送審的評論和文章，而且經常教導編輯部工作人員如何寫好政論文章，包括國際政論。還有的政論文章就是經過毛澤東口述，由編輯部工作人員執筆寫成的。毛澤東本人是馬克思主義政論家和文章大家，他對于人民日報起草的文章所作的修改，對于應該怎樣寫文章的一些談話，體現了他對寫作規律和政論藝術的深刻把握和豐富經驗，對我們尤其珍貴。
訪問人：回顧毛澤東對人民日報國際宣傳的部署和指導，您認為他對人民日報國際宣傳工作及其風格特點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崔奇：根據我個人的體會，概括起來說，就是：調查研究，注意動向，獨立思考，掌握主動，抓住時機，發揮效力，高屋建瓴，調動全局。
訪問人：您可以具體地談一下毛澤東在這方面作過一些什么指示，提過一些什么意見嗎？
崔奇：可以。 1958年9月，毛澤東同志把總編輯吳冷西找去，作過一次談話，特別提到國際宣傳問題。他說：對國際問題應該有研究。有一定的看法，不要臨時抱佛腳，發表感想式的意見。對許多國際問題都要有基本的看法，應該有比較深刻的議論。現在對國際問題的意見，有些是感想式的。同年10月，他又說：可多同一些有見解的人交換看法，慢慢形成比較符合實際的觀點，遇到國際上突發事件，就不致惶惶無主，就可以抓住時機闡明我們的觀點。他還提出，搞新聞工作，光務實，不務虛，不好。有了看法，有了意見，就要找機會、找題目發揮。這些談話，表達了毛澤東同志對人民日報國際宣傳總的要求。
訪問人：國際風云變化無常，搞國際宣傳需要注意掌握政治動向，毛澤東在這方面有些什么指示，您能舉幾個例子加以說明嗎？
崔奇：毛澤東同志多次指示，研究國際問題，要注意抓動向，并強調抓動向要下功夫，要善于抓。1958年10月28日，吳冷西傳達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你們編報的人要懂得抓動向。看起來，現在還不懂。比如杜勒斯 9月30日談話，有從臺灣海峽局勢中脫身的味道，這就應當引起我們注意。同年12月13日，吳冷西又傳達說：毛主席很注意杜勒斯11月18日的講話，認為他很清醒，不是信口開河。當然他有他的觀點，有些對我們的誣蔑，但他有他的政治經濟學。他講的六大變化值得注意，是對世界面貌的概括。〔注1〕
毛澤東同志所以注意研究對方的重要談話，從中抓住政治動向，一是為了據此考慮我們需要采取什么樣的政策，二是為了考慮針對這種動向如何進行我們的國際宣傳。善于利用反面教材，是毛澤東的一種宣傳藝術和政治藝術。他多次提議把對方的講話或材料在報上刊登，甚至全文刊登，這樣既可以使讀者群眾了解政治動向，又可以運用這些材料進行對內對外的廣泛宣傳工作。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同志敏銳地抓住美國國務院發表中美關系白皮書這件事，親自執筆，一口氣撰寫了5篇評論，為我們樹立了抓動向，抓時機，抓題目，加以發揮，造成巨大宣傳效果的典范。
訪問人：毛澤東、周恩來同志都非常重視研究對方的重要講話和國際間的新聞報道，通過這些材料來觀察和把握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的動向。您可以再舉一個例子嗎？
崔奇：還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1971年7月6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在堪薩斯城發表的一篇演說，他提出以世界上5個力量中心為基礎的新的國際秩序正在形成的觀點。這篇演說立即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特別注意和重視。7月9日基辛格來華，周總理在同他會談時，花了不少時間表示他大致上同意尼克松總統7月6日演說中所列舉的一些觀點。有趣的是，基辛格卻對他們總統的這篇演說的內容一無所知，搞得他十分尷尬。據基辛格說，還是“第二天早上，周恩來以他特有的作風，派人將他作了記號的那篇英文演講稿連同我的早餐一起送來，不過請我看完之后還給他，因為他只有這一份。”（見《白宮歲月》第3卷，第22頁。）
訪問人：毛澤東很強調報紙宣傳包括國際宣傳要掌握主動權，您對這個問題有些什么體會？
崔奇：毛澤東同志部署國際宣傳，像他指揮戰爭一樣，歷來強調掌握主動，不要被對方牽著走，也不要為形勢所迫，采取被動應付的姿態。不論就一個時期國際宣傳的部署來講，還是就一篇政論文章的寫法來講，都要站得高，看得遠，全局在胸，調動自如，形成一種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氣概。
怎樣才能掌握宣傳上的主動，造成高屋建瓴之勢，關鍵在于：一要理論聯系實際，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分析國際形勢和國際關系的新情況；二要知己知彼，既要敏銳地掌握國際動向，又要準確地體現我們的方針政策，從而使我們的宣傳報道和評論文章具有較高的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毛澤東同志多次講，報紙宣傳，一個時期要有一定的方向，要有中心的思想，把大家注意力集中起來。1957年12月，他曾批評當時的人民日報不是一流報紙，因為不談理論，不談思想。他說，人民日報的重要評論應有理論色彩，要提到理論高度和政策高度，有較強的思想性。這些意見，也適用于國際宣傳和國際評論。在毛主席、黨中央部署和指導下的一些國際宣傳和評論文章所以能夠在國際上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其根本原因就在這里。
訪問人：要掌握主動，就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而不能仰俯隨人， 50年代中蘇友好時期我們的國際宣傳是否有過這種不正確的傾向？毛澤東對此有過什么指示？
崔奇：在50年代，我們的國際宣傳要掌握主動，必須解決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不能盲從蘇聯。當時，中蘇關系友好，我們黨提出向蘇聯學習的口號。在國際宣傳方面，我們這些工作人員就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追隨蘇聯《真理報》和塔斯社的調子，甚至在文風上也受他們的影響。毛主席及時地提出我們在外交上和國際宣傳上都要堅持獨立自主的思想。1953年3月25日，鄧拓同志傳達：毛主席談過幾次，要求報紙執行，國際宣傳的專欄不能只有一個綱領，即馬林科夫報告中的綱領。1956年4月，毛主席在一次省委書記會議上談到國際關系時又指出：不要盲從，但不是說蘇聯沒有東西可學，凡是適合的都要學，不只蘇聯，其他的也要學。要平等，不要站不起來，也不要翹尾巴。“不要站不起來”，這句話形象他說明了不可仰俯隨人，而要堅持獨立自主，獨立思考。很明顯，如果遇事隨聲附和，亦步亦趨，那就等于喪失了自己對國際事務的發言權，更談不上在國際宣傳上掌握什么主動，采取什么高屋建瓴之勢了。
1958年3月9日，吳冷西傳達毛澤東同志對報紙宣傳的意見，進一步強調了要堅持獨立自主的思想。毛澤東說：蘇聯的經驗只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把蘇聯的經驗孤立起來，不看中國實際，就不是擇其善者而從之。辦報紙，搬《真理報》的一套，不獨立思考，如像3歲小孩子一樣，處處要扶，就會喪魂失魄，喪失獨立思考。
訪問人：國際宣傳具有時效性，是它的一個特點，毛澤東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崔奇：是的，國際宣傳和國際評論的特點之一，是有很強的時效性。該講話、該寫文章時就動作要快，如果拖延時日，喪失時機，就不僅要影響輿論的力度，而且反應快慢本身就是態度和政策問題。因此，要掌握宣傳上的主動權，就要講求時效性。毛主席和周總理過去布置人民日報寫的許多國際評論（不是全部）往往是“十萬火急”的，而我們評論工作人員卻往往不能得心應手地完成任務。有幾件事，至今記憶猶新。1958年7月13日晚上，毛主席看到亞洲某個國家人民推翻封建王朝的正義斗爭取得勝利的消息，立即布置人民日報寫一篇社論要明天見報。胡喬木同志為此趕到報社來，先是讓國際部值班同志起草這篇文章，他坐等審閱發排，但過了一些時候，那位同志還沒有寫好，喬木同志急不可待，就自己拿起筆趕寫了一篇，這樣才完成了毛主席交代的任務。1970年12月，東歐某個國家發生政治風暴，我們本想看一看再說，不料12月21日晚毛主席決定人民日報立即寫一篇評論要明天見報，我們在沒有思想準備的情況下集體趕寫了一稿，送到周總理那里已是后半夜，幾乎耽誤了發表時間。教訓就在于我們未能敏銳地抓住動向，抓住時機，從而在精神上和工作上陷于被動狀態。掌握宣傳上的主動權，當然并不是說要事事表態，天天講話，也不是對于國際上發生的任何重大動向都要趕快發表意見。毛澤東同志說過，寫評論要結合氣候，看得準，抓得準，還要轉得快。這也是要掌握主動的意思。總之，需要講話時講，是主動；不需要講話時不講，也是主動。例如，1965年印度尼西亞事件，我們曾準備了一篇文章，毛主席決定不發。 1971—1972年間，中美開始接觸，調整雙方關系時，毛主席指示，中美關系問題不寫文章。70年代毛主席根據他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指示對第二世界的國家不要批評或少批評，但“四人幫”歪曲毛主席關于宣傳上要掌握主動的思想，借意大利人拍攝的一部關于中國的影片發動一場大批判，受到毛主席的嚴厲指責。他說，這是小題大作，要立即停止。
訪問人：在“文革”期間，特別是初期，隨著極左思潮的泛濫，在國際宣傳中，包括人民日報的國際版上，曾出現了一種虛張聲勢，自我吹噓，夸大其辭，空洞抽象的文風。對于這種現象，毛澤東采取什么態度，提過什么意見？
崔奇：“文革”期間報紙上出現的這種惡劣的文風，實質上是極左思潮在報紙宣傳上的反映，是“文革”的錯誤思想路線的產物，因此“文革”的錯誤不糾正，這種文風也難以徹底糾正。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這種惡劣的文風也受到毛主席和周總理的堅決反對，因為它不僅損害黨報的聲譽，而且損害我國在國際上的形象。1967年12月至1968年4月間，毛主席關于對外宣傳問題作了三番五次的指示和批示。他說：對外宣傳要堅決地有步驟地進行改革，應注意自己的宣傳，不應自我吹噓，不應說得不適當，使人看起來好像有強加于人的印象。1968年5月29日，他再一次指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強加于人；第二，不要宣傳外國的人民運動是由中國影響的。毛主席還經常提醒我們，要反對大國沙文主義。1972年8月，周總理在外交部大使學習班上作報告時也說到：毛主席不贊成說過分的話。周總理把這種文風同極左思潮聯系起來，指出：極左思潮，幾個外事宣傳部門都沒有批透。極左，即形左實右，夸夸其談，空洞抽象，極端的話，形式主義的東西。他指示新聞單位要整頓文風。
訪問人：毛澤東本人是文章大家，他對于如何寫政論文章講過一些什么珍貴的意見？
崔奇：關于寫政論文章，包括國際政論，毛澤東同志的基本要求是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同時他又說，政論應當像政治，但不排斥抒情。要喻之以理，動之以情，既有說服力，又有感染力。毛澤東同志要求，首先要把事情交代清楚，切合實際。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說過：為什么寫的文章別人看不懂？就是沒有鉆進去，沒有掌握材料，沒有把每個問題都交代清楚。又說：寫文章是給人看的，一切問題都要有個交代，交代不出不要勉強，勉強寫出來就不能說服人家。為什么會勉強呢？就是對事情沒有真正的了解。有些文章沒有說服力。說明你對業務本身不了解，不認識，不了解群眾心理。
毛澤東同志在1958年10月間同吳冷西的一次談話中，以10月25日國防部《再告臺灣同胞書》為例，談了如何寫文章的許多道理。他說：你們報社不會寫文章，金圣嘆會寫。他談國防部文告的寫法是：
一、開頭提出問題，絕大多數人愛國。內容貫穿一個中心思想：中國人的事由中國人自己解決。要有內在聯系。抓住這個問題不放。應該像劉姥姥進大觀園，雖有穿插，但貫穿一個中心。
二、你們報社不會做文章，不會形象化。文告中不說“沿海島嶼”，而說“大、小金門，大擔島、二擔島”等等；不單說“供應”，而說“糧食”、“蔬菜”等等，都是具體的東西。現在你們寫文章大多是抽象的。
三、洋腔洋調，不知從哪里學來的。中國人寫文章卻沒有中國氣味。中國文字中，有的不一定要主詞、賓詞等。這是中國氣派。
毛澤東談文章，很講究氣勢。他強調文章要有個中心思想，而在章法結構上又能展得開，收得攏，波浪起伏，跌宕有致。1959年6月，他在審閱人民日報編輯部起草、經胡喬木大力修改和改寫的《西藏革命和尼赫魯哲學》一文時說：文章的提筆好，看起來一段段不相關，但有內在聯系。金圣嘆很講究文章的提筆。金瓶梅、紅樓夢也好，劉姥姥見鳳姐一段，開頭扯得很遠，但卻有聯系，扯得開，又收得回。
毛澤東同志很注重政論文章的標題以及文章的開頭與結尾。他在審閱修改我們的送審稿時，往往只改了一個標題，或者親筆在開頭或結尾的地方加一段話，從而使文章大為生色。
訪問人：毛澤東怎樣修改文章，包括標題和頭尾，您能夠舉幾個例子嗎？
崔奇：關于改標題。例如，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報社論的標題原為《堅持真理，團結對敵》，毛澤東同志改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注2〕并在送審稿上作了批語：題目似宜改一下，更為概括和響亮些。《九評》中最后一篇編輯部文章的標題原來只提“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毛澤東同志改為《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就顯得更有氣勢。
當然，也不是所有社論的標題都以更響亮和更有氣勢為最高標準。有時候，毛澤東同志反倒把看似生動的標題改為更平穩些。例如，人民日報1950年7月15日慶祝日共成立30周年社論標題原為《日本人民爭取獨立的道路》，毛澤東同志改為《慶祝日本共產黨的三十年》，并作批語：此件應以慶祝為主，故改了一個題目。這一改，看似平淡，實則在政治上更勝一籌，因為原題有在慶祝兄弟黨成立周年之際對人家的事情指手劃腳之嫌。1962年12月30日人民日報社論初稿的題目，陳伯達標為《陶里亞蒂的墮落》，在中央書記處討論時為鄧小平同志所否定，改為《陶里亞蒂同志和我們的分歧》，這一改，也看似平淡，其實在政治上和政策上要高明得多。毛澤東同志審閱這篇社論時作了批語：文章已看過，寫得很好，題目也是適當的。他特別肯定了小平同志標的這個標題。
關于修改文章的頭尾。例如，《九評》中第二篇文章，原來只是從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我們如何不同意，這樣開頭的，毛澤東同志卻在最前邊加了一大段話，指出：“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大問題，曾經引起了世界各國一切階級的反響，至今還在議論紛紛。各個不同的階級，代表各個不同階級的政黨或政治派別，意見不同。估計在本世紀內，這個問題還不可能作出定論……我們同蘇共領導人的爭論，是同一部分人的爭論。我們希望說服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進革命事業。這就是我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這個開頭，使整篇文章從而形成高屋建氟的恢宏氣勢。第八篇文章，也是在開頭的地方，毛澤東同志加了幾句話，說“本文想討論一個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問題，這就是所謂“和平過渡”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來，是由于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提了出來……。”這樣的文章開頭有如異峰突起，引人入勝。在1964年7月28日中共中央給蘇共中央的一封復信的結尾，毛澤東同志順筆寫了一大段話，并引用了宋人晏殊的詞句。在反復勸告蘇共領導不要召開分裂會議之后說：“如果你們不聽，一定要走絕路，那就請便吧！那時我們只好說：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這個結尾寓意深遠，耐人尋味，給這封后來公開發表了的復信增添了文采。
毛澤東怎樣修改政論文章，是一門大學問，可以寫成一本書，這里只是提一下給我印象很深的個別事例，而且只限于對個別國際文章與文件的修改。
訪問人：毛澤東對政論文章的體裁有何意見？
崔奇：毛澤東同志主張，政論文章包括國際政論的體裁要多樣化。他曾說解放前《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寫的通訊很有名，楊剛寫的美國通訊很有見地。在50年代時，蘇聯《真理報》有位專欄作家薩斯拉夫斯基，經常發表國際小品文、國際雜文。毛澤東對這種體裁也是欣賞的，并且說過，中國也應當有自己的薩斯拉夫斯基，自己的國際問題專欄作家。
訪問人：1958年毛澤東說過，要保持和發揚黨報的優良傳統，但別的報紙，如解放前的《大公報》，也有他們的好經驗，我們一定要把對我們有益的東西學過來。這是否表明毛澤東的辦報思想是開放的，主張吸取前人所創造的一切優秀文化成果？
崔奇：是這樣的。這里我可以轉述一下1958年春毛澤東同吳冷西的一次談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暢談了他對中國近代幾位資產階級革命家及其政論文章的看法和評價。他說：
鄒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筆直書，熱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淺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軍》就很好讀。章太炎前半生正氣凜然，尤以主筆《民報》時期所寫的文章鋒芒銳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為革命政論家。魯迅對章太炎的一生評價甚高，但對他文筆古奧，索解為難，頗有微詞。毛澤東談到章士劊，說他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論家，他的文章比太炎的好讀，沒有那么古奧、怪僻，也較梁啟超嚴謹而有條理。毛澤東對梁啟超有褒有貶，說他最輝煌的時期是辦《清議報》的幾年。那時他同康有為力主維新變法。他寫的《變法通議》在《時務報》上連載，立論鋒利，條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駢體、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傳頌一時。他是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毛澤東又說，梁啟超寫政論往往態度不嚴肅。他講究文章的氣勢，但過于鋪陳排比，他好縱論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給人以輕率粗淺之感。他自己也承認有時是信口開河。
毛澤東同志強調，寫文章尤其是政論最忌以勢嚇人，強詞奪理。做新聞工作既要知識廣博，又要避免膚淺，這不容易做到，但一定要努力學習做到。
毛澤東同志這一番議論，對于我們應該怎樣寫好政論文章以至怎樣搞好報紙宣傳和國際宣傳，都有很大的啟迪作用。
崔奇：最后我再講幾句。報紙宣傳和政論文章，特別是國際宣傳和國際政論，乃是時代的鏡子，歷史的量音，因此它總是帶有時代的特色和歷史的局限。隨著時代的前進、歷史的發展和國際形勢的變化，我們外事工作的方針政策以及國際宣傳的內容、形式和風格，都會隨之發展變化。但我相信，回顧毛澤東同志在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對人民日報國際宣傳的部署和指導，盡管這些回顧只是一些零星的片斷。我們還是可以從中獲得許多深刻的教益。
〔注〕1958年11月18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克利夫蘭教會全國委員會發表演說。他在談到“不斷變化著的世界”時說：
讓我首先說明促進變化的力量非常明顯的六個方面。
一、發生了從殖民主義變為獨立的變化。在過去十五年內，二十一個國家的七億人民贏得了政治獨立。這種趨勢將會繼續下去，并且會帶來許多新問題，因為給予政治獨立并不是結束，而是開端。它產生了新的責任、新的希望和新的危險。
二、在過去是一片凍土、人們無法到達的廣大地區發生了變化。北極和南極加入了我們的有生命的世界。北極現在提供了新的通道，而使人們可以很快彼此建立接觸。在南邊，地球物理年探索過的南極顯示了新的、令人興奮的為人類服務的可能性。
三、自然力量的世界發生了變化。原子的分裂顯示了新的力量來源，這種力量是如此強大，如此無處不在，因而意味著一場新的工業革命。這個新的力量也改變了戰爭的性質，而且如果原子戰爭不首先毀滅我們，它也將改變和平的性質。
四、我們頭上的天穹也發生了變化。以前對人類來說，“天空是不可逾越的。”現在科學正在開辟外層空間，它帶來的結果到現在為止我們還了解得不多，但是這些結果必定會為和平也會為戰爭帶來意義巨大的可能性。
五、國際社會內部也發生了變化。自稱在一切世界性組織中最富有“國際主義”色彩的國際共產主義，企圖用控制一切國家的政府的辦法來統一和協調這個世界。在一個世代內，它控制了大約九億人口（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十六個獨立國家的全部或大部分。它在大部分非共產黨國家里面都有一個有力的顛覆和宣傳機構。它正在竭力想把世界統一在它的統治之下。
在非共產黨國家內部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它們的人民珍視同共產黨統治下相容的寶貴的東西。它們在共同的危險面前趨向于團結一致，它是世界事務中的一支空前未有的凝聚力量。
六、所有這一切都要求世界社會從一個無政府的社會發展到一個有秩序的社會，以確保各種競爭性的努力將通過和平手段來進行，而不會引起一場可能會把我們大家都毀滅掉的戰爭。
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形勢發生變動的真正旋風里。
〔注2〕 1962年12月14日深夜毛主席審定人民日報這篇社論時，把標題改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15日晨，我值班安排一版版面時覺得這個標題不大好排版，如排成一條，文字較長，還有一個逗點，即使通八欄，字號也不可能很大；如排成兩行，前半句與后半句一長一短，又不對稱。我給吳冷西同志打電話，說明上述情況，我建議改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即加“我們的”三個字，去掉逗點，這樣可放大字號，排成兩行。我說電臺已對外廣播，但報紙尚未壓版，不知可否請示中央改一下。吳冷西同志說，請示已來不及，就照你的意見改，等主席起來時我再報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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