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姜思毅——
一座雄偉瑰麗的軍事理論大廈
姜思毅，1920年生，天津人。中將軍銜。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參加八路軍，歷任冀魯豫軍區宣傳部長，第二野戰軍師政治委員，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1983年后任解放軍政治學院副院長、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著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史》、《中國共產黨軍隊政治工作70年史》、《毛澤東軍事思想論》等。
誰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軍事家？姜思毅將軍以他多年的戰爭實踐和對世界軍事理論的精湛研究，告訴人們：你不必把眼光拋向太平洋東岸，也不用轉向大西洋西岸，他就在我們身邊，這就是毛澤東。
訪問人：記得您曾經講過：毛澤東在古今中外軍事家中是無與倫比的。我們想作為一個統帥，除了他能打勝仗，還必須有博大精深的軍事理論，這樣才稱得起是一位大家。您的結論是從這兩個方面考察而得出的嗎？您能不能比較展開地談一談毛澤東在世界的地位？
姜思毅：研究這個問題，是我幾年來的一個心愿。我正在寫一本書《軍事家毛澤東》。這里可以粗淺地談談我的一些看法。
訪問人：進入主題之前，您能否談談毛澤東軍事思想大體包括哪些組成部分？
姜恩毅： 1990年9月，我在全軍毛澤東軍事思想學術討論會的開幕詞中指出：“毛澤東軍事思想是一個博大精深的科學體系。這一體系，至少包括：（一）人民戰爭及其戰略戰術；（二）人民軍隊建設；（三）國防現代化建設理論；（四）戰爭觀及方法論，即毛澤東軍事哲學、軍事辯證法這樣四個組成部分。”在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關于我國國防建設和軍事建設的思想理論，為毛澤東軍事思想增添了新的時代內容。
訪問人：偉大的理論來自實踐。您能談談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實踐基礎嗎？
姜思毅：對。實踐出真知，實踐產生偉大的理論。戰爭實踐是各種軍事思想理論價值最公正的檢驗。
大家知道，戰爭是力量的競賽。據冒前享譽很高的一部世界軍事吏著作、美國人杜普依主編的《世界軍事史百科全書》統計，從公元前3500年到本世紀70年代，世界上發生過數干場戰事。其中，大多數是在力量對比上本來就強大的一方獲勝。這類勝方的軍事將帥及其戰爭指導藝術，很少能在軍事思想史上占得重要的席位。也有一些戰事，是在雙方勢均力敵的條件下發生的，這類戰爭獲勝一方的軍隊將帥及其指導藝術，大都能名垂軍事史冊。歐洲戰史上的古斯塔夫二世（30年戰爭中的瑞典軍隊統帥）、馬爾伯勒（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的英軍統帥）、彼得一世（俄瑞北方戰爭中的俄軍統帥）、弗里德里希二世（7年戰爭等戰爭中的普魯士軍隊統帥）、庫圖佐夫 （1812年俄國抗法戰爭的軍隊統帥）、納爾遜（15世紀初英法海上戰爭中的英方艦隊司令）、卡爾大公（19世紀初歐洲反法戰爭中的奧地利軍隊統帥）、惠靈頓（滑鐵盧之戰中的英軍統帥）、老毛奇（普法戰爭中的普軍首腦）、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法軍統帥霞飛和福煦、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德法戰爭中的德軍將領古德里安，蘇聯衛國戰爭中的軍隊統帥斯大林、朱可夫等人，便屬于這種情況。還有一些戰事，
則是以弱勝強性質的。唯有這類戰事獲勝一方的軍事統帥及其戰爭指導藝術。往往在軍事思想史上享有最高的榮譽。這類戰例、中國歷史上的我們比較熟悉，西方戰史上也可列舉出若干。最著名的，如希波戰爭中希臘聯軍統帥小米太亞得指揮的馬拉松之戰，雅典海軍統帥地米斯托克利指揮的薩拉米斯海戰，古希臘底比斯——斯巴達戰爭中底軍名將埃帕米濃達斯指揮的留克特拉之戰，古代馬其頓軍隊統帥亞歷山大三世指揮的伊蘇斯、高加米拉等次會戰、漢尼拔在布匿戰爭中指揮的特拉西米諾湖、坎尼等次會戰，拿破侖一世指揮的馬倫戈、奧斯特里茨等會戰。其中，后三位在西方軍事思想史上地位最高，分別被推崇為“戰爭之王”、“戰略之父”和“戰爭之神”。然而、與毛澤東及其軍事思想的戰爭實踐成就相比，不要說上述第二類人物，就是西方歷史上的“戰略之父”、“戰爭之神”們，在許多方面也顯得遜色一籌。
訪問人：何以見得呢？
姜思毅：僅舉幾例，就清楚了。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敵我力量對比的懸殊程度，為世界戰爭史上所罕見；戰爭的大部分時間里，我軍歷次重大作戰的兵力劣勢倍數，遠遠超過西方戰史上那些最著名的以弱勝強戰例。如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我中央蘇區頭四次反“圍剿”，敵我兵力分別為10萬人比4萬人，20萬人比3萬人，30萬人比不足3萬人，和50萬人比7萬人，平均比差為6.5倍，最大的一次達10.倍之巨。而馬拉松戰役弱強兩軍隊的兵力對比為 1萬人比4萬多人，留克特拉戰役為0.75萬人比1. 1萬人，伊蘇斯戰役為5萬人比10萬人，坎尼戰役為5萬人比8.6萬人，馬倫戈戰役為2.7萬人比3萬人，奧斯特里茨戰役為7.3萬人比8.7萬人。平均比差僅1倍多，最懸殊的一次也僅達4倍多。然而，在毛澤東等精湛戰爭藝術的指導下，我軍在長達20年的烽火歲月里，就是以如此劣勢的力量，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以弱勝強的戰場奇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親自指揮的中央蘇區頭三次反“圍剿”，分別殲敵1.5萬人、3萬人、3萬余人。同時期我鄂豫皖、湘鄂贛、川陜等根據地的反“圍剿”、反“圍攻”，抗日戰爭時期我八路軍、新四軍的大量戰役戰斗，解放戰爭時期我軍戰略防御階段的一系列大規模殲滅戰，也都是如此。如解放戰爭前期的蘇中戰役，我軍以3萬余人迎戰敵軍12萬余人，七戰七捷，殲敵5.3萬人。定陶戰役，我軍以5萬人迎戰敵軍30萬人，殲敵1.7萬人。陜北三戰三捷，我軍以3萬人迎戰敵軍26萬余人，殲敵1.4萬人。我軍以劣勢兵力，數十次、上百次地創造了戰績輝煌的戰爭奇觀。
訪問人：的確很說明問題。除了兵力上的對比外，還有其他可比之處嗎？
姜思毅：當然有。比如說武器的對比。西方戰史上的以弱勝強，其含義基本上限于兵力的以少勝多；雙方軍隊的武器裝備，則大都同屬一個水平。而中國革命戰爭除在軍隊數量方面長期處于敵眾我寡的地位外，在武器裝備上也處于敵優我劣的境況，是以“小米加步槍”對付“飛機加大炮”。特別是抗美援朝戰爭，我軍裝備較之過去雖然有所改善，但較量的對手是世界頭號帝國主義強國及其仆從，敵人除了原子彈，所有最現代化的軍事技術手段全都使用了。敵我雙方裝備優劣差距之大，遠非西方歷史上的戰爭所能相比。我軍人朝后的頭兩次戰役，便一舉打出了國威軍威，將已經把戰線猖狂推至我國國門之下的侵略軍打得風聲鶴唳，雪崩般地潰到三八線以南。兩戰共殲敵4萬余眾，其中包括美軍王牌陸戰1師等部所屬部隊。五角大樓驚呼，這是“美國陸戰史上前所未有的慘敗”。3年朝鮮戰爭較量的結果，擁有世界上最現代化武器的美軍，只能第一次在“沒有勝利的”停戰協議上沮喪地簽字。
訪問人：實踐證明，毛澤東軍事思想非常偉大。如果對比西方各種著名的軍事理論、軍事著作，毛澤東軍事思想又有哪些博大精深之處呢？
姜思毅：戰爭和軍事活動是一種極為復雜的特殊社會活動形態，涉及的問題十分廣泛。借用若米尼的一句話說，“至少有一千種因素與戰爭直接相關”。對于一種軍事理論來說，從本質上規律上說明的問題越多，越深刻，它凝結的真理性認識成果就越豐富，其適用范圍就越廣，對軍事實踐的指導作用就越大，其科學成就也就越高。在這方面，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成就，大大超越了中外以往的各種軍事理論。古代的軍事理論不說，僅以近現代西方比較著名的軍事學說為例。菲德烈二世的軍事理論，基本上限于戰術層次，為完善當時的線式戰術做出了貢獻。沃邦的學說主要是研究軍事筑城、射擊彈道等方面的技術學理問題，嚴格他說還夠不上軍事理論。勞埃德、比洛等人的軍事理論主要是研究戰前軍備建設、軍隊作戰隊形，作戰基地與作戰線的關系等軍事學術問題，大量觀點是形而上學的。拿破侖的軍事活動不乏偉績，但只留有百把條由別人整理的零散語錄，軍事理論上的成就甚微。吉伯爾特的軍事理論成就只是提出并論證了“公民軍隊”的思想，為法國大革命時期組建人數眾多的民族國家軍隊提供了理論準備。克勞塞維茨和若米尼的軍事理論，在內容的豐富性和思想的深刻性上大大前進了一步。不過，在有關戰爭和軍事活動的許多重要方面，卻留下了認識空白。德爾布魯克的軍事著作評述了大量戰爭史實，得出的本質性規律性認識很少。帝國主義時代以來出現的馬漢的海權論，史里芬的大迂回機動作戰理論，福煦的“短促戰爭”論，麥金德、豪斯浩佛的地緣政治論，杜黑的“空中戰爭”論，富勒的“九大軍事原則”說和機械化戰爭論，戴高樂、澤克特的“小型職業軍隊”說，貝當的陣地防御戰理論，魯登道夫的“總體戰”理論，利德爾·哈特的“間接戰略”論，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西方出現的新地緣政治學、核戰爭理論、有限戰爭理論、威懾理論、“特種戰爭”理論、“空地一體作戰”理論等等，有些雖然反映了現代戰爭和軍事活動的某些發展規律，但就它們所考察、所回答的問題范圍而言，也都是有限或比較有限的。毛澤東軍事思想則貫通古今，博采中外，由此而產生的指導理論，也就具有格外博大精深的特色。訪問人：這么說來，上述諸人在軍事理論方面多是解決了某一方面問題的專家，毛澤東則是對戰爭規律、戰爭本質都做出了全面回答的大家。
姜思毅：是這樣的。總觀毛澤東軍事思想這座理論寶庫，既有中國革命戰爭及其軍隊建設特殊規律的完整理論，又有關于整個戰爭和軍事領域一般本質，一般規律的大量普遍原理；既有作戰理論，又有建軍理論；既有關于武裝奪取國家政權的戰爭理論，又有關于掌握全國政權后進行國防建設的理論；既有關于人民革命戰爭的指導理論，又有關于民族解放戰爭和保衛國防的國際武裝斗爭的指導理論；既有“小米加步槍”條件下的戰爭指導理論，又有打現代裝備條件下戰爭的指導理論；既有對諸多軍事規律的深入揭示，又有關于如何研究和運用軍事規律的認識論、方法論；既有軍事戰略理論，又有統攝武裝斗爭和各種非武裝斗爭的綜合戰略（西方稱“大戰略”）理論：既有戰略防御理論、戰略進攻理論、戰略決戰理論和戰略追擊理論，又有戰役戰斗指導理論；既有游擊戰理論，又有正規戰理論；既有軍事工作理論，又有軍隊政治工作理論，以及軍隊后勤工作和軍事科研工作理論；既有戰時經濟工作理論，又有和平時期國防經濟和國防科技工作理論；既有常備軍建設理論，又有民兵工作理論。凡此種種，從各個不同層次和方面，揭示了戰爭和軍事活動中的本質和規律。如此豐富多彩的具理性認識成就渾然一體，構成了一座雄偉瑰麗的軍事理論體系大廈。
訪問人：毛澤東這位軍事大家是如何將軍事理論更加深化、更加系統化的呢？
姜思毅：軍事思想的根本作用之一，是幫助人們對戰爭和軍隊這一特殊的社會現象建立正確的總看法、總態度。所謂對戰爭的總看法、總態度，涉及一系列有關基本問題。如：戰爭的本質，戰爭產生和根除的社會歷史條件，戰爭的根源，軍隊的本質，軍隊的社會功能，軍隊結構及其作戰方式發展演進的基本前提，戰爭性質的區分標準，對戰爭應持的態度，決定戰爭勝負的諸因素及其相互關系，統帥人物與兵民群眾在戰爭中的地位作用，等等。正是在這些基本問題上，千百年來籠罩著種種認識迷霧。毛澤東則第一次完整而深刻地闡明了戰爭的本質。他指出：人類文明史以來的戰爭，從來是與政治緊緊相連的；戰爭本身就是一種流血的政治行為，用以掃除政治前進路上的障礙，障礙既除，戰爭結束。他又指出：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是貫徹于一切戰爭行動（從戰術到戰略）過程始終的根本軍事目的，也是戰爭特有的軍事本質所在。其中，消滅敵人是第一位的，非如此不能真正有效地保存自己。這一系列觀點，是迄今關于戰爭本質問題最全面、也最科學的完整看法。除這個問題外，毛澤東軍事思想對于戰爭和軍隊其他有關基本問題，也都給予了科學說明。所有這些，構成了一整套關于戰爭和軍隊問題的基本原理。而這些原理無論是從內容的完整性上看，還是從認識的科學性和觀點的明晰性上看，在中外軍事思想史上都是前人尚未達到的。實際生活表明，人們要正確看待戰爭和軍隊這種社會現象，并據以正確地進行軍事斗爭和軍事建設活動，毛澤東軍事思想的有關基本觀點，是迄今最可靠的認識支點和理論指南。
訪問人：據我們所知，關于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以及各種因素之間的關系，很多人有著不同的認識。而這個問題又是人們在戰爭中根本無法回避的大問題。請您談談，毛澤東軍事思想關于決定戰爭勝利的因素，做出了哪些高于前人的新的概括？
姜思毅：戰爭是一種極為復雜的矛盾對抗活動，決定勝負的因素歷來紛雜多樣。自軍事成為一門科學以來，人們一般都把有關因素歸結為兩大類，冠以不同的稱謂。如物質因素與精神因素，物理因素與心理因素，有形因素與無形因素，等等。不過，怎樣看待兩類因素的作用及相互關系，中外軍事思想界始終眾說紛壇。這個問題不解決，就不可能正確地進行戰爭準備和戰爭指導。在這個問題上，不少人各持一端，形成了兩種謬見。一種是極端夸大精神因素的作用，搞戰爭問題上的唯意志論。如歐洲中世紀把騎士們的“榮譽心”、“英武氣概”視為戰爭的第一甚至唯一的決定因素。俄國近代軍事思想代表人物之一的蘇沃洛夫，在戰爭已進入熱兵器時代的18世紀后期，仍然把“刺刀才是最光榮的，槍彈是最沒出息的”作為治軍作戰的格言。本世紀初，日俄戰爭決戰關頭，當前線俄軍亟盼彈藥補充時，大本營送去的卻是一節節車廂的神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軍國主義者信奉的“武士道”和德國納粹主義者鼓噪的“元首意志”說，更是把這種謬見膨脹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另一種則片面夸大物質因素的作用，搞戰爭問題上的機械論。這種思想有兩種主要表現形式。一種是單純根據雙方兵器兵力的數字簡單對比，斷定戰爭勝負，進行軍事決策。另一種是隨著軍事技術的日益發達、越來越大量出現的唯武器論、唯技術論。自工業革命時代起，每發明和應用某種新型兵器，從當年的遠程火炮、速射后膛槍、蒸汽鐵甲艦、飛機、坦克，到現代的核彈、導彈、電子裝備，幾乎都隨之出現一種相應的理論或說法，宣布這種武器的威力是無法抗御的，是決定戰爭進程與結局的最高主宰。這類觀點，客觀上有重視戰爭物質技術手段的一定合理成分，可以刺激軍事技術的發展；但把武器和技術的作用絕對化，這就走到了科學的反面。
關于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毛澤東提出了戰爭的“客觀物質基礎”和人的“自覺能動性”兩個新的軍事理論范疇。前者包括政治、軍事（軍隊的數量、結構、裝備等等）、經濟、科技、自然、國際援助等方面的條件。后者則不僅包括一般人所說的勇氣、士氣、指揮才能、軍事技能，還包括廣大人民支持和參加戰爭的熱情，官兵群眾的主動性、創造性。這樣兩個范疇的提出，是辯證唯物論在軍事認識領域的創造性運用。對這兩個范疇涵義的解釋，浸透著唯物史觀特別是群眾史觀的精神。毛澤東深刻揭示了兩類因素作用的實質所在。客觀物質因素為戰爭勝負提供了可能性，人的能動作用則在于把這種可能性變成現實，真正決出勝負。毛澤東指出兩類因素的作用關系是辯證統一的。客觀物質條件只有通過人的作用才能產生效用，人的能動性必須依據一定的客觀物質基礎才能發揮作用，人的因素與物的因素必須緊密結合起來，而不是彼此割裂，在一定的時間空間也各有側重。其中，武器是重要的因素，但決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這種強調人與物的結合，強調在一定物質基礎上充分發揮人在戰爭中的能動性的科學觀點，真正反映了戰爭勝負兩類因素之間固有的本質聯系。毛澤東還提出并闡明了戰爭中發揮人的自覺能動性所必須遵循的兩大原則，一個是不能超越既定的客觀物質條件去主觀地企求戰爭的勝利，必須而且可以在一定的客觀物質基礎上，能動地爭取勝利。再一個是必須堅持主觀與客觀相符合，戰爭指導與戰爭實際相一致。也就是自覺地按照客觀軍事規律辦事，不做一廂情愿的戰爭魯莽家。這些原則既拋棄了那種放棄主觀努力的機械論思想，又劃清了“能動”與“盲動”的本質界限，拋棄了一切不顧客觀實際的唯意志論思想，為人們正確發揮戰爭中的自覺能動作用，積極地爭取勝利，指明了根本途徑。最后，還需指出，毛澤東絕對不是不重視武器裝備、軍事技術的作用，尤其是建國以后，正是毛澤東特別重視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重視新式武器裝備的研制的。包括國防現代化在內的四個現代化，首先是由毛澤東提出來的。 1959年底至1960年春，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紀錄的論點匯編》中談到：“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早在1952年7月10日給南京軍事學院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訓詞》中，毛澤東強調提出：“……我們現在已經進到了建軍的高級階段，也就是進到掌握現代技術的階段”。1955年秋，劉伯承在南京軍事學院向高級系學員作報告中講到：毛澤東最近在北京與他說，過去我們講人的因素第一，現在還是人的因素第一，我們反對唯武器論；同時也必須重視發展新的兵器、新的科學技術，特別是空中的打擊武器。對于搞一點尖端武器，1958年，毛澤東要求“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兩次，也不是抓四次，抓它七八次”。1965年，他還認為：“三線建設，我們把鋼鐵、國防、機械、化工、石油、鐵路基地都搞起來了，那時打起來就不怕了。搞不成，打起來怎么辦？我們就用常規武器跟他們打。”
訪問人：以少勝多，以弱勝強，毛澤東一生打了不少這樣的漂亮仗，并因此而著稱于世。同時，毛澤東不僅善于作戰，而且善于總結。關于戰爭的強弱轉化規律和在戰爭中如何促成強弱轉化的行動規律問題，他是怎樣闡述的？
姜思毅：大家知道，戰爭矛盾運動的物質內容，表現為敵對雙方之間的力量競賽及其消長變化；運動的基本規律，是強勝弱敗。因此，古往今來，軍事家們無不力求在擁有強大優勢力量下進行戰爭。在包括孫武、克勞塞維茨和馬克思、恩格斯在內的千百軍事思想家的著述中，譬如“多兵之旅必獲勝”那樣的名言，可以說俯拾皆是。然而。對于交戰雙方力量的強弱地位在戰爭中的相互轉化問題，則很少有前人做過深入的理論探討和回答。毛澤東指出，戰爭是力量的競賽，但雙方力量的最初對比在戰爭中可以改變其原來的形態，這是因為，客觀物質條件所決定的戰爭力量強弱固然是賴以進行戰爭的物質基礎，但人在戰爭中的主觀努力即能動性，對戰爭力量的消長變化又具有反作用。由于敵對雙方的能動性在發揮的性質上（發揮得是否正確）和發揮的程度上（發揮得是否充分）存在著不同，所產生的反作用也就各不一樣。一般說來，凡是能夠正確而充分地發揮主觀努力的一方，可以推動戰爭不斷朝著有利于己不利于敵的方向演化，直至勝利。在人的能動作用諸因素中，對戰爭力量消長變化影響最大的，是對戰爭的主觀指導能力。戰爭指導能力高明的一方，即使起初處于弱小地位，但因其善于恰當使用既有力量，能使之最有效地充分發揮效用，就可以做到多打勝仗，少打敗仗，使己方的戰爭力量呈上升的發展趨勢。相反，主觀指導能力低劣的一方，即使擁有優勢的戰爭力量，但因其犯戰爭指導上的錯誤，戰場上不能充分地有效地發揮既有物質技術力量的效用，結果勢必是敗多勝少、敗大勝小，這就導致該方力量呈現向下的變化趨勢。當雙方戰爭力量這種此消彼長的變化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發生整體質變，強方變弱，弱方變強，戰爭勝負由此揭曉。毛澤東特別指出，從事正義戰爭的弱小革命軍隊，最有可能做到實現戰爭中的強弱轉化。這種可能性是由它自身的先進性質、戰爭的正義目的、以及由此而來的人的因素上的種種優勢所提供的。毛澤東軍事思想還進一步回答了戰爭中怎樣才能促成強弱轉化的行動規律問題。主要是：（1）制定并實行一條正確的戰爭指導路線。這條路線必須能夠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中的戰爭偉力，使之投入到正義戰爭方面來。做到了這一點，就可能使戰爭力量對比的天平，逐漸發生根本性的變化。（2）善于把武裝斗爭與各種非武裝形式的斗爭結合起來，從各個方面的努力中減殺敵人的戰爭力量、增加正義戰爭的物質力量。（3）在武裝斗爭中，善于巧妙地使用武裝力量，把戰爭總體上的以弱對強，變成各個戰役戰斗局部上的以強對弱。這種戰爭局部上的以強勝弱積累到一定程度，戰爭全局的力量對比就會由量變達成質變，最終實現己彼雙方戰爭力量的強弱易位，這是促成強弱轉化最主要的途徑。正義弱軍的一切戰略技術，都應著眼于此；一切非武裝形式的斗爭，都要為此做出配合。（4）建立鞏固的戰略基地，創造社會環境良好的戰場。有了這樣的基地和戰場，當強敵壓迫時就能有效地保存、積聚和發展己方的武裝力量；作戰時就易于造成戰役戰斗上的局部優勢和主動，達成集中兵力，以強殲弱。（5）制定并實行一條正確的建軍路線，把既有武裝力量建設成為一支軍政素質優異，凝聚力、戰斗力很強的軍隊。這樣，戰爭中就能以軍力質量上的優勢，彌補兵力數量上的不足，以政治精神上的優勢，彌補武器裝備上的劣勢，使己方武裝力量在作戰中能夠“以一頂十”。同時，利用并擴大敵方內部的各種固有矛盾，瓦解敵軍，使之軍心浮搖，士氣低落，離心離德。這樣，就能通過降低其軍隊質量、擴大其政治精神上的劣勢，折殺對方在軍力數量和武器裝備上的優勢因素。（6）善于以戰養戰，尤其是通過殲滅敵人，補充和壯大自己，使己方力量越戰越強。總之，通過上述各個方面的綜合努力，就能不斷推動并最后實現敵我戰爭力量強弱對比的總體轉化。
訪問人：毛澤東不僅是軍事家，也是哲學家，他最精彩的軍事著作，同時又是哲學著作。所以毛澤東在軍事辯證法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
姜思毅：準確他說，是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根據我軍武裝斗爭的實際，運用于指導戰爭，創立了迄今最完整可靠的戰爭和軍事問題的認識論、方法論。其思想要點包括：（1）戰爭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必須把它放到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社會矛盾運動中去考察。（2）戰爭有著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些規律是可以認識、可以用來指導戰爭和軍事活動的。（3）戰爭規律是客觀實際在人們頭腦中的正確反映，軍事實踐既是對戰爭規律認識的來源，又是檢驗這些認識的真理性程度的標準。認識戰爭規律，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不可或缺。尤其要重視通過自己的直接經驗，驗證前人已有的認識，從中吸收或拒絕有用或不適用的東西，增加自己所特有的東西。（4）戰爭規律有一般與特殊之分，研究戰爭必須著眼其特點和發展。不但要研究一般的戰爭規律，尤其要注重研究當時的特殊的戰爭規律，這樣才能發揮軍事認識對于具體軍事實踐的指導作用。（5）研究和指導戰爭的根本方法，是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從中找出其行動的規律，并應用這些規律于自己的行動。也就是說，戰爭認識的對象必須是雙方而不是單方、是各個方面而不僅是某一方面的情況；認識的任務在于從“情況”中找出“規律”；認識的目的必須落腳于指導己方的行動。戰爭迫使軍事家一旦發現客觀規律，就必須努力發揮自己的能動性，抓住規律，利用規律為各自的戰爭目的服務。（6）戰爭中的認識活動應當遵循辯證的邏輯程序。即在周到和必要的偵察基礎上，對偵察得來的情況進行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聯貫思索，做出正確的判斷，然后依次定下正確的決心，做出正確的部署。（7）計劃作戰和實施作戰是戰爭中認識活動兩個緊密銜接的前后過程。要根據第二個認識過程中不斷發展變化的客觀情況，及時修正改變第一個認識過程所確立的軍事計劃。如此循環繼變，不斷解決好主觀認識與客觀對象之間、作戰企圖與作戰實踐之間的矛盾，實現正確的戰爭指導。（8）研究和指導戰爭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具體來說，要反對下述傾向：明于知彼暗于知己，或者相反；離開客觀條件，毫無根據地瞎說盲干；把一時的情況或情況的某一側面，當做情況的總體；把軍事計劃建立在一廂情愿的基礎上，而不是立足最壞情況、爭取最好結果；受敵方的欺騙或一時表面情況的誘惑；受自己部下不負責任的、無真知的見的建議所鼓動；過于樂觀而隨之冒險，或者過于悲觀而隨之消極；客觀情況變化后仍保守原來的認識和戰法；把進攻與防御、內線與外線、集中與分散等矛盾雙方彼此割裂開來看待，不知道相輔相成地運用這些作戰形式和手段；照搬照抄外國軍事條令和自己過去的軍事經驗，等等。（9）研究軍事理論必須堅持繼承與發展的統一，貴在創新發展。軍事理論必須面向軍事實踐，易于被廣大兵民群眾所掌握，便于應用于實踐。反對那種從書本到書本、從思想到思想的研究，既不用唬人的形式和泛濫的引證加以炫耀，也不用晦澀費解的詞句加以涂飾。
訪問人：有人說毛澤東軍事思想是“小米加步槍”的軍事思想，是游擊戰爭的軍事理論，它不適用于現時代，不適用于現代戰爭，尤其是高技術條件下的戰爭，這對嗎？
姜思毅：不對。關于這一點，我前面講的已經作了回答。毛澤東軍事思想崇高的世界地位，不僅屬于過去，而且屬于今天。在當代，在現代條件下，在高技術條件下的戰爭中，毛澤東軍事思想仍然是最先進的軍事思想體系。一位美國軍界人士說得很俏皮：“盡管圖書館的書架已被那些頌揚毛澤東是一位游擊戰權威的著作所壓彎，但是，他何止是一名游擊戰大師！”“我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現代軍事理論之林中，毛澤東軍事思想在整體性質上是最科學的。我們不否認，就軍事科學的某些表面性理論而言，特別是在現代化裝備條件下的某些作戰理論，西方發達國家目前走在前列。然而，判斷一種軍事理論體系先進與否，主要看它在總體性質上的科學性，看它是否具有博大的真理性品格；而它的整體性質如何，又取決于整個體系中那些最根本的東西。對于毛澤東軍事思想體系來說，其理論內容大體可分作五個層次。居于最高層次的，是對戰爭和軍事活動這一人類社會歷史現象的總認識，和如何研究戰爭、指導軍事活動的科學方法。其次，是關于戰爭和軍事領域一般規律的理論。再次，是關于中國條件下我黨領導的武裝斗爭和武裝力量建設基本規律及其指導規律的理論。再往下，是關于各個不同歷史時期我國革命武裝斗爭和武裝力量建設階段性規律及其指導規律的理論。居于最低層次的，是針對隨時遇到的大量日常問題所做出的具體看法和對策。上述五個層次的內容中，適用范圍最廣、對毛澤東軍事思想體系的整體性質最具有根本意義的，是前兩個層次上的東西，包括戰爭觀、軍隊觀、認識論、方法論，和對整個戰爭和軍事領域一般規律的科學認識。這些內容，構成了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基本理論。正是這一整套基礎理論，其科學性是當今世界其他各種軍事理論無法相比的。
我們之所以這樣說，還因為毛澤東軍事思想最能指導人們正確看待當今世界戰爭和軍事領域的重大現實問題。一般說來，每當歷史條件發生重大變化時，原有理論的內容都會分化成兩個部分。那些具有長期穩定指導價值的東西，將繼續發揮作用；那些僅適用于當初一時一事的個別內容，將失去現實意義。軍事理論當然也不例外。因此，無論是我們黨，還是毛澤東本人，都反對對毛澤東軍事思想采取教條主義態度，字字句句照抄照搬到今天。但是，反對教條主義的態度，絲毫不意味著毛澤東軍事思想已經過時，恰恰相反，它的基本原則，它的立場、觀點、方法，在當代條件下依然具有強大的活力。事實反復證明，要正確看待當今世界戰爭和軍事領域的重大問題，最靠得住的還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科學觀點。例如：現代戰爭的致勝因素問題。繼50—70年代盛行核武器決定論之后，近年來世界上又出現了一種高技術兵器決定一切的說法。其實，未來戰爭既有科技、尤其是高技術的對抗，也有人的因素，即人力、人心、士氣、人的技能素質的對抗。在現代戰爭中仍然是把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結合好，才能形成戰斗力。我們在努力強化高技術、改善武器裝備的同時，還要強化人民戰爭的觀念、強化人民戰爭的政治優勢。這才是一切正義之師需要遵循的軍事思想。重視加強現代武器裝備，重視新的科學技術的重大作用，重視空中打擊兵器、電子技術的發展，正是毛澤東及時提出了這個問題。
毛澤東軍事思想的世界地位不但我們這樣說，有些外國的有識之士，也聲言毛澤東軍事思想“開辟了戰爭理論的新紀元”；說他一掌握了打開現代軍事奧秘之鎖的成套鑰匙”；有的說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理論“在核時代也具有根本性意義”。
當然，毛澤東軍事思想在當代世界軍事科學領域的先進地位，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關起門來固步自封，或者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相反，我們必須發揚毛澤東軍事思想的開放創新精神，積極地有選擇地借鑒當今世界各國軍事理論中的有益成分，在新的歷史時期的軍事實踐中，尤其在現代條件下，在高技術條件下，自覺堅持運用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創造性地研究和充實新的理論，促使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共同的國防現代化事業，繼續沿著正確的航道破浪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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