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齊得平——本世紀最珍貴的檔案文獻
齊得平有辨證毛澤東手跡專家之稱，由于工作關系，我們同他經常聯系。近水樓臺先得月，便有了這篇有意思的文字。看了這篇談話，您會覺得——毛澤東研究的領域大得很呢！
關于毛澤東手稿、文稿概況
訪問人：據我們所知，廣大讀者對毛澤東的手稿、資料的有關情況，包括它的收集、整理以及保管非常關心，您長期從事這項工作，獲得了一些研究成果，能否給我們談談這方面的一些情況？
齊得平：可以。關于毛澤東的文稿，包括他的手稿、抄件、講話記錄和報刊上發表的文章等，有幾萬件，如果每件平均1000字，就是幾千萬字。這是毛澤東給我們留下的一份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尤其是毛澤東手稿是寶中之寶，是無價之室。他老人家一生讀書不輟、著述不輟，基本上都可在這幾萬件文稿中得到反映。
訪問人：有一次，聽王明哲同志說，毛澤東的文稿有4萬多件，這比你的估計要多一些。
齊得平：是算法不同的緣故。王明哲同志說4萬多件，其中包括毛澤東閱覽的部分文電和報刊。
訪問人：毛澤東的手稿，保存最早的是哪一年的？
齊得平： 1912年學生時代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論》和1913年的《講堂錄》，這是建國后征集的。在我們黨的檔案中，能大量見到毛澤東的手稿是1940年以后的事。1939年以前個別的也有，比如1922年6月20日致施復亮并團中央的信，1931年7月30日準備攻擊東固，龍岡的決定，8月8日消滅龍罔之敵的命令， 1937年5月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作的結論《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1938年2月23日毛澤東起草的《戰略意見》等，總之，留存下來的手稿是很少的，大量的是電報抄件。
訪問人： 1937年、1938年毛澤東的書信已經有手稿了。
齊得平：毛澤東的書信好多是后來收集的。現在我館收藏的毛澤東1913—1939年的書信有50多封。信發出去，有心人會留下，也就保存了下來。電報稿的情況不同，全部是在我們黨的檔案文件中保存的。我曾問過搞秘書工作的老同志，為什么毛澤東的電報手稿在1939年前很少，1940年以后才多了起來？他們說，那時有個為了攜帶方便和保密的規定，凡是發出的電報，都集中抄在本子上，原稿燒掉。到1940年，大概由于環境好了一點的緣故，不再把電報原稿燒掉，而是保留下來。
訪問人：這是誰講的？
齊得平：這是原來在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工作的常可均同志說的，他在那兒工作了許多年，60年代曾調到中央檔案館工作。我覺得他說的合情合理。
訪問人：看來這個違反保密制度，是壞事變成了好事，為我們后來保管和整理黨的文獻提供了方便。
齊得平：這確實是為后人編輯出版黨中央、軍委和毛澤東的文獻保留了最可靠的依據。毛澤東起草的電報和文件不只用他自己的名字，而多是用中央的名義，軍委的名義，還有幾個人聯名的，如“毛朱王”“毛周”“洛毛”“彭毛”或以別人的名義發出的。毛澤東的手稿保存下來，一看就明白是毛澤東起草的。1939年以前的就難辦，除了中央會議記錄上記載的毛澤東的發言，或寫明致×××電為毛澤東起草的外，大量的署名“中央”“軍委”的電報，還有幾個人聯名的電報，就不好確定是不是毛澤東起草的了。
訪問人：二戰時期的就更加難辦，從1927年毛澤東上井岡山，到1935年10月到達陜北，只有少數幾份毛澤東手稿。有些電報盡管多人署名，但其中畢竟還有不少是毛澤東起草的。最難辦的有些文稿署的名字不是毛澤東，但根據當時的情況分析，極可能是毛澤東起草的，同時這些文稿又很重要，比如，四渡赤水是毛澤東的得意之筆，但查遍毛澤東的所有檔案只有兩份非常簡單的電報。大量的電報都是朱德等署名發布的。非常遺憾！
齊得平：這是很難辦的，只能從邏輯上、思想、語言特色上去分析，毛澤東的東西和其他領導人不一樣，有他的特色，但分析總歸是分析，還不能更直接更確鑿地認定哪一份電報是毛澤東起草的。這是1939年以前沒有保留下手稿給我們今天造成的困難。
毛澤東書體的發展和演變
訪問人：根據你多年的接觸和研究，毛澤東書法的演變過程大體可以分幾個階段，如早期是什么模樣，二戰、抗戰、解放，直至建國后各是什么模樣？
齊得平：根據我的觀察，毛澤東書法的演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青年時代可謂第一階段。這一階段我館收藏的1920年前的30多封書信的手跡，多為楷書，字體工整有力，有些寫的特別工整，如《商鞅徙本立信論》，《講堂錄》中的“離騷經”，1916年1月28日和1916年2月19日給蕭子升的兩封信，1917年春為蕭子升讀書札記寫的《一切入一》序、1919年春給日本白浪滔天的信，1918年8月11日給羅學瓚的倍，1919年4月28日給七、八舅父的信等。充分體現了青年時代毛澤東書法功底之深。其字形1916年前略長，之后字型略扁。1921年到1949年，可謂第二階段。在建黨初期，特別是在三、四十年代那戰火紛飛的環境中，他運籌帷幄，起草文電時的注意力是如何把黨建設好，把軍隊建設好，把根據地建設好，領導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國，而不在書法。為使機要人員傳達準確迅速無誤，他起草的文電多是行（書）而不是草。從他寫下的大量文電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書體是在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發展變化著。如 1922年6月給施復亮并團中央的信，1923年9月給青年團中央的信等，同以前相比，又有變化，變的有點像后來的字形。從我館收藏的手跡看，毛澤東書體在30年代中后期已獨具風格。如1936年讀《辯證法唯物論教程》的批注， 1937年致范長江的信、致文運昌的信等，字體清秀，字形略長，上下自左向右略有傾斜。1941年以后變為自右向左略有傾斜，如1941年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及其前后起草的大量文電等。以后還在不斷變化。1949年進北京以后，可謂第三階段。進北京后，情況變了，條件好了，老人家除起草公務活動的文電外，還寫了一千多封回復親朋故舊和宿不相識的群眾的信。從中可以看到他的字越寫越好，越寫越草。然而，他的復信是視對象而別。給高級民主人士、老先生、科學家、教授等的書信多為草書，有些寫得非常之草。反之，對文化程度低的人，字都寫得比較清楚工整。
訪問人：毛澤東的字變化顯著的是哪幾年？
齊得平：毛澤東的書體，從學生時代到五、六十年代有很大變化。一般來說，年代相隔越遠，其變化越是明顯，然而，其變化又是逐步的。時間相離越近，其變化越不明顯。但是，細心觀察是可以看出其變化軌跡的。除前邊說的以外，明顯的變化我認為就屬50年代了。一個不知道毛澤東青年時代字體的人，用來同他五、六十年代的手跡相比，就不曉得是出自他一個人之手了。
訪問人：是不是有筆的問題，比如說買了一批好筆，寫出的字比較清秀？
齊得平：筆有關系。新筆寫的字筆鋒更明顯更突出。我看主要還是他的功力和字體變化。毛澤東的字體變化，除從其總體上觀察外，還有一個明顯的變化，就是他的簽名，你們看1943年以前“毛澤東”的這些簽名，“毛”字一般都是從上面下來，再這么一轉，一筆寫出來。1943年以后，“毛”字寫成四筆，先點三點，然后豎彎勾，分四筆寫出來。到1948年、1949年，又變了，從1948年2月他修改中央一個文件時寫的幾封信到1949年9月給宋慶齡的信、任弼時的信，“毛澤東”三個字同以前相比，“毛”字變化不大，“澤東”二字變化比較大。
50年代以后，毛澤東的字又發生變化，寫得非常之好看。
訪問人：這是不是和他50年代以后練字有關系？
齊得平：有關系。進城以后，毛澤東的工作雖仍然十分繁忙，但客觀條件比進城前好多了，可以看到歷代書法家的碑帖，當時中辦秘書室陳秉忱同志就專門為毛澤東購買書籍，收集字帖，收藏各種碑帖數百部。50年代毛澤東休息時書寫了數百首古詩詞，一首詩往往書寫5、6次，6、7次，甚至10來次。他作詩詞也多是書寫許多次，多為草書，而且很規范。毛澤東的書法最好的時期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例如他書寫的詩詞，給華羅庚、章士釗的信件等，都非常漂亮，非常之美，達到自然傳神之境地。一位朋友對我說，看毛澤東手跡是一種享受，看過后再看，還想看，每看一遍都受到啟迪。
訪問人：毛澤東練書法，他主要學哪家的字體？
齊得平：從我館收藏的毛澤東1920年以前的手跡，特別是1916年前的手跡看，他青年時代習魏碑，1949年進城后他收集閱覽了歷代名家字帖。我以為他是博采眾長，不是專門摹仿哪個人，毛澤東之所以成為深受廣大讀者喜愛的現代書法家，一個是他的勤奮，有好的功底，再一個是他吸收了古人前人的長處，繼承了中國書法藝術的傳統，寫出了自己的風格。我看毛澤東的字，誰的也不是，是自成體系，就是他自己的，可以叫“毛”體。
訪問人：研究毛澤東字體的變化，有什么意義和用處嗎？
齊得平：書法是一種藝術。研究毛澤東書法，可以得到啟迪，就毛澤東手稿的管理工作來說，搞清楚他的字體變化，對判定毛澤東寫的文電和書信的年代有很大用處，在毛澤東起草的文件、電報和他的書信里，有許多當時沒有留下年代，只寫了月日，有些只寫明日，連月份也沒有寫，個別的連日也沒有。我們在整理這些文件時，碰到的最大問題就是首先判定年代。準確判定一個文件的寫成時間，才能知道它當時起的作用，也才能在現在繼續發揮它的作用。判定年代一個是考證文件內容，還有一個就是看他的字體變化。比如1943年12月24日給劉少奇的信，原件沒有寫年，只有月日，從內容看，寫這封信，肯定是劉少奇在延安，不可能是劉少奇還在華中或其他地方的時候，劉少奇是1943年1月初回到延安，這封信應是1943年或1944年的；從毛澤東的字體看，放在1943年也比較合適。但這樣還不能完全肯定，究竟是1943年的還是1944年的？我又拿來其他的文件對照，結果發現，1943年12月24日同一天，毛澤東還給彭德懷寫了一份電報，用紙完全一樣，字也完全一樣。最后定為1943年12月24日。又比如給符定一的兩封信，是1976年8月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在整理圖書時，從一本線裝書的夾頁里發現經吉林省委辦公廳交來的。這兩封信，一封年月日全有，寫的是1936年11月28日，附有信封，寫的是”劍英同志轉陳 符字澄先生收毛寄”。另一封沒有年代，只有月日，為9月30日。從字體看，我認為這兩封信不是1936年的，而應是1946年的。為了判定這兩封信的寫成年代，1981年我還曾向1946年在北平執行部工作過的中直黨委書記劉華峰同志請教，他同意我的看法。1983年編輯《毛澤東書信手跡選》時，準備收入9月30日那封信，還是把它當作1936年的。我反復看了信的原稿，仍覺得9月30日那一封的筆體不是1936年的，應是1946年的，但我手頭沒有資料可查，不知道符定一具體歷史情況，他究竟哪一年去過延安或和毛澤東聯系過。1983年3月召開專家會議討論書稿時，我在會上把這些疑問提了出來，并建議向符先生的家屬調查。隨后，中央文獻研究室找到符定一之女符德芳，得知其父 1946年夏應毛澤東的邀請到延安。不久其父先回北平，稍后她回北平時帶了毛澤東9月30日給符定一的這封信。調查結果證明我的看法是對的。這樣的例子是不少的，如果熟悉了毛澤東字體的變化，對他那些不好判定年代的文件，大致可以劃定年代。
訪問人：除從文件內容考證和從字體變化判定這兩個方面以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參考證據？
齊得平：還有一個方面，就是從毛澤東書寫用的材料上加以判定。比如1947年1月16日給陳瑾昆的信，這封信原來也沒有年代，從內容和字體看，不早于1945年，也不應是1948年，1946年也不是，因為他這時還在張家口，沒到延安。于是我拿出當時的文件一對照，和1947年同時寫的幾份文件在用紙上對上了，上下寬窄，裁紙的刀口也對上了，毛澤東在那一段時間用的是同樣的紙，這也是比較準確的。又如，1943年毛澤東為勞動英雄的題詞，個人交來時有不同說法，有說是1941年的，有說是1942年的，有說是1943年的，前后相差3年。但從所用材料看，都是寫在印好的同一規格的布質獎狀上的，字體相同，像是同時寫的，不可能相隔3年。于是我查了西北局的有關檔案，又查閱了延安的《解放日報》。1943年2月3日《解放日報》登載了毛澤東為王震等21位勞動英雄的題詞，題詞內容也對上了，這就判定了這些題詞的年代。總之，從文件內容考證，毛澤東字體判定，再加上用紙和其他材料的參考，毛澤東手稿的大致年代一般能判定了，這為我們整理、編輯和研究毛澤東的文稿提供了條件。
毛澤東手稿保管工作沿革
訪問人：你從哪一年開始接觸毛澤東手稿
齊得平：我原來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處（1954年改名為秘書局）工作，秘書處住在中南海外，分管文件和歷史檔案， 1954年經黨中央批準實行文電合一管理。這是我們黨的文書檔案工作的一項重大改革。隨后我們到中央辦公廳接收了1949年以前黨中央的歷史電報，我就是從那時開始接觸毛澤東手稿的。接收之后，我們將這個時期的文電重新進行了整理。
訪問人：在這段整理檔案中，你們把毛澤東的手稿單獨分出來了嗎？
齊得平：還沒有。1959年中央檔案館成立，我跟隨我保管的中央檔案一起進館。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 1959年底，中央檔案館副館長裴桐讓我把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9年9月前的毛澤東講話搞一個目錄出來，我照辦了。新年過后，中共中央檔案保管部30多人全體動員，突擊搞了一個月，把解放戰爭時期的所有文件全部查了一遍，把毛澤東起草的全部文件都做了卡片，編了目錄，并推薦提供了許多文稿給編委會。這個工作完成以后，檔案館領導決定把毛澤東的手稿單獨管起來，一同考慮的還有劉少奇的手稿。領導決定讓我作這項工作。從這時開始，毛澤東的手稿專門有人管了，我的一生也就交給了毛澤東手稿的管理工作，除在“文革”一段時間外，我一直做這個工作。
訪問人：領導上讓你管理毛澤東手稿，當時給你交待了什么任務，或工作內容一類的項目嗎？
齊得平：為做好這項工作，領導曾召開會議具體研究如何做好手稿的管理問題。裴桐同志提出：“一、全面收集毛主席、劉主席的著作（手稿與非手稿）與反映兩個主席思想的材料（按收集手稿著作范圍），目前要為《毛選》增訂版和劉少奇同志選集收集稿件。二、熟悉兩個主席的歷史和他們的著作，研究他們的重要著作中的思想發展，匯編材料。三、整理編目，編制參考工具書，保證查找工作順利進行。四、保護原槁，作好保管工作。”幾十年來，我一直是按這個要求工作的。
后來，在“文革”中，我也受到沖擊，給扣了“盜竊機密”的帽子，還被開大會批斗。這些不說了，反正后來平了反。我于1969年1月到江西中辦五七干校勞動，一直到1975年才又回到館里來。這時的機構全變了，原來的中央部、國家部都沒有了，我被分配在業務組工作，參加解放前后的中央檔案的保管工作。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曾三等老領導回館來主持工作，將機構作了調整，成立了中央處、國家處。處下設科，手稿科就是這時成立的，我任手稿科科長，專門保管和整理毛澤東手稿。這時，檔案接收也越來越多，毛澤東手稿的數量也大大增加，亟需整理。我根據“文革”前的經驗，提出整理方案，將毛澤東文稿分為九類：一是毛澤東起草或署名的文電，他修改的文電和同別的領導人聯合署名故文電；二是毛澤東的文章和他修改的別人的文章；三是毛澤東的書信；四是毛澤東的題字題詞；五是毛澤東的自作詩詞，代別人修改的詩詞和書寫的古詩詞；六是毛澤東的講話稿和記錄稿；七是毛澤東的選集、文集；八是毛澤東閱批的圖書；九是他的其他手跡。這個方案經館領導批準實行。
訪問人：你覺得，毛澤東手稿的保管工作是不是非常重要？
齊得平：我一直做這個工作，我清楚，非常重要，毛澤東手稿是我黨一筆非常寶貴的精神財富。為什么這樣說呢？首先，毛澤東不是一般人，也不是一般的領導人，他是我們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人，通過他的手稿可以反映他一生的活動，也反映了黨的主要活動。再一個，從毛澤東思想發展史講，這也是毛澤東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體現，反映這個結合的，最能體現的還是他留下的大量手稿和文件。還有一點，就是我們保管好毛澤東文稿的目的是為了用，用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出版毛澤東著作堅持和正確宣傳毛澤東思想服務。為了說明這項工作的重要性，下邊介紹一些情況，或許對了解這項工作的重要性是有益的。在60年代初，為增訂《毛澤東選集》，我向領導推薦了毛澤東于1941年寫的一篇重要文章，毛澤東非常重視此文，他看后批給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毅等同志傳閱。在批示中寫道：“這篇文章是在延安寫的，曾經送給劉少奇、任弼時兩同志看過，沒有發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記了。1964年有人從檔案館里找出這篇文章的原稿，送給我看，方才記起確有這回事。”后來我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這個批示高興極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80年代初，我匯集了《毛澤東未發表的關于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部分論述》、《為什么（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這兩份資料刊登在我館編印的供中央領導同志參考的內部刊物上。前者說明毛澤東對自己是一分為二的，它有助于正確的評價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功過；后者是我黨歷史上一次成功的經驗。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本來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1982年，我發現毛澤東1963年修改的一篇文章中親筆寫下的“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論斷，十分高興，立即向領導作了匯報，將毛主席的這一手跡復印報送中央。根據中央領導同志指示，中共中央黨校《理論動態》出專刊發表了這一手跡，當時在黨校學習的老同志爭相傳閱。毛主席這一科學論斷的手跡“受到中央領導同志和思想理論界的重視”。
1983年初，我在剛從一個單位接收來的檔案中發現毛澤東1965年在《農村調查》一書清樣中，親筆寫的一篇關于認識論的按語，推薦給中央文獻研究室，該室領導很重視。為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90周年，我同我館耿仲琳同志多次研究，于1983年12月將毛澤東同志1941年寫的一篇重要文章中關于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一段編印在本館供領導參考的內部刊物上，胡喬木同志看后即批示在1983年12月25日《人民日報》上發表。以上兩件，1986年以《錯誤的認識往往是正確的先導》、《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為題收入《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中。
長期的工作，我深感從事毛澤東手稿的管理工作是很榮幸的，任務是艱巨的，要做好這項工作是不容易的。要做好這項工作，要充分認識它的重要性，要熟悉研究文稿內容，除根據有關部門的要求作好服務外，在了解到有關部門或社會需要的情況下，還可以主動地有目的地向有關部門提供所需要的有關文獻資料，更好地發揮毛澤東文稿的作用。因此，我覺得這一工作，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關于毛澤東手稿的保存
訪問人：我們想再問一個問題，這也是廣大讀者十分關心的，就是毛澤東的手稿形成已經有50年，甚至70年時間了，現在保存情況怎么樣？
齊得平：可以讓大家放心，毛澤東手稿保護得非常好，有專人管理，專庫存放，為了保護原稿，同時也為了研究和提供查閱，我們不僅搞了復制件，還搞了縮微，非經特別允許是不動用原稿的。
訪問人：從保存的角度講，毛澤東手稿可以保存多少年？
齊得平：如果不出意外，大部分保存幾百年沒有問題。因為毛澤東手稿的用紙多是宣紙，在所有紙品中，宣紙是最好的，手稿絕大多數是用毛筆寫的，所以可以長期保存。為了保存好這些珍貴檔案，保管條件現在有了很大改善，基本上做到了恒溫恒濕。總之，廣大熱心的讀者可以放心。
訪問人：謝謝您告訴我們這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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