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 霍華德·津恩《美國人民的歷史》
第十一章 老板是強盜,勞工要反抗
1877年已有跡象表明:在這個世紀剩下的幾十年里,不僅黑人將重新淪為奴隸,白人工人的罷工也將不被容忍;而北方和南方的工業和政治精英將掌管這個國家,領導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增長與發展。為達此目的,這些精英人物不僅要借助于黑人勞工、白人勞工、華人勞工、歐洲移民勞工和女性勞工,還得要犧牲他們的利益。工人的報酬也將因種族、性別、國別、社會階級不同而千差萬別。精英們藉此創造出各種不同的壓迫標準,這種標準如同保持財富金字塔穩固的臺基,極富技巧。
從南北戰爭到1900年期間,蒸汽和電力取代了人力,鐵取代了木材,鋼又取代了鐵(在貝西默[1]煉鋼法發明之前,每天只能將3到5噸鐵煉成鋼;而在貝氏煉鋼法發明之后,將同樣數量的鐵煉成鋼只需15分鐘)。現在,機器可以驅動鋼制器具。石油制品可以潤滑機器,可以照亮房間、街道和工廠。鐵路運送人員和貨物,蒸汽機牽動火車沿著鋼軌前進。到1900年,鐵路里程已長達19.3萬英里。電報、打字機以及其他機器使商業活動的節奏大大加快。
機器的使用改變了農業的面貌。南北戰爭以前,收割一英畝小麥需要花費61小時。到1900年時,只需花費3小時19分鐘。冷藏技術不僅使遠距離運輸食品成為可能,還因此出現了肉類加工業。
煤炭燃燒產生的蒸汽可以推動紡錘及縫紉機運轉,氣鉆可以鉆入地球深處采煤。1860年,煤產量為140萬噸;到1884年,煤產量達到l億噸。熔鐵爐使用煤作燃料,將鐵煉成鋼,因此,煤的產量越多,意味著鋼的產量也越多。1880年,鋼產量為100萬噸;到1910年,鋼產量上升到2500萬噸。此時,電力開始替代蒸汽動力。生產電線離不開銅。1880年銅產量為3萬噸;到1910年,銅產量已上升到50萬噸。
完成所有這些變革不僅需要新工藝和新機器的天才發明者,需要有技巧的組織者和新式企業的管理者,還需要有土地和富饒的礦產,需要大量人力資源去從事辛苦而有害身心健康的工作。來自歐洲和中國的移民成為新的勞動力。同時,買不起新機器或付不起新鐵路運費的農民也紛紛涌入城市。1860年到1914年,紐約的人口從85萬增長到400萬;芝加哥的人口從11萬增長到200萬;費城的人口從65萬增長到150萬。
通常,發明者本人成為公司創辦人,如電器發明者托馬斯·愛迪生即是如此。另外一種情形就是,實業家應用別人的發明成果:1885年,芝加哥的一名屠戶古斯塔夫·斯威夫特將有軌電車的冷凍車廂與冷凍倉庫連接在一起,成立了第一個全國性的肉類加工公司。詹姆斯·杜克使用了新式滾制香煙機器,這種機器一天能滾卷、粘貼并切割出10萬根香煙;1890年時,他聯合四家最大的香煙生產商組建了美國煙草公司。
雖然有些大富豪是白手起家的,但大多數并不是如此。一項關于19世紀70年代303個紡織、鐵路和鋼鐵行業經理主管人員出身的調查表明,90%的經理主管人員來自于中層或上層家族。霍雷肖·阿爾杰“從撿破爛變成大富翁”的故事,對少數人而言確實如此;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只不過是神話而已,一個有利于控制財富的神話。
許多積累財富的行為是在政府和法院的合作之下進行的,具有合法性。這種合作往往是有償的。托馬斯·愛迪生許諾給新澤西的政客每人1000美元,以換取當局制定有利于他的法規。為了讓800萬美元的伊利鐵路“摻水股票”(不代表真實價值的股票)發行合法化,丹尼爾·德魯和杰伊·古爾德花了100萬美金賄賂紐約市議會。
聯合太平洋鐵路和中央太平洋鐵路的匯合,標志著第一條橫貫美國大陸的鐵路修建完成。它是靠巧取豪奪、剝削勞動人民的血汗而建成。中央太平洋鐵路起于西海岸,一直向東延伸;中央大平洋公司向華盛頓市政府行賄20萬美元,獲取了900萬英畝的免稅土地和價值2400萬美元的合同。它向一家建筑公司支付7900萬美元后,又追加了3600萬美元。這家建筑公司實際上是中央太平洋鐵路自己的公司,它雇用3000名愛爾蘭人和1萬名中國人修筑鐵路。在長達4年的時間里,這些工人每天只能得到一二美元的報酬。
聯合太平洋鐵路起自內布拉斯加州,一直向西延伸。鐵路公司獲得了1200萬英畝的免稅土地,并與政府簽訂了價值達2700萬美元的合同。它投資9400萬美元設立莫比里埃爾信托公司,事實上,其真正的資本是4400萬美元。信托公司還將公司股份廉價賣給眾議員,以阻止國會對此事的調查。這一建議出自奧克斯·阿姆斯。奧克斯·阿姆斯是挖土機制造商、馬薩諸塞州眾議員和莫比里埃爾信托公司董事長。他說:“很容易找到斂財的人”。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雇用了2萬名工人——他們是退伍老兵、愛爾蘭移民,每天得鋪設5英里長的鐵軌,成百成百的人死于酷暑和嚴寒。此外,印第安人反對他們侵犯其領土,與工人們發生糾紛,很多工人因此而喪生。
兩條鐵路都在沿途經過的市鎮修建了長長的、彎曲的線路,以獲取市鎮當局的資助和補貼。1869年,伴隨著人們的歡呼聲和鼓樂聲,兩條彎曲的鐵道線在猶他州接軌。
鐵路修建方面的野蠻欺騙促使銀行家對投資鐵路實施了更嚴格的控制,因為他們不希望冒險。到19世紀90年代,絕大多數地方的鐵路營運業務集中到六大鐵路系統,這六大系統中,有四個部分或全部為摩根家族控制,另外兩個則為銀行家庫恩、洛布和康帕尼所操縱。
在銀行家們憑藉精明的頭腦積累巨額財富這一引人入勝的故事背后,有許許多多的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州際商務委員會1889年的記錄顯示:鐵路工人死傷人數達2.2萬人。
南北戰爭前,J.F.摩根開始謀生創業時,還只是一個銀行家的兒子,其父替鐵路公司推銷股票,賺取了大量傭金。南北戰爭期間,摩根從一家軍工廠以3.5美元的單價購買了5000支來福槍,然后以22美元的單價轉手賣給一位將軍。這些來福槍都有毛病,士兵開槍時會損傷自己的拇指。國會的一個專門委員會曾在一家發行量不大、沒什么名氣的小報上提到此事,但是,一位聯邦法官卻支持這筆交易,認為合同合法有效,應該予以履行。
南北戰爭期間,摩根為了逃避兵役,花了300美元雇人代服兵役。約翰·D·洛克菲勒、安德魯·卡內基、菲利浦·阿穆爾、杰伊·古爾德和詹姆斯·梅隆都是如此。梅隆的父親寫信告訴他:“每個人都應當是愛國者,但他不必一定要冒生命危險或以犧牲自己的健康為代價。當然,很多人的生命并沒有什么價值。”
在積聚財富的同時,摩根使國家經濟變得更具有理性和組織性,從而保證了經濟制度的穩定。他指出:“我們不希望財政動蕩,不希望今天這里出事,明天那里又出事”。他把鐵路公司聯合在一起,又把所有的鐵路公司與銀行聯合在一起,再把銀行與保險公司聯合在一起。到1900年,他控制了10萬英里鐵路,占國家鐵路里程總數的一半。
約翰·D·洛克菲勒起初是克利夫蘭的一名會計,后來從商,積累了不少資金。他認識到,在新興的石油工業中,誰控制了煉油廠,誰就控制了石油業。于是,1862年,他買下了第一家煉油廠;1870年,他組建俄亥俄州標準石油公司;他還與鐵路公司簽訂秘密協議:假如鐵路公司能在運價上給他折扣,他的石油就交由鐵路公司運載上船,從而擠走競爭對手。有個獨立的煉油商說:“假如我們不賣掉煉油廠,我們就會被擠出煉油業,因為市場上只有一個買家,我們必須按他們的條件出售。”
安德魯·卡內基17歲時當過電報員,此后他做過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總裁的秘書,做過經紀人,在華爾街替許多委托者銷售鐵路債券,不久他成了百萬富翁。1872年,卡內基來到倫敦,參觀了新式的“貝西默煉鋼法”。回到美國后,他投資100萬美元組建了煉鋼廠;由于國會制定了高額關稅,卡內基據此很方便地將海外競爭者拒之門外。1900年,卡內基一年之內賺了4000萬美金。就在該年的一次晚宴上,他同意將他的鋼鐵公司賣給J.P.摩根。在一張便條上,他潦草地寫下了鋼鐵公司的價碼:4920萬美金。
隨后,摩根把卡內基的鋼鐵公司和其他的鋼鐵公司聯合起來,組建了全美鋼鐵公司。為了籌備此次聯合,摩根花了1.5億美金。怎樣才能保證所有這些股東和債券持有者分得股息呢?靠的是確保國會通過關稅法,阻止海外鋼鐵進入本國市場;靠的是排斥競爭者,保持每噸28美元的價格;靠的是20萬人高強度低酬勞的工作——一天工作12小時,薪水卻只能勉強度日。
與此類似,在一個又一個工業領域內,精明能干的實業家建立起自己的帝國。他們壓制競爭、維持高價低薪、獲取政府津貼。這些行業是“福利國家”的首批受惠者。在世紀之交時,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已壟斷了全國的電話系統,國際收割機公司生產的農用機器占市場份額的85%。在其他每一行業,資源都被集中控制起來。
銀行非常關注這些壟斷公司,甚至為這些實力雄厚的公司董事們創建了專門的聯絡網,每家壟斷公司的董事同時也是別的許多家壟斷公司的董事。據20世紀初期的一份參議院報告說,摩根在其極盛時期同時兼任48家壟斷公司的董事;洛克菲勒則集37家壟斷公司的董事于一身。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的行為正像馬克思所描繪的資本主義國家政府那樣:假裝中立以維持國家秩序,實際上只為富人的利益服務。富人之間的意見也不一致,他們對政策也有爭執。政府的目標就是平息上層社會的爭執,抑制社會底層的反叛,保持現行制度長期穩定。1877年,選舉拉瑟福德·海斯為總統時,民主黨與共和黨所達成的協議就奠定了這樣的基調: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獲勝,國家政策在任何重要方面都不會發生變動。
1844年,民主黨人格羅弗·克利夫蘭競選總統時,給國人的總體印象是他反對壟斷集團和企業的強權;共和黨候選人詹姆斯·布萊恩則是富有者的代表。但是當克利夫蘭擊敗布萊恩當選為總統時,杰伊·古爾德卻給他發來了賀電,電文中寫道:“我相信……我國龐大的商業利益由你掌管將會萬無一失。”他的判斷完全正確。
克利夫蘭親自向資本家們保證說,他當選總統不會給他們帶來驚恐和不安:“我在位期間,政府實施的所有政策都不會對任何工商業利益造成損害。……行政管理權力從一個政黨轉移至另一個政黨手中,并不意味著目前這種狀況會受到任何嚴重干擾。”
總統選舉回避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問題。它通常采用競選宣傳的方式,糾纏于總統個性、流言蜚語和生活瑣事,掩蓋各黨派之間事實上乃一丘之貉的實質。當時一位敏銳的文學評論家亨利·亞當斯在寫給朋友的信中是這樣評論總統選舉的:
我們正沉湎于難以言表的政治玩笑之中。困擾我們的重大問題層出不窮……可有趣的是,無人談論真正與其切身利害相關的事,他們也一致同意不去管這些事。取而代之的則是新聞界熱衷于對某些很可笑的事情爭論不休:克利夫蘭先生是否有私生子,是否與多個情婦一起生活?
1887年,盡管國庫充盈,但是當有人提議從中撥出10萬美元救濟得克薩斯州遭遇長期干旱的農民、幫助他們購買谷種時,克利夫蘭卻否決了這項議案。他解釋說:“這種情形下聯邦政府如果給予救助……會助長他們的依賴心理,他們期望政府部門像父親般關心他們,這會弱化我們民族剛毅不屈的性格。”就在同一年,克利夫蘭用其黃金儲備余額給富裕的債券持有者分配盈利(每張價值100美元以上的債券盈利28美元),共支出4500萬美元。
克利夫蘭政府的主要改革泄露了美國改革立法的秘密。人們曾普遍認為,1887年州際商務法是代表用戶的利益而對鐵路系統進行的調整。但是,曾做過波士頓和緬因州以及其他鐵路公司的律師、不久之后擔任克利夫蘭政府的首席檢察官理查德·奧爾內,告知那些抱怨州際商務委員會的鐵路系統官員,“從鐵路系統的角度而言”,取消州際商務委員會是不明智的。他解釋說:
鐵路系統可以很好地利用州際商務委員會。該委員會滿足了民眾對政府監督鐵路系統的強烈要求,同時,這神監督卻幾乎完全是名義上的……因此,明智之舉不是取消該委員會,而是學會利用它。
1889年,共和黨人本杰明·哈里森接替克利夫蘭繼任總統。哈里森曾做過鐵路部門的律師。1877年,他曾任連隊指揮官,帶兵平息罷工。哈里森任職期間,也作出了改革姿態。1890年通過謝爾曼提出的《反托拉斯法》,將旨在遏制州際或海外通商貿易的“聯合或共謀”規定為非法。該法案的發起人、參議員約翰·謝爾曼在解釋必須討好對壟斷待批評意見的人的原因時指出:“你們必須留心他們的號召力,也要對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有所防備。以前察覺不到的力量正妨礙著當前的社會秩序……
1892年,克利夫蘭再次當選總統,面對1893年因經濟上的恐慌和蕭條所導致的國內騷亂,他調集軍隊驅散了“考克西失業大軍”——聚集到華盛頓的失業者的一次示威活動;第二年又調集軍隊驅散了全國鐵路系統的罷工運動。與此同時,最高法院盡管貌似鐵面無私,實際卻在為其統治精英們效力。最高法院的法官們是由總統挑選、參議院批準的,這樣一來,他們怎么可能具有獨立性呢?這些法官們先前往往都是富有的律師,而且差不多都來自上流社會,他們又怎么可能在貧富階層之間保持中立呢?19世紀初,法院通過建立聯邦對州際商務的統一控制,從而為在全國性范圍內進行經濟調整奠定了合法基礎;法院還通過制定不可侵犯的合同法,為公司的資本主義制度奠定了合法基礎。
1895年,法院對“謝爾曼反壟斷法”重新進行了解釋以使之無害。
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正式通過后不久,最高法院著手將這一保護黑人的法案推翻,并將它改造為保護企業的法案。1886年,法院廢除了230款已經通過的有關公司管理的法律。法院宣布公司是“法人”,根據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公司的財富是未經正當法律手續不得剝奪的財產。1890至1910年期間,提呈給最高法院的有關第十四條修正案的訴訟案中,有19宗案例涉及黑人,288宗案例牽涉到公司。
1893年,最高法院法官戴維·J·布魯沃在寫給紐約法院協會的信中說:“社會財富由少數人掌握,這是恒久的法律。”
這并非19世紀80和90年代忽然冒出的思想,這一觀念的淵源可以回溯到立國時代,立國之父們從當時《布萊克斯通評論》里的一段話中已領悟到他們的法律真諦:“有關私有財產的法律至關重要。它不能容忍哪怕只是對其最低限度的侵犯;不,即使是為了全社會的公共利益,也不得侵犯私有財產。”
在現代社會,要控制民眾,需要的不僅僅是武力和法律。對那些聚集在城市和工廠里、生活中充滿反叛動機的危險大眾,還要教導他們懂得: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學校、教堂、大眾文學都在灌輸這種觀念:富有象征著成功,貧窮象征著個人失敗;對于窮人而言,向上的路只有一條,即憑借非凡的努力和機遇,擠進顯貴的富人階層。
富人們從巨額利潤中拿出一部分資助教育機構,他們因此成為著名的慈善家。洛克菲勒向全國各地的大學提供捐贈,他出資建成了芝加哥大學。太平洋中心鐵路公司的亨廷頓向兩所黑人學院即漢普頓學院和塔斯凱基學院提供資助;卡內基向大學和公共圖書館捐資;百萬富翁、商人約翰·霍普金斯捐資建成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百萬富翁科尼利厄斯·范德比爾特、埃茲拉·康奈爾、詹姆斯·杜克和利蘭·斯坦福也都捐資創建了用自己名字命名的大學。這些教育機構不贊成受教育者對美國現存體制發表不同意見;它們培養了美國社會體制中的特殊階層——中產階級,其中包括教師、醫生、律師、行政官員、工程師、技術員和政治家,他們受雇用以維持現存體制,他們是反對動亂的忠誠的緩沖者。
同時,隨著公立學校教育的普及,整整一代熟練或半熟練工人學會了讀、寫與算術,他們成為新產業時代受過教育的勞動大軍。這些人認識到服從當局是相當重要的。19世紀90年代,一名關注公立學校教育的新聞觀察家寫道:“顯而易見,教師對學生冷漠,缺乏友善;學生完全受教師意志的壓制,他們沉默寡言,死氣沉沉,教室里充滿了消沉、沮喪的氣氛。”
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當時,威廉·巴格利的《課堂管理》成為訓練標準教師的教科書,重版30次。巴格利評論說:“認真研究教育理論的人不難發現,在機械而例行公事般教學的課堂中,教育機構慢慢將兒童從一個小野人教化成服從法律和秩序的傀儡,這樣他們就能適應文明社會的生活。”
19世紀中、晚期,中學日益發展成為工業制度的助手。學校開設歷史課以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引進忠誠宣誓、教師資格證明書、公民資格等形式,以控制教師的教育與政治品質。在世紀之末,學校行政人員(不是教師)被授權控制課本。例如,愛達荷州和蒙大拿州禁止課本傳播“政治”學說。
龐大的教育機構培養的是正統而循規蹈矩者,針對這一現象,社會上出現了一大批表示擾議和反抗的文學作品。由于受到種種阻礙,這些文學作品不得不在讀者中間私下流傳。工人亨利·喬治,出身于費城的一個貧苦家庭,他通過自學成為報社記者、經濟學家。他的著作《進步與貧困》1879年出版,售出100萬冊,風行美國和世界。該書表明:土地是財富的基礎,而這一基礎日益被壟斷;取消其他雜稅,僅保留土地稅,就足以解決貧困問題,均分國內財富。
馬薩諸塞州西部的律師兼作家愛德華·貝拉米,則對現存的經濟與社會體制提出另一種挑戰。他以簡明、有趣的語言寫了本名為《回顧》的小說。書中,作者入睡長眠,醒來已是2000年,他發現自己處在社會主義社會里,人們互相協作,共同生活、工作。《回顧》對社會主義進行了栩栩如生、充滿愛意的描繪,幾年之內售出100萬冊;全國各地100多個社會團體還組織起來試圖實現這一夢想。
盡管政府、商界、教會和學校為控制人們的思想而竭盡全力,數百萬美國人民卻早就對現存體制提出嚴厲批評,并探索其他可能的生活方式。19世紀80和90年代席卷全國、聲勢浩大的工農運動,有助于美國民眾對上述問題進行思考。這一時期的工農運動,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了1830-1877年間所發生的分散的罷工運動和佃戶的反抗斗爭;對統治階級的精英來說,這一時期的運動是全國范圍的運動,比以往任何一次運動都更具威脅性、煽動性。這一時期,革命組織廣泛存在于美國的主要城市,革命的話題廣為流傳。
19世紀80和90年代,歐洲移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涌進美國,在漂洋過海的航行中,他們全都經受過窮困的折磨。當時的移民中,愛爾蘭人、德國人比意大利人、俄國人、猶太人、希臘人要少得多。在土生土長的英裔美國人看來,這些來自南歐與東歐的移民,甚至比早期移民更難相處。
這些不同種族的移民導致工人階級內部發生分裂。愛爾蘭人仍然牢記著初來時遭人憎恨的情形,現在,他們開始從那些需要他們選票的新的政治機構那里得到工作。那些當上了警察的愛爾蘭人,又得與新來的猶太人打交道。1902年7月30日,當紐約猶太人社團為一名很有影響的猶太教士舉行集體葬禮時,突然發生了騷亂。其組織者是愛爾蘭人,他們憎恨猶太人進入其社區。
新移民間的經濟競爭十分激烈。到1880年,加利福尼亞的中國移民已有7.5萬人,差不多是該州人口總數的十分之一。鐵路部門吸收了這些移民,讓他們從事非常繁重的工作,付給少得可憐的報酬。他們成為不斷發生的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小說家布雷特·哈特為中國人李萬寫了這樣一則訃告:“他死了,我尊敬的朋友們,他死了。公元1869年,在圣弗蘭西斯科的大街上,他被一群半大小子和基督教學校的孩子們用石頭擊斃。”
1885年夏,在懷俄明州的羅克斯普林斯,白人襲擊了500名中國礦工,其中28人慘遭殺害。
移民中童工數量不斷增加,他們或者在國內被處境艱難的父母立約賣掉,或是被綁架而來。孩子們受“包工頭”監管,處境如同奴隸,經常被派出去賣唱乞討。他們成群地在紐約和費城的街道上流浪。
一旦移民們歸化入籍后,他們就被納入美國的兩黨體制中,受到引誘,效忠于某一黨派。這樣,他們的政治精力就分散到選舉上。1894年11月,《意大利人》的一篇文章要求支持共和黨。愛爾蘭人和猶太人則支持民主黨。19世紀80年代,美國有550萬移民。19世紀90年代又有400萬移民涌人。這引起勞工過剩,工資下降。移民比本地工人更易受人壓制,處于更加無助的狀態;他們經常被無故開除,與其他人爭吵,因此,讓他們充當罷工破壞者,還能起點作用。他們的孩子也上班,這通常會引起勞動力過剩和失業問題進一步加劇;1880年,全美有111.8萬名16歲以下(6歲以上)的兒童出來做工。
女性移民或為仆人,或為妓女,或為家庭主婦,或為工廠工人,有時她們也會成為反叛者。
1884年,紡織女工和制帽女工集合起來舉行罷工。第二年,紐約的制衣工,無論是男工還是女工(分別開會,共同行動),舉行了罷工。《紐約世界》稱這次罷工是“要求面包和黃油的叛亂”。罷工者取得了勝利,工資提高了,工作日縮短了。
冬天,揚克斯一些織毯女工因參加“勞動騎士團”而被辭退。在寒冷的2月里,2500名女工走出工廠,并向工廠派了糾察隊員。警察襲擊了糾察隊并逮捕了她們,但是一名陪審員認定她們無罪。紐約工人以及全市各個工會的200名代表舉行盛大的晚宴歡迎她們歸來。罷工堅持了6個月,婦女們取得了勝利,她們的部分要求得到滿足。她們重新回到工廠工作,但她們的工會卻仍不被承認。在如此多的斗爭中,最令人驚訝之處不在于罷工者沒有實現他們的所有要求,而在于他們敢于反抗、敢于反對的極不平等的現象卻沒有被擊敗。
也許有人開始認識到,日復一日的戰斗還不夠,工人需要的是根本性的變化,它能推動現時代革命運動的發展。1883年,無政府主義者在匹茲堡舉行大會,起草了一份宣言:“……所有的法律都違背勞動人民的利益……在反對現存制度的斗爭中,工人不能期望從資本主義政黨那里得到幫助。工人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實現自己的解放。”該宣言呼吁“不分種族、性別,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權利”。它引用了《共產黨宣言》最后的一段話:“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你們“失去的只是鎖鏈,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在芝加哥,新近與歐洲的第一國際聯合起來的國際勞工協會,擁有5000名成員,以五種語言出版報紙,組織了大規模的示威游行,經由他們領導的罷工極大地影響了22個工會,這些工會組成了芝加哥中央工會。盡管這些革命團體各有不同的理論,但出于勞工斗爭的實際需要,理論家們通常保持團結。19世紀80年代中期,勞工斗爭越來越頻繁了。
到1886年春,爭取8小時工作日的運動不斷發展壯大。5月1日這天,成立已有5年的全美勞工聯合會要求任何還沒有爭得8小時工作日的地方舉行全國性罷工。“勞動騎士團”的領袖特倫斯·鮑德利反對這次罷工,他指出:雇主和雇員首先必須接受8小時工作日的培訓。但是,“勞動騎士團”召開大會,制定了罷工計劃。機車工程師兄弟會的主要領導人反對8小時工作制,認為“少工作2小時意味著要在街角多消磨2小時,要多飲2小時的酒”。但是鐵路工人并不同意這種觀點,他們支持8小時工作日運動。
全國各地11562家公司的35萬名工人舉行罷工。底特律1.1萬工人舉行廠8小時的示威游行。紐約2.5萬工人沿著百老匯大街舉行火炬游行。芝加哥4萬工人舉行了罷工,資方為了阻止工人罷工,勉強承認4.5萬工人可以縮短工作日。芝加哥每一條鐵路全都停運,絕大多數工廠陷入癱瘓狀態,貨場也關閉了。
芝加哥一個由企業家組成的“公民委員會”天天碰頭探尋應對之策。州民兵奉命前來支援,警察也已作好了準備。5月l日,《芝加哥郵報》呼吁密切監視國際勞工協會的兩名無政府主義領袖阿爾伯特·帕森斯和奧古斯特·斯皮斯的活動:“跟住他們。一旦出什么亂子,就拿他們兩個是問。如果發生什么春煩,就拿他們懲一儆百。”
在帕森斯和斯皮斯的領導下,中央工會及其22個工會組織早在1885年秋就已正式通過了一個言辭激烈的決議案:
茲決定,我們迫切呼吁工人階級自己武裝起來,用唯一有效的論據來武裝自己的頭腦,把反對剝削的斗爭推向前進,這個論據就是:以牙還牙。下一步的決定是,雖然我們對實行8小時工作日所寄期望非常小,但我們堅定地承諾:在階級斗爭中,一定要用我們可以利用的方法和力量,幫助落后同志。只要他們愿意繼續以一往無前、不屈不撓的態度沖鋒向前,對付我們共同的壓迫者。貴族流氓和剝削者。我們的戰斗口號是“消滅人類的敵人”。
5月3日,在麥克米克收割機制造廠門前,罷工者、同情罷工的人與拒絕加入工會的工人發生了沖突,警察開槍驅散了罷工工人,很多人受傷,4人死亡。斯皮斯憤怒不已,他跑到《工人報》的印刷車間,用英文和德文兩種文字印刷了一份傳單:
報仇!
工人們,武裝起來!
……多年來,你們一直忍受著令人難以忍受的羞辱;……你們自己將自己引向死亡……你們的孩子們成為工廠主的祭品——總之,這些年來,你們一直是可憐的、順從的奴隸。為什么你們要滿足懶惰的、偷竊成性的主人那毫不知足的貪欲?為什么你們要填滿他們的錢柜?一旦你向他們提出減輕負擔的要求,他們就會放出兇猛的大獵犬撲向你,咬死你!
請你們武裝起來,武裝起來!
5月4日晚,3000人在秣市廣場舉行大規模集會。當時全場氣氛平靜,天空陰沉,風雨欲來。隨著天色漸漸昏暗,群眾也在漸漸散去,最后還剩不到100人。一支180人的警察隊伍來到現場,直奔講臺,命令群眾解散。演講者宣布立即結束會議。這時,一顆炸彈在警察中間爆炸,66名警察被炸傷(其中7人后來死亡)。警察向群眾開槍,殺死了幾個人,打傷200人。
在沒有證據表明是誰投擲炸彈的情況下,警察在芝加哥逮捕了8名無政府主義者的領袖。《芝加哥日報》報道說:“法官將會迅速審理被逮捕的無政府主義者。本州有關宣判從犯的法律十分清楚,對他們的審判要不了多長時間。”伊利諾斯州的法律規定,任何煽動謀殺的人都要判謀殺罪。指控8名無政府主義者的證據,就是他們的思想、他們的作品。那天秣市廣場爆炸案發生時,只有菲爾登一人正在發表演講,陪審團認定這8人有罪,他們被判處死刑。聯邦最高法院以沒有司法管轄權為借口,拒絕接受他們的上訴。
這一事件在國際上引起震動。法國、荷蘭、俄羅斯、意大利、西班牙爆發了抗議集會。倫敦的一次集會得到喬治·蕭伯納、威廉·莫利斯、彼得·克魯泡特金等人的支持。蕭伯納以他特有的方式,對伊利諾斯州高等法院的8名法官拒絕無政府主義者的上訴作出了反應:“如果這世界必須失去8個人,那么它最好是伊利諾斯州高等法院的8名法官。”判決后的第二年,4名被確信有罪的無政府主義者(印刷工阿爾伯特·帕森斯、家具裝演商奧古斯特·斯皮斯、阿道夫·費舍和喬治·恩格爾)被絞死。21歲的木匠路易斯·林格口含一根雷管,在囚室內引爆身亡。余下的3人仍被關在監獄中。
當局的暴行喚醒了全國各地的人們。在芝加哥,送葬隊伍的人數達到2.5萬人。
秣市廣場騷亂事件的直接后果是激進運動受到壓制,而其長期的影響則是喚醒了許多人的階級仇恨,激勵著其他人(尤其是那一代的年輕人)為革命的目標而戰斗。6萬多人聯名向伊利諾斯州新任州長約翰·彼得·阿爾特蓋爾德上書。阿爾待蓋爾德在對案件進行調查后,譴責了過去發生的事情,赦免了3名仍關在獄中的無政府主義者。此后,全國各地每年都舉行紀念秣市廣場騷亂事件中死難者的追悼會。人們己難以知道,秣市廣場騷亂事件到底喚醒了多少人的政治意識——比如埃瑪·戈德曼、亞歷山大·伯克曼等長期進行英勇斗爭的新一代革命者。
1886年末,一些人把滿腔義憤傾瀉到紐約市長的秋季競選大戰中。工會成立了獨立勞工黨,提名亨利·喬治為市長候選人。亨利是一位激進的經濟學家,成千上萬工人讀過他的著作《進步與貧困》。
民主黨提名制鐵廠老板艾布拉姆·休伊特為市長候選人,共和黨則提名西奧多·羅斯福為候選人。在這場強制與行賄盛行的競選大戰中,休伊特以41%的票數當選,喬治的票數比羅斯福多,名列第二。羅斯福名列第三,得到27%的選票。《紐約世界》認為,選舉結果是一種信號:
支持亨利·喬治的6.7萬張選票傳達了勞工們強烈的抗議之聲,他們反對各種政黨集團、華爾街和各種工商業利益團體、大眾傳媒的聯合統治。它提醒社會要留意勞工們正當而合理的要求……
其他地方的情況也是如此,勞工們提名的候選人參加了競選:在米爾沃基市,勞工們提名的候選人競選市長,在得克薩斯的福德沃斯、俄亥俄的伊頓、科羅拉多的萊德維爾,勞工們提名的候選人競選當地政府各級職務。由此看來,對秣市廣場騷亂事件的鎮壓并沒有壓制住工人運動。1886年同時也是“勞工頻繁暴動的一年”。從1881年到1885年,每年平均爆發500次罷工,每年參加罷工的工人大約15萬人。1886年爆發了1400多次罷工,參加者達50萬人。約翰·康芒斯在《美國工人運動史》一書中指出:
非熟練工人階級所發動的偉大運動的征兆,這場運動最終演化成了一場暴動……這一運動向人們展示了社會沖突的方方面面。每一次重大罷工中,工人們都表現出對資本的深切痛恨……“勞動騎士團”的所有壯舉都表明他們對資本極度失望。無論在任何地方,如果工人領袖試圖抑制工人運動,他們通常會被追隨者拋棄……
由于得到聯邦政府的默許,南部諸州集中所有軍事、政治和經濟力量企圖馴服黑人,迫使他們乖乖地干活。但就是在這些黑人中,也不時爆發起義。在棉花種植園,黑人分散干活,但在蔗糖種植園,黑人們成群地在一起干活,這樣就有機會籌劃行動。
到1886年,蔗糖種植園里開始形成“勞動騎士團”組織。黑人工人的工資不足以養家糊口,種植園主經常以商店的白條支付工資,于是,黑人提出了一天1美元的要求。1887年秋,近萬名制糖工人舉行罷工,其中90%是黑人和“勞動騎士團”組織的成員。軍隊趕到現場,雙方發生槍戰。在路易斯安那的蒂博多,數百人被趕出種植園破爛的小木屋。他們身無分文,衣衫襤褸,身上只帶著床單。這些人聯合起來發動了罷工,罷工使糖產量銳減。蒂博多當局頒布了鎮壓罷工者的法令。“勞動騎士團”的黑人首領亨利·考克斯和喬治·考克斯兩兄弟被捕,被戴上鐐銬,投入囚牢,不久被從囚牢中提出,此后再也沒有他們的消息。11月22日夜間,槍聲大作,交戰雙方都互相指責對方挑釁。第二天中午,30名黑人瀕臨死亡,數百人受傷。此外還有兩名白人受傷。新奧爾良一家黑人報紙寫道:
跛子、女盲人遭到槍擊;兒童和滿頭白發的外祖父被無情的子彈射倒在地!黑人沒有還手,他們也不可能還手,因為這次屠殺太突然了,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幸存者逃到森林中,絕大多數人則在城里四處尋求避難所……州法官指揮一群暴徒殺害合眾國公民……勞動人民請求提高工資,可是卻被當狗一樣對待!
本地土生土長的貧窮白人,他們的境況也好不到哪里去。在南部種植園里,貧窮白人往往是佃農而不是地主。在南部的城市里,他們是租戶而不是房東。在南部城市的貧民區里,貧困潦倒的白人過著與黑人一樣的生活。一份州政府衛生情況公告中說,那里的街道沒有鋪上石子,“滿是垃圾、污物、灰泥”,臟亂不堪。
1891年,田納西州煤礦公司要求礦工在“反工會合同”上簽名。該合同規定;工人必須發誓不罷工;同意用白條支付工資;放棄他們核對所掘煤炭重量的權利(他們是按所采煤炭的重量付酬)。礦工們拒絕簽名,結果被廠方趕出廠門。廠方找來囚犯代替工人干活。
1891年l1月3日夜,1000名武裝起來的礦工占領了礦區,燒毀了關押囚犯的柵欄,放走了500名囚犯。廠方妥協了,答應不再使用囚犯頂替工人勞動,不再要求工人簽訂“反工會合同”,允許礦工核對他們所采掘煤炭的重量。
1892年,田納西州發生的暴動越來越多。礦工制服了田納西煤礦公司的保安人員,燒毀柵欄,并用船將囚犯運送到納什維爾。田納西州其他工會紛紛聲援。一名奉命前來了解情況的觀察者向查塔努加工會發回這樣一個報告:“‘釋放囚犯’的口號聲響遍整個礦區。星期一,當礦工游行隊伍經過我身邊時,我數了一下,他們共有840支來福槍……白人與黑人并肩戰斗”。
同年,在新奧爾良,當地22個工會發動了一次總罷工,罷工人數達2萬人,占整個城市人口的一半,其中大部分是白人,但也有一些黑人(罷工委員會中有1名黑人)。新奧爾良陷入癱瘓狀態。3天后,罷工破壞者介入,當局發布了鎮壓罷工的法令,軍隊也以武力相威脅,罷工以勞資雙方妥協而宣告結束。工人們的工作時間縮短了,工資增加了。但是,工會作為勞資雙力交涉機構的地位卻沒有得到承認。
1892年,罷工風潮席卷全國:除新奧爾良總罷工、田納西州煤礦工人罷工外,紐約布法羅鐵路扳道工、愛達荷的科達倫銅礦工人也舉行了罷工。科達倫罷工的特點在于,罷工者和罷工破壞者展開槍戰,很多人死亡。
1892年初,卡內基遠在歐洲,亨利·克萊·弗里克管理著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郊外霍姆斯特德的卡內基鋼鐵公司。弗里克決定降低工人工資,解散工會。他環繞工廠筑起了3英里長、12英尺高的柵欄,墻上布滿槍眼,頂上架設了鐵絲網。當工人不同意削減工資時,弗里克將工人全部解雇。弗里克還雇用平克頓偵探公司保護罷工破壞者。
1892年7月5日夜,平克頓偵探公司數百名偵探乘駁船離開霍姆斯特德,沿河而下航行5英里,到達弗里克的工廠,1萬名罷工者及同情罷工的人等在那里。群眾警告偵探不要下船。一名罷工者放下輪船的跳板,當一名偵探試圖推開他時,他開槍打傷了這名偵探的大腿。工人與偵探隨之展開槍戰,7名罷工者被打死。
平克頓偵探公司的偵探們不得不撤退到船上,他們受到罷工者四面夾擊,決定投降。憤怒的群眾將他們痛打一頓,雙方互有死傷。接下來的幾天里,罷工者被困在該地。州政府當局開始采取行動:州長調集裝備著最新式來福槍和加林槍的民兵以保護罷工破壞者進入該地。
罷工領袖被指控犯有謀殺罪;另外160名罷工者被指控犯有其他罪行。好心的陪審團宣判所有人無罪。罷工持續了4個月,但是,公司一直利用罷工破壞者從事生產。這些召集來的罷工破壞者通常呆在封閉的車廂里,不知道目的地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工人們正在罷工。罷工者想不出其他應對之策,只得同意復工。罷工者的領袖被列入黑名單,受到監視。
在霍姆斯特德罷工中途,一名來自紐約的青年無政府主義者亞歷山大·伯克曼來到匹茲堡亨利·克萊·弗里克的辦公室,決心殺死弗里克。他在紐約的無政府主義朋友,其中包括他的愛人愛瑪·戈德曼替他制定了謀殺計劃。伯克曼的行動失敗了,他打傷了弗里克,自己也被抓住。法院審訊了伯克曼,判定他犯有故意謀殺罪。
他被關進州監獄長達14年。他在《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獄中回憶》中,對暗殺計劃和獄中生涯作了生動的描述。此時,他已改變了原先的看法,認為暗殺不起什么作用,但他仍然希望為革命而獻身。愛瑪·戈德曼的自傳《我的運動生涯》記錄了當時年輕的激進者們內心日漸增多的憤慨、對不公正行為的看法以及對新生活的迫切向往。
1893年,美國爆發了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危機。工業瘋狂增長,金融詐騙增多,投機倒把、牟取暴利的行為猖獗,如此幾十年后,經濟全都走向了崩潰:642家銀行倒閉,1.6萬家公司破產。在當時的1500萬勞動大軍中有300萬人失業。州政府當局沒有一個提供救濟,但全國各地群眾舉行示威游行,迫使市鎮當局設立施粥場,給失業者安排打掃街道、看守公園之類的差事。
在紐約聯邦廣場,愛瑪·戈德曼召集失業者舉行大規模集會,極力鼓動那些孩子在挨餓的家長們沖入商場去奪取食物。她被以“煽動暴亂”的罪名逮捕,判處2年監禁。據統計,芝加哥有20萬人失業。每天夜晚,無家可歸的人擠滿了市政廳和警察局的樓道和地板,想找一席睡覺的地方。
經濟衰退持續了好幾年,引發了全國性的罷工浪潮。1894年,伊利諾斯州普爾曼公司的鐵路工人在芝加哥城外舉行了最大的一次全國性罷工。
鐵路工人所干的工作是全美最危險的工作之一;每年有2000多名鐵路工人死亡,3萬人受傷。《火車司爐工》雜志指出:“鐵路公司老板降低工人工資,同時又要求工人減少休息和睡眠時間,干雙倍的活……公司的貪欲才是鐵路工人罷工的真正原因。”
正是1893年經濟衰退,促使尤金·德布斯下定決心為工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奮斗終生。他19歲時就已經在鐵路上工作了4年。當一位工友從機車上墜落身亡時,他毅然離開了鐵路。他閱讀了愛德華·貝拉米寫的《回顧》,深受感動。
1893年經濟危機的中期,包括德布斯在內的一個鐵路工人小團體,成立了美國鐵路工會,以聯合所有的鐵路工人。德布斯說:“我的終生愿望就是把鐵路工人聯合起來,把工人貴族趕出去……將所有的鐵路工人組織成為一個團結而平等的團體……”
德布斯希望將每一個人都組織起來,但黑人卻被排斥在外:1894年美國鐵路工會在一次會議上以112 : 110票批準了一個章程,該章程規定將黑人排斥在外。后來,德布斯認識到:由于黑人工人無心與罷工者協作,這個章程對普爾曼罷工的結果產生重要影響。
1894年6月,普爾曼客車公司的工人發動罷工。罷工立即得到芝加哥地區其他工會的支持。普爾曼公司的罷工者懇求正在召開大會的美國鐵路工會對罷工給予支持:
主席先生以及美國鐵路工會的弟兄們!我們在普爾曼公司發動罷工,是因為我們在這里沒有一點希望。我們加入美國鐵路工會,是因為它能給我們帶來一線希望。2萬人,男人,婦女,兒童,都關注著今天的大會。我們熱切地盼望暮氣沉沉中出現一線天啟之光,在這個地球上,你們是唯一能給我們帶來天啟之光的人。
大家知道,這次罷工的直接原因是我們的兩名訴苦委員會成員被解雇……5人被降低工資……普爾曼本人及這個公司是政治肌體上的膿瘡。他在本市擁有多處房產、校舍、教堂。他曾經給教堂取了一個謙遜的名字:上帝之教堂。
美國鐵路工會對此作出的反應是:要求全國各地的成員不得使用普爾曼公司生產的車廂。事實上,所有的客車都使用普爾曼公司生產的車廂,讓所有的火車都聯合抵制普爾曼公司,這也就等于舉行全國性的罷工。不久,以芝加哥為始發站的全天候運行列車全都停運了。工人們掀翻了貨車車廂,阻塞鐵路,將那些拒絕合作的機車司機趕走。
代表鐵路所有者利益的總經理聯合會答應雇用2000名代理人,派往工人中間破壞罷工。但是,罷工仍在繼續。司法部長理查德·奧爾尼以前曾在鐵路行業擔任律師,現在前往法院頒發罷工禁令,其法律依據是聯邦郵政不得受到于擾。罷工者不理會禁令,克利夫蘭總統下令聯邦軍隊開往芝加哥。7月6日,罷工者燒毀了數百輛火車車廂。
第二天,州民兵也開進芝加哥。5000工人聚集起來,向他們扔石頭。民兵奉令向群眾開槍。《芝加哥時報》報道說:
攻擊令下達了……立刻,刺刀派上了用場……走在暴動者前面的很多人被刺傷……警察可不是仁慈之徒,他們用纏有鐵刺的棍棒毫不留情地抽打驅散罷工者……交戰之地仿佛成了屠宰場。被軍隊和警察槍殺的罷工者,猶如木頭一般僵直地躺在地上……
這天,芝加哥有13人被殺死,53人身受重傷,700人被捕。截至罷工結束時,約有34人死亡。芝加哥當局動用了1.4萬名警察、民兵、軍隊,方才制止了罷工。德布斯因藐視法院、違反禁令而被捕。按照禁令之規定,德布斯不得從事任何罷工的行動,不得發表任何煽動罷工的言論。
在法庭上,德布斯否認他是社會主義者。但是,在獄中的6個月里,他認真研究社會主義思想,與獄中的社會主義者交流。后來他寫道:“在階級沖突的怒潮中……在階級斗爭的槍林彈雨中,我接受了社會主義的洗禮……”
出獄兩年之后,德布斯在《鐵路時代》中寫道:“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大論戰中,我支持社會主義,因為我贊同人道。長期以來,我們一直盡力詛咒這個金錢統治的社會。金錢政治不應當成為現代文明的基礎。社會改革的時代已經來臨——我們正處于一場大變革的前夜。”
80年代和90年代都爆發了工人起義,它們比1877年自發的罷工更加有組織。現在,革命運動影響著勞工斗爭,社會主義思想又影響著工人領袖。一大批思想激進的著作開始流傳,它們宣傳如何進行根本性的變革,探討如何實現未來社會的新生活。
同一時期,那些在田地里勞作的人——農業工人(無論他們身處南部還是北部,也無論他們是白人還是黑人)徹底拋棄了內戰前那種分散的承租者抗議的斗爭形式,正在開創美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農民斗爭運動。
那個時代描寫農場生活的文學作品經常流露出絕望的情緒,但在這種絕望的背后也時不時地閃爍著對另一種生活方式的憧憬與想往。這種新的生活方式,就像哈姆林·加蘭[2]所寫的小說《搶奪官職》中,那位女主人公在一次農民們的野餐會上所說的那樣:
我看到了一個時代。到了那個時代,農民就將沒有必要住在孤寂的農莊上一所小屋里。我看見農民們聯合起來集體行動。我看見他們花時間去讀書學習,花時間去訪親問友。我看見他們坐在漂亮的大廳里享受聽演講的快樂,每個村莊都蓋起了這樣的大廳。我看見他們像昔日的撒克遜人那樣,黃昏時分大家聚集在一起,在綠色草地上載歌載舞。我看見,離他們不遠的地方興起一座座城市,城市里開設著很多學校、教堂、音樂廳、劇院。我看見那時農民不再當苦工,他的老婆也不再是契約奴,男人女人們都很幸福,他們一路歌唱著來到自己的富饒的農場上,干他們那些令人愉快的活兒。
1860年到1910年間,美國軍隊摧毀了大平原上印第安人的村莊,為鐵路向前延伸和霸占良田掃除障礙。隨后,農民們來到此地,繼續開拓。從1860年到1900年,美國人口從3100萬增加到7500萬。西部擁擠的城市需要食物,農場數量從200萬增加到600萬。
農業生產已經機械化了——人們用鋼犁耕地,用刈草機除草,用收割機收割谷物,用經過改進的軋棉機脫去棉籽。到世紀之交時,人們用大型聯合收割機收割谷物、脫粒、裝倉。1830年,收割一蒲式耳小麥需要3小時,到1900年時只需10分鐘。不同的地域,生產的專業化也各不相同:南部成為棉花和煙草專業化生產基地,中東部地區則形成小麥和玉米專業化生產基地。
土地需要投資,機械也需要投資——因此,農民們不得不借貸。他們以為農產品的價格也會很高,他們能還清銀行貸款,付得起鐵路運輸費,付得起谷物批發商的收購費,付得起谷倉的貯藏費。但是,農民們發現,農產品價格一路下跌,而運費和利息卻提高了。原因在于單個的農民無法控制谷物價格,相反,鐵路和銀行壟斷者卻能按他們的意愿索價。
農民們還不起債務,只得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房屋和土地被拿走,他們成了佃農。到1880年,全部農場中有25%租給了佃農,并且這個數字一路攀升。很多人甚至因為無錢租佃田地而成為農場的苦力;到1900年,全國有450萬農場苦力。當苦力是每一個還不起債務的農民不可避免的命運。
這些遭受嚴重壓迫的農民能否轉而向政府求助?政府在幫助銀行家,傷害農民;它牢牢地控制著大量貨幣——這些貨幣以黃金貯備為基礎,當人口增多時,流通的貨幣就越來越少。農民不得不用美元(金幣)還債,而美元又越來越難弄到手。銀行家們卻能收回貸款,收回的美元比當初借貸出去的美元更值錢——這是一種超額利潤。這也就是為什么那個時代農民運動都要提及投入更多的錢參與流通的原因。那時是通過印刷美鈔(紙幣,國庫內并無相應的黃金)或發行銀幣來達到增加貨幣流通量的目的。
在南部,最殘酷的當屬收獲物抵押制。根據這種制度,農民可以從批發商那里獲得他所需要的東西:比如,在收割季節,無論軋棉機多么供不應求,農民都能使用批發商的軋棉機。由于農民沒有錢支付租金,這樣,批發商就可以獲得抵押權(用收獲物作為抵押品),農民必須把農作物收成的25%交給批發商。每年農民都欠下越來越多的債務,直至最后農場被拿去抵債,自己則淪為佃農。
1877年,經濟衰退到最低點。一個白人農民團體聚集在得克薩斯州一個農場里,成立了第一個“農民聯盟”。幾年之內它就發展到其他州。到1886年,10萬名農民加入了200個聯盟分會。他們開始采取兩種方式對付原來的收獲物抵押制:加入聯盟,通力合作;共同以低價購買農具。農民們將棉花收集起來一起出售——他們稱之為“整批出售”。
一些州興起了“格蘭其運動”,設法通過有益于農民的法律。但是,正如一份“格蘭其”組織的報紙所指出的,“格蘭其基本上很保守……”。這是一個充滿危機的時期,“格蘭其”做得實在太少。它失去了支持者,而農民聯盟的成員卻不斷增加。
自成立之日起,農民聯盟就體現出它對日益發展著的農民運動的同情心。當“勞動騎士團”組織的成員在得克薩斯州加爾維斯頓舉行罷工反對在該地設立一條汽輪航線時,得克薩斯州農民聯盟的一群成員通過了一個決議:
鑒于資本家們侵犯全體勞工的不公正行為……我們對勞動騎士團反對壟斷壓迫的英勇斗爭深表同情……我們建議支持他們。
1886年夏,得克薩斯達拉斯附近的克利本市,農民聯盟召開會議,草擬了第一份平民黨運動的文件,宣稱“工人階級處于傲慢的資本家和強大的公司的控制之下,遭受著種種繁重而不人道的虐待。本法案將會保護人民免受虐待”。他們呼吁召開全國勞工組織會議,建議對鐵路運費進行調控,對土地投機者課以重稅,增加貨幣供應量。農民聯盟不斷地發展仕大。到1887年初,它已擁有3000個分會,20萬名會員。到1892年,農民演說家在43個州開展活動,吸引了200萬名農家子弟。農民應通力合作。創造自己的文化,建立自己的政黨,正是基于這些觀念,農民聯盟才被推向前進。
得克薩斯州農民聯盟的組織者們來到佐治亞州組建聯盟。在3年時間內,佐治亞州137個縣中有134個建立了聯盟分會,擁有10萬名會員。不久,田納西州96個縣中有92個縣建立了3600個聯盟分會,擁有12.5萬名會員。農民聯盟在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北卡羅來納州長驅直入,有人說,那種情形“如同颶風一樣”。然后,農民們向北挺進堪薩斯州和達科他州,在那里建立起35個合作社。
全國共建立起40萬個農民聯盟組織。刺激聯盟迅速發展的那些條件在進一步惡化。1870年,一蒲式耳玉米可獲利0.45美元,1889年則降至0.10美元。南部的情況比其他地區都更糟糕——農民90%靠借貸生活。
在這種發展趨勢中,農民只有一點獲得了勝利。農民要花錢購買很多的黃麻袋(用于裝棉花),一家托拉斯控制了黃麻袋市場,聯盟的農民組織了聯合抵制行動,他們自己動手用棉布制作口袋。同時,他們還迫使黃麻生產商以每碼0.05美元的價格,而不是0.14美元的價格銷售黃麻袋。
農民聯盟還進行了許多試驗。在達科他州,農民聯盟制定了一個龐大的合作保險計劃,以確保農作物產量降低時農民免受損失。在一些地方,向大保險公司投保一英畝地需花0.50美元,而農民的合作保險公司則只收0.25美元甚至更低。他們還派出了3萬名農事警務人員,覆蓋面達200萬英畝土地。
查爾斯·馬庫恩是得克薩斯州平民主義者的重要領袖人物之一,他的身上表現出了平民主義者信仰的復雜性。馬庫恩是一位激進的經濟學家(反托拉斯,反資本家)和政治上的保守者(反對新黨派獨立于民主黨外),同時還是一個種族主義分子。他提出了一個對平民黨綱領產生重大影響的計劃——“國庫分庫計劃”。該計劃指出:政府應當建立自己的倉庫,農民必須在政府的倉庫里儲藏農產品,并從國庫分庫領取憑證。這樣,無須借助金幣或銀幣,只要以農產品的數量為基礎,就可獲得美鈔,從而得到更多的貨幣。
馬庫恩的國庫分庫計劃能否實施取決于政府。由于兩大政黨沒有采納該計劃,這就意味著第三黨已告形成(這有違馬庫恩本人的信仰)。農民聯盟仍在繼續活動。1890年,38位聯盟成員競選國會議員。在南部,農民聯盟成員競選佐治亞州和得克薩斯州州長。結果,聯盟戰勝了佐治亞州的民主黨,贏得州議會四分之三的議席,并且在佐治亞州10名聯邦眾議員中占據6 席。
資本家仍然控制著政府,但農民聯盟正在傳播新的思想觀念,新的精神。農民聯盟作為一個政黨,被稱為人民黨(又稱平民黨)。1890年、它在堪薩斯州托皮卡召開大會。來自堪薩斯州第一流的平民黨演說家馬麗·艾倫·李斯滿懷熱情地告訴人們:
華爾街主宰著這個國家。政府不再是一個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而是一個為華爾街操縱、代表華爾街利益的華爾街政府……我們希望擁有直接取得政府貸款的權利。我們希望消滅可惡的取消抵押品贖買權制度……如果必要的話,我們會用暴力來捍衛我們的家庭生活。如果國家不向我們還債,我們是不會向高利貸公司還債的。人民已經走投無路了,那些跟在我們身后搜刮錢財的討債者們,你們當心點!
1892年,平民黨在圣路易斯召開全國大會,起草政綱。政綱的導言是由另一位演講大師伊格內修斯·唐納利撰寫,并由他向與會者宣讀:
當此國家瀕于道德、政治和物質崩潰之際,我們相聚一堂。行賄舞弊操縱了選舉、州議會和國會,甚至也浸入了莊嚴的法官袍袖。民風敗壞……報紙大都接受津貼或被封住喉舌;公眾輿論遭到鉗制;商業疲軟,我們家家戶戶擺滿抵押單,勞動者貧困不堪,土地集中在資本家手中。
1892年7月,平民黨在奧馬哈召開提名大會,提名依阿華州平民黨人、前聯邦將軍詹姆斯·威弗為總統候選人。現在,平民黨運動與選舉制度聯系起來了。威弗獲得100多萬張選票,但還是落選了。
平民黨的任務是將不同的團體(北部的共和黨和南部的民主黨,城市工人和農村農民,黑人和白人)聯合起來。全國有色農民聯盟在南部發展起來,約有100萬名會員,但它卻由白人組織和領導著。雖然也有黑人組織者,但他們很難說服黑人農民相信黑人會取得同他們一樣的權利;即使經濟改革取得成功,黑人也不會有同等的獲益。黑人將自己與共和黨捆在一起,那是林肯的黨,是主張制定保護公民權利的法律的黨。
一些白人開始認識到種族團結的必要性。亞拉巴馬州一家報紙指出:“白人和有色人種聯盟對反對托拉斯的斗爭認識一致……”
一些黑人盟員也同樣提出了聯合的要求。佛羅里達有色人種聯盟的一位領袖說:“我知道這一事實:有色人種勞工和白人勞工的利益是一致的。”
1891年夏,得克薩斯平民黨在達拉斯成立。它是一個不同種族混合的激進組織。白人與黑人公開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一位黑人代表、“勞動騎士團”的積極分子,對“平等”的模糊敘述表示不滿。他指出:
如果人人都平等,為什么縣治安官可以當著陪審團的面傳喚黑人?為什么客車上懸掛著“黑人”的招牌?我要告訴我們的人民,平民黨將要做什么。我會告訴他們,一匹黑馬和一匹白馬能不能并肩耕作。
一位白人領袖對此作了答復,他力主應該從本州各個區中選拔黑人代表,“黑人與我們一樣身陷壕溝”。
黑人和白人的境況并不相同。絕人多數黑人在田間農作,是雇傭勞工;而農民聯盟成員中的大多數白人卻是農場主。1891年,當有色人種聯盟在棉花地宣布罷工,要求給棉花采摘工一天1美元報酬時,聯盟的白人領袖李奧尼克·波克卻公然指責罷工損害了農場主的利益。因為這些農場主既是聯盟成員,同時又是給農民開工資的人。
在南部,一些黑人和白人在選票箱前聯合起來支持黑人參加北卡羅來納州地區競選。1892年,亞拉巴馬州一位白人農民寫信給一家報紙說:“主啊,我期盼8月的第一個星期一,山姆大叔能護衛黑人腰帶上的選票箱,以便讓黑人公平參選。”在佐治亞,第三黨會議上出現了黑人代表,1892年有2人,1894年有24人。阿肯色州平民黨的政綱是“為被壓迫者代言,無論其種族”。
種族主義的影響依然很強大,民主黨靠它從平民黨那里贏得不少農民。那些被收獲物抵押制弄得破產的白人佃農被逐出自己的田地,黑人則取而代之,此時,種族仇恨就變得更強烈了。南部諸州草擬了新的章程,阻止黑人以各種形式參加選舉,在生活中處處繼續保持堅不可摧的種族歧視制度。1890年,密西西比州開始執行該章程。
法律剝奪了黑人的投票權(參選者須交納選舉稅,接受讀寫能力測驗,且必須具有一定的財產資格),這些規定常常令貧窮的白人也不能參選。南部的政治領袖們當然對此一清二楚。在亞拉巴馬州立法會議上,一位領袖說,他希望剝奪“所有不稱職、不夠格者”的投票權,“讓他們統統滾蛋,如果這種規定對白人來說是個打擊的話,那它對黑人而言同樣是個打擊”。
佐治亞州平民黨的領袖湯姆·沃特森奮起呼吁種族團結:“如果大家處于分散狀態,雇主就可以在報酬問題上欺騙你們,讓你們互相憎恨。這種憎恨的根源是經濟專制權力,是它在奴役咱們大家。”沃特森希望黑人支持白人的政黨。后來,沃特森發現這種支持令人為難且不再奏效,于是,他便轉而積極支持種族主義,就像他從前積極反對種族主義那樣。
這一時期的歷史,足以說明階級沖突和種族沖突的復雜性。在沃特森參加競選期間,15名黑人被處私刑。阿倫指出,1891年以后聯盟控制下的佐治亞州議會“通過了大量的反黑人法案,甚至在一年之內就頒布了很多這樣的法案,這在佐治亞州是前所未有的”。1896年,佐治亞州平民黨在其政綱中公開指責私刑和暴力行為,要求廢除罪惡的租佃制度。
C.范·伍德沃德指出,平民黨在南部進行的試驗,共同的一點就是:“有史以來,南部的兩個種族從來沒有親密合作過,這只有在平民黨人的努力下才得以實現。”
在為鄉村農民創造新穎而獨立的文化方面,平民黨運動同樣作出了不同凡響的努力。農民聯盟演講團的足跡遍布全國各地;它有3.5萬名演說家。平民黨人利用自己的印刷機大量印刷書籍和小冊子。他們的目的是教育農民,修正傳統的歷史、經濟和政治理論。
平民黨人的雜志《民族經濟學家》,擁有10萬名讀者。19世紀90年代,平民黨人主辦了1000多種雜志。平民主義領袖撰寫的書籍,如亨利·德馬雷斯特·勞伊德的《反對共和國的財富》和威廉·哈維·考因斯的《金融學流派》都曾廣泛發行。平民黨運動深深地影啊了南方人民的生活。
農民只是偶爾與勞工運動發生聯系。雙方都不愿為對方的愿望而大聲疾呼。然而他們中間還是出現了一些達成共識的跡象。盡管達成一致的情形各異,但這可能會導致人們采取步伐一致的行動。
無疑,平民黨人與大多數美國白人一樣,思想中帶有種族主義和本土主義思想。部分原因在于他們天真地認為,種族問題不如經濟制度那么重要。正因如此,農民聯盟說:“平民黨不斷發展壯大,它不是為黑人帶來自由,而是要解放所有的人……要使人們獲得所有的經濟自由,沒有這一點,就談不上政治自由……”
平民黨人發起了聯合白人和黑人、城市工人和鄉村農民的運動,但他們的努力沒有成功。這一失敗加上選舉政治的誘惑終于使平民黨運動毀于一旦。1896年,他們曾聯合民主黨支持威廉·詹寧·布萊恩競選總統。此后,平民黨沉溺于民主黨的政治活動中不能自拔。迫于贏得競選的壓力,平民黨人不得不從一個城市跑到另一個城市,與兩大黨做交易。如果民主黨獲勝,平民黨就會被吸收進政府參與政事。如果民主黨失敗,平民黨就會瓦解。選舉政治使得政治掮客取代農業激進派進入最高領導層。
一些激進的平民黨人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們指出,與民主黨融合在一起,試圖取得“勝利”,那么,他們所致力的政治獨立運動便會遭受失敗。他們還指出,大肆宣傳銀幣自由鑄造,并不能使資本主義制度發生實質性的變化。
亨利·德馬雷斯特·勞伊德指出,馬庫斯·達利(安孔達銅業公司)和威廉·倫道夫·赫斯特(西部銀幣股份)為提名布萊恩的活動資助了部分資金。他冷眼旁觀布萊恩在民主黨大會上用花言巧語煽動2萬多聽眾。勞伊德尖銳地指出:
窮人向那些許諾帶領他們走出荒地的人脫帽致意,那些人走的是循環路線……人們在曲曲折折的迷宮里徘徊了40年。在這令人討厭的40年里,人們被納稅賬單牽著四處奔走。
在1896年的總統大選中,平民黨運動擋不住誘惑,投入了民主黨陣營。這是第一個大肆運用金錢展開的競選運動。民主黨候選人布萊恩被威廉·麥金萊擊敗,因為實業界和新聞界都被動員起來支持麥金萊。顯而易見的是,即便是民主黨中存在哪怕只是些微的平民黨成分,它也不會被容忍,當權的政要們則使出了渾身解數,以確保自己競選獲勝。
美國常常利用選舉來鞏固它被連年不斷的抗議和騷動動搖了的體制。現在就是這樣的一個時期。南部的黑人仍然是被壓迫者。印第安人因為天性善良,被永遠地趕出了西部大平原;1890年一個寒冷的冬天,美軍在南達科他的翁迪德尼襲擊印第安人營地,殺死300名男人、婦女、兒童。這是自哥倫布時代以來400年暴力沖突的頂點。它證明:白人是這片大陸的主人。不過,這只是針對特定的白人而言。到1896年,此種情況變得更顯而易見了:各州已經作好了粉碎勞工罷工的準備,盡可能運用法律,必要時就動用武力。兩黨制度已經作好了準備,哪里發生了危險性的群眾運動,它都隨時可以派遣軍隊,圍困起義者,并耗盡他們的精力。
愛國主義向來不失為一種把階級仇恨淹沒在維護國家團結的口號中的方法。麥金萊以罕有的直率言辭道出了金錢與愛國之間的聯系:
……本年度會成為一個充滿了愛國精神和獻身精神的年度。我高興地得知,全國各地的人民表示要為光榮的星條旗獻身;全國人民表示要像保護國旗榮譽那樣神圣地保護本國的經濟榮譽。
愛國主義的極端行為就是戰爭。麥金萊就任總統兩年之后,美利堅就向西班牙宣戰了。
[1] “貝西默煉鋼法”的創始人亨利·貝西默(Henry Bessemy: 1813—1898),英國工程師和發明家。
[2] 哈姆林·加蘭(Homlin Garland,1860-1940),美國現代作家,詩人,其作品充分描述了他所親身經歷的美國中西部農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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