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另一種內戰
有關19世紀階級斗爭的故事，在美國歷史教科書中并不常見。這些斗爭常常被主要政治黨派之間緊張的沖突給掩蓋起來了，盡管雙方都代表著國家中同一個統治階級。
1828年當選為總統、連任兩屆的安德魯·杰克遜宣稱他代表的是“社會卑微的底層——農民，機械師，工人”。當然，他不代表那些被趕離故土的印第安人，也不代表奴隸。但是，日益發展的工廠體制，不斷增多的移民，使得國內形勢愈發緊張，這就要求政府必須在白人中間找到群眾性的支持基礎。于是，一種神話——“杰克遜式民主”被創造出來，以滿足這種要求。
這是一種新的暖昧政治，即：無論是在社會迅速發展的時期，還是在騷亂的潛伏時期，這種政治制度都為中下層階級代言，以便獲得他們的支持。在反叛頻繁發生的年代里，它給了人們在兩種不同政黨中間進行選擇的權利，讓人們自己去選擇一個相對更為民主的政黨，這無疑是一種設計精巧的統治策略。
杰克遜黨人的觀點是：通過謹慎明智、深思熟慮的改革，確保“中間階層，尤其是……國家中絕大多數自由民眾”支持民主黨，從而達到穩定與控制社會的目的。也就是說，主動的改革才不會付出太大的代價。這是一位改革家、企業律師、杰克遜式民主黨人羅伯特·蘭陶爾的話。蘭陶爾這句話道出了20世紀民主黨（有時也是共和黨）的競選成功的奧妙所在。
美國正在迅速地發展著，其勢頭令人鼓舞。1790年，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不到100萬；1840年，這一數字已達1100萬。1820年，紐約有13萬人，到1860年，居民已達100萬。雖然旅行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表達了他對美國人民之間“身份平等”的驚嘆，但是，他的這一觀察與事實并不相符。
在費城，工人階級家庭55人合租一套公寓，通常每家只有一間房，沒有垃圾清運設施，沒有洗手間，缺乏新鮮的空氣和飲用水。那兒也有新近從舒伊爾基爾河抽來的新鮮水，但那是輸送到富人家中的。
在紐約，你會看到窮人躺臥在堆滿垃圾的街頭。貧民區沒有下水道，污水流進院子和小巷，進入陰暗狹小的地下室，這里住的是最貧窮的人。這種狀況導致了1837年傷寒病的流行和1842年斑疹傷寒癥的肆虐。在1832年霍亂流行期間，富人紛紛逃離這座城市，而窮人則只能坐以待斃。
不能指望窮人會成為政府的政治盟友。但是，像奴隸或者印第安人一樣，他們確實存在著。一般情況下他們很不顯眼，而一旦他們起來反抗，就會成為一種威脅性的力量。然而，有更多的公民（待遇好的工人和擁有土地的農民）團結起來，堅定地支持現行制度。此外，新生的城市白領工人，自視為資產階級階層中的一員，也會向處于危機中的資產階級提供支持。他們隨著商業的繁榮而崛起，生活富裕，待遇優厚。
收費公路、運河、鐵路、電報，極大地促進了西部的開放。農場已經機械化了。鐵犁使收割時間減少了一半；到1850年，約翰·迪爾公司一年可生產1萬掛犁。賽勒斯·麥考密克在芝加哥的工廠一年就制造了1000臺機械收割機。一個人用鐮刀一天可以收割一英畝小麥，而用一臺收割機、可以收割10英畝小麥。
現行的經濟制度，不是合理地設計以滿足人類需要，而是因利益驅使而不規則、混亂地發展著。這樣的經濟制度，似乎沒有辦法避免周期性的繁榮和衰退。1837年發生了一次經濟衰退，1853年又發生了一次衰退。一種達到社會穩定的辦法就是：減少競爭，使商業經營組織化，形成壟斷。19世紀50年代中期，價格協定和兼并成為常事：紐約中央鐵路就是由眾多鐵路合并而成。美國黃銅協會自稱其成立是“為了對付災難性的競爭”。漢普頓縣棉花紡織者協會宣告成立，目的在于控制價格。美國鐵礦協會也是如此。
發展工業需要大量的資本，因此投資者必須盡可能將風險減至最小限度。在不致危及所有者和經理個人財運的情況下，州議會給企業頒發執照，給他們以處理商業事務和賺錢的合法權利。從1790年到1860年，有2300家企業獲得了執照。
從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及第一屆國會開始，聯邦政府對商業利益給予了至關重要的幫助。現在，聯邦政府幫助的范圍更大了。
鐵路工作人員手里摸著錢、股票以及免費的鐵路通行證，到華盛頓和其他州府活動以獲取好處。1850年到1857年，他們獲得了2500萬英畝的公共土地、免稅貨物．以及來自州議會的數百萬美元的擔保貸款。在威斯康辛州，1856年，拉克羅斯和米爾沃基鐵路公司將大約90萬美元的股票和證券捐贈給59名議員和13名參議員，以及其他地方長官，結果免費得到100萬英畝土地。兩年后，鐵路公司破產，其證券一錢不值。
東部的工廠主業已變得強大且有組織性。到1850年，15個名為“伙伴”的波士頓家庭，控制了全美20％的棉花紗錠，馬薩諸塞州39％的保險基金，波士頓40％的銀行儲蓄。
在內戰前夕，國家的統治者們優先考慮的最主要的事情是金錢和利潤，而不是反對奴隸制度的運動。正如托馬斯·科克倫和威廉·米勒在《創業時代》中所指出的：
韋伯斯特是北部的英雄——他不是愛默生、帕克、加里森、菲得普斯；韋伯斯特是稅吏、土地投機商、公司律師、波士頓協會的政客和漢密爾頓家族的繼承人。他說，“政府的偉大目標”“是在國內保護私有財產，在國外贏得尊敬和名望。為此，他竭力鼓吹聯合并主張對逃亡的奴隸作出讓步。
他們在談到波士頓的富人時寫道：
他們在比考恩山上過著豪華的生活，他們對慈善事業及文化藝術給予資助，從而贏得了鄰居們的欽佩。他們在州府大街進行著交易，有監工替他們監督工廠，有經理們為他們管理著鐵路，有經紀人為他們推銷著動產和不動產。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描述了波士頓這些年的情況：“比考恩大道和弗農山莊的大街小巷都彌漫著銅臭。在律師的辦公室，在港口碼頭，到處可見這種卑鄙齷齪、渾渾噩噩的陳腐之氣。這種景象，正如人們在鞋廠老板的車間里通常看到的那徉。”牧師西奧多·帕克告訴他的聽眾們：“金錢是現今國家最強大的力量”。
致力于穩定政治和控制經濟的種種努力往往不能完全奏效。新的工業化浪潮、擁擠的城市、工廠里長時間的勞作以及突然爆發的經濟危機所引起的物價上漲、大批工人失業，加上食物和飲用水的匱乏、冬季的嚴寒、夏天的悶熱以及疾病流行和兒童死亡——所有這些情況，逼得窮人不時采取反抗行動。有時，他們自發地、無組織地發動反對富人的起義。有時，他們的怒火會轉而以其他方式發泄出來，如：對黑人的種族仇恨、反對天主教的宗教戰爭、本土主義者遷怒于外來移民等等。有時，他們會組織示威活動和罷工。
如同其他任何時期一樣，這些年來，工人階級的意識逐漸覺醒。史籍對此并無記載，但是，保存下來的一些片斷，依然使得我們驚訝不已：在勞動人民平常緘默言行的背后，竟然一直存在著如此多的反抗精神！記錄在案的有：1827年，一位“沒有什么文化的技工”，也許是一位年輕的制鞋匠，發出了“致……費城技工和工人階級”的一封信：
我們發現，我們在各方面都受到壓迫——我們辛苦地勞動，為別人創造舒適的生活，使他們享受一切生活樂趣。可是，我們自己得到的僅僅是極少量的一部分。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這少量的一部分甚至還得取決于雇主的意愿。
蘇格蘭的弗蘭西斯·賴特是早期的女權主義者和空想社會主義者。1829年7月4日，她應費城工人之邀，給美國第一個全市性的勞工協會作演講。她問道：革命是否已經消除了“工廠內孩子們的處境……被人忽視、貧窮、墮落、饑餓和疾病……”。她質問：新式技術是否降低人類勞動的強度，是否把人變成了機器的附屬物，是不是極大地損害了童工的身心健康？
同年晚些時候，印刷工人、《工人的主張》主編喬治·亨利·埃文斯起草了《工人獨立宣言》。他列舉了一系列“事實”提交給“公正無私的”公民同伴，其中有如下內容：
1．征稅的法律……極沉重地壓在社會中的一個階級的身上……
3．有關私人公司的法律總是有失公允……偏袒一個社會階級而損害其他階級……
6．法津……剝奪了十分之九的貧窮的公民同等地享有“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有關扣押權的法律支持地主而不支持佃戶……這只是一個例證，其他類似情況不可勝數。
埃文斯深信“每一個達到成人年齡的人都應有資格享有同等的財產”。
1834年，波士頓的一個全市性的“工會”（包括米白查爾斯頓的技工和來自林恩的女修鞋匠）在談及《獨立宣言》時指出：
我們認為，法律如果傾向于把特權階級的地位提升到其他公民之上，容許他們享有特權，這樣的法律，與獨立宣言的基本原則背道而馳……
我們的公共教育體系慷慨地資助一些學校……只有有錢人才能進入這些學校就讀。然而，普通學校卻得不到資助……于是，窮人從幼年時起就容易把自己看作低人一等。
傳統的史籍中沒有記錄下當時所發生的反叛事件。例如1835年夏，巴爾的摩發生了騷亂。當時馬里蘭州銀行倒閉，存款人失去了儲蓄金。一些人認為這是一場大騙局，他們聚集起來，打破了與銀行相鄰的辦公室的窗戶。當暴動者摧毀一所房屋時，民兵對他們發動了攻擊，殺死了20人，打傷100人。第二天晚上，其他一些住宅也遭到攻擊。
在這段時間里，有很多工會建立起來。法院宣稱他們陰謀阻撓商業活動，是非法的。紐約的一名法官主張對“參與陰謀活動”的裁縫處以罰款。他說：“在法律與自由這片可愛的土地上，前進的道路向所有人敞開著……每個美國人都知道……他不需要用虛假的聯合來保護自己。他們受外來的因素所影響，我傾向于認為，他們主要由外來人所把持。”
全城出現了一份廣為傳播的傳單：
富人與窮人為敵！
法官愛德華之流，是上層階級統治人民的工具！他們反對的是技工和勞動人民！這是對你行使自由權利的致命一擊！……他們開創了一種先例：勞動人民沒有權利規定自己勞動所得的報酬，換言之．富人才是窮人愿望的唯一評判者。
在市政廳公園，2.7萬人舉行集會，公開抨擊法院所作出的決定。他們決定成立一個通信委員會。3個月后，該委員會召集了一個從來自紐約幾個城鎮的農民和工人中選出的代表組成的技工、農民、工人代表會議。這次會議在尤提卡召開，草擬了獨立宣言，宣布與現有各政黨脫離關系，成立平等權利黨。
盡管他們自己的候選人參加了公職競選，但他們仍不大相信選票會成為改變現實的一種方式。該運動的一個著名演說家塞思·盧瑟在7月14日的集會上說：“我們將平生第一次嘗試使用選票箱。如果這樣也無法實現我們正當的目標，下一步亦即最后的手段，將是子彈箱。”
1837年的危機導致很多城市爆發集會。銀行暫停硬幣支付——拒絕為他們發行的期票支付硬通貨。生活本已極為拮據的工人，在購買食品時，發現面粉、豬肉、煤炭價格高得令人難以置信；在費城，2萬人舉行了集會。有人給總統范伯倫寫信，描述了集會的情形：
這天下午，費城獨立廣場上的集會，是我所見過的最大規模的公眾集會。昨天和前天夜晚，整個城一市都貼滿廠布告，人們被這些布告招攏來。集會完全是由工人階級組織和主持的，無需領導過這類事件的任何人的咨詢與配合。政府官員私演講者也在他們之中……這次集會的矛頭是針對銀行的。
平等權利黨（通常稱之為“摩擦火柴黨”[1]）的成員在紐約的一次會議上宣布：“面包、肉、租金和燃料必須減價！無論下雨還是天晴，星期一下午4點鐘，將在公園舉行集會……凡下決心抵制壟斷和強取勒索的仁慈的朋友們，敬請出席。”紐約一家報紙《商業記錄》記載了這次集會的情況以及隨后發生的事件：
4點整，數千人匯成人流，在市政大廳前集會……一位演講者……指揮大家對伊萊·哈特先生進行報復。他大聲呼喊道：“市民朋友們！哈特先生的倉庫現有5.3萬桶面粉；走，到那里去！我們給他出價8美元一桶，如他不肯這樣做……”
參加集會的許多人向哈特先生的倉庫進發……人們快速地、不停地將一桶桶裝滿面粉的桶從窗口投擲出來，成十上百的面粉桶從門口滾落到大街上……大約1000蒲式耳小麥，400到500桶面粉散落一地，這是何等放縱、荒謬與戲謔的行為。外國人是最積極的破壞者，此外，還有約500到1000人支持并慫恿那些已被他們煽動起來的人們。在面粉桶和米袋滾落、破裂的過程中，一些婦女也參加了行動。比如在搶劫爭斗中死去的干癟丑陋的老太婆。她們將預備的盒子和籃子一都裝得滿滿的。有的還用圍裙包起面粉，匆匆逃走……
夜幕降臨了，然而破壞行為并沒有終止。它一直持續到身強力壯的警察抵達出事地點為止。此后不久，一支支的警察分隊也隨之趕到……
這就是1837年的面粉騷動事件。在這一年所發生的危機中，僅紐約就有5萬人（其中三分之一為工人階級）失業，正如一位觀察家所指出的那樣，20萬人（人口總數為50萬人）“生活在極度絕望之中”。
19世紀中期發生的集會、暴動、斗爭，無論是有組織的還是無組織的，暴力的還是非暴力的，都沒有完整的記載。隨著國家的成長，城市變得日益擁擠，工作環境越來越惡化，生活條件愈來愈難以忍受，銀行家、投機者、地主、商人控制了經濟。
1835年，50個不同行業在費城成立了工會，勞工、工廠工人、裝訂工人、寶石匠、運煤工人、屠夫、私人作坊的工人舉行了一次成功而具有廣泛影響的罷工運動——為了爭取10小時工作日。
19世紀40年代早期，費城的織布工（絕大多數是愛爾蘭籍移民．在家中替老板干活）為提高工資而舉行了罷工。他們攻擊那些拒絕罷工的工人家庭，破壞他們的工作。縣治安長官派出民兵試圖逮捕某些罷工者，但是，400個織布工人用毛瑟槍、棍棒武裝起來，擊潰了他們。
可是，此后不久，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織布工與信奉新教、土生土長的熟練工人在宗教信仰問題上產生了對抗。1844年5月，費城近郊肯辛頓的新教徒與天主教徒發生沖突、引發了騷亂。不久，中間階級的政治家們領導雙方各自加入了另外的政黨（本土主義者加入美國共和黨，愛爾蘭人加人民主黨），黨派之間的政治歧見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取代了階級沖突。
研究肯辛頓騷亂的歷史學家戴維·蒙哥馬利指出，這些事件導致了費城工人階級的分裂。它“從此在歷史學家中造成了社會中沒有階級沖突的錯覺”，事實上，19世紀美國的階級沖突“與工業社會已知的任何沖突一樣兇猛野蠻”。愛爾蘭籍移民是因為土豆產量減少，為逃避饑餓而背井離鄉的。他們擠進破舊的航船，來到美國。在這些航船上發生的故事，其差別僅僅在于早先運回的是黑人奴隸，其后是德國移民，再后來是意大利移民和俄羅斯移民。1847年5月，一艘來自愛爾蘭的船在加拿大邊界的格羅斯島被拘留。這是當時的一份記錄：
有誰能想象得出這樣一種極為恐怖的情景呢？移民船塞得滿滿的，超過了它的承載極限，甚至在最短的過道上也擠滿了人。各種年齡的人都有，他們中間有人發著高燒……船員們因極度的絕望而變得悶悶不樂，脾氣暴躁；可怕的瘟疫令他們喪失了勇氣。那些不幸染上瘟疫的乘客正表現出各種各樣的發病癥狀，很多人奄奄一息，有些人已經死去；……孩子們在痛哭，精神錯亂者自言自語，到處都能聽到極度痛苦的喊叫和呻吟！
這些新來的愛爾蘭籍移民，他們自己尚且貧困潦倒，自暴自棄，怎么能對黑人奴隸產生同情心呢？事實上，這一時期的工人階級活動家大多數都忽視了奴隸們的痛苦處境。當選為國會議員的紐約工會領袖伊利·穆爾在眾議院慷慨陳詞，反對接受廢奴主義者的請愿書。階級斗爭遭受挫折后，人們轉而試圖解決種族問題，種族敵意很容易便成了階級斗爭受挫的替代品。
另一方面，1848年，一位白人制鞋工人在林恩制鞋廠工人的一份名為《錐子》的報紙上寫道：
我們什么也不是，只是一支監視著處于奴役狀態下的300萬兄弟的常備軍……我們生活在邦克山的陰影之不，在以人性的名義要求屬于我們的權利之時，卻剝奪了別人的同樣的權利，就因為他們的皮膚是黑的！公正的上帝出于憤怒而強迫我們飲下退化墮落的苦酒，以示懲罰，這難道有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嗎？
另一次經濟危機發生在1857年。鐵路和制造業的繁榮，大規摸的移民浪潮，股票和證券市場上日益增加的投機行為，社會上偷竊、腐收、弄虛作假成風，這一切導致經濟先是瘋狂地增長，然后又突然崩潰。截止到這一年10月，有20萬人失業，新近來的移民成千地聚集在東部港口，希望能返回歐洲。
在新澤西州的紐華克，數千人舉行集會，要求政府給予失業者以工作。在紐約，1.5萬人在曼哈頓鬧市區的湯姆金斯廣場集會，他們從那里游行到華爾街。在華爾街，他們呼喊著“我們要工作”的口號，圍繞著股票交易所游行。這一年夏天，紐約貧民區發生暴動。有一天，500人用手槍和磚塊向警察發動了攻擊。失業者舉行游行，搶劫商店，要求獲得面包和工作。11月，一群人占據了市政廳。政府不得不動用海軍來驅趕他們。
1850年，全國600萬勞動力中，有50多萬是婦女：33萬從事家務工作；5.5萬人當教師；18.1萬婦女在工廠工作，其中有一半從事紡織業。
婦女們組織起來了。1825年，紐約裁縫女工聯合會要求提高工資，婦女們第一次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力量。1828年多佛爾和新漢普夏發生的罷工，是產業女工自己組織的第一次罷工。好幾百名婦女舉著標語旗幟游行。后來，她們被迫返回工廠，她們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其領導人被辭退，并被列入黑名單中。
在新漢普夏的艾克塞特，產業女工舉行廠罷工（用當時的語言來說，是“外出集會”）。罷工的原因是：監工將時鐘向后拔，以延長工時。這次罷工取得了勝利，廠方答應了她們的嚴正要求，承諾讓監工將手表調準。
洛厄爾廠的制度規定，年輕的女孩子應當在工廠里工作，住集體宿舍，在女舍監的監督下生活。這種制度使女孩子們從索然無味的家務勞動中解脫出來，初看起來極為仁慈，也很有人情味兒，頗受人歡迎。馬薩諸塞州的洛厄爾是最先創辦紡織工廠的城鎮；它以富裕而有權勢的洛厄爾家族的名字命名。但是，洛厄爾紡織工廠的集體宿舍被嚴苛的規章制度所管制，變得更像監獄；晚餐（婦女們凌晨4點起床后開始勞動，一直工作到晚上7點半）通常僅僅只是一些面包屑和肉湯。
因此，洛厄爾的女孩子們組織起來了。她們開始創辦自己的報紙。她們抗議編織車間的惡劣條件，因為那里燈光昏暗，通風不良，夏季來臨時屋里極為炎熱，冬季到來時潮濕寒冷。年輕的婦女們成立了“工廠女孩聯合會”。1836年，1500人舉行了罷工，抗議廠方提高她們居住的木板房的租金。哈麗雅特·漢森當時還只是一個17歲的女孩，她后來回憶道：
那時，女孩們站在我的房間里猶豫不決，不知道該怎么辦……我已經認為她們不會出去參加罷工。她們交談了一會兒后，我變得不耐煩了。我像個孩子似的虛張聲勢，率先起來說：“我不介意你們做什么，無論別人去不去，我都要到場。”說完我就沖了出去。其他人也跟著我沖了出來。我回過頭，看著跟隨在我后面長長的隊伍，心里感覺到前所未有的自豪……
罷工者唱著歌，在洛厄爾的大街上游行。她們雖然堅持了一個月，但是后來她們的錢用完了，被逐出了木板房。也有很多人返回工廠繼續工作。她們的領袖被辭退了，其中包括哈麗雅特·漢森的寡居母親在內。她是木板房的女舍監之一，因為她的孩子出去參加罷工而受到追究。
反抗活動仍在繼續。與此同時，女孩子抱定這樣一種信念——住在空氣清鮮的環境里，過一種少受折磨的生活，她們為此而不懈地奮斗著。她們當中的一位回憶說：“6月的天氣，空氣清新怡人。我把身體傾向窗外，盡量不使自己聽到室內無休止的各種碰撞聲。”
1835年，20個工廠的工人舉行罷工，要求將工作時間由每天13個半小時縮短到11個小時，公司應該用現金而不是收據支付工人的工資，取消有關遲到罰款的規定。1500名兒童及家長參加了罷工。這次罷工持續了6個星期。由于罷工破壞者進來搗亂，一些工人復工了。但是，這次罷工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勝利：每天的工作時間縮短到12個半小時，星期天只工作9 小時。1835年以后，美國東部爆發了140次罷工。
1837年以來的經濟危機，推動并最終促成了1845年洛厄爾女工改革協會的成立；該協會向馬薩諸塞州議會提交了數千份請愿書，要求實行10小時工作制。但是議會的一個委員會卻在一份報告中指出：“我們的委員會應當徹底駁回他們的請求。各種規章制度以及工廠內外一切設施等等，皆不得按他們的建議，也不得因議會的任何法案而有所改變。”80年代末期，在工廠里工作的新英格蘭農場女工開始離開工廠。越來越多的愛爾蘭籍移民頂替她們的位置。
新澤西州的帕特森爆發了一系列的工廠罷工，其中最早的一次罷工是由童工發動的。原因是公司突然將他們的正餐時間從正午推遲到午后1 時。孩子們不上班，舉行了游行；他們的父母為他們加油，鎮上其他的工人們（木匠、石匠、技工）參加了游行。這些人將這次罷工變成了一次爭取10小時工作日的斗爭。可是，一個星期后，由于受到民兵的威脅，孩子們被迫復工，他們的領袖被廠方辭退了。不久，為了防止出現更大的麻煩，公司恢復了正午正餐的制度。
馬薩諸塞州的林恩是波士頓東北部一個工業城市。制鞋工人發動了美國內戰前時間最長的罷工。林恩城首次將縫紉機械用于工廠，以機器代替制鞋毛匠的手工勞動。19世紀30年代，林恩城的工廠工人開始組織起來，后來，他們創辦了一份富有戰斗精神的報紙——《錐子》。1844年，也即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發表的前4年，《錐子》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社會被分為生產階級和非生產者階級兩部分，財富在兩個階級間分配不平等，這些事實使我們立刻認識到另一種差別——資本和勞動的差別……勞動成為商品……資本與勞動處于對立地位。
1857年的經濟危機使得制鞋業停滯不前。在林恩，有很多工人失業。人們本來就已經對機器縫紉取代制鞋工人憤怒不已，現在，物價上漲，工資再三削減，到1859年秋天，工人們一天工作16 小時，而男工一星期只掙得3美元，女工一星期只掙得1美元。
19世紀60年代早期，3000名制鞋工人在林恩的萊塞姆會所集會，并在華盛頓的誕辰日舉行罷工。一個星期后，罷工己開始蔓延到新英格蘭聽有的制鞋城，25個城鎮的技工協會和2萬名制鞋工人參加了罷工。報紙稱之為“北部革命”，“新英格蘭工人中的叛亂”，“資本與勞動沖突的開端”。
1000名婦女和5000名男子冒著暴風雪，打著橫幅標語和美國國旗，在林恩的街道上游行。街道上到處是風吹形成的積雪堆，一支規模浩大的女性游行隊伍組織起來了，婦女們舉著“美國婦女不當奴隸”的標語，在街道上游行。10天后，一支由1萬名罷工工人組成的游行隊伍在林恩游行，其中包括來自薩勒姆、馬布爾海德以及其他城市的代表團，其中有男人，也有婦女。這是當時發生在新英格蘭的最大的示威活動、
波士頓的警察和民兵受命來此執行任務．防止罷工者影響運載鞋子的貨船的裝載，以使其完成作業后駛離該州。罷工的游行隊伍繼續前進，城市食品雜貨商以及糧食商販給罷工者提供食物。罷工從3月一直持續到7月，3月時士氣高昂，到4月時己經失去了戰斗力。為了讓罷工者回到工廠上班，工廠老板答應提高工人的工資。但是，工廠老板并不承認工會的合法地位，工人們不得不繼續作為單獨的個人而面對老板。
艾倫·道利在《階級與社區》一書對林恩罷工進行了研究。在他看來，工人階級盡管斗志高昂，但是，選舉政治分化了反抗者的能量，并把它引入了政府的軌道。
南北戰爭期間，軍事上的同仇敵汽和政治上的團結一致壓制了階級意識。無論北方或南方都是如此。這種團結一致既被言論紛爭所削弱，又被武力加以強化。政府宣稱這是一場為自由而戰的戰斗，但是，如果工人膽敢罷工，士兵就會向他們進攻。在科羅拉多州，聯邦軍隊屠殺印第安人。那些敢于批評林肯政策的人，未經審判就被投人監獄——這樣的政治犯大概有3萬多人。
北方和南方都繼續顯示出這種與聯合背道而馳的跡象。窮人憤怒地反對富人，他們發動起義，反對居于統治地位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
在南方，戰爭引起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上漲。雇主獲取了超額利潤，可是工人的工資水平下降了。戰爭期間，罷工運動遍布全國各地。1863年11月21日出版的《芬其爾商業評論》中，有一篇標題為《紐約發生了革命》的文章。這個標題雖然有些夸張，但是作者開列的如下一系列工人運動細目，卻給人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它表明：南北戰爭期間，窮人內心潛伏著憤恨！
紐約勞動群眾發動的動亂，令該城及鄰近城市的資本家大為驚恐……
鍍鐵廠的工人至今仍在堅持斗爭，反對承建商……
玻璃切割工人要求增加15％的工資……
我們承認，目錄所列舉的工人運動是不完全的，遠非其全部。但這足以使讀者相信：這個國家所發生的社會革命正在向前發展，只要工人們彼此信任，它必將取得成功。
碼頭司機正在罷工，其人數已達800人……
波士頓的工人不甘落后……除了在查爾斯頓海軍船塢舉行罷工外，他們還組織了其他活動……
裝配工人在罷工……
當作者正在寫作此文時，又聽說波士頓郵局工人舉行了總罷工。波士頓南部煉鐵廠以及其他地區的工人們，都在關注并思考此事。
戰爭使得許多婦女進入商店和工廠工作。在紐約，縫補雨傘的女孩子們從早晨6 時一直干到午夜，一個星期只能掙3美元。于是，紐約和布魯克林的女傘工舉行了罷工。羅得島普羅維登斯成立了女雪茄煙工工會。
到1864年。總計約20萬名男女工人參加了工會。某些行業形成了全國性的工會，并出版了代表勞動工人立場的報紙。
聯邦政府利用軍隊來制止罷工。紐約市科爾德斯普林一個兵工廠的工人為增加工資而舉行了罷工，聯邦軍隊被派到那里以結束罷工。參與罷工的機械工人和裁縫們在圣路易斯與軍隊展開了戰斗，最后被迫復工。
北方的白人工人認為，內戰好像是為黑人奴隸而戰，或是為資本家而戰，為除他們自已之外的任何人而戰。因此，他們并不熱衷于這樣的戰爭。他們還認為，新興的百萬富翁階層正在從戰爭中獲取好處。
紐約的愛爾蘭籍工人是新近來的移民，生活貧困，土生土長的美國人看不起他們。在這個城市中，他們幾乎得不到任何憐憫，因為黑人也在同他們競爭，尋找如碼頭工人、理發師、餐廳侍者、家庭仆人之類的工作。失去這些工作的黑人經常充當罷工破壞者。隨后，戰爭開始了，接踵而來的是征兵和送死。1863年《征兵法案》規定：富人交納300美元或雇人頂替，可以免服兵役。
1863年7月，招募新兵的工作開始了。一伙人破壞了主要的招募站。三天后，一群群的白人工人在全城游行，摧毀了建筑物、工廠、電車纜線、房屋。征兵暴動的起因極為復雜——既反對黑人，也反對富人，反對共和黨人。在一次對征兵總部的襲擊中，暴動者連續襲擊富人的居所，后來又謀殺黑人。他們放火點燃了非白種人孤兒養育院。他們槍擊、焚燒并吊死街上所能發現的黑人。很多人被投入河中淹死。
第四天，從葛底斯堡戰役中返回的聯邦軍隊進入紐約城，平息了暴亂。大約400人被殺死，也許有1000人。到底死傷多少人，尚無確切的統計數字，但這次動亂中失蹤者的人數，遠遠超過了美國歷史上其他任何一次國內暴力事件中失蹤者的人數。
在北部的其他城市如紐沃克、特洛伊、波士頓、托萊多、埃文斯維爾也發生了反征兵的暴亂，它們持續的時間不像紐約反征兵暴亂那么長，也沒有那么殘忍。在波士頓．暴亂中的死難者是愛爾蘭籍工人，他們因襲擊兵工廠而被士兵們槍殺。
南部諸州貌似統一于白人邦聯，實際上存在著種種沖突。大多數白人（其中的三分之二）并不擁有奴隸。不到1000個家庭成為種植園的精英。
在南方，約有數百萬白人淪為生活貧困的農民，破舊的小木屋或廢弄的戶外廁所是他們的棲身之處。內戰以前，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遜，奴隸在棉花紡織廠工作，每天獲取20美分以購買食物，而同一個工廠的白人則可得到30美分。
起義者戰斗的呼喊聲和南部邦聯軍隊神奇的勇氣背后，更多的是對戰爭的厭惡情緒。南部邦聯政府的征兵法案規定富人可以免服兵役。南部邦聯士兵們是否已經開始覺得他們是在為上流社會精英階層（他們從來不曾屬于這個階層）的特權而戰呢？1863年4月，里士滿發生了面包騷亂事件。夏天，南部許多城市發生了征兵暴動。9月，亞拉巴馬州的莫比爾發生了食物騷亂。喬治亞·李·塔特姆在其研究著作《南部邦聯中的背叛》中寫道：“戰爭結束以前，各州政治上的不滿越來越多，很多背叛者結成一伙——在某些州已形成組織完善、活動積極的社團。”
南北戰爭是現代戰爭的先例之一：利用致命的炮彈、格林機關槍、刺刀發動攻擊——將現代化戰爭的大規模殺傷武器與白刃戰結合在一起。在進攻弗吉尼亞的彼得斯堡之前的一次戰役中，一支由850名緬因州士兵組成的部隊，半小時之內就損失632人。戰場就是一個巨大的屠宰場，交戰雙方共有62.3萬人陣亡，47 .1萬人負傷。在一個3000萬人口的國家里，死傷人數竟然超過了100萬。
隨著戰爭的繼續，南方戰士開小差的越來越多，這一點也不奇怪。到戰爭結束時，已有20萬士兵逃離邦聯軍隊。
1861年，仍然有60萬人自愿為邦聯而戰，聯邦軍隊中大多數士兵也是志愿者。愛國主義的心理，冒險的誘惑，政治領袖制造出的道義上的圣戰氣氛，對于淡化那種反對富人和掌權者的階級仇恨，并把這種仇恨大部分轉而向他們所宣稱的“敵人”發泄，極為奏效。這種情形，正如埃德蒙·威爾遜在《愛國主義的血》（寫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 中所指出的：
在近來發生的大多數戰爭中，我們已經看到，平素觀點不同、爭論不休的公眾輿論，如何在一夜之間突然轉變為近乎全國性的全體一致，形成一股順從的能量大潮，推動著年輕人去摧毀和制服試圖阻擋它的任何努力。
在震耳欲聾的炮火聲中，國會通過了一系列法案，確保北方獲得他們想要的商業利益，南方農業州在脫離聯邦以前曾對這些商業利益加以限制。林肯總統簽署并頒布了這些法案。1860年的共和黨已成為一個純粹為實業家呼吁的講壇。1861年，國會通過了《莫里爾關稅法案》，對外國商品課以重稅使之更為昂貴，同時還允許美國廠商提高他們的產品價格，迫使美國消費者購買更多的本國產品。
1862年，國會通過了《宅地法》，規定：凡愿在其上耕種5年者，均可獲得西部160英畝的閑置或公有土地；凡愿每英畝交付1.25美元者，均可購得這份宅地。普通人很少能有200美元去購買這些土地；投機者卻一擁而至，奪走了大部分土地。宅地總計達5000萬英畝。但在南北戰爭期間，國會和總統將1億多英畝的土地免費贈于各地的鐵路部門。國會還設立國家銀行，讓政府以合伙人的身份參與利息分成，并確保他們的利益。
面對罷工不斷蔓延的局勢，雇主敦促國會采取保護措施。1864年通過的《勞動合同法》使得公司與外籍工人簽訂合同成為可能：無論何時，當工人許諾為公司工作12個月，用他們的工資支付其移民費用時，公司隨時可以同外籍工人簽訂合同。藉此法案，公司不僅獲得了廉價的勞動力，而且找尋到罷工破壞者。
在30年的內戰醞釀期間，越來越多的法律被法院重新作了解釋，以適應本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需要。工廠主大肆掠奪別人的財物以壯大自己的經營，這被認為是合法的。有關“支配權”的種種法律常被用來剝奪農民的土地，并將它作為津貼送給運河公司或鐵道公司。
直到此時，法律甚至從未宣稱它要保護勞動人民——20世紀也是一樣。健康與保險法本來就不存在，更談不上實行。1860年冬，在馬薩諸塞州的勞倫斯，皮姆珀敦工廠廠房突然倒塌，900名工人被壓在里面，其中絕大部分是婦女。這場事故導致88人死亡。盡管有證據表明，這座建筑物不足以承受安裝在里面的沉重的機器，建筑工程師也知道這一點，可是，一位陪審員卻斷定該案“缺乏犯罪意圖”。
到內戰爆發前，莫頓·霍維茨在《美國法律的變革（1780一1860）》一書中對負責司法的法院所做的一切，作了這樣的概括：
到19世紀中期，法院以農民、工人、消費者，以及其他無權無勢的社會團體為代價，改造了法律制度，使之有利于工商業人士……這積極地推進了財富的合法再分配，不利于社會弱小團體。
在步入現代社會之前的時期，單純靠暴力就可實現財富分配不均。而在現代社會中，剝削采取了偽裝的形式——它是通過貌似中立和公正的法律手段來實現的。
戰爭結束了，威脅國家統一的危急形勢趨于緩解，老百姓必須面對日常生活，解決生存問題。遣散的軍隊游蕩在大街上，尋找工作。
士兵們從前線返回城市，此時的城市籠罩在死亡的陰影中，疾病流行，餓餒遍地，火災不斷。紐約有10萬人住在貧民區的地下室里，1.2萬名婦女靠賣淫為生。堆積在大街上的垃圾足有兩英尺高，老鼠成群亂竄。費城的富人可以享受來自舒伊爾基爾河的新鮮飲水，其他人則飲用特拉華河水，該河每天有1300萬加侖的污水傾入。1871年芝加哥發生大火災，平民公寓的一座座房屋接連發生倒塌，有人形容說，房屋倒塌的聲音聽起來像是發生了地震。
內戰結束后，勞動人民中間掀起了爭取8 小時工作日的運動，并得到第一個全國性工會組織——全國勞工協會的支持。紐約10萬工人舉行了3個月的罷工，贏得了8 小時工作日的勝利。1872年6月舉行的慶功會上，15萬工人在全城游行。
戰爭期間進入工廠工作的婦女們，如雪茄煙工、女裁縫、制傘工、制帽工、印刷工、洗衣工、制鞋工，都成立了工會。她們組織了“圣克里斯平之女社”，成功地使雪茄煙制造者工會與全國印刷業工會首次接納婦女為會員。
在工廠工作所面臨的危險推動工人努力組織起來。工人通常沒日沒夜地工作。1866年的一個夜晚，羅得島普羅維登斯的一個工廠發生火災。600多名工人中，絕大部分是婦女。她們在驚恐慌亂之中，從樓上的窗戶跳下來摔死了。
馬薩諸塞州的福爾里弗，女織布工成立了獨立于男織布工之外的工會。有三家工廠宣布將工人的工資削減10% ，男工接受了這個條件，但女織布工拒絕接受。她們舉行罷工，反對這三家工廠的老板。罷工贏得了男工的支持，導致3500臺織布機、15.6萬只紡錘停工，3200名工人參加了罷工，但是，由于她們的孩子需要食物，她們不得不復工，并簽訂了不加入工會的“鐵誓”（后來被稱為“反工會合同”{2}）。
這一時期，黑人工人發現全國勞工聯盟不愿意把他們組織起來。于是，他們——1867年亞拉巴馬州莫比爾的碼頭工人，查爾斯頓的碼頭工人，薩凡納的船塢工人——成立了自己的工會，自己組織罷工。這也許鼓舞了全國勞工聯盟。在1869年會議上，全國勞工聯盟決定發展婦女和黑人進入工會，聲明“不得因膚色或性別而否認勞工的權利”。一位新聞工作者記下了這次會議所體現出來的引人注目的種族團結跡象：
當一個土生土長的密西西比人、前邦聯宮員，在會上發表演講，談到一個有色人種委員自稱他是“來自弗吉尼亞的紳士”之時……當一位熱心的民主黨人〔當時他來宣紐約）操著濃厚的愛爾蘭土腔，聲明作為一名技工或一個公民，自己既不要求享有特權，也不情愿給予其他任何人（無論是白人或是黑人）以特權之時……這時，人們可能確實有理由斷定：時代發生了令人驚奇的變化……
然而，大多數工會仍然將黑人排斥在外，或者要求黑人成立他們自己的地方組織。
全國勞工聯盟開始將其精力愈來愈多地耗費在政治辯論，尤其是在要求發行紙幣——綠背鈔的貨幣改革上。這樣它就越來越不像勞工斗爭的組織者，而更像關心投票選舉的國會院外游說者。它業已失去了戰斗的生命力。
改革的法律一旦得以通過，人們便對它寄予很高的期望。1869年，賓夕法尼亞州議院通過了《礦山安全法》，規定“對礦山進行管理，安裝通風設備，保障礦工的人身安全”。該法案平息了人們的憤怒之情，但并未執行。
1873年爆發的經濟危機沉重地打擊了這個國家。經濟危機已形成了規律，其特征在于，當它來臨時，社會一片混亂，只有最富裕的人方能幸免。周期性的經濟危機（1837年，1857年，1873年，其后是1893年，1907年，1919年，1929年）導致小公司大批倒閉，勞動人民過著饑寒交迫的悲慘生活。然而，在從戰爭走向和平，從危機走向復蘇的整個過程中，阿斯特、范德比爾特、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的財富卻不斷增長。安德魯·卡內基控制了鋼鐵市場，約翰·D·洛克菲勒消滅了石油行業的競爭者。
1873年11月《紐約先驅論壇報》一篇題為“布魯克林生產衰退”的文章，列舉了倒閉和停工工廠的名單：毛氈裙制造廠，畫框制造廠，玻璃切割廠，煉鋼廠。與婦女相關的行業有女帽商，制女服與童裝的裁縫，扎鞋工。
整個19世紀70年代，經濟持續衰退。1874年頭三個月，9萬工人中為數一半的婦女不得不睡在紐約的警察局里。全國各地都有人被逐出寓所。很多人在城市中游蕩，尋找食物。絕望的工人試圖去歐洲和南美洲謀生。1878年，滿載勞工的“大都會”號輪船從美國開往南美，不幸沉沒，船上所有的人都葬身海底。
失業者在全國各地舉行集會和游行示威，許多失業救濟委員會也建立了起來。1873年底，在紐約庫柏學院舉行的集會吸引了大批群眾，街道上人流如潮。參加這次集會的工人們提出：經公眾投票同意之后，法案方可成為法律；個人擁有的財產不得超過3萬美元；要求實行8 小時工作日制。
在芝加哥，2萬名失業者在通往市政廳的大街上游行，要求“給饑餓者以食物，給缺衣者以衣物，給無家可歸者以房屋”。諸如此類行動的結果是，大約有1萬個家庭的窘境得到緩解。
1874年l月，紐約工人舉行了一次大規模游行。警察在市政廳附近阻止游行隊伍到達湯姆金斯廣場，并告訴工人們不得舉行集會。雙方對峙之時，警察發動了攻擊。一家報紙報道說：“警察揮舞著棍棒，婦女和兒童尖叫著四處逃散。人們奪路而逃，互相踐踏。騎在馬背上的警官毫不留情地抽打著被撞倒的旁觀者。”
有一段時期，雇主招收新來的移民以破壞罷工。這些新移民急需工作，在語言文化上與罷工工人迥異。1874年，一批意大利人被帶入匹茲堡一帶富含煙煤的產煤區，代替舉行罷工的礦工，此舉導致3名意大利人被殺。在審判時，該社區的陪審員宣布罷工者免罪。自此以后，意大利人和那些組織起來的工人們之間產生了敵意。
人們在具有百年紀念意義的1876年（《獨立宣言》發表后的第一個百年）提出了很多新宣言。白人和黑人各自都流露出理想破滅的傷感。一份《黑人獨立宣言》公然抨擊他們向來認為可以給他們帶來充分自由的共和黨，提議有投票權的有色人種參與獨立的政治行動。7月4日，芝加哥的德國社會主義者組成了伊利諾斯州工人黨，該黨在其“獨立宣言”中指出：
目前的制度使得資本家能夠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發制定損害和壓迫工人的法律。
它根據財富確定代表人數，控制立法，從而把民主（我們的祖先曾為之戰斗至死）變成了一種虛幻的東西。
它使資本家的鐵路公司獲得政府資助、國內補貼、貨幣貸款。資本家壟斷運輸工具，從生產者和消費者那里榨取利潤……
它向世界展現了一幅荒唐可笑的景象：為廢除黑奴制度展開了致命的內戰，然而，創造這個國家所有財富的絕大多數白人，被逼迫去忍受無休止的、難堪的、恥辱的奴役……
于是，我們，芝加哥工人的代表，在這次大規模的集會上，莊嚴宣告……
我們無須再效忠于這個國家現有的幾個政黨。像自由而獨立的生產者那樣，我們要努力獲得全部權力，制定自己的法律、管理自己的生產、管理我們自己。
1877年，國家處于蕭條的深淵。夏天，在炎熱的城市里，窮人家庭住在地下室，飲用被污染的水，大多數兒童患上了疾病。《紐約時報》寫道：“總能聽到病危的小孩在哭叫……根據過去的經驗判斷，全城每星期可能有1000名嬰兒死亡。”7月的頭一個星期，巴爾的摩的大街上污水橫流，139名嬰兒死亡。
這一年，十幾個城市的鐵路工人還舉行了一系列騷亂性的罷工，沉重地打擊了這個國家。與以往罷工不同的是，勞工之間不再發生沖突。
鐵路行業一個接一個地削減工人工資，使本來已經很低的工資更加捉襟見肘（操縱剎車的技工一天工作12個小時，只能得到1.75美元），詭計多端的鐵路公司牟取暴利，工人中間不斷發生傷亡事故——輕者失去手、腳、手指，重者葬身于車輪之下。
在西弗吉尼亞馬丁斯堡的巴爾的摩和俄亥俄車站，工人們決定舉行罷工，反對老板削減工資。他們解開火車頭的掛鉤，將其開進圓形機車庫，并宣告：除非撤銷削減10%工資的決定，否則．不會再有火車駛離馬丁斯堡。
600輛貨車堵塞在馬丁斯堡火車站上。西弗吉尼亞州長請求新當選的總統拉瑟福德·海斯調派聯邦軍隊解困。此時，大部分美國軍隊正在與西部的印第安人打得不可開交，國會也缺乏調集軍隊所需的專款。然而，J.P．摩根、奧古斯特·貝爾蒙及其他一些銀行家為國會提供貸款以支付軍官的工資〔但是不給士兵）。聯邦軍隊開赴馬丁斯堡，貨車又開動了。
在巴爾的摩，數千名同情鐵路罷工工人的群眾包圍了國民衛隊軍械庫。他們投擲石塊，士兵出來開槍射擊，大街成為殘酷的流血戰場，夜幕降臨，10名男子和小孩死亡，更多的人身受重傷。士兵有1名受傷。120名士兵中有一半離去，其余的士兵繼續留在火車站。200名群眾打碎了一輛客車機頭，將鐵軌連根拔起，與士兵們再次展開追逐戰。
隨后，1.5萬名群眾包圍了火車站。不久，三輛客車、站臺設施和一輛機車著火。州長請求聯邦軍隊幫助，海斯總統答應了。500名士兵抵達巴爾的摩，平息了動亂。
鐵路工人的起義在蔓延。圣路易斯《共和黨人》的編輯約瑟夫·達科恩作了這樣的報道：
罷工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賓夕法尼亞州處于騷亂之中，新澤西州正經受著駭人聽聞的恐怖的折磨，紐約正在召集民兵部隊，俄亥俄州從伊利湖到俄亥俄河都受到沖擊，印第安納州在提心吊膽中度日，伊利諾斯州，尤其是其大都市芝加哥，也明顯地處于混亂和騷動的漩渦邊緣，圣路易斯也己經感受到暴動沖擊的征兆……
罷工已蔓延到匹茲堡和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鐵路公司和地方官員極力主張召集賓夕法尼亞軍隊，并決定賓夕法尼亞州民兵部隊不得殺害本鎮市民。在匹茲堡，2000節火車廂閑置著。賓夕法尼亞軍隊趕來開始搶修鐵路。人們向士兵扔石塊。群眾和軍隊之間展開了槍戰。至少有10人死亡。他們全是工人，但其中絕大部分并非鐵路工人。整個匹茲堡都憤怒了。群眾包圍了進入圓形機車庫的一群士兵。人們點燃了火車車廂，燒毀建筑物，最后車庫也著火了，士兵們逃出來避險。雙方交戰更為激烈，整個車站都著火了。數千人搶劫貨車上的財物。一個巨大的谷倉以及這個城市的一小部分火光沖天。幾天之內，就有24人被殺死（其中包括4名士兵），79座建筑物被燒毀。賓夕法尼亞的工廠工人、卡車裝卸工人、礦工、苦力以及卡內基煉鋼廠的雇員都舉行了罷工，事態發展有點像總罷工。
賓夕法尼亞國民衛隊的9000人全都召集起來了。許多部隊無法調動，因為其他城鎮的罷工阻塞了交通。在賓夕法尼亞州的萊巴嫩，一支國民衛隊倒戈，并在一個繁華的商業中心舉行游行。起義者包圍了阿爾圖納的軍隊，大肆搗毀機車。軍隊寸步難行，只好繳械投降，群眾對投降的士兵十分友善，在一個全部由黑人組成的民兵連隊里，大家唱歌合奏達一刻鐘，歡送士兵返回軍營。
賓夕法尼亞州雷定的鐵路公司拖欠了工人2個月的工資，于是有2000名工人舉行聚會。人們用煤炭粉塵涂黑臉，有組織地拔起鐵軌，關閉電閘，使火車出軌，點燃了貨車守車和一座鐵路橋。
一連國民衛隊趕到出事地點。群眾向士兵扔石頭，用信號槍朝士兵射擊。士兵向群眾開槍，殺死了6名群眾。人們更加憤怒，行為也更加暴烈。軍方派出代表團宣布停火，一個士兵還說他寧愿將子彈射向費城和雷定煤鋼聯營公司的總經理。
與此同時，一些大鐵路同業公會如列車長鐵路社團、機車司爐同業公會、工程師同業公會的頭頭們，拒絕承認罷工。報紙上出現了有關“礦山、工廠和鐵路工人……大都樂于接受……共產主義觀點”的議論。
芝加哥出現了一個工人黨組織，其成員達數千人，大部分是來自德國和波希米亞的移民。1877年夏，正值鐵路罷工中期，該黨組織了一次有6000人參加的集會，要求鐵路國有化。工人黨中英語說得最好的演說家之一阿爾伯特·帕森斯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他是一名排字工人，來自亞拉巴馬州．南北戰爭期間曾在南部邦聯作戰。他的妻子是一位有著西班牙和印度血統、棕色皮膚的婦女。
第二天，一群與昨天的集會并無特別關系的年輕人，開始向鐵路貨場進發，關閉了貨車，然后前往工廠，呼吁工廠工人、牲畜飼養場工人、密歇根湖上的船員行動起來，關閉磚廠和木材廠。也正是在這一天，阿爾伯特·帕森斯被列入黑名單，并被《芝加哥時報》辭退。
警察向群眾發動了進攻。報紙報道說：“最初，大棒打在人們的頭上，不斷發出慘叫聲，后來，人們漸漸習慣了。地面上躺滿了受到重擊而倒下的暴亂者。”兩個連的步兵支援部隊趕來了，他們是參加過國民衛隊和內戰的老兵。警察向奔跑的人群開槍，打死了3人。
第二天，5000名武裝起來的群眾與警察展開了戰斗。警察不斷地向群眾開槍。戰斗結束后，人們統計死亡者人數，像往常一樣，死亡者大多數是群眾，其中18人是工人和兒童。他們頭骨被棍棒打碎，致命部位被子彈擊穿。
另一個城市圣路易斯的暴亂顯然是由工人黨領導的。圣路易斯擁有眾多的面粉廠、鑄造廠、包裝材料廠、機械修理廠、啤酒廠和鐵道公司。該市工人黨的成員可能有1000人，其中大部分是面包師、箍桶匠、制造精致家具的細工木匠、雪茄煙工人、啤酒廠工人。工人黨根據民族的不同而組成四個支部，即德國人支部、英國人支部、法國人支部、波希米亞人支部。
四個支部的所有成員越過密西西比河，參加東圣路易斯鐵路工人舉行的大規模集會。東圣路易斯的鐵路工人宣布罷工。市長是來自歐洲的移民，是一個年輕的、積極的革命者。鐵路工人選舉他管理這個城市。
在圣路易斯，工人黨組織了有5000人參加的大規模集會。他們要求鐵路、礦山和所有的工廠都國有化。
在一次集會上，一名黑人代表那些在汽船和碼頭上工作的工人講話。他問道：“無論你們為何種膚色，你們都會支持我們嗎？”群眾高聲回答：“我們支持你們！"
不久，號召舉行總罷工的傳單傳遍了全城。400名黑人船工和碼頭搬運工沿著河流游行，600名工廠工人打出了“不要壟斷——權利歸工人”的旗幟。龐大的隊伍在城市中游行。當l 萬人聚集起來，聽完共產主義者的演講后，游行才宣告結束。
紐約，數千人在湯姆金斯廣場舉行集會。集會上，有人談到了通過“選票箱進行政治革命”，還有人說：“如果你們愿意聯合起來，5年之內，我們就可以在此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這是一次平靜的集會，其調子很溫和。它宣布暫時休會，人們聽到講臺上最后傳來的話是：“無論我們窮人是怎樣的一無所有，我們有言論自由，沒有人能夠剝奪我們的這種權利。”
圣路易斯以及其他地方，群眾滿懷熱情地舉行大規模集會的勢頭沒有能夠持續下去。當群眾運動漸漸減少的時候，警察、民兵及聯邦軍隊乘虛而入，逮捕了罷工領袖。隨后，他們被鐵路公司開除，失去了飯碗。
1877年最大的鐵路罷工結束后，有100人死亡，1000人被投入監獄。10萬名工人參加了這次罷工，罷工激勵著無數的失業者起來戰斗。罷工達到高潮時，全國7.5萬英里鐵路線上，半數以上的貨車停止運行。
鐵路當局作出了一些讓步，撤銷了削減工資的決定，同時，鐵路當局也加強了他們的“煤鋼警察”隊伍。許多大城市修建了戒備森嚴的國民衛隊指揮部。
1877年是這祥的一個年代：黑人認識到，他們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實現內戰中曾許諾給他們的真正的平等權利；工人階級也認識到，他們還沒有團結和強大到足以打敗私人資本與政府聯合力量的地步。但是，暴風雨就要到來了！
[1] locofoco是一種新發明的摩擦火柴的流行名稱。激進的紐約民主黨人有一次因害怕保守派關閉煤氣燈，破壞他們的會議，便手持蠟燭和這種摩擦火柴去開會，故得此名。
[2] 指以受雇工人不加入工會為條件的雇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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