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中央黨校教授講黨史》 作者：柳建輝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毛澤東是人民公社的積極倡導者和推動者，也是亂子的較早發現者。那么，他又是如何發現人民公社問題的呢？最初發現問題是他1958年10月同保定地區一些縣委負責人的談話。
這年10月中旬，毛澤東來到天津，連續幾天同河北省委、天津市委、保定地委以及徐水、安國、唐縣、正定縣委的負責人談話。
在16日同各縣的負責人談話時，毛澤東一開始就問縣委書記們：今年種麥和去年有什么不同？此時正值各地放糧食高產“衛星”熱鬧之際，于是，安國縣委第一書記劉振宗說：安國東風社搞了千畝小麥“天下第一田”，火箭社搞了2萬畝的“宇宙最高峰”，都是大面積高產小麥。
毛澤東說：好，明年6月上半月去看看。又說：有這么多糧，有倉庫沒有？劉振宗說：安國明年每人平均拿到1萬斤糧，每人吃1千斤。
毛澤東問：那9千斤怎么辦？劉振宗說：一部分支持山區，如阜平、淶源，8500斤賣給國家。
毛澤東又問：沒人要怎么辦？劉振宗說：安國計劃1959年種一年，拿到每人1萬斤糧，1960年土地休息一年，集中力量搞建設、學文化。
毛澤東聽后說道：安國去年平均畝產464斤，徐水去年平均畝產214斤，100畝才搞2萬斤，日后1畝1萬斤，98畝就別種了。言語之中可以看出，他對能否有這樣高的產量是有所懷疑的。
談話中，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匯報了該縣幸福院、幼兒園和新村建設的試點規劃，當談到夫婦住一處、小孩住一處、老人住一處時，毛澤東對此不以為然，說：太單調了嘛，也要大中小結合，老人不跟壯丁、小孩結合怎么辦？整天只有老頭對老頭行嗎？
在談到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問題時，毛澤東說：徐水叫全民所有制，你和鞍山有什么不同？機械化、生產能力不如它，你產品是不是向國家調配？糧食不要，還要什么東西？張國忠回答說：還產麻、葦、油料、甜菜、豬、魚、鴨、鴨蛋、鋼鐵、造紙等。毛澤東說：還是和國家交換，不是調配嘛。鞍鋼每人生產16000元，成本6000元，包括每人工資800元，給國家上交1萬元。你在徐水講全民所有制，可以講，你在全國講，和鞍鋼總是還有差別，還有所不同嘛，貢獻不同，和天津的國營工業也有不同，你還有奮斗目標。
談話結束時，毛澤東指示河北省委派調查組去了解徐水的情況，然后向他匯報。
在毛澤東從天津返回北京的第二天，即10月18日，河北省委立即組織了一個工作組，由省長劉子厚率領，于10月18日至20日，到徐水進行了三天的調查。10月21日下午，劉子厚等人就調查了解到的主要問題，如混淆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的差別，實行全民供給制，刮“共產風”，干部強迫命令和違法亂紀等，去北京向毛澤東作了匯報。
在此之前，毛澤東曾派了中央辦公廳機要室的18名身邊工作人員，前往徐水縣商莊人民公社前所營村參加秋收種麥勞動，實地考察徐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情況。10月18日，中辦機要室下放人員將他們在徐水勞動中所見所聞，特別是干部的主觀主義和強迫命令，工作中的虛報浮夸，提出1963年建成共產主義的口號等問題，向毛澤東作了報告。
在這之后，毛澤東又派了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和秘書田家英，分別到河南省修武縣和新鄉縣七里營進行調查，對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存在的問題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為了解決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中共中央于1958年11月2日至10日，在鄭州召開了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省委書記參加的會議，史稱第一次鄭州會議。
會議開始后，毛澤東多次找到會的省委書記談話，做高級干部的“降溫”工作。會上，毛澤東提醒那些頭腦發熱的高級干部說，蘇聯搞了40年的社會主義，還沒有宣布進入共產主義，中國才搞幾年的社會主義，不要那么急急忙忙地宣布過渡。他還親自給與會者講解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并就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發表意見。毛澤東指出：“我們有些人大有要消滅商品生產之勢。他們向往共產主義，一提商品生產就發愁，覺得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的作用的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
鄭州會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于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開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提出：破除迷信，不能把科學當作迷信破除。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是真理一定要保護。必須老老實實，不要弄虛作假，要壓縮空氣。他還再次批評了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觀點，強調不能剝奪農民。對于人民公社和向共產主義過渡問題，毛澤東強調：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必須分清，不能混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又是一個界限，也必須分清，不能混淆。
在第一次鄭州會議和武昌會議的基礎上，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開八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這是人民公社歷史上的一個重要文件，它強調：農業社變為人民公社，不等于已經把農村中的集體所有制變成了全民所有制，要在全國農村實現全民所有制，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由集體所有制變為全民所有制，并不等于社會主義變成共產主義，由社會主義變為共產主義，比集體所有制變為全民所有制，需要經過更長的時間。企圖過早地否定按勞分配的原則而代之以按需分配的原則，企圖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勉強進入共產主義，無疑是一個不可能成功的空想。
接著，中共中央于2月27日至3月5日在鄭州再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重點研究人民公社問題，史稱第二次鄭州會議。毛澤東在講話中強調，在分配中要承認隊與隊、社員與社員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別，窮隊和富隊的伙食和工資應當有所不同。工資應當死級活評。公社應當實行權力下放，三級所有，三級核算，并且以隊的核算為基礎，在社與社、隊與隊之間要實行等價交換。
第二次鄭州會議后，各省、市、自治區相繼召開五級或六級干部會議，傳達會議精神。毛澤東為了把鄭州會議的精神貫徹下去，在此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他四次致信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并且連續批發廣東、山東等省六級干部會議的經驗，對一些關于人民公社整頓的材料作出批示。毛澤東寫的這些黨內通訊、批示，主要涉及基本核算單位和要不要算舊賬兩個問題。他指出，人民公社要以生產隊，即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并且要通過算舊賬的方式對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的“共產風”進行認真的清算。
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領導下，人民公社經過幾個月的整頓，逐漸剝去了一些空想色彩，剎住了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共產主義過渡的勢頭，“共產風”得到了初步的遏制，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變，基本核算單位大體上回到了原來高級社的水平，生產小隊得到了一定的自主權，許多混亂不清的政策問題得到了明確，大兵團式的勞動協作基本終止，黨同人民的關系有了改善。中共中央、毛澤東以及各級黨的組織，為糾正人民公社化過程中的“左”傾錯誤作了大量的努力。所有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這里有一個問題，既然1958年底到1959年上半年，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為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左”的錯誤，做了大量工作，那為什么1959年廬山會議后“左”的東西又重新抬頭，并較之1958年有過之而無不及，原因何在？這是由于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毛澤東所領導的人民公社整頓工作，總體上是在保持1958年“左”傾指導思想的大框架內進行的，其前提是肯定人民公社的大方向完全正確，所存在的只是一些具體政策問題。當時毛澤東認為，只要對這些具體政策作了調整，人民公社就能健康發展，就能實現工農業生產的更大躍進。因此，廬山會議前人民公社整頓中的糾“左”是很不徹底的，沒有完成指導思想上的糾“左”。結果，由于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等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問題的批評，超過了毛澤東所能允許的限度，于是在全黨范圍內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運動，從而使廬山會議前的糾“左”努力付諸東流。一時間，急于實現兩個過渡的思想重新抬頭，一度解散的公共食堂重新開辦并將之上升到“社會主義陣地”的高度，平均主義的供給制艱難維持，“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等“五風”再度泛濫，使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挫傷。加之從1959年起我國出現較為嚴重的自然災害，糧食產量連年下降，導致不少農村出現了浮腫病和非正常死亡。
在嚴重的困難面前，發熱的頭腦開始冷靜下來，并對出現困難局面的原因有所反思。從1960年10月開始，中共中央部署整風整社，要求徹底肅清“五風”，并開始調整農業政策。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1961年3月，毛澤東在廣州主持起草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共六十條。此后又繼續進行調查研究和征求對條例的意見，同年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對《農業六十條》作了重大修改，形成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隨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又根據各地的意見，再次對《農業六十條》進行調研和修改，在1962年9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正式通過，最終形成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發至全國各地執行。
《農業六十條》在起草和修改過程中，對人民公社原有的體制作了相當程度的改變，其主要內容是：（一）縮小社、隊規模。到1961年8月，據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的統計，共有公社55682個，比調整前增加30478個；生產大隊為70 9萬個，增加22 5萬個。（二）下放基本核算單位。在公社化之初，是以公社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后來下放到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1961年9月，毛澤東根據幾個省的意見，認為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導致了以腰為基礎，而不是以腳為基礎，仍是鬧平均主義，建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小隊而不是大隊。八屆十中全會通過的《農業六十條》修正草案中明確規定：“生產隊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單位。它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直接組織生產，組織收益的分配。這種制度定下來以后，至少三十年不變。”（三）取消供給制和公共食堂。《農業六十條》起草后，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人在調查中發現，群眾紛紛要求改變供給制，解散公共食堂。在1961年6月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中，刪去了原草案中關于供給制的條文。對于公共食堂，也規定辦還是不辦完全由社員自己決定。（四）恢復自留地和家庭副業。《農業六十條》草案中專門列了一章講家庭副業問題，并且強調“人民公社社員的家庭副業，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的補充部分。它附屬于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是它們的助手”。
執行《農業六十條》修正草案后的人民公社，已經不再被認為是“建成社會主義和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形式”，而被明確定位于“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和“我國社會主義政權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這是一個重要的改變。這個定位，使人民公社在所有制、生產經營管理、產品分配、公社與生產大隊及生產隊的關系上，都發生了一系列變化。人民公社雖然仍是“政社合一”的體制，但它更多的是承襲了作為農村基層政權的職能。
柳建輝：1958年生，吉林大學法學碩士，現任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中國共產黨歷史經驗特別是執政經驗、中國共產黨建設史、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史等研究。代表作：《毛澤東建黨思想研究》、《任弼時與中國青年》、《中共黨建史（1949—1976）》、《接軌—當代中國全方位開放的歷程》、《中國政治通史—開天辟地的新中國政治》、《科學發展觀戰略研究》等學術著作；主編《毛澤東大典》、《中國共產黨的歷程》（第3卷）、《國是——半個世紀中國大事本末》、《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的鄧小平》、《中國共產黨執政經驗》、《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經驗》、《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史》等著作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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