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與歪曲丑化黨史傾向　　

黨史問題，一直是左右兩翼、草根大眾與精英階層爭論的焦點之一，袁騰飛的崢嶸而出，使這一問題白熱化。袁騰飛的喪心病狂，標志的是中國賣國買辦勢力的壯大和猖獗，它令廣大國人瞠目結舌。恰逢此時，傳出了中央黨史工作會議上“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的聲音，對廣大關心中國前途命運的草民來說，確實是一個令人鼓舞的信號，雖然這也是紀念建黨90周年籌劃的一個部分。　　

習近平同志講話之后，黨史權威人士石仲泉應邀作客人民網，做了“黨史工作不能上綱上線，又須正本清源”的講話。石氏的講話，無疑“深化”了國人對此問題關注。　　

這里僅陳淺見，與廣大網友交流。　　

一，肯定還是顛覆黨史是當前中國兩大階級生死斗爭的一種形式　　

毛澤東主席說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從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基本原理概括出來的，為古今中外的歷史所證實，也為後30年的“實踐”無情地“檢驗”，萬年不刊之論。　　

黨史研究具體問題上，可能是學術爭論，但30年來特別是近年的大趨勢，也即習近平同志所講的“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絕不是什么學術爭論，它不折不扣是當前以意識形態形態出現的關乎中國前途命運的階級斗爭。否認或回避這一點，不可能將這一斗爭有效地進行下去。　　

中共黨史，是中國近現代國史的核心，否定了黨史，也就顛覆了革命，歪曲顛倒了國史。　　

欲亡其國，先去其史。買辦精英顛覆歷史的輿論從文革開始，一步步深化，他們要顛覆的不光是毛澤東時代，不光是“過激主義”，也即中國革命，他們要顛覆的乃是中華民族，目的是配合美國霸權殖民主義，用奴化思想為大眾洗腦，使中國人民喪失自信，心甘情愿地“融入世界”，“為洋人打工”，“做300年殖民地”不動搖。　　

這一“傾向”，如果說在買辦史學的筆下還遮遮掩掩，那么在業已“開放”到海外的先鋒精英如余杰、焦國標和周亞輝輩的嘴中，則赤裸裸地“圖窮匕見”。　　

“中共為什么能夠竊據大陸60年？”“我的答案是，根本的原因是，中國人是支那劣種，是地地道道的劣等民族！馬克思主義只在劣等民族流行。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也只在劣等民族流行。”　　

近代以來中國為什么一直受日本侵略？因為“日本民族是優等民族，中國人是支那劣種”所以，汪精衛賣國選擇是“正確的”。可惜，“汪精衛錯估了國際形勢。他低估了美英的政治軍事力量。他高估了日本的軍事力量。他雖然正確地認識到了日本的人種優等，但是，他沒有正確地認識到美英民族，是更優等的民族！”　　

這樣一個民運先鋒，是我們1980年代妖魔化毛澤東、顛覆黨史大氣候下的“中國人民大學”陶冶出來的高材生！　　

自然，海外美國主子的聯手錘煉，也不可或缺。　　

即此可見，以美國為代表的“先進文化” ，“普世的”“更高層次文明”，是些什么玩意！　　

試看今日之俄東，正是此輩之天下！　　

所以，他們就能夠如此猖狂地叫囂：　　

“將來的民主政府，將會清算共產黨反動派，這是必然的。東歐清算了共產黨反動派20年！我估計，中國在5年左右，10年內，共產黨會垮臺。如果是暴力革命推翻共產黨反動派，清算過程將會很快，一兩年就可以收拾共產黨反動派。如果是和平方式結束共黨一黨獨裁，清算共產黨反動派，肯定要花很多年，因為立法和審批過程將會很復雜和漫長。但是，無論如何，清算共產黨反動派，是肯定的，是必然的，只是時間問題，只是遲早的事。總的來說，有立功表現的，尤其是在共產黨垮臺前，就有為人民為民主立功表現的，可視犯罪輕重和立功大小，全盤考慮，作出減刑或免刑，免除處罰，獎勵的決定。”　　

這是“學術討論”問題嗎？　　

二，黨史問題的核心是對毛澤東的態度　　

面對1970年代末一股全盤否定毛澤東的思潮，鄧小平曾講得很透徹：因為毛澤東一直是我們黨的領袖，對他的評價，“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對毛澤東的評價“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和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 （《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　　

多年來，國內外敵對勢力和買辦精英無不通過妖魔化毛澤東以歪曲丑化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他們對毛澤東的妖魔化是逐步深入“與時俱進”的，從文革開始，反修防修、社會主義教育、反右、對胡適思想批判、思想改造運動、三反五反、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從建國后一直追溯到延安整風，到土地革命、 “痞子運動”、“富田事件”、“AB團問題”，一路殺去無不是“左”——或無中生有，或歪曲史實，或肆意夸大，或移花接木張冠李戴，或抓住一點不及其余，總之是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地對毛澤東主席進行妖魔化。其大者，用陰謀史學詮釋中共黨史，將黨的路線斗爭概括為領袖人物的權力之爭；其小者，則用造謠污蔑方式進行純粹的人身攻擊，比如“億元稿費問題”、“身高”問題，以及李銳拋出的所謂“在五一口號中加寫‘萬歲’問題”。　　

這一切，經過長期積累，才孵化出袁騰飛式人物和結論：　　

“紀念堂是靖國神社，里面供奉的是一個雙手浸滿人民鮮血的劊子手”。 “天安門廣場我從來不去，我開車都起雞皮疙瘩，四千多萬冤魂索命，太可怕了。那個地方就該改成大屠殺紀念館，那紀念碑也是，把那碑文鏟了，死于1949到1978年政治恐怖的人們永垂不朽，應該弄殉難者紀念碑。”　　　

　蘇聯亡黨亡國以妖魔化斯大林始，教訓刻骨銘心。葉利欽下臺后斯大林開始回歸，這本身就說明斯大林問題絕不什么個人評價問題。當年的“一論”“再論”都說得很清楚，所謂“反對個人崇拜”實質是否定無產階級專政，這一論斷也已為后來的歷史發展所證實。　　

（三）《炎黃春秋》是歪曲丑化黨史的旗手　　

談歪曲丑化黨史傾向，不能離開《炎黃春秋》，不遺余力不擇手段地妖魔化毛澤東，借此以顛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乃是《炎黃春秋》的基本使命。黨內極右大佬與買辦代表人物齊集“炎黃”旗下，外有跨國資本聲援扶持，近些年無視“保持一致”，肆無忌憚愈走愈遠，已經名副其實成為中國大陸上非毛化和歪曲丑化黨史的旗手。

這方面的功業人們耳熟能詳，大到黨內路線斗爭，小到《沁園春》、《敦促杜聿明投降書》的著作權質疑，無不爬羅剔抉、細大不捐，恕不一一列舉。

他們也許會說，我們批毛是實事求是，為黨史正本清源。

是這樣么？

近一兩年，“炎黃”與“南方”唱和呼應，掀起了一個為胡YB和趙ZY歌功頌德的大合唱，卻又為何？

胡趙可不是毛澤東“極左”路線的受害者，需要“落實政策平反昭雪”，他們可是改開以后小平當政處理的案件，有中央的合法決議。為胡趙招魂，置現中央于何地？

且看炎黃諸公的夫子自道：

 “在我們這個黨的歷史上，接連出現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任總書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幸事。有人說前者是這個黨的‘良心’，后者是這個黨的‘大腦’。”（李銳：為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序）　　

 “中共現任領導也應該像胡趙那樣”（李銳）　　

“改革開放以后，蕭規曹隨，我們繼續遵行毛澤東留下的黨國體制。我們又委屈了兩位最得民心的高級領導人。”（辛子陵青年政治學院講演）　　　　　

顯然，翻胡趙的案，是為了重寫這一段黨史，回歸胡趙路線，制造動亂，改旗易幟，分裂國家。

辛子陵對西方政體肉麻吹捧，自搧嘴巴，說明其所謂“民主社會主義”是騙人鬼話。

“西方民主制度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創造了一套體制和制度把官員關進了“籠子”，用權力制衡的辦法使他們無法為非作歹。　民主是什么?在美國就是人民高于一切，享有充分的結社、集會和游行示威表達民意的自由，監督政府和執政黨，誰上誰下由人民投票決定;民主黨和共和黨，都不能向人民發號施令，成為執政黨以后，通過施政服務人民和管理國家;人民監督政府，是通過新聞出版自由表達各階層、各種族、各界別的群眾意見來體現的。”　　　

小平當年也講得很透徹：毛澤東思想不是一般的思想流派，它“過去是中國革命的旗幟，今后將永遠是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反霸權主義事業的旗幟，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　　

四，馬克思主義是批判的武器，堅持真理必須旗幟鮮明　　

共產黨代表大多數，代表歷史前進的方向，他們旗幟鮮明地堅持真理，高舉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旗幟，認為隱瞞自己的觀點是可恥的。　　

剝削階級無不千方百計遮蔽真相，用虛偽的“仁義道德”或“自由民主”，來掩蓋少數剝削多數的實質。　　

資產階級和平演變也是先從意識形態入手，打著批判“個人迷信”、“專制集權”爭取“自由民主”等幌子以售其奸。從赫魯曉夫時起，到今天的中國海內外的敵對勢力，以及“炎黃”“南方”的買辦精英，他們揮舞的依然是這面破旗。　　

馬克思主義本質是批判的，無產階級如果不能高舉批判的武器，旗幟鮮明地堅持批判舊世界，他們就不能奪取政權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多年來，中國“先富起來”的資產階級，以空前的速度“和平崛起”，將中國變成世界最大的血汗工廠和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他們用大批判妖魔化階級斗爭理論并將其設為禁區，先解除無產階級的精神武裝，然后對無產階級實施經濟剝奪。　　

辦精英面前舉著“批左”的旗號，瘋狂地顛覆馬克思主義，一元獨霸，無產階級勞動群眾淪為弱勢集體失語，“大批判”什么時候停息過？所不同的，過去是無產階級旗幟鮮明地殺過去，現在則是資產階級舉著“熄滅”的盾牌氣勢洶洶地殺過來。　　

真正的共產黨人應該理直氣壯地拿起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武器。　　

偌大中國，各式媒體數以萬計，“多元”“自由”，居然容不下一個小小的《中流》和《真理的追求》，必置死地而后快！赤裸裸張揚買辦賣國理論，“冰點”之類碰一下，海內外媒體一齊大呼小叫，又是封殺言論自由了，又是“走回頭路”了，簡直天要塌下來了。《主流》封殺，海內外大小“自由護神”，你們有人出來放一個屁么！　　

學術腐敗，美國各式基金明明暗暗稱心如意地操控著，只要是貼著“右”和“賣”的標簽，無不一路綠燈，成就權威與明星，“假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從來不存在什么抄襲不抄襲問題。以名氣大者論，如張維迎博士的學歷問題，張賢亮的右派資格問題，主流媒體從來不屑一顧。風頭作家的剽竊的新聞也層出不窮，從來也不影響他們的繼續走紅。演藝界的明星，丑聞更是增加知名度的重要方式。而左翼就不同了，他們拿著放大鏡找碴，汪暉的抄襲門就是他們刻意導演的杰作，右翼媒體一擁而上，大張撻伐。朱學勤抄襲門爆出后，他們又集體顧左右而言它。是黨同伐異，更說明他們在道義上的理屈詞窮，不得不出此下招——“不跟我們走，汪暉就是樣子！”　　

哪里有什么超階級的“言論自由”！　　

“我不同意你的觀點，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騙人的鬼話！　　

階級性和政治色彩毫不含糊。　　

袁騰飛的言論，對自己的國家和開國領袖如此喪心病狂，任何一個良知未泯的民族都不會坦然容忍。然而在中國，居然受到熱捧。即此可見掌控中國話語權的買辦精英墮落到何等地步！習近平同志近日講話，自然是有針對性的，因為是針對他們的，于是就有了黨史權威石仲泉就做客人民網發表的高論。　　

石先生的基本觀點人民網概括得很準確：　　

“對黨史中的一些不實、不良信息和不正輿論，不要上綱上線，這樣不能解決問題；又須注意引導，擺事實講道理，正本清源。”　　

兩層意思：　　

其一，是將丑化歪曲黨史的傾向稱為“一些不規范的不實信息”。　　

其二是，解決的方法是“清除”，“擺事實講道理，不要上綱上線”。　　

石仲泉舉的是滅火器。　　

長期以來以妖魔化毛澤東為核心的“歪曲丑化中共黨史的傾向”，不折不扣，是買辦資產階級、內外敵對勢力顛覆共產黨的領導、搞亂分裂中國、變中國為美國殖民地的殘酷的政治斗爭。　　

僅僅是什么“不良信息”嗎？　　

回避這一實質，不“上綱上線”，能“正本清源”嗎？　　

依靠群眾發動群眾開展大批判，是孤立敵人、教育群眾不可或缺的方式。丟掉毛澤東主席的“這把刀子”，“三講”之類就成了笑柄，“五講四美三熱愛”“以德治國”等等就成空話。　　

買辦精英壟斷話語權，袁騰飛們可以飛揚跋扈，堅持共產主義愛國愛黨左翼卻沒有一個話語平臺，如此不對等，如何實施“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　　

“炎黃”“南方”的先鋒人物，紛紛“圖窮匕見”，打出“改旗易幟”旗號，近年來，他們跋扈猖獗日甚一日，“南方”更以似是而非地傍上奧巴馬而得意忘形，不把“體制”放在眼里，有關方面“引導”的效果如何？　　

五，怎樣才能正本清源？　　

反對歪曲和丑化黨史傾向，正本清源——石仲泉也講到了。可什么是“本、源”，怎樣“正、清”？這與長期被歪曲的黨史一樣，也顛倒混亂。　　

我們既然是共產黨，那么，無產階級才是我們的階級的“本”和社會的根，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才是我們思想理論的“源”。　　

用形形色色的戈爾巴喬夫式的“新思維”、“新自由主義”、“哈耶克主義”、“凱恩斯主義”或者種種時髦“普世觀念”，來解構“傳統觀念”，用被奉為改革的理論大師張五常的話說，“自己的使命是要把馬克思主義送入墳墓并在它的棺材上釘上最后一個釘子”——多年來他們就是這樣“正本清源”的。　　

一本糊涂賬。　　

再也不要“葫蘆僧亂判葫蘆案”了。　　

前30年黨史的許多大是大非問題，被搞亂了，實事求是，就必須把被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　　

比如，毛澤東時代不拍封鎖，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通過斗爭自強，爭得了世界多數國家的承認，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席位，連尼克松都紆尊降貴主動訪華——這能叫“閉關鎖國”嗎？　　

比如，文革十年，不光兩彈一星上天，而且經濟增長的速度也在世界名列前茅——這能叫“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嗎？　　

再如，談到“人權民主自由”，馬上彎腰曲背自貶三等，毛澤東時代的史無前例的真正屬于人民的“四大”，難道真的“從來沒起過好的作用”嗎？共產黨靠群眾運動起家，“永遠不搞群眾運動”，可否用腐敗的愈演愈烈的實踐來“檢驗檢驗”？　　

60年一個甲子，許多重大是非的座標，前后30年已經出現一個大的循環：“反右”由甄別平反到左右顛倒，茅于軾們旗幟鮮明地承認自己“被準確地打成資產階級右派”以此為榮。建國后的“兩條道路”之爭，由毛澤東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到肯定“走資”“補課”。即使出現了蘇東崩塌解體，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理論依然無法正視……　　

這一些，如果實事求是正本清源，那么，“轉型接軌”的就失去理論支撐。不依靠“炎黃”精英繼續“反左”，改革很難進一步“攻堅”深化——何況叫停也停不下來。　　

然而，如果放手讓《炎黃春秋》和袁騰飛們繼續“深化”下去，共產黨很快就會失去了執政的合法性，蘇東式的“終結”結局也指日可待：俄羅斯式的黯然退出舞臺為其幸者，如東歐式的“被押上審判臺”連續20年遭受清算，亦非危言聳聽。 　　

這是一個二難選擇。　　

真是“左右為難”啊。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馬克思使用他們創立的唯物史觀對19世紀中葉法蘭西的階級斗爭和政局演變，做過極為精彩的分析，在這一科學分析和驚人預見面前，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和歷史學家都變成了可笑的侏儒。《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有兩段精彩的論述，對我們觀察“特別是”年代的歷史極有幫助。　　

一段是描繪革命退潮也即“告別革命”年代階級斗爭情勢的：　　

“１８４８年革命的情形卻相反。當時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附屬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４月１６日、５月１５日和６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敗。民主派又全靠資產階級共和派雙肩的支持。資產階級共和派剛剛感到自己站穩腳跟，就把這個麻煩的伙伴拋棄，自己又去依靠秩序黨雙肩的支持。但秩序黨聳了聳肩膀，拋開資產階級共和派，自己趕忙站到武裝力量的雙肩上去；它還一直以為它是坐在武裝力量的肩膀上，卻忽然有一天發現肩膀已經變成了刺刀。每個黨派都向后踢那擠著它向前的黨派，并向前伏在擠著它后退的黨派身上。無怪乎它們在這種可笑的姿勢中失去平衡，并且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鬼臉，奇怪地跳幾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這樣沿著下降的路線行進。”　　

一段是論述波拿巴政變前法國資產階級的尷尬處境的：　　

“秩序黨關于修改憲法的決議表明，它既不能統治，又不能服從；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容忍共和國，又不能推翻共和國；既不能維護憲法，又不能廢除憲法；既不能和總統合作，又不能和總統決裂。它究竟是期待誰來解決一切矛盾呢？期待日歷，期待事變的進程。它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事變。這樣，它就把自己交給事變支配，交給一種力量支配，它在反對人民的斗爭中已經向這種力量讓出了一個又一個屬性，直至它自己在這種力量面前變得毫無權力為止。”　　

歷史老人是否也會將這個二難選擇殘酷地擺在我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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