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晚年為對外開放嘔心瀝血

羅興廉

有人說：毛澤東只是解放后到過兩次蘇聯，思想比較封閉，是井底之蛙，是閉關鎖國者，不愿對外開放。　　

說這話的人們分兩部分，一部分是比較多的人，他們不了解情況。對這部分人應當諒解他們，因為不知者不為過，對這部分人，我們應當耐心地把事實真相告訴他們，讓他獨立思考。而另一些少數居心不良的人，他們只有資產階級的偏見而沒有思想，只有私心而沒有良心，他們要用一切卑鄙齷齪的手法抹黑毛澤東，不抹黑毛澤東，他們死不瞑目，因此，他們要胡說八道也就不足為奇了。一切有良知的人們對他們的胡說八道，就應當共誅之，共討之。　　

　 　
毛澤東早就主張對外開放。　　

請看下面事實：

王曉琳說：對外開放，在今天已經成為國人的共識，但是，一切今天被看成是必然如此的結論，都歷史地隱藏當初的絕非如此或并非如此當中，都邏輯地引申于先行者的艱苦探尋之中。我國的對外開放作為一種實踐雖然形成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然而其理論最初的萌芽卻源于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那里。探討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思想，無論是對于全面地評價毛澤東，還是對于我們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始終不渝地堅持走對外開放道路，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早在1936年，毛澤東和斯諾的談話中就曾提出：在獲得“真正的獨立和民主”的前提下，我們可以讓外國資本投資，也可以借取外債。這也許是毛澤東關于對外開放的最早設想。在抗日戰爭后期，毛澤東又多次提出對外開放的設想。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毛澤東就提出要與英美等國建立國際統一戰線，要求全黨 “在各種場合與英美人士作誠懇坦白的通力合作”。當時，毛澤東設想，通過與英美等國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爭取與美英等國的軍事合作，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與美英等國的政治合作、文化合作、經濟合作等等。由于美英等國的外交重點在國民黨方面，這一設想只有極少部分實現，如軍事、政治合作方面的批準美軍在部分解放區設立電臺等；文化合作方面的在延安接待中外記者參觀團等。

在對外國的經濟合作方面，雖然后來根本未實現，但毛澤東在這方面的設想最為具體、最為豐富。這些設想集中反映在1944年~1945年他會見美軍觀察組成員謝思偉的多次談話中。有以下主要內容：

第一，利用外資和外國科學技術具有必要性。毛澤東在　1944年8月23日　同謝思偉的談話中表示：“中國必須工業化。在中國，工業化只能通過自由企業和在外國資本幫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國和美國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關聯的。我們可以在經濟政治上互相配合。我們可以而且必須合作。”　1945年3月3日　，毛澤東在與謝思偉談話中再次表示：“中國戰后的最大需要是發展經濟，但中國缺乏獨立完成這一任務的必要的資本主義基礎”，因此，希望美國能與中國進行經濟合作。只有同美國進行經濟合作，才能使我們的經濟“有可能獲得最迅速的發展”，才能使我們有可能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二，根據客觀實際，選擇經濟合作的對象。如果僅僅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著眼，中共顯然應該是爭取社會主義蘇聯的援助和合作。但毛澤東卻把美國作為與中共 “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國家”。毛澤東的這種選擇是基于當時的客觀條件。因為毛澤東認為“蘇聯人在戰爭中已經遭受巨大的犧牲”，戰后“將忙于他們自己的重建工作”，所以“我們并不期望蘇聯的幫助”。而在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破壞后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也只有美國才有經濟實力在中國投資。美國不但是援助中國經濟最合適的國家，而且也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國家。在這里，毛澤東能夠想超越政治制度、意識形態的束縛，根據當時客觀的條件，把資本主義的美國而不是把社會主義的蘇聯作為最適宜進行經濟合作的國家，充分體現了他一貫倡導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工作作風。

第三，對外經濟合作的基礎是雙方受益。毛澤東認為，經濟合作的雙方必須都有利可圖，合作才能實現，希望單方面的經濟援助是不現實的。因此，為了說服美國實現同我們的經濟合作，毛澤東具體分析了經濟合作同樣將會給美國帶來利益。毛澤東指出：美國在中國投資，同中國進行貿易，只會使得中美雙方在經濟上“取長補短”，而“不會發生競爭”。因為現在我們“并不具備建設大規模重工業的必要條件”，尚不可能“在高級的特別產品上與美國競爭”。即使我們以后“經濟獲得迅速的發展”，我們建立的輕工業能夠滿足本國市場的需要，我們也只會向“遠東其它國家提供這類產品”。而美國將得到我們發展輕工業所提供的“投資”場所，得到自己的重工業產品所需要的“出口市場”，同時還將得到我們的工業“原料和農產品”以作為其對我們投資和貿易的“補償”。

第四，在與外國進行經濟合作時，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這是毛澤東在長期的革命生涯的一貫主張。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又曾經多次強調自力更生。他在《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中，指出：“我們不能學國民黨那樣，自己不動手專靠外國人，連棉布這樣的日用品也要依賴外國。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文中，毛澤東又說： “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么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我們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但是我們強調自力更生”。毛澤東把革命領域中的自力更生原則也貫徹到了建設領域中。雖然毛澤東非常希望美國能和中共進行經濟合作，但他仍然不忘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毛澤東指出：我們對美國的壟斷官僚資本主義制度不感“興趣”，因為“這種壟斷的官僚資本主義窒息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僅僅使官僚們發財致富”。而“我們所關心的是在建設和生產的方針上，使國家有可能獲得最迅速的發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毛澤東的這種思想在后來被他自己概括為著名的“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理論。

由于美國方面的原因，毛澤東上述的關于與美國進行經濟合作的設想未能實現。但是這一設想本身也證明了毛澤東在建國前就已經具有了相當豐富的對外開放思想。

　　新中國建國之初，中國黨和政府多次向全世界宣布：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原則下和一切國家做生易。從實踐看，中國同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技術、文化合作及貿易都有相當的規模，這顯然反映出作為中國黨和政府主要領導人的毛澤東繼續堅持了他的對外開放思想。支持這一論點的更為重要和直接的論據是，毛澤東在他1956年提出的“新經濟政策“中及其他的重要著作《論十大關系》都對對外開放作了設想和論述。

……

1956年，毛澤東在其著名《論十大關系》中也闡述了對外開放的思想。基于中國“工農業不發達”“科學技術水平低”、“革命是后進的”等基本國情，毛澤東把對外開放簡潔歸納為“向外國學習”。具體說來，毛澤東在這里的對外開放思想包含以下幾方面的內容。

第一，“向外國學習”的必要性。毛澤東指出：“每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不然它為什么能存在？為什么能發展？同時，每個民族也有它的短處”。即使是社會主義國家，也不能是“一點缺點也沒有了”，它“總是有優點和缺點這兩點”。因此，我們應該把自己的“架子”放下來，要敢于“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取他人之長補己之短。

第二，“向外國學習”的全面性。毛澤東說：“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這就從學習對象和學習內容兩方面強調了“向外國學習”的全面性。

第三，對外交流的途徑。毛澤東認為，由于中國總體上還比較落后，我們當然首先是向外國學習，尤其是要注意“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同時我們還要加強同外國的交流，如把“學術論文”“譯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換”等等。至于加強交流的具體渠道，毛澤東也曾有設想：一是派人到外國去，包括到資本主義國家去學，不論美國、法國、瑞士、挪威，只要他們要我們的學生，我們就去；二是把外國人請進來。

第四，“向外國學習”的原則。這個原則就是要有分析、有批判、有選擇、有重點的學習，而不能對“外國的東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比如，在“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比較落后，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在技術方面，“……大部分先要照辦，因為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但是已經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辦了”；再比如，在“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易，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

第五，“向外國學習”的長期性。毛澤東強調，不僅現在我們落后時要向外國學習，就是“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我們……還要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我們 “不但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要向人家學習，就是幾十個五年計劃之后，還要向人家學習”，甚至“一萬年都要學習”。

（以上材料見《毛澤東思想研究》2000年第四期，第63~65頁）

　1945年3月13日　，毛澤東在同來延安訪問的美國外交官謝思偉的長談中，希望到美國去面對面地同羅斯福討論所有共同關心的問題。由于這年四月羅斯福就病逝了，才未去美國。

1949年南京解放后，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還留在南京，黨中央就派司徒雷登的學生黃華為南京外辦主任，黃華以學生的私人身份拜訪了司徒雷登。當司徒雷登提出要求要到北平時，中央很快就同意了。由于美國敵視中國，不同意司徒雷登北上，并要司徒雷登馬上回國，而不是中國不愿意與美國接觸。

（參看《一代巨人毛澤東》第256~257頁）

　1949年3月5日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說：“關于同外國人做生易，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易就得做，并且現在已經開始做，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競爭。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易，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易。”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35頁）

　1949年6月15日　，毛澤東在政協籌備會上指出：“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愿意斷絕對于中國反動派的關系，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并向人民的中國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上，談判建立外交關系問題。中國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同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同上1466頁）

　1949年10月1日　，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向各國政府宣布：“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15頁）

　1949年12月22日　，毛澤東訪蘇期間，給中央的信說：“你們在準備對蘇貿易條約時，應從統籌全局觀點出發，蘇聯當然是第一位，但同時要準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國做生易，其范圍和數量要有一個大概的計算。”（同上197頁）

　　　1950年1月7日　，毛澤東給周恩來和中央的信中說：“關于出入口貿易問題，務請注意統籌蘇波捷德匈及英法荷比印緬越羅（指當時的泰國——引者注）澳加日美各國在一九五0年全年出入口的種類及數量，否則將陷入被動。恩來離京后，請少奇陳云一波注意此事為盼。”（同上218頁）

　　1954年夏，毛澤東對來華訪問的英國人艾德禮說：一要和平，二要通商。

（《一代巨人毛澤東》第206頁）

　　1956年5月，毛澤東、彭真等在廣州先后召開了20次會議。其中曾任中共廣東省委港澳工委副書記黃施民向毛澤東報告當時香港的情況，說到當時香港各銀行充斥著游資，存款利息急劇下跌，毛澤東指出，“海外的游資這么多，可以利用嘛……”他又叮囑當時的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陶鑄：“敞開大門，引進外資，這個想法很好，你們趕快寫個報告，我們到北京進一步研究。”農講所館長卜穗文介紹，作為國家領導人提出利用外資，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　　

1956年，“八大”前夕，毛澤東說：“中國經濟文化還很落后，現在剛開始搞一點工業，開辦一些學校，要實現工業化，非幾十年不可。因此，我們需要朋友，需要和平環境。”

　　“八大”報告初稿，毛澤東看后批示：“沒有對外商業”。在看第二稿時，毛澤東加寫了：“并且只要有可能，就要發展同世界上任何愿意和我們往來的國家的通商貿易關系。”

　　“八大”期間，毛澤東在一次同外國共產黨代表團談話時說：中國是世界和人類的組成部分，中國不能自私自利。中國是一張白紙，你們可以在這張白紙上寫字，你們的科學和文化可以馳騁在這張紙上。

　　　（《毛澤東晚年歲月》第27——28頁）

　　在那個時候，在對外方面，毛澤東比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是要技高一籌。有兩點可以證明：

　　首先，上面毛澤東的一系列講話就可以證明。建國初期，我們管經濟工作的一些領導同志，只就考慮給社會主義國家搞進出口貿易，忽略了給非社會主義國家的進出口貿易。毛澤東在訪蘇期間，在百忙中連寫兩封信提醒要注意給非社會主義國家的進出口貿易。　　

其次，“八大”那樣重要的政治報告，起草報告的人居然沒有提對外貿易，毛澤東提醒后，他們也還重視不夠，因此，毛澤東又加了一句話，作進一步強調。

　　從以上情況看，說毛澤東搞閉關鎖國是沒有根據的，有的人是胡說八道。　　

毛澤東的對外開放，不只表現在在口頭上，而且還表現在實際行動中。本來建國初期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很積極給我們經貿往來，特別是英國。但由于美帝國主義想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不準其它資本主義國家與我國建交和經貿往來。那時的美國比現在霸道得多，它說是，其它資本主義國家都不敢說“不”。因此，不是毛澤東不開放，而是美帝國主義封鎖我們。　　

鄧小平說：“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27頁）　　

就是在美帝國主義封鎖的情況下，我們也不是閉關鎖國。因為我們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進行了大量的經貿往來，也引進了外資。資本主義國家政府不向我們開放，我們就爭取和他們的人民搞民間貿易。每年春秋兩次廣交會也是對外開放。即使在文革中廣交會也照樣進行。　　

　　毛澤東晚年為對外開放嘔心瀝血　　

由于蘇聯的赫魯曉夫想把中國作為他的附庸，毛澤東不干，要獨立自主。于是赫魯曉夫就背信棄義，撤走專家，斷絕對我們的經濟援助。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外開放最困難的時期，因為帝國主義封鎖我們，修正主義卡我們，還有反動派反對我們。但是，毛澤東是頂天立地的英雄，他領導的中國人民是壓不彎，壓不垮的。他要千方百計擺脫這種困境，突破重圍。　　

想辦法改善中美關系，因為美國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頭，只要把美國的門敲開了，其它資本主義國家就好辦了。　　

由于美國政府長期死心塌地與中國人民為敵，毛澤東只能針鋒相對，別無選擇。但他的方針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要美國不攻擊我們，我們也不主動攻擊他。如　1959年2月5日　，陳毅外長給毛澤東的報告上說：“兩周前我們商定用外長出面，發表一篇駁斥杜勒斯的問答體的文章。此文由新華社與外交部的同志共同起草，已改了三道。我認為可以發表這一篇，但此事比較重大，請你審閱看可不可用。”　　

毛澤東看后批示：“陳毅同志：杜勒斯生病，近日美國政府對我無多攻擊，目前發表此項談話，似不適宜。請與總理酌定。”后來這篇文章未公開發表。　　

在對美關系方面，他密切注視美國的動向，只要稍許有可能改善同美國的關系，他就抓緊不放，一抓到底。 1967年10月號美國《外交季刊》上發表了尼克松的一篇重要文章，叫做《越戰之后的亞洲》。毛澤東看了這篇文章后認為，尼克松如果上臺，美國有可能要改變對華政策，并告訴周恩來等人閱讀了這篇文章。　1969年1月20日　，尼克松總統的就職演說，毛澤東不僅親自過目，并要《人民日報》轉載。　　

根據尼克松確有改善中美關系的愿望，　1970年8月14日　，美國作家斯諾應邀到達北京。　10月1 日　，毛澤東引人注目地在天安門城樓親切接見了斯諾夫婦，并與他站在一起檢閱了國慶游行隊伍。第二天斯諾面帶微笑與中國領導人在一起的照片出現在《人民日報》上。這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獲此殊榮的美國人，而且不是以《西行漫記》的作者身份出現，而是以美國友好人士的身份出現。　　　　　　　　　

這真是用心良苦。

　　　12月18日　，毛澤東在中南海他的書房里再次與斯諾談中美關系問題。毛澤東說：我喜歡尼克松上臺。他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叫他坐一架飛機就可以來啦。談得成也可以，談不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著？要解決問題，就得跟尼克松談。毛澤東的這些大膽舉措是美國人沒有料到的。

　　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美國代表團負責人斯廷霍文對我國代表團負責人宋中說，如果美國選手去一次中國，一定能學到許多有用的技術。這一消息傳到國內，中國外交部和國家體委的有關同志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討論結果，多數人認為，現在不宜邀請美國乒乓球隊來我國。外交部和國家體委根據多數人的意見，擬訂了一個不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報告送周恩來批示。周恩來同意這份報告。由于事關重大，　4月4日　，周恩來將報告呈送毛澤東下最后決心。毛澤東真不愧為一位高瞻遠矚的、偉大的戰略家，他經過深思熟慮，終于在　4 月6日　最后幾分鐘做出不同凡響的決定：為滿足美國乒乓球隊的要求，邀請他們同其它四國乒乓球隊訪問中國。

　　這是一個石破天驚的大膽決策。通過乒乓球隊來打開“冰凍三尺”的中美外交，可以說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個創舉。中國通過“乒乓攻勢”，不僅使中美關系出現了重大的轉機，而且有力的加強了自己的國際地位，打開了國際戰略格局發展的可能性。它表明中國謹慎地向西方世界伸出了觸角。加拿大和意大利已承認了中國，美國和日本的對華政策正在出現積極的變化。而這一切，對于中國早日實現重新在世界舞臺發揮應有作用的愿望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講，“乒乓球攻勢”不僅在中國外交史上寫下光彩奪目的篇章，而且掀開了中國外交新的一頁。這以后，資本主義國家就爭先恐后與我國建立外交關系，這才使中國真正走向了世界，為后來對外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71年，由于我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特別是毛主席1972年2月邀請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敲開了美國的大門，打破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封鎖，我國的進出口總額增長更快。1972年上升到63億美元。1973年比上年增長74%，達到109•8億美元（其中，進口51•6億美元，出口58•2億美元）。1974年比上年增長32•7%，達到145•7億美元。（見《陳云傳》第1407頁，第 1433頁）對外貿易的結構也發生巨大變化，對資本主義國家的進出口占75%，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進出口只占25%。（見《陳云傳》第1406頁）　　

1972年8月，國務院批準國家計委的報告，從西德、日本進口　一米　七軋機，建在武漢鋼鐵公司。這項工程的全部概算投資為38•96億元，使用外匯6億美元。

　　1973年，國務院批準并開始實施著名的“四三方案”。即：用43億美元，從國外進口先進的成套設備和單機。引進項目包括：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纖、三套石油化工、一個烷基苯工廠、四十三套綜合采煤機組，三個大電站，以及透平壓縮機、燃氣輪機制造工廠和斯貝發動機等等。（見《陳云傳》第1401—1404頁）

　　“四三方案”自1973年起陸續簽約，執行。加上后來追加的項目，達到51•4億美元。按黃金價格計算，當年的51•4億美元，大約相當于現在的七八百億美元。

　　與人民生活關系最密切的是石油化工業、化學纖維工業。當年建設的合成纖維工廠在1978年前后陸續建成投產，大量的滌綸（的確良）、晴綸、錦綸等合成纖維紡織品和各種各樣的塑料制品進入商店，很快就解決了我國的服裝、鞋帽供應問題，使中國人民告別了“憑布票買衣服”的歷史。

　　“四三方案”引進的以石油、天然氣為原料的“大化肥”設備13套，在1978年前后建成投產。以后又繼續引進，與我們自己生產的機器、設備配套，使“大化肥”生產設備達到33套，年產尿素1593萬噸。按照一斤尿素可增產4—5斤稻谷計算，1593萬噸尿素可增產稻谷6500萬—8000萬噸。這對于增加糧食產量，解決我國人民的吃飯問題，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此看出，毛澤東不是閉關鎖國者，而是帝國主義封鎖我們，毛澤東要千方百計打破封鎖，并終于打破了封鎖。


1975年2月，毛澤東會見第二次訪華的美國總統尼克松

　　　　　毛澤東對外開放的原則　　

毛澤東對外開放是有原則的，不是為開放而開放，為別人而開放，更不是為了給外國接軌而開放。其原則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在與外國進行經濟合作時，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這是毛澤東在長期的革命生涯的一貫主張。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就曾經多次強調自力更生。他在《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中，指出：“我們不能學國民黨那樣，自己不動手專靠外國人，連棉布這樣的日用品也要依賴外國。我們是主張自力更生的。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在《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文中，毛澤東又說：“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么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我們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人民都是我們的朋友。但是我們強調自力更生”。毛澤東把革命領域中的自力更生原則也貫徹到了建設領域中。雖然毛澤東非常希望美國能和中共進行經濟合作，但他仍然不忘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

　　毛澤東那個時代，自己暫時不能生產的東西，即使從外國可以買到，而且比自己制造還便宜，也要一邊購進，一邊爭取自己制造。如當時大飛機我們不能制造，在購買的同時，自己也要研究試制，爭取有朝一日，有自己的大飛機，不久我們的大飛機就試制成功，開始試飛。但后來我們放棄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把希望寄托在與美國的麥道公司合作，結果，麥道公司垮了，我們的大飛機也就泡湯了。如果我們當時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已有大飛機的基礎上，不斷改進、研制、試制，二十多年來，我們肯定有自己的大飛機了，不會現在才亡羊補牢。……　　

毛澤東時代的對外開放，非常注意維護國家的主權，他不會為了對外開放被人牽著鼻子走，他也不會為了與外國接軌就放棄自己的主權。如果他還在世，絕不會讓外國金融業來染指我們的金融業，絕不會美國叫我們的人民幣升值就升值，絕不會讓外國公司來吞并我國企業，把我國的一些產業、企業搞垮或依賴外國，成為外國的附庸。我國大豆行業本來是出口的，但由于外國的大豆大量進入，現在使我們的大豆產業難以生存。　　

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是從長遠考慮，為子孫后代著想。他不會只顧眼前利益，見錢眼開。如七十年代，我們攀枝花鋼鐵廠的礦渣里，含有釩鈦，我們自己還提煉不出來，而日本人又想買。毛澤東說，不賣，把它堆在山溝里，等我們的子孫有本事時自己用。他也不會為了眼前利益去進口外國的垃圾來污染我國的環境。　　

毛澤東的對外開放是學外國的長處，不學外國的短處。“向外國學習”要有原則。這個原則就是要有分析、有批判、有選擇、有重點的學習，而不能對“外國的東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比如，在“自然科學方面，我們比較落后，特別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在技術方面，“……大部分先要照辦，因為那些我們現在還沒有，還不懂……，但是已經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辦了”；再比如，在“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易，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

毛澤東指出：我們對美國的壟斷官僚資本主義制度不感“興趣”，因為“這種壟斷的官僚資本主義窒息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僅僅使官僚們發財致富”。而“我們所關心的是在建設和生產的方針上，使國家有可能獲得最迅速的發展。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毛澤東的這種思想在后來被他自己概括為著名的“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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