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作者 艾巴山

序言

為什么同樣從事政治活動，一些人會被人們鄙視地稱為政客，而另一些人則受到人民尊敬愛戴，被人民永遠緬懷紀念，稱他們是偉大的人？

一位哲人說：政客和政治家想的不一樣。政客考慮下一次選舉，政治家則考慮下一代。

只考慮下一次選舉的從政者叫“政客”。這種人只會為自身利益或所屬政黨打算，算不得政治家。

相反，忘卻了自己和所屬政黨，一心一意為廣大人民謀福利的從政者，才叫“政治家”。

政治家把夢想寄托在未來，思想超越現代，是有遠見的理想主義者。

政治家所訂的百年大計，往往影響到死后的世界。因此，真正的政治家在世上始終是鳳毛麟角。

筆者要說的是，政客和政治家根本的分水嶺在于，為公，還是為私。政客想的是個人升官發財和家族利益，而政治家關注的是人類未來與民生幸福。

毛澤東、周恩來這樣的偉人，堪稱為民謀百代幸福的偉大政治家，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屬于鳳毛麟角。

毛澤東并沒有忘記自己所屬政黨，他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發展，壯大，直至奪取全國政權付出的心血和犧牲比任何人都多，但他卻采取為他的多數同僚不能理解的，幾乎是毀滅這個黨的方式，發動了驚天動地的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在世的時候，把對黨的要求概括為八個字：立黨為公，不謀私利。

“為公”者，天下為公，天下大同。

“私利”者，并非不考慮正當的個人利益，而是要求制定的路線政策不能從小團體、小宗派的利益出發，不能從個人與家族的私利出發，而要以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與最高利益為出發點，為大多數人謀利益。正所謂“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后庭花”，“六朝何事，只為門戶私計？”

毛澤東不滿意自己締造的這個黨，他多次提醒全黨：“還有些人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黨內并不純粹，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是要吃虧的。”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時，毛澤東指出彭德懷歷史上不“左”即右，一九二八年參加革命，資產階級立場沒有改變過，跟一切馬克思主義者格格不入。毛澤東說：

立三路線、第一次王明路線是“左”嘛，跟著走嘛。第二次王明路線是右嘛，又跟著走嘛。比如還有鬧獨立性，黨性不純嘛，鬧獨立王國這套東西。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他可以參加，這是我們黨內同盟者，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的同盟者，掛共產主義者的招牌。我說中國這個黨實際是個聯合會。中國這么一個大國，是各個山頭結合起來的，山頭中彭、黃是資產階級世界觀、經驗主義，洛甫是教條主義。我看經驗主義、教條主義，他們都是參加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至于參加共產黨，他們那個黨員稱號是不合乎他們的實際，實際上是馬克思主義的同盟者，是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階段的同盟者，帶著資產階級世界觀參加革命的。對無產階級革命，他們是沒有精神準備的。

毛澤東說彭德懷、洛甫（張聞天）“對無產階級革命，他們是沒有精神準備的。”這里的“無產階級革命”指的是社會主義，他們之所以過不了社會主義這一關，根本的問題在于他們“是馬克思主義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階段的同盟者，帶著資產階級世界觀參加革命”。

毛澤東說“中國這個黨實際是個聯合會”，文化大革命期間又進一步指明“黨內有黨”。

有人總是說，毛澤東為了權力才開展了文化大革命。果真如此嗎？

從一九六九年召開九大，迄今為止，風起云涌的文革大潮可以說已經平息了四十年。經過四十年漫長歲月的沉淀，回過頭去審視文革歷史和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我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分明：文革本質上根本不是什么權力之爭，而是思想政治路線之爭，治國方針之爭。如果只是為了權力，毛澤東以他在全國全黨的崇高威望，實際上通過八屆十一中全會已經掌握了，從領導人的調整已經達到了目的。既然如此，一個七十三歲的老人（巧得很，鄧小平也是在七十三歲時第三次復出，并且開始所謂“鄧小平時代”的總設計），為什么還要通過紅衛兵運動，通過人民解放軍“三支兩軍”，用“喚起工農千百萬”的史無前例的方法搞得天翻地覆？這必然有更深刻的原因，必然有更長遠的戰略考慮。毛澤東多次說，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又說；“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一個路線，一種觀點，要經常講，反復講。只給少數人講不行，要使廣大革命群眾都知道。”若干年后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毛澤東又講：“要使全國知道。”顯然，毛澤東的戰略意圖要達到的其中一個重要目標是：讓人民群眾知道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依靠人民群眾解決問題，達到鞏固政權的目的。

毛澤東深刻地認識到共產黨也可能變質，共產黨內部潛伏著變質的種種因素，黨內一些人同共產黨的聲明與宗旨背道而馳，有一天可能形成一個脫離人民壓迫人民的官僚資產階級階層，用他的話說，就是走向人民的對立面，“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變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最終再次被人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他訴諸群眾，發動文化大革命，號召人民揭發共產黨內和社會主義社會的陰暗面，黑暗面，用天下大亂，重新建黨的方式繼續革命。

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同奪取勝利相比較，鞏固勝利需要很長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他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如果這一步也值得驕傲，那是比較渺小的，更值得驕傲的還在后頭。在過去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那好象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毛澤東英明的預見到“不拿槍的敵人”的極其危險，以及“糖衣炮彈”對執政黨的嚴重腐蝕，針對性的提出“兩個務必”：“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以此抵制“不拿槍的敵人”和“糖衣炮彈”的進攻。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在毛澤東看來，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是一出大劇長劇開始時一個短小的序幕。能夠這樣看待自己革命事業的人必定是偉大的，杰出的，具有遠見的。

那么，這一出長劇的高潮在哪里？無疑是文化大革命。四十多年過去，觀察和思考這一改天換地的大事件，筆者可以肯定地說，改變人類近現代歷史進程的偉大革命迄今只有三件：一七九三年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一九一七年俄國社會主義十月革命，一九六六年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正是文化大革命避免了中國的大分裂大動蕩，避免了中國共產黨的分裂或滅亡，提高了共產黨建國后融入國際社會的執政能力，使中國成為改變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給人類的和平進步發展增加了新鮮的活力。

國際上的反華勢力和國內的反毛派互相呼應，對毛澤東的非議和攻擊集中于文化大革命，這只能說明毛澤東作出了正確的判斷，采取了正確的行動，打中了反對者的要害。

魯那說：“當人們處理一件偉大的事情時，常識通常是一個很壞的審判者。”

魯那這句話引發另一位哲學家的感慨，他說：

偉人常常超越常規。他們做的事情，世人很難理解。

偉大的事件也是如此。

常識代表的是你我的觀點，它沒有個性，也不崇高。

用常識區分判斷的世界，是一個卑俗的世界，然而卑俗的世界不一定愚劣。在我們當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是凡人，沒有資格批判常識和常識的世界。

常識成為那九十九個人的行為準則，只對剩下的那一個人不適用。

“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毛澤東就是“常常超越常規”的偉人，他對中國革命的規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設計，都超越了常規。縮小同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超英趕美”的設想，跨越式發展的規劃，都拋棄了“常規”。

毛澤東是那一個站在最高處的人，世俗的規則束縛不了他。

這位哲學家說“凡人”即普通人“沒有資格批判常識和常識的世界”，這有點“天才論”和“英雄史觀”的味道，值得商榷。毛澤東歷來認為“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所謂天才，就是比別人聰明一點。早在學生時代，他就發出“糞土當年萬戶侯”的壯語，當他投身革命的時候，他就一直抱著這樣的信念：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世界歷史是人民創造的。

毛澤東的事業從參加共產主義運動的那一天起，就時時刻刻與人民大眾緊密相連，毛澤東與人民的血肉關系，他對蘊藏在群眾中的偉大力量和創造性的認識，僅舉三篇文章就可以看出。

一篇是《〈湘江評論〉發刊詞》（這是新民學會的會刊），毛澤東大聲疾呼：“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這篇文章提出了“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的觀點。

到大革命時代，毛澤東寫了重要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農民運動的興起，毛澤東歡呼道：“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在毛澤東早期著作中，《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對毛澤東“人民創造歷史”觀點的形成產生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毛澤東“占山為王”通過割據搞革命根據地和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政權的路線方針的形成與發展也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戰爭，實際上就是“農民戰爭”。

還有一篇文章，認真說來是毛澤東為一篇文章寫的按語，也非常有意思。這些按語是一九五五年，毛澤東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時寫的，毛澤東為《誰說雞毛不能上天》一文寫的按語說：“幾千年以來，誰人看見過雞毛能夠上天呢？這似乎是一個真理。”接著以大量的事實說明：“‘雞毛不能上天’這個古代的真理，在社會主義時代，他已經不是真理了。窮人要翻身了。舊制度要滅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雞毛確實要上天了。”

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民黨右派誣蔑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惰農運動”，毛澤東為“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里”的貧苦農民的革命行動喝彩。

二十多年后，在合作化運動中，富裕中農譏笑“窮棒子”成不了氣候，說：“窮光蛋想辦合作社，沒有見過雞毛能上天。”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雞毛確實要上天，雞毛一定能上天。

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發表四十年后，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如何對待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的大是大非面前，歷史又重復了過去的故事，大批工人、學生、教師在工作組制造的白色恐怖中被打成反革命，蔣介石、張靜江誣蔑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的伎倆被一些人用來對付革命造反派。毛澤東斷然糾正了這些錯誤，要求打破一切框框。對上海一月風暴奪權，毛澤東用一句俗話表明態度，他說，不要以為離了張屠戶，就要吃混毛豬。

在毛澤東時代，雞毛確實飛上了天，王洪文、陳永貴、吳桂賢、孫玉國等工人、農民、士兵的代表進入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權機構，參與管理國家大事。

回顧毛主席帶領中國人民走過的道路，我們可以這樣說，群眾僅以樸素的感情追隨自己的領袖是不夠的，他們應當在實踐中加強學習，從理性方面理解領袖，把一時的熱情變成自覺的持久的行動。

中國因為有毛澤東的引領而走出了黑暗。世界因為有了毛澤東思想，將變得更文明，更和諧，更富有生機與活力。

毛澤東是世界的。毛澤東思想是世界文明寶庫中的寶貴財富。

蔣介石、宋美齡與毛澤東、江青

早期參加共產黨的，多為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他們接受過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熏陶和洗禮，許多人曾經在西方留學，思想開明、開放，表現在婚姻和男女關系方面，他們大膽反抗幾千年來的宗法制度和封建禮教，呼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激烈口號，砸爛“三綱五常”的封建教條，拋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壓迫束縛，主張戀愛自由，婚姻自主，很有點性解放的意味。劉英所說的她與張聞天的結合沒有什么儀式，“志同道合，互相愛慕，環境許可，住在一起就是了”，這正是婚姻的革命性的表現。

這些以艱苦樸素為榮的共產黨人，和蔣介石﹑宋美齡豪華的婚禮相比，誰更值得稱道呢？即或是建國之后，面對一窮二白的狀況，毛澤東仍然以勤儉節約嚴格要求家人子女和親友。毛岸英﹑李納和被一些人稱為“太子”的毛遠新，哪一個的婚禮又不是樸樸實實﹑簡簡單單的呢？哪一個又不是平民化呢？

葉永烈先生眉飛色舞﹑興高采烈地吹捧蔣﹑宋的時候，他忘記了一條根本的區別，就是：西安與延安的區別，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區別，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區別。在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方面，蔣介石、宋美齡與毛澤東、江青是根本對立的。不弄清根本上的區別，就難免陷入不辨是非的尷尬困境，甚至墮落到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泥坑中難以自拔。

在解放婦女，爭取婦女權利方面，自辛亥革命以來，毛澤東和共產黨是最徹底的，這為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徹底解放全人類的屬性所決定。早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光輝著作中，毛澤東列舉了農民在農民協會的領導下所作的十四件大事，第七件就是“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指出“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毛澤東有句家喻戶曉的名言：婦女能頂半邊天！因此，毛澤東對婦女是十分尊重的，這既表現在他與江青的結合上，也表現在女兒們的姓氏上。江青曾經是一名演員，羞辱她的人輕蔑的稱之為“戲子”，而戲子在舊社會是被劃入下九流的。僅從這一點看，充分表現了毛澤東對于封建等級門第觀念的鄙視，他這種獨立不倚﹑蔑視習慣勢力﹑“糞土當年萬戶侯”的英雄氣魄，貫穿其一生。直至晚年，他還對可能變成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大官們發出警告。

在筆者看來，蔣宋結合，并不象葉永烈先生描寫的那樣完美無瑕，而是有點不倫不類。首先從文化教育來看，宋美齡是徹頭徹尾﹑徹里徹外的洋化了，崇洋媚外應在情理之中。宋美齡是西方化了的中國人，自稱“除了面孔和頭發以外，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美國姑娘”。這就是說，除了黃皮膚﹑黑頭發﹑黑眼睛等中國人（從人種學分類，正確的稱呼是黃種人）的生理上的外表特征，她在精神上，在靈魂深處，以及習俗飲食方面已完全西方化了。她一口一個“達令”稱呼蔣介石，雖然被一些人引為時髦來效仿，卻讓中國人覺得這個長著黃種人模樣的女人有點怪怪的。而蔣介石自幼深受儒家學說的熏陶，耳濡目染，深入骨髓。他崇拜王陽明﹑曾國藩，可以說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孔教徒。他搞新生活運動，提倡用禮義廉恥忠誠志勇來教育和培養部屬的效忠精神，就是最好的注腳。在文化傳統方面，他始終堅持用中國傳統的文房四寶寫作和批閱公文。從服飾上也體現出蔣介石的民族情結。他一生幾乎不穿西裝，便服經常是長袍馬褂布鞋；有時也穿中山服；之所以一身戎裝到處掛威風凜凜的大元帥像，這與他的軍旅生涯有關，更與他企圖以軍隊維持統治的目的相吻合。蔣介石信奉基督教，不過是虛應故事罷了，目的很明確，取悅于夫人和宋氏家族，多一個結合點。蔣介石至死信奉的都是儒教，儒家學說。

蔣﹑宋為奪取和鞏固對中國的統治權締結姻緣，而政權又使他們可以謀取更多更大的家族利益。

宋美齡受過良好的教育，會說流利的英語，懂多國語言，她風姿優雅，才華出眾，這都是正確的評價。但作為政治人物，人們評價他時只注重根本的一點，即：他制定的﹑推行的﹑執行的政策為誰（或為哪個階級）謀求利益？他的政治活動本質上為誰服務？對哪一個階級有利？他為國家民族做了哪些有益的事情？

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在歷史上已有定評，即或今天不用“階級斗爭”“階級分析”的眼光評判，也不能說他們是為大多數人謀利益的吧？蔣介石統治中國二十二年，戰爭連綿，災難迭起，軍閥割據，混戰不休，使人民在動蕩和分裂中處于水深火熱，使中國長期積貧積弱。何故？原因固多，但有一點是清楚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是為極少數人謀利益。傲慢的﹑不可一世的蔣介石和笑容可掬﹑舉止優雅的宋美齡，是站在云端俯視著四萬萬草民賤民，他們自認為是上流人物，天之驕子，很少替饑寒交迫中的百姓著想。他們和人民之間有巨大的距離。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在夫人宋美齡陪同下，蔣介石在開羅與羅斯福﹑丘吉爾會晤，成了世界政壇巨頭。但蔣介石這個巨頭只是神氣十足的泥足巨人，徒有其表的稻草人。他一旦違背民意，悍然發起內戰，覆滅的日子便來臨了。在四年解放戰爭中，他的八百萬軍隊，被毛澤東以秋風掃落葉之勢，摧枯拉朽，一舉擊敗。這位狂妄的軍事家，愚蠢的政治家，自詡深諳中國國情的所謂“政壇巨頭”，最后的結局是滾到幾個小島上凄凄惶惶，茍延殘喘。天意乎？抑或人意乎？毛澤東的紅軍將士，打敗了黃埔高材生，幾百萬穿著草鞋，甚至打著赤腳的農民（不是李自成﹑洪秀全的起義軍，而是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新型軍隊），打敗了穿著皮鞋，挎著美式裝備耀武揚威的國軍。孫中山“天下為公”的遺訓，由朝氣蓬勃﹑全心全意為民族﹑為國家﹑為人民謀利益的共產黨人實現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一代英杰徹底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中國人的精神，使中華民族走向世界舞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共產黨奪得政權，是歷史的選擇，歸根結底，是民心向背的選擇。

宋美齡究竟對蔣介石的政治決策有多大影響，又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歷史的走向，對于四大家族統治的崩潰她在政治上有多大“貢獻”，這一點現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蔣家王朝的覆滅帶給她的永久的恥辱。流亡海外，寄寓美國，錦衣玉食，珍饈美味，靠搜刮的民脂民膏延長了壽命（有點象逃亡國外的中國大陸貪官），但政治生命的提前終結帶給她的是內心的空虛，是“無可奈何花落去”的無限凄涼，是“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永久悲哀。一具行尸走肉，一個飯囊酒袋，何樂之有？何美之有？

毛澤東為中國選擇了正確的道路

葉永烈先生在比較江青與宋美齡時，也說了一句中肯的話，即江青是靠著自我奮斗，走過了艱難曲折的道路才出人頭地的，她的付出比宋美齡多得多。但她說江青的文化程度只有小學畢業，叫人不敢茍同。研究過江青歷史的葉先生可能忘了，江青考取過山東實驗劇院戲曲學校表演系，主要學習話劇和京劇；又半工半讀上過三年青島大學，選修過聞一多﹑沈從文等人的課程；在上海工人夜校當過教員，還在上海大學當過旁聽生；進入延安后，在魯藝擔任教員，在中央黨校學習過馬列主義理論。不論怎么說，不會是個小學畢業吧？論文學藝術修養，論才藝，論中國古典文學基礎，還有攝影﹑書法，我想宋美齡是遠遠比不上江青的。江青親自抓過多年的現代劇改革，主要是稱為國粹的京劇革命，可以稱得上是中國一流的戲劇專家，由她親自指導的樣板戲（包括鋼琴伴奏《紅燈記》﹑鋼琴協奏曲《黃河》和芭蕾舞《紅色娘子軍》）在唱腔﹑曲譜﹑器樂（配器）﹑服裝諸方面的改革創新是前無古人的，是人類藝術史上的杰作﹑奇跡，一枝永不凋謝的奇芭，更是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文藝史上的一道分水嶺，一座巍峨的豐碑，必將載入輝煌的史冊。

毛澤東選擇了一條正確的革命道路，締造了一個黨，一支人民軍隊，建立了新中國，奠定開天辟地的千古偉業，黨內外不是還有不知天高地厚的無恥之徒嘲笑他只是個中專生，是個沒留過洋﹑沒吃過面包﹑沒喝過洋墨水的土包子嗎？在這方面，厚顏無恥的所謂“毛澤東的秘書”李銳的觀點最具有代表性。李銳著文說：“毛澤東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五四運動留學高潮之際，他認為研究西學必先通中學，他的職責是守在國內。除執政后兩次到蘇聯外，平生未出國門，他對西方資本主義沒有直接接觸。”李銳甚至斷言，“毛澤東崇尚我國傳統文化，對接觸甚少的資本主義文化一般采取虛無蔑視的態度。甚至可以說，他對中國典籍的熟悉程度遠超過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熟悉程度。”李銳為了達到攻擊毛澤東的目的，把“負效應”強加給毛澤東，然后立論徹底否定毛澤東思想，自己也數典忘祖，對中國傳統文化采取虛無主義態度，擺出維護馬克思主義的姿態從根本上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下的結論是：“在長期封建社會中積累起來的中國傳統文化，從根本上說同馬克思主義是格格不入的。”

在李銳的心目中，只有張聞天這樣留學三國，“直接接觸”了資本主義，懂得日語、英語、俄語的“紅色教授”才配當馬克思主義者，而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負效應”浸染的毛澤東則與“馬克思主義是格格不入的”。按李銳的推理，為了維護張克思、劉克思那一套“剝削有功，造反有罪”的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中國該怎么辦？要不要再來個“焚書坑儒”，搞一場李銳發動的“大革文化命”，把“從根本上說是同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的”中國傳統文化典籍付之一炬，如此斬草除根，從源頭上消滅掉毛澤東思想？已經遍布全世界的孔子學院和漢語學校是不是也該撤掉，以免產生的“負效應”熏黑了“西方的月亮”？看來自稱“毛澤東秘書”、“毛澤東研究專家”，李銳的所謂馬克思主義水平，并不比“大理論家”陳伯達高明到哪里去，他們既不懂辯證法，也不懂唯物論，而這兩位“天才明白”的秀才，一個在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跟隨彭德懷、張聞天栽了筋斗，一個在一九七0年的廬山會議緊跟林彪鼓吹“天才論”翻了車。毛澤東當年指斥“新儒學大師”梁漱溟根據他的《鄉村建設理論》胡說什么“九天九地”，以此指責共產黨建立的工農聯盟是班門弄斧，是亡黨亡國的理論，而在張聞天那里拾得幾句教條的李銳，竟然步“新儒學大師”梁漱溟的后塵，同歷史巨人毛澤東較量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諦，真正是蚍蜉撼樹，頭腦膨脹，妄自尊大到了極點。

毛澤東沒在日本﹑德國上過軍校，沒在保定﹑云南上過講武堂，誰敢說他不是世界一流的大軍事家？誰敢說他不是世界一流的大政治家？他從無到有，建立了一支舉世無雙的人民軍隊；他起死回生，使黨和紅軍從絕境中崛起，最終奪取了全國政權；他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把中國建成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為實現國家的四個現代化奠定了物質基礎；他強調以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的精神教育全黨全國人民，打破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批判爬行主義﹑洋奴哲學，以跨越﹑躍進的方式突破并占領“兩彈一星”的高科技領域，使中國徹底擺脫落后挨打受氣受壓的局面，最終揚眉吐氣，讓中國登上聯合國的舞臺向全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同時使中美關系解凍，向西方，向世界打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為繼承者奠定了堅實的政治經濟基礎，凡此種種，難道能夠否認嗎？王明一類打著馬克思主義理論招牌的政治騙子倒是住過洋房子喝過洋墨水吃過洋面包，只可惜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對中國的問題一竅不通，對中國革命和建設沒有任何貢獻，反倒從外部和內部不斷地制造分裂，挑起事端，設置種種障礙，并且妄圖以移花接木偷天換日的手法混淆視聽。歷史的事實和結論篡改得了嗎？

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對中華民族在精神方面的滋養和培育影響巨大而深遠。可以這樣說，正是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人，如鳳凰涅盤一樣重鑄了中華民族的精神，使一盤散沙的中國人團結起來，使被污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不但在體魄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方面健康起來，在洋人的面前挺直了脊梁，使中華民族真正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試圖貶低毛澤東的一些所謂學者、學術權威和知識精英們總是口口聲聲說什么西方的月亮比中國的圓，西方文明勝過東方文明，藍色（海洋）文明勝過黃土（黃河）文明，并且由此得出可笑的結論，說什么正因為毛澤東沒有走出國門，沒有到老大帝國英國、法國、德國以及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日本留學考察，因此不知現代文明為何物，思想保守狹隘，導致中國的四個現代化落后。

事實果真如此嗎？

遠的不說，辛亥革命以孫中山、黃興為代表的一大批資產階級革命家，大多都有留學西方（包括日本）的經歷，幾十年的奮斗結果如何呢？失敗、失敗再失敗，在絕望中終于有了武昌起義的成功，但辛亥革命的成果又隨即落入竊國大盜袁世凱的囊中。后來依靠蘇聯，在列寧的建議下，重新制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由此獲得新生和轉機，才取得了北伐戰爭的勝利，但革命成果很快又被蔣介石竊取。中國共產黨也有一大批革命家到英、法、美、德和日本考察學習，十月革命后到蘇聯取經的更多，結果怎么樣呢？——毛澤東的道路使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在中國近代百年歷史上，被西方人羞辱為“東亞病夫”的中國，第一次取得了抗日戰爭反擊外國侵略者的勝利，建國后，又在朝鮮戰場迫使不可一世的美國人坐在談判桌上簽訂停戰協議。現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三十年的歷程，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已經六十年，看看中國周圍一些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他們的社會發展程度還沒有達到毛澤東時代的水平。這說明什么問題呢？這說明毛澤東的治國方略確實高人一籌，毛澤東不僅懂政治軍事，也懂得經濟建設，在宏觀經濟學領域，毛澤東是把政治經濟學和唯物辯證法結合得最完美的偉大的宏觀經濟學家，遍數中外的經濟學家、政治家，治理中國這樣的落后的農業大國，沒有一個人在理論和實踐方面超過毛澤東。不論是馬上打天下，還是下馬治天下，文治武功，毛澤東都當屬古今中外的一流人物。毛澤東時代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顯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毛澤東是怎樣看待出國留學的呢？

早在一九一八年，毛澤東就開始組織湖南的出國勤工儉學運動，他的朋友、無產階級革命家蔡和森、李富春等一大批人，就是他經手籌集經費送往法國學習的。對于出國留學，在一九二0年三月十四日給同學周世釗的信中就明確地表達了他的看法。他在信中說：“我覺得求學實在沒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兩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種‘迷’，中國出過洋的總不下幾萬乃至幾十萬，好的實在太少。多數呢？仍舊是‘糊涂’，仍舊是‘莫名其妙’，這便是一個具體的證據。……因此我想暫不出國去，暫時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綱要。”

毛澤東說到國外留學回來的“好的實在太少”。胡適是留美生，新派人物的代表，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是毛澤東認為學有所成，為國家、社會作出了有益貢獻的“好的”留學生中的代表之一。在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中，說到《新青年》雜志對自己的影響，毛澤東說：“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關于留學問題，對自己的看法是否妥當，當時在北京大學當旁聽生的毛澤東專門請教過胡適，想聽聽他的意見，這位學貫中西的學者表示贊同毛澤東的觀點，并且作了一篇文章《非留學篇》。

毛澤東譏諷一些人成了出洋“迷”，遺憾的是每個時代都有趕潮流弄時髦的角色，他們的留學只是為了鍍金，為了穿一身洋裝，口吐“蜜斯”“達令”的洋話顯擺顯擺，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他們是漠不關心的，關心的只是由此帶給個人的榮華富貴。他們從來沒有想過把外國與中國的方方面面綜合考察，尋找切實的方法使國家富強。

中國共產黨內最具代表性的出洋迷是張聞天，他有留學三國的經歷，到過東洋日本，也到過西洋美國，還進過留法預備班準備去法國但未成行，后來進了蘇聯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他學了些什么拿回來貢獻給國家社會呢？一腦子崇洋媚外脫離國情的洋迷信，一麻袋生吞活剝狗屎不如的洋教條。對于中國革命的見解，張聞天如果僅僅是“糊涂”還好，問題出在他的“莫名其妙”，按圖索驥，削足適履，緣木求魚，南轅北轍，而又自以為是，自以為高明。“糊涂”一時還有清醒明白的時候，而張聞天至死都帶著花崗巖腦袋，中國，外國，中國與外國的關系，外國與中國的關系，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世界與中國的關系，一個問題都沒有搞清楚。如果說王明、張聞天一伙“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搞清楚了什么的話，那就是至死不變的“蘇聯中心論”與“莫斯科情結”。作為被“二十八個半”的同伙吹捧為理論素養最好，中國黨最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張聞天囫圇吞棗，死搬硬套，不懂得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不懂得對立統一規律，終于是嗚呼哀哉，無可救藥。

毛澤東沒有留洋，沒有吃過面包，這是事實，但洋人的總統和首相卻因為毛澤東，紛紛飄洋過海來中國用中國的筷子，吃中國的菜肴，聽中國的京戲，習中國的書法。美國總統尼克松來了，英國首相希思來了，日本的田中角榮也來了，他們到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中，來拜會偉人中的偉人，巨人中的巨人毛澤東，希望能聆聽他對于這個世界的看法，這難道是一時興起嗎？正因為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正因為有了毛澤東思想，中國人的精神面貌才為之一振，為之一變，為之一新，中國才打開國門融入了世界，世界的政治格局也因為毛澤東的中國參與而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變化。毛澤東確實沒有留洋，沒有喝過咖啡，但留過洋的大文豪郭沫若，中國的導彈之父錢學森，以及鄧稼先、李四光、華羅庚等大知識分子都信服他，連國民黨的代總統李宗仁也不愿意寓居國外而向往新中國。據統計，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建國以來，到一九五七年前，在外國留學的專家學者有三千多人毅然返鄉報效國家，這是為什么呢？一些人污蔑毛澤東不信任、不重用知識分子，甚至迫害知識分子，這難道是事實嗎？當然，由于毛澤東為了達到各階層之間人的真正平等和思想感情的溝通，縮小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提倡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工農化，堅持干部適當參加勞動以克服官僚主義作風，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確實“迫害”過高貴的所謂知識精英和達官貴人，“迫害”過工廠的管理人員，讓他們覺得和工人農民一樣參加一點體力勞動是丟了身份斯文掃地，甚至是降低了人格。但這不正好證明這些人從來沒有真正理解毛澤東的事業，沒有理解毛澤東革命的人道主義和自由平等觀，也不懂得什么是社會主義嗎？不正好說明他們津津樂道的所謂“自由、平等、博愛”，還有什么“人類之愛”、“普世價值”，不過是自欺欺人的一派謊言和一張遮羞布嗎？

毛澤東：正在復活的一個幽靈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黨人和德國的警察，都為驅除這個幽靈而結成了神圣同盟。”

   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四八年的經典著作《共產黨宣言》開篇寫下的第一句話。

   大約七十年后，這個徘徊在歐洲大陸的幽靈變成了阿芙樂爾巡洋艦上呼嘯的炮彈，開始轟擊俄國沙皇在彼得堡的冬宮。一九一七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在帝國主義鏈條的最薄弱處打開了一個缺口。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震撼了全世界，極大地鼓舞和激勵了被壓迫被剝削的弱小國家、民族和人民起來革命。俄國革命成為榜樣，成為燈塔，克里姆林宮頂的紅星照亮了黑暗的世界。

   毛澤東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毛澤東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一文中這樣評說：“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孫中山也提倡‘以俄為師’，主張‘聯俄聯共’。總之是從此以后，中國改換了方向。”

《共產黨宣言》發表約一百周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三十二年后，毛澤東站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

二十世紀初改變世界歷史的大事件，就是十月革命的勝利，和蘇維埃聯盟共和國的建立。具有諷刺意義的，也是令人感到莫大悲哀的是，二十世紀末改變世界政治格局的大事件，同樣又發生在列寧主義的故鄉，幾乎在一夜之間，東歐的社會主義小國與蘇聯這個掛著社會主義招牌的超級大國，紛紛崩潰易幟。真正是“其興亦勃焉，其亡亦忽焉”。

在《共產黨宣言》發表一百一十八周年之際，毛澤東毅然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給江青的信》中，毛澤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作出這樣的判斷：“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

殘酷的事實，終于驗證了革命導師毛澤東高瞻遠矚的預言。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國人民的偉大導師毛澤東逝世。十月六日，毛澤東夫人江青被逮捕并公開審判、殺頭（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正如毛澤東在文革之初《給江青的信》中預言的那樣，他被一些自稱是“學生”、“戰友”的人打的粉碎。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人民公社被推翻，社會主義公有制千孔百瘡，私有化浪潮隨著蘇聯的解體和蘇聯共產黨的滅亡氣勢洶洶席卷而來。

毛主席逝世，寒凝大地，“雪壓冬云白絮飛，萬花紛謝一時稀。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

《共產黨宣言》發表一百六十年后，在中國，在世界，仍然有一個幽靈在徘徊。這個幽靈就是毛澤東，就是毛澤東思想。官僚資產階級，壟斷金融寡頭，形形色色的剝削者，權貴資本主義的擁戴者，大大小小的吸血鬼和寄生蟲，都為驅除這個幽靈而結成了神圣同盟。

   毛澤東逝世已經三十多年了，但他仍然使這些人感到恐懼，左顧右盼，寢食難安。早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彭德懷配合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的行動，反對唱《東方紅》，說《東方紅》是搞“個人崇拜”。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巴金老人，代表這些人說了一句話，他說，每當他聽到樣板戲，就覺得大受刺激，心臟就受不了。蘇叔陽立即響應道：“最好讓樣板戲絕跡”。而一些人聽到《東方紅》的歌聲，就神色黯然，失魂落魄，猶如萬箭穿心。樣板戲，東方紅，使他們神經過敏，立即聯想到毛澤東，毛澤東的幽靈在他們的頭頂盤旋著，銳叫著，毛澤東的預言在他們的耳畔如霹靂炸響，驚醒了他們紙醉金迷的美夢，使他們寢食難安驚恐萬分。

   在國外，一些人反復鼓噪著，說二十世紀最大的三個獨裁者是：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在國內，有政協委員行使參政權，提出以毛澤東思想來指導經濟建設的議案，馬上有人拋出奇文《毛澤東搞經濟大外行，毛澤東經濟思想是誤國害民》（其實要說的心里話是，毛澤東應該徹底打倒，毛澤東思想應該徹底否定），在網上大罵毛澤東是“歷史罪人”、“惡魔”，聲言要“進行審判”，瘋狂的巫師們上竄下跳，咬牙切齒地大念咒語：“天靈靈地靈靈，中國送走大瘟神。天煌煌地煌煌，人民告別獨裁狂。”

   在國內，×××、李銳之流東拼西湊一些烏七八糟的材料呼應配合，來證明毛澤東的“獨斷專行”、“剛愎自用”、“無法無天”、“好走極端”，論證毛澤東是什么“秦始皇”、“斯大林晚年”。他們最初給毛澤東的結論是：功勛蓋世（建黨建國），罪惡滔天（大躍進、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他們先還假意說毛澤東搞政治行，搞軍事行，馬上打天下行，治國經邦搞經濟建設不行。后來又自打嘴巴（實際上是終于露出了真容，脫掉了面具和偽裝，說出了憋在心底壓抑多年的真心話），毛澤東政治、軍事、經濟統統不行，最后按王明在《中共五十年》中的說法統一口徑，毛澤東的文章、詩詞也很差，簡直是一無是處，并且剽竊了秘書田家英和胡喬木的思想和詩詞文章，而王若水則撰文胡說八道，拿出螢火蟲與太陽比光亮的勇氣，“論證”毛主席的哲學著作《實踐論》、《矛盾論》是抄襲了列寧的。

   《建國以來關于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澤東一生功過是三七開，作為參加者，×××、李銳是舉手同意了的。但他們會后卻把這個新的歷史決議完全拋棄另搞一套，把另一個歷史決議也拋到了太平洋，以謠言和詭辯為武器，使用夸張、夸大、偽造、栽贓等小人伎倆，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無限擴大三分錯誤，最終使三分變為十分甚至十二分，簡直是一團漆黑。

  他們所采取的一切策略和行動，都只為一個目的，企圖阻擋毛澤東的復活。

毛澤東顛覆了幾千年的官僚政治法則

×××像訓孫子一樣訓斥陳永貴，說什么“什么是毛澤東思想，我最有發言權。你才加入共產黨有多久呢？”這是公開的論資排輩，剝奪工人、農民、士兵和小官們學習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權利，取代林彪、張春橋，把自己打扮成毛澤東思想的解釋人，壟斷毛澤東思想的革命靈魂，把毛澤東當作永遠閉嘴的泥菩薩，擺放在積滿灰塵的香案上。

×××說“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我是最有資格講這種話的人”，不知道他的“最有資格”以什么來衡量？如果以加入中共的時間，×××是一九二四年入黨的，此時還有三個黨齡比他長，歷史上職務比他高的人活著，這三個人是李維漢、聶榮臻、彭真。如果以在共產黨內的職務高低而論，在中共早期歷史上李維漢的職務高于他，陳云的職務更高于他。在七大以前，一九二五年入黨的陳云，在黨內的職務比×××高得多，一九三一年，陳云就是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一九三七年，成為政治局常委。在遵義會議上，陳云作為政治局委員具有發言權、表決權，而×××呢？直到八十年代經過考證（值得存疑），才證明他參加了遵義會議，并且只是列席的書記員，一九四五年七大才當選為中央委員。建國后的八大，×××由于毛澤東的提攜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而陳云是黨中央副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排名中，×××在陳云之后。一九五八年五月，增選林彪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順序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林彪、×××。陳云還活著，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后來又當選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就敢于說他“最有資格”，確實咄咄逼人。如果以走資派的資格，因為劉少奇在一九六九年病故，“最有資格”的當然非×××莫屬。

毛澤東在批判×××的時候曾經指出，×××聽不得不同意見，人家怕他，不敢同他說話，沒有一點民主作風，這是個大問題。毛澤東又說，×××不管是馬克思主義還是帝國主義，還是白貓黑貓啊。從×××對陳永貴的蠻橫態度，我們可以說他沒有一點民主作風，對工人、農民、士兵沒有感情，動不動就訓人，作為一個自吹是“最有資格”的共產黨員，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根本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群眾觀，因為他從根本上反對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則，維護的是資產階級法權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私利。×××把政治神秘化，認為只有像他這樣的大人物和所謂大官僚、大知識分子，富人和所謂有教養的王族和貴族，才有資格談論政治，而小人物、泥腿子，工人、農民和士兵是不配議論和管理國家大事的，因此他要依靠所謂“精英”來治理和管理。

那么，政治究竟是什么？按書本上的解釋，政治就是政府、政黨、社會團體和個人在內政及國際關系方面的活動。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它產生于一定的經濟基礎，并為經濟基礎服務，同時極大地影響經濟的發展。

簡而言之，政治就是對國家事物的管理和治理。在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政治就是對民眾的統治，是少數人對大多數人民的壓迫。孟子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的話中，所謂“勞心者”，主要指的是統治階級中的官僚，可以說把幾千年來剝削階級政治的本質揭穿了。這句話譯成現代漢語，就是這樣的：有的人從事腦力勞動，有的人從事體力勞動；腦力勞動者統治人，體力勞動者被人統治；被統治者養活別人，統治者靠人養活，這是天經地義的普遍原則。

這是赤裸裸地鼓吹“剝削有理”“壓迫有理”的謬論！它潛在的命題就是“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昧”的大多數人應當認命，服從少數“英雄”、“精英”、“官僚”的統治、壓迫、剝削。

對陳永貴的被驅逐出中央，×××說：“他本來可以成為出色的農村基層領導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國家副總理的職位上，這不是讓他活受罪嗎？”

聽聽這位自稱是共產主義者的共產黨高官的這番悲天憫人的話，再看看“××××”的政治設計，提拔各級官員，以“官本位”為核心，論文憑，看職稱，比學位，什么“博士”“碩士”，結果呢？層出不窮的貪官污吏頭頂都罩著一層光環紛紛墮落下去。林彪集團結成死黨靠“誘以官、祿、德”，×××、×××就是按照“官、祿、德”三原則來夯實復辟的社會基礎。賣官買官，權錢交易成為官場的和商業的行為準則，爭名于朝，奪利于市，為了金錢、權力和美色不擇手段，而貪官們頭頂上的“先進”“模范”的桂冠也是權力和金錢換取的。老百姓說：“×××的干部百萬富翁”，這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標準，后來隨著“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社會上不是流行這樣一句話嗎？“百萬元不叫富，千萬元才起步。”現在已經進入新世紀，標準早已經提升到“億萬”啦。

對于干部的提拔和使用，毛主席提出接班人的五條標準，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和為大多數人謀利益放在首位。毛主席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并且指出在使用干部的問題上“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前者是正派的路線，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線。”敢于制造“約法三章”這樣彌天大謊的×××，在使用干部時會正派嗎？

×××從根本上反對巴黎公社的原則，而巴黎公社原則的核心正是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打破政治的神秘化，打破階級、階層、知識水平的界限，顛覆了幾千年來統治階級的政治法則，讓維護大多數人利益的代表掌握政權。

在第三次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批判陳伯達，實際指向的是幕后黑手林彪。這篇文章，重點批判的是“天才論”。針對“這個歷史學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毛澤東說：“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于知識范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

毛澤東警告全黨“不要上號稱懂得馬克思，而實際上根本不懂馬克思那樣一些人的當”，稱這些人是王明、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

×××對陳永貴說：“什么是毛澤東思想，我最有發言權”，又說“在最根本的問題上，我們一些同志沒有弄通毛澤東思想。”公開壟斷了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權，同時自己“號稱懂得馬克思”。

×××的用人之道與毛澤東的干部路線是根本對立的，實際上是英雄史觀，是精英政治，官僚政治，把大多數人排除于政治之外。×××打著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旗號，提出選拔干部的標準是“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鼓吹“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結果呢？到后來革命化不見了，以“官本位”為核心，只有文憑、職稱、學位起一點作用，再發展下去，關系最重要，也就是中國人所熟知的門路、靠山、出身門第，“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直到后來金錢鋪路，權錢交易，買官賣官成為官場心照不宣的潛規則，“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徹底蛻變為屈服于權力和金錢。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國家政治觀就是實行民眾（通過他們的代表）管理國家大事，毛澤東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說只有人民是世界歷史的創造者。共產黨能夠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人民群眾，真正的英雄是人民群眾。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毛澤東號召群眾關心國家大事，叫官員們想一想“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其目的就是克服官僚主義，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大多數人謀利益。

對于歷來被統治階級視為神圣深奧的哲學，毛澤東說，要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走出來。哲學界的缺點是沒有搞實際的哲學，而是搞書本的哲學。毛澤東號召工農兵學哲學，用哲學，并且舉例說，大隊的支部書記、連隊的指導員，他們總結工作的時候有分析有綜合，這就是具體運用了哲學。

在企業，毛澤東推廣《鞍鋼憲法》的“兩參一改三結合”，通過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與管理，克服驕嬌二氣，密切干群關系，從群眾中吸取集體智慧搞技術革新，鞏固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至今發生過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運動，或者都是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自主的運動。”對于蔑視人民群眾創造性的官僚，對于摧殘、壓制和窒息來自底層的天才人物的政客，列寧毫不客氣地指出：“凡是識字和有識別人的本領、有實際經驗的普通工人和農民都能夠勝任組織家的工作。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用傲慢蔑視態度談論的‘老百姓’中，有很多這樣的人。這樣的天才在工人階級和農民中間是無窮無盡的。”毛澤東是怎么說的呢？他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陳永貴一班人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可以把七溝八梁一面坡的大寨搞得有聲有色，成為中國自力更生改變山河的一面旗幟，他就是人民群眾在生氣勃勃的實踐活動中產生的杰出的組織家、政治家。而×××則認為陳永貴這樣的大字不識幾個的“泥腿子”“大老粗”只配埋頭拉車，不配過問國家大事，更不用說參與管理國家大事了。

在同民主人士黃炎培議論人間的滄桑變化，王朝的更替興衰時，毛澤東說，跳出周期率，保持政權要靠民主，并說民主是個好東西。民主政治的實質是什么？就是民選民治，官員接受群眾監督，政府的全部活動在陽光之下。

被×××嘲笑為“簡直像三歲的孩子那樣”幼稚可笑的“永貴大叔”，可能這時候才醒悟過來，明白×××的唯生產力論是怎么一回事，他們打著抓經濟、抓生產的幌子，舉著“四個現代化”的旗幟，實際上想干什么，要干什么。一九七六年十月政變的主謀、國防部長葉劍英曾經問李德生，抓組織重要，還是抓生產重要？李德生想了想，回答說抓組織重要。葉劍英滿意的微微點頭。

陳永貴辭職后，向已經下臺的“英明領袖”華國鋒辭行。他含著眼淚動情地說：“我不后悔。我這一輩子能夠和毛主席連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一場了。人總是注定要死的，我沒有給毛主席丟臉。我作為一個農民，成為黨中央的政治局委員，誰能想到呢？我敢說，我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一個農民。今后，再也不會有毛主席那樣偉大的領袖，會把一個農民捧到那樣高的地位的人了。”

作為偉大的人民領袖，毛澤東是從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史，是從幾千年來中國人民的奮斗史，是從中華大地最深厚的土壤中，是從無數志士仁人吶喊的生命和先烈們流淌著的殷紅的血漿中成長起來的民族英雄。堅忍不拔，無私奉獻，毛澤東的故事就是后羿射日，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就是大禹治水，愚公移山，他頂天立地不畏強暴的革命精神，是中華民族與天奮斗，與地奮斗，與人奮斗的古老傳說的總和。古人說：“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仲尼是孔夫子的字。其實，對于大多數被壓迫被剝削的人來說，對于弱小民族與弱小國家來說，沒有毛澤東，沒有毛澤東思想，人間的公平正義就得不到伸張，這個世界就很難變得更和諧更美好。毛澤東是在底層艱難生活的民眾的神，是他們的精神寄托；毛澤東思想是弱勢群體的護身符，更是被壓迫被剝削被侮辱損害的人民大眾維護自己權益的斗爭武器。

周恩來在《學習毛澤東》的報告中充滿深情地說：“我們的領袖是從人民當中生長出來的，是跟中國人民血肉相聯的，是跟中國的大地、中國的社會密切相關的，是從中國近百年來和‘五四’以來的革命運動、多少年革命歷史的經驗教訓中產生的人民領袖”，“毛主席是從幾千年的歷史經驗教訓、近百年的革命運動、近三十年來的直接奮斗中生長出來的人民領袖。”

×××這樣的大官不能完全理解毛澤東，倒是陳永貴、王鐵人、雷鋒、焦裕祿、董加耕、邢燕子等等這樣的小人物，能夠深刻地理解毛澤東的事業，同毛澤東在思想感情上息息相通，更能體會毛主席愛人民，“跟中國人民血肉相聯”的深厚情感。

人們總愛這樣說：只有度過寒冬的人，才能更深切地感受到春天的溫暖。其實這句含有哲理的話應當這樣說：只有感受過春天溫暖的人，才能更深切地感到冬天的寒冷。當偉大領袖毛澤東離開我們的時候，當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被一些所謂的共產黨人徹底拋棄的時候，當貪官污吏橫行霸道是非顛倒的時候，當幾千萬工人家庭面臨破產分裂，億萬人被拋進商品經濟的大潮中為了生存“自由”地掙扎的時候，人們怎能不懷念人民當家做主的毛澤東時代，怎能不懷念激情燃燒熱火朝天大干社會主義的歲月。只有通過極端的對比，我們才深切地感受到沒有毛主席，人民大眾就會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我們才知道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確實是人民的幸福線，是人民共和國的生命線。

每當筆者的腦海中反復響起毛主席的教導，想起毛主席對我們的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所發表的一系列講話，殫精竭慮，深謀遠慮，既充滿了信心和希望，認為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又不無憂慮和擔心。毛主席逝世前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等人，特別談到祖國統一收回臺灣和文化大革命，他說：“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辦，就得腥風血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讀到毛主席的話：“林彪一類如上臺，搞資本主義制度很容易”，“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筆者的耳畔仿佛交響樂一樣，從歷史的深處回蕩起《絞刑架下的報告》中捷克共產主義戰士伏契克充滿深情的一句話。面對著納粹的屠刀，仰望深邃的天空，伏契克把用鮮血和生命凝結的箴言銘刻在人們的心扉：“人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可要警惕啊！”

熄滅了，克里姆林宮的紅星

中蘇兩黨、兩國同時發表公告宣布關系正常化。多做實事，少說空話，成果巨大，成果喜人，真正是突飛猛進。

但公告的墨跡尚未干，一九八九年年底，東歐巨變發生了，狂風暴雨搖撼著整個世界。戈爾巴喬夫具有影響力的著作《改革與新思維》播下的“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種子，猶如一劑發酵劑，終于很快便開花結果了。“民主改革”的浪潮洶涌而來，以柏林墻的倒塌為起點，整個東歐各國的政局此起彼伏，動蕩不止，蘇聯在東歐的小兄弟和衛星國紛紛發生了動亂，民主德國（東德）、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等社會主義國家，一個接一個地宣布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更是爆發了大騷亂，示威者高呼“自由”、“打倒專制”的口號，同一排排手持沖鋒槍的軍人發生沖突，最后升級為流血的暴亂。首都的駐軍司令下令逮捕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共和國總統齊奧塞斯庫，成立“救國陣線委員會”，發動武裝政變。雙方經過三天交火，數萬人在這期間喪命。齊奧塞斯庫夫婦終于被逮捕，并且迅速交法庭審判被判處死刑，執行處決的槍手們使用沖鋒槍把子彈雨點般射出，夫婦二人周身被子彈打出來的窟窿如同蜂窩一般慘不忍睹。

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大、實力最強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對東歐事變如何看待？就在羅馬尼亞發生武裝政變的第二天，戈爾巴喬夫就按照“多做實事”的承諾，發表聲明支持“羅人民的起義”，承認“救國陣線委員會”，之后又發賀電給羅馬尼亞政變領導機構稱：“羅馬尼亞愛國者為把祖國從專橫和恐怖勢力下拯救出來，為在自己的土地上確立真正的民主秩序而采取了堅決的行動。”對軍事法庭處決齊奧塞斯庫夫婦，戈爾巴喬夫則表示“這考慮到了羅馬尼亞人民的意愿”。

蘇聯對東歐事變采取“不干涉”，甚至于推波助瀾的“誠意”，得到西方國家的齊聲喝彩，有六十二年評選當年新聞人物歷史的美國《時代》周刊，在一九八九年年底慷慨地把八十年代的新聞人物的稱號授予了戈爾巴喬夫，對他以“新思維”的方式促進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民主改革進程帶來的巨大變化予以褒揚和肯定。

但東歐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接二連三的顏色革命， 以及波羅的海沿岸立陶宛等三國共產黨多數派相繼宣告脫離蘇聯共產黨而獨立，所產生的多米諾骨牌倒塌效應，終于引起蘇聯的地震。對準蘇共打響第一槍的是昔日的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后來在戈爾巴喬夫的民主改革中獲得大多數選民支持而當選為俄羅斯聯邦總統的葉利欽，他在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二日公開聲明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耐人尋味的是，這反倒使他在選民中的支持率大幅提升。總統葉利欽上臺不久，就頒布了俄聯邦國家機關“非黨化”的命令，使蘇共失去對蘇聯大部分地區的控制。葉利欽的“非黨化”命令和立陶宛等三國更換國名、國徽，廢除蘇維埃社會主義憲法，成為蘇共解體和蘇聯崩潰的先兆。為了避免走向災難的深淵，莫斯科發生了“八·一九”事件企圖挽救蘇聯亡黨亡國的命運。但在生死存亡的時刻，這一事件的領導人的行動，非但沒有得到一千五百多萬黨員的響應，也得不到工人階級的支持，群體的沉默，冷漠，麻木，迫使發動“八·一九”事變的領導人最后以自殺終結一切。八月二十三日，葉利欽發布禁共令。當天下午，位于莫斯科中心廣場上的蘇共中央大樓被俄羅斯當局查封。二十四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已經被葉利欽下令禁止活動的蘇聯共產黨總書記職務，同時很知趣地建議蘇聯共產黨解散，作為對葉利欽的禁共令的回應。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阿拉木圖舉行的獨立國家首腦會議正式宣告龐大的蘇聯帝國解體。十二月二十五日晚，蘇聯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總統（只有一年時間），偉大的改革家戈爾巴喬夫，神色凄涼地通過電視廣播，被迫宣布停止執行總統職務。

毛澤東一九六六年《給江青的信》中的預言，二十五年后經受住了實踐的驗證。“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警告在蘇聯的崩潰中由理論批判終于變成殘酷的現實。×××之流一直用謠言和詭辯，歪曲毛澤東為了防止“和平演變”，而對“階級斗爭熄滅論”和“唯生產力論”進行的批判，說這是把發展生產與保持顏色對立起來的荒謬觀點。蘇聯和東歐的教訓能不能使×××清醒過來汲取教訓幡然悔悟改弦更張呢？

毛澤東對世界形勢的歷史走向，堅持認為美、蘇聯合，主宰世界是表面現象，實質是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據此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理論（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日本、歐洲、加拿大，中間派，是第二世界；亞洲除了日本，和非洲、拉丁美洲同屬第三世界，叫做發展中國家）。前蘇聯和東歐巨變，印證了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的正確性。

杜勒斯的“和平演變”理論，尼克松的“不戰而勝”謀略，同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結合起來共同發揮作用，終于把具有七十四年歷史的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以“前蘇聯”的名稱送進了歷史博物館。二十世紀初，俄國的十月革命霹靂一聲，以俄為師，世界掀起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相結合的潮流，二十世紀末，蘇聯的解體和蘇聯共產黨的滅亡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陷入谷底。自赫魯曉夫以來推行了四十年的現代修正主義及其改革路線，終于以蘇聯的土崩瓦解和蘇聯共產黨的滅亡為標志宣告徹底破產。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人同蘇聯共產黨展開的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大論戰，也終于有了結論，雖然這個結論驚心動魄，異常殘酷。

“不打槍，不打炮，但見城頭換旗號”。曾經以電影《列寧在十月》、《攻克柏林》、《革命的搖籃維堡區》，和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母親》、《青年近衛軍》熏陶了中國幾代人，激發起人們的革命精神和對美好未來的向往之情的蘇聯；曾經以明快優美的歌曲《喀秋莎》、《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激蕩人們理想情懷的蘇聯；曾經在莫斯科城下，在斯大林格勒浴血奮戰，為最終打敗法西斯德國做出巨大貢獻的蘇聯，就這樣在世界上消失了。目睹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土崩瓦解，眼看克里姆林宮出現的天崩地裂的一幕，人們不禁會想起《紅樓夢》里的一句判詞：“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

克里姆林宮頂上的紅星熄滅了。

已經對蘇聯共產黨和國內的官僚資產階級失去信心的蘇聯人民，對于社會制度的巨大轉變可以麻木不仁無動于衷，但經過毛澤東思想哺育，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洗禮的中國人民的內心，卻被十月革命的故鄉發生的這一切強烈地沖擊和震撼。這一切為什么會發生？又是怎樣發生的？中國會不會也發生這樣的事？看似不可戰勝的龐然大物，為什么猶如恐龍一樣會剎那間轟然倒塌消亡？誰看見了預示寒冬即將來臨的第一片枯萎的落葉？使千里長堤潰決的第一個蟻穴又是哪一只螞蟻鉆透的？

中國的改革，最先引入的就是東歐的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同蘇聯的修好，本意在“結束過去，開辟未來”，但沒有想到東歐和存在了七十四年的蘇聯卻以這樣的方式“發展”，又如此迅速如此徹底地結束了過去。未來呢？方向呢？這正是：人算不如天算。

寡廉鮮恥的王明集團

筆者遍覽中國革命的歷史，對于“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領袖王明及其核心骨干張聞天、×××、×××等人的顛倒黑白、恬不知恥、忘恩負義和頑固不化總是想不通，無論在奪取政權的戰爭年代，還是在建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這些人好像總是頭著地、腳朝上在觀察世界、觀察中國并發表他們的高見，明槍暗箭，用最惡毒的言辭誣蔑毛澤東。

倒是有一位外國人，在他的書中寫下了中肯之言。這是位美國作家，曾擔任過《紐約時報》的記者，叫哈里森·索爾茲伯里。他作了兩年的準備收集資料，又兩次來華，采訪了許多參加過長征的老一代革命家及黨史專家（其中包括楊尚昆、朱仲麗和張聞天的夫人劉英），還用了兩個半月的時間，從南昌出發，乘吉普車、騎騾馬、步行，沿著當年的長征路線走了一遍，然后在一九八六年寫出了《長征秘聞》（直譯為《長征——沒有說過的故事》）。

對于上世紀三十年代中國革命的嚴峻形勢，索爾茲伯里指出：“對共產黨人來說，中國沒有一塊地方是安全的。危險最小的地方是朱毛領導的贛南中央蘇區。”王明離開危機四伏的上海，一去六年，住進莫斯科的紅色保險箱，臨走時匆忙成立了由他遙控指揮，由博古、張聞天掌權的臨時中央，指定博古為臨時總負責人。索爾茲伯里說，博古、張聞天、×××和軍事顧問李德“為了逃命而離開了上海，現在卻控制著‘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蠶食了共產黨的地盤。蘇維埃共和國越縮越小。到了一九三四年秋，共產黨人失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地盤，只剩下六個縣了。”這個美國人在研究中央蘇區和長征途中“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同毛澤東的沖突與斗爭的歷史時，也為毛澤東抱不平，說“主要由他締造的革命運動，他和朱德創建的軍事力量，他在五六年間開辟的共產黨地區，在他主持下建立的整套機構，全已落入莫斯科共產國際所派來的神秘莫測的代表李德和阿諛逢迎的博古手中。毛澤東已被剝奪了一切重要的權力工具。政治局一致反對他。中央委員會也是如此。”

毛澤東開辟了井岡山根據地，按照毛澤東的思想政治路線，在以農村包圍城市戰略方針指導下，紅色政權在波浪式的推進中擴展壯大，建立了閩粵贛連成一片的中央蘇區。王明、張聞天一伙人在充滿風險的上海和其它中心城市呆不下去了，王明去了蘇聯遙控指揮，在莫斯科的紅色保險箱里一呆就是六年，張聞天、×××等人也來到比較安全的中央蘇區。他們不僅不尊重不感謝創造了中央蘇區、建立了一支紅軍隊伍為他們提供了安全區域和安全保障的毛澤東，反而把毛澤東架空，用“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手段排除障礙，清洗毛派分子，極其瘋狂地推行王明冒險主義路線，結果把根據地搞得損失百分之九十以上，白區地下黨幾乎損失了百分之百。

遵義會議不得不推舉毛澤東掌舵來挽救危局，否則繼續堅持王明、博古的那一套，紅軍將陷入滅頂之災。沒有毛澤東，張聞天、×××、×××這些人恐怕早已成了剿匪總司令蔣介石的刀下鬼拋尸荒野了。但他們對自己犯下的極其嚴重的錯誤（其實是對中國革命犯罪）非但沒有深刻的檢討，反倒恬不知恥的自我宣傳和自我吹噓什么在遵義會議上投了毛澤東一票的偉大歷史功績，似乎全仗他們什么關鍵的一票穩定了大局，扭轉了乾坤，在他們看來，不是在毛澤東的英明指揮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同時也保全了他們的性命，后來又使他們享受到革命成功的勝利果實，而是由于他們那神奇的一票成就了毛澤東。這就好比有一位蹩腳的建筑師，他認為人家建起來的房子不好，非要按他的思路重新設計，不聽勸阻硬要利用職權強行拆掉房子，執意把所有住在屋子里的人統統趕到野外日曬雨淋，風吹雪打，苦不堪言。結果呢，這位蹩腳建筑師許諾的金碧輝煌的大廈怎么也建不起來，在怨聲載道下，迫于壓力，只好又把他排擠走的那位建筑師請回來。人還是原來那些人，材料還是原來的材料，高明的建筑師又建起一座比原來的更漂亮的房屋，得到人們由衷地贊美和擁護。這個時候，那位蹩腳的建筑師既不檢討他打擊排斥高明的建筑師的錯誤，也不反省自己那一套設計的脫離實際，更不承認強行拆掉房屋造成的重大過失，反倒認為自己獨具慧眼，是他的開明、民主、謙虛的崇高品德，讓位于高明的建筑師，從而做出了歷史性的巨大貢獻。世界上還有比這更不知羞恥的人嗎？——王明、張聞天、×××、×××一伙人正是那個蹩腳的寡廉鮮恥的建筑師。

千回百折，歷盡磨難，經過二萬五千里史無前例的長征，毛主席把中國未來的革命大本營選在了陜甘寧邊區的延安。對萬里長征，毛澤東不僅寫下了豪邁的七律詩，謳歌“紅軍不怕遠征難”的革命精神，還在文章中以詩一樣的抒情語言指出它的偉大歷史意義：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

當年在革命搖籃井岡山，當許多人和林彪的悲觀情緒一樣，看不到革命的前途，懷疑紅旗到底打得了多久時，是毛澤東站在黃洋界上，俯瞰如浪濤奔騰起伏的群山，發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預言。這個預言在紅色區域的擴大中得到實現。

現在，從中央蘇區出發長征的中央紅軍號稱十萬（實際只有八萬六千多人），突破四道封鎖線到達遵義時，還有三萬多人，一年后爬雪山過草地到達陜北時只剩下八千人。毛澤東認為這些千錘百煉的老戰士是骨干，是火種，是種子，只要路線正確，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紅軍必然會在短時間內蓬勃發展，革命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二十八個半”的目光短淺的“蓬間雀”們，對毛澤東的革命樂觀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發出了不屑的嘲笑聲，認為老毛又在吹牛皮，放大炮。結果如何呢？毛澤東勝利了。二十多年后，面對中國人民的大躍進，這伙赫魯曉夫的徒子徒孫們又吹毛求疵故伎重演，揀起幾片雞毛蒜皮在廬山發難。在中國人民取得的偉大成就面前，他們碰得頭破血流。

當中國共產黨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指引下，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根據地在擴大，人民軍隊在壯大的時候，禍從天降，王明六年之后，于一九三七年底乘飛機從蘇聯飛到了延安。這位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欽差大臣，打著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旗號，是來奪取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權的，而且志在必得。沒有挖土栽培，沒有選種育苗，沒有施肥滅蟲，沒有流血流汗，開花了，結果了，王明來采摘桃子了。天下有這樣的美事，有這樣的好事，有這樣不要臉的人嗎？王明、張聞天、×××、×××這些人，沒有參加過學生運動，沒有領導過工人罷工，沒有農民運動的經驗，沒有搞過起義暴動，就憑著在中山大學讀了幾本馬列的書，更憑著斯大林、赫魯曉夫把他們當著“自己人”看待的優勢和優越感，只好虛名，不干實事，時時刻刻都想著篡奪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如果中國抗日戰爭時期的統一戰線按照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辦，革命的失敗將是不可避免的。

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為了欺騙國內和國際輿論，為了有時間從容地準備內戰以消滅共產黨，搖動橄欖枝，開動宣傳機器，施放和平談判的煙幕蒙蔽國人。這時候，劉少奇、王明又做起了在國民黨主導的所謂聯合政府中當官發財的美夢。

到了一九四八年年底，經過三年的人民解放戰爭，國民黨政權已經處在四面楚歌、風雨飄搖之中，到了一觸即潰的地步。為了挽救覆滅的命運，蔣介石又玩弄和平談判的花招，假意下野隱退在幕后操縱，讓李宗仁代理總統出面周旋，斯大林也打來電報向中共施加壓力，并且提出以長江為分界線劃江而治的方案。這時候，王明、劉少奇又企圖使革命半途而廢，想用搞南北朝的方法，不惜國家分裂，同蔣介石妥協。毛澤東堅持將革命進行到底，發出了“打到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進軍令，號召“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沒有毛澤東氣貫長虹、堅忍不拔的英雄氣概，沒有楊尚昆之流所謂毛澤東“固執己見”“剛愎自用”的堅強性格，中國革命就不能取得徹底的勝利，就沒有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分明是王明、×××一伙對斯大林頂禮膜拜、惟命是從，把斯大林不好的作風學到了家，在建國前是這樣（“殘酷斗爭，無情打擊”，有錯不糾），建國后也是這樣（完全照搬蘇聯模式，僅以軍隊為例，從建制到服裝統統學蘇聯），但他們卻在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出籠之后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好像在一九二八年就給斯大林當過翻譯并以此為榮為資本大肆炫耀，一直在斯大林庇護下的他們與斯大林的錯誤毫不相干，反過來，卻給一直受到斯大林懷疑，受到共產國際打壓的毛澤東扣上“秦始皇”“斯大林晚年”的帽子。他們伙同赫魯曉夫，過去無原則地大吹大捧斯大林，現在又全盤否定斯大林，按照張聞天“機會主義的動搖”的樂曲跳舞，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倒是從來沒有得到斯大林信任，被斯大林懷疑是半個鐵托的毛澤東，能夠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實事求是地評價斯大林的功過。

事實只能是這樣：如果沒有土地改革和農業合作化，單純依靠蘇聯的經濟援助，中國不可能建成現代工業基礎和取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

如果沒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中國不可能打破帝、修、反的政治圍攻和經濟封鎖，不可能戰勝三年自然災害，不可能有“兩彈一星”的跨越式突破在短時間內占領高科技領域。

×××之流制造流言惡意中傷，嘮嘮叨叨的說什么三年自然災害餓死了人，是毛澤東的政策不當犯下錯誤。這是栽贓陷害，血口噴人。從一九五九年起劉少奇就擔任國家主席在一線主持工作，有什么理由要叫退居二線的毛澤東負責？毛澤東提出的解決方案，劉少奇接受了嗎？沒有!他要當秦始皇，堅持按自己的辦。這怎么能嫁禍于毛澤東呢？

帝、修、反的政治經濟封鎖，償還蘇聯的債務，加上百年罕見的三年自然災害，沒有社會主義制度的保證，沒有人民公社這種體制作為基礎支撐，在內憂外患的非常時期，中國很難渡過這個艱難時刻。

如果中國革命和建設按照王明、張聞天、×××、×××的路線去辦，中國將會是怎樣的一幅景象呢？遵義會議后，中國革命面臨幾次歷史轉折點：第二次國共合作，王明路線可能徹底斷送中國革命；抗日戰爭勝利后的和平談判將變成國民黨的天下；一九四八年年底的和平談判為了蘇聯的利益中國將分裂；建國后將依靠蘇聯的核保護傘屈辱地生存，由西方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成完全的新沙皇的附屬國，并且在某一天隨著蘇聯的崩潰而解體為七八個國家（臺獨教父李登輝已經把他設想的分裂中國的藍圖公諸于世）。中國會有“兩彈一星”嗎？中國能夠進入聯合國并成為常任理事國嗎？很難設想。

毛主席在聽到中國進入聯合國的消息后，語重心長地說了一句充滿感情的話。他說，不要忘記，是亞非拉的朋友，是第三世界的小國把中國抬進聯合國的。針對蘇聯、美國兩個超級大國在世界上橫行霸道的行徑，毛澤東讓中國代表團在聯大鄭重向世界宣布：中國永遠不稱霸。正是毛主席高瞻遠矚的革命外交路線和戰略布局，使中國得以打破封鎖走向世界，有了廣闊的活動空間和回旋余地，這一點，在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之后顯得格外清楚。如果按照×××目光短淺的“三和一少”與完全依靠蘇聯的路線去展開外交，那無疑是飲鴆止渴，中國的前途危乎殆哉。難道蘇聯和美國會慈悲為懷讓中國進入聯合國嗎？會大發善心讓中國強大起來同他們平起平坐嗎？事實上對于中國，他們一直采取打壓、遏制的戰略，軟硬兼施，偶爾采取懷柔政策，也只是為了更有效地遏制。

嚴重的腐敗已經危及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

毛澤東在著名的哲學著作《實踐論》中說到，人們對客觀世界的正確認識，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改造，要經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復，以至無窮這樣一個過程。人們對于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對于共產黨內兩條路線、兩條道路屬性的認識，也必須經過再實踐—再認識的歷史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反復，比較，鑒別，才能夠透過現象揭示出本質的東西。中國的社會主義，經過了三十年的毛澤東時代（包括華國鋒主政的三年），又經過了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共和國走過了六十年的風雨歷程。毛澤東逝世后，×××、×××們可以放心大膽地把他們在地下，在幕后，在密室籌劃了多年的“真正的社會主義”藍圖拿出來實施。他們用政治謠言來歪曲毛澤東主張的社會主義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寧要社會主義的晚點，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寧要社會主義的低產，不要資本主義的高產”，污蔑社會主義“一大二公”的優越性是“窮過渡”，社會主義企業制度是“鐵飯碗”，吃“大鍋飯”，養懶人，“外國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

對于毛澤東的思想政治路線的正確性，在反復中，人們也必然有一個比較鑒別再認識的過程，有一個從不自覺到自覺接受的過程。

對于×××之流的真實面目，同樣也有一個通過社會實踐被人們再認識的過程。當他們認為天下是他們的了，只有這時候，他們才會徹底脫下“共產黨員”的偽裝，讓人們在他們的實踐活動中，認識到他們一直深深地掩藏起來的本質：原來他們是一伙徹頭徹尾的剝削者和吸血鬼。他們比被中國人民已經打倒的老的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更瘋狂更貪婪，他們一直企圖用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來改造中國，改變中國共產黨的性質。

他們反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說什么沒有物質基礎怎么限制？事實是他們根本不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有了物質基礎更要擴大資產階級法權，公開搞權力尋租、權錢交易。在改革和改制過程中，他們人為地制造出一批又一批所謂紅色資本家，作為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階級基礎，而這些所謂的紅色資本家和前蘇聯一樣，是從體制內生長起來的，大多數是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干部，是企業里的總經理、黨委書記。這伙蛀蟲先是采取巧取豪奪、貪污盜竊的方法，把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掏空，然后又由所謂經濟理論權威連篇累牘地寫文章，以企業的虧損來論證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沖突，論述公有制管理的“落后”，最后開出的藥方是：私有化（美名其曰，現代企業制度）。所謂私有化，說白了，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于是乎，我們這些早有準備的蛀蟲們，和腐敗的政府主管官員上下勾結（幾十年的貪污腐敗使他們不僅結下深厚的情誼，而且對如何化公為私具備了合法而又熟練的操作規范），那包跳到這包來，不費吹灰之力，不化任何成本，把人民群眾數十年艱苦奮斗積累起來的社會主義財富攬入囊中。他們窮兇極惡地砸爛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鐵飯碗”，掠奪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把工人淪為資本的工具和奴隸，用原始資本主義的雇傭勞動制，鑄就紅色資本家的“金飯碗”、“鉆石飯碗”；他們污蔑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是“大鍋飯”，養懶人，“大家拿”，現在好了，利用資產階級法權，通過假公濟私，化公為私，以權謀私，他們一人拿，幾人拿，極少數人拿，養了一伙寄生蟲、吸血鬼，而他們通過合法的、大量是非法的手段和途徑積累的巨額財富，僅靠利息，就可以世世代代過上花天酒地、游手好閑、聲色犬馬、養尊處優的神仙日子。中國最大的社會問題是什么？就是產生了剝削階級，食利階層，產生了這樣一批腐蝕共和國人民政權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寄生蟲、吸血鬼。

在×××們的統治下，包括人格，尊嚴，一切都統統變成了商品，理想破滅，信仰淪喪，道德缺失，冷漠和算計滲透了一切社會關系，一切都可以折換成金錢，共產黨似乎成了發家致富的股份公司。以金錢計算，中國官員貪污受賄的數目在增加，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幾千元、幾萬元，直線上升到幾百萬，幾千萬，幾個億。隨著腐敗程度的加深，腐敗的范圍和隊伍也不斷擴大，一抓就是上掛下聯，一串，一片，一窩。東北有一個城市，兩百多個縣團級干部卷入買官賣官的丑聞，以至于紀檢監察部門都不能不高抬貴手，宣布涉案金額十萬元以下的，只要主動坦白，一律赦免。

億萬富翁的人數在擴大。據胡潤研究院二00九年四月十五日于上海發布的《2009胡潤財富報告》排列的富豪榜統計公布的數字，中國有82.5萬千萬富翁，5.1萬億萬富翁，中國每萬人有六人為千萬富翁。如果按十三億多人口計算，中國千萬富翁的人數達到八十萬之多，掌握的社會財富有八萬億之巨。這個報告說，中國富豪最多的地區依次是北京、廣東、上海，幾乎占全國的一半。北京富豪的數量居全國第一，分別有143000個千萬富豪和8800個億萬富豪。

北京是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第一，這證明了權力和商品結合以后金錢以幾何級數累積的效應，也符合官僚資產階級利用資產階級法權搜刮社會財富的特點。以前只在經濟發達的廣東和江浙地區產生個別的億萬富翁，現在經過企業改制，東西南北中都有了億萬富翁，報紙上公布了統計數字，以此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來炫耀。

富豪榜的制作者接受采訪時稱，在中國，他們關注不到的“隱形富豪”遠多于上榜人數。這是特別值得嚴重關切的社會現象。這些沒有浮出水面的“隱形富豪”為什么能深藏不露？為什么連胡潤這樣的專業“狗仔隊”也難以探知到“隱形富豪”的真實狀況？這些遠多于上榜富豪人數的“隱形富豪”究竟掌握了多少資產？人們從胡潤所說的這句話中，即“‘隱形富豪’遠多于上榜人數”，可以感覺到、體會到什么呢？那就是中國大陸有陳水扁式的人物利用巨大的權力攫取巨大的社會財富，他們同浮出水面的國內外的千萬富豪、億萬富豪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因為財富的公正性合法性經不起人們的質疑，他們害怕人們刨根問底，便利用權勢把自己層層包裹起來，使胡潤這樣的專業機構也“關注不到”。而已經上榜的，起碼從程序上審查，表面上是合法的。

中國富豪的產生也具有中國特色。從地域分布來看，財富高度集中于東部地區，北京、廣東、上海、浙江、江蘇五省市。

從財富來源看，中國富豪的致富路線圖特色鮮明，房地產成為中國內地富豪聚斂財富的最主要的來源，其次為資本市場。

《福布斯》全球版副主編范魯賢在二00九年福布斯中國財富榜發布會上說，通過對比中美兩國的前四百名富豪，發現“美國與中國的區別，是美國的地產商在富豪榜的前四十位基本已經消失，而中國有一百五十四位個人或者家族房地產富豪扎堆在這個四百名富豪榜上。”在福布斯富豪榜排名中，前十位富豪有五位從事房地產投資，其中三人的財富完全來自房地產領域；前四十位巨富中，有十九人從事房地產投資。四成多的中國富裕家庭，是房地產、工業制造領域的企業家。

胡潤說，在國外，掙一個億的財富，平均要十五年時間。把一個億變成十個億，國外需要十年時間，而在中國只需要三年。這也就是說，掙同樣多的財富，中國富人的速度比國外富人快三倍，在同一時間內，他們獲得的財富也是國外富人的三倍。

有一位研究者問：為什么土地、煤炭業等壟斷資源在國外很少是私人致富的領域，而在中國卻快速成就了一代財富者？

筆者也要接著問一句：土地、礦產等本來屬于全民所有、國家所有的上天賜與人類的財富，在特色中國為什么會被極少數人巧取豪奪據為己有？

中國富豪財富積累的速度快時間短，充分暴露出其財富的來源與路徑有問題。它的來源在哪里？權力。它的路徑更傳統：官商勾結。有一段時間不是流行厚黑學嗎？不是把紅頂商人胡雪巖奉為楷模嗎？看來是富豪們化錢制造輿論，企圖為自己非法的財富來源正名。

有一位經濟學界的學者，多年關注和潛心研究中國灰色收入的規模問題，他認為巨額灰色收入已經固化為既得利益，嚴重擴大了國民的收入差距，導致兩極分化日益擴大。這位學者在二00七年發表過一項研究，推算了二00五年的灰色收入的規模。結果很讓人震驚：根據統計數據計算，全國居民收入只有8.7萬億元，而經濟學家的推算結果是可能高達13.5萬億元，后者比前者多出4.8萬億元。這些隱形的收入來自哪里？絕大部分來自高收入階層這部分不愿意被人所知的隱性收入，竟然沒有統計進國民收入，這說明其來源不正，應當歸為灰色收入。

那么，什么叫灰色收入呢？貪污和受賄。而獲得灰色收入最多的是和公共資源有關的人和各種利益群體。這里，官員是主體。

灰色收入有哪些渠道？權力尋租，即人們常說的“化公為私”，用權換錢，利用掌握的公共權力為自己和家人或者小團體謀利。灰色收入最豐厚的是土地和礦產資源，以及偷稅漏稅。

說到土地，被反毛派污蔑為不懂經濟的毛澤東卻十分關注，并且在讀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發表了獨到的見解。毛澤東說：

現在我們都不算土地的價值。從古以來，沒有不被破壞的房屋，但是有不被破壞的土地。我國現在有十五億八千萬畝耕地，絕大部分是古人留下來的，是人們千秋萬代的勞動所經營出來的。到現在我們也是每年把自己的勞動加到上面去。土地是最基本的生產資料，經濟學家們最好能算算土地的價值。

到了“新時代”，“人們千秋萬代所經營出來的”土地，一個國家所擁有的“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在極短的時間內，卻變成了極少數人發家致富的聚寶盆，把全民所有的財富裝入少數人的私囊。

腐敗的花樣也改革創新，層出不窮。劉文彩、黃世仁、周扒皮這些被中國人民所熟知的老的剝削階級腐朽生活的代表人物，如果地下有知，對比現在的貪官污吏，也會自慚形穢，自嘆弗如。豪華酒店，空調寶馬，美女香車，吃喝嫖賭，游山玩水，全部是公款報銷。養情婦，包二奶（X奶），奸幼女，妻妾成群；看風水，拜神佛，求靈卦，升官發財。中國石油的董事長兼總經理陳海剛，貪污受賄兩億元之巨，而他每天“合理”地用于公款招待的消費則有一萬元，一年就有三百六十多萬元，真讓老百姓大開眼界瞠目結舌。據報紙上發表的文章揭露，這位陳董事長還同原青島市委書記、山東省政協副主席杜世成沆瀣一氣，在中石油征地建廠時慷國家之慨，由他倆共同的情婦（兩姊妹）中間操作，左手（陳海剛操作）遞給右手（杜世成操作），一次性就讓這兩姊妹從中撈取了一個天文數字：兩億元。天下女人，有誰不愿意作這樣的權色交易？男人固然難以抵擋美色的誘惑，女人又怎能不被金彈吸引？中紀委不妨在全國進行一次民意測驗，把陳永貴的儉樸與陳海剛的奢侈公布出來，看人民愿意選舉誰來當公仆如何？內蒙古赤峰市管轄十二個旗縣區，其中有九個是國家級和自治區級貧困旗縣。但市長徐國元竟在任職的六年里瘋狂斂財3200萬元，年均斂財約533.3萬元，月均斂財44.42萬元，日均受賄達1.5萬元。在大街上還有流浪者乞討，城鎮和農村還有億萬人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溫飽的時候，共產黨的官員通過“共產”即貪污盜竊社會財富，過上了康而又康的大康生活，這樣的“共產黨”能夠維持政權得到人民擁護嗎？令人更可怕和更可笑的是，據辦案人員介紹，在接受有關部門調查期間，反而是徐國元受賄斂財的“高峰”。二00六年，徐國元受賄一套價值380多萬元別墅的事情已經敗露，有關部門根據舉報已經對他進行案前調查。當領導找他談話時，他玩弄兩面手法，一邊信誓旦旦地向組織表白他的清廉，一邊毫不收斂地頂風作案：有人在此時送其30萬美元和20萬元人民幣，徐國元照樣“笑納”。僅正在接受調查的二00七年，他就“進賬”1000多萬元，占他擔任六年市長期間貪污受賄總額的三分之一。他和妻子李敏杰財迷心竅、貪得無厭，竟然膽大妄為到這樣的程度：就在夫婦倆被逮捕的前一天，還在商量如何收取他人要送的一幅名畫。徐國元的膽大妄為固然說明了人性的貪婪無度，但從另一個方面也反映出我國反腐敗機制的軟弱無力，或者方式方法存在很大問題，更證明“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不從根子上深挖，不依靠群眾的力量，不依靠人民的民主監督，反腐敗的結果只能是越反越腐，最終使黨和國家腐朽腐爛。

過去進行階級教育，說“富人一頓飯，窮人半年糧”，現在呢，貪官和富人的一頓飯，可以是窮人的三年糧還不止，酒席上的一瓶人頭馬，一瓶窖藏的法國葡萄酒，或者窮人永遠叫不出名來的什么皇家禮炮、路易十三，不知可以解決多少貧困山區失學兒童的學費。而中國官員每年三四千億元的公款吃喝消費，可以稱得上是歷史之最，世界之最。只講享受不負責任的中國貪官群體，已經使“中國官員”整體蒙羞，中國官員成為世界上人們最羨慕的尊貴職業（官員“尊貴”的對立面必然是大多數人的貧賤），社會上流傳的吃喝玩樂十大人生美事，就將“當中國官”作為最高理想來追求。梁漱溟說什么“九天九地”，現在官僚資產階級和紅色資本家已經在“九天”之上了，梁漱溟們設計的社會理想終于實現了。過去我們所譴責的資本主義的罪惡，都在中國發生了，暴露出來的案例，比資本家更資本家，比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法國更丑陋。廣東、深圳沿海城市多年來存在的超工時、超負荷、超定額的血汗工廠，那一整套原始資本主義的操作規范傳導到內地立即得到發揚光大。山西的黑磚窯童工事件，河南的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不僅充分證明毛主席對共產黨可能變質和資本主義可能復辟的預言是非常正確的，也證明他生前對“利潤掛帥”的深刻分析和批判是正確的。血汗工廠、雇傭剝削童工、開胸驗肺以及屢次發生的有毒食品事件，如此等等，表現出來的共同特征就是利潤吃人，利潤殺人。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揭示了資本的實質：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骯臟的血。列寧則形象地比喻說，資本家為了獲取最大利潤，千方百計從一頭牛的身上剝下兩張皮。為了利益與利潤的最大化而鋌而走險，殺人越貨，不擇手段，用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昧了良心。這難道就是王明、林彪、×××向往的“真正的社會主義”？這樣“真正的社會主義”是人民需要的嗎？這樣“真正的社會主義”能夠維持它的統治嗎？

我們要問：在中國，誰更快樂和自由？

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馬克思的話今天仍然有效，屬于他們的只有：自由的貧困和貧困的自由。

市場經濟其實就是達爾文進化論的演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就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就是西方人所謂“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而中國人則用宿命論來表達西方的“格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中國現在的官僚資產階級更聰明，把這一切極端自私自利的行為歸納為一句哲學語言：“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大家”，“剝削有功”。

市場經濟對于大多數人來說，是對未來的迷茫，是對明天生老病死的恐懼，人命危淺，朝不保夕。

我們看看報刊中已經揭露出來的和周圍的貪官污吏腐朽墮落奢侈糜爛的生活，他們的飛揚跋扈肆無忌憚，對照下面這段話，不正是對今天中國貪官群體本質最深刻的揭露嗎？“那種名曰共產黨員，實際上是新資產階級分子的人，表現了整個資產階級處于腐朽垂死狀態的特點。在歷史上，當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資產階級處于上升時期的時候，他們還為人類作點好事。現在這種新資產階級分子，完全走向他們祖宗的反面，對人類只有破壞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這段話摘自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所謂“新資產階級分子”，現在與國際接軌叫它“腐敗分子”，這并沒有改變它的本質屬性，即完全是一堆垃圾。

有人說這篇文章反映的是什么“張春橋思想”，不對！這是完完全全的毛澤東思想。這篇文章和姚文元的另一篇文章是奉毛澤東之命在毛澤東的指導下寫作的，完成后經過中央政治局的討論，經毛澤東批準發表。

對于中國的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者來說，失去毛主席，失去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保護，就會吃二遍苦，受二遍罪，這已經成為事實。當×××瘋狂地進行反攻倒算的時候，中國人民就已經深刻地感受到，什么叫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為什么它是人民的生命線幸福線。

毛主席在《給江青的信》的結尾充滿信心地寫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解決了重大的經濟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同時也暴露出非常嚴重的社會弊病，在對立統一規律的支配下，社會在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毛主席、周總理生前通過“長沙決策”，在政治、經濟諸方面的戰略安排得到實現，經濟發展的同時，極其嚴重的社會弊端也充分暴露。人民受到了教育（什么是社會主義），人民看清了問題（資產階級在哪里），人民也必將以他們的智慧來解決中國已經產生的重大社會問題，在最高層面上用最好的形式開展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這場階級斗爭是不可避免的，它要解決的重大課題只能是：究竟是資產階級給無產階級做嫁衣裳，還是無產階級給資產階級做嫁衣裳，也就是毛主席多次反復講過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王明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小宗派，形成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的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篡奪中共最高權力于三十年代初期，他們依靠蘇聯，散播一套假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于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危害和影響，時起時伏地持續了八十余年。它的領袖人物，建國前是王明，建國后是張聞天（用民運領袖蘇曉康的話來講，張聞天是“中樞神經”），毛主席逝世以后，改革開放時期則是×××扛黑旗。王明、張聞天的本質都是隱蔽著的，他們隱藏在中國共產黨內，借助于前蘇聯包著一層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外衣進行欺騙，直到林彪一類政治騙子爬上國家主席的高位，以為天下是他們的了，這才徹底剝去了這個小宗派的畫皮。我們同王明、張聞天、×××、×××的斗爭，其實質就是真假馬克思主義，真假社會主義的斗爭，是為什么人，走什么道路的斗爭。

中國六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歷經艱難曲折，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觸及人們靈魂”，“觸動到人們的根本的政治立場，觸動到人們世界觀的最深處，觸動到每個人走過的道路和將要走的道路，觸動到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文化大革命比新民主主義革命更偉大，更深刻，也更艱難，前蘇聯的崩潰和共產黨的滅亡證實了毛澤東高瞻遠矚的預言，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嚴重腐敗，更證實了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確實“完全必要”，“非常及時”。社會主義的航船在激流險灘中奮勇前進，也曾發生過觸礁和傾覆的危險。我們克服了重重危機，意氣風發地向前進。中國，仍然是毛澤東的中國，人民的中國。毛澤東的中國，人民的中國，必將迎來更加美好的明天。

（以上文章節選自長篇紀實作品《江青與毛澤東：“約法三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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