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垮國營工廠的“四大損招”（李平書記訪談錄）

——一個有40年國企管理經驗的老共產黨員對企業改革的體會

訪談整理：老田
時間地點：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李書記家）
（整理稿經過李書記審閱）

李書記在國營企業工作的不同管理崗位上，工作了四十多年，從1952年進工廠擔任團總支書記開始，1994年從北京叉車總廠黨委書記任上離休，見證了國企的興盛和衰敗過程，也由此見證了共產黨的獨特管理模式和核心價值理念如何在工廠里的確立和瓦解過程。李書記52年從部隊轉業到401廠，53年上中央團校學習，54年去了石油五廠。59年被石油部高官吳星峰核準為右傾分子，受留黨察看處分。文革早期靠邊站，70年調去湖北五七油田，73年調到燕山石化宣傳處當副處長，76年去華北油田，78年調北京市委第一國防工辦，80年才撤銷59年的留黨察看處分，因為是上面定的案子，下面誰也不敢翻，怕擔風險。1980年4月調開關廠任副書記，三個月之后任書記。83-94年在叉車廠任黨委書記。

一、共產黨管理工廠的特色

我1932年出生于遼寧法庫，48年底參加工作，后來入朝參戰。小的時候在老家，看到八路的部隊過去，穿得破衣啰嗦的，槍炮也不行，坦克根本就沒有；國民黨軍隊新一軍、七十一軍那完全不一樣，全副美械裝備，今天解放軍的服裝都沒有他們牛，但戰斗力完全不一回事，八路軍兩三年之后就打下了錦州，全部殲滅東北的國民黨部隊。在朝鮮戰場上，志愿軍營連干部都是士兵提起來的，沒有多少文化，裝備遠遠不如美軍，跟美軍對陣，對面一個連展開，美軍絕對比不上，戰斗力不是“外面光”決定的。

52年從部隊轉業進工廠，最開始是在401廠，現名是葫蘆島煉鋅總廠，當時算是很大的企業。日本人在東北時，圈占了很多農民的土地，蓋了些工廠，當時沒有原料實際上沒有投產，解放后我們接收過來，有2000多人，工廠產品是鋅和硫酸。廠長叫鐵流，是從漠河地委書記轉過來的，曾經擔任過延安青訓班的指導員，抗戰期間在晉察冀，北上后是在黑龍江漠河，有文化，懂管理，要求抓“崗位責任制”，這是企業內部最基本的制度，如果這個不落實，其他都是空的。后來大慶經驗中間總結的“三基”，基礎就是崗位責任制，很多人說共產黨干部都是文盲糊涂蛋，那是瞎說。

當然，共產黨人的管理不同于從前，第一點是依靠工人階級，以平等態度待人；第二是在企業里面建設黨團組織，發展積極分子入黨入團。以前管理體制中間，工人沒有地位，動輒打人罵人，八路軍一來就很不一樣，管工人叫師傅師傅，還關心工人政治進步，談心做思想工作，這就跟國民黨完全不一樣了。而且收入和生活都要好很多，很多工人都娶媳婦了，這是以前根本不敢想的事情，就跟今天北京的農民工在城里娶媳婦一樣不可能。從八路軍來的干部，雖然不懂具體的技術和生產，但很快就和工人打成了一片，毛主席依靠工人階級的思想十分明確，貫徹下去的效果也很好，到了52年我進工廠之后，很多工人都成為第一線的管理人員，大量的車間主任、支部書記都是從工人中間提拔上來的，還有一個當了副廠長的。干部和群眾之間沒有隔閡，沒有什么矛盾，完成打成一片，吃飯都是一個大食堂，廠里秩序非常好，早上組織工人做早操，做完了之后回來每個人的牛奶都不會錯，更不會丟。

我剛進工廠的時候，是擔任團總支副書記。當時廠子里頭干部歲數都不大，廠長30歲的樣子，保衛科長是共產黨派去的，派進去的“革命干部”只有十來個人，最開始是叫軍代表，其實也都是地方干部派進去的，其他好多科長都是舊社會留用的。我去工廠算是晚的，進去就感到與軍隊不一樣，覺得生活太好了，在部隊是3.5元的伙食標準，就是白菜豆腐高粱米飯。到工廠改工資分制度，我是360個工資分，4個月之后漲到400分，等于90萬元，人民幣改革之后就是90元，那可是很大一筆錢，當時雞蛋才3分錢一個，大米一斤也就一毛多。食堂里白菜炒豆腐8分錢一份，炒肉一毛五，早餐就是油條牛奶，科級干部的生活相當好了。工人也有很大的改善，一些農村來的工人吃得很省，3分錢的菜5分錢的飯，要省錢回家買地，還有的工人能夠娶上媳婦，例如高小畢業生，那可真是不得了的事情了。那時有文化的少，初中生就算是見習技術員了，高中生就是技術員了，大學畢業生直接評為工程師。當時是一年晉級，每個季度都報兩個人上去，有計劃地漲工資，比如這次張三漲50分，下一次就李四，大家輪流，解放后一下子改善那么多，大伙兒也沒有什么意見。

我作為團干部，就是組織青年工人生產和娛樂，周六組織舞會，還定期給工人作報告，講中國工業化的道理，為什么要發展重工業，有時也講社會發展史、辯證法三大定律。那時候組織青年工人突擊隊，如果不要你參加，你自己也犯嘀咕，我有什么毛病？怎么不讓我去。突擊隊都是干硬活的，沒叫你，你還不愿意了，認為是有問題，其實可能也沒啥問題，可能就是待人接物有點啥毛病、啥缺點，才參加不上。你看張百發，原來就是來自工廠，原來是青年突擊隊的隊長，最后突擊到了北京市長；李瑞環不是北京市的，但是官更大了，也是突擊隊出身。

共產黨的管理特色，就是對工人進行共產主義教育，不疲倦地進行教育，每個時期都結合國家大政方針和目標宣傳，例如53年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后來宣傳統購統銷和合作化。還組織設立青年監督崗，組織義務勞動，生產緊張的時候組織青年突擊隊。發動群眾是共產黨的老傳統，很多人在部隊就學會了，后來下農村組織土改，進工廠組織生產，都是這一套做法。年初的時候還發動群眾討論一年的計劃，今年完成多少任務，有什么薄弱環節，有什么改進措施，共產黨一進工廠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就跟從前兩個樣。

東北推行過一段蘇聯的一長制，但廠長也是從八路來的，老傳統不改，有什么事情、制度還是拿到黨委會討論，不是硬要一個人說了算的，而且那時廠長和黨委也沒有那么多矛盾。我當時是團干部，列席黨委會，老廠長和書記之間很合作，請示什么事兒，都一塊商量，沒有看到什么矛盾和問題。后來推行鞍鋼憲法，那些管理制度、勞動紀律就更完善了，感到國企管理中間沒有什么嚴重問題，比今天私企里頭的管理問題要少很多。

我在石油五廠經歷了57年反右，這個事兒有點偏差，弄得有些緊張。有些年輕的知識分子相當看不慣共產黨干部，就是有些知識分子跟黨的作風、要求都不一致，這些人年紀也不大，也就二十出頭，大學剛畢業的。大鳴大放期間，例如我廠有個年輕的翻譯，要求共產黨下臺，有個老紅軍沒有多少文化也就是個科級干部，他就說應該讓他回家掃地去，象我們這些剛剛從戰場下來的人聽到這個話就很反感，再加上他出身也有點問題，這就劃成右派，還有些人是與書記個人有矛盾的，這就有點擴大化。不過反右也有一些正面效果，當時五廠從上海調來500工人，鬧情緒不干活，一反右，都弄老實了。

反右之后，弄成誰也不敢說話，私下聊天都不行，這就弄得大家都膽小慎微。在私下聊天中間，我跟人說起56年赫魯曉夫反斯大林，處理匈牙利和波蘭事件都有問題，這就被人密報上去了，說我反蘇。石油部是吳星峰具體抓這個事兒，這是很大的干部，能夠看到黨內機密文件的，從內部文件已經知道毛主席的意見，跟我說的一致。但是，他不管這些，依然給我勞改處分，這樣就不能當干部了，下放勞動兩年。共產黨內部確實有些領導干部個人品質不好，就是想要多抓幾個壞人來報功。兩年后沒有開除黨籍，但不能當政工干部了，改當車間主任，主抓一種航空用油品種，結果也成功，但是不能評模范。四清時期，又讓我下去勞動，越發覺得到不對了，兩年后調去工程隊當支部書記，我領導的那個工程隊沒有一個工人不寫入黨申請的。

二、老八路的傳統

批評大鍋飯，大鍋飯有得吃行呀，這沒有什么不好呀，照我看，企業應該配齊四班工人，一班專門輪流學習馬列主義，要真這么搞下來，可不得了。他們開始批評大鍋飯的時候，我們還不明白，后來才算是看清楚了。企業應該多招人，大學生都去賣糖葫蘆，純粹浪費，應該把他們招到軍工企業里頭來，搞大軍工，搞技術，什么事情都是從不會到會的，不學習，不實踐，才是永遠不會。

當企業領導，也不需要什么高明手腕，只要不搞多吃多占、不搞破鞋，跟工人打成一片，認真聽取下邊的意見，解決工人的困難，有什么問題多做思想工作，就行了，誰都能夠干好的。搞工業不像他們說的那么復雜，好像中國人就是搞不好，農村的幾個支書都能夠搞出百億元產業的村辦企業來，關鍵是要有一個正確的方向和路線，就是按照毛主席說的做就行了，管理就是社教。

當時我們廠車間有個老工人愁眉苦臉的，支部書記一問，是姑娘上初中有早戀傾向，挨了老師批評感到抬不起頭，不想去上學了，支書一聽這簡單，轉個學校讀書就行了，新學校里誰也不認識你，好辦得很，黨委開介紹信給轉學了，那時候黨委介紹信還是管用，一下子就解決了。另外一次，有個工人屋頂漏水，挺傷神，我就讓周日黨員義務勞動給處理一下，在廠里領了水泥油氈，修完了之后，特地打招呼叫大家不在人家那吃飯，立馬回來，不增加人家負擔。黨支部專門組織干這些事兒，當群眾的朋友，生活上的幫手，精神上的導師。經過這樣的小事，一件又一件，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就完全不一樣了，不是什么事情非要你板著臉去訓人就管用的。

我當書記的時候，從住的地方到廠里，早上五點多就起床，坐35路車倒6路，每天第一個到廠里，挨個車間走到，跟三班工人都見上面，跟工人打成一片，有什么問題意見幫助解決，十點半回辦公室開辦公會。黨領導不是給工人作空頭報告，也不是我說了你就去照辦。

管理企業沒有多少奧秘，當然知識要多點，多知道些事兒，才能夠引導工人向正確的方向。不過，現在是個官都貪，都騎在群眾頭上，理想的黨務干部找不出來了，跟老八路完全兩樣了。

八路軍講究官兵一致，干部帶頭。剛解放的時候，都是這樣，基層干部不僅要跟群眾打成一片，還得帶頭干活。我在鉆井隊呆過一陣，當時隊長、指導員和技術員都是要跟班勞動的，每天班班，三個人中間必定要有一個人要第一個到達現場，早上開鉆之后進尺1200米之后才去吃飯。到一個新地方，新井場，行李先甩一邊，干部第一個上去握住剎把子開鉆，是帶頭干的。干部和黨員，當時不帶頭都是不行的，困難和危險黨員不上也得上，別人都看著你，要是縮在后頭，回來之后開會還得討論你。那個環境下，知識分子當干部也得帶頭干，1960年鞍鋼憲法出來之后，干部參加勞動就更是制度化了，現在不管什么人一當了干部就想著撈好處甚至貪污。以前那種風氣下，廠子出了事兒，工人都是從家里往廠子里跑的。

搞企業沒有那么多花招花樣，只要恢復成50年代那個樣子，肯定能夠把工廠搞好。那時候真是高高興興上班，平平安安回家，也沒有那么多亂七八糟的想法，生活也很好，不像戰爭年代那樣，干活也很帶勁，沒有多少發愁的事兒，也沒有多少溜須拍馬。上班前要組織工人學習兩個鐘頭文化，晚上常常不回家，哥幾個一起琢磨技術提合理化建議，反右運動之后就不一樣了，說話得留點神。

我在國企工作這么多年，也沒有看到多少創新，毛主席把話講得太具體了，離開那些還真是沒有什么話可說，就是要樹立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高舉毛澤東的旗幟，沒有那么多雜七雜八的秘訣。余秋里這個人確實行，他在大慶經驗中間推行“三基”制度，也無非是把井岡山時期學會的那套話翻出來講一遍，當兵會放槍，工人會干活，首先當然是要修煉扎實的“基本功”，這不算什么新見解吧；第二是要建設黨支部為核心的基本隊伍，這是從三灣改編來的；第三個是要建立起基本的崗位責任制，這是一切管理制度的基礎。

我見過的共產黨干部不少，在管企業上，馬賓行，余秋里可以，最起碼他翻新應用了毛主席的思想，鐵流、芮杏文可以，業務很熟悉，南街村王宏斌行。其他的一般領導干部，廠長書記，他能做的我也能做，他能說出來的我也能說，還指不定我比他們強點，在工廠工作了四十多年，沒有看到多少高明的人和高招。多數人都是一般人，他們能干的，其他人照樣能干，沒有什么特別突出的，都是跟著走、跟著干的人多，真能有點獨立見解的人少。

三、搞垮國企的“四大損招”

改革實際上沒有改技術，改的是生產關系。改革開始是說要改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對呀，鞍鋼憲法里就有這一條，腦子里一直有這個問題意識，但絕沒有想到要改成私有制。真正搞垮國企的是四大損招：取消政治思想工作、過度依賴物質刺激、片面搞廠長負責制，還有就是“撥改貸”。

企業經營資金原來是財政撥款，后來改成貸款，還要求稅后還貸，甚至還要上繳利潤之后的企業留利部分還貸，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這么搞的，別人都傻呀。廠子要搞技術改造，增加設備，國家不投資了讓上銀行貸款去，貸款去了，用什么錢還，當然靠利潤還了，不行，利潤上交之后還。你這不廢話嗎，我利潤交給你了，你回頭你叫我去代替你去貸款呢，最后都是假的，只有截留資金了。撥改貸這也是經濟學家研究出來的，現在一看這個理論是胡扯蛋理論，根本不了解實際。

在分配上用物質利益的辦法來調動職工積極性，這是行不通的。我們廠子改革了，真趕潮流，有一年曾經漲過兩級，你說勞動積極性能增高兩倍嗎？我們廠在廣安門那兒，下班了坐車，坐在公共汽車上，工人說：咱們頭今天可以啊，給了咱兩級，過了六站到菜市口了，你看又他媽漲價了，白漲了，這積極性到菜市口就有意見了，他調動不了。承包制的時候，年初開職代會，第一個議程是今年漲幾級，開始時一年漲一級，后來漲一級嫌少，要一年漲兩級，利潤不夠了，漲工資就得占用流動資金，誰也不敢不同意。想要用物質利益來激發積極性，來控制工人，沒有那么好使。想要靠錢把管理問題解決，那是不現實的，還是要堅持政治思想教育。用物質利益的辦法調動工人的積極性不行，不給工人用物質利益那也是錯的，不給錢能夠白干活嗎？還是應該根據生產發展的基礎上來解決這個問題，脫離這個基礎要求工資大漲，占用流動資金漲工資，最后能夠長期保住嗎？最后是來一個減員增效，下崗回家，一個子兒也不給你了，你爭取那工資級別現在全沒了是嗎，拉倒了?；丶野?，啥也沒撈到完事了。

后來想起來，他們那些人并不是要搞好國企，當時說要做大做強，我們在企業中間工作的人就當了真，認為本來就應該如此的，所以就主動去跟二通聯系，因為二通是個大廠，只是搞鑄造的中間產品，沒有最終產品，所以也同意跟我們聯合，想要成立中國最大的工程機械公司，如果真的好好干，還是有前途的。陳希同開始表示同意，后來又反對，回想起來，他們根本沒有想要好好干，陳希同親口講的：要對工人鐵面孔、鐵手腕、鐵心腸，這像共產黨人說的話嗎？他們根本就沒有想好好干工業，我們也是多情了。

為了在企業中間取消黨的領導，就宣傳說政治思想工作都是輸灌，說這個不好，也不對。他們純粹胡扯，誰不是輸灌，每個人為什么叫爸爸，沒有講道理的，都是一學會說話就被輸灌了喊爸爸的，然后就叫了一輩子，也沒有聽說誰來反對這個輸灌。學習上課不是輸灌是什么，難道一邊唱歌一邊跳舞，這樣去寓教于樂？不可能的。因為反對黨領導，反對政治思想教育，這就導致過度依靠物質刺激。

工人階級確實是需要進行馬列主義教育的，我走了許多廠子，觀察各廠子有很多特殊的風俗習慣吧，我們給它叫做亞文化，這個亞文化倒不是反對社會主義。譬如說解放前這個廠子原來是師傅教了一幫徒弟，最后這個廠子并到國企去了，師兄弟有人當上車間主任了，你們幾位是班長，還有幾個是黨員了也入黨了，甚至都是支委了，但是我們之間第一位的還是師徒關系。廠里辦事的處事原則，師兄弟關系之間和真正的共產黨不太一樣，這個我有深刻體會，黨委開會說某個人最近表現怎么樣，下去本人很快就知道了，誰告訴他的，他的師傅師兄參加了會議。尤其是北京的廠子，都是解放前的小企業變的，哥兒們義氣比較嚴重，小團體利益、眼前利益看得重，你比如說搞獎金特擁護，漲工資漲一級還嫌少，結果后來搞完了，分配上拉開距離沒？拉開了。廠長年薪25萬，你一個月800，就這么個拉開法，要早知道這樣，工人肯定就不贊成拉開距離。通過流行的亞文化，工人很容易接受一些不太好的東西，對于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有一定的排斥，這個需要共產黨從外邊進行馬列主義教育，這個在我們政治工作上也做了一些，但沒有徹底地解決。當然亞文化不是企業內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也不是說亞文化是幫助糊弄人或者偷懶，也不反對社會主義或者反對共產黨，但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實施也起了一定的腐蝕作用。

說多勞多得，在理論上沒有錯，在實踐上純屬胡說。我們在叉車廠做過三個月的計件工資制實驗，結果產量還是一個樣。如果來料是8輛車，誰也做不出9輛，如果一個班次做出來8輛，誰也不肯做7輛讓別人占便宜，結果三班都是出8輛。這么個搞法，結果只是把工人的思想搞亂了：一切服從于不讓別人占便宜?；顑哼€是那么多，但是把人的思想搞亂了，其實為什么要搞廠長負責制，廠長乃至局長都沒有搞明白，為什么要這么搞，都是上頭強行推下來的，實際上上頭也根本不懂美國日本企業管理體制，只是想當然應該是這樣的。說是要拉開差距，就能夠刺激工人努力，我看今天工廠工人差距還是很小，問你掙多少錢，800一月，他呢也800，私企也一樣要搞平均主義。真正差距拉開了的是干部和工人，以前車間主任跟工人差不了幾個錢，甚至比老工人還少點，但現在就不一樣了，廠長就更不得了，年薪數十萬。

真要搞廠長一個人的責任制，由一個人負責技術和管理事務，除非回到鐵匠鋪水平，否則是不可能的，只有鐵匠師傅能夠做到一個人說了算，叫徒弟這個地方打幾下就打幾下。工廠那么多人那么多生產環節，技術、經濟、管理事務多么龐雜，根本不是一個人應付得了的，資本主義企業也是管理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國營廠要由廠長一個人說了算，沒有監督，他一個人可以決定給那個車間部門發多少獎金，不僅不公開，還不讓打聽，這是萬惡之源，是干部腐敗的基礎。干部的價值觀怎么變的，就是從這兒開始的，從前講究跟群眾打成一片，現在不是這樣，是一切服從廠長的個人意志，當干部腦子里完全沒有群眾、也沒有集體利益和黨，只有上級。廠長給一車間主任5萬塊獎金，主任是向下分發，還是向廠長回饋？誰也不知道。貪污腐敗，說是解決不了，上面也確實管不了那么多，為什么不交給群眾試試看？

干部不關心群眾，只注重上級對自己的看法，借以保住自己的私人利益和地位，再與工人中間的“亞文化”一配合，共產黨的價值體系就是這么給破壞了，沒了，大伙兒就剩一個字：錢。企業垮臺太快了，開始瞎報賬，最后就是分獎金，分獎金就沒譜了，都擱兜里裝著，廠長給車間主任五萬，分給手下人多少主任說了算，沒有監督，車間主任拿了錢留多少，他留多少誰也不知道。上級對下級，完全靠錢來調動，黨的話還聽來干什么？你說無私奉獻，他時刻想著多弄兩萬，你不擱這兒瞎說嘛。這么一整，樸實的干部也得變壞，再跟職工隊伍“亞文化”一配合，都對上眼了。很快大伙兒都一門心思弄錢，工人弄不著啊，那好辦啊，只好偷零件當做廢鐵賣，就偷零件也得把廠子偷垮了。大伙兒一門心思弄錢，就把人的思想搞壞了，這時誰都不愿意跟你黨委書記接觸，你一見面就跟你講無私奉獻的套話，有用嗎？老爺子別老說這個了，哥兒們來點這個，北京人話叫有鹵沒鹵？問干活，今兒加班有鹵沒？就是有錢沒錢。這個東西一起來，就徹底破壞了我們黨的一些傳統，破壞了企業經營的核心價值。

工廠里頭的技術進步，是慢慢積累起來的，大的進步是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的，美國人不也是這么干的嗎？哪有一口吃個胖子的？要不是廠子黃了，三十年趕上美國也不是什么難事，一個進廠兩三年就能夠提出合理化建議，十年之后呢？原先石油五廠就是一個中專生打頭搞產品革新的。我在叉車廠里頭，有個59年清華畢業生，設計了一個三噸叉車，特皮實，現在還在生產。后來他們硬要把日本圖紙搬過來，結果工藝裝備達不到要求，然后就全盤引進，三菱公司改一個零件就得付一次錢，永遠花錢買，永遠沒有自主技術。如果不是那樣三心二意，而是培養自己的技術力量，三十年的進步肯定是相當可觀的，難道中國人都是大笨蛋嗎？

四、從政治運動看干部品質和要求

文革起來，批判赫魯曉夫，我57年就批判過，這回總對了吧，但是上面當官的還是不給你改回來。1966年群眾運動起來之后，67年初黨委就停了，工程隊成立革委會選負責人，當時要經過群眾組織認可，造反派也沒有主張結合我。68年重新成立革委會之后，先登記，然后讓我下五七干校農場勞動了一年多，后來回廠里在車間繼續搞體力勞動，70年1月調去湖北五七油田。我在那里管招待所，當時中央號召學習六本書，他們都不愛看，我就把書要過來學習，《反杜林論》等等。我跟工人關系好，開始讓當管理科副科長，后來調去宣傳科當副科長。

當時的國企為什么能夠運轉好，是因為共產黨有一套價值體系，核心制度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用馬列主義教育工人，做工人的導師，不疲倦地教育和提高工人的覺悟和認識，毛主席說“管理也是社教”，黨領導的核心是這個，不是黨員或者干部說了算，而只能是毛澤東思想的領導。韓德強寫了本《整體管理》，雖然他沒有直接講要用毛澤東思想，但實際上就是說這個的。很多廠長實際上沒有多少水平，只要不是說胡話照樣廠長當下去，搞企業沒有多少秘密，真能夠實現鞍鋼憲法，肯定就能夠搞好。

改革后國企倒閉了，干部問題是一大因素。叉車廠在內蒙古跟人搞聯營，把車子運過去交給別人賣，許多中層干部都去看過，回來對我說：哎呀，李書記，到那里之后真把我們當皇上一樣招待呀，他們描述了對方怎么豐盛的招待，怎么讓漂亮女的來敬酒。這個聯營廠把車子賣完之后，轉手就辦了假破產，這一筆就損失了400多萬，另外山東還有一筆同樣的損失。辦實業工廠，掙兩錢挺難的，經不起這么折騰的。業務的事情不歸我管，廠長離任審計的時候，企業局說不到三年時間，所以不算問題，這種經營上吃虧上當的事情不少，也沒有人負責。后來說叉車廠要跟韓國人合資，具體做法黨委不清楚，是局長廠長他們去辦的。跟漢那合資之后，漢那垮了，這樣兩家一起把廠子賣給現代了。

合資這么重大的事情，根本就不經過黨委討論。有制度不執行，完全依靠個人，而且完全沒有負責的實際制度，結果怎么樣是明擺著的。我在叉車廠的時候，只是堅持住了一條：沒有對工人實行合同制，我對他們說：我們革命的時候，沒有說是幾年合同制，你們干嘛非要讓工人回家，讓你回家你干嗎？合同制推廣之后，工人地位就節節下降了。我94年退休之后，就管不了了。

干部問題很重要，經過中國歷史這一次大的反復，過去過分強調家庭出身看來沒有必要，應該由有覺悟的知識分子來領導。沒有知識領導不了，沒有覺悟就更不行，有很多人連杜林是誰怎么回事都不知道，我原來手下的干部中間當局長廳長的不少，但是真懂馬列主義的人有幾個？原來他們說自己相信馬列主義，為共產主義奮斗，真的還是假的？沒有文化，理解不了馬列主義，覺悟有限，而沒有覺悟就更不行。黨史上有些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員，被敵人一抓住就叛變。革命時代，有些人參加革命純粹是怕餓死，是為了改變社會地位和生存條件，沒有文化也不肯學習，解放后看到的是享受，首先是讓老戰友幫助換老婆。開會作報告完全要秘書寫了稿子念，思想沒有一分一毫的進步，但是享受的機會多起來了。

從我的親見親聞看，文化大革命是很對的，黨內有些人確實不想走社會主義道路。從個人的具體表現，黨內有些老干部確實沒文化，也不喜歡學習，沒有見過社會主義是什么樣子，理解新制度過于簡單，但是對舊社會卻太熟悉，甚至喜歡溜須拍馬。進城之后，有些三八式干部第一件事就是換媳婦，換個中學生什么的，年輕點、漂亮點的，當時他們自己三四十歲的樣子，換個十幾二十歲的媳婦。這些人中間，很多人原來就是普通農民，參加八路軍之后，也當了團長政委什么的，文化不多，對馬列掌握也少，缺點社會主義覺悟；但對地位、權力和享受很重視。胡耀邦還不是貧農出身，很小就參加革命隊伍，原來就不了解馬列主義，進城之后思想還能不變？這是有代表性的個人。還有些有文化的干部，由于思想改造不徹底，他們非常欣賞資產階級那套理論，一搞私有化就很對胃口。很多干部作報告的時候，滿口馬列詞匯，到底是真信還是假信？象那些沒有文化的人，能夠理解多少。

沒有平等待人的思想，“當官管人”是舊社會的經驗，這個思想不解決，別人怎么說都沒有用，一當了官，就是他來管你，這個思想不在于個人有沒有文化。有些老干部頭腦里頭，始終有打天下之后我要當個什么官的念頭，這是最可怕的。很多老干部當了幾年八路軍，解放后當了廠長局長，定了高干級別，當官之后架子就起來了。我也見過一些老干部，整天繃著個臉，好像一放松就唬不住人似的，罵人的也很多，甚至成了一種風氣，大學畢業生也跟著老干部學著罵人，說話帶渣子，反高崗之后才稍微好點。他們就是見識過舊社會是怎么管人的，把舊統治階級那一套原樣搬過來。

文革確實應該搞，我自己也有不平等思想，這不是哪個人故意這么想，而是客觀上就有地位不平等，往往你自己意識不到的時候就已經起作用了，如果自己能夠意識到有點反省，還能夠克制點。搞文革不要斗爭那么多人，應該多辦黨校學習，老干部終究是在革命時期立過功的，最好不要那么多批斗，面也不要那么廣。應該只斗爭少數人，多數人應該上黨校學習，還是個教育問題。文革的時間也搞得太長，前后搞了十年，最后人人自危，不知道哪天整到自己頭上了，連我都被看做是犯錯誤的干部對待。社會主義制度終究還是要解決思想問題的，還是應該普及馬列主義，《反杜林論》還得讀。因為文革牽扯的干部太多，毛主席去世之后，胡耀邦等人就把這些人弄一塊，出來反對，這一次是直接反對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了。

文革挺激烈的，因為我算是犯錯誤的干部，也沒有結合我，我就站在一邊觀看，并按照上級要下去勞動改造。群眾問我是哪一派，我說我共產黨派，有時候也跟他們講講巴黎公社，我跟工人沒有啥子仇恨和對立，下臺好幾回也沒有什么事兒。跟干部之間，也沒啥個人關系，沒有人恨我，也沒有人太喜歡我。到湖北一看，造反派挺厲害，比葫蘆島厲害得多，軍隊干部、地方干部在收拾造反派問題上都一致，新建的五七油田并沒有造反派。

文革中間，干部斗爭完了，一結合他就變，剛剛斗完他就變了。老干部恢復工作，首先是房子還給我，子女要安排好地方。接下來是誰保了我得提拔，誰貼了我大字報得收拾收拾他。

文革是要跟剝削階級徹底劃清界限，廢除了私有制后，還特別要跟“當官管人”這種思想劃清界限，覺得非常難的，不僅干部有問題，勞動階級本身也有很多不足。毛主席自己說文革是一場大的演習，許多年后，后人看材料找問題，也許能夠找到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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