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
（一）
“桃花扇底說前朝”，我們今天重講大明舊事，這究竟對今天有什么意思呢？這自然是為了提醒我們要努力去認識我們自己的歷史，特別是近代以來中國革命的歷史與500年歷史演化之間的關系。在我們民族這最近500年的歷史中，當然是有許多好的東西的，但認識到什么是好的東西卻并不容易，而只有認識到了才能去實行它、發展光大它，當年孫中山先生所謂的“知難行易”就是這個意思。
500年來，中國的改革家和仁人志士們要使中國擺脫國家能力衰微的情勢，提出了很多重要見解，綜合起來，其中就有復井田、興民兵、辦學校，與之相對的，就是要去兼并、限募兵、廢科舉。王安石、張居正下來，直到康有為、梁啟超，都有這樣類似的主張。這主張大致上就是說：只有實行耕者有其田，老百姓為了自己的家和田，才會組織起來“保衛勝利果實”，軍隊的實力靠的就是農民自己組織起來保家衛國，這才是強軍之本。同樣，只有將學問與現實中的經濟財政司法軍事實踐相結合，才能真正造成有真才實學的一代精英，以徹底替代地方上的“吏”和利益集團，這是造就人才的強國之本，而科舉只能造成完全脫離現實的廢物，它只能使得國家日益衰弱。
所以，王荊公如此贊美《禮記》中的學校制度說：
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癢、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和樂、養老恤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于受成獻俘訊囚之事，無不出于學。
但是500年來，他們改革的理想在封建制度下卻完全沒有實行的可能，那么，是誰實行了這個儒教富國強兵的理想呢？今天看來，當然是近代以來的中國革命實現了這樣的理想，這就集中地表現在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和實事求是的優良學風（用五四時代比較抽象的說法就是“民主”與“科學”）。中國革命能夠實現儒家這種最高的理想，是因為它要從基層出發打倒土豪劣紳，推翻封建制度，它要讓人民自己組織起來維護自己和國家的利益，它相信真才實學在人民的實踐中，指出真才實學在中國最基層——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革命真正是“復三代之制”，我們應該從這樣的高度去理解中國革命的意義。
其次，我們回顧歷史，是為了增加我們今天的危機意識，激勵我們繼續的奮斗精神。中國革命的最大成就，在于它取得了對帝國主義的軍事勝利，而改革開放30年的最大成就，是使得我們部分地結束了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對于世界市場的壟斷，任何否定這種成就的觀點，都是割斷歷史。但是，我們今天還面臨著更嚴峻的任務，這個嚴峻的任務就是結束西方資本主義對于世界金融市場的壟斷，這是空前困難的、艱巨的任務，但是，不完成這樣一個任務，中華民族的復興是不能實現的，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是不能從根本上改變的。因為500年來中華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貨幣金融上受制于金融西方壟斷。這一點，我們前面已經論述過了。
在這個意義上，人類歷史上從來就有兩種經濟對外“開放”，一種是建立在“固本”基礎上的開放，比如以金融立國的美國，再比如我們建國后理順混亂的貨幣體系，建立基層組織，努力搞自己的財政體系、工業體系，——這種對外開放的前提是建立從中央到基層的有效社會組織，為經濟發展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獨立自主的貨幣心臟，建立起自己牢固的貨幣信用體系、財政稅收體系，如此才能有健全的國內市場和產業結構、有旺盛的生產能力，而這樣的開放總能以我為主，取人之長，我們說這種開放是主動的，是以自力更生為基礎的。但是，還有一種開放，它是被動的，是由于沒有確立起自己的財政、稅收和貨幣信用體系，甚至內部的貨幣－稅收體制一派混亂，所以只能靠外面力量的刺激來維持內部的經濟，這種對外改革開放當然也能刺激內部的發展，但這種發展是依賴型的發展，我們說明代中后期的開放就是這后一種對外開放的典型。特別是，由于明代沒有建立起自己獨立的財政、稅收和貨幣體系，它的開放即使能夠造成經濟的一度繁榮，但終究仍然不過是曇花一現。——這就是所謂“桃花扇底說前朝”的另一個意思。
明王朝之所以衰亡，最通俗地說，是由于它喪失了危機意識。皇帝倡導無為，凡事只找容易的對付，道學家們一味空談，因為道學的核心也是講“天道無為”，所以對于一切變革，他們都是要反對的，尤其對于建立農民的基層組織，他們都是拒斥的。而離開了對“危機意識”的警醒，任何對于明亡的討論也都找不到真正的方向。
大家知道，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次關于明亡之經驗教訓的大討論，是在1944年即明亡300周年時展開的，也就是說，它發生在抗戰即將勝利，而決定中國命運的“大決戰”即將展開之前，而且是國民黨首先揭開了這場討論的序幕。而這場討論的核心和歸結點，其實也就是圍繞著危機意識。
今天看來，蔣介石在1943年出版的《中國之命運》（據說還曾由陶希圣捉筆修訂）一書雖然窮盡全力，但是，它最大的敗筆，就是在抗戰全面勝利還未到來之時，而表現出的勝利者姿態和圣王意識，表現為危機意識的蕩然無存。特別是，蔣介石僅僅是簡單地將明亡歸咎于“外寇”與“流寇”，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外寇”和“流寇”顯然是指日本帝國主義和共產黨，蔣介石甚至還認為，明不是亡于“外寇”，而是亡于“流寇”。他說：“滿族原是少數人口的宗族，為什么能征服中國呢？——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闖王與張獻忠等流寇與滿族的旗兵，內外交侵下，竟以覆滅。自滿族入關以后，中國的民族思想，便漸漸覆滅了。”實際上，正是蔣介石的上述觀點，代表了長期以來對于明亡經驗教訓的簡單化和通俗總結，而他一貫所謂“攘外必先安內”論，竟然也就是基于當時的那些道學氣的歷史學家、保守派學者們所總結出來的所謂“明亡之教訓”。例如，1940年錢穆的《國史大綱》就說：“其時對流寇常以撫議而誤兵機，對滿洲又因格于廷議而不得言和，遂至亡國。若先和滿，一意剿寇，尚可救” ，而這無異于公然主張投降日寇而鎮壓共產黨。而與其觀點相同者，更有傅斯年之《論建州與流寇相因亡明》之論。
蔣介石對于中華民族500年不斷走向衰亡的診斷，雖出自被時人所追捧的“大儒”和“國學大師”之手筆，但實際上對于歷史學研究而言，這卻是十足的道學見識，它不但沒有涉及到500年來“官無封建、吏有封建”的封建主義社會結構之延續，沒有涉及到不事生產的商人勢力在漫長歷史上的消極作用，更沒有涉及到外國資本的侵入和壟斷問題，我們之所以要說它是完全不合格的，還是因為這種對于明亡教訓的總結，即使在當時也沒有經得住學術界的駁斥。而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柳亞子先生的《紀念300年前的甲申》和郭沫若的《甲申300年祭》。
眾所周知，郭沫若的文章，最鮮明地表現出的就是強烈的危機意識，這也是這篇文章為毛澤東所激賞的原因。盡管郭沫若先生的文章也沒有從世界經濟史的背景，結合白銀引進的問題，觸及明國家能力衰竭的根本原因，但是，他的文章畢竟觸及到了中國歷史為什么難以跳出由盛而衰的歷史循環，特別是在物質生產、市場經濟雙擴大的情況下，國家行政能力、財政能力和社會團結能力反而持續下降——而正是他的文章促使我們去不斷思考打破這種循環的辦法。
（二）
真正從國際的視野，結合近500年來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的經驗，探討明亡的教訓的是黃仁宇先生。他所提出的貨幣理論的視野，從財政國家建設的失敗來探索明代國家能力持續衰弱的原因，并以此追究明亡的教訓，他的這種看法，當然是突破了歷史上既有的關于明亡的討論。而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他的著作大批被介紹到國內，這其實不是偶然的，他的研究促使我們注意，我們今天其實也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因為我們面臨著如何打破西方資本集團壟斷世界金融的艱難課題。
黃仁宇教授是當代明代經濟史研究的重鎮，他尤其擅長于明代稅制的研究，他的作品最有影響的當然是《萬歷十五年》 ，但學術性最強、用力最深的則是《16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后者值得專業人士一讀。
中國為什么積貧積弱？很多人（特別是今天的一些經濟學家）以為：中國歷史上一向不重商，由于不重視商人和商業，而是重農抑商，結果商業不發達，所以就不能發展出資本主義。對這種膚淺的觀點，其實陶希圣先生的著作中早就已經徹底批駁過了。黃先生當然是贊成陶希圣的。他的基本觀點同樣是：中國歷史上的商人與生產活動、生產者是完全脫離的，商人有了錢，無非是買地和放貸，而這些都破壞生產和國家稅收，正因為商人與生產相脫離，所以國家抑商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何況近代以來，更有買辦商人，完全流于替外國資本放債盤剝中國市場和生產者，因此中國要完成工業革命，非要國家資本、國有企業不可。故而對于這樣不事生產的商人，一定要抑止，否則國家一定會繼續貧困下去。
可見，盡管黃仁宇有國民黨的背景，但若單純地看黃仁宇教授關于明代稅收制度的觀點，我們一定會發現他是很有些“左傾”的，因為對于壯大國家資本、國有企業這一點，國共兩黨的政策區別本來就很小。因此他對中共建政之初，為新中國建設所選擇的道路是很肯定的，他還說：共產黨不僅僅是恢復了基層的小農生產，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孫文主義”，最為關鍵的是共產黨建立了牢固的社會組織結構，尤其把一盤散沙的農民組織起來，把農業剩余從地主豪商手中奪取，用于國家工業化建設，同時又為新中國培養了大量的合格的現代勞動者，工業發展反過來使得過剩農業人口得以充分就業。這是中國國家復興的最大希望。他的名言是：“過去的中國近百年史，過于注重上層結構，很少涉及低層”，而只有共產黨改造和建立了中國的基礎結構。在那個冷戰的時代，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不僅僅因為他本人是國民黨，而且因為在那個時候的美國學術界，肯定毛澤東和新中國的經濟發展道路，這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黃先生那么大的學問，卻一直在紐約一個不知名的學校里教書，比他差不知道多少倍的都混進哥倫比亞大學了，恐怕不能說是與此無關。我初到美國就住在Hudson河邊，想像他當年寫《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時那種寂寞的心情，實在很是感慨。
當然，他的許多具體的觀點我也是不太贊成的，比如說，他的核心觀點之一是說：中國國家經濟建設的重心，全在于國家如何才能把商人的資本與勞動和生產結合起來，經濟要發展，沒有勞動者固然不行，沒有資本也不行，而沒有國家把二者結合起來，引導資本不斷投資于勞動，那就更是不行。而中國國家能力衰弱的原因，就是國家無為，他所逐一描述的明代惡政，例如把糧稅交由地方豪強，將鹽稅交由商人，勞役稅收折銀之后，稅率又交由地方官員，從來不能固定，表面上國家省事，但實際上必然造就行政的“內卷化”——這一一無不證明政府的衰弱和管理上的混亂 。但是，國家究竟怎樣才能有為呢？具體說，國家怎樣才能夠改變資本的逐利本性，又不斷調動同時勞動者的積極性、創造性，更使得二者結合起來呢？對此，中共早期的回答就是“勞資兩利”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綱領，而黃仁宇當然沒有直接贊美“共同綱領”，而只是歸結為對明代歷史的種種敘述，但是對此綱領，他顯然是十分贊成的。但是，要把資本家與勞動者結合在一起，這需要一個強大的財政國家存在才行，即這樣的國家一方面要向資本家不斷透支信用，一方面又要向勞動者提供不斷福利，方才能兩頭調動積極性、兩面討好。但是，即使美國羅斯福新政長期實行的教訓也已經充分地證明，這種政策的最終結果，實際上是兩不討好。因為說到底，將資本和勞動結合，這無異于將狼與羊圈養在一起，本來就是很難實行的。
黃教授另外一個基本觀點就是認為明代的稅制很不合理，也就是稅收的太少，國稅太低，國家面對千百萬無組織之小農征稅，成本太高，結果國家沒有錢，因為國家沒有錢，又不愿意通過加強或者增加稅收來解決財政問題，于是國家就通過濫發貨幣，通過通貨膨脹來掠奪老百姓的財富，結果長此以往，造成了經濟崩潰，從而導致了明朝的瓦解。
黃教授說明朝的稅收太低，明朝的低稅制太理想化、太不合理，這當然有一定的道理。我們知道，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也許是唯一的貧苦農民出身的皇帝，他不但對于官逼民反，苛捐雜稅有著切膚之痛，故從明代開國就堅持要少收稅，從而成為明代的祖制，而且，朱元璋對于商人和商人資本的逐利本性，對于這種本性的難以扭轉，也有著超乎當今經濟學家的直感，比如他特別注意到，明初的大商人主宰的牙行和錢莊對于市場的壟斷，迫使一般商人亦不得不接受其壟斷價格，并從他們那里高息借貸，于是非但生產凋敝，連商業和市場也一并凋敝。因此，牙行和壟斷商人作為破壞市場的力量，是明開國后全力打擊的一個重點，這些重視生產、打擊兼并、破除市場壟斷和金融壟斷的政策，無疑促進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也為后來的張居正改革提供了借鑒。只不過，隨著經濟的發展，隨著邊關問題的日益嚴峻，災荒的頻仍，總起來說，明朝的稅收是節節上升的，對于壟斷商人，也是不斷放任的，因此，如果說明代經濟的崩潰是由于稅收的太少，稅制不合理，轉而通過濫發貨幣導致通貨膨脹，造成經濟崩潰，——這起碼不太符合歷史事實。
還有，我們也可以說，黃仁宇先生拿明朝與當時歐洲那些窮兵黷武的民族國家相比較，認為明朝沒有把提高工商業者的地位放在第一位去考慮，所以明朝作為現代國家來說就是不合格的，在我看來，他的這個觀點起碼也是太簡單化了。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1500年代的歐洲有200個互相殺伐不止的國家，那里的人民要保命，要免于種族滅絕，那就不得不尋找保護，尋找保護就不能不交保護費，而這個保護費，其實也就是歐洲近代意義上的稅收。歐洲稅收主要用于戰爭的目的，它們一年滅一國，十年滅一族，戰爭在歐洲是經常性的，所以歐洲自然稅多而重。中國當然也重視稅收（主要是土地稅），但中國的稅收主要用于社會目的，特別是救災的目的，盡管中國是個災害頻仍的國家，但災害并不是每年每月每時都發生的，所以中國稅少而輕，這也就可以理解。還有——為了應付戰爭和擴大戰爭的需要，歐洲的國王不僅僅是要收稅，而且還要向大商人借錢，所以在歐洲國王和大商人逐漸形成了債務人和債主的關系，于是最終銀行家會爬在了國王和國家的頭上，成為一個跨國的金融集團，這毫不奇怪；而中國的皇帝很少跟商人借錢，所以他也沒有培養一個大商人階級并讓他作自己債主的必要。總起來說，1500年以來歐洲是以戰爭謀發展，而中國是以和平謀發展，發展道路完全不同，所謂稅收、所謂通貨膨脹，這些術語的意義、運用也完全不一樣，不能張冠李戴，更不能以一個模式來批評另外一個模式。
最終我們還可以批評說：黃仁宇先生的稅收太少的觀點，也不能比較好的解釋明朝瓦解的原因，這是因為：第一，明代的稅收政策在張居正之后得到了劇烈的強化，而且我們知道，明代——尤其是后期，國家其實并不缺錢，一個例子就是李自成打進北京城后，在國庫里發現了大量的高純度白銀——紋銀，以至于李巖不禁要感嘆：崇禎皇帝留著這么多錢而不愿意拿出來救災，這實在是太想不開。我們還知道，李巖之所以造反，就是因為當災荒發生時，他要拿出自己的錢救災，反而被地方官污為蠱惑人心的“邀名”，結果被抓了起來，山大王紅娘子把他搶出來，他才不得不造反。這個例子說明：明朝中后期以來不是稅收不利，而是沒有把稅收用在包括救災在內的社會服務、社會救助方面，明國家不是稅收不利，而是在社會事業方面嚴重缺位，說穿了它是救災不利。如果非要拿今天來比附說明朝的稅收制度不合理，不能現代化，也應該是說那個時候它沒有我們今天的轉移支付、協調發展這樣的財政政策。即明國家不是稅太輕，而是收了大量的銀子稅而沒用在正經地方，從而國家信用的破產助長了國家能力的崩潰。這個就是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揭示的：明朝國家信用破產的證據是，掠奪的是官家，而救災賑濟的倒是李自成這樣的強盜，郭沫若舉出崇禎9年，武生李琎上書建議富家助賑、富家助餉，結果差一點掉了腦袋，而李巖帶頭放自家糧救災，自己卻進了班房——這兩個例子說明了歷史的諷刺：“官家在征比搜括，寇家在散財發粟”，結果人心自然顛倒，國家喪失德義合法性，自然也就談不上什么“國家能力” 。由此可見郭沫若的眼光比黃仁宇銳利，如果像黃仁宇那樣，一方面說明朝稅收不利，一方面卻贊美張居正的橫征暴斂為“稅收合理化”，那黃先生不是自相矛盾嗎？
第二，崇禎之所以儲備了這么多白銀，這反過來說恰恰說明：明代把白銀作為稅收和儲備貨幣，他儲備這么多白銀，恰恰是因為白銀始終是短缺的，因為白銀主要是需要通過進口得到的，供應始終是不穩定的，這也說明：由于貨幣短缺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矛盾的決定作用，白銀短缺造出的通貨緊縮才是明代一貫和主要的經濟問題，由貨幣短缺導致的大規模銀幣進口造成通貨膨脹是局部問題，美洲白銀價格回落造成的通貨膨脹對于歐洲的影響是巨大的，但對于中國的影響只是局部的。用比較規范的經濟學語言來說，明朝的白銀因為總體上要靠進口，靠外貿，所以總體上看它一直處于白銀饑渴狀態——即通貨緊縮狀態，而且明代國內經濟越發展，這種貨幣饑渴狀態就越嚴峻，這就是為什么說，1630年代的世界白銀、美洲白銀供應的短缺，會對明代經濟造成如此嚴重的打擊。
第三，黃先生認為明代經濟是自給自足和自我封閉的觀點，恐怕也是不對的。因為他不能解釋明代全國各地都穿棉襖這種簡單的事實，更不能解釋1640年代，為什么偏偏是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最富裕的受到糧食危機的打擊最沉重這個根本問題，這里的回答只能是我們上面所說的，恰恰是因為這些地區過于依賴外貿造出的生產的市場化、專業化——特別是糧食生產的市場化，糧食供應的跨區域化。
但是，盡管黃仁宇的論述可以遭到許多的挑戰和質疑，但是，如果我們從他所倡導的“500年大歷史”的視野去反思，我們就不能不承認，黃仁宇教授的基本論斷起碼有一點是非常深刻、非常值得我們去認真思考和領會的。這就是他率先指出：明朝自始至終都沒有一個比較準確細致的“國家預算”，因為沒有準確的國家預算，那么國家實際上就不知道究竟需要多少錢，特別是需要從老百姓那里拿多少賦貢收多少稅，這就是他說的明朝“稅收不能合理化”的真正意思所在，而且更為關鍵的是，這樣一來，明朝也就不能在準確的稅收的基礎上，明白自己要發行多少鈔票，——既不能少發，但更不能濫發，——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自己貨幣的穩定，才能建立起獨立自主的貨幣制度、發鈔制度，從財政上說，這樣的國家才能說擁有自己的財政－稅收－貨幣體系，它才能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國家。
黃仁宇更對于現代經濟體制、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有著特殊的理解，他說“我所謂資本主義”，“其精義在于負債經營，亦即deficit financing” ，而這乃是一句極其到位的話。他在這里沒有說明的僅僅是：所謂國家負債經營的制度，在近代以來的西方世界，首先就是戰爭債務體制，正是國家以發行戰爭債券為戰爭融資的方式中，才產生出了現代資本主義的金融體制，從而為資本主義體制奠定了真實的基礎。戰爭是現代金融－國債體制建設最實質的動力，而如果沒有國家以債務的方式來融資，近代以來，西方幾乎所有的重大經濟和科技創新都會因為資金的缺乏而無法進行，在這個意義上，黃先生所謂的“債務國家”的作用，則又不能簡單地等同于一般意義上“財政國家”的作用，因為所謂“國債”信用制度的確立，就一國而言，其實本是一個為民族謀萬世、謀未來，而不是謀一時的制度，而這當然就不是簡單地“勞資兩利”，至于幻想著將勞動和資本聯系起來，以實行“共同綱領”——因為那從歷史上看從來幾乎就是空想型的制度。
（三）
今天看來，我們或許會把黃仁宇先生的上述觀點，理解為非常典型的“計劃經濟”的觀點，你看：國家預算——稅收管理——獨立穩定的貨幣發行，這一切當然都建立在一個嚴格的國家計劃管理委員會的會計制度之上，這不是計劃經濟又是什么呢？當然，黃仁宇先生不可能沒有看到：明代經濟已經是一個世界型的經濟，它的經濟是開放的，因而它采用進口白銀的方式解決貨幣問題，好像也是很自然的。而黃先生作為一個特立獨行的思想家，他最大的“固執己見”恰恰在于：他拒絕承認明代采用進口白銀來解決貨幣供給，這是個好的、必然的選擇，他毋寧認為，這完全是個錯誤的、被動的選擇，或者說明朝統治者自己根本就沒有選擇過，而是稀里糊涂地被白銀“選擇”了而已。黃仁宇確實看到了：依賴外部貨幣供血而自身缺乏造血機能，即沒有獨立自主和穩定的財政－稅收－貨幣管理體系，這是明朝垮臺的根本原因，而造成明朝初期整理財政政策瓦解的，就是白銀的大規模進口。黃仁宇研究明史，他全部的潛臺詞其實是說：如果沒有白銀的大規模引進，明代本來是有可能通過建立一個準確的國家預算，本是可以通過完善稅收制度，從而建立起一個獨立自主的寶鈔（紙幣）發行制度的，——而如果像黃先生設想的那樣，明代的寶鈔最終能夠穩定，它也就完全沒有必要通過大規模進口白銀來解決貨幣問題了，——進一步說，明代如果不大規模進口白銀，那么，500年的世界史也就完全可以改寫了，甚至數百年后，由于白銀外流導致的鴉片戰爭也都不可能發生了！
我們對黃仁宇研究背后的這種“潛臺詞”的讀解很驚世駭俗嗎？——其實并不完全如此。因為類似觀點其實并非黃先生的心血來潮和獨家發明，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在他之前，黃宗羲、顧炎武和王夫之都曾基于明末的危機提出過“廢銀說”，只是這種遠見卓識，沒有得到當時及后來的理解罷了，在這個問題上，黃仁宇實際上只是與黃宗羲等人惺惺相惜，英雄所見略同而已。
第二，黃仁宇關于“債務國家”與“負債經營”、關于從國債制度入手去確立現代國家信用制度的論斷，實際上是結合了西方近代崛起的經驗，但卻又相當完美地解釋了新中國前30年的發展道路，因為新中國所進行的一切重大項目，包括軍事、科技、交通、教育等等，完全都是在國家一窮二白的情況下投資建設的，而新中國之所以能夠完成這樣開天辟地的項目，一是靠政府的威信和信用，二是靠長期的低工資、高就業、高積累、低消費的財政經濟政策，換句話說，在市場和資本絕不可能“自愿進入”、無短期利潤可圖、風險巨大——然而卻關乎民族未來的領域，新中國的發展正是采用了“負債經營”的方式，這里的“債務”就是全國人民對于物質生活改善的犧牲，這里的信用就是“人民政府為人民”的莊嚴承諾——它在建國之初，就表現為以霹靂手段，乃至“統購統銷”的方式，確立了人民幣單一幣種的權威性，一舉解決了500年來中國多幣制的混亂貨幣體系。并在生產持續發展的基礎上發行國債，確保國家對于“國債”持續升值的承諾。沒有這樣的國家體制和經濟發展模式，中華民族當然也就不可能實現跨越性的、超前的發展。
也是在這種思考的基礎上，黃老先生進一步認為，明朝以降，中國沒有建立起國家預算體制，沒有通過嚴格的國家預算、稅收體制建立起發鈔體制，這里面的根本原因，往制度上說就是中央政府直接面對千百萬小農征稅，基層無組織，中間無制度，“農業上的盈余無從有系統的積累，進而又秩序地發揮到工商業上，再伸展到服務性質的事業，如保險及律師之雇用等” 。往文化上說其實就在于道學誤國。道學所推崇的自然主義的無為宇宙觀，必然使得保持和維護現狀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在組織效率上不求長進，這樣“使興師早造反，背叛朝廷者不易發難”，在“兒孫自有兒孫福”的邏輯中，是絕不可能產生出為了未來而犧牲現在的“負債經營”的信念、信用邏輯的。因此，明朝以降500年，中國不僅沒有完成儒家思想的近代轉化，也沒有完成儒生的角色的現代轉化，即儒生沒有轉化為馬克斯·韋伯所謂的“理性的官僚”，這是因為：明朝的儒生在治國理財方面，都是完全不合格的，明代道學家的思想空洞浮躁，不能經世致用，說穿了，所謂“道學”本身恰恰就是“非理性”的學問，——這套“非理性思想”培養出來的儒生，好像那才高八斗的候方域，這個家伙的頭腦竟然還不如李香君清楚，這種人一旦成為“精英”，那只能誤國，而不能成事。
黃先生的這套想法，令人想起日本現代大思想家丸山真男關于明代理學傳入日本后，發生了“理性化轉變”的論斷。按照丸山先生的看法，理學在日本的江戶時代，經過了理性化的改造后，方由自然主義的宇宙觀，演變為理性的世界觀和國家觀，特別是經濟觀，從而成為日本現代轉變的動力，這是后話，但不過也不妨引用如下供參考：
朱子學的道是由天地自然之理所賦予的基礎，它貫通天與人、包攝社會與自然，既是規則又是法則。不過，這種絕對總括性的道，通過素行、仁齋和益軒等所表現出的連續性的思維解體的過程，其中的諸要素就逐漸地開始獨立化。人道、規范和應該，已脫離了天道的存在。道的價值既不存在于合乎自然的真理之中，也不存在于自身終極的理想中，它完全是依靠圣人的制作。使道成為道的不是理，而是權威。
貨幣是“圣人制作”、“國家制作”，不能委之于天和自然。為了子孫后代的發展，為了民族的未來，我們必須犧牲現在和當下的利益，必須創造一種機制，以保證我們能夠為他們作些什么——而這就是現代國家的作用，這也就是托架出時間和空間，把我們作為一個整體和未來聯系起來的現代貨幣信用體系的作用（安托尼·吉登斯），誠如丸山真男說：這也是日本經濟起飛的真正秘密。
而與丸山先生不同，在當時的背景下，黃先生的寫作實際上更屬意于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確立的建立獨立自主的財政貨幣體系的努力，他獨具慧眼地把這看作是500年來頭一件大事，因此，在我看來，黃先生和另一位海外學術巨擎鄒讜先生，雖然都有國民黨的背景，卻高調贊揚毛澤東時代新中國的成就，這里原因就在于他們從民族大義出發，是真正懂歷史的大學者。他說：只有上看貨幣財政獨立，下看基層組織建設，才能“掌握中國長期革命的真實性格”。誠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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