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丁筆下的農村文革

徐海亮

2006年6月我去香港城市大學參加文革40年的研討會，該會議同時也是海外韓丁朋友們的一次紀念活動。我聽說韓丁多次去過的長治張莊大隊的書記也要前來，還特地囑咐會務人員把他和我安排在同一房間。會上，王金紅書記聽我說希望知道農村文革的情況，就告訴我，韓丁曾經寫過一部小說《深翻》，就反映了長治農村的文革，我欣喜地問他，有韓丁的文稿嗎？書已經出版了嗎？他回答說已經印出來，邀請我到他家里去看。

王書記的家，是一個貨真價實的收藏庫，他給我展示了他收藏的歷史文件、文革傳單印刷品、會議證件、農具和模型、自制的工藝品、各種照片，還有韓丁親自題字的英文版《深翻》，以及翻譯初稿的復印件。我第一次看見這部大書，問他已經出版中文了嗎？他告知實情，并希望能夠出版。盡管我很想通讀這書，也不能貿然帶走王金紅的珍藏。不過，我象發現了重大地下寶藏一樣，興沖沖回到北京。我明白，就在我們許多人辛勤地發掘資料、采訪當事人和撰寫文革口述歷史之前好多年，美國友人韓丁已經在海外出版了這部文學、社會學、歷史學的巨著。韓丁的朋友商老師（Msachi Sandrea）那里也有復印的中文初稿，她慷慨地借給我；韓丁的妹妹寒春住在昌平沙河，她家里藏有英文原著，她也借給了我。

我開始讀《深翻》、讀了王書記主持編印的《中國人民的好朋友——韓丁》畫冊，我慢慢明白，有一位我們至今尚不認識的，生活到了21世紀的“白求恩同志”，有一位我們至今并不知曉的外籍文革研究家……

今天我們手上的《深翻》，一開始就交代了時間地點背景，是在1971年的山西長治農村的“批陳整風”運動中。說實話，當時參加整黨運動的基層干部，并不知道這個運動的最上層是在批判中央第四號領導的陳伯達，當然更不知道后面還會有什么。長治當時的運動，是在批判一些農村基層干部。從第一到第六部分，作者回顧了文革前的歷史：合作化、大躍進、反右傾、四清運動，這些回顧與交代是必須的，因為韓丁重返張莊，他要采訪和記錄他1948年離開后，這個村莊的所有變化，這也是周恩來總理請他回來的初衷；況且，我們清楚：不明白我們的農村和城市的這一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全過程，就不能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為什么會發生文革。到第六部分末尾，韓丁已經把我們帶進了長治農村的文革。第七、八、九部分，是“林彪事件”以前的張莊和長治，乃至山西的文革過程。有意思的是，韓丁幾乎是用一個小小的基層的典型，用普通農民和基層干部的實際生活、話語、心態，描繪了一幅浩繁、漫長的歷史畫卷。這幾部，我以為是該書最傳神的部分，它們牽動和觸及了戰爭、土改到文革的全部歷史，濃縮了一個地區和村莊的歷史文化積淀，集中地表達了作者對于農村社會主義歷史的看法，更集中地記錄了一個村莊的文革。如果這本書還出版不了，我想，甚至可以用一個名為“一個外國友人筆下的農村文革”的長篇，來獨立地將這后面幾部分在網絡上公諸國人。

近20多年來，特別近10多年來，海內外已經有了好些文革歷史的研究新作，文革研究開始走出ABC文革、概念化文革和簡論的初級階段，出現一些借鑒歷史學、社會學的科學方法，對于真實的歷史過程、人物、地區、部門、事件做典型分析的成果。而且還有許多民間的未定稿——由于大家共知的原因，許多精彩的研究和個人回憶錄書稿，僅能在研究者或某些特定群體中傳遞。我已經讀過的有專門涉及文化領域、政治領域、軍隊、工廠工人、造反派的作品，但還沒有讀過講農民和農村文革的書；《深翻》是我讀的第一本一個村莊繼續革命歷史紀實的巨著。《深翻》中英文的出版，我想韓丁是為我們國史、文革史研究填補了一個重要的空白。

盡管張莊僅僅是一個普通的村莊，但是它坐落在抗戰時八路軍根據地和日偽勢力犬牙交錯、解放戰爭第一仗“上黨戰役”和土地改革發動的一個關鍵地區——晉東南長治城郊。它處在中國農業合作化興起的晉東南地區，張莊農民認真地參加了農村的每一重大的政治運動，幾乎中國發生了什么，張莊人就議論過什么！不信，請讀讀韓丁忠實的記錄。除張莊之外，韓丁的《深翻》里還介紹了一系列農業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山西先進典型，我們從張莊，也想到了他們全體。張莊處于城鄉接合部，工業化的進程，使張莊的農民優先受到時代的洗禮，長北火車站就在莊外，一系列國營和兵工大廠，也征用了張莊的土地。長治飛機場離這里也不算太遠。頗有歷史的老校潞城中學，也在張莊。這里還有華北最大的天主教教區，教堂也在村里。由于張莊的區域政治文化淵源和地理區位優勢，文革的大潮流必然席卷這個并不偏僻的鄉村，工人和學生的文革運動深刻地影響張莊運動。說得更確切些，長治地區兩派斗爭最激烈的時候，某一大派的武斗總指揮部和基地，就在張莊。后來部隊被派過來制止武斗恢復秩序，指揮部也設在張莊。

你要張莊農民不積極參加文革運動，你要王金紅書記不熱衷收藏文革文物，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這是一個非常政治化和工業化的村莊。

從文革研究的意義上看，它的特殊典型性超過了我現在知道的所有村莊。

文革運動中，我并沒有去農村地區串聯，后來搞教育革命調查，也只是去到?？h以下做“專業和教育”問題的徒步考察與調研，沒有涉及過農村文革運動的事情。當年陳永貴向中央建議開展農村運動要保持農村的穩定、保證農業生產，我們讀了中央批轉的陳信，都很贊成，有的同學進而還提議說，文化革命運動，對于縣團級以下的干部應該是正面教育，不要鋪得太開。1968年開春后，湖北省革命委員會組織大學師生和省直干部下鄉，幫助大隊一一建立春耕臨時的領導班子（湖北當時大隊一級多處于癱瘓狀態）。我才對于當時的農村造反奪權事實和原來基層干部的心態，略有所知。1970年春，我從部隊鍛煉出來，被分配到河南與安徽交界的沈邱縣，和該縣的工作隊一起進駐全縣的整黨重點大隊，與縣、社、隊干部一起參加了整整兩年的“一打三反”“整建黨”和“農業學大寨”“批陳整風”運動。我們工作隊的國家干部，多是當時說“站錯隊”的“保守派”，他們說的和做的可能比年輕的紅衛兵還要左傾和幼稚！我和一個生產隊長睡在一個大床上，也接觸了大量的農村新生積極分子、造反派頭頭，我白天下地生產，搞土地平整、田間水利配套、種植水稻；晚上開會，批斗農村“走資派”——原來的大隊書記，批斗地富分子，學習“九大”黨章，發展黨團員。除了沈邱沒有發生激烈的派性沖突外，韓丁在《深翻》的寫的大活動，都有類似之處。讀張莊的文革運動記錄，使我有特別的親近感，我清晰地回憶起自己的農村學大寨、整風生活，從新的角度，悟到了好些當年參加文革沒有悟到的東西。

我在武漢以大學生身份參加文革，比較熟悉的是大型工業和文化的中心城市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畢業以后到河南生活、工作了24年，才感覺到河南的文革基本上反映的是中國農村的社會和政治文化問題，某種意義上說，河南的造反運動基本上是一次農民造反運動，才開始體驗到我們的傳統文化和社會底層、共和國歷史對于文革的根本影響。對于這些根本的東西，韓丁的描述，以及他文字不算太多的議論，都有極其深刻的表現。可以說，讀者會從《深翻》里讀出在我們這個悠久農業文化的國度中，文革發生和存在的必然性。

我非常佩服韓丁，他異常了解和理解中國農民，忠實地記錄下張莊農民的語言、心態。在文革時期張莊農民妙趣橫生的話語里，我們清晰地看到了上一個時代的文化現象，讓文革后的人真正知道那個時代我們的農村干部和革命積極分子在想什么做什么，盡管如韓丁書里所說，當事人后來談起文革中的糾紛沖突，也忍不住笑起來，但我希望后人真正弄明白我們這一代，明白為什么那一代崇尚理想主義的青年會如此去追求與奉獻。書里通過文革時期的生活、文化，透露了大量農村社會、風情、民俗、傳統的信息?？梢哉f是一個村莊的社會歷史的百科全書。我不知道中國的學者們會如何看這本書，但我認為中國的文革研究者、社會研究者，可能會在美國人韓丁的這本書前汗顏，我們本來應該像他一樣幾十年如一日地深入普通民眾的生活，深掘具體的文革學與泛義的社會學題材，而不是脫離社會實際去高談闊論。和魯德的《法國大革命中的群眾》一樣，韓丁的書也可以看做“文化革命中的山西農民群眾”。

過去一個階段的文革研究，人們主要的興趣和對象在于上層的人物和政治斗爭。我覺得韓丁的研究與傳統的中國史學方法不同的是，他特別關注底層普通人民群眾的生活、思想、文化，以及他們在文革中的追索和斗爭。這是類似心態史學那樣的精神產品。當今存在一個很大的認識誤區，以為僅僅是某些領袖人物造就了這個文革運動造就了某種歷史的悲劇。其實，文革是一場空前浩大的群眾政治運動，如果沒有浸浴著特定傳統文化的億萬人民群眾和干部——包括我們這些都非常積極地參加了文革運動的知識分子的傾情投入，文革也不會成為那樣的文革。韓丁在《深翻》里評議了——乃至批評了中央的高層領導的主觀設想和客觀結果，同時也讓我們冷靜地看到了我們每個人應當承擔的歷史責任。

或許我們今后可以越來越多地讀到中國人寫的基層文革斗爭的優秀作品，但我們不會忘記韓丁《深翻》的非凡貢獻。

韓丁并不是以一部《深翻》來躋身于文革學界的。眾所周知，他1971年來華，在周恩來的安排下，最先去了二七車輛廠和清華大學，考察了那里的文革運動和斗批改活動。他最先寫的有關文革的記述，不是1983年出版的《深翻》，而是1972年出版的《Ｈｕｎｄｒｅｄ?。模幔。祝幔颉?，譯名為《百日武斗》，副題是“清華大學的文革”，出版方為美國著名的左翼知識分子的《每月評論》。

當然，韓丁也從他的典型研究里，得出對于宏觀文革的認識。在書里，他深有感觸的是派性和農村宗派糾葛扭曲了繼續革命，他看到了軍隊介入運動的負面問題（而不是簡單庸俗地把運動看成是所謂“擁軍”和“反軍”的矛盾），他更看到了山西、全國的黨內斗爭。住在張莊大隊，他看到了長治，看到了山西，而且想到了全國。他在１９７１年的來訪，與周總理和其他高層官員接觸，開始有了基本的、客觀的印象與認識。１９８０年前后他寫作《深翻》，正值中國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黨和國家對于文革運動有了新的價值判斷，韓丁一方面緊密地與黨中央保持認識的一致，一方面也以獨立知識分子的思維繼續探討中國革命的歷史道路和存在的主要的問題。這些，可以在他在《深翻》之后的論文、專著里看到。

他在《深翻》最后的一個小節“再見吧！張莊”中有這樣一些段落概括了１９８０年代初的認識。

韓丁對于運動中的派性破壞了文革初衷非常痛恨，對于一些形式主義的“革命”概念也極為懷疑：

“有一個時期，文化革命似乎是歷史的分水嶺——一次重大突破，它使人們擺脫了舊中國的上層建筑，擺脫了所有歷史遺留下來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和文化，并將它們加以改造，使之適應新的社會生產關系，從而推動生產力的發展?，F時，他好象已被貶為最最離奇古怪的玩弄陰謀，相互撕殺，一場徹頭徹尾的、任意胡作非為的、爭權奪利的派性斗爭；一切都無關緊要，只要能達到戰勝對手的目的，無論采取什么手段都是正當的。如果說資本主義在經濟上殘酷競爭，那么社會主義(如果中國是社會主義的話)就象在政治上相互殘酷傾軋。似乎他們最關心的是國家權力。奪權政權和鞏固政權不僅是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而且是具有最重大意義的唯一活動”。

“在‘無產階級’中國則不然，權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登上領導崗位的那些人手中。他們沒有其它奪權場所，沒有獨立的物質基礎，因此也就沒有判斷誰能夠、誰應該掌權的客觀標準。文化革命的組織者們五年來一直堅持認為：誰該掌權要看他們執行的是什么政策，根據他們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資本主義道路。但是如果區分兩條道路卻找不到一個客觀標準，‘自留地’就是資本主義嗎?‘大隊核算’就是社會主義嗎?李英奎說程首創是叛徒，他就推動了革命了嗎?程首創叫李英奎反動軍人，他就是為人民服務了嗎?李快腿鼓勵搞副業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嗎?小申吸收富農兒子秦根壽為新成員，他就是社會主義的叛徒嗎”?　

“當我在北京郊區的二七機車車輛廠呆了一個月，然后又在清華大學住了三個星期，我了解到足夠的情況，證明中國的派性斗爭是無原則的。周恩來總理和毛澤東主席都把派性斗爭看作是過度的行為”。

“1971年，我覺得毛確實為文革的派性問題而懊悔，并且看出派性是一場災難。他三番五次采取措施制止派性，但是他的悔恨，顯然已不足以制那些激發和激化派性的活動”。

關于文革運動的價值判斷過程，韓丁客觀地記錄了：

“毛還在世時，評論就已開始承認文化革命犯了嚴重錯誤，但仍然稱是‘為了保衛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絕對必要的運動?！攀篮汀娜藥汀迮_以后，新聞喉舌開始批評某些過度行為是極左，并把這些歸罪於毛的夫人和她的‘上海幫’。1979年10月，葉劍英元帥代表中央，最終譴責整個文化革命為一場不折不扣的‘大浩劫’。評論界則稱為‘失去的十年’，這一表達和千百萬人民的親身經歷相吻合(尤其是大批知識分子，他們遭受了嚴重的傷害。他們長期在鄉下勞動，甚至被當作政治犯慘遭嚴刑拷打，并且誅連到親友，導致親朋好友的死亡)　。

韓丁提出了否定文革，將導致對于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全面反思：

“這次歷史的修正，把解放后約1956年作為革命的轉折點；前進與后退，正確政策與左傾政策之間的分水嶺。在指責毛后來的一切做法時，他的批評者避免以任何具體方式提及毛在那時經常強調的問題——關於發展和鞏固中國新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問題。既然他們否定了各種關系，把公社、合作社，甚至生產隊都看不成熟的東西，那么鞏固這些創舉的文化革命，自然輕而易舉地予以否定了?！サ氖辍簿蜔o需再解釋了”?！?/p>

無疑的，正是基于他對中國農村變革歷史的研究，韓丁在分析和批評文革的同時，對他誠心擁護的“改革開放”前途存在一些疑慮：

“當毛的超級嘗試——文化革命陷入無原則的派性斗爭的困境，當毛不得不命令部隊去阻止無政府狀態和混亂的時候，很清楚，無論從任何意義上說，革命是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娜藥汀魬鸬耐纯嗪陀薮?，以及華國鋒政權真空階段的不穩定的狀態，顯示了長期演出的戲劇的凄慘收場。毛偉大戰略部署的受害者、斗爭對象、旁觀者和勉強的合作者，結成反動派聯盟執掌大權只不過是個時間問題了。他們不僅摧毀毛領導下建立的意識形態、文化、制度等上層建筑，而且還摧毀了曾使農民、手工業者和山區工人進行集體生產，商販進行合作貿易的經濟關系。通過重新恢復毛十分激烈譴責過的一切實用主義和利潤掛帥的政策，中國新的領導人為那些人力充足、資源豐富的人們，利用新獲得的‘自由’發家致富開通了道路”?！?/p>

從而，韓丁又回過來維護了毛澤東改革中國社會的意圖、初衷，維護了他批評了種種現象的文革，展望著未來的中國：

“毛進行的斗爭雖然被赤裸裸的權力斗爭扭曲了，但它顯然不僅僅是為解決權力斗爭問題，而是決定中國的發展方向問題。因此沒有人能輕易調和對抗者相互抵觸的政策，或是由此而產生的兩種顯然不同的世界觀?！　?/p>

毛的創造被擊敗，能夠證明批評者的正確嗎?毛的綱領是十足的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式的、極左的唯意志論嗎”?　

“盡管毛激起的群眾運動遠未達到其預定目標，盡管這些運動未能創造出各種新體制，以便培育毛認為至關重要的新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社會主義文化，以及繼續發展社會主義，但是把億萬人民推向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促使他們去研究中國文明的方方面面，并使人們的思維方式發生了劇烈的變化”。

韓丁畢竟不是專門從事文革和歷史學的研究，寫作《深翻》時所依據的資料和資訊也是不完整的，他在本文學作品、其他論著里對中國文革的印象、探討，并非對張莊或長治——乃至中國文革運動的一種最后結論或者裁判，我們也不苛求與指望任何個人來對這么浩大的、億萬群眾參與的歷史急忙地做一個“全面的、最后的”“最深刻的”結論。但是，這位白求恩式的國際主義戰士，對中國革命的歷程和中國的文化，是真心誠意熱愛的，他實事求是、客觀地記錄了他看到聽到的文革片段，今天對我們來說都是求之不得的寶貴史料。在唯心史觀盛行，一些風頭出盡的“學者”可以任意“創造”和曲解歷史的今天，“老農夫”的韓丁真誠留下的文字和他與時俱進的認識，都是文革口述歷史研究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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