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一年，法國工人階級舉行武裝起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雖然巴黎公社只存在了短短的七十二天，但它是世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第一次偉大試驗。一九六六年中國進行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則是無產階級為了鞏固已經取得的政權而進行的第一次偉大試驗。一個是奪取政權的試驗，另一個是鞏固政權的試驗，雖然它們都失敗了，但是它們那偉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將永遠銘刻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史上和人類的文明史上。
    一百多年來，關于巴黎公社的探討、分析、評價數不勝數，更有無產階級導師們的經典分析和評價。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歷史背景及其原因以及它的意義，三十多年來，無論國內外，也有過不少的分析、探討和評價。今天，仍有進一步分析、探討的必要。

    一、無產階級鞏固政權要比奪取政權難上一百倍

    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的過程中，經歷了多少的艱難困苦和無數的流血犧牲，才換來革命的勝利果實。拿中國來說，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團結全國廣大人民群眾和各進步階層，經過了長達28年的艱苦卓絕的斗爭，犧牲了千千萬萬的革命烈士，才建立了無產階級的紅色政權。如果沒有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蘇東社會主義各國的紅旗落地，政權易人的悲劇發生，誰要說無產階級鞏固政權比奪取政權還要困難的話，可能沒有多少人會相信。而現在，相信的人越來越多了。為什么鞏固政權比奪取政權還要更加困難呢？因為：
    1、資本主義私有觀念的傳統勢力、習慣勢力實在是太強大了。資本主義私有觀念的影響力、感召力是成百上千倍地強大于社會主義的公有觀念的。沒有長達數百年的頑強不息的、每年、每月、每日、每時不停頓的斗爭，社會主義的公有觀念就不可能戰勝資本主義的私有觀念，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就不牢固，資本主義從制度上復辟的危險也就依然存在。
    資本主義制度賴以存在的思想基礎——私有觀念，它是人類社會乃至整個自然界的一種自然常態。一個人當他呱呱落地一生下來，便是一個自私自利的個體，生存的本能需要，自私自利的觀念便自然而然地植入他的大腦中，隨著人的逐步長大，如果家庭和社會不能夠幫助他不斷地克服自私的觀念，特別是社會上不能形成一個人人為公、以為公為榮的良好的社會風尚的話，那么個人的自私自利，罔顧他人的觀念便會占到上風。特別是人類自進化到階級社會以來的幾千年中，推行的都是私有制，不管是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以及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奉行的都是私有觀念，崇尚的信條都是“人不為已，天誅地滅”。國內國外，歷朝歷代，年復一年，數不清的說教、事例、典型，都在告訴人們：勤勞、奮斗、成名、成家、富貴、榮華、享樂、光宗耀祖便是人生的最高境界。這樣的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自私自利的人類本性，加上幾千年私有社會制度又不斷地將其理想化和制度化，在這樣強大的傳統習慣勢力面前，剛剛建立起來的以公有觀念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制度，簡直就是一個幼兒對一個成年人一樣。在這樣一強一弱的力量對比中，社會主義公有制度的輕易被顛覆，私毫也就不奇怪了。無產階級如果不拿出比奪取政權還要多出成百上千倍的努力來，資本主義復辟就是一種必然的結局。
    因此，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如何抵制和克服私有觀念，大力弘揚社會主義公有觀念，便成為無產階級鞏固政權的核心任務之一。
    2、最可怕、最難于防范的是無產階級政權內部產生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這些資產階級代理人一般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這些資產階級代理人本來就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們屬于資產階級民主派，他們只不過是在民主革命時期參加到革命隊伍中的共產黨的同路人而已。革命勝利以后，他們在無產階級政權內部掌握了這樣那樣的權力，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會暴露出他們資產階級的本來面目，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利用手中的權力，改變無產階級政權的性質，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另一種情況是這些代理人本來并非資產階級分子，并非一開始就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的人，他們是在社會生活中，受到資產階級自私自利思想的侵蝕，逐步蛻化變質為資產階級分子，變成資產階級的代理人。這些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可怕之處和難于范之處在于他們雖然已經蛻變成為資產階級，但他們仍舊披著無產階級的外衣，他們肩上扛著的仍然是社會主義的紅旗，他們口頭上說的還是社會主義，他們在無產階級政權內還有著顯赫的身份和地位，手中還執掌著大大小小的權力。特別可怕、特別危險的是無產階級政權的中央核心機構中出現資產階級的代理人，他們可以將無產階級政權顛覆于無形之中，他們往往可以兵不血刃，在無聲無息中完成資本主義復辟。
    3、資產階級往往最先采用的是外部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同時進行的手段對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進行顛覆。實踐證明，資產階級采取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手段來顛覆新生的無產階級政權是難以奏效的。這里面的原因非常簡單，因為無產階級政權代表的是大多數人的利益，特別是占社會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大眾。他們是舊社會中生活在最底層的人群，他們受壓迫最重，受剝削最深，生活最為艱辛。一旦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他們自己直覺是翻了身，得了解放，好像是從黑夜中盼到了天亮，從寒冬里熬到了春暖花開，一直跪著的雙腿站了起來。資產階級用政治手段去孤立無產階級政權，勞動人民在翻身之前就沒有過自己的政治利益，他們對此無所謂。用經濟的手段扼制社會主義的生產發展，廣大勞動人民原本苦難深重，他們能夠經 得起并能夠克服任何的經濟困難。用軍事手段來顛覆無產階級政權，也難以得逞。因為數量龐大的勞動大眾，為了捍衛自己的勝利果實，保衛人民自己的政權，他們會前仆后繼，在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號令下，與盡管裝備精良的資產階級軍隊進行殊死的搏斗，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任何所謂強大的資產階級軍事聯盟，都不過是紙老虎而已。雖然如此，資產階級是絕不會眼睜睜地看著無產階級政權發展壯大的。他們往往也會過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的。所以，資產階級必然地不會放棄利用各種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手段來跟無產階級進行反復較量。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實力上和軍事實力上都十分強大的資產階級同盟面前，稍有不慎，也很容易遭到失敗。
    4、一切國內被推翻的資產階級殘余勢力絕不甘心于自己政權的被推翻，而采取激烈地反抗活動，他們會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戰斗。”(列寧語)
5、采用“和平演變”的方式，以基礎廣泛、深厚地“私有觀念”為價值核心，潛移默化、培植造就資本主義的價值觀，逐步瓦解和摧毀社會主義思想基礎的價值觀，用幾十年的時間，不費一槍一彈，最終達到顛覆無產階級政權，復辟資本主義的目的。這一策略是時任美國國務卿的杜勒斯在美國朝鮮戰爭失敗之后總結出來的。當時的杜勒斯曾經預言：用時間來等待社會主義的變化，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國黨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通過西方生活方式的宣傳和滲透，和平地、不通過戰爭就可以使“社會主義”蛻變為“資本主義”。后來美國中央情報局秘密制定了針對社會主義中國推行“和平演變”的建議書，稱為《十條誡命》。具體內容如下： 
    (1)盡量用物質來引誘和敗壞他們的青年，鼓勵他們鄙視、公開反對他們原來所受的思想教育。替他們制造色情奔放的興趣和機會，進而鼓勵他們進行性的濫交。讓他們不以膚淺、虛榮為羞恥。一定要毀掉他們強調過的刻苦耐勞精神。
    (2)一定要盡一切可能，做好宣傳工作，包括電影、書籍、電視、無線電波……和新式的宗教傳播。只要他們向往我們的衣、食、住、行、娛樂和教育的方式，就成功了一半。
    (3)一定要把他們青年的注意力從他們以政府為中心的傳統引開來。讓他們的頭腦集中于色情、享樂、游戲、犯罪性的電影以及宗教迷信。
    (4)時常制造一些無風三尺浪的無事之事，讓他們的人民公開討論。這樣就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種下了分裂的因子，特別要在他們的少數民族里找好機會，分裂他們的地區，分裂他們的民族，分裂他們的感情，在他們之間制造新舊仇恨，這是完全不能忽視的策略。
    (5)我們要不斷地制造“新聞”，丑化他們的領導，我們的記者應該找機會采訪他們，然后組織他們自己的言詞來攻擊他們自己。在一些國際聚會的場所，拍攝照片時要特別留意，這是丑化他們的最佳時機。
    (6)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宣傳“民主”。一有機會，不管大型小型，有形無形，就要抓緊發動“民主運動”。無論在什么場合，什么情況下，我們都要不斷地對他們要求民主和人權。只要我們每一個人不斷地說同樣的話，他們的人民就一定會相信我們說的是真理。我們抓住一個人是一個人，我們占住一個地盤是一個地盤，一定要不擇手段，我們的商業機構和人員，都絕不能以占據了商業市場為最后目的，因為商業市場會轉眼就會失去的，如果我們沒有占領政治市場的話。
    (7)我們要盡量鼓勵他們消費，鼓勵他們擴大信用，只要他們的物價失去控制，他們在人民的心目中就會全跨臺了。
    (8)我們要以我們的經濟和技術優勢，有形無形地打擊他們的工業，只要他們的工業在不知不覺中癱瘓下來，我們就可以鼓勵社會動亂。不過我們必須表面上非常慈善地去幫助和援助他們，這樣他們(政府)就顯得疲軟。一個疲軟的政府，會帶來更大的動亂。
    (9)我們要利用所有的資源，甚至舉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壞他們的傳統價值觀。我們要利用一切手段來毀滅他們的道德人心。摧毀他們的自尊自信的鑰匙：就是盡量打擊他們的刻苦耐勞的精神。
(10)暗地運送武器、裝備給他們的一切敵人，和可能成為他們敵人的人們。
你看，這是一條多么細密、多么惡毒的策略啊!實踐證明，這確實是資產階級一條花錢最少，損失最小而又已經奏效了的顛覆無產階級政權之策。

    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成因

    鄧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的提問時說：“搞‘文化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那么，促使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具體歷史背景和現實背景是什么呢？
    1、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1945年。
    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曾在延安窖洞與毛主席有過一次精彩的關于“周期率”的對話，后來被史界稱為“窖洞對”。黃炎培在其回憶錄《延安歸來》一書中這樣寫道：“有一回，毛澤東問我感想如何？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夠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慢慢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變為多數，至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存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夠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我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可以說，從那時起，在毛主席的頭腦中就已經種下了“文化大革命”的種子了。“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場非常廣泛的“大民主”。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凡是屬于“人民”范疇的人們，都可以不經任何審批而成立自己的“戰斗隊”、“兵團”、“司令部”等各種組織，印發自己的“戰斗綱領”，散發自己的“傳單”，出版自己的“小報”，檢舉、揭發、批評任何級別的大小官員。而且在最初，作為大專院校的學生們，還可以免費到全國各地去進行革命的“大串連”，中央還要求各級政府對各地來的“紅衛兵”要管吃管住、管路費。這真是前所未見、聞所未聞。在很多人看來，這確實是“亂”。但當時的黨中央，毛主席是支持、鼓勵這種“亂”，說這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沒有偉大的氣魄，沒有堅定地相信廣大人民群眾，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及以和廣大人民群眾心連心的思想感情，恐怕是不會讓自己領導的國家這樣“亂”的，也不會讓人民群眾享有這樣大的民主和自由的。用這樣“大民主”的方式來監督自己領導的政府，來揭發國家管理層的“黑暗面”，進而清除官員隊伍中的“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從而使得人民的政權始終保持“活力”。敢于采用這種方式來鞏固自己的政權，并且能夠駕馭這種“動亂”，使之達到收放自如的境地。縱觀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除了毛主席之外，誰人有此膽略？有此氣魄？有此本領？
    2、從文化大革命前國內的實際情況分析，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勢力還相當強大，無產階級在許多領域還沒有取得真正意義上的領導權，中央和地方已經出現了修正主義。
     (1)文教衛生領域不為人民服務現象相當普遍，無產階級在這些領域還沒有取得真正意義上的領導權。
     A.文學藝術不去反映和表現占人口大多數的工農兵群眾，不是宣傳和教育廣大人民群眾。占據媒體版面和熒屏的多是封、資、修的東西，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是古人，是死人，是外國人。總之反映和表現出來的是“英雄創造歷史”而不是“人民創造歷史”，因而毛主席批評文化藝術的主管機關文化部是“帝王將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國死人部”。
    B.醫療衛生戰線嚴重地存在著不為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服務的傾向。“文革”前一年的1965年，毛主席從當時衛生部長錢信忠的匯報中知道，全國140多萬衛生技術人員中，70%集中在大城市，20%在縣城，只有10%在農村，而當時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80%，高級醫務人員中，80%集中在城市，全部醫療經費中，廣大農村只占25%。毛主席嚴厲地批評了這種狀況，他說：“衛生部只給全國人口的15%工作，而且這15%主要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C.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校的現象還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
    由于教育戰線大部份是舊社會留下來的知識分子，他們中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雖然無產階級在政治上當家作了主人，但在教育領域，教育制度、教育方針、教育方法以及教材基本上還是沿襲資產階級舊的一套。列寧在評論資產階級教育時說：“事實上，學校完全變成了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浸透了資產階級的等級思想……。”新中國成立后直到文革前，資產階級統治學校的狀況實際上還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
    (2)社會主義制度剛剛建立不久，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思想觀念還大量存在，還頑固地不肯退出歷史舞臺，而且適合于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生長的土壤依然存在，社會上還會不斷地產生著新的資產階級。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說：“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的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法權，甚至還會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社會主義在工資制度、消費品分配方面事實上存在的不平等，按照列寧的意思就是資產階級的法權，只不過在社會主義時期資產階級已經被推翻了，不再占統治地位了，因而這時的國家是“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毛主席也說：“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毛主席還說：“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加以限制。”我國的農民占絕大多數，是小生產像汪洋大海這樣一個國家。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毛主席在援引了列寧的這句以后接著說：“工人階級一部份，黨員一部分，也有這種情況。無產階級中，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這就是充滿著資產階級法權和資產階級思想觀念以及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國社會現狀。
    (3)共產黨內已經產生了修正主義即資產階級，出現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這一論斷，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不久，劉青山，張子善就蛻變為資產階級分子即是明證。在社會主義時期，黨內產生資產階級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根源和階級根源的。列寧說：“機會主義不是偶然的現象，不是個別人的罪孽，過錯和叛變，而是整個歷史時代的社會產物。”
    A.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是黨內產生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它是黨內產生資產階級的溫床和生存的土壤。仍然屬于資產階級法權的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受益最大的是黨內的當權派，而地位高、權力大也最容易使一些人脫離勞動、脫離人民群眾而變成走資派。列寧曾經十分形象地諷刺那些黨內的走資派和腐化變質分子，他在1918年《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說：“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樣看待對資本家的勝利，他們說：‘資本家經已撈了一把了，現在該輪到我了’。”
    B. 許多黨員出身于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他們中的許多人屬于資產階級民主派，這是黨內產生資產階級的階級根源。毛主席說：“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成份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級的包圍中，我們又有很大數量的黨員出身于這個階級的，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著一條小資產階級的尾巴進黨來。”毛主席又說：“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份黨員卻不想前進，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毛主席還說：“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事實上，黨內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他們從來就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只不過是黨的同路人。他們是帶著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為著尋求他們的出路而到無產階級、共產黨內“入股”來的。他們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并沒有入黨甚至完全沒有入黨。他們程度不同的接受了黨的最低綱領，但并沒有承認和實踐黨的最高綱領。他們在民主革命階段，還可以為黨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到了社會主義階段，他們不想前進了，后退了，甚至反對革命了。
    C、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影響的存在，是黨內產生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根源。在社會主義時期，被推翻的地主資產階級雖然被打倒了，但還沒有被消滅，階級還存在。特別是作為意識形態還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和相對的獨立性。毛主席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說：“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來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資產階級為了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總是通過各種渠道推銷資產階級法權觀念，推銷資產階級腐朽的生活方式，對共產黨進行腐蝕侵襲，千方百計地在共產黨內尋找和培養他們的代理人。
    (4)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修正主義上了臺，正在把蘇聯引向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的道路。
    鑒于對國內階級斗爭狀況的精確分析，加上蘇聯修正主義上臺，資本主義復辟的經驗教訓。為了確保中國的無產階級政權不變顏色，避免重蹈蘇聯共產黨變修的復轍，毛主席以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偉大氣魄，斷然發動了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三、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得失。

    先說得。
    (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所要解決的根本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斗爭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重要指示。這在當時，并沒有多少人能夠深刻地領會毛主席這個指示的重大而深遠的意義。毛主席比我們看早了幾十年哪!文革結束三十年來看中國目前的社會現狀，特別是列寧的故鄉，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解體，蘇共下臺，資本主義復辟，人民遭秧的悲慘現實。使得無產階級和普通的勞動大眾都深刻地理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懂得了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以后，最危險的敵人不是周邊的帝國主義和形形色色的內外反動派們，即使這些反動派掌握有強大的軍事武裝也不那么可怕，因為這些反動派是看得見的，明明白白地。最可怕的是黨內那些資產階級的代理人，是那些修正主義分子，是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些人是偽裝著的，看不見的，隱藏起來的，他們是披著羊皮的狼。這些人才是無產階級最危險的敵人。文化大革命為無產階級如何鞏固政權提供了思想理論武器和豐富的實踐經驗。
    (二)文化大革命賦予廣大人民群眾最廣泛的民主形式“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簡稱“四大”。這是廣大人民群眾監督自己的政府，防止政府官員脫離人民群眾，產生官僚主義和產生腐敗的最有效的民主形式，這種民主形式，是執政的共產黨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重要保證。實踐證明，沒有了這種民主形式，共產黨內就很容易產生官僚主義、很容易脫離人民群眾、很容易產生各種腐敗現象。人民的監督才是有效地監督，因為群眾的眼睛才是雪亮的，不相信人民群眾，甚至害怕人民群眾，共產黨的根基也就動搖了。以至于現在官場的腐敗現象泛濫成災，愈演愈烈，達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在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時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這種“四大”民主形式，曾經寫進了憲法，用最高法律的形式給予了肯定。可惜的是由于全面否定了文革。這一條防止官員腐敗變質的有效的民主形式被取消了。值得黨內的高層領導及廣大黨員認真反思。
    一些資產階級的“精英”說當前的官場腐敗現象是法制還不健全的結果。這是不顧事實的瞎說。事實上是改革開放以來法律年年在不斷地增加，法制是在不斷地完善，法律監督機構也越來越多，審計、監察、紀檢、法院、檢察院、人大等等，而腐敗現象卻隨著法律的逐年增多，法制的逐步完善，監督機構越來越多的情況下不見減少反而越來越嚴重。出現這樣怪象的根本原因，就是靠官去監督官，靠腐敗分子去監督腐敗分子，而不是依靠人民。一句話：離開了人民的支持，共產黨將一事無成，離開了人民的監督，共產黨也必然走向腐敗。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
   (三)廣大的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知識分子、青年學生都經受了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考驗鍛煉和洗禮。用毛主席的話說就是“經風雨，見世面”。文革期間，由于打破了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無產階級大公無私的思想、興無滅資的思想、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勇于奉獻、助人為樂等社會主義的新思想、新道德、新風尚得到廣泛的宣傳、鼓勵和發揚，而貪圖享樂、自私自利、個人主義、本位主義等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受到了普遍地抵制和批判。黃、賭、毒基本絕跡，偷、盜、搶劫等刑事犯罪降到最低點。整個社會的思想面貌和道德風尚煥然一新。
(四)文化、教育、衛生等國民公共福利事業取得長足的發展。文學、電影、戲劇從古人、王公貴族、才子佳人為中心、到勞動人民為中心。從表現古人，外國人為主題到表現歌頌工農兵為主題，從英雄創造歷史還原為勞動人民創造歷史，這是古今中外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文化現象。教育事業特別是廣大農村的教育事業獲得了很大發展。僅以山西省昔陽縣的數字來說明(全國的數字未找到，應與昔陽的情況大致)。昔陽縣1968年普及了小學五年教育，學齡兒童入學率達99.7%。1972年普及了初中教育，初中由文革前的三所發展為150所；在校學生由1119人發展到10407人，相當于文革前的9倍，高中由1所發展到19所，在校學生由130人發展到2918人，相當于文革前的22倍。當時由于發展太快，辦學條件和師資力量水平一時還難以跟上，這是應當承認的。但那可是動員整個社會力量來辦學的，而不是靠向學生收取辦學費用來支撐的。不像當今社會，擴大辦學規模的目的(如高校擴招)那是為了多收費、多賺錢的啊!再說衛生醫療。文革前，醫療衛生資源主要集中在城市，不為廣大人民服務特別是不為農民服務，占全國人口總數80%的廣大農民群眾缺醫少藥。毛主席嚴厲批評了衛生部，并提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1966年8月，全國第一個合作醫療的試點在湖北省樂園公社杜家村大隊掛牌成立，從那時起，廣大農村人口看病吃藥不花錢(只交掛號費每人次5分錢)的合作醫療制度在全國迅速推廣，許多大城市的醫務人員也下放到農村去支援農村的醫療衛生事業。
世界衛生組織和世界銀行1980年在一份考察報告中稱贊中國農村實行的合作醫療制度是“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保障的唯一范例。”可是就是這樣一項福蔭8億農民的衛生保障制度，到了2000年的時候，在被一切以“金錢為中心”治國理念的漠視下基本消亡了。2000年，又是這個世界衛生組織在對191個成員國進行績效排序中，中國被排到了144位，而在衛生資源分配不公的評估中，中國被排到了倒數第4位。醫療衛生是人類最基本的公共福利事業，因為治國理念的不同，特別是為什么人服務的根本立場的不同，一前一后和一反一復如此巨大的歷史反差，難道不值得人們深思么？
    (五)國民經濟能夠保持快速、健康的發展，科學技術突飛猛進。有人說，文革導致“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沿。”這是完全不顧事實和別有用心的糊說。誠言，在67年，68年全面內戰時經濟出現了下滑。但整個“文革”期間，據《中國統計年鑒》1981年的統計，1966年到1978年“文革”期間，工農業產值平均增速為8.5%，這還沒有包括第三產業的增長數字，但是，這也是遠高于其他絕大多數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增速的。科學技術也突飛猛進，兩彈衛星技術以及水稻雜交技術、人工合成胰島素等一大批具有國際尖端水平的科技成果就是文革十年的產物。
    (六)社會主義中國的國際聲望與日俱升，國際地位迅速提高。被以美國為首西方國家排斥，封鎖21年后，1971年，社會主義的中國重返聯合國，并且名正言順地成為具有核打擊能力和具有一票否決權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1972年2月，被號稱為最堅決的反共分子的美國總統尼克松冒著風雪跑到了北京，到毛主席的書房里拜會毛主席。據基辛格(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回憶錄中描述，他們去見毛主席，好像是學生去見自己的老師一樣，頗有點手足無措的那種感覺。而毛主席也像是在見自己的學生一樣的口氣向基辛格發問：“你就是那位博士么？”自尼克松之后，世界各重要國家的元首都爭先恐后地跑到北京來，一睹這個被封鎖20多年的，敢于與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同時抗衡的神秘的社會主義中國的風采，而且都以能夠在毛主席的書房里受到毛主席的接見為一件榮幸的事。當時的世界，就是，蘇、美、中三極鼎立的世界，整個世界基本上都是在圍繞這三個國家，根據他們的喜怒好惡來行事。再從與我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數量看，文革前十七年，西方除了法國之外，與我國建交的基本上都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國家，中立國家及亞洲、非洲的一些弱小國家。總數不到50個，到了1976年與我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已經上升到110多個。特別是毛主席創立了“三個世界”的理論后，我國不僅從道義上，而且從實際行動上都堅決支持世界上所有被壓迫、被剝削的國家和民族反抗外來侵略和欺負。毛主席領導的中國，不畏強權、敢說敢干、敢于反抗的不屈不撓的大無畏的英雄氣慨，極大地提升了中華民族的聲譽和國際地位。被劃為第三世界的廣大亞、非、拉國家，儼然將北京看作是第三世界的總部。
    再說失。
    毛主席自己給“文革”做了總結，說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三分錯誤就是八個字：全面內戰，打倒一切。
    (一)全面內戰，打倒一切造成嚴重后果。文革開始后的一兩年，全國的黨政機關幾乎全部癱瘓，領導干部基本上全部被打倒和靠邊站。學校停課鬧革命，工農業生產也受到沖擊，導致經濟出現下滑。
    (二)兩派在武斗中互相打死不少人，對社會造成了很大的傷害。
    (三)文革自始至終忽視了法制的建設。好的經驗，好的東西，如何通過法制把它固定下來，不好的也要通過法制加以約束和規范。比如說“四大”，這是群眾創造的一種嶄新的民主形式，它對于人民群眾監督政府機關，使政府官員不敢懈怠，不敢腐敗是非常有效的形式，是共產黨永遠保持活力，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強大動力。雖然“四大”被寫進了憲法，但沒有形成一部具體的法律。如“四大”的地點，是不是每個機關，每個單位都設立一個“四大”專欄，作為一個陣地，有序地進行“四大”，而不允許滿街張貼而影響市容環境。在內容上，凡是政府官員的工作問題、作風問題、財產問題等，群眾均可以進行咨詢，可以檢舉揭發，屬于國家機密的人和事除外。凡是被質詢的、被檢舉揭發的問題，有關的政府官員在規定的時間內要作出解釋。哪些屬于個人隱私的不能上“四大”，以及如何防止打擊報復等都要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不好的東西如“武斗”。文化大革命開始就提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但結果是有人武斗了，那怎么辦？也要制訂一個法律，誰武斗了，誰打傷人了，誰打死人了，就要按照法律的規定予以處罰。
    (四)文革中最大的失誤是選拔接班人的失誤。當然，不搞文革，也有選拔接班人的問題存在。但是接班人選拔的失誤的確是文革中的最大失誤。先是選拔林彪，但他是個野心家、陰謀家，王洪文更是個不成器的人。

    四、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鞏固政權的偉大試驗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失敗了，它來的“轟烈”，失敗的“悲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只不過短短的十幾年的時間，就在1991年，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個在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都與美國并駕齊驅的、強大的蘇聯無聲地解體了，列寧親自締造的，曾經領導著這個偉大國家的蘇聯共產黨灰頭灰臉地被趕下臺了，黨產被沒收了，資產階級卷土重來了，資本主義全面復辟了，廣大勞動人民又重新遭受剝削和壓迫了。在克里姆林宮上空飄揚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紅旗終于落地了，列寧墓被遷出了紅場，列寧格勒被改稱為圣彼得堡。那時那刻，千千萬萬的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的布爾什維克的英靈在莫斯科上空，在列寧格勒上空，在整個蘇維埃大地嗚咽。他們問：為什么？為什么？在中國，雖然共產黨還在執政，社會主義的稱謂還未改變。但是貧富差距在迅速擴大，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政府官員的腐化墮落愈演愈烈，一小撮資產階級精英和專家學者高高在上，以老百姓為對立面，把廣大勞動人民當作諷刺 、挖苦的對象，把勞苦大眾看作是天生的應當被壓迫被剝削的當然之物。社會上黃、賭、毒、黑、惡、假泛濫成災，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系越趨緊張，矛盾越趨擴大。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么？毛主席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毛主席還以他那偉大無產階級革命家無比睿智的眼光，洞察出在整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時期內資本主義將是隨時可能復辟的，無產階級鞏固自己政權的任務不是一般地艱巨，而是非常非常地艱巨。
歷史的腳步總是那樣急匆匆地往前趕。轉眼之間，中國“文化大革命”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法國“巴黎公社”更過去了一百三十多年了，它們給世界無產階級留下了寶貴的理論財富和豐富的實踐經驗及教訓，人類的文明史上也必將留下它們極其光輝燦爛的一頁!

(注:文中引用的數據資料來自一些網友文章和文革期間的刊物,未能一一注明出處,在此深表歉意.)

       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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