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大慶精神”

高梁

    摘要：前30年的工業建設史不應該遺忘，“計劃經濟、重工業優先、趕超戰略”奠定了我國現代工業的基礎。重提大慶精神，不僅僅是為了回顧那段人與自然的艱苦斗爭史，回顧“領導號召，干部帶頭，政治思想工作先行”的精神激勵法，也為了“以人為本”而不是“資本為本”，傳承“兩參一改三結合”，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上下同欲者勝”。

    談起“工業學大慶”和“大慶精神”，首先要明確一個問題：我們該怎么看新中國建國以來的工業發展歷程。近些年在總結改革開放30年成就時，有一種刻意貶低、甚至否定前30年工業建設史的傾向，似乎中國的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工業起飛只是從改革開放以后才開始的。改革開放的歷史功績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不用我們重復。但是之前30年的工業建設，我們不應該遺忘，應該給它應有的肯定。“計劃經濟、重工業優先、趕超戰略”在短期內建立了我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為我國日后的現代化建設奠定了的基礎。雖然其中有一些失誤，如“大躍進”、“文革”等，但總體上那段時間還是發展不錯的。據有關統計，那段時期工業增長的速度平均是11%以上，GDP增長率平均是6%。這個速度超過了當時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只有日本和我們相近。因此，只有清楚認識前30年工業建設史的成就，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大慶精神的意義。

貧油國的背景

    能源工業是國家工業化的基礎，石油是核心。建設現代工業和現代國防，離開了石油基本上什么也干不成。1949年以前，我國石油的歷史最高產量不過30萬噸，被西方人稱為貧油國。解放初期，在西北的玉門、柴達木等地方發現了一些油藏，但直到一五末期，全國的原油產量僅200萬噸，不能自給，要花寶貴的外匯進口。當時我們還沒有今天這樣龐大的加工業，可以用勞動密集型的輕紡工業產品去國際市場換外匯，只能用農礦產品去換。我國人多地少，農業生產率還很低，加上自己還要吃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從牙齒縫中摳出糧食來出口換外匯，買石油，買機器裝備。當時國內，1斤玉米從農民那兒的收購價平均是6分錢至7分錢，1萬噸玉米也就200多萬人民幣，100萬噸2億。石油緊缺，當時大城市公交車只好背個大氣包燒煤氣。更嚴重的是，石油被人卡脖子，飛機坦克開不動，國防安全都沒有保證。當時就這么個窘態。

大慶會戰：人與自然的搏斗

    當時，我們中國的科學家，不信這個邪，不相信在我國幅員遼闊的土地上就沒有石油。當時的地質部長、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等專家，提出了新的石油生成理論——“陸相生成理論”。根據這個理論，1959年，石油部勘探隊伍在黑龍江的松遼盆地找到了大型工業油田。這一年趕上建國十年大慶，所以把這里命名 “大慶油田”。
    大慶位于哈爾濱到齊齊哈爾之間，中心位置是薩爾圖，是一塊濕地，當時的石油部長是余秋里，一條胳膊，紅二方面軍出身。在1959年發現大慶之后，決定搞一場“大慶會戰”。所謂會戰，就是集中全系統的技術力量、建設資金、機器設備等，把這個油田拿下來。當時正是國家三年困難時期，國家壓縮基建規模，資金極其緊張，人都吃不飽。正是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中央咬緊牙關，支持石油部集中力量打殲滅戰，石油部副部長康世恩任會戰總指揮，親自蹲點，經過三年奮戰，拿下了大油田。到1963年底，周總理在二屆人大四次會議宣布，中國已經實現了石油自給，依靠洋油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大慶會戰是毛澤東時代工業戰線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典范，突出體現了“革命加拼命”的奮斗精神，嚴格科學一絲不茍的工作態度和干群團結的工業管理模式。“工業學大慶”的精神，到今天仍不失強烈的現實意義。
    1964年4月19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新華社記者袁木、范榮康采寫的長篇通訊《大慶精神大慶人》，首次報道了我國的大慶油田，并在次日的《人民日報》全文發表。文章對大慶會戰進行了詳細的描述：“……創業伊始的年代，建設者們在一片茫茫的大地上，哪里去找到一座藏身的房子啊！人們有的支起帳篷，有的架起活動板房，有的在不知道什么時候被丟棄了的牛棚馬廄里辦公、住宿。有的人什么都找不到，他們勞動了一天，夜晚干脆往野外大地上一躺，幾十個人扯起一張篷布蓋在身上……，幾場蕭颯的秋風過后，帶來了遮天蓋地的鵝毛大雪。人們趕在冬天的前面，自己動手蓋房子。領導干部和普通工人，教授和學徒工，工程技術干部和炊事員，都一齊動起手來，挖土的挖土，打夯的打夯。沒有工具的，排起隊來用腳踩。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壘起了幾十萬平方米土房子，度過了第一個嚴冬。就在那樣艱苦的歲月里，沉睡了千萬年的大地上，到處可以聽到向地層進軍的機器轟鳴聲，到處可以聽到建設者們昂揚的歌聲：‘石油工人硬骨頭，哪里困難哪里走！’……”
    報紙同時刊登了人拉肩扛卸車的照片——當時薩爾圖小站缺少裝卸設備，干部和工人們為了搶時間爭速度，齊心協力，靠人拉肩扛，硬將近10噸重的鉆井設備卸下火車。這一激情澎湃的場面，在1975年上映的電影《創業》中生動地再現。那才是真正的“感動中國”！
    ——這就是大慶會戰，是新中國第一代石油工人在條件極為艱苦的環境中創造出的共和國工業史的奇跡。

王進喜——創業者的突出代表

    現在我們提起“大慶精神”，首先聯想到的就是“鐵人王進喜”。提起王進喜，最感人的一件事就是他用身體攪拌泥漿。我們不妨看看前面提及的長篇通訊中的描述，“無語的大地，復雜的地層，對于石油鉆井工人來說，有時就好像難于馴服的怪物。王進喜領導的井隊在打第二口井的時候，出現了一次井噴事故的跡象。如果發生井噴，就有可能把幾十米高的井架通通吞進地層。當時，王進喜的一條腿受了傷，他還拄著雙拐，在工地上指揮生產。在那緊急關頭，他一面命令工人增加泥漿濃度和比重，采取各種措施壓制井噴，一面毫不遲疑地拋掉雙拐，撲通一聲跳進泥漿池，拚命地用手和腳攪動，調勻泥漿。兩個多小時的緊張搏斗過去了，井噴事故避免了，王進喜和另外兩個跳進泥漿池的工人，皮膚上都被堿性很大的泥漿燒起了大泡。那時候，王進喜住在工地附近一戶老鄉家里。房東老大娘提著一筐雞蛋，到工地慰問鉆井工人。她一眼看到王進喜，三腳兩步跑上去，激動地說：‘進喜啊進喜，你可真是個鐵人’，就這樣，‘王鐵人’這個名字就這么叫出來了。”
    其實當時大慶會戰中，像王進喜這樣的英雄，絕非個別，而是一批，那是一個英雄輩出的年代。《大慶精神大慶人》提供了一組英雄形象：“馬德仁和段興枝，也是兩個出名的鉆井隊長，在最冷的天氣里，下到泥漿池調制泥漿；薛國邦，油田上第一個采油隊長，戰勝了許多困難，使大慶的首次原油列車順利外運；朱洪昌，一個工程隊隊長，用雙手捂住管道裂縫，堵住漏水，讓焊工在自己的手指邊焊接；奚華亭，維修隊隊長，在一次油罐著火的時候，跳上罐頂，脫下棉衣，壓滅猛烈的火焰；毛孝忠和蕭全法，兩個通訊工人，用自己的身體聯接斷了的電線，接通了緊急電話……”。

深遠的戰略意義

    大慶是我國第一個完全依靠自己力量，勘探設計和開發的大油田。從1964年開始，我們石油的產量每年以18%的速度猛增，文革期間也沒有停止。大慶會戰后，我國又在東部和中部相繼開發了勝利、大港、中原、華北等油田。到1978年，我國原油產量突破1億噸，等于1957年的50倍，世界排名第八。（80年代起，原油產量增速趨緩，現年產1.8億噸）
    “大慶會戰”成功，意義極其深遠。它一舉解決了制約工業發展的最重要的能源瓶頸，不僅節約了大量寶貴的外匯，而且給我國未來石化工業的發展、解決人民吃穿問題，打下了堅實基礎。沒有石油天然氣為化肥、化纖工業提供原料，僅靠20億畝耕地和原始耕作技術，再怎樣發揮“私人積極性”，也很難解決吃飯穿衣問題。而且，隨著石油的增產和形成出口能力，從70年代開始我國外匯逐漸寬裕，并開始成套引進西方先進技術裝備，有力促進了工業技術的進步。

“工業學大慶”

    毛主席號召“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核心都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但大慶的標桿意義還在于，從會戰中形成了帶有革命風貌的工業管理模式，也就是嚴格管理和科學精神。
    嚴格管理是建立在干群融洽基礎上的。大慶經驗非常重要的一條是 “三老四嚴”：“對待革命事業，要當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對待工作，要有嚴格的要求，嚴密的組織，嚴肅的態度，嚴明的紀律”。從這個意義上看，它和“鞍鋼憲法”是一致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三結合。
    我們國家的油藏并不豐富，要充分開采原油，就必須技術創新。另一方面，我們國家的油質較低，含硫量較高，比較粘稠，需要脫硫，這也需要技術創新。現在，中國的采油隊伍到國外去采油，比如非洲，前面國家的采油隊已經采了一圈走了，剩下的油給我們采，但我們采出來的油產量比他們的還要高，為什么？因為我們有獨特的技術，這技術完全是我們石油戰線工人踏踏實實地搞技術創新的結果。
    我國油氣田大多是陸相沉積型，滲透性差、油質含蠟高、粘度大，開采難度很大，采出相等的油要比外國付出更多的投入和艱辛。從大慶時代起，在找油、采油技術研發方面，連續多年投入巨大費用，在巖性油氣藏勘探、裂谷盆地油氣藏快速評價、提高采收率、地球物探、鉆井工程、油田化學等領域的技術水平，都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石油人在技術上精益求精，組織了多項科技攻關，鉆井速度和質量不斷進步。在新油田開發中，鉆井速度大大提高。一般的鉆機，日運行費用1萬美元左右。過去兩到三個月打一口井，現在用氣體鉆井技術，一個鉆頭29小時打穿。
    手中有獨門技術，走遍天下。近年來中石油在哈薩克斯坦、秘魯、蘇丹等地拿到的油田，很多是前蘇聯或西方石油公司鉆探開采后放棄的地方，中國公司又成功鉆出油井，定位準確，產量可觀，這使得中國石油集團名揚全球。

精神鼓勵和“先生產后生活”

    那個時代比較強調精神方面的東西，強調組織性，物質方面的鼓勵欠缺。從文革起，獎金取消了十年，工資十年不漲，但工業方面卻沒有出現大的滑坡，為什么？這應該是精神、組織的力量在起作用。領導號召，干部帶頭，政治思想工作先行，革命精神鼓舞工人，干部和工人同甘共苦。以黨、團支部為核心，發揮少數先進工人的模范作用，團結多數，帶領大家一起把工作完成。
    當時強調“先生產后生活”，在大慶，一般干部、技術人員和工人都住一樣的“干打壘”，就是東北農村的土房。不僅是工人的生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都提高得很慢。我1976年到大慶去，“大慶會戰”已經結束12年了，大慶人還是住的干打壘。當時吃的也就一個月幾斤細糧、幾兩油、幾兩豬肉，就這么多東西。這樣長久下去是不行的。經濟建設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讓人民幸福。為了我們后代的幸福，暫時艱苦些是可以的，但如果老是這樣，很難長期調動人們的積極性。
    改革開放，中央就意識到這個問題。第一恢復獎金制，第二給工人提工資，這是很有必要的。過去我們過分強調內部平等，干部要承擔更多的工作壓力，面臨很多的風險、責任，如果報酬和工人一樣拉平的話，的確干部的積極性會受打擊。但問題在于，我們現在又走到另一個極端，干部比工人工資高出幾十倍、上百倍，反過來這又打擊了工人的積極性，所以我們在這中間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以人為本”還是“以資本為本”？

    在今天，我們重提“大慶精神”是很有必要的，特別是在所有制多元化之后。現在私營企業、外資企業的邏輯是資本主義邏輯，資本家是主人，資本是主體，工人不是主體，工人只是勞動商品，是產生剩余價值的工具，是人口紅利的制造者。但是如果我們把企業當做一個組織來看，這種資本主義的邏輯是非常片面的、有害的，這叫“以資本為本”。
    “以人為本”和“以資本為本”是兩種根本對立的哲學。什么叫以人為本啊？人在企業中間分為所有者、管理者、技術人員和工人，誰是大多數？誰在運轉這個企業？應該是管理者、技術人員和工人共同努力來運作這個企業。如果不把技術人員、工人等多數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不把他們當人看，只是當成賺錢機器，如何讓這個企業真正有持久的活力？在一個人多資源少的國家，這種模式可以持續嗎？
    所謂“大慶精神”，不是單純地講要艱苦奮斗，而是要“以人為本”，要把干部和群眾，管理人和被管理人之間關系協調起來，形成一種能夠上下同心的機制。在《孫子兵法》中就有一句話“上下同欲者勝”。外國的管理學家也早就認識到這一點，“企業管理就是讓企業領導人的宗旨變成全體企業員工共同認同的目標”。但到了今天，這些都置若罔聞，只剩下一條：產權改革，讓工人當牛做馬。這種管理理念只適用于100年前的原始資本主義。

（責任編輯：鄧守亮*）

● 高梁，原國家發改委體改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研究員。

* 本文據鄧守亮訪談錄音編輯而成，經作者審訂。

2009年《綠葉》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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